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思想界”置于清季民国时期这一历史背景，自有必要关注其是如何形成的。从语言的角度，大致可给出“思想界”以及其他“～～界”作为汉语新词出现的时间。下一章将对此进行分析，以说明出现于晚清的汉语新词，实际成为把握社会演进的关键所在；“～～界”在晚清的浮现，也须结合“社会”的成长加以把握。关键尤在于，与其他“界别”相比，“思想界”略显特殊，它既与表达的载体息息相关，还与表达的主体读书人密不可分。故此，首先有必要就推动“思想界”形成的助力略加申论。
最初的动力无疑来自“合群”的诉求，只是如何“合群”，依托于学校、学会还是报章，人们各有看法。在此过程中，报章作为“合群”的基础受到多方重视。
参与《时务报》创办的黄遵宪，1902年对清季报章有此评价：“《清议报》胜《时务报》远矣，今之《新民丛报》又胜《清议报》百倍矣。” [1] 胡适1923年也说过：“二十五年来，只有三个杂志可以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新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 [2] 就推动“合群”来说，《时务报》发挥的作用自然不可低估，同时须看到有远超《时务报》并代表另一个“新时代”的报章。本书也将《时务报》视作过渡时期的产物，摆脱所谓“自改革”的束缚，报章才展现全然不同的色彩。 [3] 随之而来，报章的定位也发生转变，渐次由沟通上下、开启民智，发展出新的职能，直至成为“权力”的彰显。因此，关注晚清读书人所表达的“合群”诉求，并以此作为问题的开端，或也能更好地揭示“思想界”实际构成多重因素营造的“场域”。
一 作为“合群”载体的报章、学会及学校
以“合群”作为“思想界”形成的主要推力，有裨于展示晚清读书人在变局中的走向。在中国古代政治传统中，“君子不党”是士大夫政治的重要标识，然士人却向有结社之习性，明清时期尤盛。 [4] “士”之成为“四民之首”，占据社会之中心位置，也意味着形成了具有某种组织意义上的“共同体”。士主要倚靠从宗族、宗教、学校，到行会、会馆、同乡会等“中间团体”（intermediate）。 [5] 这不难理解，每个人都会以某种方式卷入政治体系中，但政治生活首先体现为集团行为，尤其是急剧变革的社会，更促成新兴的社会集团起而参政。 [6] 晚清遭逢巨变，“合群”的诉求得以浮现；伴随科举制的废止，读书人通向政治的晋升之路被堵塞，他们渴望谋求不同于以往的身份。首先需要重视的是，晚清“合群”意识如何孕育，何以报章、学会及学校成为推动“合群”的主要载体。
“社会”缺失下的“合群”
“合群”构成晚清读书人论说的重心，原因必多。不过，尽管读书人对于“合群”的意义从各个方面都予以肯定，但实现这一目标，未必有合适的办法。其缘由，既有承袭于传统的负担，也包含对新的组织方式缺乏了解。此所显示的是，“社会”的缺失导致“合群”难以找到依托，而“社会”的成长，则与形成具有近代意义的国家观念密切相关。这也成为近代中国转型的枢机，“合群”能否实现，端赖于此。
近代意义的“国家意识”如何萌生，一向是把握近代中国变革图景的焦点问题。较有代表性的看法是，“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大部分时期，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 [7] 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上述见解已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但相关话题仍受到关注，并形成新的理论模式——“从文化主义到民族主义的理论”（culturalism-to-nationalism thesis）。 [8] 确实，摈弃“天下”观念，无论对外对内，都有潜在意义。对外是接受近代世界系以“国家”为基础——所谓“天下万国”；对内则将如何组成国家，如何安排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等问题，提上议事日程。缺乏对“国家”的认知，“社会”也难以找到依托，“合群”亦不易实现。
从语词的翻译来说，论者也颇为重视由“群”到“社会”的转变。王汎森注意到，“从甲午之后到义和团之间是‘群’流行的时期，此后有一段时间，‘群’与‘社会’交迭使用；大致要到辛亥革命前四五年，‘社会’一词才渐流行”。 [9] 金观涛、刘青峰对此的辨析稍有差异，认为戊戌前后用“社会”一词翻译society，已从日本传入中国，从“群”到“社会”的转变，大致发生在1901年至1904年间。 [10] 但语词只是问题的一面，重要的是如何理解“社会”，如果在认知上不能有所突破，势必会影响对“社会”的接纳。
严复值得重点说说。1895年严发表的《原强》，就发挥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生存竞争之说，将社会之变迁理解为“其始也，种与种争，及其成群成国，则群与群争，国与国争”。故此，“群学治，而后能修齐治平，用以持世保民以日进于郅治馨香之极盛也”。 [11] 在译《天演论》时，他还说明：“夫既以群为安利，则天演之事，将使能群者存，不群者灭；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 [12] 只是如何实现“合群”，严复备感困惑。从事翻译时，他颇早涉及此一问题，由于中西存在明显差异，甚至寻找合适的语词，都费尽心力。《原富》所加按语中，针对corporation（今译作公司、社团、法人等）就指出：
此所谓联，西名歌颇鲁勒宪，犹中国之云会，云行，云帮，云党。欧俗凡集多人，同为一业一事一学者，多相为联。然与中国所谓会、行、帮、党，有大不同者。盖众而成联，则必经议院国王所册立，有应得之权、应收之利、应有之责、应行之事，四者缺一，不成为联……其事与中土之社会差同，而规制之公私，基业之坚脆，乃大有异。故其能事，亦以不同。此所以不能译之曰会，而强以联字，济译事之穷焉。 [13]
“歌颇鲁勒宪”乃社会的基本形态之一，严复选择音译，即是深感中西存在差异，欧西“同为一业一事一学者，多相为联”，与中国之会、行、帮、党，“有大不同者”。
在稍后翻译《群学肄言》《社会通诠》等著作时，严复已接受“社会”等概念，并结合此来谈论“合群”。在为《群学肄言》一书撰写的《译余赘语》中，严复阐明理想的国家系按照“社会”进行组织，甚至传递出没有“社会”也难以有“国家”的看法：“群有数等，社会者，有法之群也。社会，商工政学莫不有之，而最重之义，极于成国。” [14] 他还注意到“社会”的区别主要体现在组织方式的不同：
古之无从众也！从众之制行，必社会之平等，各守其畛畔，一民各具一民之资格价值而后可。古宗法之社会，不平等之社会也。不平等，故其决异议也，在朝则尚爵，在乡则尚齿，或亲亲，或长长，皆其所以折中取决之具也。 [15]
这里引出的问题值得思考，关键不是译词如何确立，而是需要面对“社会”的构成。严复很清楚西方的社会分层，其基础是与国家分权的社会组织，但在中国，即便同样有帮、有会，却与之大异其趣。这既使严复感到困惑，后来也令梁启超、黄遵宪诸人大为困惑。
在1896年刊于《时务报》的文章中，梁启超揭橥“道莫善于群”之旨，强调“数人群而成家，千百人群而成族，亿万人群而成国，兆京陔秭壤人群而成天下。无群焉，曰鳏寡孤独，是谓无告之民”。 [16] 稍后梁又明确表示：“天下之有列国也，己群与他群所由分也。”认为中国与泰西之差异，是因为中国“以独术治群”，而近百年泰西各国之治，则体现在“善群术”。不过，此时的梁仍难以摆脱“天下”之樊笼，故又强调“有国群，有天下群。泰西之治，其以施之国群则至矣，其以施之天下群则犹未也”。 [17] 此亦表明，因为“天下”犹在，所谓“大群”之“国”，这时也未必是梁启超追求的最高目标。 [18]
如何“合群”，在实践中也引出不少话题。1898年3月7日发刊的《湘报》，曾就成立“南学会”说明：中国有今日之结局，实由“二千年合群之公理湮塞弗明”；组织该会，“意欲尽合群之美”，即“以总会统分会，以分会统农工商矿诸会，联全省为一气，合万众为一心”。 [19] 有意思的是，以“学会”相号召，未必符合时人的期待。一位会友表示：“今夫南学之设，大无益于湘省也，且徒言学会，所讲者不过天文、地理，俗儒常谈”，当“废此学而改议院以广招徕”。南学会只能以此作答：“今必欲改学会为议院，必国家先立上下议院而后可，今可行乎？” [20] 但这样的问题却是众所关注的，稍后又有人提出“西人治国之道最重议院”，湖南也当通过努力“收西人议院之益”。南学会又这样答复：开议院之权，“操之国家，国家即能议行”，吾人须重视的是，“民智不开，议者何人”。 [21]
耐人寻味的是，时人对“议院”的期待，其实正是南学会组织者的如意算盘。皮锡瑞1897年底的日记言及：“谭佛生等禀请开学会，黄公度即以为议院。” [22] 征诸谭嗣同致陈宝箴信函，更能看清此点。信中表示：“湘省请立南学会，既蒙公优许矣，国会即于是根基，而议院亦且隐寓焉。” [23] 过了一段时间，皮锡瑞算是明白了黄、谭一干人所图谋：“诸公意，盖不在讲学，实是议院，而不便明言，姑以讲学为名，以我不多事，借此坐镇。” [24] 此亦可见，如何“合群”还纠缠着其他因素，主事者不能不慎重考虑。同样在湖南，王先谦即以此为天下之“大患”，赞许当朝“以社会与朋党二者为世切戒”。 [25]
可以说，当“合群”围绕国家、社会组织展开时，则更具敏感性。黄遵宪、孙中山、章太炎等人就不乏这方面的思考。黄遵宪1887年完成的《日本国志》，已有对“社会”的阐述：“社会者，合众人之才力、众人之名望、众人之技艺、众人之声气，以期遂其志者也。”令其印象深刻的是，“凡日本人无事不有会，无人不入会”。 [26] 以“合力”理解“社会”，尚未能触及“会”在国家事务中扮演的角色。1898年初黄遵宪在南学会讲学，对于“合群”的认识，同样不得其法。 [27] 到1902年才有转变之迹象，“合群之道，始以独立，继以自治，又继以群治”。据此黄也认识到中国本土资源颇为匮乏，合群之法，“惟族制稍有规模”，其他如同乡、同僚、同年，以及相连之姻戚、通谱之弟兄，则不过是“势利之场，酬酢之会，以此通人情而已”。“合群之最有力量，一唱而十和，小试而辄效者，莫如会党”，结果也令人忧虑，“贻害遍天下，其流毒至数世而犹未已”。为此，黄也提出理想的“合群之道”：
当用族制相维相系之情、会党相友相助之法，再参以西人群学以及伦理学之公理、生计学之两利、政治学之自治，使群治明而民智开、民气昌，然后可进以民权之说。 [28]
孙中山、章太炎此一时期在思想上同样发生了转变。1905年孙中山非常有意思地谈道：“鄙人往年提倡民族主义，应而和之者，特会党耳，至于中流社会以上之人，实为寥寥。” [29] 正是借民族主义思想的成长，孙才找到“与群俱进”的“缮群”之道，即从欧美进化凭借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用它们为中国之“缮群”确立了方向。 [30] 1906年章太炎也结合个人的遭遇，言及转变之缘由，尤其说明“自从甲午以后，略看东西各国的书籍，才有学理收拾进来”。 [31] 这里也清楚交代了，国家意识的形成固然有传统“族类”思想的因素，所要者还是因为“收拾”了近代民族主义之学理。
对“合群”的思考推动对“国家”与“社会”的新认知，这无疑是影响深远的转变。有了近代意义的国家意识，对“社会”的认知才会逐渐清晰。1902年出版的《新民丛报》第11号，以此答复一位困惑于“群”与“社会”的读者：“社会者，日人翻译英文society之语，中国或译之为群，此处所谓社会，即人群之义耳。”编者也坦陈：“本报或用群字，或用社会字，随笔所之，不能划一，致淆耳目。”显然作者更倾向于“社会”一词，故此也表示：“社会二字，他日必通行于中国无疑矣。” [32] 稍后出版的《新尔雅》，还列出“释‘群’”一节，对此有更清楚的说明：“二人以上之协同生活体，谓之群，亦谓之社会。” [33] 将“群”与“社会”相提并论，正说明“合群”的诉求与“社会”的成长结合在一起。
学校、学会与报章：“合群”的载体
尽管背负“君子不党”的古训，也未必洞悉“合群”的真正意义，但这并不影响读书人由此迈出重要一步，进而思考“合群”之道。晚清士人往往结合学校、学会、报馆三端展开论述，而且，选择的目标并非单一的，常常是将此三者结合起来。换言之，学会、学校与报章成为此一时期读书人思考“合群”的主要载体。
需要说明的是，类似的主张所在多有。1881年，林乐知向美国监理会呈报如何振兴布道事业，已指明中国当下最要紧之事有三，即“设立教会大学”“译书撰报”“创立印书局”。 [34] 晚清读书人聚焦于此，也是出于对西方经验的仿效。1894年，随公使龚照瑗出使欧洲的宋育仁，将见闻整理成《泰西各国采风记》（简称《采风记》），就注意到：“西国之上下通情，得力于协会（亦称社会），而辅之以报馆。” [35] 类似这样对“西国”的认知，只是试图推动这些要素在中国得到发展，并无特别之处。然而，士人以此作为“合群”的基础，却迥然有别，其往往借“合群”图谋欲实现的目标。
在具体实践中，读书人主要结合“合群”这一目标规划所从事的事业，尽管强调的重点未必一致。开办《时务报》之前，汪康年已有创设中国公会之议，“期于联合同志，公同研究，草拟章程。先在湖北与诸同人商议，又特至上海与诸名流集议”。所拟定的章程还包括对报章与学堂之谋划，“会中人稍多，当即设立会报，附刊于译报之后”，“筹款何处最多，即何处设学堂”， [36] 同样是统筹学会、学校及报章三者。《时务报》发行后，汪康年又进一步谋划如何“合力以图之”，以奠定维新之基：
今日振兴之策，首在育人才。育人才则必新学术。新学术则必改科举、设学堂、立学会、建藏书楼。然改科举，必将官制政法尽行改革，非旦夕所能期。 [37]
只是，读书人对“合群”的理解各有不同，依托的载体也颇有差别。此一时期主要在湖南从事维新活动的谭嗣同，对此的论述偏重于“学”，认为“假民自新之权以新吾民者，厥有三要”：“一曰创学堂，改书院，以造英年之髦士，以智成材之宿儒也”；“二曰学会，学会成，则向之不得入学堂而肄业言者，乃赖以萃而讲焉”；“三曰报纸，报纸出，则不得观者观，不得听者听”。 [38] 康有为弟子徐勤在《知新报》上撰写的文章，从“政”“学”“商”三端思考“合群之义”，考虑的载体则指向议院、学会、公司：
合群之义有三，言政则议院，言学则学会，言商则公司，之斯三者而已。然学校不兴，科举不变，民智未开，国是未定，则议院末由开也。例禁未除，人心未定，举国顽嚣，知学者寡，则学会末由开也。若夫商务公司之设，则较二者为易易矣。 [39]
通过甲午之后读书人的相关言说及开展的一些活动，可以注意到无论开办学堂、组织学会，还是创办报章，都是本于“合群”这一中心理念。陈旭麓总结了这些努力具有的意义：“开报馆”乃必需的“传播媒介”，“兴学堂”可谓“启蒙的基石”，“开学会”则构成“信息集散中心”。 [40] 何以此三端构成言说的重心，值得加以分析。
就晚清“自改革”确立的方针来说，学校可谓最基本的追求，期望解决“人才”问题。人们最初未必已有明确的“合群”意识，但仍把推广学校、变革科举作为思考的方向。而士人在谋划“合群”时，以学校、学会、报章为主要载体，也延续了以往的思路。帝制时代的中国，士人乃重心所在，以此作为推动变革的重点，再自然不过。
对于“士”的批评，可谓代不乏人，降至晚清，则尤甚于往昔。由于西学传播的力度不断加强，对“士”的评骘与科举制度联系在一起。颇为突出的是，“合科举于学校”渐渐落实为官方的举措。胡燏棻1895年的奏折已有“设立学堂以储人材”的主张。 [41] 1896年李端棻所上《请推广学校折》，更产生了广泛影响，成为晚清推动学校发展的重要文献。 [42] 而积极谋划变法的康有为，则逐渐形成替代科举考试的变通方案——废除“八股”，改试“策论”。 [43] 由此可见，推广学校构成晚清士人共同追求的目标，只是考虑到落实的困难及可能造成的震荡，采取了变通的方式。关键尤在于，如同开办“学会”受制于传统之习见，兴办学校也引发诸多联想。当时对“学校”的认知并非限于教育层面，往往和议论机关结合在一起，恰如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中对“学校”的阐述。 [44]
毋庸讳言，学校、学会与报章皆是因为与“西方”，尤其是与富强的关联，才为士人所重，不乏值得检讨的地方。将报章视作“清议”之代表，或将学校定位于“议论”之本，皆堪称古老传统的现代呈现。晚清以来对中国传统资源的重新发现和诠释，早已是学界关注的话题，余英时的解释是因为士子们对外来的新思想接触不久，了解不深，只有附会于传统中某些已有观念，才能发生实际意义。 [45] 正因为如此，报纸杂志在晚清的流行，固然对于推动“思想界”的形成至关紧要，但对此的认知，一开始未必清晰。
二 报章作为“合群”的要素
约在甲午之后，开设报馆的主张逐渐流行开来。开办学会有“禁忌”，对于创办报章之举动，一开始并非皆为叫好之声，宋恕对此就不无保留。1895年汪康年、夏曾佑等曾邀宋恕一起“议立公会，开报馆，以联络海内才士，畅发神州积弊”，他却表示“识解多歧，竟不能决！” [46] 之所以难以决断，正是因为“立会干禁，恐有未便”。 [47] 对于开设报馆，宋也有不少担忧：“康长素拟开报馆于京师，恐无益处。今上海报馆有三，专以逢迎时贵、变乱是非为事。京师忌讳更甚，安可以开报馆！果开之，其逢迎变乱之弊，必更甚于上海！” [48] 不管读书人有怎样的顾虑，报章毕竟有学会难以替代的作用，故也成为优先的选择。在康有为以“学会”号召于京师之际，参与此事的陈炽即强调：“办事当有先后，当以报先通其耳目，而后可举事。” [49] 孰先孰后，或许没有那么重要，实际上，报馆之开设，又成为推动学校、学会发展的动力，共同构成“合群”的载体。
“欲开会，非有报馆不可”
甲午之后，读书人何以积极投身学会的组织和报章之创办，《湘学报》有这样的分析：经历甲午一役之创痛，“一二家人之有心计者，始敢昌言筹所以御盗之策”。不仅京师“广设学堂，创兴书局”，各省也形成“学会如林”“报馆如鲫”的局面。组织学会的，“类皆一时名贤杰士，讲求西学，掇西史之精华，以求实用”；开设报馆的，“罔不广译西政，建议变法，哀哀长鸣，血泪盈简，而要皆不失为洞微烛远之士”。 [50] 结合《时务报》的发行，可大致了解创办报章时晚清读书人的思考。
围绕《时务报》的创办，汪康年之友朋多强调报馆应成为优先的选择。汪大燮致函汪康年言及：“译报馆能开，甚好甚好，公会不必别立地，广学会即在万国公报馆内，可以为例，先开报馆，逐渐廓充可耳。事不可骤，名不可大，有基弗坏，自能成功。” [51] 由此可看出，汪康年最初也是围绕学会、报馆的互动进行思考的，但汪大燮显然有进一步的考虑：“学会”一层，更易遭祸患，而办报“事如得法”，则“将来即与公会合而为一”。 [52] 卢靖则向汪康年建议：“会字无古今中外皆属极美之称，独中国则有会匪、会党之禁。《农会报》可否即名为《农学报》？务农会可否即名为务农公司？” [53] 邹代钧也认为学会之开办势必困难重重，反不如“以报馆为名，而寓学会于其中较妥”。 [54]
对于创办报章，梁启超更看重此举有助于形成“重心力量”。他在写给夏曾佑的信中提及：“顷欲在都开设报馆，已略有端绪，此举有成，其于重心力量颇大也。” [55] 在给汪康年的信中梁也说明：“我辈今日无一事可为，只有广联人才，创开风气，此事尚可半主。” [56] 而且，“欲开会非有报馆不可，报馆之议论，既浸渍于人心，则风气之成不远矣”。 [57] 《时务报》发行后，罗振玉也有积极回应，指明“今欲开锢闭，则兴学校为要图，而开学校之先声，则报馆为尤急”。他称道汪康年创办《时务报》之举，“实握开风气之枢纽”，“为之惊喜欲狂”。 [58] 徐维则在给汪康年的信中，也表达了报馆与学校并重的看法：
鄙意以为报馆与学堂相辅而行，无学堂何以资培养？无报馆何以广见闻？东西各国报馆之多，几与学堂相埒，各立主义，不相复重，君民上下咸取资焉。近来中西学堂直省均已设立，不可不各设报馆以佐之。 [59]
《时务报》创办的背景，也有值得关注之处。非惟《时务报》，当时出现的报章在理念上颇有共同之处，严复即勾画出此类报章之缘起及特点：
凡此诸报，其撰述事例可略分为二类：大抵日报则详于本国之事，而于外国之事，则为旁及；旬报则详于外国之事，而于本国之事，则为附见。阅报之人，亦略可分为二类：大抵阅日报者，则商贾百执事之人为多，而上焉者或嫌其陈述之琐屑；阅旬报者，则士大夫读书之人为多，而下焉者或病其文字之艰深。夫若是，则于求通之术，其或有未尽矣乎？ [60]
严复指出报章“求通之术”尚有不足，接下来再做分析，内中描绘了诸多报章之“踵事而起”，表明在经历诸多曲折之后，开设报馆终于得到众多应和。
“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
众多读书人参与报章之创办，是认识到“欲开会，非有报馆不可”，尤其看重报章对于“去塞求通”的作用。“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指明以报章为载体，正可以“广译五洲近事”，“详录各省新政”，实现开通风气的目标。 [61] 这也表明此一时期读书人对报章的认知，主要考虑补充邸报之不足，尚未将此视作“社会”层面的用力。《时务报》最初引起重视，也是因为该报“敷陈剀切，援据确核，实能补塘报之不及，而兼综西报之长”。 [62]
追求“上下通”与“中外通”，不只《时务报》如此，其他报章亦然。1897年创刊的《知新报》，原即拟名“广时务报”，“盖以示推广上海《时务报》之意也”。 [63] 《〈知新报〉缘起》写道：“报者，天下之枢钤，万民之喉舌也。得之则通，通之则明，明之则勇，勇之则强。强则政举而国立，教修而民智。” [64] 1897年10月26日创刊于天津的《国闻报》，也持相似看法。针对“《国闻报》何为而设”的问题，严复明确回答“将以求通焉耳”：
今日谋吾群之道将奈何？曰求其通而已矣。而通下情，尤以通外情为急，何者？今之国，固与各国并立之国，而非一国自立之国也。 [65]
而报章对于“合群”发挥的作用，也渐渐受到重视。《时务报》发行后，来自同道的反馈，往往着眼于此。“吾兄办事从报入手，最为中肯。今天下未尝无有心人，苦于隔而不通，散而不聚耳。今渐通矣，聚矣。凡有同志，或至馆相访者，或以文字相赠者，吾兄宜加意牢笼，毋使倦懈，始则观听系焉，继则臭味洽焉，终且为我所用矣。” [66] 张元济在给汪康年的信中提出了上述建议。卢靖致函汪康年，对此也做了推衍性发挥：“贵报已派至七千余分之多，近数月来当更加推广，曷嘱派报诸君将阅报衔姓里居各录一册送贵报，或分省，或分姓记录，以备不测时号召勤王之用，何如？” [67] 进一步还说，何不考虑“立一报会，将各报馆联为一气”。 [68] 凡此皆看重报馆会聚同道的功能。
报章对学校、学会事务的推动
报章对于“合群”的推进，集中体现在成为学校、学会事务的中介。对于如何办好报馆，吴樵的建议是：其一，“开各种学会，报馆助其招股、聘师”；其二，“出时务题最好须有禁忌”；其三，“建藏书楼。此事甚易，可以有钱即办”。 [69] 时留学日本的汪有龄也致函汪康年：“近来沪上凡设学会、设学堂、设报馆，非阁下为之倡，则不能鼓动人心，互相乐助，是各事之成败系于阁下也。” [70] 这表明在时人的认知中，报章已成为推动学会、学校成长的重要载体。《时务报》的示范意义，也体现在其推动学会、学校的组织上。可见报章刊布的文字只是冰山一角，背后还涉及不少其他事务。
《时务报》发布各学会的消息，显示该报主动在推进这方面的工作；各地纷纷成立的学会，也有此需求。《时务报》第1册刊登的“地图公会”《译印西文地图招股章程》，表明时务报馆成为地图公会的办事机构之一。 [71] 此外，《时务报》多次刊登“不缠足会”“务农会”的信息，还意味着报馆往往成为各会“联络点”。《务农会公启》说：“同志捐助之款，统由时务报馆代收，按旬登报，以征信实。” [72] 《不缠足会告白》则这样写道：
本埠诸同志如愿入会，请到本馆填注草籍；外埠诸君如有以此会为然，愿广为劝导者，请即专函示知本馆，即当将草籍寄上，以便就近设立分会。 [73]
《时务报》还专门列出“会报”栏，刊登各会消息。梁启超撰写的《会报叙》由衷表示：“欲救今日之中国，舍学会末由哉！”“此风益盛，实中国剥极而复一大关键也。”为此还介绍了桂林、长沙、武昌、苏州、上海等地次第兴起的各种学会。 [74] 这些学会在《时务报》上刊登了不少信息，显示报章对推进“合群”工作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各学会发布的信息，也说明学会的工作往往结合学校与报章进行。1897年康有为在广西发起和组织“圣学会”，其章程明示该会“略仿古者学校之规”，还阐明所致力的五项事情之一是“刊布报纸”。 [75] 《湘报》第27号刊登的《湘报馆章程》则指出：
本报与学堂、学会联为一气，凡各府州县、穷乡僻壤不能购报者，应请各府州县分学会会友查明市镇村落，总汇地名，函知本馆注册，酌计每处捐报数分。 [76]
其他地方的情况也差不多。宋育仁1898年被聘为四川尊经书院院长，便在此组织“蜀学会”，并以该会名义出版《蜀学报》（实际是之前宋在重庆创办的《渝报》的延续）。 [77]
对于兴办学校，《时务报》更是高度重视，刊登了不少与学校相关的信息，如第2册即刊有《湘乡东山精舍学规章程》。 [78] 时在家乡绍兴创办中西学堂的徐树兰在给汪康年的信中，也说明兴办学校对刊登告白的需求。 [79] 这还不算什么，《时务报》对兴办学校的推动，还体现在向各学塾派送该报。第17册《本馆告白》说明：凡已设之学堂学会，如有愿阅本报者，可函致本馆，“本馆自当送报一分，以备传观”。 [80] 这一做法也为其他报章承袭。《经世报》甫出版就表示：“各省书院学堂，有需阅读本报者，请各向就近本分馆购取。” [81] 而该报同样提供了学校、学会与报章互动的例证，刊登了多则告白。 [82]
上述种种，明显配合着晚清士人推动的“合群”工作，而且，学会与报章还成为“集团力量”形成的重要助力。以《知新报》来说，其鲜明的政治色彩，多少具备康梁一派“机关报”的属性（详后）。可稍加补充的是，《时务报》积极拓展发行渠道，吸引广泛的读者，也促进“合群”的工作有实质性进展。
《时务报》发行后，派报处遍及全国18省，并走向海外，总计达到二百余处；每期销量也由最初的四千份左右，数月之间增至万余份。 [83] 而读者、作者群的拓展，也能发挥“合群”之力。《时务报》先是列有“时务报馆文编”，接收的便是读者来稿；后又列出“时务报馆译编”，刊载各种译文。《时务报》希望读者诸君寄来“发明政法或切近今日事情为主”的文字，并许诺支付稿费，也激起热烈响应。《汪康年师友书札》保留的来函，有数十通是各种人投稿或参加时务课艺的，包括当时就读于南洋公学东文普通学校的樊炳清，以及后来编辑《皇朝经世文续新编》等时务书籍的储桂山。不惟如此，还不乏士人将友人的稿件寄上，进一步扩大网络的范围。实际上，一旦创办报章，势必会走向这一步。汪有龄尤其重视报章“借劲”与“蓄势”发挥的作用，为此向汪康年建议：
报中论说欲其出色，在借劲，在蓄势。借他人之佳文，增本馆之声名，此借劲也；养主笔之威望，而使之不言则已，一言惊人，此蓄势也。 [84]
为此，研究者也指出，从《时务报》和它的读者之间的互动切入，可以更好把握传播媒介如何形成晚清中国的“公共空间”，读者与报馆之间建立起不必直接碰面便可交流信息的关系。 [85] 尤其突出的是，“二千年士议起伏，重心都在庙堂里。以此为常态，《时务报》的出现便是一种异态”。读书人的议论“一经变为报章文字，便可周行而四达，引出交流、交汇、共鸣、回响”。 [86] 不过，天下士议的重心“由庙堂之内移到了庙堂之外”，还只是问题的一面，如考虑立言者的政治立场，则可发现更为重大的转变稍后才发生（详见下一章）。这里尚需补充的是，报章之间“互为代派”机制的形成，拓展出紧密联系的网络，同样值得重视。这也是思想界构成“场域”的关键。
三 互为代派：报章销售网络的建立
对甲午之后读书人竞相创办报章的情形，梁启超后来有这样的总结：“甲午挫后，《时务报》起，一时风靡海内，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继此之后，“沿海各都会，继轨而作者，风起云涌，骤十余家，大率面目体裁悉仿《时务》，若惟恐不肖者然”。 [87] 这一系列报章的出现并非偶然，实际成为转变的象征。李提摩太在回忆中也阐明，《时务报》“作为改革派的喉舌”，“一开始就取得了极大成功，在从南到北的整个帝国激起了维新思潮的涟漪”。 [88] 不只数量增多，关键尤在报章之间存在互相依托的关系，发挥着“合群”的效力。报章对促成“思想界”的形成，作用越发明显。
《时务报》等报章出版后，在销售上取得的成功，前已多有说明。但报章毕竟是特殊商品，所谓“生意”，远不是发行数量可以完全说明的。可稍加区分的，一是报章本身的发行情况，一是为其他书刊销售发挥的作用。《时务报》有了影响，角色也发生改变，反过来成为新创办的报章需要借助的平台。照当时的看法，“报馆之要，大致不过访事、主笔、翻译、售报、告白及购机、择地数大端”。 [89] 上述诸端，不少都须在上海办理。英敛之筹办《大公报》时就表示：“报馆购机，当于上海，不能俟西洋，一年之久始至。” [90] 包天笑则说明：“倘要印书，现在全国只有上海较为便利，并且出版以后，就要求销路，求销路必须到上海。” [91] 开办于上海的时务报馆，为此不免承担多方面的事务，报章之构成“场域”，部分也是其自身还成为众多报章得以创办、推广的媒介。
刊登告白与代派：报章的多重角色
继《时务报》之后创办的报章，酝酿之际，往往就在《时务报》刊登启事。报章出版后，发行工作也有赖于《时务报》的“代派处”。前已述及，在澳门发刊的《知新报》，是通过在《时务报》第15册刊登的《广时务报公启》昭告天下的。该报正式出版后，《时务报》又刊登告白说明，《知新报》随《时务报》“分送”。 [92]
《时务报》负责代派的，远不止《知新报》一家。《国闻报》与《时务报》在推销上互相借助，对于形成网络也至关重要。《时务报》在筹备阶段，曾将《时务报启》广为发放，天津的王修植即是发放对象。1897年王修植、夏曾佑、严复等发起《国闻报》，也期望《时务报》能帮助推销。他们曾致函《时务报》诸君，不仅提出刊登《国闻报》创办之启事，还希望出报之后能仰仗《时务报》建立起来的派报处，“代为分送”。 [93] 王修植还向汪康年提出：“《国闻报》南皮既以为然，能否怂恿之，略仿《时务》《知新》之例，通饬各属士商看报。” [94] 这恐怕是《国闻报》诸君尤为羡慕《时务报》的。
《湘报》之创办，从购买机器到订购各种报章，也多仰仗汪康年。熊希龄致函汪康年说明：“《湘报》风声，通省皆知，望我出报甚切，乞速办就机器寄湘。” [95] 另一通信还表示：“湘报馆所购各种报，均荷一一寄湘，感激无已。” [96] 更多报章则希望《时务报》帮助推销。1897年陈虬等创办的《利济学堂报》，即期望援《湘报》之例，附骥于《时务报》。陈在给汪康年的信中表示：“敝《学堂报》已出四册，近郡都甚风行……拟午节后四出远售，当呈大教，彼时还望大力广销。” [97] 另一通信则写道：
敝报改刻已出四册，敬寄奉三十分……敢援《湘报》之例，附骥贵报，希借畅销，亦群义之一端也。 [98]
太多报章有这样的需求，《时务报》甚至难以应对，为此还说明：“本馆定章不附告白，惟地图公会系本馆兼理，又《农学会报》本馆亦与其列，故为登告白，余则概不附登。” [99] 但这样的告白并没有停止刊登，第27册刊出《新出〈湘学报〉》告白，并说明“由本馆代售”。 [100] 第31册则有《知新报馆告白》，告知“本馆今仍迁回石路口时务报馆内，所有外埠来函径寄时务报馆可也”。 [101] 第38册刊登的告白才说明，欲购买《知新报》《农学报》等报章，可“径行寄函各馆，不必由本馆转述，庶免迟误”。 [102]
是否刊登告白以及代为派送，更多受私人因素影响。《时务报》上述举动，是因为梁启超与汪康年在诸多问题上产生了分歧，由此，与梁关系密切的报章相应受到影响。这也表明一些报章逐步成为代表特定政治势力的媒介。创刊于澳门的《知新报》，处处比照《时务报》，却又有不同之处，系“招股集资”创办，不比《时务报》之“叠有捐款”。而且，该报主要由“康门弟子”担任撰稿人，多少具有“机关报”性质。《知新报》刊登的各学会信息、各学堂章程，明显是为了发展同道。第3册对各方拟创办报章之介绍，即以“吾道不孤”为题。[103] 第86册还介绍说：“日本东京开办政学会，专讲求政治条理。如有志入会者，祈将姓名或别号、居址寄到会中，以便随时函商学业。” [104] 正因为有更为鲜明的政治主张，《知新报》言论渐渐有超越《时务报》之势，皮锡瑞看了数册《知新报》就表示：“刘桢卿等议论可观，远胜《时务报》矣。” [105]
报章共同构成的“网络”
《时务报》具有的示范意义，有多方面呈现。徐维则曾盛赞《时务报》，使“海内士夫咸知报馆之足以开风气、挽习尚”，“此非高明有以启之，焉能如是推广？” [106] 不惟如此，《时务报》形成的报章体例，也成为后出报章仿效的对象。来自江苏吴县的祝秉纲在给汪康年的信中，即提及各地办报往往秉承《时务报》确立的体例。 [107] 可以说，《时务报》更为重要的意义，还体现在塑造了那个时期所出报章之“品格”。
这也促成报章形成互为依托、借重的网络。《时务报》成为其他报章广泛借助的平台，别的报章同样施惠于该报。《时务报》创办之前发刊的《博闻报》，即为《时务报》刊登了告白。 [108] 新的报馆开办，也意味着《时务报》有了新的代派处，前面提及的诸多受惠于《时务报》的报章即是如此。陈虬在给汪康年信中曾言及，“贵报二十六册共七十册已收到”，这显然是利济学堂报馆为《时务报》代派的份额。 [109] 《渝报》则在川内及外省许多地方设立了代派处，一开始即表明，“本局代发《官书局汇报》《时务报》《万国公报》，并印发各种时务书”。 [110] 该报主笔潘清荫还向汪康年提出：“《时务报》在渝代派诸处，此后似可归并敝馆一处承派。” [111] 1898年创刊的《无锡白话报》，也以时务报馆、农学报馆、蒙学报馆、苏州电报局、常州龙城书院等多处为“外埠代派处”。 [112] 可以说，报章正是在这样的互动中形成销售网络，互为借重。
四 “自改革”：与官方的互动
评估晚清读书人最初创办报章的活动，容易产生分歧。1899年《清议报》曾写下这样的话：“甲午之役，以匹夫操报章之权，倡言变法，唤起国民之精神，开豁维新之风气者，《时务》《知新》其领袖也。”戊戌政变发生后，“《时务》先萎，惟《知新》巍然独存”，而“《国闻报》特立于津门，《天南新报》崛起于星洲”，同声相应，始终不懈，“人心不死，诸报为巨功矣”。 [113] 这明显忽略了上述报章可能存在的区别，关键还在如何评估所谓“以匹夫操报章之权”。实际上，报章在此间的走向，前后相较有明显区别。最初既定位于“上下通”，则显然与官方的立场颇为契合，甚至原本即是官方在推动。《中外纪闻》《强学报》《时务报》等的创办，都有必要基于晚清的“自改革”加以检讨。
官员与报章
初识报章，晚清士人确实抱持美好的期许，誉其为“三代”的“采风之制”，有助于实现“上下通”“中外通”。但问题未必如此简单。较早注意到西人报章的王韬就指出，泰西日报之兴起，所要者是刊登“国事军情”，并且遍及“偏壤偏隅”。 [114] 尤其说明：“西国日报之设所关甚巨，主笔得持清议，于朝纲国政颇得参以微权。” [115] 这既是报章属性使然，也是引发分歧之根源。或许王韬也认识到兹事体大，故而用“参以微权”加以淡化。实际上，当报章以这样的方式介入政治，难免引发种种争议。
从一开始，报章展现的即是两面性，既不乏官员出面办报，也发生了诸多官员与报章交恶事。1876年11月上海出现的一份《新报》，以“各口诸帮公议”的名义发行，实际的创办者却是上海道台冯俊光，经费也出自道库。 [116] 该报明确表示为仕商服务，“于京省各报，则求速而且详；于西字诸报，则求译而无误。时事则查访的实，货价则探听确真”。 [117] 这份采用中英双语的报纸，还试图影响生活在上海的洋人，被称为“道台之嘴巴”（the Taotai’s organ）。 [118] 只是未如所愿，“出版几个月之后英文内容被删除”。 [119]
当有关政务及官员个人的事项登载于报章，各级官员却未必能够适应。《申报》创刊后，便试图厘清“国事”与“家事”，但刊登的“浙省诸事”仍引起当地官员的不满，为此《申报》还刊文强调：
君官之所办者，国事非家事也，一国之事当令一国皆知，何为秘密不宣乎？ [120]
习惯了旧有政治治理方式的各级官员，要区分“国事”与“家事”，谈何容易。翁同龢对此的反映，颇说明问题。1898年6月翁遭开缺回籍，年底又被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他在《新闻报》上读到不少对此的议论，在日记中愤懑写道：“前数日《新闻报》妄议余事，今又云住鸽峰，干卿甚事而评点不已耶？” [121] 所谓“干卿甚事”，真是一语中的。只是不再掌握机要的翁只能在日记中表达不满，再无力卷起什么纷争。
实际上，官员与报章之冲突，也所在多有。1875年署理两江总督的刘坤一甫上任，即被《申报》批评受贿。1896年再度被《申报》攻击时，刘在一通信中就表达了心中之不满：申报馆“悠谬之谈，何足计较。我若斤斤与辩，彼益刺刺不休，正当置之度外”。 [122] 1878年左宗棠与《申报》之冲突，更涉及军务大事。左处理新疆问题的意见得到朝廷支持后，面临的最大难题是解决所需1000万两军费，朝廷只能拿出300万两，加上要求海关划拨的200万两，剩下的500万两同意左举外债解决。对此，左也是痛苦万分，“夫用兵而至借饷，借饷而议及洋款，仰鼻息于外人，其不竞也，其无耻也”。 [123] 不料《申报》发表的《贷国债说》，直指左以高利借外债，“为中国古今未有之创局”，“此有心人所为痛哭而流涕者也”。 [124] 《申报》以这样的方式披露此事，在官员中激起一番议论，也引发左宗棠对报章及文人的好一通讥评，痛斥“江浙无赖士人”，“托于海上奇谈，都人士遂视为枕中秘矣。所系在颠倒是非，辨言乱政”。 [125] 左把矛头指向江浙文人，显是因为《申报》登载的信息使其处于政治旋涡中。
可以想见，各级官员自会针对报章施以种种手段，仅广州一地就有不少事例。1883年《循环日报》刊载的《迭禁谣言》指明：“省中官宪前出有告示，严禁造谣滋事之徒，不准刊刻新闻，沿途贩卖。”还述及南海、番禺两县会衔发布告示，“如有关碍大局及军务者，不准刊刻新闻纸”，“诚以其易于蛊惑人心也”。 [126] 邝其照1886年在广州创办的《广报》，1891年因发布某大员被参消息，也引得两广总督李瀚章大怒，指斥该报“妄谈时事，淆乱是非，胆大妄为，实堪痛恨”，还责成番禺、南海两县“严行查禁”，“不准复开”。 [127]
官员与报馆之冲突经常发生，也被视作影响报馆的大问题。何启、胡礼垣于1895年出版的《中国宜改革新政论议》指出：“日报之设，为利无穷，然必其主笔者、采访者有放言之权，得直书己见，方于军国政事、风俗人心有所裨益。”中国之所以“不能得其利益者”，即在于“秉笔之人不敢直言故也”。为此其也表达了对“秉笔之人”的同情：
今有于官司之不韪而偶一及之者，则其报馆必致查封，其主笔必被拘系，不问其事之真与伪也。今有于官门之受赃而涉笔言之者，则主稿者祸不旋踵，司报者灾必及身，不问其情之虚与实也。 [128]
可叹的是，这样的事例却持续不断地在增加。1902年创办的《大公报》，希望秉持“公论所在，不敢稍涉循隐”的原则，结果也导致“某某数巨公颇滋不悦，每与人论及本报，辄易其名曰大私报”。 [129] 照戈公振的观察，“当时大吏之守旧者，常禁民间阅报：言论稍有锋芒，鲜有不遭蹂躏者。报律颁行以后，官厅益有所根据，凭己意以周内”。 [130] 包天笑也表示，各报纸的老板，经历多起祸端后，往往“小心谨慎，自保身家，不敢惹祸”。 [131]
“恭录上谕”的象征意义
官员与报章的冲突，乃新型传播媒介挑战过去政治治理方式的结果。就报馆方面来说，自是尽力避免此类冲突，并且努力寻求自保之道。上海报纸的因应之道，即是设法“取材于本埠外报”，“转登外报，既得消息之灵便，又不负法律责任，其为华报之助力者大矣”。 [132] 不过，亦要看到的是，晚清士人最初创办报章，是在帝制的架构下谋求改革，与官员的种种冲突，是不经意间发生的，并非报馆有意为之。《时务报》刊登“谕旨恭录”等内容，即明确传递出办报者在政治上的考量。这也成为那个时期报章的基本体例。
是否登载谕旨，《时务报》也有交代。该报登载之谕旨最初系从上海各报转载，后来才转录“京报”上的内容，以免舛误。受制于当时的交通条件，谕旨往往不能及时刊登。《时务报》第18册停刊了谕旨，即是因为“京报”通过轮船运寄上海，到冬季“因封河后，官书局报久已停寄”，以致“上谕无凭登载”。次年开春后，官书局报虽已寄到，但“沪上各报早已将上谕录诸篇首”。为避免经常出现类似问题，《时务报》遂考虑以后不再登载谕旨。 [133] 然而，这一做法却遭到批评。王舟瑶当即致函汪康年：“各处购尊报者，不必皆购他报，俱以未见上谕为歉，以后似宜补录。” [134] 邹代钧也认为此举“颇失人望”，“寒素不能遍阅各种报，仅购《时务报》阅之，而无上谕，甚视为缺典”，“为销路起见，仍以录入为妥”。 [135] 为此，《时务报》第35册起又恢复刊登上谕。
大致说来，晚清士人基于维新、变法创办的报章，往往都有“谕旨恭录”及“章奏汇编”等内容。不惟如此，与官方之密切配合还有诸多体现。沈曾植曾指出：“《时务报》所载国闻，自邸钞外，皆南皮尚书向各省督抚署搜辑，非得之都中也。” [136] 《湘报》创刊后，熊希龄等请将文告公牍随发《湘报》刊刻，巡抚陈宝箴也予以批准，以为“报馆刊刻奏章公牍，所以周知时事，通晓民情”，故“所请自应准予立案”。 [137] 以后《湘报》即不定期刊登“抚宪批示”或“抚辕批示”。由此亦可看出晚清报章成长中另一值得重视的特质，即仍恪守过去对政事的认知，甚至可以说，最初创办的报章来自朝野上下的共识，希望弥补邸抄等在信息沟通上的不足，并未赋予报章更多职责。
晚清报章“恭录上谕”的情形，也为时人所注意。《中外日报》1902年刊登的一篇文字指出：“发一社会之力，通各社会之邮，其用莫如报章。”然而，中国过去之邸钞、京报所录，“不过朝廷之谕旨，大臣之对章，无舆论也，无民情也”。以后沪上出版的报章，尽管“稍增入民间事、外国事”，但与旧有之邸钞、京报，却不甚悬殊，“盖皆便在下者稍知在上者之意向”。甚至表示：“甲午以前，固无报也。” [138] 姚公鹤为此也称：“若仅仅以上谕刊载报首，则依然未离邸抄窠臼耳。” [139] 这或许是过严的标准，而且，此未必是迎合“上意”的体现，反倒是为满足读者的需求，《申报》《万国公报》等报章，同样会“恭录上谕”或“全录京报”。说到底，仅仅以“上下通”“中外通”理解报章，多少表明仍恪守所谓“庶人不议”之樊笼，只有在这一层面有所突破，对报章的定位才会有所转变。
《知新报》最初也有“上谕恭录”（后加上“上谕电传”）等栏目，戊戌政变发生后，就不再有这方面的内容，到1900年2月出版的第112册才有了“京师新闻”栏，但“上谕恭录”已改作“谕旨照录”（后改为“谕旨择录”）。两相对照，不难觉察其中的政治意味。接下来还会述及，梁启超1898年流亡日本后创办的《清议报》，同样没有“上谕”之类的信息；主要由留日学生创办的报章，也不再“恭录上谕”。政治立场的转变，自会影响到发言方式。
“恭录上谕”只是问题的一面，与之相关，报章上还频频刊登诸如条陈、奏折及上书之类的文字。康有为上书乃维新运动中颇值关注的事件，遭遇种种曲折，表明一般士人上书言政，并不容易。为此，康在《上清帝第一书》中特别提出，“今上下否塞极矣”，“通之之道，在霁威严之尊，去堂陛之隔，使臣下人人得尽其言于前，天下人人得献其才于上”。 [140] 康有为感受到的问题，正是帝制时代士人参与政治的写照。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同样感叹：“廉远堂高，笺疏有体，九重万里，呼吁谁闻。”还解释该书“名之曰《抗议》，即位卑言高之意”。 [141] 而在王韬看来，始于秦时之“尊君卑臣”，实际造成种种恶果：
堂廉高深，舆情隔阂，民之视君如仰天然，九阍之远，谁得而叩之？虽疾痛惨怛，不得而知也；虽哀号呼吁，不得而闻也。 [142]
报章出现后，书生报国有了新的渠道，借此抒发政见也构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申报》刊载有不少士人之上书， [143] 王韬在《循环日报》上登载的文字，也有这样的属性。《上潘伟如中丞》即写道：“日报立言，义切尊王，纪事裁笔，情殷敌忾，强中以攘外，诹远以师长，区区素志，如是而已。” [144] 当晚清读书人办起更多的报章，上书、条陈等内容也充斥其中，严复发表于《国闻报》的《拟上皇帝书》，也颇为典型。 [145] 当然，此类文字是难以“上达天听”的，严复此文，只是因为机缘巧合，才为皇帝了解。 [146]
这样的内容刊发于报章，也引起种种非议，被痛斥为“东南名士之陋习”。 [147] 夏曾佑在给汪康年的信中就不无反省：“以奏折当论说，当时《国闻报》颇有之，后甚悔之。” [148] 对于康有为之上书，谭献也颇为怀疑其效果如何：
康工部有为有五次上书，为大僚所格，未达九重。原文传布，登沪上报章，展阅一过。言有过于痛哭者，扼不上闻，固为沉笃之习。然以此为药，即能起笃疾，尚不敢信。 [149]
之所以流行这样的方式，既是因为读书人有此愿望，也是因为报章乐于刊登此类文字。汪康年就收到不少此类请求，一位自称“不合流俗”之老书生（“现年七旬有五”），表示其“忠君报国之忱，未尝已也”，曾为“倭人侵扰”，“四上条陈”。 [150] 《湘报》登载《南海康工部有为条陈胶事折》，还加上这样的“按语”：“此南海先生第五次上书也……适从友人处得见其草之半，亟登报首，不复拘论说冠前之常例。” [151] 可见最初出现的报章，也契合帝制时代的政治生态。“恭录上谕”为报章普遍采用，自是贯彻“自上而下”的治理方式，而各种上书、条陈频频登载报章，则沿袭了读书人“上书言政”的传统。
只是，通过报章这样的新型媒介实现的“上下通”，仍是单向的。报章之“恭录上谕”自有助于官方信息更广泛传播，然书生通过报章“上书言政”未必有实际成效。政治治理的方式未尝改变，所谓“上书”，更多只是书生在新型媒介上的“自娱自乐”。
来自官方的襄助
“恭录上谕”成为晚清报章的一道景观，耐人寻味，牵涉如何评价这些报章的问题。无论就“报章”的形态还是“近代”的立场，或不无可议之处。以《时务报》来说，名为“报”，实际却是一份每期30页左右的书本式旬刊，而且，“既在上层说服地方大吏官购报纸，明令阅读；又在基层劝人读报，广设派报处”，计有17处官方出面，“布置官购该报”。 [152] 《时务报》一则告白即说明所获来自官方的襄助：“本馆自出报以来，叠蒙京外大府提倡，又荷同志扶掖，现已分派至七千余分，惟各省府尚多未能遍派之处，倘该处士商有欲代为经手者，请寄函本馆商议可也。” [153] 不仅在销售环节依托于官方渠道，《时务报》还直接获得不少捐助款项。一则《本馆谢启》表示：“本馆草创半岁，迭承中外大府各省同志提倡保护，顷助款至一万三千余金，派报至七千余分。非借诸公大力，何以及此。” [154] 既如此，将《时务报》等报章与后来出版的报章稍加区分，也是必要的。
一些督抚大臣饬令官销《时务报》，也引人瞩目。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肯定报纸一项“有裨时政，有裨学术，为留心经世者，必不可少之编”，而《时务报》“实为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之报”，为此要求：
所有湖北全省文武大小各衙门，文职至各州县各学止，武职至实缺都司止，每衙门俱行按期寄送一本，各局各书院各学堂分别多寡分送，共计二百八十八分。 [155]
浙江巡抚廖寿丰也发函各府县，肯定《时务报》“议论切要，采择谨严”。廖表示已代订若干，分发各级官员阅读，进而还指示各地方官以公款订购该报，分发各书院，“俾肄业诸生，得资探讨，以长智能”。 [156] 湖南巡抚陈宝箴在发给各府厅州县的札文中，也赞赏《时务报》“议论极为明通，所译西报，尤多关系，其激发志意，有益于诸生者，诚非浅鲜”，决定由部院公款订购该报若干份，分发全省各书院，供诸生“次第传观，悉心推究”。 [157] 《知新报》出版后，同样得到类似的襄助，第42册刊登的《贵州学政严通饬全省教官士绅购阅〈时务〉〈知新报〉札》道出：“现在直隶、安徽、两湖、江浙、山西、广西诸省，均因该报有裨政学，或由官府札饬所属，或由院长劝谕诸生，官吏士民，咸知购阅。”言下之意，“地处边隅”的贵州更应购取。 [158]
征诸其他报章，可看出这是普遍的情形，《湘报》一篇文章曾说明：
湘省风气之开，较他省犹神且速，为中国一大转机，抑岂非长官导之于先，士亦各抒忠义以奉其上，官绅一体，上下一气，之有以致此乎？ [159]
湖南的情况确实更为特殊，时任学政的江标在给陈宝箴的信函中言及，为支持《湘学新报》的出版，代价不算小，“学报用费亦逾千两，本省收款仅抵刻费”，“所有纸张、刷刻、装订，每月须用百金，皆由江标填用，将来或可于省外报费内收还也”。 [160] 《湘报》之能够出版，也是因为“蒙抚宪提款津贴常年经费”。 [161]
故此，也有必要将这些报章之出现，结合晚清之“自改革”加以把握。此一时期对报章的认知仍囿于帝制的架构，期望其能弥补邸抄等信息传播机制的局限性。内容上之“恭录上谕”，以及费用上对官方的严重依赖，更说明这些报章还处于过渡阶段。
“勿盛气、勿危言”：报章之发言方式
最说明问题的，是办报者发言方式也受到制约。《时务报》的创办纠葛诸多因素，有很深的政治背景，甚至发行还主要依赖地方大宪之襄助，自然会影响发言方式。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该报的言说对象明显针对握有权力之人，希望阐述的主张，引起多方重视，如此一来，尽管办报者随时都保持警觉，其言论仍经常招致各种压力。
还在《时务报》酝酿之际，黄遵宪就提醒汪康年、梁启超：“为守旧党计，为言官计，所谓本馆论说绝无讥刺，已立脚跟踏实地矣。”“吾辈事期必成，非阻力所能阻。谓此刻勿盛气、勿危言，不可以发扬蹈厉言者是也”。 [162] 邹代钧在给汪康年的信中也由衷表示：“此事愿公兢兢业业为之，不愿公轰轰烈烈为之。”如若不然，必有阻之者，甚或招祸，“身且不保，又何有于风气？” [163] 汪大燮在《时务报》筹备时即向汪康年建议：“洋人不得不请，请其译书，即请其照料。仍用美英商字样，此必不可少。吾辈非惧祸，然万一有事，后难继也。” [164] 该报开办后，汪大燮多少有些不满，甚至认为以“时务”为报章之名，已觉不妥，“初意名为《译报》，其名未尝不足倾动人，而名实相副，何必改如此大而无当之名哉？” [165]
《时务报》发行后，影响愈益扩大，更是努力避免生事。黄遵宪在给汪康年信中，提及“都中论者仍多以报馆文为谤书”，为此特别告诫“骂詈之辞，可省则省”。 [166] 办报者有此担忧，阅报者也时常加以提醒。瞿鸿禨收到《时务报》后，一方面称道该报有裨于“鄙儒皆知世务，收效良非浅近”，另一方面却指出“惟有时议论恢张，不能无矫枉过正之弊”。 [167] 对此，夏曾佑也直言：“今日之报馆，一以安天下之心，一以作天下之气，有闻必录是门面语，不可实做也。” [168] 叶澜则表示：《时务报》“论说”部分颇为“触目惊心”，不能不令人担忧，“言太切实，闻者生忌，昏蒙未启，而实患先临”。 [169]
友朋的种种担忧皆出于爱护《时务报》，绝非无的放矢。高凤谦针对《时务报》刊登的两篇文字就表示：《民权》“用意至为深远”，但“此等之事可以暂缓，论议出之以渐，庶不至倾骇天下之耳目也”。 [170] 《辟韩》一文，更令其“大不以为然”：
君臣可废之语，既为人上所不乐闻，则守旧之徒，将持此以僭于上。不独报馆大受其害，即一切自新之机，且由此而窒。 [171]
这些文字确实也引起不少麻烦。叶瀚在给汪康年的信中即透露张之洞对此的不满，为此表示：“《辟韩》一篇，文犯时忌，宜申明误录，以解人言。此系吾保护报馆之意，属布告合行奉闻。” [172] 梁鼎芬也曾致函汪康年，对《时务报》刊登诋毁张之洞文章大表质疑：“徐文太悍直，诋南皮何以听之？弟不能无咎也。” [173]
不单《时务报》如此，《知新报》等报章同样有类似的遭遇。谭嗣同读了《知新报》有这样的评价：“其中颇具微言大义，而妙能支离闪烁，使粗心人读之不觉。” [174] 未必尽然，不少同道担忧的恰恰是持论太直接。张元济致函汪康年就指出该报“太无含蓄”，“且议论时政（如纪铁路事）、臧否人物（如载公度事），均足以触当道之忌，于事仍无所济”。张还特别告诫：“该报似不宜于都中求售，恐反累及贵报也。” [175]
《时务报》收归官办一事，更说明官方对此的支持是有限度的。不必讳言，这其中牵涉复杂的因素，既有张之洞与康有为的交恶，也有汪康年与梁启超的分歧，不管怎样，能实现对《时务报》的掌控，显然是官方乐于为之的。根据1898年7月康有为代宋伯鲁所拟奏改《时务报》为官报折，上谕要求总理大学堂大臣孙家鼐“酌核妥议，奏明办理”。 [176] 随后孙所上《奏遵议上海时务报改为官报折》，阐述了拟采取的办法，显然，其用意不止针对《时务报》，还有更多企望：
今《时务报》改为官报，仅一处官报得以进呈，尚恐见闻不广。现在天津、上海、湖北、广东等处，皆有报馆，拟请饬各省督抚饬下各处报馆，凡有报单均呈送都察院一分，大学堂一分，择其有关时事、无甚背谬者，均一律录呈御览，庶几收兼听之明，无偏听之蔽。 [177]
这显示官方试图对各地出版的报章均牢牢加以控制。办报者却难以接受这样的安排。汪康年明确表示，《时务报》乃“南皮张制军提倡于先，中外诸大吏振掖于后，各省同志复相应和”，反对改为官报，理由也很充分：
官报体裁为国家所设，下动臣民之瞻瞩，外关万国之听闻，著论译文偶有不慎，即生暇衅，自断非草莽臣所敢擅拟。 [178]
《时务报》的遭遇，充分说明官方对报章之接纳自有其考量，一旦突破，便会施以种种压力，相应的，考虑的也绝非一家报馆。褚成博奏称“澳门《知新报》所记各事，语极悖诞”，上谕为此要求“晓谕该馆”，“嗣后记事，务当采访真确，不得传布讹言”。 [179] 针对《国闻报》发布的上谕，也告诫“国闻报馆如系中国人所开，不应借外人为护符，如已归日本人经理，则不应用水师学生代为译报”。 [180]
曾经大力支持《时务报》《湘学报》等报章的张之洞，此时也不免陷入困局中。对于办报事，张一向强调要讲究“韬略”，读到《时务报》所刊梁启超《知耻学会叙》，他就致函陈宝箴、黄遵宪，告知“阅者人人惊骇，恐遭大祸”，“若经言官指摘，恐有不测。《时务报》从此禁绝矣”。 [181] 当各种压力接踵而至，张之洞也动作频频，希望与支持的报馆划清界限。1898年5月6日张之洞所发《札北善局筹垫〈湘学报〉报资》，要求该局结清以前报资，以后不再行销。 [182] 几天后，张又致电湖南学政徐仁铸，表示不再订购《湘学报》。 [183] 同日还致电湖南巡抚陈宝箴和按察使黄遵宪，表达了对《湘报》的不满：
《湘学报》中可议处已时有之，至近日新出《湘报》，其偏尤甚。近见刊有易鼐议论一篇，直是十分悖谬，见者人人骇怒……此等文字远近煽播，必致匪人、邪士倡为乱阶，且海内哗然，有识之士，必将起而指摘弹击，亟宜谕导阻止，设法更正。 [184]
说到底，张之洞还是怕担责任。此事在湘人中也引起不小震动，皮锡瑞在日记中写道：“香帅打长电报，说《湘报》非是，不应说孔子改制，而易鼐尤非所宜言。”皮不免感叹：“予以为在下锢蔽终可开通，在上如此，终无开通之日，殆中国无转机乎？” [185]
戊戌政变发生后，对报馆也进行了清算。1898年9月26日上谕宣布“时务官报无裨治体，徒惑人心，并着即行裁撤”。 [186] 不日发布的上谕又表示：“近闻天津、上海、汉口各处仍复报馆林立，肆口逞说，捏造谣言，惑世诬民，罔知顾忌，亟应设法禁止。着各该省督抚饬属认真查禁，其馆中主笔之人，皆斯文败类，不顾廉耻，即由地方官严行访拿，从重惩治，以息邪说而靖人心。” [187] 随后颁布的懿旨，还有禁会之举：
联名结会，本干禁例，乃近来风气，往往私立会名，官宦乡绅，罔顾名义，甘心附和，名为劝人向善，实则结党营私，有害于世道人心，实非浅鲜。 [188]
这对于投身报章创办的读书人来说，不啻最严厉的打击。“览报纸，知太后谕，自今取士复用四书文，并诏各处封禁报馆，捕拿主笔者，可叹！” [189] 孙宝瑄在日记中吐露了其压抑之情。邹代钧在给汪康年的信中，更是连连叹息：“一月以来，事变迭起，株连之惑，竟及义宁，亦天不欲使我辈有所寸展也。念之良可浩叹。” [190] 获悉汪康年希望通过“挂洋牌”使报馆躲过灾难，邹又赶紧致信表示：“谕旨既封禁，且严加访拿，其怒殆不可测。挂洋牌一节，似宜谨慎。”“此事关系匪轻，公慎思之，千万！”信中还言及，既然“朝旨禁会”，其原来主持的“译图公会”，也当改名“译图公社”或“舆地学社”。 [191]
这还只是戊戌维新后官方采取的举措，当流亡海外的康梁等人继续发行报章，尤其是留日学生办起更多报章，言论越趋激烈，则官方的举措势必会进一步升级。
“官报”的开办：“新瓶装旧酒”
不可否认，清廷同样期冀于建立更好的信息传播渠道，以实现“上下通”“中外通”。1896年总理衙门提出开办官书局，“专司选译书籍、各国新报及指授各种西学”，即因为认识到泰西教育人才之道，各国富强之基，无非三事：“曰学校，曰新闻馆，曰书籍馆。” [192] 《时务报》之改为“官报”，同样以此为面上的理由。到1901年，管学大臣张百熙又有“创办官报”的主张，以“上下不喻意，中外不通情，皆报纸不能流通之故也”，建议各省及有洋关设立等处，“各设报馆一所”。 [193] 不过，官报的开办却是地方走在前面。论者说明：“清末官报，以地方官报开办于先，中央官报继起于后。” [194]
“亟应于省城地方，创设官报馆，刊布旬报，博采通人宏议、正士公论，择其可刊入报者，选取缮录，呈候本部堂核定饬发刊布。” [195] 张之洞1901年11月就发出《札委王仁俊办理湖北官报馆事务》。袁世凯此一时期也有所动作。还在山东巡抚任上，袁就提出：“宜通饬各省，一律开设官报局。报端恭录谕旨，中间纪载京外各省政要，后附各国新政近事以及农工商矿各种学术。” [196] 随后，袁世凯加紧了这方面的工作，于1902年12月25日正式发行《北洋官报》（又名《直隶官报》）。到1903年，鉴于《北洋官报》的成功，清政府决定在全国推广官报。外务部在答复吕海寰、伍廷芳奏请设立南洋官报的主张时表示：“推广官报，实为转移整顿之要议”，“南洋尚无官报，应令仿照办理”。 [197] 随后，各地纷纷效仿，《东方杂志》“各省报界汇志”便刊登了不少这方面的信息。 [198]
此亦表明，畅通的信息渠道同样是官方需要的，只是单纯维护自上而下的渠道，却有悖于报章作为新式媒介的属性。换言之，将报章限定于传递官方信息，则难免“新瓶装旧酒”。1902年四川学政吴郁生奏称：“各衙门之案牍加详，但皆储之宫中，外间无从涉览，亟应随时刊布，俾学者得所研求。”而“简易办法，实莫如广刻邸钞”。政务处对此也表示支持：“嗣后凡有内外各衙门奏定各折件，拟由军机处抄送政务处，由臣等督饬在京各员逐件检阅，但非事关慎密，即发交报房一体刊行。” [199] 1904年御史黄昌年则奏请将“各衙门具奏奉旨准驳折件”，“刊布晓示”。政务处为此批复：
嗣后具奏折件，除事关慎密及照例核复之件，毋庸钞送外，所有创改章程及议定事件，均请于奉旨后咨送政务处，陆续发刊，以广传布。 [200]
1906年，御史赵炳麟又奏请设立印刷官报局，以“国家有详善官报，耳目开通，视听自一，关系非浅鲜”。 [201] 考察政治馆对此回复：“欲开民智，而正人心，自非办理官报不可……亟应兼综条贯，汇集通国政治事宜。” [202] 《政治官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1907年11月创刊，“专载国家政治文牍”，“凡私家论说及风闻不实之事，一概不录”。 [203] 到1911年5月，清廷宣布实行内阁官制，内阁总理大臣奕劻等又奏请将《政治官报》改为《内阁官报》（该年8月24日正式刊行）。在寻求更为有效的信息传播方式上，官方也在努力。
不过，设立官报引出的“整顿报馆”，却暴露出官方之真实意图。湖南试用道李颐就表示，中国发行之报章，除官报外，“专在指摘攻击，以遂其忌刻之私”，“今欲安内御外，非整顿报馆不可。令各省皆设官报，即可开通民智，查核由官，自无违悖”。 [204] 各地方官报的开办，也传递着这样的诉求。署理赣抚的夏峕创设《江西官报》，给出了这样的解释：“近来上海各报朝野传闻每多失实，其谬妄最甚者乃至离经叛道，鼓煽浮嚣，实为生心害政。”“欲去其弊而收其利，允以广设官报为宜。” [205] 四川总督锡良开办《四川官报》，理由也如出一辙，指出僻处西陲之四川，“各省报章书籍购寄为难”，遂致民情锢蔽，“胪言风听，更易传讹”，“尤非亟办官报，不足以正视听而息浮言”。 [206]
由此可见，官报之设只是清廷加紧控制舆论的举措。官报流行后，于右任于1909年5月连续发表《向官报乞哀书》《再向官报乞哀书》《三向官报乞哀书》，表达对此的愤怒：
你向我挑衅，我万万不敢回付你。你的资本多，你的势力大，我独立无援，只得让你罢。我向你笑，我对社会上哭呢！ [207]
这也是审视晚清报章发展不可忽视的环节，信息传播的渠道有多重，新兴媒介并不能完全取代旧有的渠道。只是，清廷通过创办官报以限制其他报章之发展，难以取得预期效果，反而受到其他报章之冲击。樊增祥就致函缪荃孙说明：“官报月费多金，其报章实不可看，不可看而强令人出钱买看，岂不可耻……世间报纸，惟《新民丛报》最易行销，言无文则不远，谁谓笔墨无用耶？” [208] 《南洋官报》之不景气，更是突出的例证：“南洋官报局所出报章，购阅者寥寥，近来各处均愿照缴报资，不需给报。” [209] 再到后来，官报是否值得出版，也遭到质疑。1911年《申报》发表的“时评”有如斯之言：
今我国亦有所谓官报者乎？有之则惟借上官之力，以强迫销行于各属，而其目光则惟逢迎京外一二长官，以为固位之计；其手段则惟挑剔民报一二字句，以遂其献媚之私。呜呼，如是而已。夫如是，则与其名为官报，贻报界羞，毋宁名之曰官言，较刍言当也。 [210]
官方作用于报章的方式，昭示出晚清初识报章经历的曲折，甚至可以说，这也成为晚清“自改革”走向失败的写照。以官方对于报章之立场作为本章之结束，正是试图说明，“思想界”的形成影响深远，其不仅意味着近代兴起的传播媒介全方位影响了历史进程，同时读书人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介入社会变革中。在这个意义上，回味章太炎在《时务报》上阐述的见解——“今之亟务，曰：以革政挽革命”，则尤可明了其中的洞见。 [211] “思想界”的形成，也成为转变的象征。这是接下来要重点讨论的。
[1]《致梁启超书》（1902年），吴振清、徐勇、王家祥编校整理《黄遵宪集》下册，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第490页。
[2]《致高一涵、陶孟和、张慰慈、沈性仁》（1923年10月9日），耿云志、欧阳哲生整理《胡适全集》第2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第415页。
[3]“自改革”系龚自珍的用语。《乙丙之际箸议第七》，《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第6页。研究者将此作为晚清思潮的一个主旋律。朱维铮、龙应台编著《维新旧梦录：戊戌前百年中国的“自改革”运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4]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中华书局，1982，自序，第1页。
[5]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二十一世纪》总第6期，1991年8月。
[6]塞缪尔·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张岱云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第9页。
[7]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菁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第87页。
[8]James Townsend，“Chinese Nationalism，” in Jonathan Unger ed.，Chinese Nationalism，M. E. Sharpe，Armonk，1996，pp.1-30.
[9]王汎森：《傅斯年早期的“造社会”论——从两份未刊残稿谈起》，《中国文化》第14期，1996年12月。
[10]金观涛、刘青峰：《从“群”、“社会”到“社会主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5期，2000年6月。
[11]《原强》，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第5、7页。
[12]英国赫胥黎造论，严复达恉《天演论》，慎始基斋，1898，第16页。
[13]斯密亚丹原本，严复翻译《原富》部甲下，南洋公学译书院，1901，第14～15页。
[14]严复：《译余赘语》，斯宾赛尔造论，严复译《群学肄言》，上海文明编译书局，1903，第1页。
[15]甄克思：《社会通诠》，严复译，商务印书馆，1904，第160页。
[16]梁启超：《论学校十三·学会》（变法通义三之十三），《时务报》第10册，1896年11月5日，第1页。
[17]梁启超：《说群自序》，《时务报》第27册，1897年5月22日，第1页。
[18]论者据此阐明，那时的梁启超并不主张仿效泰西之群治，反倒认为中国应超越“国群”而直接向“天下群”的目标努力。参见罗志田《天下与世界：清末士人关于人类社会认知的转变——侧重梁启超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19]皮锡瑞等：《南学总会复浏阳南学分会书》，《湘报》第71号，1898年5月27日，第281页。
[20]《南学会问答》，《湘报》第11号，1898年3月18日，第43页。
[21]《南学会问答》，《湘报》第15号，1898年3月23日，第59页。
[22]皮锡瑞：《师伏堂日记》第2册，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第478页。
[23]谭嗣同：《上陈右铭抚部书》，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第278页。
[24]皮锡瑞：《师伏堂日记》第3册，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五日，第21页。
[25]王先谦：《群论》，《虚受堂文集》卷1，光绪二十六年（1900）刻本，第13～14页。
[26]黄遵宪：《日本国志》卷37《礼俗志四》，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1898，第33～34页。
[27]黄遵宪一方面指出人与兽之区别体现在是否能“群”，另一方面则说明“国”体现于“合”。《黄公度廉访南学会第一二次讲义》，《湘报》第5号，1898年3月11日，第17页。
[28]《水苍雁红馆主人来简》（壬寅十一月），《新民丛报》第24号，1903年1月13日，第35～37页。
[29]过庭：《纪东京留学生欢迎孙君逸仙事》，《民报》第1号，1905年11月26日，第70页。
[30]孙文：《发刊词》，《民报》第1号，1905年11月26日，第1页。
[31]章太炎：《演说录》，《民报》第6号，1906年7月25日，第1页。
[32]《问答》，《新民丛报》第11号，1902年4月22日，第88页。
[33]汪荣宝、叶澜编纂《新尔雅》，明权社，1903，第63页。
[34]《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百周年纪念册（1847～1947）》，百周年纪念编辑委员会，1948，第81～82页。
[35]宋育仁编《泰西各国采风记》卷3《礼俗》，袖海山房丙申（1896）五月石印，第1页。
[36]汪诒年编《汪穰卿先生传记》卷2，杭州汪氏铸版，1938，第4、6`7页。
[37]汪康年：《论中国求富强宜筹易行之法》，《时务报》第13册，1896年12月5日，第1页。
[38]谭嗣同：《〈湘报〉后叙下》，《湘报》第11号，1898年3月18日，第42页。
[39]徐勤：《拟粤东公司所宜行各事》，《知新报》第24册，1897年7月10日，第1页。
[40]陈旭麓：《“戊戌”与启蒙》，原刊《学术月刊》1988年第10期，此据《陈旭麓学术文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第398～411页。
[41]胡燏棻：《条陈变法自强折》，《变法自强奏议汇编》卷1，上海书局，1901，第6页。
[42]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时务报》第6册，1896年9月27日，第5～8页。
[43]《请变通科举改八股为策论折》（代宋伯鲁拟），1898年6月17日，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4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第81页。
[44]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中华书局，1981，第9～13页。如沟口雄三指出的，由于把治世的原点从君主移转到万民，黄所主张的，不是培养以朝廷之是非为是非的人，而是以天下之是非为是非的人，即足以承担公论的人才。参见沟口雄三《〈明夷待访录〉的历史地位》，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7集，许洋主等译，中华书局，1993。
[45]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第340～350页。
[46]《致王浣生书》（1895年6月30日），胡珠生编《宋恕集》上册，第531页。
[47]《致贵翰香书》（1895年7月），胡珠生编《宋恕集》上册，第534页。
[48]《致杨定夫书》（1895年11月7日），胡珠生编《宋恕集》上册，第544页。
[49]《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4册，第133页。
[50]易鼐：《论西政西学治乱兴衰俱与西教无涉》，《湘学报》第28号，1898年2月21日，第7～9页。
[51]汪大燮：《致汪康年》（50），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701页。
[52]汪大燮：《致汪康年》（58），《汪康年师友书札》（1），第717页。
[53]卢靖：《致汪康年》（1），《汪康年师友书札》（3），第2983页。
[54]邹代钧：《致汪康年》（9），《汪康年师友书札》（3），第2639页。
[55]梁启超：《与穗卿足下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第40页。
[56]梁启超：《致汪康年》（4），《汪康年师友书札》（2），第1830页。
[57]梁启超：《致汪康年》（7），《汪康年师友书札》（2），第1833页。
[58]罗振玉：《致汪康年》（1），《汪康年师友书札》（3），第3152页。
[59]徐维则：《致汪康年》（1），《汪康年师友书札》（2），第1518～1519页。
[60]严复：《〈国闻报〉缘起》，《国闻报》第1号，1897年10月26日，第2版。
[61]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时务报》第1册，1896年8月9日，第1～2页。
[62]《山西清源局通饬各道府州县阅〈时务报〉札》，《时务报》第32册，1897年7月10日，第10页。
[63]《本馆告白》，《知新报》第1册，1897年2月22日，第15页。
[64]吴恒炜：《〈知新报〉缘起》，该文分三期连载于《知新报》第1～3册，1897年2月22日、27日，3月3日，引文见第3册，第2页。
[65]严复：《〈国闻报〉缘起》，《国闻报》第1号，1897年10月26日，第1～2版。
[66]张元济：《致汪康年》（10），《汪康年师友书札》（2），第1688页。
[67]卢靖：《致汪康年》（1），《汪康年师友书札》（3），第2982～2983页。
[68]卢靖：《致汪康年》（2），《汪康年师友书札》（3），第2985～2986页。
[69]吴樵：《致汪康年》（25），《汪康年师友书札》（1），第509～511页。
[70]汪有龄：《致汪康年》（3），《汪康年师友书札》（1），第1057页。
[71]地图公会启《译印西文地图招股章程》，《时务报》第1册，1896年8月9日，第3页。
[72]罗振玉等：《务农会公启》，《时务报》第13册，1896年12月5日，“本馆告白”，第1页。
[73]《不缠足会告白》，《时务报》第31册，1897年6月30日，“告白”，第1页。后来创办的《湘报》也定期刊登“不缠足会”的信息，一则告白就说明：“不缠足总会设于省城小东街湘报馆内，不日开办，有愿入会者请至本会注册，以便登报，其详细章程容后续出。”《湖南开办不缠足会》，《湘报》第26号，1898年4月5日，第104页。
[74]梁启超：《会报叙》，《时务报》第38册，1897年9月7日，第27页。
[75]《两粤广仁善堂圣学会缘起》（附章程），《时务报》第30册，1897年6月20日，第8～10页。
[76]《湘报馆章程》，《湘报》第27号，1898年4月6日，第107页。
[77]宋育仁：《蜀学会章程》，《蜀学报》第1册，1898年5月5日，第3页。
[78]《湘乡东山精舍学规章程》，《时务报》第2册，1896年8月19日，第9页。
[79]徐树兰：《致汪康年》（2），《汪康年师友书札》（2），第1522～1523页。
[80]《本馆告白》，《时务报》第17册，1897年1月13日，“告白”，第2页。
[81]《本馆告白》，《经世报》第1册，丁酉（1897）七月上，第31～32页。
[82]一则告白表明：“本馆代登各省学堂、学会、报馆、书坊及修志、修谱、刻书、售书等告白。”另一则告白则说明：“本城近创兴浙学会，公启章程当登第二期报章。”《本馆告白》，《经世报》第1册，丁酉（1897）七月上，第31～32页。
[83]廖梅：《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66～78页。
[84]汪有龄：《致汪康年》（9），《汪康年师友书札》（1），第1067页。
[85]潘光哲：《〈时务报〉和它的读者》，《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
[86]杨国强：《晚清的清流与名士》，《晚清的士人与世相》，第197页。
[87]梁启超：《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清议报》第100册，1901年12月21日，第4页。
[88]李提摩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第242～243页。
[89]汪大钧：《致汪康年》（6），《汪康年师友书札》（1），第599页。
[90]方豪编录《英敛之先生日记遗稿》，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七日，文海出版社，1974，第293页。
[91]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大华出版社，1971，第220页。
[92]《本馆告白》，《时务报》第20册，1897年3月13日，“告白”，第1页。
[93]夏曾佑、严复、王修植：《致孺博、卓如、穰卿》（1897年9月21日），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第506页。
[94]王修植：《致汪康年》（7），《汪康年师友书札》（1），第82～83页。
[95]熊希龄：《致汪康年》（5），《汪康年师友书札》（3），第2841页。
[96]熊希龄：《致汪康年》（9），《汪康年师友书札》（3），第2843页。
[97]陈虬：《致汪康年》（1），《汪康年师友书札》（2），第1999页。
[98]陈虬：《致汪康年》（4），《汪康年师友书札》（2），第2001页。
[99]《本馆告白》，《时务报》第25册，1897年5月2日，“告白”，第1页。
[100]《新出〈湘学报〉》，《时务报》第27册，1897年5月22日，“告白”，第1页。
[101]《知新报馆告白》，《时务报》第31册，1897年6月30日，“告白”，第1页。
[102]《本馆告白》，《时务报》第38册，1897年9月7日，“告白”，第1页。
[103]《吾道不孤》，《知新报》第3册，1897年3月3日，第6页。
[104]《本馆告白》，《知新报》第86册，1899年5月10日，第24页。
[105]皮锡瑞：《师伏堂日记》第3册，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三日，第148页。
[106]徐维则：《致汪康年》（1），《汪康年师友书札》（2），第1518～1519页。
[107]祝秉纲：《致汪康年》（21），《汪康年师友书札》（2），第1549页。
[108]梁启超：《致汪康年》（11），《汪康年师友书札》（2），第1835页。
[109]陈虬：《致汪康年》（1），《汪康年师友书札》（2），第1999～2000页。
[110]《〈渝报〉章程十五条》，《渝报》第1册，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上旬，第1页。以后寄售的包括《时务报》《求是报》《译书公会报》《蒙学报》《湘学新报》《知新报》等报章。《寄售各报》，《渝报》第15册，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中旬，告白页。
[111]潘清荫：《致汪康年》（2），《汪康年师友书札》（3），第2898～2899页。
[112]《本报章程》，《无锡白话报》第1期，1898年5月11日，告白页。
[113]《代售澳门〈知新报〉、天津〈国闻报〉、星加坡〈天南新报〉告白》，《清议报》第16册，1899年5月30日，告白页。
[114]王韬：《论日报渐行于中土》，《弢园文录外编》，第206页。
[115]王韬：《西国日报之盛》，《循环日报》1874年2月12日，第3页，转引自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增订版，第187页。
[116]胡道静：《上海的日报》，《上海市通志馆期刊》第2卷第1期，1934年，第215页。
[117]《本报告白》，《新报》1876年11月23日，告白页。
[118]《三个办报之上海道》，上海通志社编《上海研究资料续集》，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第322页。
[119]白瑞华：《中国近代报刊史》，苏世军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第93～94页。
[120]《论新闻日报馆事》，《申报》1874年3月12日，第1页；《论日报》，《申报》1874年11月7日，第1页。
[121]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6册，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华书局，2006，第3179页。
[122]《复邹少牧山长》（光绪二十二年五月三日），《刘坤一遗集》第5册，中华书局，1959，第2176页。郭嵩焘也曾陷入与《申报》的纷争，Rudolf G. Wagner，“The Shenbaoin Crisis：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andthe Conflict between Guo Songtao and the Shenbao，” Late Imperial China，Vol.20，No.1，June 1999，pp.107-138。
[123]《与吴桐云》，杨书霖编《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6，文海出版社，1983，第64页。
[124]《贷国债说》，《申报》1878年8月21日，第1页。
[125]《答杨石泉》，杨书霖编《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5，第55～56页。
[126]《迭禁谣言》，《循环日报》1883年12月29日，第2版。
[127]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121页。
[128]何启、胡礼垣：《中国宜改革新政论议》卷下，文裕堂，1895，第25～26页。
[129]《纪大私报》，《大公报》1902年8月27日，“中外近事”，第4版。
[130]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171～172页。
[131]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续篇》，大华出版社，1973，第78～79页。
[132]姚公鹤：《上海闲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第130页。
[133]《本馆告白》，《时务报》第23册，1897年4月12日，“告白”，第1页。
[134]王舟瑶：《致汪康年》（2），《汪康年师友书札》（1），第56页。
[135]邹代钧：《致汪康年函》（56），《汪康年师友书札》（3），第2731页。
[136]王世儒编《蔡元培日记》上册，1897年3月19日，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60页。此为蔡元培在日记中提及的，沈曾植1897年曾应张之洞之聘主持两湖书院，想必了解一些情况。
[137]《抚辕批示》，《湘报》第16号，1898年3月24日，第64页。
[138]《论中国宜注意下流社会》，《中外日报》1902年10月19日、20日，第1版。
[139]姚公鹤：《上海闲话》，第126页。
[140]《上清帝第一书》（1888年12月10日），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184页。
[141]冯桂芬：《〈校邠庐抗议〉自序》，《校邠庐抗议》，光绪丁酉（1897）聚丰坊校刻，第2～3页。
[142]王韬：《重民》（下），《弢园文录外编》，第23页。
[143]如《条陈东南乡试事宜》，《申报》1876年5月6日，第3页；《辩论乡场条陈》，《申报》1876年5月24日，第3页。
[144]王韬：《上潘伟如中丞》，《弢园尺牍》，中华书局，1959，第206页。
[145]严复：《拟上皇帝书》，原载《国闻报》1898年1月27日～2月4日，分九次登完。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册，第61～77页。
[146]百日维新期间，严复蒙光绪召见。光绪问及严复得意之作，严即提到这通上书。光绪表示没有看过，要严复缮写一通进呈。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册，第61页。之后该文由总理衙门代奏。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第406页。
[147]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孙宝瑄日记》中册，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十六日，中华书局，2015，第544页。
[148]夏曾佑：《致汪康年》（72），《汪康年师友书札》（2），第1383页。
[149]范旭仑、牟晓朋整理《谭献日记》，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廿日，中华书局，2013，第329页。
[150]许恩普：《致时务报馆》，《汪康年师友书札》（4），第3612页。
[151]《南海康工部有为条陈胶事折》，《湘报》第16号，1898年3月24日，第61页。
[152]廖梅：《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第67～68、70～73页。
[153]《本馆告白》，《时务报》第16册，1897年1月3日，“告白”，第1页。
[154]《本馆谢启》，《时务报》第17册，1897年1月13日，“告白”，第1页。
[155]《札北善后局筹发〈时务报〉价（附单）》（光绪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5册，第3317～3318页。
[156]《浙抚廖分派各府县〈时务报〉札》，《时务报》第18册，1897年2月22日，第11页。
[157]《湘抚陈购〈时务报〉发给全省各书院札》，《时务报》第25册，1897年5月2日，第7～8页。
[158]《贵州学政严通饬全省教官士绅购阅〈时务〉〈知新报〉札》，《知新报》第42册，1898年1月3日，第6页。
[159]《芷江时务总局劝购〈时务〉〈知新〉〈农学〉〈湘学〉各报公启》，《湘报》第105号，1898年7月7日，第419页。
[160]江标：《上陈宝箴》（五通）“其三”，汪叔子、张求会编《陈宝箴集》上册，中华书局，2005，第602页。
[161]《湘报馆章程》，《湘报》第27号，1898年4月6日，第106～107页。
[162]黄遵宪：《致汪康年、梁启超》（10），《汪康年师友书札》（3），第2335～2336页。
[163]邹代钧：《致汪康年》（19），《汪康年师友书札》（3），第2648～2649页。
[164]汪大燮：《致汪康年》（70），《汪康年师友书札》（1），第737页。
[165]汪大燮：《致汪康年》（72），《汪康年师友书札》（1），第742～743页。
[166]黄遵宪：《致汪康年》（27），《汪康年师友书札》（3），第2351页。
[167]瞿鸿禨：《致汪康年》（1），《汪康年师友书札》（3），第3100页。
[168]夏曾佑：《致汪康年》（66），《汪康年师友书札》（2），第1378页。
[169]叶澜：《致汪康年》（5），《汪康年师友书札》（3），第2606页。
[170]高凤谦：《时务报馆诸先生》（2），《汪康年师友书札》（2），第1610～1611页。
[171]高凤谦：《致汪康年》（9），《汪康年师友书札》（2），第1621页。《民权》一文指《时务报》第9册刊登的汪康年撰《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辟韩》刊于《时务报》第23册，署“观我生室主人来稿”，为严复1895年发表于天津《直报》的文字。
[172]叶瀚：《致汪康年》（48），《汪康年师友书札》（3），第2596页。
[173]梁鼎芬：《致汪康年》（42），《汪康年师友书札》（2），第1901页。“徐文”所指为《时务报》分多期刊登的徐勤所撰《中国除害论》。有关《时务报》论说的反响与回应，参见廖梅《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第121～136页。
[174]谭嗣同：《致汪康年、梁启超》（7），《汪康年师友书札》（4），第3243页。
[175]张元济：《致汪康年》（10），《汪康年师友书札》（2），第1688～1689页。
[176]《请将上海时务报改为官报折》（代宋伯鲁作，1898年7月17日），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4集，第331页；徐致祥等撰《清代起居注册（光绪朝），联合报文化基金会国学文献馆，1987，第30904页。
[177]孙家鼐：《奏遵议上海〈时务报〉改为官报折》，《昌言报》第1册，1898年8月17日，第1页。
[178]汪康年：《跋》，《昌言报》第1册，1898年8月17日，第2页。
[179]《清德宗实录》卷405，光绪二十三年六月，《清实录》第57册，第290～291页。
[180]《清德宗实录》卷417，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清实录》第57册，第464页。
[181]《致长沙陈抚台、黄署臬台》（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十六日），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9册，第7403～7404页。
[182]《札北善局筹垫〈湘学报〉报资》（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六日），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5册，第3607页。
[183]《致长沙徐学台》（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一日），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9册，第7582页。
[184]《致长沙陈抚台、黄臬台》（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一日），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9册，第7581页。张所指易鼐文，提出了这样“四策”：“一曰改法以同法”“二曰通教以绵教”“三曰屈尊以保尊”“四曰合种以留种”。易鼐：《中国宜以弱为强说》，《湘报》第20号，1898年3月20日，第77～78页。
[185]皮锡瑞：《师伏堂日记》第3册，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五日，第163页。
[186]徐致祥等撰《清代起居注册》，光绪朝第61册，第31253、31255～31256页。
[187]《清德宗实录》卷428，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下，《清实录》第57册，第620页。
[188]《清德宗实录》卷428，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下，《清实录》第57册，第622页。
[189]《孙宝瑄日记》上册，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七日，第287页。
[190]邹代钧：《致汪康年》（71），《汪康年师友书札》（3），第2763～2765页。
[191]邹代钧：《致汪康年》（72），《汪康年师友书札》（3），第2765～2766页。
[192]《都城官书局开设缘由》，《时务报》第1册，1896年8月9日，第7～8页。
[193]张百熙：《敬陈大计疏》，王延熙、王树敏辑《皇清道咸同光奏议》卷6下，文海出版社，1969，第373页。
[194]赖光临：《中国新闻传播史》，三民书局，1999，第18页。
[195]《札委王仁俊办理湖北官报馆事务》（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初九日），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6册，第4163～4164页。
[196]袁世凯：《遵旨敬抒管见备甄择折》，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初七日，天津图书馆、天津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编《袁世凯奏议》上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第272页。
[197]沈桐生辑《光绪政要》卷29，崇义堂，1909，第19～20页。
[198]《各省报界汇志》，《东方杂志》第1卷第6号，1904年，第146～147页。
[199]《清德宗实录》卷504，光绪二十八年八月，《清实录》第58册，第653页。
[200]《清德宗实录》卷543，光绪三十一年三月，《清实录》第59册，第219页。
[201]《御史赵炳麟请令会议政务处筹设官报局片》（光绪三十二年十月三十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预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中华书局，1979，第1059～1060页。
[202]《宪政编查馆大臣奕劻等奏办理政治官报酌拟章程折》（光绪三十三年三月初五日），《清末预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1060～1062页。
[203]《考察政治馆奏办理政治官报折》，《政艺通报》第六年丁未第9号，1907年6月25日，第8～9页。
[204]《湖南试用道李颐陈言安内攘外非整顿报馆不可呈》（光绪三十三年七月二十八日），《清末预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1062～1063页。
[205]《署理江西巡抚陕西布政使夏峕片》（光绪二十九年十月二十一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04辑，中华书局，1996，第604页。
[206]《调署四川总督闽浙总督锡良折》（光绪三十年十月初八日），《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04辑，第608～609页。
[207]于右任：《向官报乞哀书》，《民吁日报》1909年5月23日，第4页。
[208]樊增祥：《致缪荃孙》，顾廷龙校阅《艺风堂友朋书札》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第111页。
[209]《官报改章》，《申报》1905年3月6日，第9版。
[210]东吴：《时评》（1），《申报》1911年7月6日，第6版。
[211]章炳麟：《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时务报》第19册，1897年3月3日，第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