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种文化、一种宗教都是一定时代的产物。在历史的发展中，一种文化、一种宗教想要不被时代淘汰，就必须对自己已有的内容和形式作出调整、补充或改造，找到自己在这个时代存在的理由，重新给自己一个定位。
当今时代是一个讲科学的时代，是一个科学占据了话语权的时代。所以，什么问题都要被问一个科学不科学。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所有的文化、思想只有被证明是合于理性的、合于科学的，才可以被认同，才有存在的资格。否则，就被视为蒙昧、迷信，乃至于被列为批判、否定的对象。而其中，宗教常常是首当其冲被科学批判、否定的对象。
这种科学与宗教矛盾、冲突的现象，也不是现在才有的，而是有其历史原因的，由来已久。首先，在古代来讲，我们的知识是很混同的，任何一个知识体系都是包罗万象的，像今天我们所讲的“科学”、“宗教”等，在那时完全是混而不分的。然而，随着近代知识文化的发展，知识体系不断分化，学术的分科也越来越细致。这样就引来了各个学科之间的分野、比较和矛盾，也引来了现在分科知识和传统的混而不分的知识之间的关系问题。
其次，西方中世纪文化是基督宗教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它是一种一神信仰的文化，信仰至高无上的神的意志，排斥人的理性，也排斥由理性发展出来的科学文化。于是在当时就产生了宗教与理性的对立、与科学的对立。因此，当西方社会从中世纪走出来，在冲破基督宗教原先那种独断论文化状况的时候，人们充分强调理性和科学，并且把理性、科学与宗教对立起来。于是，社会开始激烈批判宗教。我们都知道，欧洲17-18世纪，一批战斗的唯物主义者对宗教的批判是非常严厉的。在中国，这个问题的发生是近代以来的事情，特别是五四运动前后的新文化运动，举起“科学”与“民主”两大旗帜，在中国也开始发生了科学与宗教冲突的问题。在五四运动前后，社会上成立了一个非宗教大同盟，当时几乎所有的被称为先进的人士，都参与了这个大同盟，对宗教采取一种批判的态度，认为宗教是一种迷信、非理性的东西。
其实，宗教概念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它是有发展、变化的，而且不同的宗教，在内容和形式上也有很大的差别。我国近代接受的宗教观念，是欧洲从中世纪转向近代的过程中，当时的欧洲启蒙思想家们对中世纪宗教观念所作出的评论。在这种宗教观念里，对于神的信仰，尤其是一神的信仰十分强烈。中国近代就是在这种宗教概念的主导下，来与当时传入中国的科学思潮相互交涉的。
在中国，科学对包括佛教在内的宗教的批判，同时也引来了宗教对于科学的响应。在这种响应里面，我觉得可以看到三种情况，大致也可以看作是三个阶段。
第一种情况或第一个阶段，主要是用科学道理来批判宗教信仰，指斥其迷信、否定理性、违背科学、毒害民众、危害社会等等。宗教的回应则主要是辩护自身与科学有相通之处，或声称在自身的教义、理论中早已包含有科学的内容。这里我们简单回顾一下近代中国佛教在响应这方面问题的一些情况。其一，如近代著名思想家章太炎先生，他就认为佛教可以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接纳西方文化的一个桥梁。如他说，佛教（唯识法相学）是从分析名相始，以排遣名相终，从分析到排遣，与科学的方法是一致的。所以，他明确表示，佛教是可以来响应当代科学的。其二，近代的一些信仰佛教的科学家，如著名数学家、电工专家、北京大学教授王小徐（季同）先生先后撰写《佛法与科学之比较》、《佛法省要》等论文，无线电工程学家、浙江大学教授尤智表先生撰写《一个科学者研究佛经的报告》、《佛教科学观》等论文，都是极力论证佛教中有现代科学内容和精神的。
第二种情况或第二个阶段，是想通过科学的传播、普及来消除宗教的影响，甚至最后期望以科学来取代宗教，包括佛教。许多科学家，以及后来许多强调以马列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的人们，都希望用科学来最终消除宗教。他们认为，宗教是人类在蒙昧时期所产生的文化，它有产生、发展的历史，最终也必然消亡。怎么消亡呢？就是靠人类知识的发展，尤其是科学知识的发展。因为从认识的根源来讲，人类在蒙昧时期，还不能掌握自然的发展规律，一旦科学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掌握了自然的发展规律，能战胜自然，那么宗教自然就会消亡。一直到现在，在很多人脑子里也还是这样想的。当然，宗教的发展和消亡还有一个社会的原因，这里就不说了。然而，事实上，宗教问题并不像人们想象得那么简单。我们看到的事实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宗教也在同步地发展，甚至比以往发展得更快。
科学的精神是尊重事实，宗教在现代社会旺盛生命力的现实，促使人们重新思考科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于是，开始出现了对话中的第三种情况，或者说第三个阶段。很多科学家在他们的科学研究和实践中，从宗教中，包括佛教的教理和思维方法中，获得许多的启迪，从而推动科学研究和实践的发展。这种启迪，笼统地讲也就是人文知识体系的理论和思维方法对现代科学知识体系发展的启迪。
整个近代以来的文化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过程，开始的时候是人文学科借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解读、研究人文学科中的许多问题，应该说这种科学知识体系方法的引入，在近代人文学科的研究中取得了相当多的成果、成绩。到后来，发展到现在，我们又看到了人文学科对实证科学的巨大影响。人文学科研究中运用的诸如不确定性、随机性、模糊性、非线性等整体、动态的思维方法，被大量地运用到了科学知识体系研究中去。于是，我们的实证科学发展成为了现代科学。我们现在讲的科学与实证科学并不是同一个概念，实证科学强调的是普适性、确定性、可重复性等等，而我们现在讲的科学并不是强调它的普适性、确定性。现在有很多学者提出来一个复杂性科学的概念，而把原来的实证科学称之为简单性科学以示区别。对于复杂性科学这个概念是否准确，是否恰当，我不知道。比如，现在有人为了回应否定中医、说中医不科学的一些说法，就说中医不是简单性科学，而是复杂性科学。
同样，我们的宗教文化，现在也有人把它纳入到复杂性科学的概念里去。这就是把科学的概念扩大了，把科学分成了简单性科学和复杂性科学，用复杂性科学解决简单性科学不能解决的问题。如果我们从科学角度来讲，这其实就是科学本身的发展过程，从实证科学发展到现代科学。由于我们现代很多人的脑子还停留在实证科学概念上，对很多随机性的科学思维方式缺少关注。我们一讲科学，人们还是以普适性、可重复性来衡量它。我想，科学概念需要在我们脑子里有一个变化，现在的科学确实是从人文知识体系的方法上获得了许多有益的东西。这也正是不少西方科学家讲的，我们从东方传统的文化当中，可以不断获得科学发展的启迪和源泉。
反过来，从佛教方面讲，近代佛教也借用了很多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在科学内容中也找到很多可以印证佛法理论的内容。其实，在当今学科已经分化到如此程度的情况下，不再适宜用一种一统的思维方法去思考这些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的任务是要探索在这个知识多元化的时代中，每一种文化体系或样式怎么样来自我定位的问题。中国的古圣早就说过，“以同求同，万物皆同；以异求异，万物皆异”。实际上在知识的领域里，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在不同的文化体系或样式中我们都可以找到其中的同点，也可以找到其中的异点，因为都是人类的知识。
因此，就出现了一个我们究竟是要异中求同，还是同中求异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也不应该这样来提，我们既需要异中求同，也需要同中求异，在这两个方面，我们不可以偏执。我们偏执于异中求同，那么就会让双方尽量地去彼此附会；相反，我们过分偏执于同中求异，就会造成不必要的对立。所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要采取中道。不仅要中道，我们既要求同，还要明异。在我个人看来，如果就佛教现在的发展需要来讲，首先更需要注意的是求异。因为明异其实是一个知己知彼的问题，我们只有知道了彼，知道了它的特点在什么地方，它跟我们的异在什么地方，我们才知道自己应该定位在什么地方。我们不应该再用一统的思维方式去思考问题。我常常讲近年来在中国哲学界有不少讨论港台新儒家的问题，但是我们应当看到港台新儒家最大的问题就是儒家情结的问题，也就是说，他们还是试图用儒家文化体系来一统天下。所以，新儒家提出来要三统并建，即仍然要以儒家文化来整合政统、学统、道统这三方面。这就是没有认识到在现代学科多元分化、并存的情况下，儒家究竟要定位在什么地方？
我认为，佛教也有这个问题，在这个知识多元化结构的时代，如果明了了各种和我们不同的文化样式、知识体系的情况，那么佛教究竟应该定位在什么地方也就会清楚了。佛教应该找出与其他文化样式、知识系统不同的东西来定位发展。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其文化知识体系绝不仅仅只有科学知识体系一种，更不应当认为科学知识体系是人类最高的一种知识体系。时下科学占据话语霸权地位的状况，并不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就人类知识体系来讲，细分的话可以有许许多多，而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为两大类，即人文知识体系和科学知识体系。这两大知识体系有相通之处，其思维方法也可互相借鉴，但不能相互取代。
宗教文化属于人文知识体系，佛教所探讨的根本问题是人文的问题，当然也归属于人文知识体系。中国近代高僧太虚大师曾明确说过：“佛教问题即人文问题”，“故佛教问题，实为全世界人文之所系，应时行化，不容缓矣！”（《佛乘宗要论》）这是非常深刻的见解。佛教是以人文的理念和方法来探求和解决人的生死烦恼的问题，所以我们没有必要以科学知识体系、科学的理念和方法来比附它，也不需要求得科学理念和方法的认同。
当然，人文知识体系中也有许许多多的文化形态，不同的人文文化形态也都应当找到自己的特点和定位，尽管这种特点和定位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也会变化和发展。同时，人文问题也是所有宗教共同关注的问题。那么，我们如何来找到佛教的人文特点和定位呢？
在中国，隋唐以来人们常用“以儒治国，以道治身，以佛治心”来给儒、道、佛三个主要传统人文文化形态定位，这对我们今天给佛教文化定位仍然是很有启发的。
此外，在与其他宗教文化比较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大多数宗教都是借助于神道的精神和理论来关注人文问题的，具有浓厚的神道色彩。唯有佛教自释迦牟尼创教之时起，即充满了重视人类依靠自身的智慧和毅力来自我解脱的人文精神。即使在大乘佛教的发展过程中，虽然也有浓厚神道色彩的一面，然其解脱修证的理论、实践，以及以人为主体的根本精神，仍然占据着主导的地位。
根据以上的简单分析，我想应当可以根据佛教（大乘佛教）的基本教理，为佛教在今天这个时代找到一个自我定位的参考方向。在今天高速发展的科技信息时代和激烈竞争的经济社会，更加速了人类的自我异化，人们因而也更迫切地想要找回失落了的自我，了悟自我，社会也需要更多更深切的人文关怀。所以，大乘佛教以人为主、自我解脱的古老人文精神，在今天具有新的现实意义。
用佛教来治心，来救助人们的心灵，应当给人以当下真实的感受。因此，弘扬大乘佛教，特别是中国禅宗强调的“本性清净”，“是心即佛”，“自性自度”，“不借外求”，以及“不断烦恼而得菩提”，“不离生死而证涅槃”的不二法门等根本教理。使人们认识到修行就是要回归本来清净的自心自性，要把出世的修证与入世的生活融通起来，在入世的有为法中，修证出世的无为法，从而在不离日用的“本分事”、“平常心”中，获得当下真实的“自在”、“解脱”。
如果今天佛教做了许多其他的工作，而没有在人的心灵感受上让人获得当下的感受、当下的真现实量，这就偏离了佛教。所以，我们要明了佛教跟科学的不同，跟其他宗教、文化的不同，找到自己的位置，找到自己运用的领域。科学跟宗教，谁取代谁都是不可能的，同时谁要把谁包括进去，也是不符合时代多元文化精神的。
中国近代其实已经有过一个非常深刻的经验。上世纪的20年代，在社会上发生过一场相当大的思想争论，就是科学跟玄学的论争或称科学与人生观的论争。当时一些科学家认为，人生观的问题科学也可以解决，而一些思想家则认为，科学可以解决许多问题，但是人生观的问题是科学不能解决的。这些思想家认为，一个人的价值选择，一个人的心灵感受，科学怎么能够解决呢？但是他们又说不出一种定量定性的客观标准系。于是科学家就骂他们是玄学鬼。所以，就出现了一场科学与玄学的大争论。这场论争的结果是谁也没有说服谁，谁也不能替代谁，所以现在还是并存的。
在今天，科学知识体系与人文知识体系同是人类不可或缺的知识体系，问题是我们每个知识体系要找到自己的特点和位置，在各自的特点和位置上解决人类所遇到的不同问题，在各自的特点和位置上去进行发展。
总之，探讨科学时代下佛教定位的问题，首先要开展科学与佛教的对话。在相互尊重的对话交流中，一定会发现许多思想是可以并存的，很多思维方法也是可以互相启发的。在这样一个多知识、多文化、多元结构的时代，怎么样给自己找到一个定位，再找到自己发展的方向，是每一种文化、每一种知识体系共同面临的课题。
原载《中国宗教》2009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