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记

昨晚上近午夜时突然收到树成同学从南宁传来的一个文本，原来是我今年初应南宁同学们之请在南宁缘点学园所作的一个讲座的文字稿。我浏览一过，深为感动。随着年岁日齿渐长，人生阅历增加，对生命的体验也颇为不同。然心有所感，是为私人性，而化而为文字，方具公共性。从私人性转而为公共性，则端赖诸同学之力。录音、录像及文字转换，外加校对，诸同学不惮其烦。若非心有所期许，何克于此！回思三年来，应同学们之请所作讲演，整理成文字已有数十万言。本来是我心中一些对于生命的偶感，竟然有缘能以文字的形式保存，何其有幸也。我除了对南宁诸同学表示感谢之外，还能说什么呢？并在此祝福远方的同学们！

魏敦友

匆草于武汉武昌沙湖之畔，湖北大学4-2-5-601

2021-9-23

缘起

各位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今天很高兴有这么一个机会,让大家又重新聚在一起。特别感谢我们的覃总编、陈钇冰老总，还有郑敏处长以及各位同学。今天这个讲座，也是我反思人生的一个契机。因为我们1月16号讲过一次《五眼看人生》，大家应该还记得吧，那次我们人很少，只有七八个人，当时我要回老家仙桃，海华和我商量的时候，我就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如果说1月16号不讲的话，很有可能会拖得很久了。海华说，那就按原计划讲吧，于是当时就讲了《五眼看人生》这么一个题目。实际上这是我思考很长时间的一个话题，但是上次讲的不是很通透。今天的讲座，我觉得是跟《五眼看人生》有一个内容上的连续性。那我就先从本次讲座的缘起开始讲。

缘起，从外缘来讲，就是海华的邀请，因为我根本就没有想到今天会有这样一个机会跟大家相聚在一起，所以我觉得特别高兴。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内缘，也就是所谓的内在的一个缘分，我们都知道任何事情都是有原因的，缘起缘灭嘛。我们今天能聚在一起也是有缘。这样一个不经意的场景出现在无数的可能性里面。缘，其实已经诞生了，也证实了它的现实性。所以，整个世界有很多可能性，但是只要有一种可能性变成了现实，这就是有缘的。

今天为什么讲这样一个题目呢？记得当时海华说：“老师给我们做一个讲座吧。”我说那行，讲什么呢？后来我突然想到在年前写过一篇小文章，估计有的朋友们已经读过，就是1月5号在江南博士还有如山等同学们的触发之下写成的。这实际上也是我内心深处的一个写作倾向，就是在我小的时候，我有四个好朋友，但是经过了四、五十年的时间，我们的命运各不相同，一直想把这段经历写出来，结果1月5号那天就把它写出来了，也就是在微信里面以聊天的形式，写着写着就写出来了，主要是在江南博士的触发之下，在同学们的督促之下把它写出来的。后来如山说，给文章取一个题目吧，以便保存。经过一番思考，我就给它取了个题目，叫《一个江汉小村里四个少年的故事》，写着写着，我自己都很感动。之后我犹豫了好久，要不要把它登出来？或者说要不要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故事呢？因为里面有些属于隐私的事情，所以我一直犹豫着。今年在老家仙桃的时候，有一天我突然想到，还是把它放出来吧。这篇文章主要是对人生的一个回忆和思考，在“前记”里面我讲到了两个人物，一个是张世英先生，他在41岁的时候解读过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到了79岁的时候，也就是又过了38年的时间后，他重新解读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他说：“我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了，面对青年时期讲过的同样一本书，同样一些道理，我更深切地体会到黑格尔的一句名言的含义：青年时期讲过的那些同样的道理，出自老年之口，却包含着他由少而壮、由壮而老的全部生活阅历及其意义。”所以，如果一个小孩对我们说：“人生多么艰难！”我们听后可能会哈哈大笑；但是如果一个饱经沧桑、人生坎坷的老人给我们讲，人生是如何艰辛，人生是如何辛酸等等这样的道理的时候，我们可能不会发出笑声，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经受历练在我们生命之中有着重要的意义。

另外，我在那篇文章的“前记”里还讲到了一个人，就是蒋勋先生。我今天讲的这个题目，实际上是跟蒋勋先生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说张先生的那段话给我的是一个背景性的启发，那么今天这个题目的生成是直接跟蒋勋先生连在一起的。蒋勋先生讲了一个什么事情呢？我们都知道蒋勋先生是一个美术家，是一个画家。他从台湾到巴黎，又从巴黎到台湾，他是从绘画的事业，慢慢地走向了文学，走向了思想，甚至走向了学术，这样一个历程。我对他非常有好感。蒋勋先生说，西方画跟中国画有很大的区别。西方画更多的是讲究透视性的，就是说它适合于在一个比较空旷的大厅里面展出，比如我们到卢浮宫，到大英博物馆，或者到大都会艺术馆去看的那些画，当然都是西方的画。但是我们中国画就不一样，中国的画，它可能是卷轴性的，比如说长江奔流图，或者说富山春居图，它是非常辽阔的，不是一眼就看尽的。所以西方画是透视性的，比较注重空间性，相对来说是比较固定的。而我们中国的画，不是透视性的，它是很注重时间性的，它的存在方式是卷轴式的。我虽然不怎么懂画，但是也看过很多画，觉得蒋勋先生说的很有道理。讲到这里，我们脑海里面可能有一个荆轲刺秦王的场景，“图穷匕见”就是卷轴画的最好代表，图穷匕首就见了。中国画的的确确是卷轴的，从这个方面讲，中国画更加韵味悠长，不是直观的，欣赏中国画得有耐心，在徐徐打开中方能见到精彩。其实中国画蕴含的这种观念，隐藏在我们很多人很多事里面。比如说我们到大观园里面去，首先看的是一个屏风，你不能一眼把它看到底，对不对？只能隔着屏风一点点地看。又比如昨天我们到江州董事长的桂润环保公司，我们看到董事长的房间和职工们工作的地方隔着一个隔板，这就反映着我们中国人的一种观念，它不是一眼望到边的。那么，这样一个观念让我想到了什么呢？让我想到了我们的人生，人生其实也是这样的，我们往往希望在生活之中能够一眼看透人生，但人生哪是一眼能够看得透的呢？比如我们年轻的时候，总是讲很多的大话，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那些大话越来越淡了，讲得越来越少了。

从今天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可能会讨论人生的一些话题。十多年前，我很喜欢讲的一句话：人生是一连串的告别。这样一种思想经常萦绕在我的内心深处，我一直想写一本散文，就是把我自己的人生经验编成一本书，然后这本书就命名《人生是一连串的告别》。上一次我匆匆忙忙地回到老家，主要是因为我岳父身体不好，他将走完自己人生最后的旅程。在送别老岳父之后，我思考了可能有两三周的时间吧，犹豫要不要写一下我跟岳父交往的过程，乃至写一下我与父母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岳父对父母的印象等等。这样我可以通过书写慢慢把它展示出来，比如展示如何跟他们告别等等，但是后来我没有写出来。这一次，我在为《一个江汉小村里四个少年的故事》写“前记”的时候，我的思想慢慢地发生了变化，人生的确是一连串的告别，但是我感到“人生是一连串的告别”这个表述过于沉郁，过于沉重了。通过蒋勋先生对中国画的讲解，我对人生有了一个新的理解，我认为人生是一幅渐次打开的卷轴画，我们不可能一下子看透人生，它是不断的向我们呈现出来的。我在这个“前记”里面特别讲到，我们的人生，我们既是创造者，同时也是欣赏者。我们看自己的人生，就像看风景一样，比如我们爬青秀山，不可能把青秀山一眼就看透，我们是不断地走，不断地在看风景，青秀山总是渐次向我们展现出来的，我们的人生不也是这样的吗？

我们总是在特定的时空生活着，我们的人生意义不断地被呈现出来，我们期待着去欣赏。从这意义上讲，我觉得人生是一幅渐次打开的卷轴画。这样一个观念，似乎比“人生是一连串的告别”要轻盈许多，好像我们人生可以获得一种解放。我们在生活之中可能会经常感觉到生命的沉重。我记得几年前我跟同学们讲过唐代柳宗元先生写的一篇小寓言《蝜蝂传》，我让同学们特别留意这个文章。《蝜蝂传》里说到有一种小虫子，叫作蝜蝂，它每走一步，就把见到的东西都背在自己身上，直到把自己压死。有的人说这篇小寓言是用来嘲讽当时的一些商人的做法，那些商人贪得无厌，不断地赚取利润，后来死于自身所积累的财富。它虽然是一个寓言故事，但是回到我们的生活，我们也会经常感觉到人生的沉重感，觉得我们也像那个蝜蝂。我们每天会见到很多不开心的事，碰到很多不开心的人，我们会内心压抑，我们会不断地把自己压着，压得自己喘不过气来。我们今天的社会，跟柳宗元先生所处的社会已经大不一样了，我们是一个现代社会，我们会感到空虚，感到寂寞，感到烦躁，我们有很多人患有抑郁症，这都是一些现代病。可见柳宗元先生的《蝜蝂传》对我们今天依然有很大的教育意义。

现代人如何从这种沉重的人生负担里面抽身出来呢，这是我们今天要面对的一个很大的人文话题。我来广西有二十年了，我前年离开了，其实在广西的二十年里面，我也经常碰到很多不开心的事、不开心的人，也感到非常的烦躁，自己烦躁郁闷的时候我也会寻求解脱。我记得有一年，在广西大学法学院办公室看过一部电影，叫做《少年张三丰》，我看的时候非常激动，后来看了很多遍，并且经常看，有空就去看。我看什么呢，看李连杰，他是我们那个年代的人的心中偶像，经常跟着他比划着学太极，电影里面他叫张君宝。张君宝因为小时候被追杀，投奔了少林寺，可是少林寺也不是一个绝对清净的地方，所以师父没有办法，就让君宝离开少林寺。君宝在离开少林寺的时候，师父送他出门，送了他一本《心经》。师父对他说了一句话：“孩子，师父没有什么好送你的，这里有一本《心经》，你心烦意乱的时候读一读吧，不要把人生看成是一个负担，要看成是一个经历。”当我听到这段话的时候，我一下子感觉到，我内心深处所有的郁闷也好，沉重的负担也好，一下子抖落了，顿时觉得人生轻松了很多。人生不过是一个经历嘛，经过了再多的痛苦，也不过是一个经历，过去的也就过去了，对不对？所以当听到这样的语言的时候，我一下子豁然开朗了。

讲到人生负担的话题，我突然会想到什么呢？想到我们读过的《庄子》。《庄子》里面有很多怪异的故事，比如说，一个缺腿的人，会发出对自然的由衷的赞美，说：“啊，伟大的自然，你多么伟大，把我造成一个瘸腿。”一个歪脑壳的人，他会说：“啊，伟大的自然，你居然把我造成一个歪脑壳。”很多很多类似的故事，你们查可能查不到，这是我自己编的类似的故事吧。这其实是庄子一种非常高的智慧，就是我们会碰到很多的困难，但是我们一定要有抽身而出的智慧。这样我们才能够摆脱我们所遭遇到的种种磨难，特别是要摆脱我们内心深处的阴霾和沉重的心理负担。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如何看待我们的人生，这是值得我们面对的一个话题。所以正因为在这么一个背景之下，我就跟海华说，这次讲座就讲《透视画、卷轴画与人生》这个题目。我原来想的讲题是《人生是一幅卷轴画》，但这个题目好像只是一个散光的题目，不适合一个思想和学术的讲座，后来我略一思索，就干脆起这么一个题目——《透视画、卷轴画与人生》。这个题目给人感觉有一点学术品味，所以我今天就以《透视画、卷轴画与人生》这个话题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汇报，也算是我对人生的一个理解，这就是今天讲座的缘起。

下面我会讲三个话题，这三个话题也有我自己的情感表达在其中。我讲的第一个话题是“此情可待成追忆”；第二个话题是“在生命的过程中超越生命”；第三个话题是“慢慢走，欣赏啊！”最后我会做一个简单的结语。下面我就按照这个思路把我的一些想法给大家汇报一下。

一、此情可待成追忆

我先讲第一个话题：“此情可待成追忆”。

这句诗大家听起来很熟悉吧，我们都知道唐代晚期诗人李商隐曾经写过一首著名的诗叫《锦瑟》，诗的最后两句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这是很有名的一句诗。这话怎么理解呢，当然也有一些不同的理解，但是我在这个地方用来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呢，实际上我想表达的一个意思，也是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反省人生的？我前面在“缘起”里也略略提到了一下，我们现在应该有资格来反思人生了。我们在座60后的也不少了，对不对，70后的应该也不少，可能我们主要是以80后的如山、海华、王轩等同学居多，当然90后的也有，00后的好像有一个吧，也就是说我现在也问我自己，或者我问大家，我们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反思我们的人生的？当然一个小孩他也会说人生多么艰难。可能我们碰到过一种情况，一个五岁的孩子，他对一个三岁的孩子说，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怎么样怎么样。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反思我们的人生，这个话题可能是一个心理学的话题，但是它也可以是一个哲学的话题，我在这个地方更多的是从哲学意义上来解释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反思人生的。比如李商隐说“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我们看到有人把它翻译成，有一份美好的感情啊，原来是值得追忆的，只是当时身临其境毫不在意，后来想起来才觉得好可惜呀，留下了一片惆怅和迷惘。那我们通过对这样一个诗句的分析，就会感觉到这里面有个时间的落差，这个大家能理解到吧？这里面说“此情”，“此情”说的是什么呢？可能是一份情感，也有可能是一个事件，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个讲座场景里面，我们在交流，我们在思考，我们在对话，但是我们只有过了很久之后，或者我们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才意识到，哦，今天这个对话是多么值得留恋啊，但是结果怎么样，结果我们没有办法再回到当时当地了。这里面大家可以看到有个时间的落差，所以“此情”跟“当时”，它已经发生了一个错位，比如说我们经过了人生的一个阶段之后，我们再回首人生，这时我们才知道，哦，当时是多么的好，或者是多么的遗憾。我们知道另外有一个近代的诗人王国维曾经写过一首诗《六月二十七日宿硖石》，里面有两句话，我想我一说了之后大家也会记得——“人生过处唯存悔，知识增时只益疑。”前面一句话特别重要，“人生过处唯存悔”，王国维在说什么呢？他说人生经过了之后，基本上都留下了一些悔恨，凡是过去了的事情，我其实本来可以做得很好，结果我没有做好，留下了很多的遗憾，这里面也是有一个时间的落差。也就是说，没有经历过的人生是不值得对它进行反思的。我们只有经历过人生之后，我们才会反思它。如果我们对希腊文化有所了解的话，希腊文化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哲学家苏格拉底，他就说过“未经反思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当他说这个话的时候，其实隐含着已经经过了人生。比如像我们在座的诸位，至少有二十年的人生了吧，像我们有五十多年的人生了，是吧，比如说覃总编和陈总，不知道郑处长有多大年纪，还有江南博士。所以我们对人生的这样一种体验是非常重要的，我在那篇小文章《一个江汉小村里四个少年的故事》的“前记”里面，特别强调体验高于知识。可能很多的一些教条向我们灌输，觉得知识很重要，但是我们没有体验，我们没有办法理解这些知识的真意，就它内在的意涵我们实际上是没有办法把握到的，只有经历过了我们才能深刻的理解，所以知识跟体验之间应该是相互映衬的关系。之前我们也讲到了，只有理解的东西才能深刻的认识，只有认识的东西才能深刻的理解，但是我们只有经过了很多年之后，我们才可能会体悟到这一点。当我们回头来问，我们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反省我们的人生的呢？其实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反思的一个话题。最近我在读美国一个哲学家沃格林的书，这个哲学家在座的可能知道的人很少，他有一本书叫《求索秩序》。因为我一直在研究人文秩序，当我看到这本书时我马上买来看一看，里面有一个观念我觉得非常好。他提出来一个“反思性距离”的概念，英文词就是reflective distance，我们也可以把它翻译成“反思性间距”。那么这个概念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能对自己进行思考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距离，比如说当我们的人生已经经过了一些时刻，经过一段时期之后，我们才会回过头来把我们所经过的这样一个人生的过程作为对象来加以认知。这就形成了一个反思的对象，所以反思性距离我认为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也可把它理解为一个认知性的条件。当然，这个概念我们可能平时知道得不多，我在这里可以略作解释，比如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里面，他首先讲的是意识，那么意识过渡了之后就是自我意识，自我意识的出现实际上就是一种反思的意识，我意识到我自己。在这里面大家可能会有一个体会，比如我们在生活之中感觉着我们在看这个世界，在听闻这个世界，在摸触这个世界，但是一般不会说我们现在正在看、正在听、正在触摸或者正在想这个世界，而是会有一种后设的这种意识来对我们这样一个行动来进行思考，这是有一个反思性的距离这样一个条件使得我们对自我的认识得以可能。沃格林进一步提问道，“我说故事一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比如我们今天会读故事，或者我们每个人就是一个故事，但是我们在一岁的时候会不会写故事呢？我们不会写，只是到了一定的时间之后，我们才突然会反思：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记事的呀？可能有人说三岁，有人说五岁，但是后来呀，我们的人生不断地丰富，人生之流不断地充沛丰盈，那么我们的故事也就不断地展开，那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反思我们的人生，或者我们的故事从什么时候开始写的呢？沃格林又提出一个观点，他说“故事是从中间开始的”。这个观点我觉得也很有趣，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的故事是不是从中间开始的？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反思人生的呢？我们是从我们人生的中间开始反思人生的。其实我们的人生早就开始了，我们一生下来，我们会吃母奶，我们会跟这个世界接触，但是我们不会叙述我们自己吃母奶，不会叙述和这个世界接触，不会叙述我们的叫喊、我们的睡眠等等，我们不会做这些。从我们个人来讲是这样，从人类来讲也是这样，比如说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写人类的历史的呀？这是一个要经过很长时间才会出现的事。人类幼年时代不会写我们自己的历史，比如说孔子在说出《论语》里面那些话的时候，前面已经经过了五百多年的中国文明史了。我们今天已经有五千年的历史了，我们会把故事写得更长。在这里，我们能够体会到沃格林讲到的“故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所蕴含的深意，不管是个人的故事，还是一个民族的故事，还是人类的故事，它只能从中间开始。或者说对于过去来说你属于现在，因为已经有了一个遥远的过去，我们才会写故事，我们才会对未来有一个期许。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人生永远是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是立足于现在，我们会回望遥远的过去，我们会展望未来。这就是我所讲的“我们是什么时候开始反思我们的人生”的问题。我觉得这也是人文哲学需要思考的一个话题，这个话题也包括了我们对自己人生的反思在里面。所以，不管是李商隐的诗，还是王国维的诗，都提示着我们有一个时间的间距在其中。当然，沃格林的这样一个反思性距离的观念的提出，其实跟黑格尔的从意识到自我意识的过渡应该也是契合的。有时候我经常想到，比如同学们常说要聚会，然后汇聚在一起，大家可能对聚会本身没有反思，但我会经常思考我们聚会的意义何在、我们节日的意义何在等等这样一些问题。其实，我们的聚会也好，我们的节日也好，实际上它都是把我们的人生之流做适当的切割，让我们停一停，让我们站在人生中某一个点上来回望我们的人生，来欣赏我们的人生，它有这样一个意义在其中。这一点我讲得比较抽象啊，这是我讲的第一个话题——“此情可待成追忆”。

二、在生命的过程之中超越生命

接下来讲第二个话题：“在生命的过程之中超越生命”。

这个话题是我在听《金刚经》及《心经》的过程中感悟出来的。有很多人提到生死问题，他们说面对生死，超越生死。我们知道有个仓央嘉措是吧，他也写了一首很有名的诗《地空》，这首诗好像跟《心经》也是类似的，那诗中有一句说“世间事，除了生死，哪一件事不是闲事”。大家记得这一首诗吧？这句诗的意思是说，只有生死不是闲事，其他都是闲事，都是小事。其实，生死也是闲事，也是小事，我们要在生命的过程之中超越生命。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我们在什么时候来反思人生，或者我们在什么时候开始有对人生的记忆这个话题，这里面涉及了我们当代人文领域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就是回忆、记忆的问题，包括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记忆，应该有什么样的民族的记忆、国家的记忆、个人的记忆等问题。比如说在抗疫的过程中，我们可能会有关于疫情的记忆等等，是吧？

其实记忆这个话题呀，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研究的，那么我就在这样一个课题里面来做一个对记忆的思考。我前不久认识了一个老朋友刘梦溪先生，他写的有本书里面特别讲到了钱钟书先生的一个看法。钱钟书先生有一个什么看法呢？我觉得那是令人很惊讶的一个看法，钱钟书先生认为，最好不要有什么记忆，把一切都忘了吧。钱钟书先生给刘梦溪先生写了这一段话，他说，记忆是最擅于捣鬼撒谎的，而忘怀不失为一种心理保健。这话听起来可能令我们非常的惊讶。我们看很多人的自传时，可能会发现很多人倾向于美化自己，大概钱钟书先生是对自传之中这样一种自我美化的批判。我想，应该有这个意思在其中。当然，这句话是钱钟书先生在回应刘梦溪先生试图对他进行一个深入研究的时候说的。他说，我不值得研究，你去研究其他人吧。我们回到特定的场景，可能钱先生当时的心态是不太愿意进行回忆往事的。所以我在写《记大学舍友周潮湧》的时候，就对钱先生进行了一个批评，他认为记忆是对自己构成一种伤害，而忘却倒是一种快乐的事情，一种心理保健。当然我们要回到特定的场景，对钱先生我们可以做个研究，当时有特定的社会环境，就是说我们中国当时的政治环境比较特殊，对不对？他认为很多事情呢，回忆起来是令人伤心的，还不如忘了吧。所以刘梦溪先生特别在书里面讲到了很多有关忘却的事情，比如说一个人得了健忘症，他已经忘记了他是一个学生，结果你把他治好了，他想起来他是个学生，哇，那么多作业啊，天天要上学啊，好难受啊，对不对？刘梦溪先生也讲到了很多很有趣的事，国外的也有，中国的也有，现在的也有，过去的也有。我在这个地方想把它做一个概括，叫做“记忆中的钱钟书难题”。忘却，真的是一种心理保健吗？记忆，难道就是一种对自己的伤害吗？难道有一些在我们生命之中的事情想忘记就能忘记的吗？我的感觉不是这样，我的感觉是有一些记忆是永远也抹不去的。我进一步的感觉是，当我用文字把它表达出来的时候，突然感到自己轻松了很多。所以我就想起张志扬先生讲过的一段话，他说文字是一种葬礼，你把内心深处的一些记忆写出来了，可能就完成了对它的安葬和祭奠。这可能是他从法国后现代哲学里面延伸出来的一个观点。我自己也有这种感觉，一些记忆深藏在自己心里的时候，拂之不去，当我把它变成了文字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把它清空了，心里感到轻松而愉快，这是我的一个体验。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钱钟书先生的如何来对待记忆这个问题，其背后可能是一个更深刻的问题，即如何来面对我们真正有意义的人生这个问题，这也是我们如何度过有意义的人生的问题。

关于记忆的问题，实际上我觉得也是一个难题。我们经常讲到选择性记忆的问题，包括现在我也看到另外一个概念：选择性良知。今天在座的有律师，有法官，也有警察，不同的职业在具体实践中可能还会有各种程度不一的选择性，判案时会有选择性，执法时也会有选择性，有些警察在执法中还存在钓鱼执法等问题，对不对？记忆也有选择性。对记忆的选择性的深刻体验，来自于我自己的一个经历。我今天讲出来，大家可能觉得很好笑。我记得有一年我回到乡下碰到一个老同学，隔壁的东平。当然他走了跟我完全不同的一条路，我一直读书读到现在，他可能初中刚毕业不久就结婚生子，后来生了四个孩子，三个女儿、一个儿子。见到东平的时候，他已经白发苍苍，我们就聊起了家常，当聊到对童年的记忆，他已经模糊了，但这些在我的脑海里面却依然非常的鲜活。比如说，我跟他谈到这么一件事情，我说东平啊，当年我们在读书的时候，我对你印象最深的你知道是什么吗？我们每天早上开始早读，读白居易的《卖炭翁》，这首长诗或称文章大家都知道吧？——《卖炭翁》：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这首诗朗朗上口对不对？我记得东平你当时是怎么读你知道吗？你总是声音最大，把我们所有同学的声音都给压住了，你读的是什么呢？你读“卖灰翁，卖灰翁，伐薪烧灰南山中，卖灰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东平听了一愣，完全不记得的样子，他问哪个卖灰翁，是卖什么灰呀？我说这是白居易的诗《卖炭翁》啊。他说白居易是谁呀？哎呦，我当时一下子也愣住了，顿时心想站在我眼前的还是我那位曾经的同学东平吗？多年过去了之后，他给我留下那鲜活的印象永难忘记，可他怎么会一点都不记得了呢？我当时觉得惊讶极了！我从来没有忘却这些记忆啊，怎么老同学他的脑海里面对这些没有留下丝毫的痕迹呢，我当时真的非常非常惊讶。大家看，这就是完全没有那个共同的记忆了。可是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这是所谓的记忆的选择性问题，我只是认为他把曾经的事情给忘掉了罢了。

后来又有一次有一个老朋友，他叫王先平，我们当然也走了不同的成长的路，中学毕业后他去当了木匠。当年我们读初三的时候，我跟他是到离家乡十里开外的一个中学去念书，两个人经常在大雪纷飞的晚上回老家。我现在脑海里面仍很清楚地记得的一些事，但是他已经不怎么记得了，只还有个模糊的印象。王先平突出说到一个事，他说魏敦友你还记得吗？就是有一次我们从老家到小河中学去，我们两个背着炸辣椒的罐子，结果走着走着，突然“嘣”的一声，那个玻璃罐子掉到地上碎了，炸辣椒掉到了一地，觉得好可惜呀，所以我们两个人赶紧把它抓起来吃。我感到很奇怪，对这件事怎么一点都不记得啦。大家知不知道炸辣椒啊？炸辣椒是一种食物，它是用稻米把它碾成粉末了之后跟辣椒混合腌制而成的一种食品，用来下饭的。我到今天还问熊老师，炸辣椒这个“zha（第三声）”怎么写啊？我想应该是“炸”辣椒，是炸弹的“炸”。我们小时候最喜欢吃炸辣椒了，现在回到武汉，回到湖北，都是有炸辣椒的。但我对先平讲到的在地上抓炸辣椒吃的事情，想了半天也想不起来，我想到的都是大雪纷飞、明月清风的晚上，我们走来走去，身上感到寒冷啊。甚至我也想到在树林里面走着走着，那个月光照进来的场景，这些我都记得清清楚楚。王先平后来也不读书了，剩下我一个人走在往返学校和家里的路上。晚上有时候我也要走十多里地呀，走过一些荒无人烟的地方，我还记得有一天走着走着突然看见荒野里浓烟冒起，当时就吓坏了。但是我定下身来一看，发现一个人在那个草地里面磕头，在烧纸钱。那时我才15岁，这些我记得很清楚啊。我说我怎么就不记得我和先平两个在地上抓炸辣椒吃呢？这个时候我突然领悟到，原来记忆是有选择性的。所以白居易是谁？我捡过炸辣椒吃没有？原来对于记忆，我们记得的东西都是我们想记得的东西。我们在生活之中经过了一段人生的历程之后，在我们记忆里留下来的东西可能会很多，也就是说能记住的东西可能会很多，但是我们能把它复现出来的东西却是很少的。从这意义上讲，我就领悟到了记忆的这种选择性。

那么记忆的选择性让我感觉到了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记忆的问题上一定要低调。不能说我记得的东西你怎么不记得？不能说怎么连“卖灰翁”的故事都记不住了？如果说，我可以指责东平不记得“卖灰翁”的故事，那先平他也可以指责我怎么不记得在地上捡炸辣椒吃的故事，对不对？领悟到这个问题，我就豁然了，原来人的记忆是有选择性的。当你回顾人生的时候，你认为那个是绝对的事实，可能在别人看来根本就不知道，所以我们记得的只是我们记得的东西。

但是我们人与人之间也有共同的记忆。比如说，八九岁的时候，有一次我跟东平到田野间那个沟里面去抓鳝鱼，抓到了一些，然后回家路上就很高兴。我拖着个铁锹在那晃悠着往前走，突然我听到后面一声惨叫。发生什么事啊？原来东平他打着赤脚踩到我的铁锹上面了，血流如柱。我吓坏了，赶快陪他到医院去包扎。东平说这个他还记得，说明我们也有共同的记忆，不是说完全没有共同的记忆了。也就是说，当我们对过去展开回忆时，有的记忆是共同的，有一些是自己独特的，独特的要比共同的多一些。你们这一代人可能对一些事没有感觉了，但在七十年代末，那时我们这一代人十多岁，对一些事印象特别深刻。今天的世界，基本上可以看作是七十年代末所逐渐拓缩和变迁而来的。那七十年代末意味着什么呀？人口的增多，然后原来很多的大江大湖特别是在我们小时候生活的地方有很多湖不断地被围掉了，江和湖变得越来越少，生态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小时候，湖特别多，河流也特别多，脑海里面经常回忆起小时候到处是一条条安静的河，树枝长着，下面是水，树枝伸到河面上，上面爬了很多乌龟，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数都数不过来，当我们走近的时候，乌龟又从树枝上往水下走。当时我们也经常会看到蛇，在脑海里面我对蛇的印象一直非常深刻。记得有一天，我跟弟弟去钓鱼，在一个荒废田埂上面我突然看见一条非常大的蛇，但是我只看到它的尾巴，它的头躲在田埂下面，我跟弟弟说赶快跑，赶快跑。跑了很久之后，弟弟问我为什么跑啊？我说看到一条很大的蛇。又有一天，我们想去钓鱼，要钓鱼就要先去砍人家的竹子做钓鱼竿，我们来到那个竹林里面弯下身正准备砍竹子的时候，突然有人走过来，怕被发现，我们几个小朋友赶快趴下来。我正准备趴下的时候，突然有一条大蛇向我爬过来，我差点趴到它的身上，我的鼻子差点跟它撞着了，它吐着信子，我被吓坏了，赶快跑。那个场景好可怕，现在我还清晰记得。对蛇的记忆，还有一次就更深刻了，那次我差点就没了命。当时大概是1975年吧，沔阳建成大寨县，我们那搞游行活动，那时我就10岁左右。我们小时候到夜里九点村里头就已悄无声息了，时间算挺晚了，我跟着游行的人返回到村里，四周安静得很，我们小朋友们多多少少都有点害怕。我那时很胆小，都要走在人群的中间，前面后面都要有同学围着，前面的要慢慢走，后面的也不许走得太快。但是小孩子们走夜路心里都害怕，到了一定时间就都心慌地跑起来。那天晚上我也赶快跑，跑着跑着，在月光之下我突然看见了一条蛇，还踩到它了。我突然跟朋友说，我被蛇咬了。因为小时候我们经常搞恶作剧，大家不相信我说的话。我说这次我真的没有骗你们，但他们说你骗人，你根本就没被蛇咬。我现在还记得，我又反复说我这次真的没骗你们，真的没有撒谎。结果有个同学停下来看我，就是后来上吊去世的那个王先兵同学，他待人是最好的，为人最善良。王先兵说，啊，敦友真的被蛇咬了。然后他们就把我的那个拖鞋提着，陪着我赶快朝家赶回去，敲家里面的门。我现在还记得，家里人说这么晚了还不睡觉！我说我被蛇咬了，奶奶和妈妈说，怎么被蛇咬的？又骗人，还不睡觉，明天要上学了！我说，这次真的被蛇咬了。家里人这个时候才被吓坏了，赶快把煤油灯点燃，看清了那个被咬的地方。我当时在心里说这下麻烦了，因为前天对河有一个人同样是被蛇咬了跑到医院去看病，后面死在医院了。如果说我到医院去的话，那也是要死在医院里。直到现在，我的脑海里好像还看得见那时我爸爸妈妈哥哥的手都在抖。怎么办呢？当时不敢轻易去医院。突然不知道是谁提示说，有一个叫九合院的地方，有一个人他是可以治蛇病的，但是他不用拔火罐的之类的方法，拔火罐那是医院的做法，拔火罐那人肯定要死了。那天晚上，大我几岁的哥哥，还有爸爸妈妈就背着我去找那个人。那个人平时治病是在很远的地方九合院进行，但他自己的家离我家离得不远，我们就先上他家去看看，家人就背着我走啊走。我都睡着了，中间我突然醒了，我说你们干什么，要背我去哪里？我哥哥说你被蛇咬了，你不知道吗？我说我被蛇咬了？我不知道啊！接着我又睡着了，后来听到他们敲门，我又醒了。那家人说，你们有什么事啊？这么晚了。估计那时可能夜里十二点了，的确很晚了。我家人说，我们一个孩子被蛇咬了，就想找你们家帮看看，那个医生回来了没有？那家人说，他刚回来。我家里人一听，就觉得我有救了。的确，后来我就被那医生医治好了。所以我一直想写一篇文章，就写那一夜的故事，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那天夜里十一点到十二点左右，甚至凌晨一两点钟的时候，那个乡村之夜的月亮多亮啊，但是我哥哥都不记得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内心的记忆多半都是带有很强的个人性，就是我们对过去的记忆带有很强的功能性。当你写你的记忆的时候，只能再现你自己内心的一种心象的真实性。当然这里面要有一个前提，你得是一个诚实的人。这是我讲到的记忆的选择性问题。但我同时也想讲记忆的个人性、私密性和公共性。因为当时我被蛇咬这件事情，我当然是清楚记得的，是吧？但很多细节的话就有点不大记得了。

所以我在这里特别讲的就是钱钟书先生他认为不要记忆，因为什么呀，记忆都是撒谎的。但是我觉得钱先生这个说法可能不一定对，太绝对了，有很大的问题。当然他这么说可能也有点愤世嫉俗在里头，就是他当时所处的一个政治和文化的背景使得他不愿意回忆一些过去的痛苦。但这里面隐含着一个什么呢？就是人生的意义在哪里，就是生命的意义在哪里的一个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可以说也是难倒了古今中外几千年来所有人的一个问题：人生意义何在？我在这里也讲一个小故事，可能画面感要强一点。我把它叫做“老蒙的哭诉或者哭问”。2008年是我们大学毕业二十周年，我们是1988年本科毕业，到了2008年的时候就二十周年了，我们在宁波聚会。因为宁波有个同学赚钱了，把我们邀请到宁波聚会。我刚到宁波的时候，北京的那个同学就抱着我痛哭，他是内蒙古人，我们都叫他老蒙。我说你哭什么啊？他问我，老魏啊，一个人活着到底是干什么的，意义何在，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说，这个话题哲学味太重了吧。人生的意义何在？我研究哲学这么多年，我现在发现问这个问题是有问题的，就是我们不能问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当我们问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的时候，它有一个前提假设就是人生是有一种意义的，我们要把它找出来。但问题是，当你这么问的时候，我就觉得把我们的人生本质化了，就把人生看成什么了呢，看成一幅西方的透视画了。那这幅画的本质是什么？我可以把它找出来的，但是人生是不是这样一幅透视画呢？或者我们能不能一眼看透这样一幅画呢？我个人认为正确的提法应该是我们如何有意义的活着，这才是正确的提法。当然我这个同学的提问，就是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当然有他自己的这样一个人生经验在其中，否则他不会痛哭，不会把鼻涕都搞到我身上了，搞得我都开玩笑地说你搞得我身上那么脏，快别哭了。他的确是遭遇了生命之中的一些不幸，所以他就追问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说从哲学上来讲，我们不要问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而要追问我们如何有意义的活着。当我们问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的时候，往往假设存在一种比较绝对的、独断的生活形式，当我们问人如何有意义的活着，那就回到了个人主体性，所以我就反复思考这个问题。我进一步想到，当我们问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的时候，我认为这是一个被动者的提问方式，或者甚至说是一个弱者的提问方式，他总是期许有一种意义让你去过这样一种生活，所以独裁专制国家最喜欢这样的说法。人如何有意义的活着，我认为这是一个主动者的提问方式，或者说是一个强者的提问方式，因为他可以选择一种生活的样式，在这种样式下的人生是值得过下去的。比如我们今天在一个现代社会里头就特别强调主体性，特别强调个人性，那么在这样一个社会里面，我觉得我们更应该问，我们如何有意义的活着。

我们今天很多心理上的病症，我个人认为都可以从这个地方去寻找解决它的答案。当然这个地方我还想讲一个佛学上的论题，就是“转识成智”的话题。转识成智主要是来自于佛学，我们生活在一个现象的世界里面，比如说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所对应的就是色、声、香、味、触、法这六境，它属于现象界。按照佛教的说法，它属于情本的方面，他是以情为本的，如果说我们要跳出这样一个框架的话，那就达到“智”的层面，转识成智嘛。从佛教的角度来讲，我就想到我们在这样一个现象的世界里面生活，但是我们如何来反思它，如何来领悟到它，如何来超越它，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比如我们刚才讲的记忆的问题，我们如何来回视我们的过往，我们可能也会有像王国维先生所讲的“人生过处唯存悔”的这种感叹，当然这是王国维先生他自己对人生的一种理解。我们肯定也有悔恨，但是不管是悔恨也好，是庆幸也好，它终究是我们生命之中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个人认为我们可以通过对人、通过对我们如何有意义的活着这样的问题的追问，而使得我们对过去的回忆呈现出它的意义来。回忆，它也是有意义的。就像我们上次讲的《五眼看人生》一样，我们每个人，每一时刻，它都是一种有意义的存在，所以我们生命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所谓卷轴画逐步打开的一个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经过了坎坷，我们有顺境，有逆境，我们都经历过了。我们肯定会知道生命是怎样的一个过程。就像《庄子》里说，惠子有一天去看庄子，正好庄子的夫人去世了，庄子鼓盆而歌。惠子见了很不高兴，责怪庄子说你夫人去世了，不痛哭流涕也就罢了，还在那里敲着盆子唱着歌，太不像话了。庄子对惠子说，其实你误解我了，刚开始我也很痛苦，也挺难过的，但是我后来发现这种难过是不必要的，为啥呢？他说，我夫人跟我生活了那么久，的确对我挺好，我们在一起走过了漫长的一个过程，现在她去世了，我当然舍不得，但是后来发现她其实没有去世，原来她活着就是一团气，现在她死了，她就回归到大自然之中去了，那我有什么值得难过的呢？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领悟到我们的生命，它作为一个过程，原来是缘生，那么后来缘灭，走向了整个自然。关于人生和生死的问题，可能我们在陶渊明的生命意识里面会感受到更深。我们都知道他有两句诗，“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我们中国人的生命意识，我觉得当达到这样一个极点的时候，已完成了生命的自我超越。所以我这一节就特别讲在生命的过程之中超越生命的话题。这是我今天讲的第二个话题。

三、慢慢走，欣赏啊

下面我讲第三个话题：“慢慢走，欣赏啊”。

在这里我想更多地讲讲本体的方面。比如说，我们怎么去理解人生的问题，我们要从沉重的心理阴霾之中超越出来。我要讲到的是一种人生的态度，就是怎么来对待我们的人生，在我们的人文研究里面，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我在这里想讲三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讲杨寿堪老师的慨叹。今天我在拟这个讲座提纲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杨老师，杨老师今年也有八十六岁了，这两年没有见到杨老师，杨老师应该身体还是好的。杨老师在退休之后，也一直在工作，如果从我们普通世俗人的角度来讲，杨老师的人生应该还是一个很成功的人生，他在编辑他一辈子的著作时编成了《哲学何为——杨寿堪学术论丛》，有六大册，有200万字吧，从我们世俗角度讲，他应该是一个成功的学者。张世英先生在生前也特别为杨老师的著作写过评述，也称赞杨老师是著名的哲学家，当然这里面也有客气的成分在其中。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杨老师的一辈子也是很成功的，我想我们在座的同学肯定看到过我写过的一篇文章《烈士暮年——为我的硕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杨寿堪教授八十华诞而作》。就是在杨老师80岁的那一年，我通过这篇文章回顾了杨老师八十年来的一个经历，主要是从我自己的角度回顾我跟杨老师的交往。我在写这篇文字的时候，其实我自己还是很感动的。在那篇文章中我提到了，杨老师在他的书一个后记里面写了一段话，我印象特别深，杨老师说：“半个世纪，在整个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只不过是一刹那。但对于一个在其中辛勤耕耘的人来说却又是不平凡的难忘的历程。半个世纪来，我从事哲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自认为教学上勤勤恳恳，学术研究上不断探索与追求，但成绩平平。每当夜深人静闭目沉思，常常以自己一生没有做出伟大业绩而惭愧与自责的时候，我想起文艺复兴之父彼得拉克的一句名言：‘人走了一整天，傍晚走到了，就该满足了。’以此聊以自慰。”我读到这段话的时候非常感动，所以我把杨老师这段话提炼一下，概括为“杨老师的慨叹”。这是对人生的慨叹，因为我们今天是讲人生嘛，对不对？其实我今天就是想说一下在杨老师这个慨叹里面它包括了一些什么样的意义。当时我在写杨老师八十寿辰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读着杨老师这段话，我的眼泪都流出来了。那是我六年前写的文章，今天一晃又过了这么多年了，杨老师今年已经有八十六岁了，他是1935年出生的。我在今天来想象、来思考我们的人生的时候，或者包括我自己的人生的时候，回到杨老师的慨叹——其实我也有很多的慨叹，那么我思考到什么了呢？一方面，杨老师，在中国是一个著名的哲学家，也是一位非常有名的学者，但可能在百年之后、千年之后，没有人知道杨老师，正像百年之后、千年之后没有人知道我们一样。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每个人都会有他自己的经历，每个人都会有他自己的人生，每个人的人生都是有意义的，我们没有必要为自己做没做出来伟大的事业而焦虑、而感到不开心、而抑郁。杨老师的慨叹固然有面对历史的一种沧桑感，但是也有一种沉郁的意思在其中。所以我更欣赏德国诗人、思想家歌德的一句话：“慢慢走，欣赏啊！”这句话我也把它写在《一个江汉小村里四个少年的故事》里头了。其实我们的人生在现代社会是越来越长了，比如说覃总编、陈总和郑敏处长，我们都已经五十多岁了，从传统的观念来讲，已经是年过半百了，但是从今天的人生来讲，其实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既然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可能会想到我们在事业中也做不了什么事，比如说我们可能做不了很大的官，那今天呢，你说你做官的话，没有做到厅级、部级很多人认为那你算是失败的呀，对不对？我原来写过一篇文章《潮白河之魂》，拿来怀念王生。王生后来也是跳楼自杀的，但是我那篇文章里面没有说，我写得很隐晦，我说他已经对人生绝望了，终于选择了离去，其实他是跳楼自杀的。他是一个处级干部吧，但是在今天的官场里面王生这样的人被世俗眼光认作是失败的。但是为什么一定要做到厅级、部级呢，做一个普通人，做个处长科长或者普通的公务员，认认真真工作，不是也挺好的嘛，做到厅长部长权力大了，把持不住还有可能被抓了，对不对？做个部长，犯了错误，违法犯罪了，可能关到秦城监狱去了，是不是啊？所以我们不管是身处高位，还是身处低位，都应该有一种超越的心态，要从杨老师的感慨里面走出来，来欣赏歌德的论断，“慢慢走，欣赏啊”。有些人寿命比较短，但我们有的人可能活得很长，比如现在有的人活了一百多岁了。到今天活到近八十岁，好像是一个平均的年龄了，那我们国家的人均寿命还是蛮长的，这是社会的一个进步，看来我们还是要争取活得长一点，可以多做一些事情。这一次我到北京参加张世英先生的追思会，特别谈到张先生活得时间长，这是他做出重大学术贡献的一个条件，因为他从1921年活到2020年，这是100年的时间。活得长对于我们人生经验的累积，应该说也是一个必要的条件。当然我们也要看到有些人活得很短，很年轻就去世了，比如人家王弼，他只活了23岁（226年-249年），但他创造了一个玄学的体系，我们今天二十多岁你说要成为一个著名的学者、思想家，那是挺难的，是吧？在我们古典社会里面也有一些可能十几岁就能够做宰相的，但是我们今天可能很难做得到了，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十五六岁、二十岁的人当了国务院总理，应该说在现代社会里面是做不到的。所以我们要有一种超越的心态，要学会欣赏我们自己的人生，要慢慢地咀嚼我们的人生，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们对人生的一个基本的态度。这是我讲的第一层意思。

第二层意思，我想讲一下我们怎么来欣赏我们的人生。我讲的一个很重要的话语是如何对待过去，我觉得缅怀过去是很重要的。我们五十多岁的朋友们，特别应该有共同的语言。从我自己来讲，我有一天很惊讶地发现，在我自己的写作里，在我的文字里怎么写了那么多对朋友的怀念、对师友的怀念呢？我原来最早想写的是怀念王生以及在潮白河边那一年多的故事，后来到杨祖陶老师八十岁的时候我又写了《杨门十三载记略》，到杨寿堪老师八十岁的时候我又写了《烈士暮年——为我的硕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杨寿堪教授八十华诞而作》，后来你看，我还写了很多纪念师友的文章，前不久我又写了一篇关于周潮湧同学的一个怀念文章。周潮湧同学，那是我从大学到研究生时代的一个同学。我写这些纪念文章，写着写着，突然慢慢地意识到，我的人生被慢慢地拼接起来了，借着对一些碎片化时刻的回忆把人生拼接起来了，特别是有一天我突然写到了《一个江汉小村里四个少年的故事》。通过这样一些追忆，我意识到我的生命原来可能是碎片化的，后来越来越整体化了。如果说生命是一条河流的话，你就会发现，你的少年时代的生命，和你的青年时代的生命，中年时代的生命，好像都已经汇成了一条河流。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大不可以像钱钟书先生所说到的，我们要忘记过去。实际上，我觉得我们要用写作、要用文字把我们过去的生命被呈现出来。这样，我们可能会更加看透我们生命意义之所在，意义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是在我们生命的过程之中呈现出来的。比如说，我们在座的有几位都已经五十多岁了，是吧，一转眼就到了人生的终点了嘛，所以在这么一个时刻，我就觉得我们写下我们对过去的人生这样一些追忆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我今天感到挺高兴的是，在同学们的激励下，特别是在如山、海华、江南博士等同学的激励下，我陆续写出了不少这样一些缅怀自己过去故事的文字，特别是最近写的这四个少年的故事。写完这个故事之后，我把它传给了“爱思想”网站总编辑郭琼虎先生，他把它放在“爱思想”上面了。我后来发现这篇小文章的点击率还很高啊，周排行达到了第二名。我都怀疑是谁在看这篇文章呢？后来也有不少朋友跟我联系，有些是不认识的朋友，他们说在“爱思想”网上看了我的不少文章，我听了心里也蛮感动的。有时我们会发现，当我们对自己过往的生命回顾、回望时，过去的时光又重新闪现出来了，觉得自己的生命也慢慢地变得丰盈起来，而不再是干涸的生命，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缅怀过去，用文字承载过去，是我们五十多岁的朋友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我们会在不知不觉的写作过程之中，写下大量的对过去的缅怀，并因此而深深感动，也因此使生命获得升华。比如，有一次我写了一篇我与陈老师交往的文章，回想起当时的情景，自己挺感动的。陈老师是我在北师大研究生时代的一个班主任，他刚开始对我特别好，希望我有一番作为，但是我就是不听他的话，因为他总要我写一些我不喜欢写的文字，比如一些政治评论的文字，我内心不想写这样的文字，后来我们的关系就不好了，毕业之后几十年基本没有联系。我最后再见陈老师一面是我从杨老师家里出来，走在北师大校园内，见到了陈老师，因为我知道他已经是癌症晚期了。我马上冲过去叫他陈老师，他对我非常友好，我们聊了几句之后就分手了。当我在写这样一些过往的时候，会把过去的一些怨恨给抹掉。也就是说在我的文字里面，其实怨恨都会释放掉，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好的理解人心的机会。比如说有些人当时对你特别坏，例如谢炳彪同学，他在那个十字路口告诉我升学考试推迟了，他给我的印象是我们是在十字路口偶然遇到的，其实他早就躲在那个地方看着我，故意骗我上当。我后来长大了之后觉得谢炳彪同学真是心狠手辣啊，不过也正好是政治家做大事业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我在《潮白河之魂》这篇文章里也多少写到了这个意思，就是一个人想要做出成绩来，想要上位是并不容易的，所以很多人是选择走捷径，把人家踩在脚下甚至踩死，然后踏着人家的尸首上位。我当时跟王生说，你太善良，你不愿意踩着别人上位，所以你只能居在低位啊，你不愿阿谀奉承，也不够心狠手辣，就没有上面的人来青睐你。我又跟王生说，但你也有好的方面呢，你不够心狠手辣，你良心上安呐，你还有很多有缘的朋友想着你呀，这是好的方面啊。写这些往事的时候，我觉得文字的确是一种纪念，通过对过去的缅怀来理解人性，能原谅自己的仇敌，同时也能原谅自己。我在写《一个江汉小村里四个少年的故事》时反复强调，谢炳彪我没有怨你，我不怪你。其实我都很担心，如果说我们上了战场上的话，谢炳彪在后面放我的黑枪也有可能，但是在那篇文章中我没有写进去。所以我们对过去的缅怀可以让我们理解人生，理解人性，同时也能原谅伤害过我们的人，原谅对手，原谅敌人，也宽恕我们自己。缅怀过去也是“慢慢走，欣赏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我下面还要讲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不仅要缅怀过去，也要期许未来，这是我要讲的第三层意思。对未来的期许，实际上是我们生活下去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对过去的这样一种缅怀里面，沉浸在对过去的思念里，我们同时也还要对未来有一个期许。有时候我觉得生命之中有很多偶然的事情，在不期然之间觉得生命突然闪光起来了，我们可能突然见到一个人就觉得天地之间都闪光了。比如我在写关于周大伟教授的文字里我就讲到一些有趣的相逢。那时2008年我到百色检察院挂职期间，有一次我到重庆参加一个中国法制史的年会，当时我并没有准备发言，但是主持人范忠信教授看见我之后就说，“敦友，原来你在啊，你马上做个发言！”我说我没有准备，他说：“你要什么准备，马上就发言！”然后我就做了个发言，大家还挺高兴。中场休息的时候，我在走廊里面走来走去，突然有一个人跟我说：“你是魏敦友啊？”我一看他佩戴的工作牌，马上说：“您是周大伟老师？”哎呦，当时一看到周大伟教授我突然觉得天辽地阔，觉得人生的境界一下子就无限的光明。这个周大伟教授是怎么回事呢？有一次我在办公室的时候正随便浏览一些网站的文章，突然看见一篇他写的文章《谁是佟柔》。我看了这篇文章后觉得写得真好啊，就按照文末留的邮箱地址给他写了一封信，我说：“大伟老师，这篇文章写得真是好啊，您还到北师大去做过演讲，我就是北师大的学生，我也感到非常的亲切。”我就大概写了这么几句话，结果没想到很快就收到他的邮件了，然后我们就来来回回有五六回的通信，但是很快也就忘记了这件事。一转眼又过了几年，那次在重庆看见周大伟教授，我一下子才突然意识到，原来我们在通信过程中友好交往，但两个人都还没见过面呢。周大伟教授长得很体面，人的面相也非常好，我一下子感觉到非常非常的好。我们聊天聊得很高兴，谈中国的法治，谈对未来的想象等等。第二天早上我们吃饭的时候又聊，可能很多人都走了，就剩我们两个人在餐厅里面吃饭，我们很高兴，又长聊了起来。后来他坐飞机到北京，我坐飞机到百色，我在上飞机之前，突然收到大伟兄长的短信，他说：“敦友，我们今生似乎有缘。”我当时也非常感动，所以后来我就跟大伟兄长一直保持着通信，从2008年开始一直到今天。我总是称呼他大伟兄长，你们看我称呼王祖志教授为“祖志兄”，没有“长”，这里面是有区别的，其实我很少称别人为兄长。有一次我在广西民族大学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当时会议安排我做个讲座，我就说，苏格拉底说过“未经省思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我从大学开始，从十八九岁开始就思考这个问题，直到我见到大伟兄长我才觉得人生是值得过的。我碰到过很多人，我就觉得人生是不值得过的。我见到一些人太烂了，我就说你是怎么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最近大家可能看过章诒和的一个访谈吧，她有一句话令我很感动，她说：“人间不值得留恋。”当我听了章先生的话之后，我很感动，因为我们知道章诒和是中国最大的右派章伯钧的女儿。从28岁坐牢坐到38岁，后来写了很多文章，见到了很多人性的恶的方面。我看到有人讲过一句话就是什么叫英雄主义，当你见过了人生的阴暗的丑陋之后还对人生有希望，这是英雄主义。这话说得挺高调的，但是我看到章诒和先生说“人间不值得留恋”的时候，我依然很感动。佛教说“不受后有”，就是人生来过了就来过了，以后再不托人生了，我觉得章先生的观点和佛教这个观点似乎有切合之处。但我们从普通人的角度上讲，我们很希望来生也还在一起，我们来生再做师生，我们来生再做朋友，我们来生再在一起。可实际上可能会是另外一种情况，我们没有来生了，或者有也不一定在一起了。所以我经常讲到，我们的人生里面有很多的偶然性，不知道大家是否读过前苏联作家康·帕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我非常喜欢这个散文集，我的所谓的法哲学三部曲里面都分别引用了《金蔷薇》里的话，我第一本书引用的是“人们在千百条道路的十字路口偶然相逢，却不知道他们以往的生活正是在为这次相逢做准备。”这是我要说到这本散文集的第一句话，我第一次读到它时，就觉得这是一句好美的话。我引用的第二句话是“在这样的夜里，湖边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人影，只有星光跟100年前一样，跟1000年前一样倒映在湖水之中”，我觉得这个话听了也很美。有一次我到北师大的时候，我跟我的师兄严春友把这两句话念了之后，他说第二句话比第一句话更美，我说第二句话太摄人心魄了。我引用的第三句话是“这个世界不断地在衰败，唯有人不肯屈服。”我就把这三句话分别引用在我的三本书里，第一本书是《当代中国法哲学的使命》，第二本书是《当代中国法哲学的反思与建构》，第三本书是《当代中国法哲学的基本问题》。但是我今天说的不是这三句话，我要说的是《金蔷薇》里另外一句话，我觉得非常好，这句话说“当我们想到在未来总有一些有趣的事、有趣的人在等待着我们，我们心里总会对未来充满了好感”。也许书中原话不是这么说，但大意是这样，大家回头可以去找来读一读。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觉得人生是有意义的，就像我们来到孝飞的装小匠公司这里一样，我们肯定会见到一些有趣的人，见到一些有趣的事，谈一些有趣的话题，我们会感到非常的温暖，感到对人生很向往和憧憬，因为我们觉得生命是有意义的，值得我们去期许未来。

我们对未来的期许是我们生命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支点。我们要缅怀过去，同时我们也要期许未来，我们的生命总是在不经意之间会呈现出它的意义来。我特别强调我们不要认为人生是一眼能看得透的，人生怎么能看得透呢？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的确确要有一种认识论上的谦虚，我们也要有一种对未来的向往。的的确确在生命之中我们是不能规划的，我们经常喜欢讲规划生命，其实我觉得“规划生命”里面隐含着一种认识论上的一种狂妄，我们怎么能够规划我们的生命呢？比如我们能不能在十年前来规划我们今天相聚在孝飞的装小匠公司？我们不能规划，我们甚至前天都不能规划今天的相遇。今天你看不期然之间我们都聚在这里，我们感到非常的幸福，我们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笑，都是灿烂的笑容，我感觉到非常非常好。说到生命的偶然，我想跟大家报告一件事情，今年也就是2021年的1月份，我觉得我的生命之中有一件很重大的事情，就是在石家庄的谢志浩老师的引荐之下，我接触到了我们中国著名的一个学者刘梦溪先生。从学科分类的角度来讲，他好像很难归类，比如归入文史哲什么的，他的研究到底侧重在哪里呢？这个很难讲。但是他在红学的研究领域也是很有名的一位学者，今年整整80岁。这个刘梦溪先生应该说是北京学术圈的一个中心人物吧，在谢志浩先生的引荐之下，我跟刘梦溪先生如期而遇了，我认为这将是我未来一段人生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刘梦溪先生，我和志浩老师都尊称他为梦溪老，他对现代学术的思考，对《红楼梦》的思考，对传统学术和现代学术转换的思考，这些话题都极大地吸引着我。所以在学术上，通过和梦溪老的这样一个相遇，我会隐隐约约地感觉到我自己的学术视野不断会被打开，就像在人生这一幅卷轴画里面又会有一个新的增光添彩的时刻，所以我特别期待2021年的这样一个时刻的来临。

对于在座的每一位朋友来说，我们生命之中都会有不期而至的精彩时刻的来临。从这点上讲，我们要做一个主动者，而不要做一个被动者，不要去反复的追问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而要去探索我们如何有意义的活着，也不要过多的强调自己的这样一种主体性，因为生活之中的偶然性可能会使我们更加感到惊讶。对未来的期许是我们生活下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支点，也是我们人生的卷轴画逐步打开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人总是立足于今天，通过对过去的缅怀而展望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强调生活之中的偶然，可能我们会有更多的惊喜。如果我们把生活都已经规划好了哪一步要怎么走，那么这样的生活就变得毫无惊喜和失掉兴趣了，比如说熊老师在以前玄子读书的时候，就规划好每天六点起床，六点十分喝水，六点十五分又怎样怎样。我说你规定这么详细干什么，如果说把生命都规定这么死了，那我们的生命的意义又何在呢？我就觉得应该让生命的偶然来得更多一些，我们只有在生命的偶然里面才能体会到生命的惊喜，我们生命的意义很有可能在生命的偶然里面绽放出更绚烂的色彩。而必然往往是对我们的一个限制，生命的意义更多是在于偶然而不在于必然。如果说所有的一切都是必然的，那生活又有什么意义呢？因为必然是我们对生活已经完全失去了兴趣的一种结果，比如我们今天见到的人，如果说都知道会干什么，或者我要说的每一句话大家都知道，或者包括我自己讲的每句话，我都已经写好了，我就照着稿子念，那又有什么意义呢？往往我在不经意间讲着讲着，我很惊讶地发现，我讲述了很多我自己都感到很惊讶的句子，这些句子它恰恰是闪光的、有智慧的，我自己也为之而惊诧，我想这样的句子，这样的生活才是值得过的。如果说我们的每一刻都规划好了，那有人生又有什么意义呢？以上就是我要讲的第三个话题。

结语

今天讲座的内容大概就讲这么多，下面我简单作一个结语。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讲人生是一幅渐次打开的卷轴画，主要是通过对蒋勋先生的文本的解读以及我自己的领悟展开的。其实我也可以把这个讲座看成是如山、海华、王轩、江南博士他们所组织的系列人文讲座的一部分。我们从四面八方聚到一起，共同来研究人文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特别是我们在人文研究相对滞后的南宁，在中国的南疆来研究人文的问题，有其特殊的意义。我们逐步地、不断地去研究，我觉得可能会打开我们中国现代人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窗口，对中华现代人文事业会做出我们自己的积极贡献。

我今天提出来的一个话题就是人生是一幅渐次打开的卷轴画。我特别要强调，在我们的生命过程之中，我们既是创造者，也是欣赏者，我们每个人都自己创造自己的生活，我们同时也欣赏我们自己的生活，这也是我在《一个江汉小村里四个少年的故事》里面特别强调的一点。我们不可能不创造我们的生活，因为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我们用我们自己的行为，用我们自己的思想去影响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发生关系。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是一个欣赏者，我们会为我们的创造而兴奋，而高兴，我们也因为欣赏我们的生活，我们自己从沉重的世界对我们的压力里面解放出来，这是我在结语中要讲的第一个意思。

另外，我想在这里再特别强调一下张世英先生的四种境界说。我们知道冯友兰先生是中国比较早的现代哲学家，他提出的也是四境界说——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而张世英先生提出的是另外一种观点，他认为人生第一个境界是欲求境界，就是说人生下来就要吃东西，各种各样的欲望要得到满足，要生存下来。那么欲求境界的上一层，那是求实境界，我们不能仅仅去让这个世界来满足我们的需求，我们还有理智的要求，我们要反思这个世界为什么是这样的呢，所以这是求知的方面。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的第一句话就是“求知是人的本性”，所以求知、求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境界。第三个境界是道德境界，因为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要如何来相处，就要有伦理规则、道德规则，也是道德境界。但光有道德境界这是不够的，人还应该要得到自由，所以最高一个境界是审美境界，张先生认为审美境界才是人的真正的一种自由的境界。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把人生看成一幅渐次打开的卷轴画，正是达到了一种审美的自由。我希望我们的每一位朋友要从沉重的生活负担里面走出来，包括物质上的负担和精神上的负担，我们承受的可能更多的是心理上的负担，我们要从这些负担里面走出来，然后带着一种审美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生活，不断地去走完我们的人生。因为只有我们走完了我们的人生，我们才真正地把我们的卷轴画完全的敞开了。这一次送走了岳父之后，我们把他安葬在仙桃市的黄河故园里面，我当时很惊讶地发现，陵园里面所有的墓碑都是一本打开了的书，我就突然想到原来只有我们生命结束了的时候，我们生命的这本书才真正打开了。当我们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我们要让我们的生命更加丰富，更加丰盈。所以我为岳父的诗集写一篇编后记，题目是《感发的生命是丰盈的生命》。我想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来生活，我们都有自己的情感，我们因为有情感，我们才会有思虑，我们有思虑，我们把它表达出来，慢慢地使我们的生命转进为一种自由的生命，那么到了我们生命终结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完全完全地被打开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真正的生命的超越，可能是一直到最后才会真正的完成，只有完成了的生命才是完满的生命。这些，是我今天想分享给大家的一些有关生命的思考。

今天我就简单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录音整理：解景、李海华、王轩、潘天乐、覃维嘉；文字校对：王景山；全面校核：应如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