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后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的走向，与《新青年》群体的分化息息相关。分化后的《新青年》群体，其同人各自搭建起新的发言台，汇聚成不同的政治力量。只是，此时对思想派别的识别仍保持着鲜明的“文化色彩”，“思想界的联合战线”之议，即表明思想界仍维持“我们”与“他们”的区分。随着中国社会进行重新组织，“思想界”也被重新定位。思想界的“分裂”在1920年代后期愈发突出，实际与中国社会的重组同步。追踪《新青年》同人思想的分化，对“后五四时期”（主要是20年代）中国思想及中国社会的走向，或许也有新的认识。
将“年代”视野引入现代中国，或也难免聚焦于作为时代命名的事件，毕竟，历史上能够作为时代命名的事件并不多。审视1920年代思想界的走向，就难以绕开“五四”。“五四”成为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分水岭，原因必多，其中之一当与“分裂”相关。“分裂”是全方位的，世界大战、巴黎和会以及学生运动，都预示着种种“分裂”的肇端。研究中国现代思想的学者，也大体接受这样的看法：1920年代是思想冲突加剧、思想界随之分裂的时代。
学者思考的起点大都立足于五四“思想”的多歧性，论证则指向“政治”立场的分野。娴熟这段历史的周策纵就指出，1919年以后，知识分子首先在思想上、继而在行动上的不一致与日俱增，以致在以后的年代里这个运动产生了巨大分裂。“一方面自由派和保守派徒劳地要求在军阀统治下实行温和的改革，另一方面左派份子和民族主义者在苏俄与日俱增的影响下加速了他们的组织活动。”（注：周策纵著，周子平等译：《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32页。）或许是因为这个观察稍嫌简略，且偏重于政治因素的分析，近年来也出现了从新的视野对此展开讨论的论作，罗志田就从“西方分裂”的角度分析了“后五四时期”的思想分化：从整个近代这一中长时段看，新文化运动既是西潮在中国的颠峰，也是其衰落的开始。早期的《新青年》尚处西方整体观的余荫之下，“五四”以后即渐分，表面是分裂为激进与稳健两派，实则与“西方”的分裂有很直接的关联，如学界与思想界就都有所谓英美派、法日派以及尚不明显的俄国派之分。（注：罗志田：《西方的分裂：国际风云与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通过对“后五四时期”（主要是1920年代）《新青年》同人思想分化的追踪，以审视中国思想的走向及思想界的分裂，是本文关注的重点。依我之拙见，1920年代思想界因何分裂，分裂的程度如何，尤其是如何评估思想界的分裂，及所涉及的时间断限，值得进一步申论。关键在于，聚焦于思想界的分裂，往往将中国社会的重组掩饰，而这其中所发生的转变，却是同样值得重视的。这也意味着，本文希望能够结合中国社会的重组，对思想界的“分裂”做一概论性申述；以期在增进对“1920年代”了解的基础上，重新认识“后五四时期”中国思想及中国社会的走向。
一、审视思想界分裂的“后见之明”
关乎现代中国思想界的“分裂”，显是易于搀杂种种恩怨的话题。如何避免纠缠于其中的“后见之明”，尤其是当事者事后的种种说项，便成为绕不开的问题。甚至可以说，如不能对此略作说明，恐是难以做到“返诸旧心”的。（注：就此而言，柯文考察义和团所提出的“历史三调”，以及舒衡哲对五四“记忆”如何延续的探讨，都提示了历史学家处理有关问题时应有这样的“自觉”。参见柯文著，杜继东译《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舒衡哲，李国英等译《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此外，罗志田近年《历史记忆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等文也涉及此问题，见氏著《近代中国史学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3—174页。）因此，在问题展开之前，略为勾画思想界分化问题的缘起，也是必要的。实际上，“后五四时期”思想界的“图景”，即由此塑造。这其中，胡适与李大钊围绕“问题与主义”的论辩，就构成塑造历史的重要元素，并以此作为思想界分裂的象征。胡适即有其“后见之明”，作为当事人之一，晚年他把“问题与主义”之争看做“和马克思主义者冲突的第一个回合”。（注：参见唐德刚译注《胡适的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00页。）这样的解释当然有“郢书燕说”之嫌，论者对这段历史的考辨，就指明这场论战的历史图景是如何塑造出来的。（注：见李林《重论“问题与主义”之争》，收入刘青峰编《胡适与现代中国文化转型》，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1—33页。）实际上，这样的“回忆”并非只发生在胡适身上，关于“五四”的“记忆”，差不多都由此展开。譬如，夏衍也指出，“1919年到1920年，是一个新旧决裂和分化的时刻”，“五四”初期的“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政治口号，逐步增加了反帝反封建（特别是反礼教）的新文化运动的色彩，“这事件，标志着中国思想界出现了进一步的伟大的分裂”。（注：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补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6—27页。）凡此种种，都提示我们注意，重塑1920年代思想界的图景，需要面对种种“迷思”，甚至“迷思”是由当事者自己营造的。
应当承认，“后五四时期”思想界的分化，当时即已成为问题。1920年瞿秋白即有言：“中国社会思想到如今，已是一大变动的时候。一般青年都是栖栖皇皇寝食不安的样子，究竟为什么？无非是社会生活不安的反动。反动初起的时候，群流并进，集中于‘旧’思想学术制度，作勇猛的攻击。等到代表‘旧’的势力宣告无战争力的时期，‘新’派思想之中，因潜伏的矛盾点——历史上学术思想的渊源，地理上文化交流之法则——渐渐发现出来，于是思潮的趋向就不像当初那样简单了。”（注：瞿秋白：《饿乡纪程》，《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9页。）“新”、“旧”之争，是探讨五四时期思想界走向的基本向度，无须多作说明。这里瞿指出思想界“新派”与“旧派”之分，即是延续了有关话题。只是他已注意到，“新派思想”中“潜伏的矛盾点”已“渐渐发现出来”——尽管未曾具体言明“发现”的究竟是什么。
“新派”知识分子中存在的派系之争，在“后五四时期”也偶有提及。主要是针对个人及所属籍贯和教育背景而言，并不一定确有所指。胡适进北大主要靠陈独秀援引，校内当时主要由章太炎门下弟子把持，陈去势孤。汤尔和、蒋梦麟等常在人事安排方面党同伐异，被指为“浙派之植党揽权”。此外，沈尹默是所谓北大“法国文化派”要员，与李石曾、顾孟余等“结党把持”，与胡适对立。胡则逐步培植自己人脉，即后来鲁迅所谓的“现代评论派”。吴虞注意到这一现象，因而评论说，“李石曾辈很有势力，北大教职员会，李派与胡适之派人数平均”（注：吴虞：《吴虞日记》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4、295页；胡适：《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5册，1925年1月17日，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版。参见桑兵《近代中国学术的地缘与流派》，《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1926年下半年鲁迅南下厦门、广州，在厦门、中山大学均与顾颉刚卷入复杂的人事纠葛，甚至闹到有你无我、你来我走的地步，报上就有“胡适之派和鲁迅派相排挤”的说法。（注：顾颉刚：《致胡适》（1927年2月2日、1927年4月28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22—430页；鲁迅：《两地书》第2集，“厦门—广州”（1926年9月至1927年1月），《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3—277页；鲁迅：《华盖集续编·海上通信》，《鲁迅全集》第3卷，第398—401页。）此外，学生方面也被时人指为有“两种大的倾向”，五四运动之后，两者“越发分明”：前者是新潮社，“隐然以胡适之先生为首领”，“渐渐倾向于国故整理运动”；后者是国民杂志社，“显然是社会主义、尤其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仰慕者”。（注：黄日葵：《在中国近代思想史演进中的北大》，《北大廿五周年纪念刊》（1927年12月17日）。）
约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思想界的分化成为言说的中心。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民族精神”成为建构三民主义的重要符号，相应也产生种种批评“五四”的意见。叶楚伧《由党的力量来挽回颓风》就声称，“中国本来是一个由美德筑成的黄金世界”，且将黄金时代定于三百年前，明显表现出对近代以来的文化变革，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不屑。陈立夫更是表示，自五四运动以来，所有的文化工作，“大部分均系破坏工作，以致吾国固有之文化摧毁无余”（注：陈立夫：《文化建设之前夜》，《华侨半月刊》第46期，1935年5月10日。）。而在“革命”名义下，“五四”思想也被分解。朱镜我1930年发表《中国目前思想界的解剖》即道出，改良主义、自由主义、机会主义代表着“在现状态下有相当势力的思想系统”，而“资产阶级底自由主义的思想系统”，即是胡适一派的理论，新月派的立场。他们完全失却了革命性，“看不出帝国主义实使中国沦于崩溃的事实，也看不出封建残余阻碍中国的自由发展之事实”。（注：朱镜我（署名谷荫）：《中国目前思想界的解剖》，《世界文化》第1期，1930年9月10日。）这里可以看出思想界的分裂是如何被定性的——主要来自于敌对思想的互相涂抹；“资产阶级底自由主义的思想系统”的命名，形成于20年代末30年代初，也自有其深意在。这多少表明有关思想界分化的看法，缘自政治的立场；同时也提示当紧扣20年代末30年代中国社会的演进，审视思想界的走向。
像这样本于政治立场针对“五四”思想进行的解释，不仅得以延续，而且政治色彩愈加浓厚。1940年翦伯赞就撰文指出，在五四运动中，胡适及其流派，“一面对于还正在与他们直接斗争的封建思想，作正面的批判；另一方面，对于真正在兴起中的社会主义思潮拼命的打击，而积极的鼓吹资本主义合理之资本家的精神。”同样是将“胡适及其流派”作为“资产阶级”代言人。尤有甚者，因为抗战时期广泛开展民族动员、文化动员，胡适等还要承担“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责任，认为胡适等抨击中国古典圣经贤传，殊未知儒教“也不是完全没有积极的成分”。即便否定，也并非完全消灭，是要把“被否定的诸要素中的积极的东西保存着并发展他，当作新的东西之发展的契机”。（注：翦伯赞：《评实验主义的中国历史观》，见《中国史论集》，文风书局1944年版，第21—34页。）国民党方面，1943年出版的《中国之命运》，也对“五四思想”贴上新的标签。以蒋介石之名炮制的这本书，将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等而视之，认为五四后输入国中这两种思想，不仅不切于国计民生，违反中国固有精神文化，而且“根本上忘记了他是一个中国人，失去了要为中国而学亦为中国而用的立场”，其结果这两种“不外英美思想与苏俄思想”“抄袭和附会”的思想学说，“不过使中国的文化陷溺于支离破碎的风气”。（注：蒋介石：《中国之命运》，台北，正中书局1976年版，第71—73页。）
“五四”时代的思想人物，同样也在进行着对思想分化的分析。1933年胡适以1923年为界将现代思想分为前后两期：第一期是“维多利亚思想时代，从梁任公到《新青年》，多是侧重个人的解放”；第二期则是“集团主义（collectivism）时代。一九二三年以后，无论为民族主义运动，或共产革命运动，皆属于这个反个人主义的倾向”。（注：胡适：《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1册，1933年12月22日。）这一分期当然也有其“成见”，几乎全以他所理解的“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为依据，尤其突出了政治运动对于思想文化运动的干扰。稍后不久，胡适明确将《新青年》群体归于自由主义，并且认为北京大学1919年3月26日开会辞去陈独秀，“不但决定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因为“独秀在北大，颇受我与孟和（英美派）的影响，故不致十分左倾。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就更左倾了。”（注：胡适：《致汤尔和》（1935年12月23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第281—282页。）
值得重视的是鲁迅等对相关问题的揭示。1935年鲁迅在一篇文字中讲到，20年代最初几年，作为“五四运动”策源地的北京，自从支持《新青年》和《新潮》的人们风流云散后，“倒显着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注：鲁迅：《现代小说导论（二）》，见蔡元培等著《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40年版，第132页。）。这样的看法，也出现在研究新文化运动的论著中，1936年出版的《五四运动之史的评价》就注意到，回应西潮冲击达于颠峰的新文化运动，因尊西的新派分裂为实验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两派，中国思想文化界就“失去了重心”（注：陈端志：《五四运动之史的评价》，上海生活书店1936年版，第339页，转引自罗志田《西方的分裂：国际风云与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所谓思想文化界“失去了重心”，甚为要紧。“分裂”导致“重心”的丧失，本不难理解，但问题随之而来，思想文化界“失去了重心”，还只是问题的一面；同样值得考虑的是，如果思想文化界的“分裂”是中国社会重组的产物，那么在重新组合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界的“位置”又如何？是不是同样有“失去了重心”的问题？这或许是更值得关注的。
这里只是对“后五四时期”思想界的分化略作说明，以显示问题的缘起。之所以特别提示20年代末30年代初形成的对思想界分化的看法，最基本的正在于，伴随中国社会的重组，“思想界”也形成新的格局，往往是基于特定时期的政治立场对此前的历史进行回溯。此亦表明，中国社会的“重组”与思想界的“分裂”，实有密切关联。
二、《新青年》的“分裂”，抑或陈独秀的“出走”
审视192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走向，通常都围绕《新青年》的“分裂”展开。我们也熟悉了于此所发掘的最具象征性的事件，那就是前述胡适与李大钊围绕“问题与主义”的辩论。这场论争作为中国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浮出水面的象征，自有其深意在，只是其中之“意义”，并非即刻呈现出来。既如此，以此作为当时思想界分化的向度，就值得斟酌。因此，同样以《新青年》“分裂”作为问题的起点，也存在不同的取向。我想强调的是，追踪《新青年》同人“后五四时期”的思想分化，确需确立问题的起点，但与其致力于发掘具有象征性的事件，不如聚焦于《新青年》群体的分化。因为该群体不仅提供了检讨“五四”前后所发生的一系列“分裂”的视角，更重要的是，思想界的“重组”也与这个群体的分化息息相关。只是，是表述为“分裂”，还是“陈独秀的出走”，却值得考虑。（注：胡适后来就谈到，“1920年1月以后，陈独秀是离开我们北京大学这个社团了。他离开了我们《新青年》团体里的一些老朋友；在上海他又交上了那批有志于搞政治而倾向于马、列主义的新朋友。时日推移，陈独秀和我们北大里的老伙伴，愈离愈远。”见唐德刚译注《胡适的自传》，第206页。）
约在1919年4月李大钊给胡适的信中，就谈到“团结”问题，提出应该把《新青年》、《新潮》和《每周评论》的人结合起来，“为文学革新奋斗”。“在这团体中，固然也有许多主张不尽相同，可是要再想找一个团结像这样颜色相同的，恐怕是不大容易了。”但主张不必相同，只要“都要向光明一方面走是相同的”。所要者，“《新青年》的团结，千万不可不顾”（注：李大钊：《致胡适》（1919年4月），《李大钊文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36页。）。这当是有所指。就在这年年底，《新青年》第7卷第1期出刊，内中刊登的据称代表“全体社员共同意见”的一则宣言，颇为引人注目。一本已发行到第7卷的杂志，表示“本志的具体主张，从来未曾完全发表”，已足使人惊讶；既说社员持论各不相同，却又“要将全体社员的公共意见，明白宣布”，更令人回味。（注：陈独秀：《〈新青年〉宣言》，《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合理的推断是，《新青年》内部已出现不谐之音，且引起社会上种种猜疑，否则大可不必在这个时候宣示什么“公共意见”。
从宣言本身也不难发现，在一些基本问题的认知上，《新青年》内部确实已产生裂痕。究其实质，是在杂志经历一系列风波，引致其成员间潜在的分裂倾向时，编辑部成员重新在寻求共识，焦点则是“政治”。拾起“民众运动”与“社会改造”的旗帜，并表示要和各派政党“绝对断绝关系”，即是试图找寻在政治上沟通的契机。但这样的沟通，收效甚微；其成员间的裂痕，也难以弥合。
问题并不是要不要“谈政治”那样简单。照胡适的说法，1919年以前，《新青年》大致还是“不谈政治而专注意文艺思想的革新”；有意不谈政治，主要受其影响，“陈独秀、李大钊、高一涵诸先生都是注意政治问题的”（注：胡适：《纪念五四》，《独立评论》第149号，1935年5月4日。）。陈独秀对此还颇有报怨，“本志同人及读者，往往不以我谈政治为然”。但他坚持认为，“政治问题，往往关于国家民族根本的存亡，怎应该装聋作哑呢？”况且，“此种根本问题，国人倘无彻底的觉悟，急谋改革，则其他政治问题必至永远纷扰”。（注：陈独秀：《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1918年7月15日），《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68页。）其实，1919年以后《新青年》更多介入现实政治的讨论，也是事出有因，欧战结束、巴黎和会召开以及由此催生出的学生运动，这一连串事件的发生，《新青年》又岂能置身事外。
这其中的区别主要在于，陈独秀毫不讳言要“谈政治”，是因为有了明确的“理想”与“主义”。在《谈政治》一文中，他就表示，我深信许多人所深恶痛绝的强权主义，有时竟可以利用他为善；许多人所歌颂赞美的自由主义，有时也可以利用他为恶。”劳动阶级的枷锁镣铐分明是自由主义带上的，“若仍旧妄想否认政治是彻底的改造，迷信自由主义万能，岂不是睁着眼睛走错路吗？”（注：陈独秀：《谈政治》，《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这篇文章的重要性不在于陈大张旗鼓要“谈政治”，关键在于，文中所表达的——如把自由主义看做资本主义的代名词——显示如何“谈政治”，陈已有了他的答案。而胡适也未必忌讳“谈政治”，《星期评论》出版后，他就撰文表示，“如果要使思想革新的运动能收实地的功效，非有一贯的团体主张不可”。只是胡尚未形成具体的“理想”与“主义”，所以仍守护于“谈政治”要基于“研究的结果”（注：胡适：《欢迎我们的兄弟——〈星期评论〉》，《每周评论》第28号，1919年6月29日。）。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是否谈政治，而是如何“谈”。宣言反复声明要和过去及现在的各党派“绝对断绝关系”，且“永远不忍加入”，才是症结之所在。具体说来，导致《新青年》团体陷于分裂的导火索，当是这个杂志的“色彩”越来越趋向“过于鲜明”。
就在这则宣言发表后不久，1920年1月陈独秀离开北京到了上海，同时将《新青年》带到上海编辑出版。当陈将编辑工作交由陈望道、李达、李汉俊等倾向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担当后，这个杂志逐渐成为宣传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在这种情况下，《新青年》该如何走下去成为其成员不得不思虑的问题。胡适再度祭起“不谈政治”的戒约，认为问题已到必须解决的关头。1920年12月他致函陈独秀说，尽管你本人也声称并不为然，但杂志“色彩过于鲜明”，却是已成之事实。今虽有意抹淡，似亦非易事，况且“北京同人抹淡的工夫决赶不上上海同人染浓的手段之神速”。他提出三个解决办法：第一，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第二，将《新青年》迁回北京出版；第三，“暂时停办”。当时在北京的《新青年》同人，也对此发表了意见。（注：胡适：《致陈独秀》，见张静庐编《现代中国出版史料》甲编，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8—10页。关于《新青年》的分裂及此后其同人所搭建的发言台，笔者在其他文字中有更详细讨论，此系对前文之补充。参见章清《“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尽管多数编委主张《新青年》移回北京编辑，却没有能够落实。在上海编辑出版的《新青年》杂志，因为遭查禁，最后只好移到广州出版。虽说《新青年》这个旗帜还在，但不难看出，自这个杂志迁往上海，就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曾经掀起过巨大波澜的《新青年》群体分道扬镳，已无可挽回。
如何看待《新青年》群体的分裂，是不该回避的问题。上述种种，似都给出明确信号，《新青年》的分裂缘自政治上的分歧。所谓“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近年来表述为“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分歧，于此也有了确凿证据。然而，这样的评估却难免“后见之明”的痕迹。关于什么是五四的核心，从来就是言人人殊的问题，和历史上其他充满歧见的事件一样，五四给后人的昭示也并不完全一致。张灏曾归纳出五四思想的“两歧性”，揭示出五四思想中存在一些对立发展的趋势。（注：张灏：《形象与实质——再认五四思想》，见韦政通等著《自由民主的思想与文化》，台北，自立晚报社文化出版部1990年版，第23—57页。）这有助于认识中国现代思潮的诡谲歧异。同样的，在政治立场上清楚辨析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或也是轻率的。如论者所说，“五四”时围绕“政治”问题进行的辩论，“不应该仅仅被理解为、或者最有益地被理解为自由主义者在政治上的幼稚或短见的表现；或者理解为激进分子偏向政治教条化的倾向”（注：格里德：《五四知识分子的“政治”观》，见王跃、高力克编《五四：文化的阐释与评价》，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14页。）。
揆诸“后五四时期”的历史，也不难发现，“问题与主义”之争，或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论辩，并不意味着“历史的终结”。即以对“社会主义”的看法来说，也未见有什么严重分歧。（注：罗志田：《胡适与社会主义的合离》，《学人》第4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笔者也曾对此有所讨论，参见章清《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合离：自由知识分子关于社会主义的历史图景》，收入瞿海源等主编《自由主义的发展及问题》，台北，桂冠图书公司2002年版。）关键在于，尽管《新青年》为同人杂志，但杂志中人的思想背景与价值取向并不完全相同。甚至可以说，同人间的分歧其实早已潜埋，只是在启蒙的诉求下，这种分歧被遮掩着；随着政治话语慢慢浮出水面，分歧即暴露出来。只是，此时的“分裂”主要由陈独秀的“出走”表现出来。至于思想界的“分化”，主要体现在《新青年》群体的“瓦解”，还没有通过形成不同的思想派别表现出来。未来的情形如何，还需要通过对杂志同人“后五四时期”的思想进一步追踪。
三、政治歧见：一个目标，两条道路
《新青年》南迁上海后，胡适曾表示有意另创一个专事哲学与文学的杂志，但这样性质的杂志却没有能够出现，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包括胡适在内的原《新青年》杂志一群人，再汇聚知识圈及政治圈的其他力量，走上的仍是“谈政治”的“歧路”。这里的意味是，《新青年》群体分化后，其同人各自搭建起新的发言台，而且均关注于现实政治。这样，追踪《新青年》同人“后五四时期”思想分化，也有了重要依凭。藉此，可以进一步了解“谈政治”的知识分子，又有怎样的“政治歧见”。
由“不谈政治”到走上“谈政治”的“歧路”，这是知识阶层的一个新动向。其实，在那样一个时代，不单知识阶层有新的动向，其他社会阶层也是如此。梁启超1921年在天津讲演，就曾表示，“近来许多好人打着不谈政治的招牌，却是很不应该；社会上对谈政治的人，不问好歹，一概的冷淡，也是很不应该。”国中优秀分子当有一种“觉悟”：“国家是我的，政治是和我的生活有关系的。谈，我是要谈定了；管，我是要管定了。”（注：梁启超：《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1921年11月7、8日《晨报副镌》。）正如白吉尔所揭示的，自袁世凯称帝失败后，也许就注定了这个信誉扫地的政府再也没有能力控制中国南北分裂的局面，而在军阀横征暴敛的年代，所有社会集团的利益都受到损害。在经历一段拒绝参与政治事务的消极抗议后，愈来愈多的商人与企业家意识到，只有通过改革，实现政治机构和社会组织的变革，才能保证经济持续和深入的发展。（注：〔法〕白吉尔著，张富强、许世芬泽：《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第5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在军阀混战的年代，不单一向远离政治的商人与企业家“思出其位”，知识圈中人，此时也同样感受到不得不卷入政治的压力。1920年底陈独秀赴粤前，曾特地致函胡适、高一涵，提醒说，“南方颇传适之兄与孟和兄与研究系接近，且有恶评，此次高师事，南方对孟和颇冷淡，也就是这个原因，我盼望诸君宜注意此事。”还坦陈此乃他时常不可忘却的忠告，“恐怕我的好朋友书呆子为政客所利用”。（注：陈独秀：《致胡适、高一涵》（约1920年年底）；《致胡适》（1921年2月15日），见《现代中国出版史料》甲编，第7、8页。）一开始，许是种种流言在传布，却也绝非空穴来风。即便知识阶层仍守望于学术理想，也不能杜绝各种政治势力对知识阶层的关注。李大钊就用“处女的地位”，说明了知识圈的处境，“现在我们大学一班人，好像一个处女的地位，交通、研究、政学各系都想勾引我们，勾引不动就给我们造谣；还有那国民系看见我们为这些系所垂涎，便不免引起一点醋意”（注：李大钊：《致胡适》（1921年），《李大钊文集》下册，第951页。）。对此，胡适也深有体会，研究系蓝公武曾拖其加入他们的“联省自治”运动，只是胡仍坚持，“我虽现在不主张放弃政治，但我不能玩这种政客的政治活动”（注：胡适：《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2册，1921年9月21日。）。这些或都表明，在那个政治情绪高昂的年代，大学中人同样有不能免于政治影响的尴尬。《新青年》迁离北京后，留在北京的一群人同样需要通过某种方式整合起来。终于在1922年5月，一个新的杂志问世了，只是，这个新杂志与原先胡适所期许的纯学术性杂志全然不同，以“努力”命名的这份刊物，明确指向的是对政治事业的图谋。而且，该刊第2号发表的由16位学者联署的《我们的政治主张》，所标举的“好政府主义”论纲，与梁启超的见解如出一辙。
从前或宣言“不谈政治”，或信仰各种主义的一群“清高人士”，竟能平心降格提出“好政府”的主张，在思想舆论界也激起热烈反应。赞同的意见大多来自教育界人士，北京几所学校的校长就联署作为宣言的“赞成人”；批评性回应则较多来自其他政治派别。（注：来自国民党方面的批评可参见邵力子《读蔡孑民、胡适之诸先生的政治主张》，1922年5月18、19日《民国日报》。来自无政府主义方面的批评则以区声白的评论为代表，见区声白（署名声白）《中国目前的政治问题如何解决》，《民钟》第1卷第5期，1923年7月10日。）较之“问题与主义”的论辩，《努力》的创刊对于了解不同思想的交锋，无疑更具意义，提供了审视思想界“政治歧见”的重要资源。
据张国焘回忆，当时聚集在上海的一群共产党人，认为好人政府的倡导会“阻碍革命思潮发展，将一般人引导到改良幻想的歧途”，故主张“不必顾虑到与蔡元培、胡适等好人政府派的原有友谊”，应将“我们的主张公开出来”。（注：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东方出版社1980年版，第231—233页。）由陈独秀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就批评“好政府诸君”为“妥协的和平主义，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注：陈独秀：《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先驱》第9号，1922年6月20日。）《先驱》编辑部还发文说，“我们要知道好政治与坏政治，不是几个好人或坏人弄成的，乃是一派怎样特殊势力或特殊阶级弄成的”，在北洋派武人势力的基础上建立“好政府”，“未免太空想，太滑稽，而且太不努力了”，“在未实现之前，即已定了死刑”。（注：《先驱》编辑部：《批评“好政府”主义及其主张者》，《先驱》第9号，1922年6月20日。）
甫经成立的共产党对《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出质疑并不令人奇怪，这不过是五四后“革命话语”流行的一个表象而已。在军阀蝇营狗苟的政治环境下，不单共产党表达出对“阶级革命”的关切，《努力》的普通读者也希望“好人”诸君能深入民众，甚至不乏革命的呼声。在这一点上，《努力》所主张的确是倾向于对现存社会秩序进行修补式的改造，明显与革命的呼声适成对照。不过，从当时的思想格局看，无论倾向自由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都还只是刚刚汇聚成政治力量，也许政治主张已渐渐趋远，但未来的政治走向如何，仍有诸多未确定的因素。
事实上，中共二大宣言仍表示，“愿意和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联合起来，做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阵线’”。紧接着胡适所写《国际的中国》也积极呼应，明确表示宣言认同于“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是可喜可贺的事。所不同的是，中共将“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军阀的扰乱”作为中国内忧外患的祸源，胡却要人们相信，现在中国已没有很大的国际侵略的危险，尽可不必做惧怕国际侵略的恶梦。“我们的朋友陈独秀先生们在上海出版的《向导》周报，标出两大目标：一是民主主义的革命，一是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对于第一项，我们是自然赞成的。对于第二项，我们觉得这也应该包括在第一项之内。因为我们觉得民主主义的革命成功之后，政治上了轨道，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已有一大部分可以自然解除了。”（注：胡适：《国际的中国》，《努力》第22号，1922年10月1日。）胡适后来曾言，这是他最挨骂的文章，“共产党至今骂我此文，国民党也不会了解此文”（注：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2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508页。）。
论者将《我们的政治主张》视做“是对那些可看作‘自由主义’的观点的第一次系统的概括”，大抵不错。（注：〔美〕格里德著，鲁奇译：《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00页。）除阐述“好政府”的政治论纲，《努力》也提出了对斯时现实问题的具体意见。在这些具体的政治主张上，譬如“联省自治”，双方也有所交锋。《向导》创刊号上，陈独秀就撰文表示对胡适等人的联省自治主张，“期期以为不可”，认为要救济中国，“首在铲除这种割据的恶势力”，且须用“革命的手段”，在群雄割据的扰乱中，鼓吹联省自治，只是“徒以资横梗中间的武人用为永远巩固割据之武器，使老百姓更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连向中央请愿这条可怜的路都断了”（注：陈独秀：《联省自治与中国政象》，《向导》第1期，1922年9月。）。胡适对此有所回应，强调“根据于省自治的联邦制，是今日打倒军阀的一个重要武器”，“凡反抗这个旗帜的，没有不失败的”（注：胡适：《联省自治与军阀割据——答陈独秀》，《努力》第19号，1922年9月10日。）。随后，蔡和森也加入进来，指出中国乱源，“在封建的旧势力之继续；而不在胡适之先生那种新发明的‘统一’史观”。胡适的主张是肯定“打倒军阀的第一步在联省自治。但我们也可以大胆告诉适之先生：打倒军阀割据的第一步在民主的革命。”（注：蔡和森：《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军阀专政与军阀割据》，《向导》第2期，1922年9月20日。）
不难看出，双方的分歧，其实可归结于：一个目标，两条道路。胡适回应《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就对彼此的分歧做了这样的归纳。他认为其中所阐述的十一项原则，“并无和我们的政治主张绝对不相容的地方”，只是步骤有先后而已。也许他并不清楚为什么共产党把他们看成是“小资产阶级”——“有产阶级至无产阶级之间的一种第×阶段”，但他对宣言中所提出的理想目标并没有太大歧见。只是强调，《努力》所着重的是“现在”最低限度的要求，事事都考虑只从“现在第一步”着手，所以，“我们并不菲薄你们的理想的主张，你们也不必菲薄我们的最低限度的主张。如果我们的最低限度做不到时，你们的理想主张也决不能实现。”（注：胡适：《这一周》，《努力》第10号，1922年7月9日。）说起来，“问题与主义”论争中，李大钊与胡适所论辩的中心，也是如此。
从胡适与李大钊、陈独秀的交往中，也可看出双方还保持着密切关系。胡适拟好《我们的政治主张》，首先想到的是与李大钊商议（宣言发表时李也具名于上）。李从事的政治活动，也主动与胡通报。（注：李大钊：《致胡适》（约1922年8月），《李大钊文集》下册，第955页。）1923年9月，李大钊还致信胡适，希望能将蔡和森所著《俄国社会革命史》一书，纳入《世界丛书》出版。（注：李大钊：《致胡适》（1923年9月7日、10月下旬），《李大钊文集》下册，第956、957页。）该年陈独秀给胡适的信，除希望《努力》出版后“每期赐寄一份”，还推荐瞿秋白新著，“国人对于新俄，誉之者以为天堂，毁之者视为地狱，此皆不知社会进化为何物者之观察”，秋白的书必能去掉世人诸多误解，“望早日介绍于商务，并催其早日出版为要”（注：陈独秀：《致胡适》（1923年4月7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194页。事实上，瞿秋白这段时间也曾多次致函胡适，其中还特别提到，他有意促成其任教的上海大学，成为“南方的新文化运动中心”，并希望胡适能常加指导。见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41册，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159—162页。）。事实上这样的“交情”一直得以延续，几年以后，胡适游欧期间还与国共两党著名人士于右任、蔡和森等密切沟通。胡适的一则日记甚为重要，不只是表达对社会主义的认同，还清楚表明短短三天时间修正了他多年来的想法，其中投身政治活动乃至“组党”的想法，是颇不寻常的。当他看到政治革新具有如此效力，也才有“应该出来做政治活动”甚至组织政党的表态。（注：《胡适全集》第30卷，“日记”1926年8月3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22—223页。）难怪李大钊说：“我们应该写信给适之，劝他仍旧从俄国回来，不要让他往西去打美国回来。”（注：胡适：《漫游的感想》，《胡适全集》第3卷，第41页。）
略为分析《新青年》同人“后五四时期”重新搭建的发言台，可以清楚把握“双方”在政治上的“歧见”究竟有什么具体的表现。看得出，依托新的发言台的《新青年》同人，都在各自表述改革中国政治的意见。分歧不是没有，主要是在手段与方法上。或许用“一个目标，两条道路”归纳双方的“歧见”，更为确当。这也表明，审视《新青年》同人“后五四时期”的分化，对此应有清楚把握，即《新青年》群体瓦解后，并未即刻形成对立的思想派别；所阐述的政治主张也并非完全不能相容。明乎此，也能更好认识思想界何以有“我们”与“他们”的区分，以及何以会产生“思想界联合战线”之提议。
四、“我们”与“他们”：思想界的联合战线
约在1921年初，胡适曾写了封措辞严厉的信给陈独秀。这封常被征引的信，确值得重视，内中引人瞩目的即是对“我们”与“他们”的区分，且将彼此的畛域悉数道出。胡适颇有些责怪陈不能区分“我们”与“他们”，足证他牢固树立了这种意识。（注：胡适：《致陈独秀》（时间不详，约在1921年初），《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119—120页。）后来鲁迅、周作人与陈源之间发生笔战，胡适也致函表示这是朋友中最可惜之事，“国内只有这些可以作工的人，大家努力‘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还怕干不了千万分之一的工作，——我们岂可自己相猜疑，相残害，减损我们自己的光和热吗？”意思很明确，“我们”“横竖是水，可以相通”，因此“‘他们’的石子和秽水，尚且开始容忍，何况‘我们’自家人的一点小误解，一点子小猜疑呢？”（注：胡适：《致鲁迅、周作人、陈源》（1926年5月24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377—380页。徐志摩也曾致信周作人表示，“关于这场笔战的事情，我今天与平伯、绍原、今甫诸君谈了，我们都认为有从此息争的必要，拟由两面的朋友出来劝和，过去的当是过去的，彼此大家合力来对付我们真正的敌人，省得闹这无谓的口舌，倒叫俗人笑话。”见徐志摩《致周作人》（1926年1月31日），《徐志摩全集》第9集，上海书店出版社1990年版，第90—91页。）书信往来揭示的生活史与思想史的汇通，涉及思想界的划分，自有其深意在。我们要问，“我们”与“他们”的区分，勾画出思想界怎样的图景？
余英时曾指出，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脉络下讨论“保守”与“激进”，首先要看到其文化意义。中国和西方保守派—自由派—激进派的三分局面不同，西方的三派都相对于一个存在了两三百年的社会现状立言，都已越过了“传统与现代之争”，中国则不然，思想冲突的焦点正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所谓的“激进”与“保守”并不在其对现状的态度，而是取决于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看法，“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最有势力的两个流派——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大体上都对传统持否定的立场。”（注：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见氏著《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188—222页。）将政治立场与文化立场略作区分，双方的趋同则更加清晰。最明显的无过于，《新青年》分裂后双方在思想文化战线的协同动作，还延续了相当一段时间。
对于新文化运动保守主义的反应，学术界已多有所论，如艾恺所揭示的，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和张君劢《人生观》，受到学术界广泛注意，对于传统中国文化精髓的眷求，对现代工业化西方的反感，以及反实证主义的理论建构，“他们都有着共同的论题和态度”（注：〔美〕艾恺著，王宗昱、冀建中译：《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6页。）。是否存在所谓的“东方文化派”，尚需进一步分析。然而，透过所形成的发言台以阐明共同的主张，也是有据可寻的。以梁启超为领袖的《改造》，即标榜“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并明确主张，“本刊所鼓吹在使新文化运动向实际的方面进行”（注：《改造发刊词》，《改造》第3卷第1期，1920年9月15日。）。这里的要害是所谓“实际的方面”，试图划出彼此的界限。在梁看来，这几年看似蓬蓬勃勃的所谓“新思潮”、“新文化运动”，检查其内容，最流行的莫过于讲政治上、经济上的这样主义那样主义，可看做“西装的治国平天下大经纶”；次流行的莫过于讲哲学上、文学上的这种精神那种精神，可视做“西装的超凡入圣大本领”。（注：梁启超：《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1922年8月24—26日《晨报副镌》。）1923年他所写《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将近代中国思想的演化分为三期，其中对第三期的转变及人物谱系的勾画，更耐人寻味。梁不仅指出第三期的种子由第二期“播殖下来”，且将第二期界定为“从甲午战役到民国六七年间止”，似乎“新文化运动”只是第二期的补充而已，“恰值欧洲大战告终，全世界思潮都添许多活气，新近回国的留学生，又很出了几位人物，鼓起勇气做全部解放的运动。所以最近两三年间，算是划出一个新时期来”。不惟如此，照其看法，“这三期间思想的进步，试把前后期的人物做个尺度来量他一下，便很明白”。结果，第一期他点出了郭嵩焘、张佩纶、张之洞等，“算是很新很新的怪物”；第二期举出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严复等人，“都是新思想界勇士，立在阵头最前的一排”。惟独第三期，全然不提任何人物，只是说“许多新青年跑上前线”（注：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
因此，尽管“东方文化派”来自对手的涂抹，但作为同一营垒，其同道与对手，在他们的言论中还是略有交代。梁漱溟就认为，陈独秀《人生真义》、李大钊《今》、胡适《不朽》，这些“所谓《新青年》一派的人生观都不能让我们满意”，因为其中所讲的“完全见出那种向外要有所取得的态度”（注：梁漱溟：《合理的人生态度》，《漱溟卅前文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第193—199页。）。《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后，蒋百里致梁启超信中也表示，“顷见梁漱溟《东西文化》一书，此亦迩来震古铄今之著作，渠结末之告白，大与吾辈自由讲座之宗旨相合，先生于近日内，何妨与南开确定一办法，将先生之历史讲义亦归为讲座之一，而再约漱溟也担任一座，震与君劢、东荪每各担一座。”（注：蒋方震：《与任师书》（1921年11月26日），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41页。）至于1923年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张君劢同时针对胡适与陈独秀的意见加以驳诘，也多少说明一些问题。（注：张君劢：《〈人生观之论战〉序》，郭梦良编：《人生观之论战》，上海泰东图书局1923年版。）
既然有共同的敌人，则组成联合战线共同对付，便成为可能。这也表明，“后五四时期”的中国思想界，仍然存在思想界的“联合战线”，追踪《新青年》同人“后五四时期”的思想分化，这是需要特别注意的。
1923年陈独秀就提出了思想界联合战线问题，认为“在扫荡封建宗法思想的革命战线上”，相信“唯物史观”和相信“实验主义”的，“实有联合之必要”，应结成“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注：陈独秀：《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前锋》第1期，1923年7月1日。）。他还将高唱“精神生活”、“东方文化”之论调，归为吴稚晖所谓“祸国殃民亡国灭种之谈”。他点到了张君劢、梁启超、章士钊、梁漱溟等人，以深文周纳的方式指出，“我虽不认识张君劢，大约总是一个好学深思的人；梁任公本是我们新知识的先觉者；章行严是我的廿年老友；梁漱溟为人的品格更是我所钦佩的”。但是，“他们提倡那些祸国殃民亡国灭种的议论，要把国人囚在幽谷里，我们不得不大声疾呼的反对，看他们比曹锟、吴佩孚更为可恶，因为他们的害处大过曹、吴”。甚至表示，“梁漱溟说我是他的同志，说我和他走的是一条路，我绝不能承认”（注：陈独秀：《精神生活东方文化》，《前锋》第3期，1924年2月1日。）。
思想界联合战线之议，显示出共产党人也有“我们”与“他们”的区分；更说明当时思想界营垒的划分，主要依据文化立场而非政治立场。关键在于，这并非陈独秀个人的看法，1923年邓中夏对思想界进行划分，也明确分出“新兴反动派”（即“东方文化派”），认为该派可分为三系，梁启超、张君劢、张东荪等为一系，梁漱溟为一系，章行严为一系。又将分了家的新文化运动者区分为“科学方法派”和“唯物史观派”（分别以胡适、丁文江与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邓评论说，“东方文化派是假新的，非科学的”，“科学方法派和唯物史观派是真新的，科学的”，后两派应该“结成联合战线”，“一致向前一派进攻、痛击”。（注：邓中夏：《中国现在的思想界》，《中国青年》第6期，1923年11月24日。）当陈独秀提出思想界的联合战线问题，邓也马上接过话题，认为“在现在中国这乌烟瘴气的思想界中不特是必要，而且是应该”，相应也将胡适等纳入“革命派”势力范围。比较“唯物史观”与“实验主义”，他也认为不同之中有约略相同的几点，因此“我们应该结成联合战线，向反动的思想势力分头迎击，一致进攻”。邓这样写道：“再明显些说，我们应该结成联合战线，向哲学中之梁启超、张君劢（张东荪、傅侗等包括在内）、梁漱溟；心理学中之刘廷芳（其实他只是一教徒，没有被攻的资格）；政治论中之研究系、政学系、无政府党、联省自治派；文学中之‘梅光之迪’等，和一般无聊的新文学家，教育中之黄炎培、郭秉文等，社会学中之陶履恭、余天休等这一些反动的思想势力分头迎击，一致进攻。”（注：邓中夏：《思想界的联合战线问题》，《中国青年》第15期，1924年1月26日。）此外，萧楚女也曾撰文指出，在革命的呼声下，尚有几派，还“没有肯把人类和时代合起来去着想”。这里所说的，指的也是“无政府派”、“东方文化派”（含“精神文明派”、“农村立国派”）和“国家主义派”。（注：萧楚女（署名萧初遇）：《国民党与最近中国思想界》，《新建设》第2卷第2期，1924年8月。）
思想界“联合战线”呼声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这显示出可能结成“联合战线”的双方，对“五四”遗产的承继。恽代英就曾特别提到“自从五四运动以来”的问题，指出这八个字，“久已成了青年人作文章时滥俗的格调”，然这总表明一般青年崇拜“五四”的心理。同时也并不回避，青年学生掀起“五四”壮烈的历史，是“因为他们受了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之诸先生思想的影响”（注：恽代英：《“自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青年》第26期，1924年4月12日；又见《恽代英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93—496页。）。这也表明，“后五四时期”思想界对“五四”记忆的延续是突出的一环，正因为此，在政治上已显示种种歧见的双方，在思想文化上还能联合起来共同面对敌手。
这里可以略为梳理“后五四时期”思想界联合战线的一些具体表现，所谓“联合战线”，自然是未成之议，但双方不乏相通之处。最基本的，延续“五四”启蒙的诉求，双方对诸如“东方文化”、“精神生活”之类，一直保持高度的警觉。
1923年李大钊就撰文指出，思想界本来很盛的退落、循环的历史观，于今又有“反动复活的趋势”；章士钊、梁启超辈，即有“退反于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的倾向”。他表示自己本是崇今论者，故特揭出“时”的问题与贤者商榷，“冀其翻然思反，复归于进步论者之林”（注：李大钊：《时》，《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1923年12月1日。）。陈独秀更是指出，“人类文化是整个的，只有时间上进化迟速，没有空间上地域异同”，明确反对把“东方文化”当做特别优异的东西。原因在于，东方的农业文化、家庭手工业的文化、宗法封建的文化，以及这些文化所产生的思想、道德、教育、礼俗，西方也曾经历过，并不是东方所特有的，“把这不进化的老古董当作特别优异的文化保守起来，岂不是自闭于幽谷！”（注：陈独秀：《精神生活东方文化》，《前锋》第3期，1924年2月1日。）泰戈尔访华，也引起陈的注意，他对于翻译其著作就大不为然，认为，“象太戈尔那样根本的反对物质文明、科学与之昏乱思想，我们的老、庄书昏乱的程度比他还高，又何必辛辛苦苦的另外来翻译太戈尔？”（注：陈独秀：《我们为什么欢迎太戈尔？》，《中国青年》第2期，1923年10月27日。）不单是陈独秀、李大钊等延续了以往的见解，瞿秋白这一时期的文字，也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对“革命话语”的阐述，在文化上继续了“五四”的见解。瞿也相信，“东西文化的差异，其实不过是时间上的”——是“时间上的迟速，而非性质上的差别”，“东方文化派”竭力维护的文化，“早已处于崩坏状态之中”。他们大得其意的“科学破产”，哪里是什么“科学破产”，不过是“宗法社会及资产阶级文明”破产罢了。（注：瞿秋白：《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新青年》季刊第1期，1923年6月15日。）
显而易见，这些看法所守护的都是“五四”时期所彰显的“进步理念”。如对照胡适此一时期所发表的文字（尤其是针对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提出的批评），即可见双方持论的一致性。胡也强调，各民族文化所表现的，“不过是环境与时间的关系”，如以历史眼光观察文化，“只看见各民族都在那‘生活的本来的路’上走，不过因环境有难易，问题有缓急，所以走的路有迟速的不同，到的时候有先后的不同”（注：胡适：《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读书杂志》第8期，1923年4月1日。参见章清《“普遍历史”与中国历史之书写》，收入杨念群等编《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用不着特别指明，胡适将东西文化归于历史步调的差异，认同的也是相同的理念。
上述种种，大概可以留给我们这样的印象，所谓“思想界的联合战线”在组织上未必有什么具体形式，但各自所表达的主张，似乎又隐约存在着这样的“联合战线”。最突出的是，双方均将敌对的一方，纳入相应的谱系中。这表明20年代上半期的中国思想界，识别思想派别的主要因素仍保持着鲜明的“文化色彩”，文化的理由，构成思想界识别的重要基础。这样，对于思想界的“分化”问题，或可有进一步的认识。就《新青年》同人来说，“后五四时期”确有“分化”的迹象，各自有了新的发言台，甚至在思想方面的分歧也随之体现（注：对“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总结，就显示了重要征象。陈独秀即表示，“只可惜一班攻击张君劢梁启超的人们，表面上好象是得了胜利，其实并未攻破敌人的大本营……就是主将丁文江大攻击张君劢唯心的见解，其实他自己也是以五十步笑百步，这是因为有一种可以攻破敌人大本营的武器，他们素来不相信，因此不肯用。”见陈独秀《〈科学与人生观〉序》，收入《科学与人生观》上册，亚东图书馆1923年版。瞿秋白也指出，“今年春夏间，《努力周报》丁文江胡适之先生等与张君劢先生辩论科学与人生观。我看他们对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争辩实在打不着痛处。”虽还没有将胡适等归到“另一派”，但已走出了重要一步（详后）。见瞿秋白《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新青年》季刊第2期，1923年12月20日。），但这并不影响双方在思想上继续保持基本的认同。
五、阶级意识的提升与中国社会的重组
1922年周作人在《晨报》发表的《思想界的倾向》，流露出这样的看法，现在思想界的情形，“是一个国粹主义勃兴的局面；他的必然的两种倾向是复古与排外”（注：周作人（署名仲密）：《思想界的倾向》，1922年4月23日《晨报》。）。胡适却以为，“这种悲观的猜测，似乎错了”，尤其是，“把‘不思想界’的情形看作了‘思想界’的情形”。在他看来，“现在那些‘参禅炼丹，或习技击，或治乩卜’的人，难道真是‘思想界’中人吗？他们捧着一张用画片放在聚光点外的照片，真心认作吕祖的真容，甘心叩头膜拜。这样的笨伯也当得起‘思想界’的雅号吗？”（注：胡适：《读仲密君〈思想界的倾向〉》，1922年4月27日《晨报》。）所谓“把‘不思想界’的情形看作了‘思想界’的情形”，倒是有意思的提法。之所以值得重视，原因就在于，指出“思想界”并非谁都当得起，实际涉及划分“思想界”的标准问题。稍后一篇文字，胡适也阐述了这个意思。他认为今日思想界，“根本的毛病还在思想的方法”，从极左到极右，都看不见“自己想过的思想”，也看不见“根据现实状况的思想”。（注：胡适：《从思想上看中国问题》，《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12册。）显然，胡适主要是依据“思想的方法”，划分思想界。这也提示我们注意，“思想界”于中国本有如何浮现，以及居于怎样的社会位置的问题。据此，结合中国社会的重组审视思想界的走向，也有了相关基础。
有必要联系现代中国“亚文化圈”世界的形成，略作分析。因为这里所论及的“思想界”，正是“亚文化圈”形成的标志之一，并构成集团力量形成的重要象征。（注：中国社会的剧烈震动，表现之一是作为传统社会精英的“绅”的地位的没落。由此，精英不再来自较为单一的社会阶层，出现了表达社会身份的新方式。论者注意到，通常被翻译成集团或团体的汉语新词汇“界”，如“政界”、“商界”等，在清末民初的报刊和其他事务性报道中不断出现，即显示出中国社会涌现出这样几类参与公共事务和集会的“界”。这些社会群体的出现，表明了一个易于识别但外表相当松散的多中心的亚文化圈世界（界）的形成。参见萧邦奇著，周武彪译《血路——革命中国中的沈定一》，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页。）在稍前一篇文字中，笔者对近代中国“集团力量”的兴起，已有所分析，主要检讨了读书人如何经由“地缘”因素有了最初的聚集，随之超越地缘的“业界”意识如何构成聚集的基础；进一步的，阶级意识的提升又如何影响到集团力量的形成。（注：章清：《省界、业界与阶级：近代中国集团力量的兴起及其难局》，《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在我看来，集团力量兴起涉及的是社会动员方式的转变，“省界”、“业界”、“阶级”等亚文化圈世界的形成，正表明中国社会动员所依托的主要载体究竟是哪些环节。这对于探讨20年代思想界的转向，或不无裨益。
“思想界”形成的确切时间，尚有待分析。胡适对“思想界”的界定，所谓当得起与当不起的问题，也不便作为“思想界”的定义。但“思想界”的形成，无疑与中国社会的转型密切相关。张灏曾揭示了，在1895至1920年前后大约25年时间，是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过渡到现代的关键年代，主要变化有二：一是报刊杂志、新式学校及学会等制度性传播媒介的大量涌现，一是新的社群媒体——知识阶层的出现。（注：张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二十一世纪》总第52期，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9年出版。）这里所说的“制度性传播媒介”与“新的社群媒体”，正构成了“思想界”的要素，说到底，“思想界”的表征，无非是通过报章杂志、学校与学会等媒介组织起来的知识分子。
1922年丁文江在给胡适信中，曾提出“用人应该绝对破除留学国界、政治党派、省界”（注：丁文江：《致胡适》（1922年4月8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195页。）。这或令我们对当时思想界的形态，有进一步印象，因为这里欲“破除”的，恰反证出“留学国界”、“政治党派”与“省界”构成知识圈聚集的重要因素。而不可否认的是，在此过程中，共同的使命感渐渐成为沟通的基础。傅斯年就介绍《新潮》乃“集合同好”之杂志，是“用这知识上的接触做根本，造成这个团体”。而且，“最纯粹，最精密，最能长久的感情，是在知识上建设的感情，比着宗族或戚属的感情纯粹得多。恩怨造成的感情是不可靠的，因为恩怨容易变化，容易掺杂；独有知识造成的感情，随着知识进化。”（注：傅斯年：《新潮社之回顾与前瞻》，《新潮》第2卷第1号，1919年10月。）这也成为一种象征，显示知识分子的聚集发生着由“地缘因素”向“思想认同”的转变。傅所说“知识上的同一趋向”乃持久的感情，甚为要紧。因为讨论思想界的“分化”，事实上皆围绕此展开。只是“思想界”既依托社会之演进成形，则分化是缘自“思想认同”的减弱，还是因为中国社会产生了新的组织方式，不能不令人深思。基于此，或也可获得审视思想界分化新的视野。
在分析中国20世纪政治发展时，邹谠曾提出20世纪初期面临的全面危机是中国社会革命与全能主义（totalism）政治的共同渊源。（注：邹谠：《中国20世纪政治与西方政治学》，《思想家：跨世纪的探险》，上海华东化工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8—22页。）指出中国的社会革命一开始就蕴藏着全能主义政治的因素，算不上独具匠心，史华慈也曾强调20世纪中国政治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普遍王权”崩溃后所引发的全盘性危机。（注：Benjamin I.Schwartz,\"The Chinese Perception of World Order,Past and Present\",in John King Fairbank（ed.）,The Chinese Order（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pp.276—288.）重要的是，邹谠不仅指出社会革命一开始就蕴藏着全能主义政治的因素，还阐明了其表现之一，是看到只有先建立强有力的政治机构或政党，然后用它的政治力量、组织方法，深入和控制每一个阶层、每一个领域，才能改造或重建社会国家和各领域中的组织与制度，从而克服全面危机。注意到集团力量涌现所具有的意义，这对于分析思想界的走向，是值得重视的视点，我们当关心，在“全能主义”政治的作用下，思想界的位置究竟如何。
“思想界”，或者说，组织起来的知识分子，其情形如何呢？从知识分子自身的检讨中，即不难了解其中的问题所在。顾颉刚就指出，“我们这辈人，理智太强，到处不肯苟同，这原不错；但这只能是在学问上用，不能在政治上用”（注：顾颉刚：《致胡适》（1927年2月2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426—427页。）。梁实秋回忆《新月》时期知识分子的聚集也曾谈到，他们这些人各有各的思想路数，各有各的研究范围，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各有各的职业技能，彼此不需要标榜，更没有互相的依赖；也不曾组成一个严密的团体，只是在政治危机时刻暂时聚集在一起，通过办刊物表达他们对时局的看法。（注：梁实秋：《忆新月》，《秋室杂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对此，胡适也是深有体会的。1928年4月高梦旦因为不堪商务印书馆内部的矛盾纠纷，终于继张元济之后脱离商务，他对胡适说：“我们只配摆小摊头，不配开大公司。”这也引起胡适好一阵感叹，“此语真是说尽一切中国大组织的历史”。故表示，“我们只配作‘小国寡民’的政治，而运会所趋却使我们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帝国！我们只配开豆腐店，而时势的需要却使我们不能不组织大公司！——这便是今日中国种种使人失望的事实的一个解释。”（注：胡适：《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6册，1928年4月4日。）
这就是“思想界”的写照，可以明确的是，依托报刊杂志、新式学校及学会等制度性传播媒介组织起来的知识分子，并没有严格的组织形式。（注：这方面详细的讨论，参见章清《近代中国对“公”与“公共”的表达》，收入《公共性与公共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论丛》第1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这样的“思想界”，如与重新组织起来的政治力量相比照，则不难见出彼此的差异。
1921年共产党的成立与1924年国民党的改组，称得上影响中国历史发展的大事，其突出的意义即是列宁主义式政党组织模式的引进，解决了思想日趋多元的社会如何保持一个团体的意识形态信仰。亨廷顿曾评价说，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前，没有一位革命领导人系统论述过如何组织扩大参政并使之制度化的理论，而“布尔什维克关于政党的概念，为动员和制度化相关联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清楚明确的答案”。亨氏解释了列宁的政治发展理论对亚洲、非洲及拉丁美洲的现代化产生影响的原因，还特别强调，“这个也许是关于列宁模式的政治发展最明显的例子”（注：〔美〕亨廷顿著，张岱云等译：《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362、367页。）。
用不着多加说明，这里的意味是，1920年代中国社会在重新进行组织，基本标志即是依托“阶级”进行社会动员的“列宁主义政党”的涌现。随着中国社会按照新的方式进行组织，“思想界”实际有一个重新定位的问题。其中所发生的变化，最突出的即是，“思想界”尽管仍以思想文化上的主张争持，但其中所笼罩的却是“思想的立场”与“阶级的意识”。国共两党的壮大，就说明了立足阶级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既难以避免，也是卓有成效的。费正清充分肯定将无产阶级创造性地转换为“无财产阶级”对于中国革命所具有的意义，可谓见道之论。（注：〔美〕费正清主编，杨品泉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而与之相应的是，作为“思想界”表征的知识分子，也要被纳入其中，在“革命话语”中按照“阶级”进行定位。
陈独秀言说的转变，就显示出“后五四时期”读书人是如何被进行阶级定位，并逐步“边缘化”的。1923年12月陈发表《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还谈到读书人“好的方面”，因为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及“五四”以来的国民运动，“几乎都是士的阶级独占之舞台”，“现在及将来的国民运动，商人工人农民固然渐变为革命之主要动力，而知识阶级（即士的阶级）中之革命分子，在各阶级间连锁的作用，仍然有不可轻视的地位”。所谓“各阶级间连锁的作用”，其实已是对知识阶级“附属”作用的定位，故也指明，“小资产阶级的知识阶级，他本没有经济的基础，其实不能构成一个独立的阶级，因此他对于任何阶级的政治观念，都摇动不坚固，在任何阶级的革命运动中，他都做过不少革命的功劳，也做过不少反革命的罪恶。”（注：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前锋》第2期，1923年12月1日。）稍后，陈在《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一文中，就更加明确指出，“现代中国国民运动，起源远在中日战争以后”。而“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五四运动”这四件事，“都是中国革命的无产阶级开始表现他的社会的势力以前，小资产阶级之重要的国民运动，而也只有这四件事配说是国民运动”。其中所得教训是，这四个国民运动，“都是小资产阶级（知识阶级包含在内）独唱的舞台，也就是屡次失败之根本原因”（注：陈独秀：《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新青年》季刊第4期，1924年12月20日。）。
可以说，随着阶级意识的提升，确定革命的基本势力“必须是真正的生产者——农人，工人”（注：恽代英：《中国革命的基本势力》，《新建设》第1卷第5期，1924年5月。），相应的也将“智识阶级”定位于革命不能依赖的对象。恽代英《评醒狮派》就明显有这样的用心，文章写道：“自从《醒狮周报》出版以后，我又加了一种不赞成他们的理由：便是他们的‘士大夫救国论’。他们把士商阶级看得很重要，而很忽略农工平民的力量。”而没有民众站在背后之士大夫，总不能担任革命的责任，“二三十年来，康有为、梁启超、章行严、黄炎培、胡适之辈，皆曾为一时士大夫救国者之领袖，然都一一堕落，成为过去之人物”（注：恽代英：《评醒狮派》，《中国青年》第76期，1925年4月25日。）。
从恽代英文章点到的这些名字中，也可以获得这样的信息，“胡适之辈”与前所论及的“敌手”划归在一起，理由则是阶级——“士大夫救国者之领袖”。这也给出重要的信号，思想界的分化，缘自阶级意识的提升。而中国社会重新组织起来，于“思想界”的意义也显露无遗。笔者联系中国社会的重组检讨1920年代思想界的分裂，其用意也在此。因为中国进入以阶级方式动员的社会后，读书人所仰赖的那个“界”，其凝聚力，是远不能与阶级动员的方式相提并论的。因此，所谓思想界的“分裂”，实可看做中国社会重新组织的产物。事实上，正是这段时间，尽管“赤与反赤”的论辩已甚嚣尘上，但“阶级专制”还是更多引起胡适的警惕。在草拟给陈独秀的信稿中，他就明确表示难以相容于“主张一阶级专制的人”，甚至提出，“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惨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了”。（注：胡适：《致陈独秀》，《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0册，第72—77页。）
1920年代思想界的“分裂”，大致可以判定是在20年代晚期愈发突出的，实际与中国社会的重组同步。如将问题延伸到代表“左翼”思想的“创造社”的崛起，则对《新青年》同人“后五四时期”思想分化的枢机，当有进一步了解。因为这个“思想界”，较之“五四”时期，已有宵壤之别。
创造社作为一个文学团体，从一开始，就把矛头指向“五四”一代：“自新文化运动发生之后，我国新文艺由一、二偶像所垄断，以致文艺之新兴气运，澌灭将尽，创造同仁奋然兴起打破社会因袭，主张学术独立，愿与天下无名之作家，共兴起而造成中国未来之国民文学。”（注：见《纯文学季刊〈创造〉出版预告》，1921年9月29、30日《时事新报》，收入饶鸿竞编《创造社资料》上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64页。）郭沫若后来将创造社的“异军突起”，做了详尽说明：这个团体初期的主要分子，不曾直接参加《新青年》时代的文学革命；和那一代的启蒙家也没有师生或朋友关系。但这一团体的出现，意味着文学革命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前一期“主要在向旧文学的进攻”；这一期“主要在新文学的建设”。结果，“他们第一步和胡适之对立，和文学研究会对立，和周作人等语丝派对立，在旁系上复和梁任公、张东荪、章行严也发生纠葛，他们弄到在社会上成了一支孤军。”（注：郭沫若（署名麦克昂）：《文学革命之回顾》，《文艺讲座》第1册，1930年4月10日。）
成仿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算得上点题之作。文章写道：新文化运动的第一项工作为旧思想的否定，第二项工作为新思想的介绍，但这两方面都不曾收得应有的效果，“胡适之流才叫喊了几声就好象力竭声嘶般逃回了老巢”，“新文化运动不上三五年就好象寿终正寝”。（注：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创造月刊》第1卷第9期，1928年2月1日。）冯乃超也质疑文学革命这个所谓“文化上的新运动”究竟获得了什么。在他眼里，《红楼梦》的考证，《儒林外史》的标点，都能风靡天下，“这又有什么意义？”“考古！疑古!!动地般敲着退军的鼙鼓，博士的责任就此告终了，博士的历史的使命就此完结了，不太仓皇了么？”提到鲁迅，用了“这位老生”的字眼，认为鲁迅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落伍者的悲哀，“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注：冯乃超：《艺术与社会生活》，《文化批判》第1号，1928年1月15日。）。
创造社的崛起，展现了思想界分化新的缘由。冯乃超后来对此有坦率检讨，指明参与其中者，主要受当时日本流行的左倾“福本主义”的影响，这种“天马行空”式的理论，明确主张文艺运动要与政治斗争结合起来。（注：冯乃超：《革命文学·鲁迅·左翼作家联盟》，《新文学史料》1986年第3期。）受到这样理论影响的青年回到中国，并祭起革命文学的旗帜，也意味着文学本身，都让位于政治的考虑。首先，过去的作家，都必须转变方向；过去的文学活动，也必须进行全部的清算和批判，否则，按照成仿吾的说法，“文艺的方向转换是不能实现的”（注：成仿吾：《全部的批判之必要》，《创造》月刊第1卷第10期，1928年3月1日。）。于是，所谓“思想”的争鸣，主要不是通过文学和学术来表达；“思想界”的分化，也并不取决于“思想”的标准，实际取决于政治的立场。郭沫若还是就胡适的资格发问，“谈‘国故’的夫子们哟！你们除饱读戴东原、王念孙、章学诚之外，也应该知道还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没有辩证唯物论的观念，连‘国故’都不好让你们轻谈。”（注：参见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上海联合书店1930年版。）而到成仿吾那里，则是掷地有声的，“打发他们去！”具体地说，那就是“在意识形态上，把一切封建思想，布尔乔亚的根性与它们的代言者清查出来，给他们一个正确的评价，替他们打包，打发他们去。”（注：成仿吾：《打发他们去！》，《文化批判》第2号，1928年2月15日。）
约至1930年代前后，思想界的“分化”也呈现出新的形态，双方都着眼于彼此的不同。最突出的是围绕“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前后的评价就颇有不同。1928年彭康就坦陈要对这场论战“算个总账，一笔勾销”，他认为从“玄学鬼”张君劢，“科学神”丁文江，一直到“柴积上日黄中的老头儿”吴稚晖，都只是蛇蝎一篓，“没有区别”，“都是我们理论上的敌人，所以非彻底地决算一下不可”。（注：彭康：《科学与人生观——近几年来中国思想界底总结算》，《文化批判》第2期，1928年2月15日。）彭还努力区分“我们的文化运动与胡适等的文化运动”，具体地说，“胡适的文化立场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立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他只是‘怀疑的态度和批评的精神’，我们是阶级的意识和斗争的精神。”所以，“在文化运动的根本意义上，我们又不能不说胡适自己是反动的”（注：彭康：《新文化运动与人权运动》，《新思潮》第4期，1931年2月28日。）。有意思的是，王明在批评“李立三路线”时，也特别提到，“资产阶级的大中层及一切资产阶级改良的派别（汪精卫改组派、胡适之民权派、陈独秀托洛茨基取消派等），都各是反动营垒的一翼”（注：王明（陈绍禹）：《中国革命底根本问题》，《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奋斗》，1931年版；见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3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09—515页。）。这里的意味是，尽管对胡适等人的命名，各不相同，但已将这一派作为“反动”的一翼。
一方既然表示要“打发他们去”，那么另一方的反应也是可想而知的，思想界的争斗愈趋激烈，与此不无关系。被目为落伍者的鲁迅、胡适等人，就卷入种种是非之中。以胡适来说，1925年的武汉之行，就让他“挨了不少骂”。他称这些文字为“妙论”，从中我们也可领略新的意识形态化的批评在中国的呈现。（注：胡适在日记中提到，“湖北一班共产派的学生出的《武汉评论》出了一个‘欢迎’专号，其实全是谩骂。”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5册，1925年2月1日。）值得重视的是，也就是那段时间，胡适发表的文字，也在进行着“派别”的划分。
1929年发表的《我们走那条路？》，胡适列举了思考中国未来前途具有代表性的三种设计，包括国共两党及国家主义的主张，以此表明他们另有主张。在所要解决的问题中，他明确说，资本主义不在内，因为我们还没有资格谈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也不在内，因为我们至多只有几个小富人；封建势力也不在内，因为封建势力早已在两千年前崩坏了；帝国主义也不在内，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如此一来，既否认了国共两党所确立的目标，又阐述了他们对此的思考。（注：胡适：《我们走那条路？》，《新月》第2卷第10期，1929年12月10日。）稍后胡适所写的《介绍我自己的思想》，就着重强调他与陈独秀等的分歧，“从前陈独秀先生曾说实验主义和辩证法的唯物史观是近代两个最重要的思想方法，他希望这两种方法能合作一条联合战线，这个希望是错误的。辩证法出于海格尔的哲学，是生物进化论成立以前的玄学方法。实验主义是生物进化论出世以后的科学方法。这两种方法所以根本不相容，只是因为中间隔了一层达尔文主义。”（注：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收入《胡适文选》，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年版。）显然，重要的不是胡适所区分的不同点（这仍然不免“后见之明”的痕迹），而是这里给出明显的信息，大约在30年代前后，双方都立足于不同来看待对方，分歧似乎有愈演愈烈之势。稍后胡适谈到这段历史，就指出，1926、1927年的国民运动至少有两点是和新文化运动不同的：一是苏俄输入的党纪律，一是那几年的极端民族主义。这些都含有绝大的“不容忍”（Intoleration），“这种态度是和我们在五四前后提倡的自由主义很相反的”。（注：胡适：《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再谈五四运动》，《独立评论》第150号，1935年5月12日。）似乎是为“后五四时期”《新青年》同人的分化，做了论定。
1920年代思想界的分裂，显然是过于宏大的问题，即便限定于对《新青年》同人“后五四时期”思想分化的追踪，也难将所涉及的问题有较为充分的“呈现”。毕竟，现代中国是一个社会变动急遽加剧的年代；知识分子的社会流动（包括身份的转变），较之以往，也不可同日而语。故此，所谓结合中国社会的重组以审视思想界的“分裂”，能顾及的只是很有限的思想资源。只能期望略陈己见，以增进对这个“年代”的了解。
总结起来，面对思想界“分裂”这样一个易于搀杂种种恩怨的话题，在我看来，或者须对纠缠于其中的“后见之明”有相应的警觉。基于此，则对“后五四时期”（主要是1920年代）中国的思想及社会的走向，也能有新的视野。这里的意味是，审视思想界的走向，确绕不开《新青年》“分裂”这一起点，因为“五四”前后所发生的一系列“分裂”，往往在《新青年》群体中率先得以体现；思想界的“重组”，也与这个群体的分化息息相关。只是，此时的“分裂”主要由陈独秀的“出走”表现出来。《新青年》群体分化后，其同人各自搭建起新的发言台，而且均关注于现实政治。这也提供了重要资源，可以把握“双方”在政治上的“歧见”究竟有什么具体的表现。看得出，依托新的发言台的《新青年》同人，都在各自表述改革中国政治的意见，只是具体的主张并非完全不能相容。或许用“一个目标，两条道路”归纳双方的“歧见”，更为确当。正因为此，“后五四时期”的思想界相应也有明确的“我们”与“他们”的区分。“思想界的联合战线”或还停留在呼吁环节，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在思想上的协同动作。最突出的是，双方均将敌对的一方纳入相应的谱系。这多少表明，20年代上半期的思想界，识别思想派别的主要因素仍保持着鲜明的“文化色彩”。然而，随着中国社会进行重新组织，特别是依托“阶级”进行社会动员的“列宁主义政党”涌现，于“思想界”的影响却甚为明显。思想界的“分裂”在20年代晚期愈发突出，实际与中国社会的重组同步，这也多少说明所谓思想界的“分裂”，实是中国社会重新组织的产物。《新青年》同人“后五四时期”思想分化的枢机，于此也有充分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