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提出中国碳达峰、碳中和的时间表，即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简称《纲要》）中再次强调“积极应对气候变化”，要求“落实2030年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这一重要部署将对未来我国的经济金融体系形成较大影响，给经济学研究带来新的课题。
一
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一是对我国长期高质量发展有重要意义，有助于我国经济以更加可持续、对社会和环境更加友好的方式实现长期、稳健增长，从而兼顾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二是意味着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和增长动能将发生巨大变化，同时有助于克服能源进口依赖。三是做出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承诺，体现了我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国际影响力。
碳减排是学界近年的热点问题。2018年，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诺德豪斯在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发表的演讲就是“气候变化：经济学的最终挑战”。他利用动态气候和经济综合模型，估算出美国一吨碳排放带来的社会成本是31美元（2010年价格）。
对于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学界对此进行了各类研究分析，这也成为当前经济学、金融学最有挑战的问题之一。对达峰值的估测，现有研究大多基于两个假设：2030年单位GDP碳排放强度下降程度和未来十年年均GDP增速。目前测算达峰值有多种方法，各界对碳达峰时二氧化碳排放的可能峰值做了预测，有机构预测是108亿吨，也有预测最高会达到120亿吨。但总体而言，还缺乏较为清晰的核算方式和结果。
我国的碳中和目标不仅时间紧，而且任务重。从时间上看，我国承诺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时间，远远短于发达国家所用时间，需要付出艰苦努力。从任务上看，人们容易将其简单理解为能源生产和消费方式的改变，但其实它涉及领域极广、影响面极深。与西方发达经济体相比，我们需要做出的变革更为剧烈，实现碳中和目标面临一系列挑战。
首先，实现碳中和不仅是技术问题，也是经济和管理问题。需要从经济学理论层面明确碳中和短期目标、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的关系，权衡发展和减排的关系，解决技术路线选择问题以及减少污染物和减排的优先顺序问题，等等；此外，还需要构建清晰的碳排放总量指标——最终均取决于成本—收益分析的结果，因为不同的技术路径对应着不同的投融资总额、投融资结构、产业和区域影响。
其次，实现碳中和，不仅涉及目标和任务分解，也关乎制度设计和公共政策。即使构建出清晰的碳排放总量目标和日程表，也需要根据大量微观指标设计激励和约束机制，比如，研究采用何种工具能纠正碳排放的负外部性、研究如何通过碳交易市场实现外部成本的内部化、研究如何建立碳价格形成机制、如何构建相应的财税制度，等等。
再次，实现碳中和不仅是宏观问题，也是微观问题，尤其需要研究如何把企业和个人纳入碳中和的过程。比如，如何激发微观主体的参与积极性、践行低碳生活方式，以何种机制鼓励商业模式创新以促进碳减排。
最后，实现碳中和既需要有为政府，也需要有效市场，为此需要加强市场机制与政府作用二者关系的研究。相比于产权清晰的商品市场，在碳排放领域研究这一问题将更为复杂。
总之，如期实现碳中和目标，机遇与挑战并存。从制度层面看，涉及国家层面的治理变革；从政策层面看，需要围绕碳中和设计财税体系、投融资体系等；从技术层面看，对低碳技术、零碳技术、负碳技术等技术创新的需求会越来越大；从产业层面看，碳中和会带来企业商业理念的变化，重新塑造企业治理、战略、投资决策、内部管理、工艺流程等内容。这一系列变革，为经济学、金融学理论创新提供了可能。
二
回应经济实践是经济学发展的根本任务。笔者认为，实现碳中和目标，经济学需要对以下具体问题做出回答：
碳中和目标如何改变生产函数。谈及经济增长，常会提到“索洛模型”，该模型强调经济增长依赖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增加以及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升。但是，在碳中和目标下，“碳要素”可能会从一个约束条件变成一个重要的生产要素，成为与资本、劳动力并列的生产要素。若如此，“碳要素”将会对生产函数从而经济学的发展提供新空间。
碳中和目标会对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产业和区域的动态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以金融行业为例，碳中和目标会引起金融体系的变化。比如，在金融产品和服务上，会有更多更好的绿色债券、绿色贷款等涌现出来；会改变金融中介服务流程及背后的金融思维，更多围绕碳定价、碳交易等活动提供金融服务；会推动绿色银行等新型金融组织形式的创新。
如何计算实现碳中和目标需要的投资额、资金来源、投资结构和投资回报率，如何设计相关金融产品与服务。目前估测，我国要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需要一百万亿元以上的投资，每年的投入相当于GDP的3%。但是资金来源、投资领域、资金效率等问题都需要金融学进行具体分析。
如何计算我国碳排放的社会成本，不同政策和技术情境下的成本—收益分析有何差异，如何制订碳交易机制和优化方案。碳中和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涉及激励机制创新，好的激励机制可使企业、个人及地方政府有动力有意愿做出与碳中和目标一致的行为调整。比如，可以用碳汇和碳金融的方式，引导债券发行、股权融资向着有利于实现碳中和目标的方向做出配置。但市场机制如何设计、税率如何设定，这些问题都将是新的挑战。比如，“碳价”很难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设定，毕竟单位二氧化碳排放的经济影响在不同地区差异较大。再比如，如果为了完成目标需要削减一些行业的产能，如何平衡稳就业和碳排放，同样是各级政府面临的一项挑战。
此外，如下问题也需要学界做更深入的研究：如何构建碳中和的产业路径和区域协调机制，比如，如何基于投入产出的定量研究选择轻重缓急的产业发展顺序，如何基于区域经济特征确定碳中和过程中生产力布局、经济布局、财税转移等；研究碳中和的商业场景和模式创新，比如，基于能源生产端和技术端的创新、能源生产消费结构改变趋势、消费端生活习惯和偏好的变化，研究市场机制在重点区域、重点行业形成的微观商业场景和商业模式；研究数字经济与碳中和的关系，比如，大数据应用如何提高清洁能源技术的应用收益和成本下降空间、区块链应用如何提升碳排放的透明性；如何推进碳中和国际合作；碳价格会对未来的汇率制度产生怎样的影响等。
刘俏，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