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自从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于1932年面世后，异化问题在西方理论界掀起了轩然大波。但是，随着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个问题曾一度沉寂下来。战后，异化问题再度成为热门话题，并迅速地波及前苏联和东欧诸国。当这股理论思潮蔓延到中国时，中国理论界正处在对十年浩劫的沉痛的反思之中。顷刻之际，异化问题成了中国理论界的主要话题，相关的论著犹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然而，时隔数年，异化这个词又突然神秘地从中国的理论话语中消失了，仿佛它从来就没有引起过人们的注意!如何解释这种忽冷忽热、大起大落的理论现象呢？我认为，这种现象主要是由下面的原因引起的：
第一，一般说来，人们是以情绪化的态度来看待异化问题的。如果说，科技和工业的迅速发展及战争的灾祸使西方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离化，那么，战争的创伤、斯大林主义现象和中国的“文革”同样也使东方人之间的关系一度处于紧张的、压抑的状态下。而“异化”似乎正是道出这种普遍的疏离感和压抑感的哲学概念。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异化热”具有理论探索的性质，不如说具有情绪宣泄的特点。换言之，人们不是在理论上探索异化，而只是在情绪上感受异化。无论是“异化热”的突然兴起，还是它的迅速退潮，似乎都印证了这一点，即它仅仅是情绪上的“热”，而不是真正的理论研究上的“热”。
第二，从根本上看，人们只是集中从单一维度去理解马克思异化概念的含义。迄今为止已经发表的几乎所有的论文都认为，马克思的异化概念主要指的是私有制背景下，尤其是资本主义私有制背景下存在的种种消极的因素，马克思运用这个概念的目的是从伦理上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表达他对这一社会的道德上的义愤。人们几乎从来没有注意到，马克思是否也曾以积极的、肯定的方式理解并谈论过异化现象。换言之，人们只是从道德评价的维度去理解并解释马克思的异化概念，完全忽视了这一概念所蕴含的积极的、肯定性的历史评价维度[1]。事实上，在成熟时期的马克思那里，异化作为客观的历史现象具有其积极的含义。
第三，在相当的程度上，人们忽视了异化概念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的重要地位。正如匈牙利学者M.瓦依达所指出的：“如果我们要想在过去几十年所发表的‘官方’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去寻找马克思的异化概念，那将是徒劳的。马克思历史哲学的这个极为重要的范畴，甚至在总结马克思历史哲学体系的大量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中都根本没有被提到。[2]。人们通常认为，青年马克思使用过异化概念，但当他创建了自己的学说——历史唯物主义后，这个概念也就被弃置不用了，即使马克思在成熟时期的著作中偶尔提到这个概念，它也只具有象征性的或边缘性的意义[3]。按照这种流行的见解，异化概念似乎只是思想尚未成熟的青年马克思的专利品，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中它不但没有实质性的地位，甚至完全可以不予涉及。显然，持有这种见解的人们没有深入地解读成熟时期的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并对这一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内在联系做出认真的反思。
显然，惟有冷静的、深入的理论思索，而绝不是情绪化的态度，才能真正地揭示出隐藏在马克思异化概念中的谜团，从而对马克思的异化概念的含义、实质及其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的重要地位做出合理的说明。所以，在今天，当我们冒着可能被流俗的见解讥笑的危险，而独自面对马克思的异化概念这一冰点问题时，我们正是在偿清历史的宿债。换言之，我们不愿意马克思理论中的一颗明珠长久地被尘埃所覆盖。本文提出如下的见解：
其一，马克思一生都使用异化概念，这一概念的发展史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包括马克思的《博士论文》(1840年下半年到1841年3月)、《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3年夏天)、《论犹太人问题》(1843年秋)、《<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3年末到1844年1月)、《詹姆士·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1844年上半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年4-8月)等著作。第二阶段主要包括马克思的《神圣家族》(1844年9-11月)、《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春)、《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反克利盖的通告》(1846年5月)、《哲学的贫困》(1847年上半年)、《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1847年10月底)、《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等著作。第三阶段主要包括《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剩余价值学说史》(1861-1863年)和《资本论》(1867年)等著作。
其二，在马克思异化概念的发展中，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视角转换”。这一转换主要发生在上面提到的第二个阶段上。我们认为，青年马克思是从“道德评价优先”[4]的视角出发去看待异化现象的，而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则是从“历史评价优先”的视角出发去看待异化现象的。这两个视角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从前者看来，异化现象是消极的，应该从道德上加以谴责；从后者看来，异化现象在历史上的出现是客观的、必然的，应该从历史评价的维度上充分肯定其积极意义。从总体思路上看，前者从属于以抽象的人的本质为基础的、伦理意义上的共产主义或人道主义，后者则从属于以历史演化的客观必然性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5]。
其三，异化概念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的地位不是象征性的、边缘性的，而是实质性的、基础性的。如果说，作为异化的特殊表现方式的“拜物教”揭开了传统的抽象物质观的神秘面纱，从而为人们接受历史唯物主义扫清了思想障碍，那么，异化的一般表现方式则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向，从而使作为历史唯物主义拱顶石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得以确立。
二
我们先来考察马克思异化概念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亦即青年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众所周知，推动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文化背景是异常丰富的：一是黑格尔的思想，二是费尔巴哈的人本学，三是空想共产主义的理论，四是对国民经济学的研究。
这四个方面大体构成青年马克思思想的主要背景，而青年马克思的异化概念的形成也是与这一背景息息相关的。如果说，在黑格尔那里，异化主要是指精神上的异化，即绝对理念在运动中异化或外化出自然界，那么，在青年黑格尔派那里，异化获得了不同的含义。费尔巴哈把异化概念运用到宗教批判中，把上帝理解为人的本质的异化，并在这个意义上强调，神学的本质就是人类学，这一见解无疑是振聋发聩的。在费尔巴哈的基础上，布·鲍威尔以更宽泛的方式提出了人的“自我异化”的问题。正如戴维·麦克莱伦所说：“鲍威尔是‘自我异化’(Selbstent-fremdung，self-alienation)这个词的创造者，这个词在青年黑格尔派中间很快就流行了起来。”[6]如果说，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还主要是在黑格尔的意义上使用异化概念，那么，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已经更多地在费尔巴哈和鲍威尔的意义上使用异化概念。值得注意的是，在《詹姆士·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由于契入了对国民经济学的研究，马克思的异化概念显示出自己的特点，即马克思提出了“异化劳动”的新概念，并分析了这一概念的四层含义[7]。
无庸讳言，在青年马克思异化概念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国民经济学研究维度的契入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正是通过这一新的维度的契入，马克思超越了黑格尔、费尔巴哈、鲍威尔和赫斯等人的视域，把异化问题的研究推进到一个崭新的层面上。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意识到，青年马克思考察异化问题的总体思路仍然停留在以抽象的人的本质为基础的、伦理意义上的“人道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理论框架内，而正是这一思路决定了青年马克思考察异化问题的独特视角，即“道德评价优先”的视角。
比如，在《詹姆士·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马克思指出，乍看起来，在资本主义社会内，信用业所强调的人与人之间在道德上的信任关系是对人的自我异化的扬弃，“但是，这种扬弃异化、人向自己因而也向别人复归，仅仅是一个假象；何况这是卑劣的和极端的自我异化，非人化，因为它的要素不再是商品、金属、纸币，而是道德的存在、社会的存在、人自己的内在生命，更可恶的是，在人对人的信任的假象下面隐藏着极端的不信任和完全的异化。”[8]在马克思看来，信贷仅仅把“有支付能力的人”理解为道德上“诚实的人”。在信贷中，人不但没有获得自己的尊严，反而被降低为可供抵押的商品、货币、资本或利息，而债务人(通常是穷人)的死亡则被理解为债权人的资本连同利息的死亡。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信贷是对一个人的道德作出的国民经济学的判断。”[9]在这里，马克思正是从“道德评价优先”的视角出发来考察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普遍存在的异化现象的。
又如，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进一步从“道德评价优先”的视角出发，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异化现象。他充满愤慨地写道：“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创造了宫殿，但是给工人创造了贫民窟。劳动创造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10]与此同时，马克思还谴责了国民经济学对这种异化现象的掩蔽：“国民经济学，尽管它具有世俗的和纵欲的外表，却是真正道德的科学，最最道德的科学。它的基本教条是：自我克制，对生活和人的一切需要克制。你越少吃，少喝，少买书，少上剧院、舞会和餐馆，越少想，少爱，少谈理论，少唱，少画，少击剑等等，你就越能积攒，你的既不会被虫蛀也不会被贼盗的宝藏，即你的资本，也就会越大。你的存在越微不足道，你表现你的生命越少，你的财产就越多，你的外化的生命就越大，你的异化本质也积累得越多。”[11]尤其是在国民经济学的人口理论中，那些在两性关系上表现节制的工人则成了真正的“道德的”人。青年马克思从道德批判的角度上强烈地谴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以及国民经济学对这一现象的掩蔽。
那么，青年马克思对异化现象进行道德批判的出发点究竟是什么呢？他下面这段话集中地解答了这个问题：“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12]在这里，“共产主义”、“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都是意义相近的概念。如果说，“共产主义”这一概念体现出青年马克思与法国空想共产主义学说之间的理论渊源关系，那么，“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人与自然的一致)则体现出他与费尔巴哈人本学之间的思想联系。
这两种学说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科尔纽在批评当时法国空想共产主义者时曾经写道：“他们只是立足于一般的人，把阶级的对立变成道德观念的对立，并用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的对立代替了阶级斗争，因而阶级斗争就具有道德对立的性质。”[13]同样地，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法国空想共产主义思潮影响的费尔巴哈，也把社会冲突理解为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之间的道德冲突，“因此，人的发展的性质和目的，在本质上就是道德上的了。费尔巴哈的这种伤感的空想的哲学，最终成了一种暧昧的伦理学，成了一种所谓普遍幸福和爱的无形的宗教。”[14]
上面的分析表明，这两种学说的本质都是以抽象的人的本质为基础的伦理观念。虽然青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现象进行了深刻的揭露，也提出了“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15]这样重要的历史见解，但他的总体思路仍然是以抽象的人的本质为基础的、伦理意义上的共产主义或人道主义，他考察异化和其他社会问题的视角仍然是“道德评价优先”。如果马克思偶尔也对异化现象做过历史评价的话，那么这种评价始终只具有边缘性的、从属性的意义。
三
我们再来考察马克思异化概念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亦即“视角转换”阶段。在这个阶段中，马克思通过对人类历史的深入研究，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与此同时，马克思对异化问题的考察也逐步从“道德评价优先”的视角转换为“历史评价优先”的视角。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和以布·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史观时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群众绝不会把自己的自我异化的这些后果仅仅看做观念的幻影，看做自我意识的单纯的异化，同时也不想通过纯粹内在的唯灵论的活动来消灭物质的异化”[16]。也就是说，马克思不再赞成青年黑格尔派从单纯观念，尤其是道德观念出发来看待异化现象，而是主张从对现实的历史活动的考察出发，来解读异化现象。这一“视角转换”尤其表现在下面这段重要的论述中：“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但有产阶级在这种自我异化中感到自己是被满足的和被巩固的，它把这种异化看做自身强大的证明，并在这种异化中获得人的生存的外观。而无产阶级在这种异化中则感到自己是被毁灭的，并在其中看到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现实。”[17]如果说，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以充满道德情感的、美文学的笔调来描绘无产阶级在异化劳动中的悲惨处境的话，那么，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已经开始从历史的观点出发，客观地评价异化现象，他现在首先关注的不再是有产阶级对异化中处于悲惨地位的无产阶级所应承担的道德责任，而是有产阶级本身也不过是异化的客观的、历史的产物。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写道：“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它的事业——共产主义一般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而各个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就意味着他们的存在是与世界历史直接联系的。”[18]这段论述表明，青年马克思的以抽象的人的本质为基础的共产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总体思路已经被超越了，马克思褪去了费尔巴哈人本学的道德外衣，开始转到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来。按照马克思初步论述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人们应当从物质生产和交往方式的发展出发去解释宗教、哲学、道德等意识形式的兴衰存亡。这意味着马克思在考察一切社会现象，包括异化现象时，开始抛弃那种与实在的历史相分离的“道德评价优先”的视角。马克思这样写道：“共产主义者根本不进行任何道德说教，施蒂纳却大量地进行道德的说教”[19]；这意味着马克思开始确立“历史评价优先”的理论视角。事实上，也正是从这一新的视角出发，马克思批评了施蒂纳对“现实个人的现实异化和这种异化的经验条件”[20]的漠视。在马克思看来，异化首先是历史现象，而不是单纯心理上的、道德上的现象，对异化现象的任何考察都应该以对实在的历史的正确解读作为出发点。
在《反克利盖的通告》、《哲学的贫困》、《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等论著中，马克思进一步清算了“浪漫派”、“人道学派”、“博爱学派”、“真正的社会主义”等流派的抽象的道德说教，阐明了“道德评价优先”视角的空幻性和无效性。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把经济范畴独立化和永恒化的错误倾向时进一步指出：“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21]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见解为人们走出异化“永远存在”的神话，认识异化概念的历史特征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的“历史评价优先”的视角在下面这句话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22]在这里，马克思既对资产阶级的客观的历史作用，也对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异化所包含的客观的历史意义做出了肯定性的评价。这充分表明，马克思已经完全摆脱青年时期的“道德评价优先”的视角所蕴含的感伤主义，把“历史评价优先”作为考察一切社会历史现象(包括异化现象)的根本出发点。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正是在马克思异化概念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上，马克思彻底抛弃了青年时期以抽象的人的本质为基础的、伦理意义上的共产主义和人道主义，并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对共产主义和人道主义做出了新的诠释。与此同时，马克思考察异化问题的视角也由“道德评价优先”转换到“历史评价优先”上。
四
最后，我们来探讨马克思异化概念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有趣的是，在这个阶段中，马克思异化概念的内涵表现得最为丰富，也最为深刻，但却遭到了研究者们的最大忽视。下面，我们重点论述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中的异化理论。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著名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23]这段重要的论述包含以下三层含义：其一，当人类历史的发展进入第二大社会形态时，异化和物化的现象才存在。作为历史现象，异化和物化既具有客观必然性，又具有历史短暂性；其二，这种异化和物化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因为它们使“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得以形成；其三，正是这个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异化阶段客观上为第三大社会形态——共产主义社会提供了物质基础。
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马克思在谈到“全面发展的个人”时写道：“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24]也就是说，普遍异化和个人能力的全面发展，作为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两个侧面是一起降临的，绝不应该从“道德评价优先”的视角出发来看待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现象，而应该坚持“历史评价优先”的视角，首先看到异化现象在历史上的积极意义。事实上，没有这种现实的、普遍的异化作为媒介，共产主义和全面发展的个人就永远不过是一个美好的神话。在马克思看来，试图撇开普遍的异化来谈论个人的全面发展，乃是一种“浪漫主义观点”。
当然，共产主义是对普遍异化和物化现象的扬弃，但这种扬弃绝不是凭空进行的，相反，正是在普遍异化和物化的历史条件下才得以进行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在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关系中，劳动即生产活动对它本身的条件和对它本身的产品的关系所表现出来的极端的异化形式，是一个必然的过渡点，因此，它已经自在地、但还只是以歪曲的头脚倒置的形式，包含着一切狭隘的生产前提的解体，而且它还创造和建立无条件的生产前提，从而为个人生产力的全面的、普遍的发展创造和建立充分的物质条件。”[25]这充分表明，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完全是从“历史评价优先”的视角出发来考察异化现象的。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异化概念沿着两个侧面展开：一方面，通过“自然历史过程”这一新概念的提出，“历史评价优先”获得了更为明确的表述。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写道：“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较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26]在这里，马克思强调，当我们观察各种社会现象，当然也包括经济生活中的异化现象时，首先不是从抽象的人性或人的本质出发去追究个人的主观动机和道德责任，而应该从历史运动的客观规律出发，去阐明这些现象(包括异化现象)何以在历史发展的一定的阶段上成为可能。要言之，这里的着眼点是客观的历史运动和历史评价，而不是主观的道德观念和抽象的道德评价。在马克思看来，庸俗经济学之所以对“各种经济关系的异化的表现形式”[27]丧失了批判能力，正是因为他们缺乏这种“历史评价优先”的视角。
另一方面，马克思着重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商品拜物教，从而扫清了人们接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最后的思想障碍。众所周知，哲学家们总是满足于谈论“抽象物质”，而马克思则告诉我们，在资本主义这一历史形式中，抽象物质的具体样态乃是堆积如山的商品，而“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28]作为异化的典型表现形式的商品拜物教的实质是以物与物之间的虚幻关系掩盖人与人之间的真实关系，而历史唯物主义的物质观的宗旨绝不是侈谈什么“世界统一于物质”，而是要揭露隐藏在物质的具体样态——商品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真实关系，从而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革命性的改造。换言之，在这个机械复制的时代，不管人们写出多少本关于马克思哲学的教科书，只要它们撇开马克思对异化，尤其是商品拜物教的批判，而热衷于以抽象的方式谈论“世界的物质性”，那么他们至多只能达到霍尔巴赫式的传统唯物主义的水平，而根本不可能进入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一言以蔽之，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不但没有抛弃异化(包括拜物教)概念，相反，正是依靠这一概念，其理论的完整性和批判性才得到充分的彰显。
总起来看，成熟时期的马克思考察异化问题的出发点已经完全转换到“历史评价优先”的视角上。那么，这是否意味着马克思对道德评价采取了完全否弃的态度? 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事实上，马克思虽然抛弃了“道德评价优先”的视角，但他并没有抛弃道德评价这一维度，而是对它进行了两方面的改造：一是把布尔乔亚式的、多愁善感的道德立场转换为无产阶级的道德立场；二是把道德评价置于历史评价的基础上。比如，马克思在叙述亚细亚生产方式时曾经指出：“古代的观点和现代世界相比，就显得崇高得多，根据古代的观点，人，不管是处在怎样狭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毕竟始终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29]无庸讳言，在这段话里包含着马克思对“现代世界”的道德谴责和对“古代”社会的道德褒扬，但人们不应该把这段话理解为马克思对道德评价和历史评价关系的割裂与对立，似乎马克思以一种反历史的态度肯定了古代社会的合理性和道德上的高尚性。事实上，马克思的这一道德评价完全是以历史评价为前提的，而按照马克思的历史评价，“现代世界”不但优于“古代”社会，而且必定会取其而代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过：“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相信必须停留在那种完全空虚之中，也是可笑的。”[30]在《资本论》中，虽然马克思从“历史评价优先”的视角出发，强调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但在论述资本主义的异化现象，尤其是资本原始积累的进程时，马克思也发出了强烈的道德控诉：“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31]这就启示我们，在成熟时期的马克思那里，道德评价和历史评价是统一的，但这个统一的前提是把历史评价置于首位。
五
通过上面的探讨，我们可以引申出以下四点结论：
第一，异化概念是贯穿马克思一生理论思考的基本概念，这一概念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32]。
然而，我们发现，不少研究者仍然坚持下面的错误观念，即认为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已经完全抛弃了异化理论。他们的主要论据如下：一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施蒂纳的异化概念时曾经说过，施蒂纳“只是把一切现实的关系和现实的个人都预先宣布为异化的(如果暂时还用一下这个哲学术语)，把这些关系和个人都变成关于异化的完全抽象的词句。这就是说，他的任务不是从现实个人的现实异化和这种异化的经验条件中来描绘现实的个人，他的做法又是：用关于异化、异物、圣物的空洞思想来代替一切纯经验关系的发展。”[33]人们常常抓住马克思这句话中“如果暂时还用一下这个哲学术语”这一说法，推断马克思以后放弃了异化概念。显然，这样的推断是缺乏说服力的。从这句话的上下文可以看出，马克思在这里主要批评的是施蒂纳不谈“现实个人的现实异化”，而只满足于搬弄异化这个抽象术语的错误倾向。事实上，马克思在以后的论著中并没有停止使用异化概念。二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批评德国著作家时写下的一段话：“他们在法文的原文下面添进了自己的一套哲学胡说。例如，他们在批评货币关系的法文原稿下面添上了‘人性的异化’，在批评资产阶级国家的法文原文下面添上了所谓‘抽象普遍物的统治的废除’等等。”[34]在这段话中，虽然马克思指责“人性的异化”是“哲学胡说”，但这并不表明他将放弃作为严肃的哲学理论的异化概念。实际上，马克思在这里批评的只是某些德国著作家对异化概念的滥用。三是马克思在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论述其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时，没有提到异化。人们因而推断马克思已经抛弃了异化概念。显然，这样的推断也是缺乏说服力的，因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出版前后撰写的一系列文本，如《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剩余价值学说史》、《资本论》中均使用了异化概念。
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是，异化概念伴随着马克思一生的理论思考，但为什么在有些著作中马克思大量使用异化概念，而在另一些著作中又很少使用，甚至完全不用这一概念呢？其实，人们只要改变一下考察问题的角度，上述现象就能得到合理的解释。虽然马克思从未停止过对异化概念的使用，但他清醒地意识到，异化是一个普通人不易理解的晦涩的哲学术语，所以他在运用这个概念时，常常区分两种不同的文本：一种是“内部研究文本”，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等，是马克思写给自己看的。在这样的文本中，马克思总是大量地使用异化概念；另一种是“公开出版的、论战性的文本”。在这样的文本中，马克思通常很少使用异化概念。这里的道理在于：一方面，为了便于缺乏哲学基础的普通读者理解自己的思想，马克思当然要尽量少用像异化这样的专业的哲学术语；另一方面，当时的德国著作家特别喜欢滥用异化概念，在与这样的著作家进行论战时，马克思为了表明自己和论战对象的区别，也会尽量少用异化概念。但这种叙述方法上的差异绝不能成为那种认为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已经抛弃了异化概念的错误观念的依据。相反，我们应该看到，马克思作为一个伟大的学者注意到了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之间的差异。事实上，在后一类文本中，虽然马克思很少使用，甚至不使用异化概念，但这一概念所要表达的含义却到处喷涌出来[35]。这就启示我们，重要的是把握问题的实质，而不是做表面文章。
第二，马克思异化概念发展中的“视角转换”(transformationof perspective)与阿尔都塞在描述马克思思想发展时提出的“认识论断裂”(epistemological break)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别。
这一差别的具体表现形式是：第一，阿尔都塞研究的是整个马克思思想的演化史，而本文研究的则是马克思异化概念的发展史。虽然这两者之间存在着部分重叠的关系，但着眼点毕竟是不同的。第二，“认识论断裂”这样的概念蕴含着一个前设，即把青年时期的马克思和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尖锐地对立起来。阿尔都塞认为，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处在意识形态(异化和人道主义)的问题框架中，而“认识论断裂”后的马克思则确立了自己理论(科学的世界观)的问题框架。本文认为，这种解释方法是缺乏说服力的，因为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既未抛弃异化概念，也未抛弃人道主义的精神。在这里，重要的是马克思的总体思路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即从青年时期的、以抽象的人的本质为基础的伦理意义上的共产主义和人道主义转向成熟时期的、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共产主义和人道主义；与此相应的是，马克思考察异化问题的视角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换，即从“道德评价优先”转换到“历史评价优先”。显然，与“认识论断裂”的简单化的说法比较起来，“视角转换”的见解更为合理，因为它既揭示了青年时期的马克思和成熟时期的马克思之间存在的思想差异，又阐明了这两个时期的内在联系。第三，阿尔都塞把“断裂”时期的著作确定为《德意志意识形态》，而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确定为“断裂的前岸”[36]。本文认为，在马克思异化概念的发展史上，“视角转换”时期应该是比较长的，因为在这个时期中，马克思必须完成两项工作：一是在总体思路上批判以抽象的人的本质为基础的、伦理意义上的共产主义和人道主义学说，抛弃“道德评价优先”的理论视角。比如，马克思写于1847年10月底的《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的直接批判对象虽然是卡尔·海因岑，实际上也是对自己青年时期的“道德评价优先”的理论视角的进一步清算；二是确立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新的理论出发点，对原先关于共产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理念进行根本性的改造，并确立相应的“历史评价优先”的理论视角。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把从《神圣家族》的写作到《共产党宣言》的问世这一时期都称之为马克思异化概念发展的“视角转换”时期。
第三，历史唯物主义在考察异化和其他一切社会现象时，既坚持历史评价优先，又兼顾道德评价的维度。
如果说，“历史评价优先”和“道德评价优先”这两个理论视角是非此即彼、相互对立的，那么，历史评价和道德评价这两个维度却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前者不能取代后者，后者也不能取代前者。我们发现，在马克思异化概念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中，道德评价不仅是优先的，而且是占绝对优势的，我们不妨称它为“强评价”。虽然青年马克思偶尔也会诉诸历史评价，但归根到底，这种评价方式处在边缘化的、弱势的状态中，我们不妨称它为“弱评价”；在马克思异化概念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即“视角转换”阶段中，随着马克思总体思路的改变，道德评价失去了自己的优先的、强势的地位，渐渐转变为“弱评价”；与此相反，历史评价的地位不断地上升，一旦“历史评价优先”的理论视角确立起来了，历史评价就成了“强评价”；在马克思异化概念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中，历史评价的优先性得到了全面的、彻底的贯彻，但马克思并没有放弃道德评价，他使道德评价在应顺历史评价的客观诉求的平台上得以展开，从而消除了以往道德评价中常见的感伤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情绪，使它获得了真正的现实性。
第四，在对马克思异化概念的解读中，只有当人们自身完成了“从道德评价优先”到“历史评价优先”的“视角转换”，潜伏在马克思异化概念发展进程深处的“视角转换”才会向他们呈现出来。
长期以来，在对马克思异化概念的研究中，“道德评价优先”的视角一直占据着支配性的位置，人们习惯于对马克思所揭露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异化现象倾泻出高尚的道德义愤和道德谴责，但与此同时，由于历史评价维度的缺席或边缘化，他们始终看不到异化作为历史现象的客观必然性及它本身所蕴含的积极意义。事实上，没有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普遍异化和物化，全面发展的个人就无从产生，而以这样的自由个性为基础的共产主义社会也无由降临。当然，共产主义要通过废除私有制的途径来扬弃异化，但总得先有异化才有可能扬弃异化。所以，重要的是从“历史评价优先”的视角出发来考察并理解异化这一客观的历史现象，抽象的、高尚的道德义愤是无济于事的。
我们发现，人们对马克思的异化概念的理解始终停留在青年马克思对异化概念理解的水平上，他们没有看到马克思异化概念本身的发展以及在这一发展中完成的、根本性的“视角转换”。历史和实践一再表明，只有当人们真正地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深入地研究成熟时期的马克思著作，从而使自己的视角转到“历史评价优先”的立场上来时，马克思异化概念的本真含义才会向他们敞开。
【参考文献】
[1]个别学者，如薛德震先生在其论文《驳在异化问题上所谓两个马克思对立的观点》中曾经独具慧眼地指出：“马克思作为唯物史观的创始人，他对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异化和人的本质的异化，并不只是停留于发泄道德学上的义愤，而是进而揭示了这种物化和异化的历史必然性，指出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一方面是历史的进步，另一方面又是在一定的狭隘的生产关系内个人之间自发的必然的联系。”(参阅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人性、人道主义问题讨论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62 页)可惜的是，薛德震先生没有沿着这个方向继续思考下去，并提出一种系统的想法来纠正人们对马克思的异化概念的根本性误解。
[2] M.瓦依达：《异化与社会主义》，陆梅林等编《异化问题》(上)，文化艺术出版社，1986年，第378页。
[3]甚至像奥古斯特·科尔纽这样的学者也认为：“由于对经济和社会关系进行深刻分析的结果，异化作为一个中心概念，越来越坚决地被实践这一基本概念所排挤和代替。”(参阅奥古斯特·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Ⅱ），三联书店，1965年，第232 页)无庸讳言，科尔纽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他没有觉察出马克思异化概念发展中的“视角转换”，也没有对成熟时期的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包括“拜物教”的理论)做出深刻的反思。而在这方面，卢卡奇的理论敏感性则远远地超越了他。
[4]美国学者奥尔曼认为：“我倾向于这样的见解，即马克思并没有一个伦理理论。”See B.Ollman，Alienation: Marx’s Conception of Man in Capitalist Society (second e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6，p.44.当然，退一万步说，即使马克思没有其独立的伦理理论，也并不妨碍他从伦理学维度出发进行思考和评价。事实上，正因为奥尔曼没有区分出马克思异化概念中存在的两个不同的视角，所以他的《异化：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的观念》一书并没有提出实质性的新见解。
[5]有的学者，如胡福明先生在《“异化劳动”理论初探》一文中指出：“分清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异化思想与《资本论》中异化概念的不同性质，是很重要的。”(参阅《人性、人道主义问题讨论集》第440页)这一见解无疑是重要的，但由于胡福明先生未意识到马克思异化概念发展中存在的这一“视角转换”，所以他的上述见解并没有引申出实质性的研究成果。
[6]戴维·麦克莱伦:《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65-66页。
[7] 事实上，黑格尔在耶拿时期撰写的《伦理体系》(1802-1803年)、《实在哲学》(1803-1806年)中已经触及到“劳动”和“异化”的关系问题，但马克思却在未见到这部手稿的情况下，凭借自己对《精神现象学》的解读和天才的猜测，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了“异化劳动”的新理论。无独有偶，卢卡奇也在尚未接触到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情况下，通过对马克思的《资本论》的解读和天才的猜测，在《历史与阶级意识》 (1923年)中创造性地提出了“物化”问题，从而对当代西方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1-22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2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3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35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0页。
[13] 奥古斯特·科尔纽：《马克思的思想起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55页。
[14] 奥古斯特·科尔纽：《马克思的思想起源》，第59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31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04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4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40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75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17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44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68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04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8-109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520页。
[26]《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2页。
[27]《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923页。
[28]《资本论》第1卷，第88-89页。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86页。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9页。
[31]《资本论》第1卷，第829页。
[32] 正如前苏联学者纳尔斯基在《论“异化”概念在哲学史上的发展》一文中所指出的：“我们认为，把异化范畴应用于社会生活范围之外是不正确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参阅《异化问题》(上)，第214页。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16-317页。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95页。
[35] 比如，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常常使用的“雇佣劳动”概念与青年时期的马克思使用的“异化劳动”的概念虽然在称谓上不同，其实质却是完全相同的。马克思本人也向我们指明了这一点：“从资本和雇佣劳动的角度来看，活动的这种物的躯体的创造是在同直接的劳动能力的对立中实现的，这个物化过程实际上从工人方面来说表现为劳动的异化过程，从资本方面来说，则表现为对他人劳动的占有。”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60页。
[36] 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3-14页。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