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解释一下，设置这场圆桌会议的主题的目的，是希望各位从之前讨论中没有呈现的角度来与丁耘老师进行讨论。

关于丁耘老师这本书，我想说的可以简单地总结为三句话，既是表扬也隐含着批评。我的第一个评价是：从中学的角度来看，丁耘老师这本书是对熊十力、牟宗三一系哲学实践的复活与推进。为什么说是复活？因为经过改革开放后学界对新儒家的研究热潮，中国哲学界大体上都认为熊、牟一系的路是走不通的——只是说大多数人这样认为，并非所有人都持有这种观点。所以，近二十年对新儒家的研究和追随新儒家路径的学者逐渐变少，我觉得丁老师这本书实际上从某种程度上是接续了熊、牟一系哲学的努力。第二个评价是，从西学的角度来看，丁耘老师这本书是西学中国化的重大进展，或者说是西学中国化的一个里程碑式的著作。这其中的表扬十分明显，隐含的批评在于，正如张志强老师等几位都提到的，从本质上来讲，书中还是在回应西方哲学的问题，也就是说，这个问题本身是在西学脉络中生长出来的，是“西学在中国”或“西学的中国化”。第三个评价是，本书对于我们中国哲学研究在客观上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就这一点而言，我们也可以去反挑战。例如，我们首先可以质疑，丁耘老师的整个哲学建构是否可以使用“道体学”这样一个名称？“道体”在中国思想中一般至少包括两个或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超越的，即形而上学意义上的，与这本书所要讨论的问题相对应来理解。二是理学中常讲的“圣人与道同体”，“道”要通过一个具象的“体”呈现出来。“道体”也就是圣人的身体，是肉身性的圣人，圣人就是道体，也算是一种“道成肉身”。丁耘老师在讨论中基本上将这一点排除了，并没有做出回应和关注。第三个意义上的“道体”，就不见得是共识了。周展安的文章最后也谈到丁耘老师认为清代道体学没有什么很有效的开展，因为清人都沉浸到经史中去了。这一看法我觉得可能并不特别准确，因为清人的道体学恰好是从经史之学中展现出来的。比如，章学诚的历史哲学就是历史形上学，也是道体学。在章学诚那里，历史就是道体，而历史哲学需要处理的就是时间和永恒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中国哲学中的展现，并非只有章学诚一个人，其实从清初一直到清代晚期都可以去挖掘。它在清代一直是非常重要的思想线索，需要以后的研究去慢慢发掘出来。所以，形上学除了刚才陈少明老师概括的三种之外，还可以再加上“历史形上学”。历史形上学关心的是时间与永恒的关系问题。如果我们把沃格林的《时间中的永恒存在》③与章学诚的很多讨论放在一起相互印证，可能会对“道体”进行重新定义。以上是我对丁耘老师大著的一些感想，不当之处，请丁耘老师批评。

如果还可以再讲一点的话，我觉得哲学研究可以有很多类型，建构形上学是一种类型，经验反思也是一种类型。建构形上学按照中国古代的说法就是“上学下达”，经验反思就是“下学上达”。从孔子开始，中国哲学的传统就是“下学上达”。在这样一个“下学上达”的传统中，经验反思的对象可以改变，比如对日常生活经验的反思、对宗教神秘经验的反思、对政治历史经验的反思，这些就形成了今天我们哲学研究不同门类的“领域哲学”的开展。而这种反思不仅仅停留在经验，还可以透过经验往上走。这种方式的哲学，被雷思温和孟琢称为“质料性哲学”。而“质料性哲学”恰好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的传统。如果要捍卫中国哲学，恰恰就是要捍卫这种质料性的哲学的传统。西方哲学里边也不是没有质料性的哲学的传统。西方哲学应该是兼有“下学上达”和“上学下达”的传统。如果说西方哲学的传统就是形而上学传统，实际上对于西方哲学也是不公平的。我们同样要重视西学内部的“下学上达”的传统，也就是从经验反思出发去理解现实政治和历史进程的传统。我们当代的中国哲学研究，面对的是当代中国人的生活、当代中国的历史和政治实践。这一点必须要纳入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范畴，这是我们当代中国哲学研究者不可推卸的使命和责任。昨天丁耘老师把雷思温的问题和吴增定老师的问题合并在一起回应，认为他们都说丁老师没有谈论现代性的问题，我觉得他们的问题可能不能合并处理，也不能仅仅看成没有谈现代性的问题——虽然没有谈到现代性的问题也是一个问题。“古今”的问题，既包含了现代性，也包含了历史感和现实感，包含了某种需要在历史哲学维度，融合经验反思去处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