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年“新史学”的成长,既影响史学观念的变化,还改变着“存史”的方式。治中国近代史的学者由此需要面对这样的问题:这既是历史遭逢巨变的时代,也是史学观念与史学方法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期。此所带来的影响的是,历史书写所揭示的“有”,往往基于“普遍历史”所昭示的“目的论”立说。过于关注这样的“有”,舍弃的很可能是更为重要的“无”,况且“无”也并非不能提供信息,所呈现的实际是另外的“有”。因此,关注于历史中“无”的一面,既可以突破“有”的樊笼,也有裨于呈现“无”所包含的“有”,重建近代中国的历史叙述,也当在这个问题上有所突破。
从“无史”到“有史”:目的论史学的成因
柯林武德曾辨明,所有的历史都是“思想”的历史,并且是那些在心灵里能够“重演”的东西。晚清以降“历史记忆”的延续,即揭示出历史是以什么方式不断“重演”的。清初广织“文网”,以收缴删禁图书的方式磨灭人们的历史记忆,早已埋下其“复活”的根基;遭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他者”又唤起被“遗忘”的历史。受此影响,中国的历史书写也逐渐落入“目的论”史学的窠臼。其成因及具体表现,大致可结合中国对“普遍历史”的接纳加以解析。20世纪初年梁启超倡导“新史学”,即与此不无关系,还引发中国究竟“有史”还是“无史”的争辩。本文探讨的围绕历史研究“有”与“无”的论辩,也发端于此。
立足于“无”认知中国,在晚清一度甚为流行。诸如“无国”“无史”,乃至于“无学”“无社会”之类的议论,曾喧嚣尘上。这自有深意在,昭示着以不同于过往的方式重新认识中国。而且,其语境既指称当下,还指向过去。以“无史”论来看,梁启超发表的《中国史叙论》《新史学》,即可视作“无史”论之滥觞。尤为特别的是,“无史”之说还盛行于以捍卫“国粹”为宗旨的人士中,往往与“无国”论相结合,突出这样的意思——“无史”则“无国”,显示出对“无史”的判定以及对“有史”的接纳,另有枢机。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深厚史学传统的国家,否认“有史”,流行“无史”之说,大有意味,表明此一时期读书人对历史的理解逐渐突破传统的范畴,重新提出了“历史是什么”的问题。与之相应,何谓“有史”,也成为读书人思考的重心。
梁启超举起“新史学”的大旗,紧扣的即是对“史学”新的界说,“欲创新史学,不可不先明史学之界说。欲知史学之界说,不可不先明历史之范围”。重新思考“历史之范围”以及“史学之界说”,自是为探索历史书写的新体例。从“无史”转向“有史”,明显是中西史学会通的产物,主要涉及两个环节的突破:其一是将中国历史纳入“普遍历史”的架构,按照上古、中古、近世等时代进行把握(书写通贯古今之“通史”);其二则是吸收各分科知识规划出“专门史”,书写各学科之“专史”。首先值得重视的是,按照不同的时代划分中国历史,所展示的“有史”不只具有形式上的意味,还逐渐以西方社会的演进代表着人类“普遍”的发展模式,并以此作为中国历史演进的“目的”。这也意味着,晚清以降从“无史”转向“有史”,主要体现在将西方社会演进所经历的作为人类社会共同之“有”,将中国纳入其中,除证明中国“有史”之外,还确立了中国历史的“目标”。
“新史学”的基调:立足于“有史”的规划
化解“无史”的紧张,将中国历史纳入“普遍历史”,只是问题的一面。与此相关,“有史”的见解还有更具体的表现。最基本的,从“无国”“无史”的困惑中摆脱出来,重新确立“有国”“有史”之论述,端赖于获得认知国家与历史新的维度。秉持这样的“有史”论,意味着接受“社会”“文明”的演进构成历史的基调,并立足于从政治、经济等因素解释历史的发展。从20世纪初开始,“专门史”的兴起就成为史学编纂体例上“有史”的具体体现;以之为“有史”,也重新塑造了“中国之过去”。
梁启超阐述的“新史学”,即试图在史学编纂体例上开辟出“有史”。梁特别提到昔之史家的两项弊端:其一,“知有一局部之史,而不知自有人类以来全体之史”;其二,“徒知有史学,而不知史学与他学之关系”。这正构成“新史学”关切的要点所在,当“历史之范围”拓展为“全体之史”,目标是立足于“有”以揭示“社会”与“文明”成长的历史。这也成为清末历史书写转变的象征。征诸各种以“中国历史”为题名的书籍,可注意到历史书写的基本架构,逐渐以“文明”与“社会”为主轴。而此一时期各分科知识的成长,也构成影响史学发展的重要因素。不只梁启超试图在各学科中为“史学”寻求新的定位,还不乏其他学者阐述类似的看法。此所意味的是,伴随分科知识的成长,发掘各学科之“有”而进行“专门史”书写,也构成重塑“中国历史”新的方向。这样一来,除了与“断代史”相对的“通贯古今”的“通史”之外,还产生了“通贯政治、经济、学术、宗教等等”的“专史”。这表明,“历史之范围”较之过去大为拓展,“通史”与“专史”的出现,多少化解了由此产生的紧张。“专门史”的不断涌现,也意味着中国的历史书写从“无史”的困惑中摆脱出来,对于“有史”的追逐,也有具体呈现。
新的史学编纂体例塑造的“历史”
“我国史学根柢之深厚既如彼,故史部书之多亦实可惊。”梁启超总结中国史学发出的感叹,道出有着悠久历史书写传统的中国不免面临的困局,由此也促成史学编纂体例的不断调整。进入近代以后,“西史”之加入,更冲击着“中史”之编纂体例。的确可以说,近代既是巨变的时代,也是史学观念与史学方法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期,并深刻影响到“存史”。“地方”的历史按照新的史学编纂体例进行书写,即是值得检讨的一环。研究者逐渐有这样的共识,“地方”的近代史,于把握中国近代史的基调有重要意义。然而,需要面对的是,梳理地方近代史主要依凭的地方志等资料,同样受到新的史学观念与史学方法的影响,往往按照“有史”加以呈现,即突出“变”的一面,较为忽略地方的“不变”;最明显的是,编纂体例与前述“通史”“专史”也渐渐趋同。
有关“地方”在历史上的存在,常被引述的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说法;每逢激烈变动的时代,所谓“礼失求诸野”之论调也常常泛起。应该承认,遭逢巨变,“地方”也不免卷入其中。印刷书刊以及铁路、电报的出现,使“地方”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不可同日而语;国家政权建设更是推动“地方”承担不同于以往的角色。然而,国家政权建设的成效如何?尤其是地方如何“变”?却值得深思。那么,以“存史”为目标的地方志又是如何书写的呢?不可否认,这一时期地方志书的书写也开始受到新的史学编纂体例的影响。以“今例”替代“旧例”,是重点考虑的内容。
民国时期修纂省志、县志所制订的体例致力于揭示地方之“变”,自不难理解。而且,除紧紧配合国家政权建设所涉及的内容之外,新的体例还接受了晚清以降所形成的新的史观,展现出“新史学”如何“入志”的情形。耐人寻味的是,民国时期出版的省志,沿袭旧志体例的明显占据多数。这也留下可资检讨的问题——地方志的编纂该如何“存史”?按照“有史”的方向修志,之所以难以实现,既有操作上的因素,但未尝不是地方所发生的“变”,并不像一些方志学者所期待的那样。换言之,按照“新例”编纂而成的省志完成不多,既是因为“近事”之难以甄别,编纂体例也不无影响。
毋庸讳言,近代以降产生了“不一样的地方”,但如何“变”,其程度究竟如何,也难以一概而论。不可否认,进入近代以后,地方历史的“有”与“无”或许更为突出,短时间里也难以趋同,仅结合政府行为书写地方历史,突出“变”的一面,未必合适。重点在于,地方近代史所揭示的是“地方”的“近代史”,而不是“近代史上的地方”。对比过往,自然有“不一样的地方”,但各地方之“不一样”,并不因为国家政权建设的加强而当即消除。“地方”作为更小的“历史研究的单位”,需要以特别的方式呈现,正是因为存在着差异,对地方近代史的观察,如致力于呈现历史的“有”,甚至与“通史”“专史”的架构渐渐趋同,自是问题多多。消除了“差异性”的“有”,不免是放大的,乃至是牵强的,反倒是被忽视的“无”的一面,或更能展示地方的历史。结合历史进程所昭示的“有”与“无”,即可看出症结之所在。
历史进程所昭示的“有”与“无”
晚清以降新的史学编纂体例的浮现,不仅重塑了“中国之过去”,更奠定了近代中国历史的基调。然而,史学观念以及编纂体例的“趋新”,未必能完全反映历史进程本身,仅仅展示与此相关的“有”,很容易遮蔽“无”所昭示的另外的“有”。结合此一时期国家政权建设“自上而下”的推进,尤其是叙述近代中国历史至今仍沿袭的“现代化”这一框架,不难看出,历史书写所呈现的“现代化”之种种“有”,未必占据“主流”,或者反倒是“低音”,而被舍弃的“无”,也许才是“主调”。重建近代中国历史叙述,或也当避免以未必有实际成效的“有”,遮蔽“无”所昭示的更具意义的“有”。
如何成长为一个现代国家,乃近代中国的基调所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国家政权建设在各个环节均有所拓展。与此相关,“现代化”问题也引起关注,而且,中国社会的不平衡一开始就成为思考的重点。这表明中国现代化甫提出,就与中国近代史结合在一起。尤其是在“国难”背景下,中国现代化之“幼稚落后”也受到重视。
结合与近代中国历史叙述颇为相关的“现代化”论述的浮现,尤其是掺杂的各种声音,不难发现尽管20世纪30年代“现代化”已引起重视,但还难以成为“主调”。这自是因为“现代化”在实践层面的推进,还乏善可陈。既如此,以此作为近代历史书写的基本架构,自当考虑,是应该展示“现代化”之“有”还是“无”呢?此一时期所关注的“现代化”,往往以卫生、教育、法制等环节的建设作为指标,对此加以分析,可发现立足于“有”加以展现,问题不少。“有”未必构成“主调”,尤其存在严重的不平衡。
由此也提出值得思考的问题,对于这段历史的研究,系按照“现代化”的“有”还是“无”来加以呈现呢?多考虑“无”的一面,而不局限于“有”,或许也是必要的。尤其应该重视,当“现代化”呈现的是“无”的状态,则需要追问“有”又是什么?某一区域现代意义上的教育、卫生、法治等方面的建设不充分,没有更多的“有”,则当关切这些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内容,究竟是怎样的状况,不能因为缺乏“有”就一笔抹杀,而有必要将“无”所涉及的实质性的“有”揭示出来。
近代中国历史叙述秉持沿海-内地、现代-传统等二元化分析架构遭遇诸多困难,意味着揭示“无”的一面的必要性。以围绕“中国现代化”的研究来说,无论是基于“中国”整体还是“区域”的研究,大致都以某些“指标”为研究的基准。以此审视较为发达的中心城市,倒也能描绘“现代化”取得的进展,然而,以此观察“边缘”地带,却很可能看不到“现代化”的“有”。问题的症结仍体现在近代中国存在着“多个世界”,意味着任何理论也好,分析架构也好,皆须立足于“有”与“无”分析这段历史。原因在于,以中国作为“历史研究的单位”,无论确立怎样的维度,皆难以贯穿“自上而下”的视野,“上”之“有”很容易失落于“下”之“无”。而立足于“地方”也同样会陷入这样的困局中,难以确立贯穿“由下而上”之“有”。重建近代中国历史叙述,这方面正是需要多加考虑的。
余论
近代中国历史叙述表现出对“有”的追逐,起步于“无史”之论的流行,很明显是阐释中国的“焦虑”的体现,可视作遭逢巨变引发的结果。无论是将中国纳入“普遍历史”,还是在史学编纂体例中发展出“专门史”(包括“新名词”之“入史”),皆是致力于呈现所谓“有”,以此化解中西会通后所陷入的“紧张”(包含历史、当下与未来)。这也成为研究中国近代史较为特别的一环,重建有关近代中国的历史叙述也须直面于此。
换言之,重建近代中国历史叙述,须面对“现代-传统”或“国家-社会”等架构之“得”与“失”,秉持这样的视野,较为重视近代中国之“变”,还只是问题的一面,关键还在于其导致对近代中国历史的审视,明显存在偏向,致力于书写种种所谓“有史”。如区域研究明显集中于沿海及中心城市,甚至围绕某一空间的研究也是如此,上海史研究针对“华界”即明显偏少。对于不同的社会阶层的研究也多关注读书人、商人,较为忽视“不入流者”。当然,在“现代-传统”或“国家-社会”的二元架构中,也更为重视前者。究其原因,皆是为追逐“有史”,以展示历史中“有”的一面。
相应的,对此的突破也当回到“有史”所涉及的基本史实,即近代中国历史本身的“有”与“无”,或“变”与“不变”,并重视“无”所呈现的另外之“有”。换言之,近代中国历史既然展现出“现代”因素的不足,则表明仅仅展示与此相关的“有”未必妥当,更值得重视的反倒是“无”。当某些面向呈现的是“无”的状态,或者只是“低音”,则不妨正视这样的“无”,且并不因此而沮丧。地方的近代史之所以值得重视,即是因为避免按照“有”的架构进行书写,多少更容易实现。重点在于,唯有确信“有”与“无”皆能呈现有价值的信息,方能书写“地方的历史”而非“历史上的地方”。
综而言之,结合“有”与“无”审视近代中国的历史,尤其是展示以往被视作“无”的那些信息,对于增进对近代中国历史的认知,无疑是大有裨益的。作出“无”的判定,也有助于提升史家对另一部分“有”的重视。重点在于,历史叙述同样可以选择“无”展开,尤其是当所谓“有”是基于“目的论”立说,则更要注意过于重视这样的“有”,舍弃的是更为重要的“无”。而对于“无”的重视,不仅可以突破“有”的樊笼,也有俾于揭示“无”中之“有”。具体来看,近代中国历史研究所涉及的一些基本论题,无论是西学的影响还是现代性因素成长等问题,实际上皆可基于“无”立说。庞朴对“无”的辨析,曾颇有深意地道出所谓“无”,实际上有三个字——“亡”“無”“无”,包含“有而后无”“似无实有”“无而纯无”等不同的情形,“表示有之失的亡,和表示失之有的无,都还不是绝对的空无”。近代中国历史中的“无”,或许也是这样的形态,在“无”的环节多加用心,重建近代中国的历史叙述,或也才能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