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金融学系教授刘俏在阿拉善SEE第八届中国企业绿色契约论坛的演讲。

大家好，今天很高兴跟大家讨论一下碳中和下的中国经济转型路径。

习总书记在去年的9月份提出了中国的双碳目标，我们要在2030年力争碳达峰，2060年力争实现碳中和。这个目标提出来之后的话引起了很大反响，从我们自己分析来看，这是中国在面对未来挑战的时候做出的一个主动选择，意味着中国经济在未来的增长动能、在未来发展路径上面将会出现一些巨大的变革和一些全新的变化。

实现碳中和本身具有很强的战略意义，一方面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我们在更广泛的这种话题上可以跟全球进行交流。我想中国在全球治理方面的积极的表态，也是我们在加入参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个具体的举措。

但是，这个目标提出来之后其实有很多讨论，大家普遍感觉压力很大，任务很重，时间很短。现在比较关键的一个问题在于碳达峰，在达峰的时间点上，我们的碳排放会处于什么样的水平。很多研究都在做这方面的研究，主要的观点还是基于我们2030年单位GDP的碳排放量比2015年降低65%，同时保持力争能在2035年经济翻番的这样的增长速度。按照这两个前置假设，这些机构做了很多分析，现在比较普遍的观点是，碳达峰的时候中国的净二氧化碳排放量应该会超过100亿吨，比较常见的数字的话应该说是108亿吨或者110亿吨。

那么，我想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从碳达峰到碳中和只有30年时间，从110亿吨也好、108亿吨也好降到0只有30年时间，而欧盟国家在上个世纪就碳达峰超过70年时间，美国也有超过45年的时间，这种情况的下，我们就是任务确实太艰巨了，意味着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增长方式方面需要进行全方位的变革。

当讲到碳达峰的话基本上把它理解成我们确定一个目标值，从这个目标值的话就降到0。碳中和本身是净二氧化碳的大气的留存的量为0。现在我们讨论比较多的还是从技术路径上面，减低二氧化碳的排放，大家讲的比较多是用非化石能源去替代化石能源，这讲的比较多的一个技术路径，同时的话增加通过人为的方式，或者通过自然界作用的过程增加二氧化碳的吸收，使得能够停留在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的数量降下来。

但是这些讨论基本上都是技术讲的比较多一些，我个人感觉在实现碳中和这个目标我们需要确定出最多的路径，这里面肯定有几个问题需要理清，换句话说我们在认知上还有一些误区，这些误区不理清很难找到一个比较相对而言最多路径去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

第一个误区就是我觉得很多人还是把它看成是一个技术问题，刚才我已经提到了，事实上它也是一个经济问题，大家看到这个图里面，我们把这个人均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将中国、美国和欧洲国家做了比较，我们开始启动碳中和这个目标的时候，我们的人均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是远远低于欧洲国家和美国同期。人均的二氧化碳排放本身和人均GDP联系在一起，换句话说我们在未来实现碳中和的过程当中面临着如何平衡减排与经济继续稳定增长的问题。同时，整个区域发展还不均衡，换句话说，如果用一刀切的方式，我们实现碳中和的过程当中经济转型成本可能对某些区域、某些产业会带来更大的影响，这种情况下怎么去找到一个更好的产业政策，或者说是在财政转移支付方面、在碳税设定方面能够兼顾到经济发展的需求，考虑到区域发展不平等。我想这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应该是一个经济问题，需要做出更深刻的分析和思考。

第二个误区大家讲的比较多，就是说我们现在关注的焦点主要在二氧化碳排放占比比较高的行业，比如说八大行业，电力、钢铁、交通运输…确确实实这八大行业合在一起之后，2017年整个碳排放量占到中国碳排放量的80%以上了，感觉把八个行业控制住了，基本上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但是事实上我们可能对国民经济的运行有了解的话，都知道我们国民经济各个行业它们通过投入产出关系是互相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说我们只聚焦某一个具体的行业，很可能会把它在整个经济生活中通过这种生产网络，把上下游的关系通过投入产出这样一种结构的变化在整个体系里面传递叠加产生的乘数效应就忽略掉了，换句话说就是说是我们真正需要去评估一下经济生活中到底哪些行业对这个碳中和、碳减排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因为本身关注这些行业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实现相应的技术变革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是现在感觉我们只是把这个注意力和产业政策的制定，包括未来的碳排放权的配额发放比较关注的是这样一些行业，但是事实上我想根据碳中和的伟大战略目标相联系的行业数量应该比目前的行业要广很多。

第三个误区，大家可能觉得碳中和生产性的行业联系在一起，但是实际上学界有大量的研究，比如说这里我给大家举了两个例子，应该说是在学界里面比较有影响力的两个研究，发现家庭个人的消费占整个碳排放量上占60%以上，最高的甚至到72%以上，这意味着什么？消费习惯的变化、消费偏好的变化本身会从需求侧倒逼供给端，通过这种方式来控制或者可以更好的实现碳减排这个目标。

所以说，如何变革消费的方式，如何引导低碳生活方式本身也是我们在实现碳中和这个目标需要考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但是现在讨论的话可能基于这方面的一些思考，还有关于中国消费的一些，比如说这个对碳排放量的具体测算什么样的一个群体什么类型的消费，可能起到一个对减排事半功倍的效果，这方面思考和分析还相对不太全面、不太充足。

另外一点，可能也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因为我们讲碳中和需要评估碳中和目标对经济生活和经济社会的影响，需要评估经济转型的成本，现在很多观点认为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全世界或者中国统一的碳价格，而且大家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一个全国性的碳排放权的交易中心上，但是事实上这里面有两点跟一般的观点会有差异，像全世界最大的碳交易中心欧盟碳交易中心期货交易情况，大家看到一方面它的价格波动非常大，最近的话突破了50欧元，另一方面它的流动性非常的强，换句话说大部分的时间是以周为单位的，每个周的碳交易可能也就是几十万吨，或者一百万吨，但是现在的话就是我们讲到整个像中国碳排放量接近100亿吨，全世界的话应该说总的排放量大概400亿吨的这样一个概念。这样的话就是几十万吨甚至几百万吨的周交易量相比流动性是非常不足的，这样情况下呈现价格本身是否具有我们讲到的引领这个碳资源有效配置的作用，就打上一个很大的问号。

老实讲，我们国家未来把一个全国性的碳交易中心推出来之后，我们在短期之内是否能够形成这样一个有效的碳价格的发现机制，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同时，我想统一碳价本身包括前一段时间德国总理默克尔也提到全世界应该统一碳价，但是这里面的话有没有考虑到区域发展的不平等或者国别发展的不平等，比如说我们讲到一吨50欧元的碳排放价格，对欧洲国家跟对一个发展中国家它的这个经济的影响隐含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我们对未来通过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更有效的能够形成引导碳资源有效配置，兼顾碳排放和经济稳定增长，这是未来需要去思考的。

分析完之后，我想简单利用这点时间和大家讨论一下，就是说我们最近在思考的这么几个政策建议，具体的话可能我只有两个政策建议，一方面可能我们在理解碳中和的时候应该寻求一个更加系统的思考，是希望能够把这种国民经济各个行业通过这种上下游关系、通过生产网络所形成的这种相互的连接，形成这种使一个行业本身发生的政策变革，或者说是技术变革会在整个体系内部层层传递叠加产生乘数效应，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这种情况下可能需要梳理出来在中国整个国民经济体系里面看看现在哪些行业是我们讲到的碳节点行业。在这个PPT的左图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基于2018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153个投入产出表所构建的生产网络的一个图，这里面其实我们标注很多比较重要的一些节点，这些节点的话对应我们讲到的一些重要的行业，大家可以看到这些行业的话其实有生产性的行业，也有这种消费主导性的行业，这些行业本身在整个中国推进碳中和的路径当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中间发生的产业政策的变化、技术变革的本身，对整个碳减排或者说是碳的补剂、封存、增汇会带来很大的效果。

所以，我们现在在思考未来如何更好推进碳中和的时候，可能第一步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理解全面掌握中国的国民经济体系里面，我们哪些行业是碳节点行业，哪些是生产性行业、哪些是消费型行业，针对生产性行业更多的考虑应该放到怎么通过更好的产业政策引导它们实现减排，引导它们实现更大的技术变革推进碳中和事情的顺利发展。对消费型行业需要思考另外一个问题，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引导一种低碳生活，让这种需求端对供给端进行倒逼，从而让碳减排这个事情实现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二点的话说也比较具体，刚才我也简单分析了一下，在整个经济转型过程中需要对转型成本做一个准确的评估，转型成本跨行业、跨区域有不同的分布情况，这种情况下可能需要一个更加有效的碳价格发现机制，现在讨论比较多的是通过一个全国性的或者更加强大的碳交易中心来形成我们讲到的初次碳排放权的配额的分配，或者是初次分配完的二级市场多余的配额的交易，前面我也分析到现在全世界最有效或者交易量最大的市场——欧盟，整个价格流动性都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这种情况下所形成的碳价格本身的话应该说很难引导碳资源的更加有效分配，尤其在我们这种时间比较短、任务比较重，同时兼具发展任务的同时，我想可能依靠这样一种机制的话很难能够完成这个目标。

所以，我们也建议就是说在未来一段时间我们可以用金融思维了，就是提出了一个像碳价格三角形这样一种框架，除了这种传统的大家比较熟悉的碳交易的这个中心之外，我们也积极的把资本市场甚至未来那种碳资产为底层资产的证券化市场把它引入到碳价格发现机制里面来。

我在左图给大家看到一个简单逻辑，比如我们讲的碳交易中心和碳交易市场最大的问题在于流动性不够，可以交易的产品数量比较单一，比较同质性，这种情况下我想可能如果我们利用资本市场逻辑非常简单，如果一个企业的碳排放或者碳风险本身是定价格的，比如说成立了一个方程式，投入收益率、投入回报本身是定价的，我们通过数据分析的话可以算出这里面的A1，而A1就是排一吨碳大概对你的股票收益率会带来多大的影响，本身就是一个碳价的概念，通过这种方式的话我们可以算出来这个企业或者说处于不同行业不同区域的企业碳排放的价格，本身也有它的一些失真的地方或者不准确的地方，但是至少它提供了另外一个视角，从资本市场从一个流动性更大、交易量更活跃的视角提供一个碳排放的参照。

另外我想讲三角的话，另外一角除了碳交易中心我们讲到资本市场之外的话，我想在未来我们是否有可能推出这种以碳资产甚至包括像先进资源具有临汇功能的这样一些资产，以他们为底层资产证券化的产品出来，也通过这种二级市场的交易完成同样的一个定价逻辑，通过市场价格我们倒推出碳价格的水平，这些底层资产分布在不同的行业，分布在不同的区域，然后通过这种不同的底层资产定价本身也可以实现一个碳价格的差异化，这种情况下的话为我们来完成准确评估碳中和对经济的影响，而且有一个差异化的碳价格意义非常大。

所以，我想从这些角度来讲的话应该说这个碳中和本身对中国而言意味深远，我个人不是认为它仅仅是一个经济发展过程当中的约束条件，事实上的话我们前面分析大家也可以看到，我认为它有可能改变我们未来生产函数甚至包括消费者效益函数，那么这样的话来说碳中和时代的经济学整个的前置假设、公民体系到具体的结论都有很大的变化，我想我们这个研究应该刚刚开始，大家看到这个是到迄今为止气候经济学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拿到诺贝尔奖的这么一个得主，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威廉路德豪斯，他花毕生的精力在研究这种气候变化和经济学这样的关系，他讲2018年年底领取诺贝尔奖的时候主题发言讲一句话，他说气候变化是经济学的最终挑战，我想可能对于我们从事这样一个研究的这样一个个体也好或者群体而言我们对碳中和的经济学的研究其实刚刚开始，我想这些研究本身如果能够契合到碳中和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出现这样一些重大的问题，那么这些结论本身会对推进碳中和产生很大的影响，非常高兴和大家有机会分享这些东西，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