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主要围绕这场圆桌会议的主题，即“哲学研究与当代中国”来谈。这个主题很重要，因为它提示了哲学研究和同时代的关系，提示了在哲学史的纵向脉络之外哲学研究的现实性问题。对于这个主题，可以有两个方向的解释：一个方向是在“当代中国”做“哲学研究”。“当代中国”在此是作为一个场合、一个客观的时空条件而存在的。就此，则可以说，无论怎样的“哲学研究”，都是在“当代中国”这个场域中开展的。“当代中国”在这里对于“哲学研究”并没有特别的规范意义，它可以被视为哲学领域所有研究者都置身的一个背景，即在“当代中国”如何从事“哲学研究”，问题的重心还在于“哲学研究”而不是“当代中国”。第二个方向则不同，“当代中国”不只是作为一个客观场合而存在，作为或浓或淡的背景而存在，而是成为问题的出发点，它对于“哲学研究”具有质的规定性。在这里，“哲学研究与当代中国”主题的提出，意味着“哲学研究”要和中国当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的变迁状况取得紧密的关联，要突破哲学学科的固有边界，主动且持续地叩问与思考当代的状况，以中国的当代为坐标来展开自身。我认为这第二个方向是对哲学研究提出的更高要求。

由此，问题就转化为：什么是中国的当代，以及如何理解中国的当代？概括而言，这就是提出了“中国哲学的‘当代性’”问题。“当代性”的提出，意味着充分自觉意识到自己的同时代，意识到自己同时代的特质，并把这种自觉意识贯彻到具体的研究之中。“当代性”不是客观既定的，也并无统一的答案，而是指代一种自觉的同时代意识。尽管我们都生活在当代，但要意识到当代，意识到自己同时代的特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常见的思维方式是立足于各自的所学所思所信，将同时代加以对象化，从而思考总是对象化的思考。在这种思维方式之中，哪怕是具有现实感或者说关心当代现实的思考者，也和自己的同时代处于分离的关系之中。而我们提出要自觉意识到当代，则要求哲学研究者建立一种和当代现实彼此内在、互质的架构，从而将态度或者感情上对于当代现实的关心提升为思想方法。原来据以立足的所学所思所信在和当代现实的对勘、互质之中发生动摇乃至自我否定，而以近乎一空依傍的方式来为日新日成的当代现实赋形。这样说，并不是要放弃理论思考的责任而一味导向片段经验，更不是要随风浮沉。相反，这更加要求思考的强度和力度。悬置既定的思维习惯和价值立场来触摸时刻处于变动当中的当代现实，只能要求更艰苦的思考，一种片刻不停、如影随形贴近现实之脉动的思考方式。就其时时贴近现实几乎没有喘息之机而言，这种思考也近于一种行动、一种承担，要与此现实同在并且将其担负起来。

当代哲学所必备的这种自觉的同时代意识、自觉的及物意识，又因为中国之当代本身正呈现出一种崭新的形态而得到强化。或者说，对于同时代的自觉意识和时代自身作为焕发思想能量的实体，在当下的历史状况中正相互激发，相互支援，在召唤一种哲学。关于中国当代的崭新形态，可以从异质性、综合性、开放性三个维度来认识。

当代中国具有充分的异质性。这种异质性既是相对于中国固有历史而言的，也是相对于当前世界格局而言的。所谓异质性，就是指既定观念和解释模式在中国当前的发展面前普遍失效的状况。当代中国之发展的具体内容尚在涌现之中，对此可以见仁见智，但这一发展无法被附会于任何其他时代，也无法被附会于任何其他发展模式，或为学界所公认。左派与右派，现代与传统，普遍与特殊等等话语模式都无法涵盖当代中国的发展路向。当我们用既定模式或任何规范化理论去解释中国的时候，似乎总有“貌似”而无法“神肖”的问题，总有一些现实从既定模式中溢出而成为无法解释的剩余物。理论界也在热议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创新问题，但说到底，这种话语体系的创新应该是一直处于过程之中而没有终点的。就这种异质性不能为任何既定观念、主义等涵盖而言，当前中国可以说是一个“观念终结的时代”。

当代中国具有充分的综合性。前面我们提出“当代性”的概念，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当代”并非和一般所说的“现代”“古代”等等并列，即它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时间标示。“当代性”的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把时间意义上的“当代”“现代”“古代”叠加在一起，让不同的时间概念及其所附带的价值彼此交织而产生一个深度。在过去的20世纪当中，有三个历史界标，也是人们意识到自己的“当代性”的时刻。其一是“五四”。这是一个以“觉悟”来标示自身的时代，“觉悟”意味着断裂。陈独秀写《一九一六年》称，此前的历史都是古代史，新的历史从1916年开始。其二是新中国成立。和“五四”在思想觉悟层面体现“当代性”不同，建国更意味着一整套制度的落实，其对于同时代的自觉意识更具有丰富的历史内容。胡风写长诗《时间开始了》，具体而微地传达了这一意识。其三是改革开放。这同样是对同时代产生强烈自觉意识的时刻。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是这一自觉意识的奠基性事件。但是，以上三个界标都是以否定的形式呈现的，即都是通过对此前时代的否定来展开自身。而今天的“当代性”却是以合题的方式对此前的所有时间及其历史内容加以综合和融通。所有时间和价值维度同时出场，多维的时间被浓缩在同一空间。

当代中国具有充分的开放性。首先，这源于整个国家自上而下所确立的高远的奋斗目标及为实现这一系列目标所付出的艰苦努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是这一系列奋斗目标中有代表性的内容。其次，这也因为当代中国置身于地缘政治冲突频仍的国际格局之中，斗争正未有穷期。当前世界多极化趋势明显，大国战略博弈日益加剧，地缘政治斗争暗流涌动。亚洲-太平洋板块正成为全球战略角逐的中心地带。秉承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且国力持续上升的中国将在这种战略博弈中承受更大的压力。战略博弈背后更是文明冲突。在愈发失序和野蛮化的国际格局中如何继承和发扬自己的文明传统，是中国需要长期思考的问题。最后，前面说当代中国具有综合性，但综合不是一劳永逸的，综合不是所有维度之张力的消弭，而是一个持续融合的过程。这其中有两个要点：其一是对传统文明的论述如何摆脱自说自话的问题，使对传统文明的解释可以和思考应对当代社会变迁尤其是资本主义问题关联起来，而不是落入自我封闭的窠臼。这需要由经而史、由理而事、由心而物，将思想研究和制度史、社会史等研究立体地结合起来。其二是如何激活20世纪的革命脉络。革命的主题将如何与文明论述对话，如何与当前状况的分析相结合，这一点将持久考验我们的理论工作。从哲学书写的角度来看，冯契以“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作为近代以来哲学革命之总结的思路，在今天仍有启发意义。

黑格尔说过，“哲学也就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我想这一论述将长久地指导我们的哲学理论工作。哲学研究不能脱离哲学史，但哲学研究之所以能够在不脱离哲学史的同时又对既有的哲学问题有所推进，端赖于其能否把握住黑格尔所说的“这个现在所是的东西”，把握住这个现在的时代，对其产生强烈的自觉意识。而正是上述中国当代的诸多特质，使得这种自觉意识不止于作为观念而存在。所谓强烈的自觉意识，意味着将这种主观的自觉意识扬弃到现实之中，从而哲学就不是作为哲学家个人的创造，而毋宁说是现实召唤的结果。换言之，提出中国哲学的当代性，就不止于要求哲学研究者关心和凝视自己的当代，而且要求中国的当代自己绽出为一种哲学形态，并进而绽出为一种形而上学。说到底，形而上学问题在哲学史上的浮沉都不是形而上学自身的问题，而是不同的形而上学背后的时代问题，即其所依托的时代是否支撑此形而上学。中国当前的整体状况，以及其所表征的一种时代性的临界状态，正需要一种新的形而上学来予以解释。在此意义上，丁耘的“道体学”正是对于“当代中国”具有高度自觉意识的产物，是“把握在思想中的中国的当代”。这不是“在当代的哲学”，而是“当代的哲学”。亚里士多德、海德格尔的思想，以及心宗、气宗等等，作为既有的哲学史知识，或弃或取，需要一一厘清，但所有这些，都是表，是迹。中国哲学的源头活水在于，“当代中国”正在持续地敞开自身。从这里出发，我们才可以进而具体进入“新中国的形而上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