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毓生/口述

严搏非/整理

我和中国文化的最初接触，是我的母亲。

我出生在一个相当富裕的家庭，但我母亲，却经历过非常艰困贫寒的生活。我的外祖父闯关东，得了痨病（肺病），不到五十岁就去世了。外祖母一个人带着五个女儿和一个弱智的男孩在山东黄县农村生活，非常艰苦，每年一家人只有两斤油，几个女孩很小就要劳作，织发网换钱。所以虽然我在富裕家庭中长大，但我从小的教育却更多地来自母亲那些贫苦生活的经验，以及对贫穷的深切的同情。

我家有一个带我的保姆张妈，张妈原来是满洲贵族，干净、守礼，有人格上自然的尊严，我和张妈之间，有一种承认差异下的相互尊重，虽然我还只是个小孩子，但这种尊重发自内心，成为心灵秩序的一部分。张妈称呼我“二少爷”，身份差别的礼节很分明，而我上学出门时，除了给我母亲行礼，还会给张妈行礼。我对张妈，有出自内心的尊敬。

所以对我来说，人和人之间的平等，对穷苦人的同情，从小就是很自然的事情。我母亲常说，我们是草木人家，不是书香门第，但我们家里处处表现出的中国文化中的人情和善意却是根本的、本体意义上的。记得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有一次张妈非常着急，她的儿子来了。张妈不让他进来，叫他在大门外的树下等着。原来张妈家里需要一大笔钱，不然仇家就要寻仇。张妈去告诉了我母亲，我母亲很急，立刻就打电话通过我父亲在天津的工厂驻北京办事处筹钱。但那天已经晚了，要第二天才能筹出那么多钱。结果，我母亲急得腮颊肿了起来。第二天办事处送钱来了，我母亲和张妈一起送钱去了在雍和宫附近贫民区张妈家，事情就解决了。这件事给了我很大影响。中国人的道德情操中的最高境界里，有一种设身处地的同情心，它会产生不同身份下的同一之感，这种平等比由上而下同情式的平等要高得多。

我在北师附小（北京［当时称作北平］市立师范学校附属小学）读了六年书，又考上了师大附中（国立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读了一年半，到了1948年年底，跟家里人一起去了台湾。我上小学的时候，时时感受到那些老师们对小孩子的爱护（那些老师可能多半是左倾的），非常纯正，是赤诚地关怀下一代，这让我很喜欢学校生活。当时我有一个怪想法（现在已经忘了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要成为每天第一个上学的人，在校门还没开的时候去敲门，等工友来开门。于是，我就每天很早出门了。有一天，天蒙蒙亮，我像往常一样走过家门前大拐棒胡同尚未转入小拐棒胡同之前，看到一具尸体——一个人冻死在那里！这给我的震撼太大了！这是一个太强烈的对比。我刚从温暖的家中出来，跟张妈说完再见，就看到了路边被冻死的人。我觉得太不合理了，这是一个什么国家啊？怎么会有这样凄惨的事情发生？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心中逐渐浮现出来一个自我要求：就是要弄清楚为什么这个国家会有这么不公平的事情发生。那是我在小学六年级的事情。国家中种种不合理的现象第一次以这样强烈的方式进入我的内心。（当时心中对于“国家”与“社会”并未加以区分。）

上了师大附中以后，我的思想很快开始开窍。当时的国文老师非常优秀，他是师大的一个副教授，担任见习班国文课的指导老师。他告诉我们：同学们在中午两个小时的休息时间不要光打球，可以到琉璃厂去看看书，那里有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中华书局。琉璃厂离师大附中很近，只有几分钟的路，我就去了。看到有朱光潜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有鲁迅的作品，也有胡适文存。我就买了一些。胡适的作品我一下子就看懂了，不困难，但是鲁迅就不同了，有些我看不懂，像《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还有一些，我看了觉得心里非常不安，尤其是祥林嫂那篇，给我很大的刺激，觉得太惨了。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我的不安。这个时候，胡适之先生给了我一条路：他在《易卜生主义》中说，如你想要为国家做些事情，就需先将自己“铸造成器”。这让我明白如要让中国变得较为合理，首先需要充实自己，不要随着口号起舞。（后来随着我的学识的增长，我发现胡先生的思想有许多不足与失误之处，例如，他提倡科学却把科学讲成科学主义——这是后话，参见拙作《心平气和论胡适》。）

我少年时代读鲁迅，一是非常不安，里面那些凄惨的故事，比如祥林嫂、人血馒头，就像我见到路边冻死的人，使我心里感到非常不安。但也有非常光明的，比如《故乡》中写的少年闰土和他的玩伴作者自己，就有非常美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是一种充满了“节制与温情”（restraint and tenderness）的关系，有特别的力量。在《故乡》的末尾，鲁迅写道：“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许多人常常注意的是最后一句，但我常常记起的是“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非常的美，象征着少年的作者与闰土之间圆满无碍的纯正友情。

鲁迅的《在酒楼上》写船家女儿阿顺，“瓜子脸”“像晴天一样的眼睛”（林先生此时找出《彷徨》中的这一篇，开始念，一度似乎哽咽起来——严搏非注）：“我生平没有吃过荞麦粉，这回一尝，实在不可口，却是非常甜。我漫然的吃了几口，就想不吃了，然而无意中，忽然间看见阿顺远远的站在屋角里，就使我立刻消失了放下碗筷的勇气。我看她的神情，是害怕而且希望，大约怕自己调的不好，愿我们吃得有味。我知道如果剩下大半碗来，一定要使她很失望，而且很抱歉。我于是同时决心，放开喉咙灌下去了，几乎吃得和长富一样快。”这里描写的中国文化中的人情关系，作者和阿顺并不为阶级的差异所隔阂，有一种真正的设身处地的同情和平等，而这种同一之感，正是中国文化道德情操的最高境界之一。

我早年读鲁迅，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鲁迅一方面决绝地要扫除所有的传统文化，他说，《阿Q正传》“不是嘲弄与怜悯”［许广平编：《鲁迅书简》（上海，1946，页246）］而是描绘 “中国国民的灵魂”和“中国的人生”（《集外集》俄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序传略》）——那样的“灵魂”、那样的“人生”根本不值得活下去！但，另一方面，他笔下又有闰土、阿顺与作者本人的这样美好的人间关系——这些关系跨越了阶级的隔阂，有差序格局下的相互尊重，有设身处地的同情和平等。这种不同身份下的同一之感，在鲁迅那里表现得很自然，这是因为它本来就是内在于这个文化由这个文化孕育出来的。这又是怎么回事？一个中国文化的儿子，能写出这么深刻的人间感情，另一方面，又那么凶悍、毫无伤感地写这个文化吃人，要抛弃所有的中国文化，他还没有发疯？

所有这些困惑，是我研究鲁迅最初的原因。及至后来，我终于慢慢发现，在这些困惑的后面，蕴含着的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性困惑”。而这个“巨大的历史性困惑”，正表现为中国现代思想中最深刻的危机。就如鲁迅写阿Q那样的中国国民的灵魂，得到的是完全绝望的结果。阿Q不能面对现实，有一套精神胜利法。阿Q还有一套完整的世界观，有完整的对待世界的办法。不光如此，他还很快乐！他到临死那一瞬间才知道要死了，但他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要死。如果中国是这样的，那就只能等待毁灭，然而问题却在于，阿Q是并不知道这个结果的。这是一个死结。这样的一个逻辑结果，鲁迅根本承担不了。他必须为这个死结找到一条出路。但鲁迅是失败的，他陷入了新的死结之中。终其一生，他也没能回答这个“巨大的历史性困惑”。这本书中的几篇文章，就是为了回答我从少年时起心中所产生的对于鲁迅先生的困惑和他身上所反映的现代中国深刻的精神危机，以及，来尝试回答这个“巨大的历史性困惑”。

第一次口述：2016年6月5日下午

第二次口述：2016年6月7日下午

于台北“中央研究院”学术活动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