摘要：马涛、施华提出封闭性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和国家为本位的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特点，也就决定了混合所有制的经济结构和以儒家伦理为主干的历史文化根基。钟祥财提出随着封建国家的建立，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方法论中既有个人主义的方法论，也有整体主义的方法论，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实现经济思想方法论整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科学兼容，是中华文明真正步入现代潮流的关键所在。宋丙涛、张庭从两希合流与殷周之变探讨了东西方文明分流的历史基因，认为东西方文明演化路径差异可以从公共经济体制构建成败的差异上得到说明，批判了西方中心论者的错误观念，探讨了中国文明的现代化转型。周建波提出由于地理环境、土质结构的差异形成了东西方不同的文化风格和发展道路，中国文化的最大特点是由于超血缘农村公社瓦解较早而形成了重视血缘、重视国家的文化传统，同时通过中古时期佛教的传入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论证了中国发展道路的特殊文化基因。

关键词：经济思想；道路自信；历史演化；

本文载于《学术月刊》2020年第3期。

作者：马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上海 200433）；施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上海 200433）。

中西方先民的经济活动无疑都以一定的地理环境为依托，地理环境不同就必然要影响到生产方式的选择，生产方式的差异又会影响到经济形态的不同，不同的地理环境影响下的经济形态又必然会影响其经济观念。反过来也一样，中西方经济观念的不同又必然会影响中西方历史发展道路的不同。

一、独特的地理环境

与古希腊罗马三面临海的地中海地理环境不同，华夏文明诞生的这块黄土地，从地理位置上看，它位于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岸，最为鲜明的特点是四周有天然的屏障：北面是寒冷的西伯利亚荒原，气候严寒，人烟稀少，这一地区的古代民族活动的范围常以贝加尔湖和外兴安岭一线为限，很少与中原人往来；西边是阿尔泰山、喀剌昆仑山以及沙漠戈壁，人迹罕至；西北为帕米尔高原，山路崎岖，汉代在这里虽然形成了丝绸之路，但在先秦时期这里是一个巨大而高寒干旱的地区，很难逾越；西南的喜马拉雅山则是世界上最高的山脉，成了中国与东南亚之间交往的地理障碍；东面自黑龙江东岸沿海直至东南沿海都是浩瀚的大海，海岸线长达2万多公里。这一独特的地理环境在交通不发达的先秦时代形成了华夏文明与其他文明天然的屏障。

在这一封闭的地理环境里，黄河流域构成了中华文明的摇篮，先秦文明就主要起源于这一领域。“黄河”之称始见于西汉初年，在先秦时代黄河被称为“河水”。黄河流域大约有七八十万平方公里，地理环境属黄土高原和冲积平原，古代这里是林茂草肥的自然生态环境。养育黄河文明的是由西北方沙漠和戈壁地区吹来的粉沙黄土覆盖了从黄土高原向东到大海的整个地面。黄土质地疏松，具有天然的肥力和吸水性，十分有利于原始农业的耕作。独特的地理环境下形成的中华文明的一个鲜明特点，是不同于古希腊罗马重视商业贸易、追求向外扩张的海洋文明，而是推崇“上善若水”、追求文化的同化和融合。

在这一半封闭的温带大陆型地理环境中，治理黄河工程建设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维持这一中央集权政府的社会基础是建立在小农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家国一体的宗法社会，它十分强调社会等级的秩序，强调社会“礼制”的规范，强调对中央威权的维护。中华文明诞生最早的国家形态夏、商、周就是大一统的政治格局，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进一步强化了这一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大一统国家体制的优点是有利于克服小农经济的分散性，集中力量办大事，创造较高的生产力水平。与西方中世纪的落后相比，唐宋文明的兴盛和经济的发达就是最好的证明。

二、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特点

黄土地与地中海不同地理条件下产生的东西方文明，自然会在经济思想研究的内容和政策观念上有诸多不同特点。具体而言，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是大一统国家政权和小农经济条件下的产物，经济思想明显具有国家本位、看重增加政府的财政赋税，强调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并带有浓厚的伦理属性的特点。有别于此，西方强调家庭庄园本位、看重增加微观个体的财富和价值、强调市场的价格调节，带有浓厚的宗教神学属性。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之所以具有明显的国家本位的特点，是因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十分强调经济研究的出发点和制定经济政策的立足点是要以国家的利益为核心。汉语的“经济”一词古代的含义就是经邦济世，即如何去更好地治国平天下，讨论的多是治理国家需要解决的经济政策问题。中国传统经济讨论最多的土地、货币和财政这三大问题，体现的都是国家本位的特点。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关于土地问题的讨论十分丰富，并总是围绕着如何抑制土地兼并进行，核心内容无非是行井田、限田、占田等均分土地。这是因为土地兼并造就了与国家利益相悖的大土地所有者，土地财富向豪强集中会诱发社会的矛盾，从而危及国家政权的稳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对货币起源、职能等的讨论也很多，目的也是为了“操谷币金衡，以定天下”（《管子·山至数》），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目标。历史上各个王朝关于货币发行权、货币价值轻重等的讨论，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中国古代货币的滥发（尤其是宋代以后纸币的滥发）都是为了解决政府的财政危机。财政问题自先秦起就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史讨论的重点。中国经济思想自先秦以来，国家财政一直是国家最迫切也是最需要解决的经济问题。研究国家的财政经济问题就是为了富国强兵，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政府制定各项经济政策也都必须站在国家的立场，把增加财政收入作为核心，这也导致了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有关财政政策的内容相对西方要丰富很多。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之所以讨论“富国”为主流，都是与维护国家集权的政治统治分不开。这也就决定了在中国古代赋税问题一直是思想家们最普遍关心和重视的社会经济问题，赋税政策也就十分丰富。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最具代表性的管仲学派的“轻重”理论，无一不是立足于增加财政、巩固政权的富国目标。货币理论上，虽然单旗提出了货币流通量应当同商品流通量相适应的思想，但历代讨论货币问题的人都是把货币问题当作财政问题来讨论的，尤其是财政性发行的货币，解决国家财政问题的政治意图十分明显。这就有别于西方传统经济思想中强调微观个体的欲望、追求财富的效用和价值的增值以及“公平价格”分析的经济思想。

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虽说也有以司马迁《货殖列传》为代表的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但以管仲学派为代表的“轻重论”一直居于主流的支配地位。“轻重论”主张国家需要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主张富国第一，主张国家直接经营工商业，主张控制物资、控制市场、调控供求、平抑物价。管仲学派提出的轻重论由轻重之势、轻重之学和轻重之术三个部分组成。轻重之势讨论国家干预经济的必要性和目的，轻重之学讨论的是干预的原理，核心是价格理论。轻重之术是依据“轻重之学”制定的一系列国家调控干预经济的具体政策措施，如运用行政手段调控市场，如对重要自然资源垄断、禁榷专营。国家通过“轻重之术”，既增加了财政收入，也实现了经济发展的目标。轻重论在中国传统经济政策思想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自然也成了历代理财家利用的理论武器。轻重论者主张富国第一，强调政府对经济活动加强干预，实行官营禁榷，都突出了国家财政的意义。汉代的桑弘羊是运用轻重论调控经济的一个典范，历代统治者都不同程度地继承了轻重论的理论和政策，实现了“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经济治理目标。

中国传统经济政策思想强调“以义生利”、德本财末、道德优先的价值取向，对经济政策的评价多是从以“义”为先的伦理价值的评价出发，而不是像西方那样从人的欲望或需求出发。它强调在经济政策上要把维护国家的政治秩序作为最高原则，强调“以义统利”，要求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要置于从属伦理的地位。在这一观念的影响下，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形成了“贵义贱利”经济价值观念。“贵义贱利”强调人们对私利的追求要合乎社会伦理的规范，不是否定人们对利的追求。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天人合一”“阴阳平衡”的整体思维，这影响到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就表现在分析具体的经济问题时，不仅着眼于经济规律的探讨，也关注相关的社会政治、道理伦理等方面的影响。如，主张安插流民、募民屯耕、体恤民众生计、爱民如子等，目的是为了稳定社会的政治秩序；主张抑末、禁奢侈品生产和消费，则是要维护社会纯朴的风气，担心世风不正会破坏了社会的伦理道德秩序。强调“重本抑末”“黜奢尚朴”，也有维持社会风气纯朴的考虑。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家在观察、处理和分析各种经济问题时总是表现出浓厚的以政治和伦理的标准来评判经济的取舍倾向。这种重视“修齐治平”的伦理属性的特点自然与中国古代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种经济模式中，以家庭、家族为生产单位的血缘亲属关系，人与人之间更多的不是利益关系，而是人伦关系，调节这种经济实体等级关系的伦理道德规范和纲常就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经济政策主张也不得不接受这一经济形态的制约。结合中国经济政策思想的历史发展而言，从远古到近代，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经济改革中都有一条主线贯穿在各种政策措施之中，那就是追求平衡和谐，强调在一个中心的两端，有相互平衡与制约的两个点，政策的实施应追求这种平衡。历代政府在决定政策方针等方面，都强调利用相反相成的机制和措施，根据执两用中的原理取其调控与制约的均衡，故能转向而不脱轨，转体而不变性，守住中国历史的文化根基。

三、中国发展道路的历史文化根基

政治上的中央集权体制、经济上的多种所有制混合结构、意识形态上的儒家伦理，这三者构成了中国发展道路的历史文化根基。

秦汉以来，中央集权制、地方郡县制、官员代理制是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明显特征。中央集权政府的存在客观上有利于推行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管子·牧民》篇就讨论了国家治理经济的重要性。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对政府的经济责任以及政府如何承担这一责任有着许多的论述，汉代的重要历史文献《盐铁论》就是这一论述的代表作。这与西方尤其是近代以来政治与经济分离的发展道路明显不同。在近现代东亚经济的崛起中，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受中华文化的影响，都在不同程度上推行了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使得它们在20世纪60—70年代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东亚模式”留给我们很多的启示。中国传统经济政策思想中的“轻重论”在汉代桑弘羊之后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历代统治者都不同程度地继承了“轻重论”的理论和政策，这也是我们今天需要认真发掘的理论遗产。

大一统国家需要庞大的财政开支，为解决国家的财政收入就必须发展国营工商业。商周时期国营工商业就已经起源，春秋战国时期获得了进一步发展，规模有所扩大。“工商食官”的国营经济为国家增加了大量的财政收入。从秦汉开始，国家已建立了完整的国营工业管理体系，代表了国家的先进技术水平，满足了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自身消费的需要。禁榷是国家垄断某种商品的产销，它始于春秋初年管仲在齐国推行的垄断盐铁的生产和销售的“管山海”政策。西汉武帝时禁榷制度进一步完善，并为历代政府所沿袭，禁榷的范围也不断扩大。均输平准也是从汉武帝时期开始，由国家调剂运输、平衡物价，既可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又可以保证中央物资的供应。历史上桑弘羊的改革、王莽的新政和王安石的变法，本质上都是运用中央集权的行政力量干预或调控商品流通，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汉武帝还把货币的发行权垄断在中央政府手中，以增加国家对经济的调控能力。自南宋国家正式发行会子以来直到19世纪中叶，所有主张发行纸币的货币思想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把纸币的发行看作是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和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货币政策思想中，满足国家财政的需要总是被置于首要考虑的地位。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经济所有制结构明显呈现出混合所有制的特征。在经济结构的治理上既重视国有企业以及国家对土地和金融的控制，通过扩大社会经济中的国营企业增加收入来充裕国家财政，也给民间经济的发展留出充分的空间。如，在工商业经济中就呈现出三层资本结构共存：顶层是国家资本，底层是自由民间资本，中层是国家和民间的互动合作。这一资本结构中凡是关系到国民经济支柱的领域一定是国家占据主导地位，但又给民间自由资本留出大量的经济空间，国营资本与民间资本有合作也有竞争。同时对国有资本的经营范围又有明确的限定，如，汉代的《盐铁论》中就对国有企业可经营的范围进行了明确的界定。通过这种混合资本结构的设计，就可以维持政府与市场的平衡。这种混合资本结构也就决定了在中国市场一定要服从国家治理规则的规制，从而有别于西方完全自由或资本占据主导的市场。这一点对今天也具有很好的启示。从中国历史的经验看，如何实现国有资本、民间资本以及国家和民间混合互动资本的平衡一直充满着挑战，也是今天需要认真解决的重大理论课题。

儒学强调行“仁政”，实现“富民”目标是国家的责任。现代以来，以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为代表的东亚国家就深受儒学这一价值观的影响，在发展本国经济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自汉代以来儒家学说上升成为治理国家的意识形态，强调富民与富国的统一，强调经济活动与政治秩序和伦理规范的统一，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具体言之，政策思想主体在指导社会经济活动、规范社会经济行为时，力图使追求实际物质利益的经济行为同时也能成为一种合乎社会伦理的道义，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追求。中国传统经济政策和制度设计都体现有这一特点。儒家伦理还构成了中国传统商业伦理的基本内涵。中国传统商人受儒家伦理的影响，在商业经营上推崇诚信、追求勤奋敬业和修身正己、同舟共济，就是在实践儒家伦理，并形成了儒商的经营理念。儒商在商业运作上讲究货真价实、以诚待人、天道不欺。韦伯认为新教伦理中的“天职”观念成为英国资本主义经济产生和发展的精神动力，在古代中国儒家的修身齐家的“成德”观念也发挥着类似于新教“天职”观念的历史作用，助推着中国古代商品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在今天，也需要大力提倡弘扬历史上的儒商精神，使之成为现代企业家的一种精神人格和工作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