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集团力量的兴起所涉及的是社会动员方式的转变，是国家与社会形成对应关系的产物。走出科考时代的读书人主要是经由“地缘”因素有了最初的聚集，随之超越地缘的“业界”意识构成聚集的基础；进一步地，阶级意识的提升又影响到集团力量的形成。此可看出，近代中国集团力量的形成，其表征明显是“省界”、“业界”及“阶级”等亚文化圈，社会动员也主要在这些环节展开。然而，以此为基础所形成的集团力量，距离政治共同体还有相当的距离。因此，构成近代中国集团力量基础的省界、业界以及阶级意识的凸显，实际成为中国形成政治共同体的难局。
「关键词」集团力量/亚文化圈/政治共同体/省界/业界
在中国古代政治传统中，“君子不党”是士大夫政治的重要标识。然中国士人却又向有结社之习性，明清时期尤盛（注：参见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从某种意义上说，士大夫的身份意义，即是依靠从宗族、宗教、学校，到行会、会馆、同乡会等“中间团体”（intermediate），构成民间社会的基础：“土”之成为“四民之首”，占据中心社会位置，也意味着“士”形成了具有某种组织意义上的“共同体”（注：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二十一世纪》（香港）总第6期（1991年8月）；参见艾森斯塔特《帝国的政治体系》（阎步克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晚清以降，随着科举制的废止，中国读书人通向政治的晋升之路也遭瓦解，相应地需要在新的政治格局中谋求新的力量呈现方式。这不难理解，如政治学者所强调的，政治生活首先应当被看作集团生活，每个人都会以某种方式卷入到政治体系中。在受到变化影响的每一个社会中，新兴的社会集团起而参政，是不可避免的现象；甚至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所反映的即是民族、宗教、地域、经济或社会身份的社会集团猛增并多样化的过程（注：塞缪尔·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张岱云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9页；罗伯特·达尔：《现代政治分析》，王沪宁、陈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5页。）。
有关近代中国读书人对新的角色与身份的寻求，不少论著已有所阐述，涉及“学术共同体”及新的社会集团形成等问题（注：参见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赵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分别于1995、1998年出版）；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谢亮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杨念群《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三联书店，1997年）。）。“公共空间”（public sphere ）与“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 ）概念的流行，尽管可能落入“自由主义萌芽论”之窠臼（亦即“资本主义萌芽论”在政治上的翻版），却也催生出相关的问题意识，即探讨近代中国各阶层与群体，如何经由地缘的、家族的以及共同利益、共同信仰的关系联结为网络，介入到公众事务中（注：参见孔飞力《公民社会与体制的发展》（《近代中国研究通讯》（台北）第13期，1992年3月）。有关这一理论的述评，参见魏斐德《清末与近代中国的公民社会》，收入汪熙、魏斐德编《中国现代化问题——一个多方位的考察》，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年。）。在稍前一篇文字中，笔者已就科考废除后读书人建构“学术社会”所形成的“权势网络”略作疏理（注：参见章清《“学术社会”的建构与知识分子的“权势网络”——〈独立评论〉群体及其角色与身份》，载《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本文则试图立足近代中国“集团力量”的兴起，就此作进一步申论，主要检讨近代中国读书人如何经由“地缘”因素有了最初的聚集，随之超越地缘的“业界”意识如何构成聚集的基础；进一步地，阶级意识的提升又如何影响到中国集团力量的形成。在我看来，集团力量兴起所涉及的是社会动员方式的转变，是在国家与个人之间建立一种纽带。检讨读书人聚集方式的转变，以及“省界”、“业界”、“阶级”等亚文化圈世界的形成，或有助于揭示读书人在形成集团力量时值得注意的一些特性，尤其有裨于把握近代中国形成政治共同体的难局。
一、国家·社会·个人
孟子尝谓：“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注：《孟子·尽心下》。焦循《孟子正义》注曰：“诸侯正其封疆，不侵邻国，邻国不犯，宝土地也。使民以时，民不离散，宝人民也。修其德教，布其惠政，宝政事也。”（中华书局，1987年，第1001页）今人解其意，则谓：“这至少在形式上已接近西方政治学上以土地、人民、主权来界定‘国家’的说法。”（参见余英时《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台北：允晨文化公司，1990年，第18页））不可否认，在中国传统资源中，也包含着对政治秩序的安排。只不过古代中国主要“将中国看成一文化体系，而不是一定的政治疆域”（注：参见邢义田《天下一家——中国人的天下观》，收入刘岱总主编《中国文化新论·根源篇》，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1年，第452页。），这在顾炎武《日知录》关于“亡国”与“亡天下”的著名论辩中，已有清楚阐述。而在有了西方学理之后，如何安排一个国家的基本秩序才逐渐清晰起来，时间当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围绕梁启超的研究中，不少学者即充分肯定了梁氏对此探索所具有的意义。列文孙（J.Levenson）指出梁启超打通了从文化主义通向国家主义的道路，而据张灏的分析，1890年后的10年间梁的思想发展，可看作儒家经世致用这一古老传统和寻求现代思想新方向之间的重要纽带，涉及两个过程，一是摈弃天下大同思想，承认国家为最高群体；二是把国家的道德目标转变为集体成就和增强活力的政治目标（注：参见列文孙《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刘伟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45页；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崔志海、葛夫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11页。）。关于中国具有近代意义的“国家意识”的萌生，以及纠缠其间的民族与民族主义，一向是把握近代中国变革图景的焦点问题。较有代表性的看法是，“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大部分时期，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注：列文孙：《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菁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87页。）。汤森（J.Townsend）也将支配这一见解的模式称为“从文化主义到民族主义的理论”（注：James Townsend，Chinese Nationalism.InJonathan Unger（ed.），Chinese Nationalism.M.E.Sharpe，Armonk，1996，pp.1-30.）。就本文所涉及的问题看，对此略作疏理也是必要的。最基本的乃在于，摈弃“天下”观念的潜在意义，是接受对等的政治实体的存在——“以国家对国家”；有了近代意义上的国家意识，也便确立了新的政治边界，如何安排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等涉及政治生活的问题，才会被重新提上议事日程。
这些问题，在19世纪末期逐渐成为中国思想界关注的热点。严复1895年发表的《原强》，发挥达尔文生存竞争学说，将社会变迁理解为“其始也，种与种争，及其成群成国，则群与群争，国与国争”，尤其强调“群学治，而后能修齐治平，用以持世保民以日进于郅治馨香之极盛也”（注：严复：《原强》，王栻编《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5-15页。）。康有为也讲道：“中国风气向来散漫，士夫戒于明世社会之禁，不敢相聚讲求，故转移极难。思开风气、开知识，非合大群不可，且必合大群而后力厚也。”（注：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收入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4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第133页。）他本人也突破“社会之禁”，以“学会”号召于京师。粱启超则看到了西方国家“合群”的基本方式在“议院”、“公司”及“学会”（“国群曰议院，商群曰公司，士群曰学会”），他为中国政治变革所寻找的出路，即是学会，“欲兴民权宜先兴绅权，欲兴绅权，宜以学会为之起点。”（注：梁启超：《论学会》，《时务报》第10册（1896年11月5日）。）这或可看作中国思想界一些“先时的人物”摈弃天下大同理想而承认国家为最高政治实体后，为在国家与个人之间建立沟通纽带所做的努力。聚焦于“合群”这个涉及社会动员的中间环节，也属自然，这也正是集团力量的兴起对于中国社会转型具有的突出意义（注：如政治学者所强调的，政治过程主要是一种集团活动过程，“政治过程在其起源时以及甚至在今天都主要被看作政府组织机构和社会集团之间的相互影响过程”。（参见戴维·伊斯顿《政治体系——政治学状况研究》，马清槐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164-165页））。
需要强调的是，如何在国家的框架下来安排个人及其他，对中国读书人来说是一个新问题。黄遵宪《驳革命书》是中国思想界较早涉及“合群之法”的文字，提出了“合群之道，始以独立，继以自治，又继以群治，其中有公德，有实力，有善法”。而从一开始，中国本土资源的匮乏就显露无遗，“前王先圣所以谆谆教人者，于一人一身自修之道尽也，于群学尚阙然其未备也”。在黄看来，中国合群之法“惟族制稍有规模”，然“仁至而义未尽，恩谊明而法制少”。乍看“一唱而十和”的会党，也是“贻害遍天下，其流毒至数世而犹未已”。其他如同乡、同僚、同年，以及相联之姻戚、通谱之弟兄，则不过“势利之场，酬酢之会”。因此，黄提出讲求“合群之道”，“当用族制相维相系之情，会党相友相助之法，再参以西人群学以及伦理学之公理，生计学之两利，政治学之自治，使群治明而民智开、民气昌，然后可进民权之说。”（注：黄遵宪：《驳革命书》，《新民丛报》第24期（1903年1月13日）。）
如论者所说的，西方国家的全球性政治扩张，以及起源于欧洲的资本主义制度所导致的经济变革，是推动近二百年来世界历史发展最强大的力量。离开民族国家的形成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就很难想像欧洲的历史。而且，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经验，已经对全球范围近代国家形成的前景作了界定（注：参见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李伯重、连玲玲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84页。）。进入20世纪以后，我们也可明显感受到中国知识界如何在西方“民族国家”理论的影响下，立足于个人—社会—国家来思考其中包含的复杂问题。孙宝瑄1901年的日记中已有此自觉，“今日东西文明国政治法度之日进化，无他术也，能分其权于人而已。”（注：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339页。）1903年《大陆》杂志（第3、4、8期）刊登的《中国之改造》则明确界定“国家也者，个人之集合体也，社会亦个人之集合体也”，“邦土、住民及主权之三要素具备，而始成国家。”而胡汉民也撰文指出：“二千年来，政界沈沈，更无进化，内力孱弱，至为他族陵逼者，可综括为二大原因：一曰不知个人之有自由独立，二曰不知机关之性质。”因此，“欲明国家之性质，其最重者为分子团体之关系，而吾国政界之蒙昧，亦于此点为最甚。”（注：胡汉民：《述侯官严氏最近政见》，《民报》第2期（1905年11月）。）像这样界定国家尚不够明晰，但其中透露出的若干信息却值得重视，显示出中国知识界通过“收拾西方学理”，也颇为关心在“国家与个人”及“国家与社会”间希望寻求一种新的安排。
要理解其中的关键，当紧扣“普遍王权”（universal kingship）之意义，如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 ）指出的，中国人对王权普遍性的绝对信服，或不能完全归于其周边从未出现对中国产生过真正挑战的具有同样文化优越性的“普遍国家”，但这一事实却增强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认知（注：Benjamin I.Schwartz ，The Chinese Perceptionof World Order，Past and Present.In John K.Fairbank （ed.），The Chinese Order.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PP.276-288.）。与此适成对照的是，在中国历史上也没有形成一个强大的精英阶层，能够以各种方式将其权利置于国家之上，从而限制国家行动的范围（注：参见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第98页。）。因此，当中国知识界面临如何安排与国家密切相关的政治秩序时，立足点不免有差异。1907年杨度在《〈中国新报〉叙》中曾表示，今日中国之言政治者，率多依赖政府之心，日注意于“国民所以被政治之途，而不从事于国民所以自治之道”。言下之意，此不惟不通治体，抑且增长国民之放任心而减少国民之责任心，于国家之进步，必有损而无益（注：《中国新报》第1期（1907年1月）。）。这是将国家之重心置于负责任之“国民”。也不乏文章从分权角度思考此问题。《浙江潮》1903年的一篇文章就提出，近世国家，其行政之机关约分为“官府”与“自治体”，前者为国家直接之行政机关，以直接维持国权为目的，如外交、军事、财政之类，“皆官府所司之政务”；后者为国家间接之行政机关，以地方之人治地方之事，而间接以达国家行政之目的，“如教育、警察及凡关乎地方人民之安宁幸福之事皆是也”。尽管作者并不否认这两种方式近世文明诸国“皆行之有其实例”，但其立场则显在地方自治，“自治之制，盖所以补官治之不足，而与官治相辅而行。是故其国官治不振者，则事无统一；其国自治不备者，则事必废隳。”尤其是“中国之地方自治，真有相沿于自然之势，有自治之实而无自治之名。”（注：攻法子：《敬告我乡人》，《浙江潮》第2期（1903年3月）。）
无论立足于“国民”还是“自治体”，中国知识界对安排国家诸要素的意见，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明显的信号，进入20世纪后，由于具有近代意义的国家观念在知识界逐渐萌生，读书人着力于探讨国家权力的分配问题。其中的关键尤在于，中国在逐步形成政治共同体的认识，这也是新的集团力量形成值得关注的地方。艾森斯塔特（S.N.Eisenstadt）在阐述现代化初期的“社会动员”时就指出：“大规模的和多种目标的、专门化的（非生态的和非血缘的）群体和组织的兴起”为基本特征之一（注：艾森斯塔特：《现代化：抗拒与变迁》，张旅平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61页。艾氏所指的另外两个特征是：“在社会制度的领域中，各种内部市场不断扩展和相互介入”：“都市化的不断发展和扩大，以及大众传媒的日益普及”。）。亨廷顿也强调说：在进行现代化的社会里，“建立国家”的部分意义在于创建有效的官僚机构，而更重要的意义是建立一个能组织新集团参政的有效的政党体系（注：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第433页。）。于中国而言，最基本的象征即是欧美式政党制的导入，如论者所说：“面临中国文明、体制危机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活动是一个政党运动的展开过程。”（注：三石善吉：《传统中国的内发性发展》，余项科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4章。）而有关清末民初各类社团的蓬勃发展，学界也进行了多方考察（注：据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1年）对清末10年间的统计，共辑得国内及海外的社团668个。显然这是一个估计偏低的数字，据考，清末仅商会（含总会和分会）就有900余个，到1909年各地共建成教育会723个；农学会到1911年至少有总会19处，分会276处。仅此三项相加已2000有余。（参见桑兵《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三联书店，1995年，第274页））。问题是，当世纪之交中国读书人逐渐将政党问题引入中国，所面临的难局如何？
实际上，这也正是19、20世纪之交中国思想界关注的焦点。举例来说，1901年刊于《国民报》第2-4期的《中国灭亡论》就认为，中国之问题无他，“惟无政党之故”；世界文明之邦，也首在“结成一公党为彼野蛮政府之劲敌”。作者不只看到政党的作用乃“与政府相持不下者”，还检讨了中国各种政治势力，“百年以来有所谓白莲、哥老、三合、大刀、小刀、安清道友、义和拳民等野蛮集会”，皆“聚众而遂其攻掳劫夺之私愿而已”，“党且不可，何况于政党”。同时认为所谓“守旧党”、“维新派”的提法，也只是强加名目，其实质不过是“但闻浮名，未见实际”，“非真有党也”。《新民丛报》第92期刊发的《论中国现在之党派及将来之政党》也提出：“今者中国之存亡，一系于政党之发生与否，是政党问题者，实今日最重要之问题也。”通过区分“在朝之政治家”与“在野之政治家”，文章还谈道：“中国人士夙懔思不出位之诫，以故数千年来，无发生在野之政治家者。历代倚赖之党派，虽有近于各国政党之性质，然大抵不出两派：一则借党势为声援，以为挤排异己之地者；一则召党徒以讲学，而闻言及朝政得失者。”因之，中国数千年之政治社会所以有退化而无进化，就在于“从未有以改良政治为目的，结一有秩序之团体，树立旗帜，申明约束，堂堂正正，以与政府宣战者”。就对政党的关切来说，1903年的《大同日报缘起》也是一篇值得注意的文字。该文表示说：“泰东西名哲之言曰：凡欲兴国强国者，必有会党，必赖会党。无会则无团体，无党则无主义……故其国之无会党者，其民必散漫，必懦弱，国虽大必蹶，一蹶则不可以复振。”创办《大同日报》，其目的就在于，“一曰改良义兴本党之组织，由私会升为公会，由民党进为政党；二曰联合义兴会外之各会，凡有志于救中国者，不论其会之大小，其党之众寡，皆联络之以期收提携之益，响应之功。”（注：原载《大同日报》，转载于《新民丛报》第38、39期合本（1903年10月）。）
从上述论辩中，明显可以感受到中国思想界对于政党的看法，主要是参照了政党在西方社会变革中所起作用，而纠缠其间的则是“君子不党”的教条，及“朋党”之阴影。梁启超就分析说，学会其实并非起于西方，“中国二千年之成法也”，《易》曰“君子以朋友讲习”，《论语》言“有朋自远方来”，及“君子以文会友”，皆为明证。然“汉亡于党锢，宋亡于伪学，明亡于东林”等陈说，实际导致“疾党如仇，视会为贼”的局面，尤其造成了“佥壬有党，而君子反无党，匪类有会，而正业反无会”（注：梁启超：《论学会》，《时务报》第10册（1896年11月5日）。）。耐人寻味的是，在知识圈内部，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伴随新兴社会集团力量的形成，批评之声不绝于耳。章太炎1908年撰写的《代议然否论》，就将西方政党与中国古代朋党合为一谈，“外观美政，总统更移，自台阁以至抱案之吏，无不随之更调，从其朋党比周为蠹已甚”，总之，“国有政党，非直政事多垢黩，而士大夫之节行亦衰。直令政府转为女闾，国事夷为秘戏。”（注：《章太炎全集》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00-311页。）1911年太炎又发表《诛政党》，对康有为、梁启超、张謇、杨度、严复等当世党人，一一抨击，揭露他们各为朋党，“操术各异，而竞名死利则同；为民蠹害，又一丘之貉也。”同时追溯历代党祸说：“历观史册，凡四代有党，汉明以之亡国，唐宋以之不振，朋党之祸，天下亦彰明矣。”（注：《光华日报》1911年10月26、28、31日。）以朋党比之现代政党，固是太炎之误解，然民初组织政党活动的混乱局面，却又表明其担忧并非多余（注：民国初年曾兴起组织政党的热潮，据统计，当时共有312个政治党会，但有健全或具体政纲的只有35个，而且平均2.8个党会共用一个政治主张。组织上的混乱集中反映在上层人士常常属于不同的政党，如伍廷芳、黄兴各有11个党籍，黎元洪有9个党籍，唐绍仪、王宠惠、于右任等均属7个党。（参见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年，第36-38页））。白鲁恂（Lucian W.Pye）用“共和幻像”（phantomrepublic）描绘革命光辉的式微，也揭示出甫经成立的中华民国在政治认同上陷入的危机（注：Lucian W.Pye，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A Psychocultural Study of theAuthority Crisis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Cambridge ，Mass.：M.I.T.Press ，1968.）。不过，无论是“朋党”政治的阴影，还是政治共同体的认同危机，都还远不足解释其中的缘由。显然，问题既涉及近代中国集团力量的形成，当进一步关心，哪些因素促成或影响到集团力量的形成。如能清楚了解哪些因素影响到知识分子的聚集，则或可换一个侧面探讨近代中国集团力量的形成及其难局。这是本文所要重点讨论的。
二、“省界”意识成为聚集的基础
孙中山关于中国人乡党观念强而国家观念弱的见解，常为学界所征引，然此话实有必要联系“上下左右”来读解。这其中固有孙中山对于中国民众“一盘散沙”之痛切，然如若没有乡党观念，其所领导的革命能否成气候，却也大可怀疑（注：孙中山：《三民主义》，《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74-675页。）。中国人浓郁的“同乡”观念，也属学界津津乐道的话题。列文孙就曾通过“省区”、“民族”、“世界”检讨近代中国的“认同”问题（注：Joseph R.Levenson ，The Province，the Nation，and the World ：The Problem of Chinese Identity.In Albert Feuerwerker etc.（ed.），Approaches toModern Chinese History.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7，pp.268-288.）。施坚雅（William Skinner）则提出，大部分中国人想到中国的疆域时，是从省、府和县这一行政等级区划出发的，人们往往用行政地域来描述一个人的本籍，以表示其身份的关键因素（注：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中华书局，2000年，第1页。）。何炳棣还分析了中国人（特别是士大夫）“同乡”观念很强的缘由：在习俗上甚至法律上的极重孝道，加强了人们与籍贯地的联系；以地区为基础的考试制度，官员要回避到原籍所在省份任职的法规等因素，也时时提醒人们个人的依靠牢牢根植于出生之地（注：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台北：学生书局，1966年，第1章。）。
实际上，正是“乡党”观念（即这里所说的“省界”）成为近代中国集团力量形成的最初诱因。其所依托的，即是分布于各城市的商业类会馆和士人会馆。会馆之设，是便于同乡人士投宿。以清末民初为例，在全国除北京以外300多城镇中，约有1800多座会馆。北京会馆数量之多，在全国各城市之中首屈一指，鼎盛时期多达400余所。这些会馆的共性即是同乡性，同时悠久的会馆历史，产生了卓有影响的会馆文化，往往成为同乡聚会、串联、发表政见、传播信息之地（注：白思奇：《北京会馆与戊戌维新》，收入王晓秋主编《戊戌维新与近代中国的改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41-347页。）。最近即有研究者指出，作为北京会馆集中地的宣南，在戊戌维新期间实际发挥了“借助会馆而立会，依托学会而聚众”的功能（注：刘桂生、岳升阳：《北京宣南士人文化空间的形成与戊戌维新》，收入王晓秋主编《戊戌维新与近代中国的改革》，第328-339页。）。无独有偶，在近代中国读书人形成集团力量的另一重要渠道——日本，也印证了这一点。实藤惠秀注意到，留日学生生活也是中国国内的缩影，他们赴日留学，是以省为单位被派遣的（并由各省在日本设立留日学生监督）；抵达日本后所去第一个公共场所，差不多都是各地的同乡组织（注：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启彦译，三联书店，1983年，第423页。）。关于“省界”意识成为读书人聚集基础的形象说明，无过于聚集于章太炎门下的众多浙籍弟子。从1908年4月起，章太炎每周日在寓所为朱蓬仙、朱希祖、龚未生、钱玄同、周豫才、周启明、钱均夫、许寿裳等弟子授课。某日陈独秀前往拜访章太炎，逢钱玄同、黄侃在座。谈起清代汉学的发达，所列举戴、段、王诸人，多出于安徽江苏，故陈提起湖北没出过什么大学者，结果引起黄侃的不满，“湖北固然没有学者，然而这不就是区区，安徽固然多有学者，然而这未必就是足下。”（注：周作人：《知堂回想录》，香港三育图书公司，1980年，第482页。）
“省界”成为读书人集团力量形成的最初标志，集中体现在所办刊物上。如邹鲁所说的，“时各省学生皆有学生会，会中多办一机关报。”（注：邹鲁：《中国同盟会》，收入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2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7页。）以《浙江潮》的创办来说，即是依托浙江同乡会而成（编辑兼发行者均署“浙江同乡会”）。其《发刊词》开篇即谓：“岁十月浙江人之留学于东京者百有一人组织一同乡会。既成，眷念故国，其心恻以动，乃谋集众出一杂志，题曰《浙江潮》。”（注：《〈浙江潮〉发刊词》，《浙江潮》第1期（1903年2月）；参见同期所刊《浙江同乡会简章》。）而“省界”之所以成为读书人呈现其力量的初始，原因必多，欧榘甲1902年发表的《新广东》，阐述了颇具代表性的看法。针对当时中国省与省之间“不相亲爱”，以及“爱中国者不如爱其所生省份之亲”，欧提出“莫如各省先行自图自立，有一省为之倡，则其余各省，争相发愤，不能不图自立”。并且认为，此之注意，有四者焉：“一因人心视其生省份之亲切，易于鼓舞；二因专力一省，易为措置；三因一省自立，各省得以感动奋起，不致如泛言中国，各存观望而无实志；四因一省自立即立即为中国自立，人人视其省为中国之土地，而图自立，则视此中国，自为切实，将来联合，亦自容易。”（注：欧榘甲（署名太平洋客）：《新广东》（一名广东人之广东），收入张＠③、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三联书店，1960年，第269-311页。）《游学译编》1903年所发文章也指出：“夫一省之地，必有独立之精神，然后可以救其地之人，此独一无二之定理”，还清楚阐明何以必须以“省界”作为开端，“我支那以无爱国心无团结力，人人相离，推省界、府县界、姓族界，极而为一人界，原于无独立之精神。无独立之精神，故不知有提挈民族之责任，不知有提挈民族之责任，故但谋个人之利而忘公益，而其弊皆源于学界之不发达。夫本省人士学界不发达，他省虽有热心办事者不能借箸代筹，无论自私其家乡与否，而以平时全不相熟习之外省、外府、外县人，纵具热心亦不能为他省、府、州、县谋独立自营之事业者，自然之势。”（注：《劝同乡父老遣子弟航洋游学书》，《游学译编》第6期（1903年4月）。）
“省界”意识的影响如此广泛，以致于诱发出了破除“省界”之声。因为内地一位读者致书浙江同乡会，“忧省界之日厉”，《浙江潮》1903年即提出“非省界”问题，表达了对斯时弥漫知识圈“省界”意识的忧虑。文章指出：“省界”意识脱胎于庚辛之间，《新广东》出世，省界问题遂“如花初萌”，各省同乡恳亲会后先成立，“承流附风，遂遗其始，至今日而省界之名词已定矣”。于是“人人心中，遂横一大梗蒂，闻一议，接一人，遇一事，谈一语，必首相叩曰，是何处人。”在作者看来，“省界”之起，实流弊众多，如今之际，青年原本当以“国界”、“种界”为中国之大防，然自“省界”之说起，“国界”、“种界”反退处于若隐若现、似有似无之间。因此力主成立“中国本部统一会”，“集留东各省人，以共除省界为目的”，“吾颇闻今人有一二喜言破坏者，我独谓，欲破坏法律界、政治界、教育界，要不可不先破坏省界。”（注：文诡：《非省界》，《浙江潮》第3期（1903年3月20日）。）
由《浙江潮》提出破除“省界”的问题，本身便是饶有趣味的事，“省界”意识之泛滥，浙江同乡会虽非始作俑者，却也是厉行者之一，可见问题已到十分严重的程度。而真正对突破“省界”有所助益的，则是差不多同时兴起的“业界”意识。如《洞庭波》刊发的一篇文章，先是竭力赞扬一番湖南，继则表示湖南受各省人排斥，“江南之将备学堂，以嫉湖南人几于解散矣。老湘营见忌于广西；武备生受沮于湖北。各省政界之排湘者，曰：”湖南人喜生事端也。‘军界之排湘者，曰：“湖南人最占势利也。’学界之排湘者，曰：”湖南人太无程度也。‘商界工界乃至妓界之排湘者，曰：“湖南人性太野蛮也。’”（注：铁郎：《二十世纪之湖南》，《洞庭波》第1期，收入《辛亥革命》第2册，第195-208页。）这是将“省界”与“政界”、“军界”、“学界”等业界对举，显示出近代中国集团力量形成过程中另一值得注意的趋向。
三、“业界”所表征的“亚文化圈”
所谓“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其中最显著的变化之一，当是作为传统社会精英的“绅”的特殊地位走向没落，精英从此不再来自较为单一的社会阶层，表达社会身份的新方式随之出现。论者注意到，通常被翻译成集团或团体的汉语新词汇“界”，如“政界”、“商界”等等，在清末民初的报刊和其他事务性报道中不断出现，显示出参与公共事务和集会的“界”，已成为普遍的认知。而当以此表示广泛涌现的社会群体时，表明一个易于识别但外表相当松散的多中心的亚文化圈世界（界）的形成（注：萧邦奇：《血路——革命中国中的沈定一（玄庐）传奇》，周武彪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4页。）。这称得上见道之论。事实上，除仰赖同乡之谊，共同的职业也构成清末民初读书人聚集的基础。
梁启超1901年刊于《清议报》（第83期）的《过渡时代论》，就提到“界”的问题，“凡国民所贵乎过渡者，不徒在能去所厌离之旧界而已，而更在能达所希望之新界焉。”所谓“新界”、“旧界”，或可看作梁已敏锐感受到“过渡时代”来临，也将面临社会力量的重组，只是尚不清楚这其中的转变究竟预示着什么，故而用含混的“新”、“旧”来区分。然梁的个人经历，即为我们呈现出“业界”意识是如何萌生的。他在1902年所写《敬告我同业诸君》就指出：“报馆者非政府之臣属，而与政府立于平等之地位者也。不宁惟是，政府受国民之委托，是国民之雇佣也，而报馆则代表国民发公意以为公言者也。”他甚至还说：“故报馆之视政府，当如父兄之视子弟，其不解事也，则教导之，其有过失也，则扑责之，而岂以主文谲谏毕乃事也。”作为近代中国舆论界的“急先锋”，梁强调报馆的作用也属自然。值得注意的是，在此过程中其身份的确证明显有“业界”的因素，而且是试图在中国的政治格局中寻求相应的位置。文章这样写道：“我国之百事未举，惟恃报馆为独一无二之政监者乎！故今日吾国政治之或进化，或堕落，其功罪不可不专属诸报馆。我同业诸君，其知此乎？其念此乎？当必有瞿然于吾侪之地位如此其居要，吾侪之责任如此其重大者，其尚忍以文字为儿戏也！”（注：《新民丛报》第17期（1902年10月2日）。）无独有偶，周作人在回忆中也揭示了他与鲁迅如何跨越同乡樊笼，形成“业界”意识。周氏兄弟最初也是在同乡所办《浙江潮》写些文章，到后来逐渐形成对文学重要性的看法，“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遂决定发刊《新生》杂志。鲁迅计划刊行文艺杂志，未能成功，但在后来的几年里，得到在《河南》发表理论的机会。周作人也将《河南》称作《新生》甲编，《域外小说集》称作《新生》乙编，并揭示出《河南》虽系河南同乡会所出，实已跨越了省界，约写文章的“乃是安徽寿州的朋友孙竹丹；而《河南》的总编辑，则是江苏仪征的刘申叔”（注：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第195-196、217-219页。）。
1903年创刊的《湖北学生界》，单从名称即可看作由“省界”向“业界”过渡的产物。从首期所刊文章看，所彰显其实仍是“省界”意识，认为“湖北者，湖北学生演其输入之文明之舞台也”，而“吾辈既为湖北人，则以湖北人谋湖北，亦自有说”。但从中可看出逐渐提升的“业界”意识已在发挥作用，认为以湖北立言，“非敢自相畛域也，实智力之小，尚未足以谋远大也”，“故不得已而援由乡及国之义，暂以湖北一省为初点”（注：《湖北调查部纪事叙例》，《湖北学生界》第1期（1903年1月）。）。进一步的，作为学生刊物，该刊也试图谋求学生的位置。张继熙这样写道：“同人为是学报也，以为今日言兵战，言商战，而不归之于学战，是谓导水不自其本源，必终处于不胜之势。且吾侪学生也，输入文明与有责焉。”（注：张继熙：《叙论》，《湖北学生界》第1期。）由以某省为希望，转向以学生为希望，或可作为由“省界”向“业界”过渡的某种象征，也成为亚文化圈形成的标志。该刊第2期发表的《学生之竞争》，即是这方面的代表作。文章提出，能够帮助中国挽此劫运的，可断言之曰“学生哉”。同时特别提到学生的位置问题，认为“学生介于上等社会、下等社会之中间，为过渡最不可少之人”，甚至说，“二十世纪之中国，学生之中国也。”在学生的具体活动中，也可看到学生在谋求形成团体力量，1904年《警钟日报》的一则消息即称：“杭垣各学堂学生以工商社会皆有会馆公所以为集合团体之地，惟士社会散漫无纪，故创议欲于省城建立全浙学生会馆。”（注：《学生会馆之建议》，《警钟日报》（1904年6月12日）第3版。学界之外，其他业界也差不多同时在形成。（参见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0章“社会变化的潮流”，马里亚尼·巴斯蒂撰））
要明确给出“业界”形成的标志无疑是困难的，但“业界”逐渐成为舆论界相号召的标志却有据可寻。如1910年《云南》杂志发表的一篇文字，就明显把社会各阶层区分为各个界别。该文为滇越铁路事向全滇同胞发出警告：“谁非滇人？谁无责任？……惟统一吾滇议员、学界、绅界、商界、军界、实业界千万人为一心，目光所射，射在赎路，心血所注，注在赎路，口所谈者，谈赎路策。以赎路为职业，以赎路为生活。精神所贯，何事不成？”（注：义侠：《为滇越铁路告成警告全滇》，《云南》第19期（1910年3月）。）更说明问题的是，“界”已被收到词典中，1913年出版的《中国新术语》，在“界”一栏下，就收有“警界”、“权界”、“军界”、“法界”、“学界”、“官界”、“工界”、“空界”、“伶界”、“男界”、“女界”、“报界”、“色界”、“商界”、“绅界”、“省界”（注：Evan Morgan，Chinese New Terms and Expressions with English Translations ：Introduction and Notes.Publishedat C.L.S.Book Depot ，Kelly &Waish ，Limited Shanghai，1913.pp.193-194.）。以此而言，我们似可说中国实形成一个以“业界”相号召的社会。
四、“中等社会”及其阶级意识的萌芽
“革命事业之起也，必有中坚”，1903年《游学译编》的一篇文字明确提出了这个问题。文章指出，如同法国革命、英国革命分别有“平民党”与“圆颅党”为“中坚”力量，“支那民族经营革命事业者，必以下等社会为根据地，而以中等社会为运动场。是故下等社会者，革命事业之中坚也，中等社会者，革命事业之前列也。”（注：《民族主义之教育》，《游学译编》第10期（1903年9月）。）同年杨笃生所做《新湖南》，也意在“遍告湖南中等社会”：“诸君在于湖南之位置，实下等社会之所托命而上等社会之替人也。提挈下等社会以矫正上等社会者，惟诸君之责；破坏上等社会以卵翼下等社会者，亦为诸君之责。”（注：收入张、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615页。）
“中等社会”与“下等社会”之议，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社会分层论”，这当可看作思想界普遍关心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寻找一种平衡力量。个人之无助，因而转换为对社会团体力量的关注。我们也看到，在业界意识萌生的同时，与“社会分层论”息息相关的阶级意识也有所显露。1904年林懈在讨论合群问题时，就这样讲到，现在明白的人，没有一个不说合群，没有一个不讲团体，但讲了大半天，群力还是不能合，团体还是不能结，这是什么缘故呢？他的答案是：“上流社会与下流社会不联络”，“中国的人，同是汉族，同是黄帝的子孙，有什么上流、下流的分别，可不是个顶不平等的么！但现在中国的读书人，都是以上流社会自命的，凡不读书的人，如工、农、商、兵，共会党里面的人，都说他是下流社会。这种意见，并不是从现在才有的，但既然有了这意见，群力的团结，自然不能够坚固了。”（注：林懈：《国民意见书》，收入张木丹、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909页。）1905年孙中山也曾谈道：“鄙人往年提倡民族主义，应而和之者，特会党耳，至于中流社会以上之人，实为寥寥。”（注：孙中山：《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的演说》，《民报》第1期（1905年10月）。）
有关这一问题，不能不提到章太炎1906年联系职业与道德所作的社会分层工作。在太炎看来，“今之道德，大率从于职业而变。都计其业，则有十六种人。”（即农人、工人、裨贩、坐贾、学究、艺士、通人、行伍、胥徒、幕客、职商、京朝官、方面官、军官、差除官、雇译人）关键在于，“其职业凡十六等，其道德之第次亦十六等”，“艺士下，率在道德之域，而通人以上，则多不道德者”（注：章太炎：《革命之道德》，《民报》第8期（1906年10月）。）。事实上，伴随“革命”话语的滥觞，社会分层的观点也渐渐流行，最突出的即是提出了“贵贱界”与“贫富界”的问题（仍然是“界”）。如1906年第4期《复报》的文章就提出“贫富革命”的话题，认为但破贵贱界，不破贫富界，尚远不能解决平等问题，因之“贵贱界之革命，甫告厥成功，而贫富界之革命，又已胚胎萌蘖，非人性之好乱也。正所谓危崖转巨石，非达其终点，决不能中止。”《东方杂志》1910年的文章也分析说，按社会阶级而论，上中下三等人民，以下等为最多。而下等人民分属于农工两界，各谋生活。农业有荒歉，则农民滋事可虑；工业不振兴，则工人闯祸堪虞。“是故欲图国家之长治久安，必于农工两业加意提倡而维持之，以冀富裕下等人民之生计。”（注：张肇：《各处宜亟兴工厂以救民穷议》，《东方杂志》第7年第10期（1910年11月）。）
这些言论，不只是对下层民众寄予深深同情，也看到在民众中可能蕴藏的革命热情。如黄侃（署名运甓）1907年10月发表于《民报》的《哀贫民》就表示：“民生之穷，未有甚于中国之今日也”。关键是，贫民当明白何以而贫，更当坚持“宁以求平等而死，毋汶汶以生也”。即便事之不济，也“当以神州为巨冢，而牵率富人与之共瘗于其下”。进一步的，“革命”话语也在这种阶级论中有了充分的依托。1908年《河南》杂志就有“绅士为平民之公敌”的言论出现，认为“前日之流寇外患，不过关一姓兴废之结局，今日之绅士实可使种灭国绝”。原因在于，绅士自命为国民代表，实际上却与政府相勾结，“盖政府既利用彼，彼又利用政府，同恶相济。”“故今日犹任其盘踞下去，则改良社会真无望矣……立宪乎，地方自治乎，利多数之平民乎？利少数之政府于绅士乎？”（注：《绅士为平民之公敌》，《河南》第4期（1908年5月）。）1908年《新世纪》的一篇文章，更是明确指出，回观往迹，在“驱逐胡元”和“反抗满清”上已显现会党之能力；即若今日，“会党之势力仍足以左右中国之社会”。故今日论中国革命，不管是政治之改革，还是社会之更新，“事之前驱，舍平民揭竿斩木之外，更无他道。”在作者看来，“当十九世纪之七十年代，俄国革命以‘去矣，与人民为伍！’为标的，游说全国，革命风潮方能致今日之盛。近年欧西各国，盛主张工会主义，以团结劳力之民，推为社会革命之急务。”因此，“吾效昔日俄人之口吻，而亦大呼于众曰：去矣，与会党为伍！”（注：反：《去矣，与会党为伍！》，《新世纪》第42期（1908年4月11日）。）
正如1910年汪精卫在《论革命之趋势》中谈到的，“盖自庚子以来，革命之说，日炽于神州，有志者仓皇奔走，于外为鼓吹，于内为秘密之组织，所惟日孜孜者，革命之进行而已。”值得注意的是文章为革命所作定位，“吾以为欲答此问，不可不先知革命党之性质。革命党者，民党也。同为平民，其地位同，感觉同，心事同，身受之疾苦同，惟于平民之中，合肯负责任之人以为团体，遂从而名之曰党尔。是故革命之主义，非党人所能造也，由平民所身受之疾苦而发生者也。欲去革命党，不可不先去革命之主义；欲去革命之主义，不可不先去平民身受之疾苦。使平民之疾苦日深一日，则革命之主义日炽一日，而革命党之实力亦日盛一日。”（注：《民报》第25、26期（1910年2月）。）以平民的名义，成为革命的基本落脚点。显然，当阶级意识催生出对下层民众的肯定，是影响巨大的转变。如果说业界的形成仍是精英观念的写照，那么有了阶级视野，则集团力量便可能依托于大众层面展开。
五、五四的参照意义
颇有学者倾向于这样的看法，晚清时期所发生的思想变化，应被看成是一个比五四时代更为重要的分水岭（注：参见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第218页。）。从儒家经世致用思想传统趋于告终，以及寻求今天仍在摸索的思想新方向的提出，19、20世纪之交的10年确实构成一个重要年代。不过，依我之见，将晚清与五四联系起来，其意义不止是表明“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打通这两个时段，还可以从一个更为长程的时段来考虑近代中国的问题（自然此还远谈不上“长时段”）。应该说，近代中国集团力量形成所可能涉及的诸方面，在晚清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普遍王权”之崩溃，很大程度即得益于近代中国集团力量的兴起，换言之，是各种新兴社会力量直接导致了这场变革。因此，检讨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聚集方式，对于思考近代中国集团力量的形成，可以获得一个参照点，更有助于了解中国形成集团力量时所仰赖的因素。
对比晚清与五四，有一点是清楚的，从知识分子的聚集场所看，刊物之外增加了大学这一重要载体。而大学之设，本身为突破省界的樊笼创造了条件。那么在新的条件下读书人的聚集又有怎样的情形呢？1922年4月丁文江与胡适的通信，或能提供一个值得注意的角度。信中提及筹建“文化研究所”一事，拟定由北大、高师的理科教育以及地质学会、天文学会等多个机构的人员组成，而丁在信中力主“用人应该绝对破除留学国界、政治党派、省界”（注：丁文江：《致胡适》（1922年4月8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中华书局，1979年，第195页。还可补充说明的是，被称为“阳湖耆宿”的常州籍知识分子群体，于商务印书馆也有特殊意义，茅盾1916年到商务时，就了解到编译所的国文部“专编中学和小学教科书的人是清一色的常州帮”。（参见茅盾《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和革新〈小说月报〉的前后》，收入《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46页））。显然，这里要“破除”的，实是既成的“有”，恰反证出“留学国界”、“政治党派”与“省界”构成了当时知识圈聚集的重要因素。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聚集方式不是这里所能展开的，不妨以“省界”为例，略作检讨（注：就前面提及的“省界”、“业界”及“阶级”等亚文化圈而言，应该说仍是五四时期知识分子聚集的主要表现形式，但也有发展。其中留学国界形成，就是值得注意的现象。胡适曾提到，《新青年》社是个小团体，“其中只有孟和和我是曾在英美留学的，在许多问题上我们两人的看法比较最接近。”周作人也暗示，同样是新文学主将之一的刘半农，却因为没有正式的学历，为英美派绅士看不起，明嘲暗讽，使他不安于位，半农受了这个刺激，遂发愤去挣一个博士头衔来，以出心头的一股闷气。（参见胡适《丁文江的传记》，《胡适作品集》第23集，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第52页；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第358、502页）另外诸如欧美同学会的活跃，也预示留学国界成为知识圈认同的新的基础。）。
走出偏于一隅的村镇到都市发展，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流动的基本轨迹，而较之晚清，依托同乡似乎仍是五四时期读书人的必由之路。周氏兄弟到北京后就长期住在北京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而帮助他们在北京拓展事业的，则是老乡蔡元培。罗章龙在回忆中也历数了“新民学会”十余人初到北京时的情形，由于湖南各县多在京设有会馆，大家分住在各县会馆（罗本人先寓位于宣武门外北半截胡同的“浏阳会馆”，此地恰为谭嗣同旧居）（注：罗章龙：《椿园载记》，三联书店，1984年，第8页。）。而胡适的事例，更说明了乡情世故不失为其一生所依靠的最基本的社会资源。1918年入京未久，胡适便担任绩溪会馆的董事，后又参加旅京皖人所组成的“皖事改进会”，时与老乡酬酢往来（注：耿云志：《胡适年谱》，香港中华书局，1986年，第63-64页。）。他甚至明确暗示，陈独秀1919年那次被捕入狱，仰仗一大群安徽同乡的关系，才被保释出狱。及至晚年，其念兹在兹的仍是“我是徽州人”（注：唐德刚译注《胡适的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1、195页。唐补充说，陈独秀的被捕并非完全是政治原因，其中可能还有私怨。北京政府当时为“安福系”操纵，而该系骨干泰半是陈的同乡和熟人。陈为人倨傲，而又私德不修，官高势大的同乡们早就嫌着他，一有借口便把他捉将官里去。（《胡适的自传》，第211页；参见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第356页））。
作为当时学术重镇的北京大学，同样显示了乡情对于知识分子聚集所产生的影响。从《北京大学日刊》所刊登的各种启事看，固然多为各种专业或兴趣性质的协会告示，如“数理学会”、“书法研究会”之类，但也不乏浓厚乡情气息的各省同乡会的启事（注：一则《川籍学生借贷办法》就透露，四川省专门拿出一笔款子，规定四川籍游学省外专门以上学校学生，“一时接济中断者”，可“借贷学费”。（《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0月18日））。这多少说明在读书人的流动中，家乡仍是重要的联系管道，同时表明来自故乡的关切无所不在。北京大学早期学生的回忆录，也揭示了来自同省份同学之间的相互影响大大超过来自不同省份的同学，由于方言不同还导致不同省份学生交流的困难。康白情就曾撰文批评同乡会实阻碍了学生之间的交流（注：康白情：《北京大学的学生》，《少年世界》第1卷第1期（1919年6月）。）。学生如此，教员更不例外。蔡元培通往北大之路，差不多每个环节均有浙江关系在起作用，“先后在北大工作的教授沈尹默、马叙伦、夏元憟、陈黻宸都极力支持蔡担任此职，这些人全是浙江人，而且都跟章太炎的弟子关系密切，这些弟子大多也是浙江人。”（注：魏定熙：《北京大学与中国政治文化（1898-1920）》，金安平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25页。）时人也“深以浙人盘踞”为恨，甚至提出，“欲办好北大，非尽去浙人不可。”（注：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70、72页；参见桑兵《近代中国学术的地缘与流派》，载《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
这种地缘因素对知识分子聚集的影响，同样典型地表现在《新青年》杂志的创办上。对该杂志卷首作者的简单疏解，可清楚其作者几乎全为安徽籍或与皖政界和文化界关系密切者，实际是以陈独秀为首的皖籍知识分子创办的同人杂志（注：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三联书店，1997年，第1-23页。）。一向作为《新青年》“子杂志”的《新潮》杂志，也呈现出这种相似性。1918年12月3日《北京大学日刊》刊载的“新潮社”核心成员六人名单中，傅斯年、杨振声、徐彦之、汪敬熙均来自山东省，此说明作为新文化运动学生辈的聚集，最初的根源同样是省籍（注：参见顾颉刚《回忆新潮社》（收入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二），三联书店，1979年，第124-126页）。顾在文中说罗家伦也是山东人，误。罗是浙江绍兴人，生于江西进贤。舒衡哲（Vera Schwartz ）注意到新潮社聚集的同乡因素，可能是据顾文，也认为罗家伦是山东人。但在别处，又注明罗生于江西。（参见舒衡哲《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李国英等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82-83、21页））。
无可否认，无论大学的创办，还是如《新青年》与《新潮》等杂志的流行，都预示着中国读书人的聚集发生着由“地缘”向“共同体”转移的趋向，《新青年》作者群的拓展以及《新潮》社的成立，无疑成为一种象征，显示中国知识分子的聚集方式逐渐突破地缘因素，发生着由“地缘因素”向“思想认同”的转型（注：如《新青年》第2卷的作者大都是原《甲寅》、《中华新报》的编辑或作者，从而透露出《甲寅》之于《新青年》杂志在人物谱系与思想取向上实有不可忽视的渊源。而自陈独秀主持北大文科后发行的第3卷，其撰稿人则几尽是北大教员和学生，表明《新青年》迅即成为北大革新力量的言论阵地。（参见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第1-23页）《新潮》亦如此，同系同级以及同宿舍的因素渐渐突破“同乡会”的樊笼，成为聚集的基础。如康白情、俞平伯与傅斯年同是1916年文科“国文门”的学生；顾颉刚因为是傅斯年的室友而进入这个团体；顾后来又把中学同学叶圣陶、王伯祥、郭绍虞介绍入社。（参见顾颉刚《回忆新潮社》）在此过程中，共同的使命感渐渐成为沟通的基础。傅斯年就介绍《新潮》是“集合同好”撰辑之杂志，是“用这知识上的接触做根本，造成这个团体”。（参见傅斯年《〈新潮〉发刊旨趣书》、《新潮社之回顾与前瞻》，载《新潮》第1卷第1号、第2卷第1号，1919年1、10月））。这种转型的明显标志，即是思想界明显区分为“新”、“旧”阵营。然而发生于五四时期这一幕，同样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似乎“省界”意识仍是中国读书人寻求集团力量最初的源泉。
耐人寻味的是，这种省界意识也体现在组织政党的活动中。如在1920年春夏间成立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可能也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7名成员中6人是《星期评论》的编辑和撰稿人，然而除了有《星期评论》作为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坚实根基外，上述7人中除陈独秀与李汉俊，其余沈定一、戴季陶、陈望道、施存统、俞秀松均为浙江同乡（注：参见萧邦奇《血路——革命中国中的沈定一（玄庐）传奇》第73-75页。）。论者分析国民党系统中蒋介石主导派的结构与职能，也指出蒋派之所以能维持其统治地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有着复杂的层理系统。这个系统由与蒋有联系的个人或作为次生派系在整个结构中起支撑作用的群体组成。最重要的是CC系、黄埔系（有时被称为蓝衣社）和政学系三个政治集团，成功地发展成为蒋的“支撑结构”（support structures），其职能就是充当复杂派系的基石。简单地说，基于同名籍、同家族、同教育背景及结拜兄弟关系的个人关心，构成了蒋的派系联盟的基础（注：田宏茂：《1928-1937年国民党派系政治阐释》，朱华译，《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4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66-81页。）。仅以此而言，围绕近代中国集团力量的形成，五四的参照意义已足以说明问题。
六、余论
略为疏理知识分子的聚集方式，检讨近代中国集团力量的形成，便有了相关的基础。我们知道，在现代社会，由家族、村落、部族所构成的“自然共同体”已逐渐式微，所形成的政治共同体，是要把各种社会力量结合成单一的全民政治共同体（注：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第428-429页。）。政治共同体既是衡量社会动员的基本维度，也当构成检讨集团力量的着眼点。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笔者并无意将问题落于有效性来展开，毕竟近代中国集团力量的兴起，并非仅仅是否具有有效性的问题。
显然，在“国家与社会”、“国家与个人”之间，近代中国集团力量的形成，其表征明显是“省界”、“业界”及“阶级”等亚文化圈，亦即是社会动员主要是在这些环节展开。然而，无论是省籍意识的提升，还是业界的形成，所确立的认同基础，都还只是形成集团力量初级阶段的产物，距离政治共同体的形成尚有相当的距离。而当一个政治体系的全体人民是由地方集团、种族集团或社会各阶级构成，而且又各有特殊的倾向或趋势，这种政治亚文化圈的形成往往给政治建设带来很多问题（注：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林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5页。）。因之，构成近代中国集团力量基础的“省界”、“业界”以及阶级意识的凸显，也成为中国形成政治共同体的难局。
不必讳言，无论是近代意义上的国家意识的产生，还是政治共同体在近代中国的建构，都是“援西入中”的产物。因此对照西方的经验加以检讨也是必要的。如所周知，政治哲学中最基本的议题是为国家的成立寻求理由及根据，就西方国家而言，这个依据，大致说来即是“个人权利”。简言之，作为西方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主要是立足于个人自由的优先性来思考国家的问题，所强调的是制度认同而非文化认同，即鼓励自由民主体制中的公民多想想自己所要认同的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方面是否具备足够合理的设计，而不是思索自己认同的国家是不是由一个同质性的族群所构成（注：江宜桦：《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台北：扬智文化事业公司，1998年，第110页。）。因此所谓关切“个人自由”，只是自由主义学理立场一个粗浅的总结。与此同时，自由主义还提供了一个实效理论，阐明尊重个人自由的社会能够带给个人、社会以及整个文明哪些裨益（注：林毓生：《两种关于如何构成政治秩序的观念——兼论容忍与自由》，收入氏著《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1988年，第98-144页。）。这也如哈贝马斯（Juergrn Habermas）所强调的，公共领域首先可以理解为由私人集合而成的领域，“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在国家和社会间的张力场中发展起来的，但它本身一直都是私人领域的一部分。作为公共领域的基础，国家和社会的彻底分离，首先是指社会再生产和政治权力分离开来。”（注：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33、170页。）
由此而言，中国形成政治共同体的障碍，首先便在于个人优先性意识的匮乏。中国思想界也曾表达出对如何建立一个保障个人价值的社会与政治制度的关切，但其中却没有更多强调与此相应的基本预设：任何国家的主要目的之一，应该是对每个个人身体与精神完整的保护与维持。个人自由所以引起知识分子的强烈反响，主要是看到其作为寻求富强重建民族国家尊严的直接价值（注：参见本杰明·史华慈《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关键在于，面对这一难局，中国思想家缺乏必要的认识，对于西方社会由个人出发所做的政治安排，像孙中山就作了负面的评价。如其所言，恢复民族主义中国比较外国要容易得多，因为外国是以个人为单位，再由个人放大便是国家，在个人和国家之间，再没有很坚固很普遍的中间社会，“中国国民和国家结构的关系，先有家族，再推到宗族，再然后才是国族，这种组织一级一级的放大，有条不紊，大小结构的关系当中是很实在的。”（注：孙中山：《三民主义》，《孙中山选集》，第674-675页。）
然而将问题悉归于个人主义传统的匮乏，却只是看到了问题的一方面。影响近代中国政治共同体形成的，还在于中国的社会革命一开始就蕴藏着全能主义（totalism）政治的因素。在分析中国20世纪政治发展时，邹谠曾提出20世纪初期面临的全面危机是中国社会革命与全能主义政治的共同渊源，它所意味的是，只有先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机构或政党，然后用它的政治力量、组织方法，深入和控制每一个阶层、每一个领域，才能改造或重建社会国家和各领域中的组织与制度，从而克服全面危机（注：邹谠：《中国二十世纪政治与西方政治学》，收入氏著《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角度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10页。）。这表明，检讨近代中国政治共同体的形成，不能忽视中国面临的“国家政权建设”的巨大压力。事实上，近代中国集团力量依托“省界”、“业界”展开，即是这一压力的集中体现；而近代中国两大势力集团——国共两党的壮大，也说明了立足于阶级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似乎是难以避免的。如费正清就充分肯定了将无产阶级创造性地转换为“无财产阶级”对于中国革命所具有的意义（注：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杨品泉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6页。）。而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1924年国民党的改组，其突出的意义即是列宁主义式政党组织模式的引进，解决了在思想日趋多元化的社会如何保持一个团体的意识形态信仰的问题。当然，其富于“有效性”，也无须多言。
因此，纠缠于“个人”与“国家”之间的这些因素，正是近代中国政治共同体形成的难局。而中国社会形成以“省界”、“业界”及阶级为基础的亚文化圈，社会动员主要在这些环节展开，似乎也容易理解。一方面，个人空间的匮乏，已预示着在个人基础上形成的政治共同体往往只是昙花一现；而在全能主义政治的作用下，更表明，即便知识分子的聚集突破了“省界”、“业界”的樊笼，通向政治共同体的阶梯仍不乐观。
章清，1964年生，历史学博士，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上海20043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