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我国学术语境下，世界史主要指的是外国史，与中国史是并列的。这样的学科划分是学术分工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其结果是史学研究越来越专业化和精细化，研究领域不断拓展,推动了史学研究的繁荣。与此同时，应该注意到，由于研究对象、学术传统等方面的差异，中国史与世界史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隔阂甚至壁垒。如何认识这种学科壁垒或差异？怎样打通？围绕上述问题，本版邀请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学者分别写作文章进行探索，以期推动中国史与世界史研究的互动和交融。
在我国学术界，世界史与中国史之间的差异，在习惯表达中已显露无遗。对差异的强调，首先源自研究对象，进而推及至史料、概念、方法等层面。有不少人认为，中国史为微观研究，世界史为宏观研究；中国史重史料和考据，世界史重问题与思辨；甚至将中国史简化为实证研究，世界史简化为理论研究。这种认识显然存在着偏差，而出现这种有偏差的认识，肯綮在于对世界史与中国史在史料和理论的认识与把握上有偏见。
世界史学科自新中国成立以后才真正形成和建立。在兴起之初，除了具体的对象研究之外，多探讨人类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兴衰等规律性的内容，因而素有重视理论的传统，体现在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等范畴之中。
但重视理论并非就轻视史料。从学科建立之初，世界史的学人们就为史料建设做着艰辛的努力。在20世纪50-60年代，诸如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沈阳师范学院、武汉大学、河南大学等高校，都有正式或者非正式出版印刷的世界史史料集，力图为世界史学科打下扎实的史料基础。然而，由于语言、历史和文化的隔阂，对对象国史料的熟悉和掌握往往存在困难，以至于人们只能以有限的、零碎的、非主导性的史料来展开研究，甚至造成了一种非史料性的理论支配的历史叙事现象。这是时代的局限和特征，同时也是世界史学科兴起过程中所必经的努力和尝试阶段。
晚近以来，随着各方面条件的改善，世界史在史料建设上取得长足进步。在世界近代史和现代史领域，购买各国家和地区的档案材料、出版文献以及研究著作，已经成为学者个人和学术群体共同努力的方向和目标。依据原始史料展开研究所取得的成就，更是喜人。例如，在世界古代史和中世纪史领域，对原始史料的使用已成为评价和衡量学术研究水平的重要标准。系统或者非系统性地购进外国出版的原始史料，以及出版物和手抄本的电子化，既对学者们的语言能力，如亚述文、埃及文、赫梯文、希腊语、拉丁语、古英语、中古法语、中古英语、中古德语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使一些学者由此脱颖而出，能够利用出版的一手史料乃至手抄本进行史学研究。概而言之，国内的世界史研究，已经走向以原始史料为主导的新阶段。
国内的中国史研究，所呈现的史料支配特征是不言而喻的。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许多具有创见和革命性的史学研究是在理论指导与运用下取得的，如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史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一批做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海外汉学家们，体现其成绩的，也是运用相关的理论。诸如明清经济内卷说、大分流说、冲击-反应说等汉学理论成果，激发了学者们更多关于历史理论的思考，出现了一批具有理论深度的成果。例如，以科层理论来解释中国官僚制度，以信息理论来理解宋代国家治理，以长时段理论来解释中国乡村，以心态史理论来解释清代民众的心理和行为，以医疗社会史理论来解释中国人的身体、社会和书写等，这些都是理论在解释中国历史中的突出体现。
中国史对理论的重视，正如世界史强调史料的运用，预示着各自学科的变化和发展。正是在这里，二者之间有了趋同的可能。更准确地说，有了相互学习和借鉴的可能。中国史学界可以对世界史研究中所涉及的体现现代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诸多理论方法做更多了解，以此推动中国史在理论上的提升。同样地，诸如版本目录学、文书学、碑铭学、档案学、简帛学、地方志等诸多体现史料功夫的学问，都值得世界史学人学习和借鉴。胡应麟、梁启超等人的史料辨伪诸法，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陈寅恪的诗文证史法，陈垣的校勘四法，钱穆的专精博通法，黄侃的考据法三要等，都有助于世界史学者提高史料功底和研究水平。事实上，已经有学者在利用中国史的史料乃至治史的概念和方法来研究世界史的对象，例如，以中国史书中的史料研究拜占庭历史问题和匈奴西迁问题，以中国的“先公”“先王”概念来考察中世纪早期墨洛温王朝的政治史，以中国地方“修志”模式来解释英国近代早期乡绅修史之现象等。
在相互的学习和借鉴中，中国的世界史与中国史正越来越靠近。曾经造成障碍的史料和理论，如今成为融合彼此的要素。在相互融合的过程中，形成了使用理论和史料的新方法、新路径。世界史的理论关注演变为具有坚实史料支撑的理论关注；中国史的史料侧重则成长为受理论影响的史料运用。
当世界史与中国史之间因对象而形成的差异，在史料和理论上都逐渐减弱，标志着历史学内在特征的凸显。缺少理论关注和缺少史料支撑的历史研究，已经失去了各自的时代支配性。新的支配性的研究，是兼具史料基础和理论关注的历史存在。不过，对于融合中的理论，需要保持特别的警醒。海外汉学研究的兴趣、问题和方法，甚至中国的世界史所依赖的西方诸多观念、方法和理论，都源于对西方社会以及历史本身的提炼和归纳。中国的世界史和中国史研究照搬那些模式，显然缺少根基。直接或者间接使用西方相关概念和理论的中国史和世界史研究，很有可能会被西方模式所左右，丧失了解释自己历史的能力。因此，我们自己必须有理解和认识历史的模式，否则就会为西方中心论所支配。
要摆脱西方模式的支配，需从自身的历史经验中提炼出属于自己的范式。只有这样，中国史和世界史才能够拥有自身的根基。事实上，中国一个多世纪以来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历程，以及学术生长的历程充分证明，我们的学术研究早已经有了正确的方法论，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著名的历史学“五朵金花”所关注和研究的问题，诸如古史分期、土地所有制、农民战争、资本主义萌芽、民族和国家等主题，不仅中国史学者参与其中，世界史学者同样极其关注并作出积极贡献。世界史和中国史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以不同的历史对象进行比较研究，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学问题。因此，中国的世界史与中国史研究，在史料和理论上或许有不同的起始路径，但最终都走向了史料与理论的结合。这一“殊途同归”的历程提醒我们，中国的历史学研究不仅需要扎实牢靠的史料基础，更需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来提炼出新主题、新观念和新方法。
黄春高，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来源：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