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是现实与过去的对话，纪念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形象塑造至关重要，具有再造历史的作用。在近现代中国，纪念活动通常由党派组织，纪念与政治的关系密不可分。五四运动因其特殊的历史地位和持久的思想影响，从其发生后迄今，纪念活动几成常态。自五四运动发生后，世人对其历史意义的看法就存在很大分歧。五四运动的历史地位是以追加的形式赋予的，这些追加的形式包括纪念、追忆和历史解释。这种追加投入，宛如雪球越滚越大，这就是“纪念五四”被赋予的意义可能远大于“五四本事”的原因。美国学者柯文在解析纪念与历史事件的关系时说，“周年纪念是纪念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最常见最有影响的形式”，一方面，“人们经常利用周年纪念来重温他们认为有积极意义的历史事件”；另一方面，“人们利用周年纪念提供的机会对各自理解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争论不休，并质疑以前纪念某人和某事的方式是否合适”；“总体而言，周年纪念可在现实与历史之间筑起一条情感桥梁，对纪念的人物和事件加以重新塑造，以适应现在的人们和政府不断变化的看法”。解析“纪念”这种形式在阐发五四运动中的作用，有助于理解五四运动在中国现代政治文化中的发酵效应。

“五四”成为纪念日，从1920年的第一周年即已开始，纪念五四运动与之后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关系极为密切。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研究系、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国家主义派、国民党内各派人士、共产党及其左翼都以自己的方式和活动纪念五四运动，争夺关涉“五四”的话语权。这些党派纪念五四运动的言行足以表现当时政治与“五四”的纠葛，也可显现民国时期的政治文化生态。在1949年以前，刊登纪念五四运动的报刊媒体林林总总，据其党派属性，大致可分为四个系统：(一)研究系，如《晨报》(1920—1925年)；(二)国民党，如《民国日报》(1924—1930年)、《中央日报》(1929—1948年)等；(三)共产党及其左翼，如《新中华报》(1938—1940年)、《新华日报》(1938—1939年)、《解放日报》(1941—1946年)、《人民日报》(1949年)等；(四)中间派，如《大公报》(1935—1948年)、《独立评论》(1935年)、《读书知识》(1940年)、《观察》(1947—1948年)、《北大半月刊》(1948年)、《燕京新闻》(1947—1948年)等。笔者即以此分类为基本线索，勾勒新中国成立前报刊媒体的“五四地图”，并对纪念五四运动的话语文本及其党派属性作出简要分析，以显现纪念“五四”与报刊媒体、党派政治的内在联系和历史关系。

一、研究系报刊纪念“五四”

研究系是五四时期颇为活跃的政派，在新文化运动中发挥过重要作用。《晨报》是研究系在北京掌控的最有影响力的报纸，1918年12月由《晨钟报》改名而来。翌年2月7日，宣布改革第七版，增添介绍“新修养﹑新知识﹑新思想”的“自由论坛”和“译丛”两栏，内容多为宣传新文化。五四运动爆发后，《晨报》持赞助态度，不仅持续报道五四运动的进展，而且刊登了与五四运动相关的重要文件和评论文章，如罗家伦《北京全体学界通告》(5月5日)、许德珩《北京学生界宣言》(5月6日)、涵庐《市民运动的研究》(5月6日)、顾兆熊《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之示威运动与国民之精神的潮流》(5月9日)、北京学生联合会《北京学生界罢课宣言》(5月20日)等，可谓五四运动的传声筒，《晨报》的销售量因此激增。1920年7月，《晨报》第七版由孙伏园主编，以后又经他改出四开四版的单张，报头定名为《晨报副镌》。1925年10月1日，徐志摩接手《晨报副刊》主编。

1920年5月4日，《晨报》特辟“五四纪念增刊”。编辑表示：“今天是‘五四’纪念日，本报增刊一大张，随报附送，不另取资。凡有未送到的，请向送报人索取。增刊的目录如左(来稿迟到的，登在第七版附录里面，请注意)。”第二版“论评”栏刊登“渊泉”(《晨报》主笔陈博生的笔名)《五四运动底文化的使命》，可算是社评。该文从文化使命的视角定位五四运动：“世人往往把‘五四运动’看作政治的运动或且是国家的运动，我以为是社会的运动、国际的运动。‘五四运动’是社会的运动、国际的运动，所以在文化上才有很重大的意义和很重要的使命”，“要求社会的解放和实现国际的公正，就是‘五四运动’底文化的两大使命”。陈博生反对流行的两大观念，“‘五四运动’绝不是褊狭的爱国运动，也绝不是无聊的政治运动”，其笔锋所指的是激进的学生运动和他背后的国民党、国家主义派。随后的梁启超《“五四纪念日”感言》一文称：“去年五月四日，为国史上最有价值之一纪念日，盖无可疑。价值安在，则国人自觉自动之一表征是已。”他认定“此次政治运动，实以文化运动为原动力，故机缘于此，而效果乃现于彼”，“今后若愿保持增长‘五四’之价值，宜以文化运动为主而以政治运动为辅”。梁启超寄望“今日之青年，宜萃全力以从事于文化运动，则将来之有效的政治运动，自孕育于其中，青年诚能于此点得大彻大悟，则‘五四纪念’庶为不虚矣”。由此来看，他们二人的看法表达了研究系的基调，即五四运动是文化运动，负有文化建设的重大使命。此外，当期所刊的其他文章还有黄炎培《五四纪念日获告青年》、陶孟和《评学生运动》、蔡元培《去年五月四日以来的回顾与今后的希望》、胡适和蒋梦麟《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顾诚吾《我们最要紧着手的两种运动》、罗家伦《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郭绍虞《文化运动与大学移植事业》、朱希祖《五四运动周年纪念感言》等。撰稿作者阵营之强大，显示了《晨报》特有的影响力。应约的这些作者其实并非研究系人士，多具北京大学背景，由此可看出这一年知识界对五四运动话题的高度重视。

1921年5月4日，《晨报》又辟“第三个五四”专栏纪念五四运动，编辑部为此说明：“今天是五四运动第二个纪念日，学界的人自然是耿耿不忘的，就是非学界的人，也不能忘记，并且也不可忘记。本社因为这个意思，所以把今天的报特别变个体裁，所有对于五四纪念的言论，都排印在二、三、六版，使大家揭开纸就看见。其余新闻排在六、七版，并且把比较不十分紧要的都省略去，请读者注意！”刊登的纪念文章有胡适《黄梨洲论学生运动》、瞿世英《五四与学生》、高一涵《将来学生运动的责任》、孙几伊《五四的回顾与希望》、孟寿椿《“五四纪念”与“精神劳动纪念”》、李大钊《中国学生界的“May Day”》、陶玄《我底五四纪念观》、章廷谦《“五四”的我感》、鲁士毅《一九二一年的五四》、钱用和《“五四”的精神》、冯淑兰《五四纪念的杂感》、平心《一年来我们学生界的回顾》、太空《五四运动之回顾》、伏庐《五四纪念日的些许感想》等。撰文作者的思想倾向殊不一致，多为京城文化名流，学生运动是纪念的主题。其中，瞿世英指出：“五四已经过去了两年了。想不到‘五四’两个字竟成了历史上一个最神圣、最鲜明的名词，他至少给我们以一种新刺激和新印象”，“五四运动的功绩不独在拒签德约，不独是罢免国贼，不独是街上添了几次学生的游行，也不独是多发了几次传单——他的功绩是给中土以一个有力的新文化运动的动机”，“五四是奉着新文化运动的使命来的”。章廷谦的观点略有不同，强调“五四”的“群众运动”一面，“就当时的运动而论，不过是一种群众运动；群众运动是一时性的，是有惰性的，想使之永久的进行是很难的；所以为了青岛问题而发生的运动，虽当时拒签了德约，到如今还是没有解决”，尽管如此，虽然许多人都说五四运动是文化运动，但“所谓‘文化运动’的成绩，比我以上所说群众运动的成绩还少”，“我们历来的失败，都因为文化运动基础太薄弱的缘故”。可见，该文更具反思的意味。

1922年 5月4日，《晨报》再辟“第四个五四”专栏，刊文有蔡元培《五四运动最重要的纪念》、谭熙鸿《纪念“五四”》、张维周《我主张学生要干预政治》、甘蜇仙《“第四个五四”底感言》、费觉天《追怀旧五四，努力新五四》、周长宪《五四运动底价值和平民阶级的觉悟》、黄日葵《怎样纪念“五四”？》、鄢祥褪《五四值得再纪念吗？》、钱用和《这次“五四纪念”的社会心理》、王仲宸《“五四”—“武士”—“无事”》；5月5日刊载章廷谦《纪念“五四”》；5月6日发表陈国榘《五四运动底精神那里去了》。《晨报副镌》5月4日另刊柏生《五月四日》。总的来看，刊文所用篇幅量与前两年相当，但作者名气似不如从前。章廷谦强调“纪念五四”的现实价值就是“使任何人都知道五四纪念日比无论什么的纪念日也都光荣，而且使任何人都以为纪念‘五四’比纪念无论什么也都值得”，这就对五四运动的价值作了最大程度的肯定，表达了各位作者纪念“五四”的心声和共识。

1923年5月4日，《晨报副镌》发表章廷谦《所望于今之教育界者》。5月5日，《晨报》刊出《昨日之五四纪念大会》，内载北京学生联合会在女子高等师范召开纪念“五四”大会上陈启修、朱务善、李大钊三人的演讲，他们全为共产党员。陈启修演说内容集中于打倒军阀、裁兵、否认现政府和现国会、维护人权、教育独立、对外作国民的“自动外交”等。李大钊诉说了学生干政的理由：“今天是‘五四’纪念日，是学生加入政治运动之纪念日，也是学生整顿政风的纪念日。因为政治不澄清，使我们不能不牺牲求学之精神，而来干涉政治。”中国共产党开始利用纪念“五四”的活动做政治动员。

1924年5月4日，《晨报副镌》“特载”一栏刊出纪念五四运动的文章有夷初《五四》、朱务善《五四运动给国人对外的印象》、谭仲逵《五四纪念与青年的责任》、董秋芳《五四运动在中国文学上的价值》、赵国钧和萧友梅《五四纪念爱国歌》、王振钧《五一与五四》、冈念《五四杂谈》。5月5日发表君度《五四运动之革命的涵义》。

1925年5月4日，《晨报副刊》特辟“五四运动纪念号”，刊文有梁启超《学生的政治活动》、汪典存《每逢五月便伤神》、张维周《噫，五四运动！》、谭仲逵《五四运动与中国国家的前途》、止水《又要添一个纪念日罢！》、唯理《大学与学生》。5月6日发表汪震《想起来的几句话》、龚漱沧《五四运动纪念日的感想》。梁启超在文中把“五一”与“五四”作了比较：劳动节的“五一”是世界性的，学生节的“五四”是中国的；“五一”的价值如旭日初升、隆隆日上，“‘五四’这个名词，不惟一般社会渐渐忘记，只怕学生界本身对于他的感情也日淡一日”。对“五四”的评价不再如当初那样高调，而似有贬意。梁启超以为纪念“五四”“就是纪念学生们的政治活动。然则纪念‘五四’，当然是要希望学生继续这种活动了”。鉴于当时政治“乱七八糟”的情形，他直率地说：“中国现在并没有政治，现在凡号称政治活动的人，做的都不是政治活动。”因此奉劝青年学生：“现在所谓政治是万恶渊薮，现在所谓政治活动是诱惑青年一大坑陷。”这番言论多少表现出梁启超对中国现实政治心灰意懒的心态。

综上所述，从1920年到1925年，《晨报》纪念五四运动的专栏特别引人注目，可以说在报刊媒体界中独领风骚，为思想文化界提供了一个共享平台，显示了职业新闻人的特色。该报所约作者不限于某一特定党派，在教育界具有相当代表性。研究系及其代表人物——梁启超的“五四”话语虽表露出某种思想倾向，但大多数作者是从文化的角度认识五四运动，并不称其为“主义”，更不用说是意识形态。1926年《晨报》依附于奉系军阀张作霖，以后就不再见刊登纪念五四运动的文章了。

二、国民党报刊系统纪念“五四”

国民党与五四运动的关系颇为密切，在运动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五四运动发生后，国民党领导人在《民国日报》《星期评论》《建设》等报刊发表文章，对五四运动给予热情支持。在国民党当政的年代，国民党纪念五四运动的主要舆论阵地先后有《民国日报》《中央日报》两大报纸。

《民国日报》1916年1月22日在上海创刊，初为中华革命党所控。1924年2月国民党一大后成为国民党中央机关报，日出四大张。早在1920年5月4日，《民国日报》(上海)就刊出邵力子的随感录《五四纪念日的感想》。文章表示：“‘五四纪念’到了，我想各报馆都要有几句敷衍的文字，但在实际上，对于新理想，仍是怀疑，对于旧势力，依然承认。”1921年5月4日又刊出署名“心如”的《“五四运动”的二周年感想》。1922年5月4日刊登邵力子《五四运动的精神》。1923年5月4日刊登楚伧《“五四”运动后的学生》。1924年5月4日刊登楚伧《打通“五四”“五一”的障壁》。1925年5月4日，《觉悟》副刊停刊，由上海学生联合会编辑的纪念“五四”专刊替代，共刊出记者《敬告学校青年》、张永和《瞻前顾后！纪念五四》、光前《纪念五四的意义》、高尔松《五四纪念的感想》、杨幼炯《青年革命的第二期》、刘一清《五四运动与民众组织》、刘康侯《五四运动与辛亥革命》等七篇文章，其气势与同期《晨报副刊》纪念五四运动的文章旗鼓相当，这可能是《民国日报》为抵消《晨报》的影响而有意作出的安排。1926年5月4日仅刊出署名“飞”的《五四“感言”》一篇文章。综上来看，《民国日报》除1925年刊登较大篇幅纪念五四运动的文章外，其他年头都只有一篇短文，略加表示而已。这些纪念五四运动的文章，并不具多大影响力，但已显现与国民党“国民革命”话语相衔接的某些特性。如邵力子强调了五四运动的牺牲精神：“五四运动精神如何，乃是为民众而牺牲。到民间去吧，这一条坦道是永能保持这个精神的。”叶楚伧则表达了政治优先、国民革命优先的看法：“要争外交，要读书，须先刷新政治，要刷新政治，须推倒国内外的压力，要推倒国内外的压力，须以国民的资格，加入国民革命运动。”高尔松认为：“什么是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不过是中国人民不甘服于帝国主义与军阀官僚双重的压迫，自然的发生了一种反感的行动罢了。简言之，五四运动，乃纯粹是中国民众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政治的运动罢了。”这些文章明显也在呼应国民革命。国民党对五四运动的政治定性截然不同于研究系的“文化运动”一说。随着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推进，北洋政府大势已去，舆论导向从《晨报》逐渐转到《民国日报》。

1927年5月4日，《民国日报》在附刊“前敌之前敌”中刊出赵澍《五四运动与国民革命》、陶百川《五四运动的前前后后》、夏赓英《拿出“五四”的精神来》、贺岭僧《应该怎样纪念五四》、翼鹏《谈五四运动》、报道《今日之“五四”学生运动大会》，“教育”栏则刊出翊新《如何保持并发展五四的精神》。这几篇文章并不是专栏文章，而是置于“行易知难号”里面。与过去《晨报》的风格不同，这期《民国日报》纪念五四运动的文章带有鲜明的党性色彩，作者均为国民党人，其言论完全从孙中山学说的立场出发。当天，国民党在上海举行“二十万人纪念五四”大会，其意“继续五四精神，一致加入国民党，努力国民革命”。这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第一次举行纪念五四运动的大会，声势之浩大为此前历次学联组织的“五四”纪念活动所远不及，把纪念五四运动转换为国民党的政治动员，这样的场景在以后不断重演。

在南京国民政府十年期间(1927—1937)，国民党控制的报刊几乎主导了纪念五四运动的舆论。《民国日报》1928年5月4日刊登的纪念文章有德征《纪念五四的意义》、彭学海《五四运动与帝国主义》、《五四纪念告上海青年》。5月10日、11日刊出胡适《五四运动纪念》，这是《民国日报》唯一一次刊登胡适纪念五四运动的文章，不排除是国民党上台伊始对胡适的某种示好。随着人权论战的开展，国民党控制的报刊在宣传反共思想的同时，又展开对自由主义的清算。1929年5月4日发表金志骞《五四运动之经过及其影响》、笑鹜《统一青年的革命思想》。对五四运动的负面评价开始出现在金志骞的文章中，“这伟大的五四运动，这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实际上是失败的运动，是走错了方向的民众运动，她所给予我们的，只是无限的遗憾，莫大的悲哀！”1930年5月4日刊出社评《纪念“五四”》、陶愚川《纪念光荣伟大的五四运动》。后者在分析了五四运动的发生、影响及与学生的关系后表示：“我们要认清时代，现在不是五四运动的时代了，现在是我们专心求学，努力教育建设的时代了。”《民国日报》“上海党声”专版还刊出秋魂《五四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一文，以反省的口吻指出，五四运动一方面破坏太过，一方面又不及廓清封建势力，“‘太过’与‘不及’交织成了五四运动失败的象征，人们真不会相信这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究其实，竟是失败了的运动”。作者认定：“中国社会始终是以政治问题为中心的，凡是抛开了政治的种种改革运动，必定不会成功的，几年前高唱着的‘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宗教救国’等等不是都已悲惨地失败了吗？五四运动的所以失败，根本原因，也就是这一点。”国民党对五四运动的这些负面评价，多少透露其政策转向的信息。抗战胜利后，复刊的《民国日报》于1946年5月4日发表社评称：“吾人之时代，异于五四时代之时代；吾人之精神，亦异于五四时代之精神；吾人在今日实不必游行示威，贴标语，喊口号，以从事打倒卖国贼为能事。吾人之所努力者，应与其国策相符合，即应以努力完成工业化为职责，青年应负之责任甚多，而其最急要者莫如此。”这种“五四时代过去了”的论调，表面上看似超前，实际上是倒退了。

《中央日报》1928年2月1日创刊于上海。作为国民党的中央机关报，它很快取代《民国日报》，成为国民党纪念五四运动的主要报纸。1928年5月4日，《中央日报》设“五四纪念专刊”，刊发署名“雪崖”的社评《五四运动的成绩》、《今天是五四纪念日》、《上海特别市党务指导委员会临时民训委会为“五四”纪念告上海青年》、《沪学联会五四纪念告同学书》、《全国学生总会为五四纪念节告全国同学书》、《五四纪念宣传大纲》(上海特别市党务指导委员会颁发)、《五四纪念爱国歌》、《警备部政训部为五四纪念告全国学生书》。这些文件明显具有政治动员和政治宣传的作用，向青年发出新的号召：“我们要知道，那一次的五四，是没有组织，没有主义，而是情感的结合，尚有如此成绩；今后在本党指导之下，有主义，有策略，有目的，去和敌人奋斗，当然是能达到我们的目的！亲爱的青年们！联合起来，在本党指导之下，完成五四未竟的工作。”1929年5月4日刊登署名“慎予”的社评《怎样纪念五四》、《京市党部宣传部为五四纪念告青年》。5月5日刊发《悲壮激昂之五四运动十周年纪念会》《中央军校特别党部昨举行五四纪念大会演说词》，何应钦在演讲中批评五四运动和当时流行的国家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学生没有严密的组织和中心思想，这是五四运动失败的主要原因。因为当时，总理的著作虽有若干出版，但尚未普及，而且在军阀势力之下，国家主义思想是军阀所欢迎的，共产主义因为共产党远在俄国，是军阀所不注意的”。何应钦的看法在当时国民党军政要人中具有一定代表性。1930年5月1日发表社论《为纪念五四运动中宣部告全国青年书》。5月4日发表《五四运动十一周纪念告青年书》《五四运动纪念标语》，毫不掩饰以三民主义规训青年学生的目的。告青年书就特别提示五四运动的成功应归功于国民党三民主义的领导，青年学生只有继续“以三民主义为皈依”，“才可保存其革命的精神”，“以努力实现三民主义的精神来纪念五四运动，才有纪念五四运动的真意义”，并明确发出警示：“我们革命的青年学生热血未定，学无素养，往往惑于邪说，在不知不觉间违背五四的精神，大干其反革命的勾当。这是何等不幸的事啊！究其原因，实因没有中心思想所致。须知努力实行本党所手创的三民主义，就是纪念五四运动的大道。”1931年5月4日刊登社评《五四运动与今后学生应努力之新途径》，对五四运动及其后续流弊作出分析，“五四运动虽发动于学界，而同时呼应者则有全国工商界各团体，影响所及，波动范围之广。且非同仇敌忾之精神，纯粹激于爱国心之驱使，不掺杂何种自私及权利观念，尤至足多，五四运动之所以值得吾人今日回忆者此也。虽然，此特就其好的方面言之耳，至由五四运动间接所接生之坏影响亦殊不妙，自五四运动以后，学生自视，几若天之骄子，风气嚣张，学潮迭起，求学时期，群驱政治之活动，冀为毕业后求出路，正常之学业，则遑不计及。什种情形，十余年来，为全国学界之普遍现象”，并在“党务”栏刊登消息《五四运动纪念》。1933年5月4日只是刊登了新闻报道《首都各校纪念五四》。《中央日报》这几年纪念五四运动的文章，意在理顺国民党与五四运动的历史关系，对五四运动作出合乎三民主义要求的评价，指示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与国民党保持一致，在教育领域实施三民主义的党化政策。

从1934年到1938年，《中央日报》没有刊登一篇有关纪念五四运动的文章，国民党对“五四”显然作了淡化处理。在国民党控制的刊物中，《前途杂志》《文化建设》倒是填补了这一空当。1933年5月出刊的《前途杂志》(第1卷第5号)为“纪念五四专号”，发表了刘炳藜《五月纪念的意义》、余文伟《我们对于五月纪念应有的认识和努力》、陈友生《五四运动之回忆》、黄豪《由五四到一二八之民族文化运动》。1935年5月《文化建设》(第1卷第8期)刊出一组纪念“五四”的文章，包括叶青《五四文化运动的检讨》、李麦麦《论五四整理国故运动之意义》、文夫《五四运动十七年》。这两份刊物在纪念五四运动的声浪中表达了国民党既反对带有西化色彩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又反对恢复传统的尊孔读经的双重声音。陈友生直指五四运动常为人所误解，因而失其精神，发生不良影响，“以为五四乃青年学生之运动，遂迷信青年万能，发生种种之错误主张”，“五四运动以后，倡‘青年革命’之说者颇多，结果则教育衰落，学术饥荒，真正之人才缺乏，建设之技能空虚，昔日为革命的青年，今日成无业的闲人”。文夫宣称：“我们目前所须要的文化运动是一个以国家民族的需要为基本，怎样以求适合于当今之环境的运动，如复古读经果为今日环境所需要，则自当提倡，反之，倘若无益而且有害于国家现代化的发展，那就非反对或禁止不可了。”叶青着重批评了胡适，虽然他也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的文艺复兴”，但不同意胡适将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成绩归结为“文学革命”，以为“文学革命为思想革命的产儿”，“胡适只是文学革命中偏于形式之改造，即工具之改造的人”，胡适提倡的“整理国故”带有“复古倾向”。他反对现实的尊古读经，“现在的尊孔读经、文言和土语，都是转向五四以前去的办法。其结果不独不能创造，而且复古”。这在意识形态上明显是图谋政治规训，其意当然是维护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和三民主义的正统性。

抗战时期，《中央日报》鉴于战时需要，把纪念五四运动与动员民众、激发青年的抗战热情结合起来，宣传服从领袖，国家利益至上，以达其掌控“五四”话语权之目的。1939年4月15日发表社评《纪念五四运动》。1940年5月4日发表社论《五四勖青年》、陈诚《告革命青年——民国二十九年“五四”纪念日告青年书》，其中社论特别强调“依历史的眼光来分析，那时候之所以会有五四运动，与五四运动之所以能够成功，直接间接，都可以说是受着本党革命精神所领导”。1941年5月4日发表社评《青年报国之大道》，并设“五四纪念特刊”，刊发吴铁城《“五四”的精神》、钱用和《“五四”运动回忆录》。1942年4月29日发表消息《青年节日期正在会商中，五四不举行纪念》，援引中央社本市讯：“‘五四’将届，中央各机关以‘五四’在历史意义上虽甚重大，但非法定纪念日，更非青年节，特电各省市，本年应不举行纪念会。至定何日为青年节，正由有关机关会商中。”这显然是国民党感受到纪念五四运动的左倾思潮日占上风所做的一个防范性动作。1943年，国民党可能敏感到“五四”话语权的旁落，故而打破常规，在《中央日报》开辟纪念“五四”的特辑，大篇幅地刊文，包括社论《国民革命与五四运动》、黎晋伟《五四运动之新认识》、龙蔚然《青年的任务》、吴□贤《青年应该走那条路？——为纪念“五四”作》、君油《五四运动之今昔观》、傅斯年《五四偶谈》、罗家伦《五四纪念与全国青年第三次大团结》、华《谁是青年的领导者》、张□□《五四运动对妇女的影响》、海啸《事实与成见》等。从傅斯年自称是“一位西南联大的同学强我写此一文”一语看出，这组文章的发表似乎另有背景，而从其肯定“‘五四’已经成就了他的使命了”“其为颠覆军阀之前驱则一也”以及“‘五四’未尝不为‘文化的积累’留下一个永久的崖层”这几点来看，显然又发出肯定“五四”价值的正面声音。不过，社论所表现出的倾向与以往国民党对五四运动的定调并无二致，“‘五四’实是国民革命中一个支流，这一个支流，经过四年的时间，仍旧汇宗于国民革命的大海”，“‘五四’时代的青年要想爱国而难于得到机会，掀动了全国的社会运动而仅得表现其爱国之情绪”，“今日全国青年，惟当竭尽全力，服从领袖，贡献能力，就是爱国的最大表现，也就是发扬‘五四’的精神”。这就将五四运动视为国民革命的支流，把“五四”的爱国精神与当前的抗战事业所需要的“服从领袖”联系在一起。1944年5月4日发表社论《青年运动的又一阶》，把五四运动与戊戌维新、抗日战争作了比较：“‘五四运动’的波澜壮阔远较‘公车上书’为壮阔，但比起七年的全面抗战，甚至于抗战高潮里面青年从军的运动，却又不免黯然无色。‘五四运动’的动机，主要是朦胧的祖国爱和民族感，其影响所至，如果没有汇合于国民革命之中，必至于像蔡孑民先生所说：‘学生运动成了强弩之末’。五四所激起的文学革命，亦必有待于国民革命的发展，而后有光芒，有成果。最近的智识青年从军运动，则以比五四运动更明白更深挚的祖国爱民族感为出发点，以献身于苦战血斗的阵营。两相比较，五四运动便不如这一次智识青年从军运动的伟大壮阔和坚决确实。”这实际上在鼓励知识青年投入抗战从军运动，显然是当时的国家需要，而所谓“进一阶”则是希望将来的青年运动“转到和革命主潮并驾齐驱的一阶”。1945年5月4日发表社论《展开现阶段的青年运动》、知白《五四运动的本质》，其中前者鼓励青年积极投身抗战：“今日中国青年献身于抗战，不仅是完成国家独立自由所必需，且是捍卫民主政治所必需”，“今日在国家为独立、民主与科学而从事最后战斗的时候，每一觉悟的青年！在这一有意义的节日，就应立下决心，继续去年十万从军青年的雄壮步伐，参加抗日战争”。后者则指出，五四运动之初，“其对外的一面，是反对日本的侵略；其对内的一面，是反抗北京政府的卖国”，青年是五四运动的中心力量，后来又成为国民革命的中坚。

抗战胜利后，《中央日报》适时地根据国内形势的演变，调整宣传策略，借纪念“五四”之名，行反共宣传之实，重申国民党对五四运动的领导地位，指责反对美蒋的学生运动受中共操控，引导青年学生走“建国”之路。1946年5月4日发表社论《“五四”精神之发扬》，矛头直指共产党，“假若共产党今日也还纪念五四，就不要忘记五四的爱国意义，更不要无视当前中国人民正在发扬五四爱国的精神，这精神是不可对抗的伟大力量”。5月5日发表的蜚声《纪念五四应有的认识》表示：“目前中国需要最迫切的是和平团结，建立一个工业化的民主新中国，这就是三民主义的实现！”如果青年“放弃了责任，丧失了爱国精神，今天就不配来纪念五四”。5月6日《中央副刊》发表侯震宇《中国划时代的两次学生运动》，宣称“五四时代过去了”，“现在的青年，只有除去了五四时代的恶果，而执着五四的圣餐，不站在工作的岗位上，就应埋头作科学的研究，不去作学习的努力，就应挺身担当建国的任务”。连续三天发表纪念“五四”的文章，其意并不是针对五四运动本身，而是当时的青年学生运动。1947年5月4日借社论《蔡孑民先生的警语》一文攻击“今日共产党制造并利用学生运动，对于我纯洁的青年学生，正是蔡孑民先生所说道旁儿杀马的悲剧”，“共产党的学生运动，不是爱国运动，而是亡国运动，不是科学运动，而是教条主义”。此时国民党已深深感受到学生运动对自身政权的威胁。1948年5月3日发表社论《青年学生们！发扬独立精神，不盲从不附和不受利用，去创造光荣伟大的历史》。当时正逢国民党召开国民大会，宣布实行“宪政”，故而社论张扬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今年的五四，我们更要反对外力，更要割除败类”。5月4日再发社论《念五四，看当今》，赤裸裸地展示其反共立场：“时至今日，却又有所谓经济史观那一套新经济运动的出现。于是科学变成马列主义的教条，民主变成暴民专制的铁幕，这是文化运动的逆流，也是科学与民主的变质……所以我们纪念五四，不能不坚持文化运动的本质，而以民主反铁幕，以科学反教条。”这是《中央日报》在大陆时期最后一篇纪念五四运动的社论。从其火药味极浓的文字中，人们可以嗅到意识形态的冷战已在中国降临，纪念“五四”成为国共斗争的另一个战场。

从《中央日报》有关五四运动的纪念报道和发表的纪念文章可以看出，当时纪念“五四”的活动和宣传都直接听命于国民党党部和宣传部等。这些机关颁发宣传大纲，统一纪念口径，组织纪念大会，相关消息报道也常常刊登在“党务”一栏。《中央日报》在20年间(1928—1948)十余次发表社论纪念五四运动，频次之高为其他报刊所无法比拟，显示国民党的确重视对“五四”话语权的支配和利用。《中央日报》在不同历史阶段因应当时的形势，配合国民党的战略布局，在纪念五四运动时采取不同的宣传策略，目的是维护国民党的合法统治地位，整合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对五四运动所标榜的“民主”与“科学”进行三民主义的改造。

1949年5月4日，《申报》刊登国民党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张道藩的纪念文章《“五四”运动的认识》，重弹“‘五四’运动的远因，是三民主义文化思潮所陶铸的”老调，坚称“总理因揭三民主义的大旗，以倡导国民革命，方向既极端正确。复以党人宣传之深入，故能普及于各阶层的人士，于是知识青年及思想界领导人物，咸能有革命的自觉，流波所及，逐演成光辉史乘的五四运动。故即今而纪念五四，吾人不能不饮水思源，俞为三民主义而尽其最大的努力”。国民党的这种三民主义“五四观”可以说始终如一，在其撤离大陆的最后时刻也未曾动摇。

此外，抗战时期国民党纪念五四运动，对节日名称的变更多少表现出其心理纠结的一面，其中变故颇耐人寻味。1938年7月9日，三民主义青年团在武昌成立后不久将“五四”定为青年节。此举可能因战时原因，没有进入立法程序，只是约定俗成，因此并不算“法定节日”。其实此前纪念“五四”的活动，不管是自发的还是组织的，都不是“法定”活动。1943年，三青团在重庆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每年阳历3月29日为“青年节”，以纪念黄花岗起义殉难的72位烈士。这样，“五四”作为节日实际上就被废掉。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时将其成立日定为“文艺节”；1944年，第六届年会又改订5月4日为“文艺节”，并于1945年5月4日发表《为纪念文艺节公启》，第一次举行庆祝活动。此举得到国民党的认可，以后几年文艺界每逢“五四”即作为“文艺节”相庆。很多人把“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决定“五四”为“文艺节”之举，看作是国民党所为，并不完全符合事实，应当说首先是当时文艺界人士自身所做的一个选择，郑振铎《迎“文艺节”》《说“文艺节”》两文，便可以证明这一点。

三、共产党及其左翼报刊纪念“五四”

五四运动爆发时，中国共产党虽尚未成立，但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积极投身其间，是北京及各地学生运动的领导者或活跃分子。毛泽东曾认定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早期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纪念五四运动的文章都是发表在《时事新报》《晨报》等研究系主办的报纸上，观点与其他革命人士的区隔并不明显，如陈独秀将五四运动精神归结为“(一)直接行动；(二)牺牲的精神”；李大钊似稍进一步，他把“五四”看作与“五一”一样的节日，“因为这一天，中国学生界用一种直接行动，反抗强权世界，与劳动界的五月一日，有同一的意味，所以要把他当做一个纪念日”。随着共产党自己创办的《中国青年》《向导》《新青年》(季刊)等刊物的出现，共产党人纪念五四运动的文章开始零星出现，如恽代英《自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青年》第26期，1924年4月12日)、代英《惊心动魄的五月》(《中国青年》第29期，1924年5月3日)、瞿秋白《自民族主义至国际主义——五七—五四—五一》(《上海大学周刊》第1期，1924年5月4日)、育英《五四运动的真精神》(《共进》第61期，1924年5月10日)、西岩《五四运动六周年纪念》(《共进》第81期，1925年5月1日)、太雷《五四运动的意义与价值》(《中国青年》第77—78期，1925年5月2日)、双林(瞿秋白)《五四纪念与民族革命运动》(《向导》第3卷第113号，1925年5月3日)、太雷《五四纪念告广东学生》(《人民周刊》第11期，1926年5月4日)等。这些文章实际上承担着宣传新生的共产党主张的功能。瞿秋白将五四运动与社会主义思潮勾连起来，“表面上五四运动仍旧不过是排日的民族运动，而内容上却实现了民权主义的真原则(革命的独裁制)。五四运动的发展，摧毁一切旧宗法的孔教，急转直下，以至于社会主义，自然决不限于民族主义了”。林育英归纳“五四运动的真精神”是“反抗的精神”“合作的精神”“不息的精神”。张太雷对五四运动作出新的定性：“中国的民族运动自从五四运动才渐渐变成近代的民族运动——有组织的群众的反帝国主义与军阀的运动”，“五四运动实开中国革命的新纪元”。大革命时期共产党人并没有设置专刊纪念五四运动，这可能与当时党的工作重心放在工农运动、学生运动置于工农运动之后有关。

但青年工作毕竟是中共早期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中共将纪念五四运动逐步纳入青年工作的一环。1924年4月，由陈独秀、毛泽东共同签署的《中共中央通告第13号——关于“五一”“五四”“五五”“五七”之纪念与宣传》强调：“‘五四’纪念当然以学生为中心，同志们演说词中，须发挥五四运动两个重要的意义：(一)恢复国权运动；(二)新文化运动。此时国外列强之压迫，国内旧思想之反攻，都日甚一日，因此，五四运动之精神仍有发挥之必要。”1926年4月，《中共中央通告第×××号——关于五月各纪念日之宣传工作》提到：“‘五四’是中国民众第一次自觉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纪念日，领导这个运动的是青年学生。这天的宣传，应以学生为中心，在这革命潮流低落学生群众亦随之分化的时期，我们应提出学生会统一和回复‘五四’精神的口号。”这两份文件显示中共早期把纪念五四运动当作发动学生运动的一种方式和策略手段。

十年内战时期，中共转入地下。1929年是五四运动十周年，共青团机关报《列宁青年》刊登得钊《中国学生已往的光荣和今后的去路——纪念“五四”运动》、少峰《今年“五四”纪念节对于青年学生之希望》两文。前文分析了五四运动的缺点：“‘五四’运动时代，中国工人阶级尚未扩大，没有在运动中起领导的作用。这次运动在一般学生领导之下，就不能走上革命的正轨(如单独反日，没有认清一切帝国主义国家都是中国民众的敌人，甚至有浓厚的亲美倾向)，同时也不能持久。这个可说是‘五四’运动的最大弱点。后来的‘五卅’运动，因为是工人阶级所领导的，就纠正了这种弱点了。”后文则针对南京政府利用纪念节进行政治动员提出对策：“‘五一’、‘五三’、‘五四’、‘五五’、‘五七’、‘五九’都到了，轰轰烈烈的‘五卅’纪念也在眼前了！国民党正在利用这些革命纪念节，来遮掩他们自己的反革命行为，同时都禁止民众的一切纪念运动，我们必须坚决的起来反对，自动的起来举行种种纪念运动，唤醒广大民众的革命意识，提高广大民众直接斗争的精神和运动。”5月8日，《红旗》第20期发表毛达《“五四”运动与中国无产阶级》一文，提出重新估量五四运动的问题：“现在的南京政府也把每年的这一天看做一个纪念日。这就是说，国民党这一天要企图更扩大他的影响，特别是在学生群众之中的影响。现在战斗的工人群众也必须估量1919年‘五四’事件的意义，以及后来学生群众参加历次革命运动的意义。”在这个时期，中共中央的文件几乎不再提及纪念“五四”。由于政治斗争的特殊性，这十年间，中共及左翼纪念“五四”的文章极其少见。在苏区创刊的《红色中华》(1931年12月—1937年1月29日)没有发表过专门纪念或谈论“五四”的文章，只在1933年4月20日第71期一篇题为《“五三”“五四”“五七”“五九”》的文章里夹杂着对“五四”的简略介绍，篇幅不过100多字，而对“五一”“五卅”的纪念文章则较多出现在该报，说明当时共产党的注意力已完全转向苏区的根据地和白区的工人运动，对学生运动淡然处之。身在上海的知名左翼作家茅盾发表过《“五四”与民族革命文学》(《文艺新闻》1932年5月2日)、《从“五四”说起》(《文学》1934年4月1日)两篇以“五四”为主题的纪念文章，这可能是他的个人行为，算是一个例外。

中共对“五四”话语的强有力介入是在新启蒙运动之后。从1936年到1937年的新启蒙运动是左翼与中共对“五四”以来文化思想发展状况的一次大讨论，也是力图超越“五四”的一次大挺进，所谓“新启蒙”的意图即在于此。相关的讨论已经不少，在此不作赘述。在新启蒙运动中，张申府这位当年北大的学生以纪念的姿态发表过《五四纪念与新启蒙运动》，对新启蒙运动自有别解，以为新启蒙运动“必是理性运动”，“在文化上，这个新启蒙运动应该是综合的”，“五四的缺欠是不免浅尝”。党内宣传工作者如陈伯达、胡绳、何干之、艾思奇等更多的是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对五四运动作出阶级分析，对新文化运动张扬的个人主义给予“理性的批判”。在中共的话语系统中，五四运动开始成为建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出发点。

1937年6月15日出版的《认识月刊》第1期发表陈伯达《论“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文，该文称：“‘五四’——这只是表示了这次新文化运动整个时代的里程碑。这次新文化运动的整个时代，事实上应该上溯到民国四年《新青年》的出版(五四前四年)，而以民国十年关于社会问题的讨论和民国十二年所谓‘人生观之论战’为终点(五四后四年)，接着‘人生观之论战’，便是政治上狂风暴雨的时代了。”这篇文章明确指定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限(1915—1923年)和范围(从《新青年》创刊到“人生观之论战”)。后来人们使用“五四新文化运动”或者广义上的“五四运动”，其意大体沿承了该文的意思，“五四新文化运动”遂作为一个固定名词流传开来。该词偏重运动的政治、文化双重性质的说明，是将作为文化革新的新文化运动与作为政治事件的五四运动迭合在一起。

抗日战争时期，《新中华报》(1937年1月29日由《红色中华》改名而来)、《解放日报》(1941年5月16日创刊，实由《新中华报》停刊后改名)是中共在延安的最重要报纸，也是纪念五四运动的主要发声阵地。《新中华报》于1938年5月10日刊登了艾思奇《完成五四文化运动的任务》，提到五四运动所追求的民主和科学精神并没有完成，其原因“第一是由于封建势力的顽强的存在(因为它得到了帝国主义的支持)，第二是由于五四，是民族文化的否定时代，不能不从民族本身的基础上发扬起民主的科学的精神，新文化基础是不坚固的”，“然而现在是完成的时候了。在目前最迫切的抗日前提之下，国共两党之亲密地合作起来，而且又加上了各党派的合作，共同为救国建国的大事业战斗”。5月20日发表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战时短期青年训练班的《为纪念“五四”十九周年致全国青年》称：“集合在青救会组织以内的廿多万会员和集合在青训班的一千多青年学生，工人，农民，商人和职员，愿在全国同胞前面，立誓为继承五四革命精神，完成中华民族解放而奋斗到底。我们拥护全国青年救亡运动的统一，我们愿在中央政府和蒋委员长领导之下，愿在抗战建国纲领的方针之下，与全国一切青年团体携手合作。”从这两篇文章可以看出，抗战初期的共产党表达了与国民党合作的真诚愿望。

1939年3月18日，陕甘宁边区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召开常委会，决定“从五月一日起到五月七日止为西青救两周年纪念与青年参战动员周。在五月四日依照各地环境举行纪念及动员大会、晚会……以后每年五月四日为青救成立纪念日，并向全国青年提议定5月4日为‘中国青年节’”。“五四”前夕，为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4月5日的《中央青委关于根据地纪念“五四”给北方局的指示》提到“从‘五一’到‘五七’进行一个青年运动参战运动周，西北青救并已提议‘五四’定为青年节”。同日，《中央青委关于大后方纪念“五四”青年节工作给南方局、中原局、东南局的指示》提到“西北青救已提议‘五四’为中国青年节，请在各青年团体中宣传和讨论”。4月6日，《总政治部、中央青委关于部队纪念“五四”青年节工作的指示》指出：“中央青委决定每年五月四日为中国青年节，并于本年五四号召全国各地举行拥护中国青年节的运动及纪念西青救成立的两周年。”这些是现在能找到的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决定将“五四”确定为“青年节”的最早依据。《新中华报》4月28日刊发胡乔木《纪念中国青年节与国民精神总动员》一文，强调纪念“五四”在国民精神总动员中的作用：“五月全月是国民精神总动员月，而五月四日，经过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的提议和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决定，又是全国青年所一致承认的中国青年节。五四本来就是中国青年运动史中极光荣的日子。到了二十年后的现在，五四所开始的抗日救国事业已经得到了大大的发展，五四纪念日本身也增加了新的意义。”从该文的意思来看，“五四”青年节的确定，是由西北青救会“提议”而由三青团“决定”的。同日发表的艾思奇《五四文化运动在今日的意义》一文特别提到，“五四文化运动所培养出来的最大的两株文化树，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发展了的三民主义”，它们“是五四文化运动里生长出来的宝贵的果实，也是今天抗战的认识基础”，“今年的五四期间，我们进行着更进一步的文化运动来配合抗战，我们在做精神总动员的运动”。国民精神总动员的三项基本原则是：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将纪念五四运动与国民精神总动员结合在一起，反映了抗战时期纪念“五四”的时代特色。

同年5月4日，毛泽东在出席延安青年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现在规定五月四日为中国青年节，这是很对的”，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毛泽东的这篇讲话后以《青年运动的方向》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成为中共指导青年工作的理论经典。5月4日至5日，中共领导人博古在《新华日报》发表长篇论文，对五四运动的历史背景、发生经过和思想基础作出系统论述，特别指出五四运动值得注意的四点，其中第二点对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的比较颇有意思：“直到辛亥革命止，中国的革命者在进行革命斗争常用的手段是：集合志士，联络会党，运动军队，实行起义。而五四运动则教会了中国人民使用新斗争方法：罢课、罢工、罢市、街头演讲、群众示威、抵货等等。中国革命者的组织形式则直到辛亥革命为止没有越出带着浓厚宗教意味的秘密结社之外，辛亥革命时则在中山先生的领导开始创建了政党。而五四运动则教会中国人民使用新的群众组织形式：工会、学生会、全国学生联合会等等。自然，这种斗争方法和组织形式，在五四以前亦曾经局部的出现过，但是使这些斗争方法和组织形式在全国规模的运动中在千百万群众亲身的经历中来大规模的成功的使用，则自五四运动开始。因之，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革命的方法与组织形式的一个重大的转变。这对于中国革命运动以后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和意义。”博古的这番痛快淋漓的议论，表面上是在礼赞五四运动，其实是对其运用自如的城市斗争的辩护。毛泽东和博古纪念五四运动言论的细微差异，微妙地折射了中共党内对民主革命道路和斗争策略认识上的矛盾与差异。

《新中华报》1940年5月7日发表社论《纪念五四廿一周年》、吴玉章《中国青年伟大光荣历史的一页——在延安“五四”集会上的报告》。社论说：“‘五四运动’的掀起，表现了中国青年的英勇果敢，表现了中国青年对政治生活的接近，使中国青年清楚地认识了只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封建统治，才是中国青年真正出路。‘五四’运动是全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的一个伟大觉醒，它继承了太平天国、黄花岗烈士、辛亥革命的光荣的革命传统，创造了新的群众的组织、新的斗争形式，给予以后1925—27年大革命及目前进行的抗日战争以丰富的经验教训。”对五四运动的历史作用及其影响作了新的肯定。5月10日发表陈伯达《纪念“五四”》，这篇精当的文章表现了一个革命者对大时代的感慨：“从五四到现在，中国已经历过许多的大风暴。这时期内历史内容的丰富，实为中国过去数千年所未有。活在这个伟大时代，并能投身于伟大时代的火炉中，和时代的敌人搏斗，这的确是人生的幸事。”1941年5月7日刊登时任中共中央代理宣传部部长凯丰的《今年的五四与中国青年》，肯定五四运动具有三点意义：一是“在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踏上了政治舞台，它的代表人就是中国共产党”；二是“在中国的文化运动上开辟了一条新文化运动的道路，批判的接受中国旧的文化传统，开始介绍欧洲的先进的文化思想，这是在中国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传播的先声”；三是“中国青年有组织地走向了中国革命的政治舞台”。凯丰对“五四”的总结与毛泽东一样，朝着建构中共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方向发展。

1942年5月4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发扬五四的启蒙精神》、艾思奇《五四文化运动中的一个重要争论》、蒋南翔《论现在的学生运动》。社论熟练地运用新民主主义理论诠释五四运动，确认五四运动的历史成绩是“用来反对封建社会的意识支柱——礼教，反对孔子的教条”，是“文学革命的提倡”；五四运动的国际背景“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国际条件下产生的”；五四运动造就了“最光辉的产物”——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没有五四运动的民族觉悟和思想解放，不彻底摧毁思想上的旧教条之束缚，要中国人民能接受科学的共产主义是不可想象的”。同时，社论也指出五四运动的缺陷：“五四曾彻底摧毁了中国历史上的旧教条，但五四以后却在中国思想界出现了一个新的偏向，新的教条主义：割断了中国历史和脱离了中国现状，专门搬弄外国的学术词句。”把纪念五四运动与批判教条主义结合起来，这与当时的党内斗争有一定关系。1943年5月4日发表亚灵《五四运动》。1946年5月4日发表社论《纪念五四，贯彻为民主自由的斗争》、徐特立《纪念“五四”》，其中后者特别提到五四运动的群众基础：“‘五四’运动，有些人把它缩小为学生运动，忽略了当时各阶层的参加，忽略了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作用，这是不对的。‘五四’运动有广大的群众基础，学生只是当时运动的发动者、首倡者，起了先锋作用与桥梁作用。一切革命运动，必须有广大的群众参加，才有力量，‘五四’运动的伟大就在于此。”对新文化运动提出过的“劳工神圣”口号，徐特立亦给予高度赞扬，称“这一口号给中国历史上贱视劳动者的思想一个破天荒的打击”，纪念五四，“发掘光大‘劳工神圣’的思想，知识分子更应进一步与工农结合，建立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徐特立对五四运动的这些认识，多少带有个人经验的成分。

《新华日报》于1938年1月11日创刊，是中共第一份向全国公开发行的报纸。以《新华日报》为阵地，中共展开对五四运动的纪念和宣传。1938年5月4日刊发社论《纪念五四》，这是中共报纸第一次刊发纪念五四运动的社论，之后成为定例，每逢“五四”，中共各大报刊均发文纪念五四运动。同日刊出的潘梓年《纪念“五四”的光荣传统》，赞扬“‘五四’不特是中国学生运动史上很光荣的一页，同时也是中国革命史——中国民族解放史上很光荣的一页”。1939年5月4日发表社论《发扬“五四”运动的精神》、博古《五四运动》、邓颖超《五四运动的片断回忆》。社论高度评价了五四运动的思想意义，“在政治方面，它演变成为一个争取民主政治思想的运动；在思想方面，它演变成为一个反封建思想、反旧孔教、反玄学而推崇科学思想的斗争；在文学方面，它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为今日中国的新文学运动开了一条发展之路。所以‘五四’运动，除在我国民族解放运动斗争的历史上具有伟大的意义，还是整个中国新文化运动和思想启蒙运动史上的一个大的转变点”。1942年5月4日发表华岗《“五四”的来由与历史的鞭策》，以生动的叙事笔调论述了五四运动发生的国内国际环境、过程和历史意义，可视为华岗后来撰写《五四运动史》的提纲。1944年5月4日发表林柏《五四运动忆感》、林焕成《五四运动与青年思想》。

《群众》是中共中央机关刊物，1937年12月11日创刊。为纪念五四运动，1942年5月1日出版的第7卷第8期刊有华岗《论五四运动与学术研究》、张申府《五四当年与今日》、肖岩《“五四”告大后方青年》、陈素《“五四”与妇女运动》。1943年6月1日出版的第8卷第9期刊有止戈《科学与民主》。1944年5月5日出版的第9卷第8—9期刊有潘梓年《提高自己，改造自己》。1945年5月5日第10卷第9期刊出《知识青年与民主运动》、郭沫若《“五四”课题的重提》。1948年5月6日出版的第2卷第17期刊有荃麟《“五四”的历史意义》。1949年5月5日出版的第3卷第19期发表林石父(华岗)《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产生和发展——纪念五四运动三十周年》，将五四运动置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框架中，对五四运动及其后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历程作了系统总结。一般来说，《群众》所刊文章，通俗易懂，说理性强，越到后面党性色彩逐渐浓厚，如邵荃麟一文多处引用毛泽东对五四运动的论断，运用新民主主义理论解析五四运动，基本上是对毛泽东思想的诠释。

《中国青年》1939年4月在延安复刊。5月出版的第1卷第2期刊登纪念五四运动的文章有《为纪念中国青年节联合宣言》、毛泽东和陈绍禹《五四运动的二十年——感想与回忆》、李昌《纪念中国青年节》。在这些文章之后，编辑选择了一段“孙中山先生论五四”的语录：“试观今次之学生运动，不过因被激而兴，竟以极短之期间，收绝伦之巨果，可见结合者即强也。”这显示了共产党赞赏孙中山对学生运动的评语。同期还刊登了邓发《纪念今年青年国际节》、刘光《国际青年节的历史与意义》，反映了当时共产党纪念“青年节”的国际意识。欧美与基督教有关的节日是随进入中土的传教士而来，但一些革命性纪念节日的引进则多与共产党的宣传有关。1940年5月5日出版的第2卷第7期发表刘光《“五四”以来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的道路》一文，强调指出：“‘五四’不仅是中国民主革命从资产阶级旧范畴转到新范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而且是中国知识青年热心追求先进革命学说和走上群众化的伟大的转变点”，“实在的，判断一个知识分子是不是彻底革命的，就要看他是不是与工农相结合，这是唯一无二的标准。‘五四’以来，我们看见过一部分知识分子不愿意与工农民众相结合，或者没有决心与工农民众结合到底，后来都弄得一事无成或走投无路”。文章点名批评陈独秀、张国焘这些五四运动时代的“要角”后来成为“革命的叛徒”，胡适、戴季陶这些五四运动时代的“健将”后来“走到与统治阶级一块去了”，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周作人之流在五四运动时代“曾经大露头角”，“今日变成最可耻的民族叛徒”，而“毛泽东及其战友们为代表的道路，即知识分子群众化，‘永远与工农大众相结合’，为劳动者和被压迫人民彻底解放而奋斗的道路”才是摆在中国知识分子面前可走的道路。这实际上对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类型作出了分界式处理。

有趣的是，这一时期重庆也办有同名异刊的《中国青年》，在当时亦具影响力。1940年4月出版的第2卷第4期刊登纪念五四运动的文章共四篇，即陈诚《告革命青年》、谭平山《纪念伟大的“五四”》、孙桐楼《从政治角度谈“青年运动”》、黎琴南《“五四运动”史的检讨》。除陈诚外，其他三人思想实为左倾，因此重庆版《中国青年》虽系国民党所办刊物，但在抗战时期为团结其他党派，也表现了一定的包容度，国民党色彩相对淡化。如黎琴南对评价五四运动提出了三点意见：“一、检讨五四运动的历史，所以要从清初的学术思想斗争开始，不仅为找出它的历史渊源，而且为说明它的必然性”，“二、五四运动，解放了青年的思想，组织了全国的青年，提高了青年的社会地位，同时也衡量了他在社会运动中所具有的力量之比重，加重了他的责任”，“三、青年经过了五四运动的训练，养成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传统”。1942年5月出版的第6卷第5期刊出纪念五四运动的文章有朱光潜《五四运动的意义和影响》、吴之椿《五四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的意义》、刘云非《国民革命与五四运动》、许德珩《发挥“五四”时代的青年精神——五四运动的回忆与感念》、洪瑞钊《对于五四运动的新认识》、樊德芬《五四运动之新旧意义》。其中，朱光潜认为，五四运动意义重大，“它不仅是中华民国成立以来，简直是中国有史以来，唯一弥漫全国的民众运动”，“五四运动是中国民众第一次集体地觉悟到自己的责任，第一次表现公同意志于公同行动，第一次显出民众的伟大力量”；吴之椿分析了“五四”前后的变化，“在政治方面，‘五四’以前，是紊乱达于极点，找不出任何建树；‘五四’以后才开始廓清军阀，建设统一。在对外方面，‘五四’以前中国伏处于加紧的外患压迫之下，而未发出反抗的呼声；‘五四’以后中国民族对于外患发出的怒吼，可以概括在中山先生所揭出的‘取消不平等条约’的口号之中”，“在领导国事的人物方面，‘五四’以前，在中国负实际责任的人，除中国国民党以外，还有各党各派的人，以及政客军阀；‘五四’以后，国事的领导逐渐移归国民党独掌”，其中孙中山、蔡元培、蒋介石三人最重要。后者的观点明显偏袒国民党。显然，抗战时期的国共两党都意识到青年在抗战中的主力军作用，谁得到青年的拥护，谁就拥有未来，双方展开了一场青年资源的争夺战。

在抗战时期纪念五四运动的左翼刊物中，《中苏文化》(1936年5月创刊)值得一提。该刊1940年5月出版的第6卷第3期专刊纪念“五四”，文章分两组：一组“纪念五四”包括王昆仑《五四纪念忆蔡孑民先生》、马哲民《我所认识的“五四运动”》、张申府《五四的当年与今日》、吕振羽《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与教训》、施复亮《回忆五四运动》；一组“五四运动与新文艺”包括宗白华《我所见到五四时代的一方面》、胡风《文学上的“五四”》、以群《新文艺底成果》、姚蓬子《“五四”精神》、黄芝冈《胡适之先生的主张》、王平陵《“五四”与新文艺运动》、杨骚《五四精神和旧瓶主义》、常任侠《五四运动与中国新诗的发展》、向林冰《大众化内容与通俗化形式》、郑伯奇《五四运动与文学革命》。这些文章的内容偏重“五四”新文学，是抗战时期刊发纪念五四运动文章篇幅最大的一次，其中吕振羽对五四运动发生的经济基础、五四运动的缺陷、五四运动的内容等作了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其对陈独秀和胡适的“新文化观”所作的批评以及对李大钊“新哲学”见解的赞赏，显示了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化特性。

此外，《中国文化》1940年5月25日出版的第1卷第3期发表艾思奇《五四文化运动的特点》、周扬《关于“五四”文学革命的二三零感》。1941年5月20日出版的第2卷第6期发表社论《纪念今年五四的奋斗方针》。艾思奇认为，“五四运动的主要形式是文化上的大革命。它只在思想上准备了1925至27年的第一次大革命，本身并不是一个政治形式上的革命运动”，“五四文化运动，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准备，或者说，五四文化运动是结束了中国的旧民主主义时代，而开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五四文化运动”与戊戌时期的文化运动不同，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对于旧中国文化思想进攻的猛烈性是其表现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艾思奇使用了“五四文化运动”，回避用“五四新文化运动”一词，这似乎是他个人坚持的一个提法。一字之去，对一个富有哲学素养、讲究逻辑的理论家来说，当然是有意为之，其间差异值得人们嚼味。

《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1948年6月15日在河北省平山县里庄创刊。194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社随中央机关迁入北平。为纪念五四运动30周年，5月4日《人民日报》第一、二版刊登陈伯达《五四运动与知识分子的道路》长文；第三版刊登的是“参考资料”《五四运动介绍》；第四版辟“五四运动三十周年纪念特刊”，刊登《毛泽东同志论“五四运动”》(内收《新民主主义论》语录三段、《反对党八股》语录一段)、吴玉章《纪念“五四”三十周年应有的认识》；第六版刊登俞平伯《回顾与前瞻》、叶圣陶《不断的进步》、宋云彬《从“五四”看知识分子》、何家槐《唯一的真理》、王亚平《“五四”哺育了我》、臧克家《会师》、柏生《几个“五四”时代的人物访问记》。6月，新华书店出版《“五四”卅周年纪念专辑》，收入是年已经刊发的纪念五四运动的署名文章37篇，其中不少出自民主人士或知名作家之手，有些当年参加五四运动的北大学生的表态尤为引人注目。俞平伯回忆道，过去每逢“五四”，自己总是推托写纪念文章，“今年却不然了。大大的不同了，非但三十年为一世值得纪念，大时代的确已到了”。杨振声也感叹“许多在五四时代前进的分子，现在蹩在时代的后面了，像我便是一个”，并自我检讨指出：“这前后三十年间，我也并非在睡觉，却是不够警醒的；也并非不感苦恼，却是找不到出路。我是闷在葫芦里了，这葫芦是以个人主义为表里的。”魏建功感慨时代的骤变带来的个人觉悟：“对于‘五四’给我们的认识，深深地感到所谓河东变成河西的意义。这意义使我发生极高度的警悟”，“检讨过去，可怜摸索的人，改造了三十年，纵未灭亡，已属落伍，偏重个性，离群闭塞，只知道消极不满意，而忽略了积极建设工作”。罗常培更是豪迈地说：“‘五四’是中华民族要求解放的启蒙运动，如今不单‘五四’的策源地——北平——早已解放，眼看着中国就要全部解放了。先烈牺牲了若许头颅鲜血，人民受了千辛万苦，所换得所企盼的日子，居然一旦到来，这的确是自有‘五四’以来第一件痛快事！”“‘五四’既然到三十岁了，咱们大家得要拿出成人的气魄来，不要憧憬过去的光荣，必须企图未来的创造！”四位老北大人面对即将到来的政权更替，都感受到新时代的来临对自己的压力。这本纪念集是中共运用新民主主义理论阐发五四运动的典型话语文本，对以后30年中国大陆的五四运动史研究影响深远。

5月4日当天，北平举行盛大的纪念集会，据报道，“本市北京大学、师范大学、清华大学、辅仁大学等八十余大、中学校及青年团体等单位，分地区举行盛大的‘五四’三十周年纪念。参加纪念的大中学生工人共约三万一千余人。各校分别邀请工人代表赵振邦同志及民主人士马叙伦、茅盾、张志让等先生，费青教授等出席讲话”。对于中共来说，1949年的五四运动纪念，不仅仅是奏响庆祝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凯旋曲，更是为中共新政权建构意识形态作出重要铺垫。

1949年12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颁布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的办法》规定，5月4日为中国青年节，“青年节(5月4日)这一天，14周岁以上的青年放假半天”。从此，“五四”青年节成为国家法定节日。民国时期“红五月”的其他纪念日(除五一国际劳动节)悄然隐去，妇女节、劳动节、儿童节都采用国际节(International Day)，唯独青年节是中国青年节，显示纪念“五四”的国族性和爱国性。

综上来看，共产党报刊开始大张旗鼓地纪念五四运动是在抗战时期，抗战前夕开展的新启蒙运动为此作了重要铺垫。中共的“五四”话语系统是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为指导，经党内理论家和历史学者陈伯达、胡乔木、艾思奇、吕振羽、周扬、胡绳、华岗等人阐发，逐渐形成并发生影响的。相对国民党比较单调的三民主义“五四观”，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五四观”更具理论形态，论述方式也更贴近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共产党在抗战以后密集组织纪念“五四”的报刊舆论宣传，青年受其影响日益左倾，国民党逐渐陷入被动。

四、中间派民主人士的报刊纪念“五四”

中间派民主人士与五四运动有着密切关系，纪念“五四”、阐释“五四”是其自认为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早先《晨报》纪念“五四”的作者群中，便可见到蔡元培、胡适这些人的名字。蔡元培本属国民党，但他纪念五四运动的言论则是从一个职业教育家的立场出发，规劝学生“最要紧的是专心研究学问。试问现在一切政治社会的大问题，没有学问，怎样解决？有了学问，还恐怕解决不了吗？”因此，“专心增进学识，修养道德，锻炼身体”，这是他对学生界的希望。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自由主义者和中间派势力受到严重打压，围剿人权派、杀害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以及暗杀《申报》总经理史量才等就是明证。在这样严禁的空气下，自由派的言论空间受到明显压制，以纪念“五四”为噱头表现其思想性格的文章只是依稀可见，胡适的《纪念“五四”》(《独立评论》第149号，1935年5月5日)和《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再谈五四运动》(《独立评论》第150号，1935年5月12日)以及张奚若的《国民人格之培养》(《大公报》1935年5月5日)和《再论国民人格》(《独立评论》第152号，1935年5月26日)可谓代表。二人都充分肯定五四运动内含的个人主义和思想解放，呼吁尊重国民人格与个人自由。胡适曾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张奚若也认为：“今日中国的政治领袖是应该特别注意为国家培养这种人格，因为中国数千年来专制政治下的人民都是被动的，都是对于国事漠不关心的，都是没有国民人格的”，“国家不过是个人的集合体；没有健全的个人，不会有健全的国家……完成个人解放，培养国民人格，是建设新社会新国家的基本工作”。这种维护个人主义的声音极为稀有。《北平晨报》1934年5月5日发表题为《灿烂光荣“五四”昨在黯淡中度过》的报道，显示时人对纪念五四运动的冷淡。一年后，胡适禁不住哀叹道：“这年头是‘五四运动’最不时髦的年头。前天五四，除了北京大学依惯例承认这个北大纪念日之外，全国的人都不注意这个日子了。”“五四”只是孤独的北大人的节日，这大概是当时纪念“五四”遭遇的真实境况。1937年5月4日，《益世报》刊发社论《五四感言》，道出了其间苦衷：“在今日中国，不但发动一个爱国运动，人民没有了自由，即令纪念一个历史上的爱国运动，人民亦没有了自由。在今日不但人民在爱国运动上，没有了自由，即今追念一个过去的爱国运动，人民亦没有自由。这是过甚其词的议论吗？青年学生们今日且闭着眼睛，想想自己今日的处境，是否如是？以今比昔，民国八年岂不是成了黄金时代？”原来人民失去自由才是不能纪念“五四”的根本原因。

抗战以后，中间派民主人士积极参政，周旋于国共之间，为抗战出谋划策，纪念“五四”成为其表达政治诉求的一种方式，《大公报》是他们代表性的言论阵地。在《大公报》的作者名单里，既有胡适、傅斯年这些最具影响力的自由主义者，也有像茅盾、郑振铎这样的左翼人士，《大公报》的中间派立场从其约稿的作者群里可见一斑。

《大公报》1941年5月4日发表一组纪念五四运动的文章，包括陶百川《我替青年上陈情表》、陈立夫《从五四到七七》、谭平山《“五四”运动的价值》、陈庆瑜《五四运动的新检讨》、林同济《从五四到今天——中国思想去向的一转变》。这一组纪念“五四”的文章多为国民党党员所撰，他们显露出在抗战这一大背景下特殊的国家需求，如陈庆瑜呼吁“坚决拥护和执行自力更生的外交政策”，“重新认识自己对国家民族所应负的使命——我们在今天缅怀‘五四’时代青年前辈的伟业，兴奋万千，感慨万千，自不恃!然而历史赋予现阶段青年的使命只有一个——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林同济认同思想界的新动向是“从自由到皈依”“从权利到义务”“从平等到功用”“从浪漫到实现”“从理论到行动”“从公理到自力”“从理智到意志”。这些转变似乎都是因应抗战的需要。在抗战这一新历史背景下，知识分子对民族需要、国家意志有了新的认同。

《大公报》在1941年9月6日张季鸾逝世后，由王芸生接任总编辑。王芸生对纪念五四运动抱有热情，其职业新闻人的操守主要体现在坚守新闻自由的自由主义信念。在他接任《大公报》总编辑的日子里，几乎年年都不忘纪念“五四”，《大公报》遂成为中间派或自由人士纪念“五四”的一块舆论阵地。1942年5月4日，《大公报》刊出社评《五四精神与中国外交》(此文实为王芸生所写)。当时正逢国民党中央下令停止纪念“五四”活动，社评对此特别评论道：“中央以五四非法定纪念日，特电各省市，勿举行纪念会”，“当然是无取于学生干政之风”。该报同日发表王芸生《为青年忧，为国家惧》、李长之《五四运动之文化的意义及其评价》、上官云遹《缅怀五四》三文，明显表示其在纪念“五四”问题上不同于国民党的态度。李长之不点名地批评胡适“五四精神是中国的文艺复兴”一说，认为“五四”的精神应该是“启蒙”，启蒙运动的特点是“明白清楚”，这“正是五四时代的文化姿态。这样的一个象征人物，就是胡适”。他定性五四运动“是一个移植的文化运动”，“是一个资本主义的文化运动”，“在文化上是一个未得自然发育的民族主义运动”，“五四这个时代在文化上最大的成就是自然科学”，“五四文化运动可看做是西洋思想演进的一种匆遽的重演”。1943年5月4日刊发社评《五四与青年》。1944年5月4日发表的傅斯年《“五四”二十五年》一文，针对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重弹恢复民族固有道德的老调，提出了不同之见：“恢复民族的固有道德，诚为必要，这是不容怀疑的。然而涤荡传统的瑕秽，亦为必要，这也是不容怀疑的，假如我们必须头上肩上背上拖着一个四千年的垃圾箱，我们如何还有气力做一个抗敌劳动的近代国民？如何还有精神去对西洋文明‘迎头赶上去’？”这篇文章肯定“五四”重新估定传统的价值以及提倡民主、科学，显示了傅斯年对现代性的坚卓不移的支持。1945年5月4日刊有《五四杂感》、茅盾《文艺节的感想》。面对即将来临的胜利，茅盾放眼世界，俯视国艰，心情复杂，感慨万千。世界将要发生的大变局和中国处处的脱节，让他“不能不忧虑反省以至坐卧不安”，“时势的要求，一天比一天急迫了，文艺必须配合整个的民主潮流，‘深入社会，面向人民’，表现人民的喜怒爱憎，说出人民心坎里的话语。文艺工作者工作的对象不能不从城市读者观众群的小天地扩展开去，这是为了扩大影响，同时也为了充实自己。客观的困难和束缚，要努力以求解除，主观的能力也要努力增强。让我们在总结经验，改正错误的新起点上，重振抗战初期文艺运动那种阔大而活泼的作风。世界在前进，中国也不能不前进，中国的文艺运动也一定得前进”。这种心态显著地表现了一个中国文艺工作者要赶上时代要求的急迫心情。

1947年是纪念五四运动28周年，《大公报》特辟纪念专辑。5月3日至5日刊登子冈《“五四”又要到来了》，5月4日刊登社评《“五四”纪念》、《文艺节感言》、胡适《“五四”的第二十八周年》、郑振铎《迎第三届文艺节》、丁易《“五四”与文艺节》、冶秋《“五四”前后的鲁迅先生》、许杰《在文协旗帜下》、冯至《那时——一个中年人述说五四以后的那几年》(诗)、吴之椿《纪念“五四”》、黎地《纪念文艺节》，上海《大公报》还刊登了调孚《杂忆五四时候的出版界》、周策纵《依新装，评旧制——论五四运动的意义及其特征》。5月5日“五四纪念特刊”刊出静远《迎接新的五四》，上海《大公报》刊出蔡尚思《中国学生运动述评》、《中国文艺往哪里走》。在国共内战之际，如此大篇幅地刊登纪念五四运动的文章，表面上看去是纪念“五四”，实在是反映了《大公报》同人对时局的忧虑和焦虑。胡适没有像过去纪念“五四”的文章那样，高举个人主义和思想自由的旗帜，而是引用1920年1月29日孙中山《致海外同志书》称赞北大学生发动五四运动的那段名言，以为“最可以表示当时一位深思远虑的政治家对于五四运动的前因后果的公平估价”。胡适反复赞扬孙中山，实际上是向执政的国民党发出温和的忠告，“中山先生把当时的各种潮流综合起来，叫做‘新文化运动’，他承认‘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中山先生是个革命领袖，所以他最能了解这个‘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在革命事业上的重要性”。如果说这是胡适在大陆时期最后一次发表有关“五四”的文章。那么，后来成为五四运动史研究专家的周策纵的纪念文章，则是他系统讨论五四运动的处女作。该文讨论了已有五四运动的两种论断，即胡适的“五四运动是中国的文艺复兴”和李长之的“五四运动是启蒙运动”两说，表示“以‘启蒙运动’比拟五四运动，只能表示其精神上某种特征的相似，而不能尽括其历史的内在意义”，五四运动的内在意义表现在它“是承洋务运动、维新运动与辛亥革命以后而展开的如火如荼的文化运动与生活革命。它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捩点，代表着近百年来‘文化大破坏’的极峰，同时也是此后‘文化大建设’的最低谷”。文章总结五四运动“是一个反抗传统的文化运动”，“是一个点滴改革的文化运动”，“是一个移植的文化运动”。该文最后说：“时代在不断的进步，五四虽然已经过去了，五四的余波却还在摇撼着我们的心灵，我们应该承认五四运动的伟大成就，也应该批判它的得失，好让我们步入一个更新的更完美的时代。”在纪念五四运动的文章中很难看到这样平和的心态和学理的探讨。就此来看，周策纵日后成为海外五四运动史研究权威，绝非偶然。

1948年5月3日，上海《大公报》刊登《德赛两先生座谈会》。5月4日发表蔡尚思《科学的民主与民主的科学》。同日天津《大公报》刊登社评《五四文艺节感言》、秦天民《怀念蔡孑民先生》、叶景莘《五四运动何以爆发于民八之五月四日》、《纪念五四：北大民主广场》、沙克拓《纪念五四，改造自己》、周华《从五四谈知识分子》、康迪《跨过五四》。4月29日，为纪念五四运动，《大公报》举行第20次时事问题座谈会，以“德先生与赛先生”为题，邀请任鸿隽、蔡尚思、林同济、张志让、黄炎培、刘咸、王天一、张孟闻、周建人等知名人士参加。“编者按”称，“尽管今天有三千人在南京开国大，但民主实不景气，科学方面虽较五四时代进步很多，但还难令人满意”，因此，举行这场座谈，“今后我们的途径是什么，我们怎样的努力，给下一代的青年以正确的指示”。在座谈会上，这些知识分子集中表达了对民主、科学在中国的现状颇为不满的情绪。

40年代是中间派知识分子最为活跃的历史时期。除《大公报》外，知识分子还通过创办刊物拓展公共空间，纪念属于自己的节日，这些刊物的存续时间通常不长。如《读书知识》(1940年4月1日创刊)第1 卷第2 期辟有纪念五四运动的专辑，刊文有朱谦之《五四运动之史的追述》、陈啸江《从社会史的观点考察五四》、穆木天《继续和完成“五四”的文学革命的作业》、刘光《五四运动与新旧文化的消长》、彭慧《“五四”与中国妇女》、彭韬晦《“五四”以来中国青年运动的发展》。这组文章的观点明显倾向进步，朱谦之和陈啸江的文章可以为证。朱谦之从经济、政治、文化三方面论述了五四运动的背景，并以一个“目击者”的资格，再现五四运动当时慷慨激昂的情形；至于五四精神的发扬，“在目前国难比‘五四’时严重和深刻了许多倍的时候，我们觉得更应该把‘五四’精神发扬光大，以拯救当前国家民族的危难”。他将五四运动与抗战时期的思想状况作了比较，“‘倾向于五四’时代的新文化运动，仍不免于批评的、破坏的，乃至带着散漫的、个人主义的色彩；然而二十一年后的今日已显然不同，显然一致倾向于一个理想一个目标一个国策之下，现在的新文化运动已经是建设的，有组织的了”，这是从来没有的好现象。陈啸江比较了五四运动与当时的抗战救亡运动，“五四运动乃在民族资本幻想发展的形势下发生的，而救亡运动，则在民族资本发展完全无望的形势下发生的；五四运动的结果，是十三年北伐；而救亡运动的结果，则为空前的全民抗战的实现”。面对烽火连天的抗日救亡，他感慨地说：“在民族存亡绝续关头的今日，来作文纪念这富有冒险性、前进性、原始性的五四运动，更令人伤感交集了。”从陈文分析五四运动的背景强调经济的变动，认为近代有价值的文化、政治运动是以反帝反封建为对象，可见他是一个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学人。

《世界学生》于1942年1月1日创刊，社长杭立武，主编黄席群。5月25日出版的第1卷第5期就是“五四特辑”，刊文六篇，内容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宣传和推广“五四”精神，如吴敬恒《五四产生了两位新先生》、王芸生《五四精神与中国外交》、杭立武《五四精神与青年今后努力之方向》；一类是当年北大师生回忆五四运动的文章，如王星拱《五四的回忆》、顾颉刚《我对于五四运动的感想》、许德珩《“五四运动”的回忆与感念》、《蔡孑民先生之五四(节录蔡先生遗著)》。有学者对这组纪念“五四”的文章进行分析时指出，尽管各位作者对“五四”的看法不尽一致，但他们均有意无意地特别强化五四运动与国民党的关系，有人甚至说国民党领导了五四运动。从抗战御侮、一致对外的这一立场，这些知识分子的确都认可国民党的领导地位和三民主义的现实意义，如王星拱表示，五四运动“就具体的命名上讲，是在北洋军阀统治要区以内，由国民党所导引的表现民族意识的爱国运动”；许德珩的表态则落脚于现实，“‘五四运动’虽然给予我们许多光荣的史绩，值得我们今日纪念，并且需要我们去发扬光大；然而‘五四运动’离我们已经二十三年”，“今日的青年学生纪念‘五四’，是应当如何的进一步去觉悟，发扬‘五四’的精神，实现三民主义，努力的去争取抗战胜利，达到新中国建设之早日的到来”；顾颉刚相对是以纯学者的面目出现，重申自己过去所认定的五四运动的使命是“必须先从事两种运动，一是教育运动，二是学术运动”；王芸生对五四运动与中国外交关系的阐述富有深意：“民八拒签凡尔赛条约之举，可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民意外交。因此，我们可以正确解释五四运动的精神，就是对列强支配的一种反抗。我们不独反抗日本的侵略，也反抗英法日的共同支配。这种精神不仅表现于过去，也必能表现于将来。现在我们正与同盟国并肩作战，以争取共同胜利，假使将来在和平会议席上，再有不公道的事情出现，我们也必然反抗，这是中国外交的五四精神。”由此可见，顾颉刚和王芸生的言论代表着独立知识分子的呼声。

《观察》于1946年9月创刊，主编储安平，该刊在国统区的知识分子中影响极大。1947年5月3日出版第2卷第10期，刊登了一组纪念五四运动的文章，包括吴世昌《写在“五四”的前夕》、王芸生《五四，重新使我感到不安》、周绶章《谈“孔家店”》、记者《五四前夕胡适专访记》。吴世昌尖锐地指出：“在这‘五四’的前夕，望望中国的前途，看不到有什么光明。甚至于连‘五四’本身有没有完成其历史任务，以前不成问题的，在今日想来也颇有问题”，“‘五四’运动的中坚分子没有意识地完成争民主的历史任务，二十八年以来中国依然是枪杆的天下，终是事实”。王芸生诉说了自己对“五四”的特殊情感：“每逢五四，我总恋念着这个伟大的日子，对过去、对未来也总有所憧憬与期勉。奇异得很，今年又逢五四，这是我们抗战胜利后的第二个五四，在我的心灵感映上却起了不可言说的烦躁与不安。”同时，他比较了两次世界大战后中国的境况，根据刚去日本考察所得，敏锐地发现“我们的国际地位还是极其可怜。而从日本问题来看，它们对我们的威胁还一天天地在增长着。别人或许还未感觉到这问题的严重性，今逢五四，在我的心灵感映上，涌起了烦躁与不安”。1948年5月8日出版的第4卷第11期刊登许德珩《“五四”二十九年》，一改其在抗战时期拥戴国民党和三民主义的姿态，提醒人们五四运动过去30年了，但“使我们不能忘记的，是当时学生那种团结互爱、敢于担当的精神”，“是当时的先生们不畏强暴爱护青年的精神，其代表我可举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孑民先生”，团结就是力量，“以群众的力量，制压暴力，不牺牲少数人，这种精神，是值得纪念而不能忘记的”。这显然是在力挺当时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可谓发出了中间派左倾的明确信号。

《燕京新闻》1946年在北平复刊。1947年4月28日出版的第13卷第23期刊登一组纪念“五四”的文章，包括潘光旦《正视科学》、张东荪《中国民族的良心》、吴之椿《我们为甚么纪念“五四”》、张奚若《新的课题》、吴晗《新五四运动》。吴之椿在文中引人注目地发出了“建造新中国”的口号，“‘五四’所提出来的两大课题，一是民主，一是科学。在政治上它教我们推翻帝国主义，反抗专制独裁，在思想上教我们廓清黑暗势力，打倒封建传统。很显然的，这两大课题所提示的共同意义，是向旧社会下总攻击，以图建造新中国”。面对美苏在世界的对立和争夺，张东荪呼吁唤起“中国民族的良心”，“我们不要夹在他们的当中，为任何一方所利用。中国没有权力干涉美国的反苏，但确有权力把自己不作美国的反苏基地”，“希望由青年先唤起一个大运动，然后遍及于各阶层，用以实现全国性的爱国自救运动”。既不反美，又不亲苏，超脱于美苏对立的格局之外，这样的外交选择实际上就是中间派的路线。张奚若批评了现实的国民党统治，“现在的统治者是最反对思想解放的，凭借武力，强迫实施党化教育，在各小学、中学、大学中灌注一套划一的机械式的教育，根本违反思想自由，这是当年‘五四’运动的精神所绝对不许可的！”他提出“新的课题”：“当年的‘五四’运动对于社会上固定的、死的制度，如家庭、婚姻等，固然有各种新的估价，但当时并未充分地直接谈及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主要问题。现在我们最重要的课题，是要更进一步直接研究、讨论政治上、经济上各种重要问题。而在研究、讨论时，必须有一个中心思想”，“所谓中心思想，就是举凡一切政治上、经济上的重要设施，必须以人民为出发点，而且以人民为归宿”。这种以人民为依归的观点实际上已接近社会主义思想。1948年5月3日出版的第14卷第26期刊出林纯《把科学交还人民》、茅盾《知识分子的道路》两文，明确指出知识分子的前途就是“走向人民”。

《北大半月刊》是北大学生自治会发行的刊物。1948年5月1日出版的第4期为“五四特大号”，刊发张申府等《五四谈片》、楼邦彦《我们不能失败》、王铁崖《五四运动与新五四运动》、张奚若《五四运动的将来》、张东荪《从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的话说起》、吴恩裕《论政治的渗透性及对政府应持的态度》、镜台《五四纪念与北大师长》、郭沫若《我再提议改订“文艺节”》、顾学彝《纪念文艺节话学潮》等文。张奚若宣布：“今后中国社会改革运动在思想方面的第一任务，便是对于将近三十年前的五四运动给以重新估价，取其有长久价值的地方而弃其已经失掉时代性的地方。须知世界是进步的，在实际和思想的领域里，马克斯和列宁早已代替了服尔太和卢梭。这并不是要趋时髦，也不是认为凡是最新的都是最好的，这不过是没有偏见，正视现实的人无法避免的一个结论。”这样的言论出自一位曾经的自由主义者之口，着实令人惊讶。张东荪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他认同反帝反封建的理论，“我近来看中国近四五十年的历史却另抱一种眼光。我以为五四事件不是单独的，不能单独来估价。原来中国自辛亥以前起，由清末以迄现在，乃只是一个革命”，“现在流行的术语所谓反封建反帝”，“反封建就是经济解放；反帝就是民族独立。而所以致此却必用一种方法或途径：那就是民主。所以可以说，自辛亥起，中国的根本要求是民主，而民主即含有反封建反帝在内”。张奚若、张东荪的思想明显左倾，反映了当时中间派人士适应形势的新变化。他们开始看清中国的前途，作出了自己的新选择。

中间派民主人士适时地提出“新五四运动”的口号，这一点鲜见后人提及。最早阐述“新五四运动”内涵的可能是郑学稼。他在讨论五四运动与“新五四运动”之关系时指出：其一，五四运动的具体历史任务是建立“民族国家”，“新五四运动，必然地完成那一工作。对内彻底地消灭割据的军阀，对外解除我民族第二号敌人的压迫与阴谋”；其二，五四运动的诸口号之一是“德先生”，“新五四运动，必然地尊崇他，使他以完整的姿态出现。这就是说，我们必须实现普选的民主制，扫除贪污，巩固统一的民主的中央政府”；其三，五四运动在思想方面是“启蒙运动”与“文艺复兴”的统一，但其实际所有的工作不过是整理国故，“新五四运动，当然要进一步，吸收各国大思想家的思想精华，配合自己的固有文化，创造新的更高度的文化”；其四，五四运动“一方面，是适应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发挥它的意识；另一方面，却受十月革命的影响，追求社会主义的乌托邦”，“新五四运动，则由具体的历史教训中，认识十月革命精神已经死亡的演变，发扬民族主义，并在劳资合作发展民族工业前提下，改善工人的生活，和扶助民族企业”。在纪念五四运动27周年时，“我们要为新五四运动而努力”。吴晗对“新五四运动”则别有所解：“我们要发动一个‘新五四’运动，我们要完成‘五四’未完的业绩，要实现民主和科学！但是，首先的重要的是人权的保障！‘新五四’运动是人权保障运动。只有人权得到确切的保障，才能实现民主和科学。”在另一篇文章中，吴晗对“新五四运动”作出更为激进的发挥，“我们要把五四运动发展为新五四运动”，所谓“新五四运动”“是全体进步青年的集体领导，领导着中年人老年人向目标迈进”，是反内战运动，是反独裁运动，是人权保障运动，是民族解放运动，“纪念五四，要担当这个任务”。在内战不到一年之时，他就喊出了“新中国在不远的前面！”之口号。王铁崖也大声疾呼“新五四运动”：“在传统的束缚、权威的压迫、真理的被侮蔑、人格被否定、大众福利被抹杀的情形之下，五四运动的精神必须加强发挥，五四运动的最后目的必须确定不移，从文化的局部，走到政治、经济、社会的各方面。这也就是说，从五四运动之中产生一个新五四运动是当前的急务。”中间派的分化，造成他们向左、右两极发展，“新五四运动”的目标直接指向新中国，这是左倾的中间派民主人士的选择。

相对来说，中间派民主人士纪念“五四”，主要是表达一种文化诉求和思想愿望，语调比较温和。从1948年《燕京新闻》为纪念“五四”而约稿茅盾和《北大半月刊》约稿郭沫若两例来看，中间派民主人士在国共对决中开始左倾，有些自由主义者最后因对国民党的绝望而接受革命式的进步，这样的结局对他们来说，有的是出于追求进步的真诚，有的则是无奈的选择。

五、结语

五四运动之所以成为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诚如曾琦所说：“自民国成立以来，先五四发生之种种运动，不知凡几，后五四发生之种种运动，又不知凡几，然吾人均不复忆之，而独念念不忘五四运动。此无他，盖五四运动，自有其可贵之价值与夫特有之意义在焉。”在曾琦看来，“五四”之特有价值在于五四运动“为学生运动之发端”“为国民运动之开始”“为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之壮举”“为全民合作不分阶级之实例”。他将五四运动与“国家主义”并联在一起，“至五四时代，则国家观念已发达，国民意识已养成，对于国家权利之丧失，有如私人财产之损害，痛心疾首，愤起抗争，此种爱国运动，实为‘国家主义运动’”。国家主义派如此，其他党派也无不从五四运动中发掘可资利用的资源。纪念“五四”演变成为各大党派新的政治宣传和政治造势。

各大报刊在“五四时刻”借纪念“五四”扩大声势，宣泄情绪，表达诉求，整合资源，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媒体影响力随之沉浮升降。报刊与纪念“五四”有莫大的关系。当一个报刊与“五四”的结合度较密，显示其包容、开放、大度，这个报刊在新闻媒介中往往就有较高的影响力。相反，当某个报刊对“五四”处处防范，表现其限制、狭隘、小气的度量，实际上也就是这个报刊行将就木、即将关门之时。从研究系的《晨报》到国民党的《民国日报》《中央日报》，从中间派的《大公报》到共产党的《新中华报》《解放日报》《人民日报》，都可以看到纪念五四运动的报刊“地图”的变迁流程。在风雨交加的民国年代，“五四”不啻是测量各大报刊升降的一个晴雨表。

各大党派或独立学者在纪念五四运动时所表现的态度，有的热情，有的淡漠，有的褒扬，有的贬损。他们对“五四”价值的衡估和认定有共同之处，如都声称出于对社会发展、国家利益和世界趋势的考量，但更多时候是基于自身理念和党派利益的考量。由于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当时人们并不太关注对“五四”本身的历史建构，更多的是关注“五四”的当下价值和现实需要。因此，纪念“五四”其实就是配合现实形势的需要和意识形态的建构，是当时政治造势、社会动员的重要组成部分。纪念在“五四”话语中所占的分量如此之重，使得五四运动在民国时期并不是一个历史话题，更不是一个纯然的学术课题。因此后世研究者所需要处理的“五四”遗产，实际上不仅仅是还原历史本身，更多的是需要清理“五四”话语的历史形成。

国共两党与“五四”的关系错综复杂。由于五四运动与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的密切历史关系，通过纪念“五四”，可以拉近或重建与他们之间的关系，整合这部分社会资源。当然，“五四”也包含着与国共两党理念不相容的某些思想因素。经过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和十年内战的对垒，到抗战时期国共之间经过长期磨合，双方似乎都互相认识了对方，意识到各自主义的“势力范围”，找到了“五四”在其各自理论体系(三民主义、新民主主义)中的位置。国共两党在“五四”纪念中不断角力，纪念“五四”也就成为国共两党持续调整自我的思想杠杆。

周策纵就注意到国共双方在处理“五四”问题上的态度不一：“关于是否应当强调‘五四’的文学方面，或是强调青年方面和政治方面，这在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政治争论问题。1939年3月，当中共支持的中国青年联合会在延安成立的时候，会中提议把5月4日定为‘青年节’。(周策纵按：我后来见到一份早期文件记载，1938年7月9日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后不久，曾提议把5月4日定为‘青年节’。实在延安会议之前。)全国各地许多机构纷纷接纳了这项建议，国民政府也曾予以接受。但其后，1944年4月16日，重庆国民政府却改行采用中国文艺界协会的建议，把5月4日改定为‘文艺节’，而另把3月29日黄花岗烈士殉难纪念日定为‘青年节’。后来国民党退居台湾，新中国成立，1949年12月，又重新把5月4日正式定为‘中国青年节’。自此以后，双方都坚持自己的方式来庆祝‘五四’。这并不是说，共产党只认为‘五四’是青年运动，也不是说，国民党只认为‘五四’除了文学外，便没有其他意义。但是这件事例足以部分地显示他们双方对‘五四’意义的观点不同。”国共双方在纪念“五四”上所表现出的分歧，本质上是意识形态差异以及政治斗争的延伸。由于坚持的“主义”不同，国民党纪念五四运动是从三民主义出发，共产党纪念五四运动是为引导青年走上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中间派民主人士虽不具有特别强烈的意识形态情结，但因抱持民主、自由理念，对“五四”精神则作了与自由主义理念相一致的阐发。从这个角度来看，纪念五四运动在1919年到1949年的确是一场“主义”之争。

纪念五四运动所产生的纷争和多歧，是由五四运动本身内含的多元性和复杂性所引发的。五四运动是一场爱国运动，有着国家观念和民族自尊心的人无疑会热烈拥抱它。发动五四运动的主体是学生，得到社会各阶层的迅即响应。这是一次成功的社会动员，各大政党刻意模仿它，试图复制再造。五四运动有着强烈的国际意识，这是中国走向世界的思想基础，力图沟通中西文化的人在这里可以找到自己新的支撑点。五四运动唤起全民族潜在的巨大精神力量，中国现代各大政党都力图发掘、利用五四运动的思想资源，或纳入其理论系统，或使之与自己的话语体系相衔接。国共两党在纪念五四运动时所做的政治动员、政治宣传、政治规训以及形成的“五四”话语系统，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构建起新的关系链，成为中国现代政治文化一道特有的风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