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文学经典？叶嘉莹先生说：“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诗经》《楚辞》和李白、杜甫的诗歌就是中国文学中的重要经典，其中蕴含着极其丰富的美育精神。
流淌在中国人血脉中的《诗》魂
《诗经》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所收大致是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的作品，换句话说，是从公元前十一世纪到公元前六世纪的作品。由于时代久远，很多作品比较难读。其中也有一些作品，看似易解，却言人人殊。譬如大家熟知的《王风·黍离》，描写一个忧心忡忡的人，在原野上徘徊，看着因风而舞的禾苗，感慨万千，情不由己。如果继续追问：他为什么而忧伤？古人常把这首诗当作一首政治诗，抒写的是一种亡国之悲。可《黍离》诗找不到类似的提示，于是又有另外一种解释，说是一首描绘离情别绪的诗。就像唐代诗人郑谷《淮上与友人别》所写的那样：“扬子江头杨柳春，杨花愁杀渡江人。数声风笛离亭晚，君向潇湘我向秦。”情绪确有相近之处，但《黍离》诗的感慨既深且广，不仅仅是离愁别意。于是又有第三种解释，那便是人生的感悟。
2019年，在南开大学举行的“叶嘉莹教授回国执教四十周年暨中华诗教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席慕蓉女士讲述了一个故事：叶先生在年幼的时候，听伯父说，她的祖先源自蒙古高原上的土默特部，之后往东方迁徙，来到叶赫水畔，这个部落便定居在两岸，以水为名，叫叶赫那拉氏，蒙文的意思是“巨大的太阳”。叶先生一直想着寻根，终于在她近八十岁的时候实现了这个愿望。那是2002年的秋天，在吉林大学同事的陪同下，叶嘉莹先生和席慕蓉女士来到吉林梨树县探寻叶赫水。清澈的河水还在，而部族的居地已消失在一眼望不到边的玉米地中。叶先生钻过玉米地，登上了四周被玉米环绕的泥土高台上，面对夕阳，深思良久。蓦然间，老人家回过身来，动情地说，这不就是一首流传了三千年的诗吗？她随口吟出诗句：“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瞬间，在场的人都被感动了。叶先生用她的生命，用她一生的坎坷，一生的坚守，生动地诠释了《黍离》的生命价值，那是一首流淌在中国人血脉中的《诗》魂。
战国风云中的《楚辞》
在中国的历史上，没有第二个诗人能像屈原那样被人民广泛纪念，不曾中断。中国人为什么对屈原念念不忘呢？
首先是屈原的家国情怀感动了国人。司马迁说，屈姓为“楚之同姓”，是楚国大姓。屈原一出生，就与楚国的历史紧密相连，自带光环。这有点像杜甫，虽然出生在河南巩县（今巩义市）一个普通家庭，但由于母亲与皇室有点血缘关系，他便把自己与李唐王朝联系起来，家国一体，荣辱与共。
《离骚》在前八句介绍了自己的身世之后，紧接着又写到自己的“内美”与“修能”，还有诗人外在的特殊装扮。这种“内美”，渊源有自，“深固难徙，廓其无求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橘颂》）屈原“行比伯夷”“法夫前修”，内秀于心，外美于形。在现实生活中，屈原的这种追求何其难也。他目睹了太多丑陋的世相，无法理解，于是上下求索，升天入地，求神问卜，征之前圣，询之时贤，还是找不到答案。他想远行，又无法“相忘于江湖”，更放不下家乡的一切。最终，他只能选择死亡，那又何尝不是一种永生！
其次是屈原的美政理想道出了百姓的心声。屈原深知民为国本，本固邦宁的道理，对劳动人民生活的苦难艰辛给予深切的同情和担忧，他一生都在为国家和人民请愿，幻想着人民的幸福和楚国的强大。在《哀郢》中，他感叹“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他还对统治者漠视民众的苦难表示极大的愤慨，“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为此，他在诗中反复以夏桀、商纣王、周幽王等作为例证，告诫楚王避免重蹈覆辙，要以百姓为心，四海为念。当国家面临强敌入侵时,很多人都在为自己寻找退路，屈原却正道直行,冒死进谏，即使被国君误解,奸人谗言陷害遭罢官流放,也坚持初衷不改、无私无畏、正气凛然。
屈原的政治主张也极具前瞻性。他生活在历史巨变的前夜。楚国本来是殷王朝的同盟。楚悼王启用吴起变法，明法审令，要在强兵。其后，楚肃王、楚宣王、楚威王相继为王，前后七十余年，楚国逐渐走向强盛。战国七雄中，楚国的疆域最为辽阔，几乎涵盖了大半个中国。按照这样的发展态势，楚国完全有可能统一中国。《史记》说屈原“明于治乱”，对当时的政治形势有着比较清醒的判断。他力主连齐抗秦，楚怀王也知道“秦之心欲伐楚”。可惜，楚怀王没有把握住荣任“纵约长”的机会，患得患失，目光短浅，犯了颠覆性的错误，致使秦国各个击破，使楚国逐渐处于不利地位，最终落得亡国的下场。
《楚辞》与《诗经》双峰并峙，在中国文学史上树立了崇高的典范。在屈原之前，中国的诗歌形式，包括《诗经》、青铜器上的铭文，多以四言为主，相当一部分属于贵族的作品。《楚辞》则打破了传统的诗歌形式，用一种最自由的诗体，传达出最浪漫的情怀。《天问》提出了一百多个问题，涉及大量的神话传说。而今，我们有问天实验舱遨游苍穹，实现了古与今、文学与科技的完美对接。
从汉代的贾谊、司马迁，到唐朝的李白、杜甫，一直到现代的鲁迅、郭沫若，历代有成就的文学家，无不受到屈原的影响。李白曾把屈原的作品比作日月高悬，说“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杜甫也以屈原的成就来自勉：“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鲁迅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鲁迅称他们是中国的脊梁。屈原就是这样的人，以不屈的抗争成就了伟岸的身躯。
“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的李白
每一次读李白，都有一番惊奇的感觉，这感觉伴随着我，整整五十年了。1973年的初春，父亲从废书堆里给我找到一本《白居易诗选》，我如获至宝。其中一首写到了李白之坟，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记：“采石江边李白坟，绕田无限草连云。可怜荒陇穷泉骨，曾有惊天动地文。但是诗人多薄命，就中沦落不过君。”这是我第一次读李白，知道他薄身厚志，文动天地，诗泣鬼神。一幅飘逸欲飞的形象，就这样深深地驻留在了我的心间。此后的岁月，我曾造访过李白出生的地方，李白幼年生活过的四川江油，也曾亲临采石江边凭吊李白。但是，我从来没有真正读懂李白。读大学时，听老师讲李白，总有一种感觉，那不是我心目中的李白。后来自己也成了大学教师，在讲授中国古典诗歌时，还是讲不出心中感觉到的李白。在他面前，似乎只有惊愕，只有困惑，还有脑海中不时浮现的种种关于他的美丽传说。
相传李白出生在碎叶城，他的血脉中，很可能有着西域的基因。他喜欢纵横术，好为击剑，颇似侠客。这种性格特征与内地接受传统儒家思想熏陶的文人迥然有别。唐代文人多视科举为正途，蹭蹬仕途，白首考场。而李白偏不走这条路，他对自己的才能充满信心，相信会有名人的推荐，朝廷也会征诏，活得洒脱自在。事实上也如他所料，他结识的道士吴筠推荐李白进入京城。“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老诗人贺知章一见李白，叹为“谪仙人”，认为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因解金龟换酒。一时间，李白名动京师。那时，他感觉真好。可惜，诗人还是过于天真了。有时，文学才能与政治才能并不能画等号，而且经常是南辕北辙。文学上的巨人，在政治的舞台上很可能是蹩脚的演员。李白如此，杜甫又何尝不是如此。
身边的杜甫
杜甫和李白不一样，读他的诗，就感觉他是我们身边一位普通老人，相貌常常，为人忠厚，你甚至能感觉到他的嘘寒问暖，很亲切的样子。
唐玄宗李隆基即位的那一年，杜甫出生在河南巩县。他一生经历了玄宗、肃宗、代宗三代皇帝，比李白小十一岁，在盛唐诗人中年辈较晚。李白的诗反映了盛唐气象，而杜甫的诗则反映了安史之乱后大唐帝国由盛而衰的历史过程。两位伟大诗人的作品把这段由盛而衰的历史转折时期的特点充分地展现出来了。
杜甫早年写《望岳》，气象不凡。三十五岁进入长安，此后困顿十年。最初还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志向，到后来则“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连自己的家人都养不活，只能送到农村去。最后十几年，他逃难到陇南，进入四川。安史之乱平定后沿江出川，希望回到家乡，最后死在一条小船上，那年他才五十九岁。
李白生前名满天下，流誉八方，而杜甫则不为世人所重。临死之际，杜甫曾作《南征》诗云：“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又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列，名声岂浪垂。”这是很凄苦的自慰之词。李杜并称，是诗人谢世四十年以后的事了。中唐大诗人韩愈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元稹应杜甫后人之请，作《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称杜甫集古今之大成。晚唐孟棨《本事诗》把杜诗比为“诗史”，既反映了他自己生活的历史，更反映了唐代由盛而衰的历史。在历史的天平上，杜诗的价值得到了最准确的反映。
叶嘉莹先生说，“难忘《诗》《骚》李杜魂”，《诗经》是中国文学的重要源头，一部诗集的地位为什么这样高，乃至居六经之首？这就涉及以“礼乐”为中心的中华文明特色。贾谊《陈政事疏》说，礼主要作用于事故、灾难发生之前，而法则是底线。礼，会让民众见善思迁，遵守伦理规范。当然，人生从善还不够，还需要美与真，于是便有了诗教与乐教。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叶嘉莹先生毕生研习推广《诗》、《骚》、李、杜，其实质是在倡导人文化成的美育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命脉所在。
谨以此文恭祝叶嘉莹先生百岁华诞。
（作者：刘跃进，系河南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