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帕特里克·迪宁（Patrick J. Deneen）在其2018年出版的《自由主义为什么失败》（Why Liberalism Failed）一书中分析论述了西方自由主义失败的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自由主义对人与自然关系近乎疯狂的看法。自由主义崇拜科学和技术，对自然则持傲慢的态度，认为科学技术的目标就是让人做自然的主人，科学知识始于理解自然，终于征服自然。不难看出，这本书的其中一个主要观点就是：传统人文主义的衰落和对科学技术主义的过度追捧是导致自由主义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但西方半个多世纪之前的主流看法并非如此。在1959年出版的《两种文化》（The Two Cultures）中，英国科学家和小说家C.P.斯诺（C.P.S）把西方社会知识分子的生活分为两种文化，即科学和人文，并认为这种分化对解决世界上的问题是一个重大障碍。斯诺在文中谴责了英国的教育系统。自维多利亚时代以来，英国运用了科学和工程学的资源，过度地投入在人文学（尤其是拉丁语和希腊语）的教育。尽管他们的科研成果，已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替西方盟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过度重视人文教育实际上剥夺了英国精英，无论是政界还是行政界或者商界，所需要的充足知识准备，以管理科学化的现代世界。相比之下，德国和美国的学校正试图为他们的公民提供同等的科学和人文资源，更好的科学教育能够使这些国家的统治者在科学化时代更有效地进行竞争。
近代以来文科迎来了普遍性危机
斯诺著文的时候，英国已经衰落，其世界领袖地位被美国所取代。而二战后的德国在西方支持下，正在迅速崛起。在半个多世纪之后，斯诺所说的现象至少在英国仍然存在，因为最聪明的学生大多选择可以赚钱的商科，而不去选择修读科学。不过，如果斯诺今天还活着的话，他大概很难得出英国“重文轻理”的结论了。最近的消息是，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决定关闭其在全球排13位的考古系，停止本科招生，同时解聘部分教师。据报道，谢菲尔德大学之所以作出上述关停决定，是因为考古系每年无法创造足够的收入给学校。
在西方，关掉或者削减文科专业并不仅仅发生在英国。在美国，佛蒙特大学（1791年建立）于2020年年底砍掉了23个人文学科本科专业，以及10个研究生专业中的4个专业；同样被砍的专业还有亚洲研究、欧洲研究、拉丁美洲研究、意大利研究等区域研究专业，同时艺术和戏剧专业将被合并。同期，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宣布，计划在未来两年内逐步淘汰五个系——古典、戏剧、俄语、法语和意大利语。以人文学科为主的吉尔福德学院计划终止其将近一半（42个专业中的19个）的专业，其中大部分为人文学科，包括历史、哲学、宗教研究等。
那么，这种现象在中国存在吗？尽管中国的高等教育还在扩张过程之中，但文科显然提前迎来了危机。有大学因为学校排名的考虑而关掉“政治学”，也有大学认为一些文科专业没有用处就干脆关掉，例如有大学就关掉了社会工作专业。在学术服务于现实的指引下，越来越多的大学在考虑新社会科学，强调社会科学的实用价值。不过，即使这样，实际上的情况也很难乐观。就已经实施的各种大学老师考核机制来说，文科学者也被“训练”成为理工科那样的论文制造工具，人们制造着越来越多的论文，但离社会经济的现实问题却越来越远。无论从经验上看还是理论上看，远离社会经济现实的研究已经不再是“社会科学”，缺失对社会现实的关怀更使得学者们不再具有人文精神。
历史地看，大学从中世纪的教会演变而来，开始时仅仅是对宗教和历史经典的解读，可以说是纯人文。大学根本性的转变在近代的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不仅是科学技术的胜利，同时催生了社会科学。但当代科学技术进步对人类带来的巨大变化已经导致了人类对科学技术毫无理性的崇拜和对人文社会科学的不屑一顾。
或者是因为自救，或者是因为受科学技术的影响，当代文科呈现出“理工科化”的大趋势。从科学技术领域演变而来的方法论，尤其是数学，已经彻底占领了社会科学，而传统人文学科则被大大边缘化，要么是可有可无，要么是成为花瓶式的点缀。这就是所谓的近代“理性主义”的胜利。
人文与科学渐行渐远
在更多的国家和社会，人文和科学演变成两种平行的文化，互不关联。学人文的往往不懂科学技术。一些学者变成了无用的深宫怨妇，抱怨着社会的发展；另一些从事着反抗和革命之类的行为，试图改变科技主宰人类的局面；而大多数人只扮演者小绵羊的角色，任人宰割。
在另一边，科学技术也失去了人文精神。科学技术的目的是主宰自然，因此征服了差不多所有的自然领域之后，科学技术转向了自然的最后一个领域，即人类本身（生物学意义上的）。对人类本身的研究进步与日俱进，不断有大消息传来，如AlphaFold生成了人类蛋白组最完整且最准确的图片，以及脑机接口、基因编辑、长生不老基因药等。实际上，不少人相信，人类最终替代“造物主”而把自己塑造成为“造物主”的时代已经为期不远了。也可以相信，绝少数人能够控制这位人类制造的“造物主”，而绝大部分人则被这位人造“造物主”所控制。
此外，科学技术也转向了太空，寻求地球之外的有待人类征服的星体。征服外太空已经成为有钱有势者的特权和时髦。
经验地看，历史上都出现过没有科学精神的人文学者和没有人文精神的科学家犯错误的例子。且不说西方，这里可以以人们当下所关心的人口问题为例——有两个例子可供人们思考人文与科学之间的关系。
中国最早提出人口控制的是马寅初先生。他的人口论是基于英国人口学家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的理论的。马尔萨斯的人口学原理的基本思想是：如没有限制，人口是呈几何速率（即：2，4，8，16，32，64，128等）增长，而食物供应呈算术速率（即：1，2，3，4，5，6，7等）增长。经验地看，只有自然原因（事故和衰老）、灾难（战争、瘟疫及各类饥荒）、道德限制和罪恶（马尔萨斯所指的包括杀婴、谋杀、节育和同性恋）能够限制人口的过度增长。马尔萨斯本人则倾向于用道德限制（包括晚婚和禁欲）手段来控制人口增长。
马寅初先生也在他那个时代的中国观察到了马尔萨斯所观察到的现象，即人口增长与物质生产之间的矛盾，因此提倡要在中国控制人口增长。马寅初先生是典型的人文学家，但其人口论忽视（至少不够重视）科技进步对物质生产的巨大影响。实际上，在马尔萨斯之后，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工业化和经济社会发展已经改变着人口结构和人们的生育观念。马寅初先生如果能够对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对人口的影响有足够的考虑，他可能会提出一个很不一样的“人口论”。马寅初先生因为“人口论”而在日后的政治运动中遭到迫害。
但真正把计划生育转化成政策的是科学家宋健先生。宋健先生把生育视为简单的“数学”算法，在其算法中没有把人作为一种文化存在物来考虑。作为科学家，宋健先生是非常成功的，计划生育政策在日后的几十年里有效地控制了中国的人口增长。但从今天中国的人口状况来看，没有把人视为文化存在至少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实际上，在任何国家，生育都是一种文化。一旦低生育变成了一种文化，就很难自觉发生变化。这也是中国目前所面临的人口困境——尽管国家改变了计划生育政策，容许和鼓励人们生育，但低生育文化很难改变。
很显然，一个社会的发展既需要科学文化，也需要人文文化，更需要实现两者的融合，至少是平衡。但现在的事实是科学技术文化占据着绝对的霸权地位。
自人类产生以来，人与自然的关系或者秩序永远为“第一秩序”。从中国哲学传统看，各家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不同的认知。《老子》把人视为自然的一部分，一个特殊的部分，但人并没有任何特殊的理由与自然斗争，因此提倡“无为而治”的自然社会。儒家看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提倡人为社会。儒家对自然并没有很多的关切，但儒家已经把人类社会和自然社会分离开来，并且相信人类的能力。再者，儒家试图在人类社会中间发现一些“自然规律”，或者可以称之为“社会自然法”的规律，即“五伦”（君臣、父子、兄弟、夫妻和朋友）。在儒家的基础上，法家更进一步，相信每一个人都要根据人为制定的“规则”或者“法律”行事。在此基础上，法家也相信“人定胜天”。
要永远保有对自然的敬畏心
总体上看，一部人类发展史也是一部人类对自然的敬畏心消失的历史。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的确获得了越来越巨大的征服自然的能力。但是，这是人类的胜利吗？这个问题表面上似乎很好回答，大部分人都会相信人类已经征服了自然。但从经验上看，人们也可以认为这是人类的失败。本文开头引述的Patrick J. Deneen的观点就认为，“征服自然”是西方“自由主义的失败”。这种质疑并非毫无道理。简单地说，科学技术越进步，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就越强大，人类所受到的来自自然的挑战就越是严峻，趋向于超出人类的能力。
随着人与自然边界的消失，来自自然的病毒（萨斯、中东呼吸综合征、非洲埃博拉、新冠等）随时都会危害人类。随着大规模的城市化，并且是超大规模的城市化，人类有效地剥夺了水的权利，让水无处可去，因此城市水灾不断，而人类用“海绵”和“水道”等工程手段来弥补自己愚昧的企图则表现为无济于事。毫无节制的工业化把人类转型成为一个高碳社会，气候环境变化已经威胁着整个人类。海平面不断上涨已经威胁到岛国和沿海城市，肆虐各国的山火不仅威胁人类，更威胁其他物种。有一个问题需要人们思考：如果人类是见证这个地球的最后一个物种，那么这是人类的胜利还是失败？
同样可以质疑的是：人类把人与自然斗争过程中所产生的工具用于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无论是个人之间、社会阶层之间、族群之间、不同意识形态之间、不同宗教之间、不同国家之间、不同文明之间，这些是人类的胜利还是失败？
好奇心、利益、权力、荣耀，所有这些都是人类征服自然的驱动力。可以相信，人类对自然的征服不会终结，直到人与自然较量的结束。
那么，人类会是怎样的结局？有两种结局是可以想象的。第一，人类斗争不过自然，被自然所毁灭。如果是这种情形，那么人类的未来就交给未来的考古学家，他们会发现更多类型的“玛雅文明”“金字塔文明”或者印度古文明等。第二，人类毁灭了自然。如果是这种情形，那么就会有新的“诺亚方舟”说。地球这边的记录（或者传说）应当是：他们毁灭了世界，坐上“诺亚方舟”仓皇出逃到了一个新的星球。被新征服星球的记录（或者传说）应当是：在地球行将毁灭之时，这些英雄造了“诺亚方舟”，拯救了人类，使得人类得以在另一个星球延续。
郑永年，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大湾区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