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中国真实而深刻的忧虑
第一，美国的忧虑
谁都知道中美两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但谁都没有对这种高度依赖的后果有过如此深切的感受。
正如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共和党议员米切尔·麦考尔所说：“我确实认为我们要审视我们的供应链，我们80%以上的医疗物资供应来自中国。如果我们在这样的危机来临时刻还必须依赖中国，当他们威胁我们说，要把我们置身于新冠病毒的地狱，拒绝提供医疗物资给我们，美国就必须重新审视、思考我们能否在美国制造这些产品。”
的确，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全球化使得美国资本主义高度异化。在新自由主义旗帜下，美国的资本主义为了逐利，把大部分经济活动迁往海外，包括与人民生命密切相关的医疗物资生产。
当特朗普大谈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最好的医疗卫生体制的时候，老百姓需要的只是简单的口罩、洗手液、防护服、呼吸机等，而这些能够给人民带来安全的物资，美国已经不再生产或者产能不足了。这个现实无论是美国的精英还是民众都难以接受。
因此，今天的美国出现了“去全球化”就是“去中国化”的论调。但很显然，这并非是因为中国，而是因为资本使经济利益完全与社会的需要脱离开来。经济本来是社会的一部分，但经济脱离社会时，危机的发生便是必然的。
第二，美国对中国体制的忧虑
中美之争说到底就是体制之争。中国的“举国体制”在抗疫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有效性，更加强化了美国精英对中国体制的担忧。
如果说美国精英对美国体制没有有效的反思，对中国体制的恐惧感则是显而易见的。中国媒体对中国体制的弘扬和美国精英对中国体制的攻击，不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两者还互相激化，即中国越高调宣扬，美国越恐惧。
第三，美国对其全球地位被中国取代的忧虑
疫情在美国快速扩散，美国自顾不暇。新冠肺炎疫情把特朗普的“美国中心论”推向一个极端，显示出美国的自私性，单边主义盛行。美国不仅单方面对中国断航，也对欧洲盟友断航。新冠病毒几乎断了美国世界领导力之臂。相反，中国在本土疫情得到控制之后，不仅对发展中国家，而且对美国的欧洲盟友，甚至对美国提供援助。
美国担心新冠肺炎疫情会深刻地弱化甚至消除美国地缘政治的影响力。还应当指出的是，尽管欧洲国家需要中国的援助，但各国对中国援助所能产生的地缘政治影响也保持着高度的警惕。
在中美两国关系上，今天双方的冲突具有越来越深厚的社会基础，即两国内部日益滋生的民族主义情绪。随着疫情在美国的继续扩散，美国政治人物把责任推给中国，反华浪潮在美国快速崛起，加之被疫情恶化的经济危机、社会恐惧和美国内部治理危机，各种因素都有可能激化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
来自美国的各种民调显示，美国人对中国的好感度已经跌到了中美建交之后的最低点。中国尽管没有类似的民调，但从互联网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来看，民众对美国的好感度之低也是史无前例的。
疫情无国界，应对疫情是全人类共同的任务。当前，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引起的一系列“蝴蝶效应”，国际社会紧迫地需要中美两国深化合作，承担更多责任，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共同抵抗这一全球威胁。
中国如何应对美国的焦虑
我个人认为，在对华关系上，特朗普政府表现的是非理性的强硬，拜登政府表现的是理性的强硬，而美国对中国的敌对情绪一直在延续，中国在清醒认识中西方“话语权”之争的实质与陷阱后，究竟该如何应对呢？
一、逆全球化时代，中国需要更开放
自2019年以来，逆全球化的呼声日渐嘹亮，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更成为焦点话题。
逆全球化暴露出自由主义经济学说的短板：在现实层面，经济与政治并未真正脱钩，所谓市场自主、贸易自由，只是一个美丽的神话。特别是在国际贸易领域，政治经济学仍然占统治地位。政治随时可以伸出“看得见的手”，将竞争对手清剿出局。
由此带来巨大的思想困境：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国人奉自由主义经济学为圭臬，而当这一思想方法与现实相乖离，我们该何去何从？是彻底否定它，转向民粹主义？还是深入思考，刷新并升级我们的认识力？
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不论阻力多大，中国都应坚定信心、坚持理性，继续站在风口上。换言之，世界越封闭，中国就应越开放。
二、“中国道路”不是“美国道路”的克隆版
特朗普上台以后，美国政府力推逆全球化，体现在三方面：其一，退出多个国际组织；其二，挑起与中国等国家的贸易战；其三，搅动民粹主义情绪。
在新冠肺炎疫情压力下，美国政府更是加速了供应链“去中国化”操作，引起国内产业界的普遍焦虑。焦虑的产生，源于这样的误会：过去40多年中，中国经济是在重复“美国道路”，并因此取得快速增长，一旦失去美国背景，未来可能寸步难行。
其实“中国道路”与“美国道路”并不相同，二者依据的是完全不同的政治经济学。
在西方政治经济学语境中，政治与经济是一个分离的过程，这个过程至今影响着西方社会的方方面面。
在古希腊时代，西方的政治经济学也认为政治、经济不可分，与中国古人看法一致。但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出现了数千个小王国，长期并存。在如何扩张上，商人们与国王们达成共识，政治与经济从此展开合作。其结果是，经济与政治脱钩，取得独立地位。
为强化此地位，资本进而赞同“保护社会”，使社会、政府相互制衡。其结果是：政府与发展分离，政治人物想推动发展，也无有效办法。随着经济的重要性不断提升，政府日渐被边缘化。
全球化后，资本实力陡增，贫富两极分化加速，引发社会冲突。可从“占领华尔街”，到BLM运动，西方政府始终拿不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可见，“美国问题”是“美国道路”内生的困境，是西方政治经济学的必然结果。
相比之下，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的经济一直未获得独立地位，它始终呈现为三层资本共存的结构，即顶层永远是国家资本，中层是国家与社会的结合，底层才是自由的民间资本。
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三层市场。这种结构的缺点是，中国错过了大分流的机遇，未能率先实现近代化，但它也有优点——最大化地保证发展。
在中国政治经济学语境下，发展始终是政府的重要责任之一。正如古代中国最优秀的政治经济学著作《管子》，不谈“供需”，只谈“轻重”。“供需”的主体是市场，而“轻重”的主体是政府。
三、推倒重来是不负责任的想法
沿着两种不同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就能解释为什么在过去40多年中，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如此之快，却没有爆发重大经济危机，以及为什么中国能快速完成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能大规模有效扶贫等。
任何快速发展的经济体，都会受到阵发性经济危机的冲击，可二战后许多东亚国家和地区都实现了长期的、持续的增长，奇迹的达成与儒家文化坚信“政府有义务推动经济发展”有关。
不可否认，中国政治经济学也有自身的困境。比如，怎样在三层市场中实现平等，使所有企业能享受同样的权利，从而保护好中小企业的创新能力。再如，如何避免国家资本独大，三层变成一层，在历史上，王莽时期、王安石新政时期、朱元璋时期、改革开放之前的时期，都出现了这样的局面，反而给经济发展带来伤害。
然而，一定要将中国政治经济学归并到西方经济学脉络上，要求它做出根本性改变，将经济与政治剥离开来，则既无可能，也无必要，还会付出惨重代价。更重要的是，这并不符合中国社会的实际需求，无法得到人民的支持。
任何系统都是优劣并存的，从没有一个系统能适应所有时代、所有国家。这就需要我们面对真问题，逐步修正，而非不负责任地推倒重来。
现实的问题是，西方政治经济学对中国政治经济学存有巨大误会。从政治与经济分离的视角看，中国政府致力于发展经济，常被误读成强化自身实力，对其他国家构成了威胁，必须加以遏制。
四、虚构出来的“中国威胁”
特朗普政府反复强调“中国威胁”，却刻意忽略了几个问题：首先，在政治主张层面，中国与美国没有根本冲突；其次，在政治操作层面，中国对美国并无威胁；再次，中国政府对美国内部事务毫无兴趣，也未挑战美国的全球地位。
换言之，中美矛盾的实质是经济冲突，不是政治冲突，把它升格为政治问题，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可能激化矛盾。
其实，早在2008年，美国政府便明确提出“逆全球化”主张，采取“制造业回流”战略，可从结果看，2008年美国制造业在GDP中尚占15%左右，到2019年反而下滑到11%。
发展靠理性，不靠激情，事实证明，“愿景治国”“口号治国”是行不通的，要发展，就要尊重市场规律。
资本天然趋利，全球化的大门一旦打开，就很难再用政治把它关上，在全球化时代，谁是效率的洼地，谁就会被淘汰，特朗普政府寄望于“效率不足政治补”，未必明智。
我们也应正视西方政治经济学的优点，即强烈的现实感、忧患意识和竞争意识。
事实是，中国不仅在政治上对美国毫无威胁，在经济上对美国也毫无威胁。美国最不可能，也最不应该与中国发生贸易战。可西方政治经济学天然带有竞争基因，它开放却不包容，不允许任何一点威胁存在，这与中国政治经济学更多关注内部完全不同。
在高度竞争时代，如何提高敏感度，如何磨炼主动竞争、主动出击的意识，是一个值得长期关注的议题。
五、“以暴制暴”是最坏的方法
面对美国政府咄咄逼人的操作，中国该如何应对？
最坏的方法是以暴制暴，不自觉地接受对方塑造，结果是经济纠纷可能真的升格为政治纠纷。在历史上，“一战”前的德国便犯了这种错误，给国家、人民带来深重灾难。
面对民粹主义的挑战，决不能用民粹主义回击。在全球化背景下，不论是主动的民粹主义，还是应激的民粹主义，都是反历史、反文明的力量。
旁观者不会具体分辨谁的民粹主义只是一种策略，大家只会指责弱势一方，并将其污名化。这种污名化最终会变成施暴的借口。
这意味着，斗智、斗勇、不斗气才是正确的应对之道。不论对手如何挑衅，如何反智，中国政治经济学都应表达出其理性、克制、利他的一面。
有一个概念叫“单边开放”。就是说，不论对方是否开放，我始终保持开放。
翻开历史，英帝国以如此狭窄的国土、如此少的国民，竟一度占据人类居住面积的四分之一，成为第二个“日不落帝国”，其成功的关键就在“单边开放”。“单边开放”帮助英帝国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对手，长时间维持了全球霸主的地位。
美国在二战后成为全球霸主，但70多年来，其地位多次受到挑战，这恰好证明，不懂“单边开放”，将事倍功半，加大成本。
从中国历史看，朝贡体制其实就是一种“单边开放”体制，从整体看，它维持了东亚世界上千年的稳定，堪称国际关系中的一个奇迹。
这启迪着今天的中国，坚定去走开放4.0之路——将资本、产能和基础设施建设技术等优势带向国际，通过互惠，超越西方政治经济学的利益陷阱、地缘政治竞争的狭隘语境。这才是应对逆全球化的最佳策略。
中美关系展望
学国际关系的都熟知两句话，第一句是外交是内政的延伸，第二句是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表达方式。但政治学中还有一句话，即所有的政治都是地方政治（localpolitics）。把这三句话结合起来，我们可以说，所有战争的原因都是来自地方政治。中美关系的恶化尽管主要问题出在美国身上，但我们也要反思我们缺少对美国内部发展的理解。
我们要对美国有一个客观评估。
第一，美国的衰落是相对的，就是与其他国家的发展比较而言的衰落。如果与美国自己的过去相比较，美国仍然在发展，只是较慢的发展。它没有绝对衰落，美国还在进步。
第二，大国的衰落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中国晚清的衰落经历了很长时间，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的军事力量到今天为止仍然是最强大的之一。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美国仍然有复兴的机会。
第三，美国没有全面衰落，而是部分衰落。在经济、军事、科学技术、创新等领域，仍然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和美国比拟。美国今天的问题主要是治理体制问题，而不是经济体系问题，其经济还是自由创新的，创新能力、优质资本、优质技术、优质人才还都留在美国，并没有往外逃跑。
第四，美国内部的“衰落论”主要是美国人的深刻危机感所致。美国是一个危机感驱动的社会，和其他国家的国民比较，美国人很少有忍耐性。因为民主、开放、自由，美国人一有苦就叫出来，加上热衷于报道负面新闻的媒体的大肆渲染，美国社会往往具有深刻的危机感，而政治人物（因为选票的缘故）不得不回应。不难理解，“西方衰落”和“美国衰落”的声音，在西方和美国从来就没有间断过。
美国当前的危机远远赶不上20世纪60年代反越战和黑人民权运动危机。实际上，美国一直危机不断。它的宪政体制就考虑到危机，一般性的危机冲垮不了其宪政体制。
就中美关系来说，结论也是清晰的。
第一，两国的紧张关系是结构决定的，即中国已经崛起到被美国视为真实威胁的程度。
第二，美国可以围堵中国，围堵也可以对中国产生影响，但遏制不了中国的继续崛起。
第三，中美两国不是谁取代谁的问题，美国遏制不了中国，中国也取代不了美国。
第四，中美两国的问题是共存问题。丢掉一切不切实际的幻想，学会和美国的共存，应当是人们思维的起点。
未来，中国只要不犯颠覆性的错误，还是有非常大的优势的。所谓的颠覆性的错误就是把自己封闭起来，不再继续开放。只要中国持续开放，外国资本还是会进来，技术也不会完全脱钩。中国要学会和美国共存，不要想着怎么样打败美国。中美这样的大国，只要自己不打败自己，很难被对方打败。
中美关系过去是以合作定义竞争，未来将以竞争定义合作。
郑永年，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本文节选自郑永年新作《大变局中的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