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中国思想界发生了一件意义非同寻常的事：自由派（右）代表人物秦晖、新左派（左）代表人物汪晖与体制内思想界（中）代表人物温铁军聚会杭州，就中国历史、现状和未来，进行了系列对话，不同观点之间展开了建设性的碰撞、磨合，引人注目。
关于这次对话的意义，思想界至今还难以达成共识；但在未来思想史上，它很可能被视为一个重大转折的标志。对话的真正意义，并非如当事人所自我标榜的“超越派性之争”。事实上，对话表明：不同派别之间有可能实现一定沟通，但派性是超越不了的。对话发人深省之处在于，它似乎昭示了未来几年中国思想界的脉络走向：在自由主义以后兴起的新左派，之前一直作为自由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一种平衡而存在；从今以后，它很可能和中间派（以权威主义为代表）一道，走到中国思想潮流的最前端，并占据中心位置；自由主义思想则可能逐渐走向衰落，中国思想史可能翻开新的一页。
对话很长，内涵丰富，可说是近年来最有意义的思想史资料之一。笔者拟不一一论及，仅就整体上印象深刻的几点，谈谈其背后蕴涵的思想界脉络走势。
一，对建国前17年历史的重新认识
不难看出，对话是在一种相互靠拢、求同存异的友好气氛中进行的；在理念目标和经验判断的一些方面，三方均达成了前所未有的共识。
例如在对待1949年以来的中国历史上，对话基本认可了1950年代放弃新民主主义、以国家资本主义方式加快工业积累是当时历史条件下一个“不得不”的选择。其中，秦晖先生虽质疑“中国原始积累的效率究竟如何？”,但是，1，他认可而并非反对这种积累；2，他承认，“并不认为中国当时的发展速度是全世界最差的”；3，他承认，判断效率高低至今缺乏公认最佳的“参照系”，“按照哪个标准更好，的确说不清楚”；按不同标准，可得出不同结论。
这种对经验事实的新颖表述,其意义在于摒弃了自由主义长期以来从意识形态出发,将中共建国前17年历史妖魔化的传统述事方式,将对历史和现实的认识建构在现实主义平台上.
二，西方民主制度走到今天并非必然，也非完善
杭州对话中，关于西方社会的认识，三方也达成了前所未有共识：西方社会（以美国为代表）在1960年代民权运动之前，虽已具备民主社会的“基本要素”，但也并没能让人民普遍真正享有民主。1960年代西方政治形态的成功转型，得力于多重历史因素。如温铁军先生所说：民权运动的成功，“与反战运动，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整个社会的民族民主运动以及和世界上另外一套体系也就是社会主义体系，都密不可分，缺一不可”。
因此，民主制度在西方能走到今天，有其偶然性，并非历史必然。如温先生所言：“西方现在这个比较民主的制度是建立在法律维护社会秩序的基础上的，法律制度本身靠的是相对充裕的财政支持和警察系统的维持”。在1960年代以前,可能社会各方都没有决心为实践民主支付这么高的维持费用。权势者不愿分割权力；民众不愿或无力为真正的民主制度买单--即他们不愿以如此方式来分配自己有限的收入。换言之,民主在此前,既非必要,也无可能,保守主义在当时占据主流。但1960年代发生的事件及其背景改变了一切：民主获得异乎寻常的动力,社会制度向前跨进了一大步。
然而，即使在今天，民主制在西方也非完善。如汪晖先生所言：“我们确实应该向西方国家和其他国家学习民主经验。但我们不能有一个幻觉，就是觉得西方已经真的解决了民主问题。从来没有，美国民主面临着危机，欧洲的社会体制也面临着困境。在这个意义上，寻求新道路的问题也是我们面临的共同课题”。
这样的共识意义重大，它打破了中国思想界主流长期以来对西方民主从理念到实践的盲目推崇：既然西方至今也没有完全解决好民主问题，那么中西模式在某种意义上就只是要素组合的程度之别，这就为渐进式改革道路提供了充分依据；既然西方民主能走到今天并非必然，那就不存在什么西方制度的“普世性”；既然直到现在还没有一种完全令人满意的完善制度形式，那就更不能贸然假设西方模式必然适用于中国。因此，中国从自身的“独特性”出发，在参照世界成功经验的同时，努力探索适合自己的“另外一条路”，也是逻辑之必然。
可以说，虽然自由主义的门徒们还在死抱着“西方模式”不放，但是他们具有现实眼光的代表人物“已经不再按照过去的那套语言方式来分析问题了”，尤其是在势均力敌的颠峰对话中。
杭州对话中，关于西方民主的现有成就及其优越性，秦晖先生似乎本来倾向于给予更多肯定，但后来不再坚持。笔者个人认为，这可能与谈话中温铁军先生提到的“不久前，有一个智者讲过”什么有关（也不知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智者”？实话说，在号称中国思想界颠峰对话的三巨头杭州之会上，居然出现了“智者”这一称呼，这不能不说是对中国思想界原创性的一种哀悼；尤其是出之于体制内代表人物温铁军先生之口，更凸显了今日中国思想界语境之扭曲和微妙）。相信就在当时，秦先生心中原有的某些对于自由主义观念的经验支撑及其因果链条已经开始出现裂缝。不知道这种对观念的解构会进行到什么程度、也不知道它将导向何方，但这很可能会成为将来大多数自由主义者所必然要经历的思想阵痛，就象苏东解体后马列主义者所经历的思想阵痛一样--在自由主义原来最坚固的立足之处（即经验事实方面），已开始出现深刻裂痕。
三，中国未来可能（或必须）走一条不同于西方的道路
关于中国未来之路，对话最重要的共识来自于秦晖先生的又一个让步：“我想我们所指的也不是西方制度，相对缺点比较小、比较少的一种制度。也许细节和西方不同，但是大致还是可以建立的”。
这可能是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第一次承认中国可能和（从现实性出发）必须走上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社会制度轨道。在秦先生的理解中，新道路当然还必须包含自由主义的各项理念。但是，这可能只是秦先生一厢情愿。如果新的道路设计还停留在自由主义理念上，不作出变通妥协，那又怎么可能会“不是西方制度”、“细节和西方不同”呢？更重要的是，它又怎么满足要求“和西方不同”的各种现实需要呢？
在这个问题上，秦先生被迫作出了重要让步。秦先生的让步，是在对话讨论中被制度成本话题逼出来的。让步后，秦先生对于中国未来目标制度形式的表述就变成了“相对缺点比较小、比较少的一种制度”，放弃了以西方作为参照。此前，原教旨主义的自由主义者虽然在宏观上也承认中西制度应有细节之别，但在具体分析上，他们从来都是以西方成法作为参照体系和判断标准的。秦先生让步的意义就在于，它否定了这种参照体系和判断标准的“天然”合理性。
四，民主进程可能引发民族分裂
由上可见，自由主义理论必须作出重大调整，才能面对中国的复杂现实。这一点在民族问题的讨论中表现最明显。按秦晖先生的观点，“中国是单一制国家还是联邦制国家并不是至关重要的，只要符合现代民族国家的一般特征就可以了”。他还提出对待民族问题的“两个原则”：“第一，在解决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时候一定要有一种普世的观念，不能以国家主权为由任意欺负少数民族，民族问题根本是一个人权问题，应该世界化；第二，人权问题不该构成民族分立的理由，既然民族国家不能解决人权问题，那么多增加几个民族国家照样不能解决。这两者是同时成立的”。
但是，正如汪晖先生所质疑的：“什么样的政治构架能够让这两者同时成立？”如果二者相互矛盾怎么办？如果自由主义的民族理念与汉民族（注意：是汉民族，而非各民族）的实际生存需要发生冲突怎么办？
由此引申出的问题是：真的存在一种绝对客观、不带任何利益倾向性的理论框架或理论分析吗？自由主义理论在观念上无疑是自洽的，但这只说明它在白纸上画图没有问题（近似美国建国时情形）。就象其它许多理论一样，一旦置身于拥有巨大历史包袱和惯性的现实社会（这是当今中国与当年美国的最大区别），理论就会暴露出不切实际的一面。原因很简单，任何理论皆有其适用性；自由主义理论既非建基在中国这样的土壤上，也非针对中国问题所作的解决方案。
在民族问题上，汉民族长期依赖多民族的资源，发展到今天地步，拥有世界第一的人口。这是一种既成事实，汉民族已摆脱不了对这种资源的依赖性。如果西藏、新疆等地独立（正如温先生所指出的：“21世纪我们必须靠青藏高原的那条水和塔里木盆地的那碗油才能过日子”），汉民族要么任其漫天要价，要么陷入资源困顿、生存受到威胁的险境。
当民主进程与各民族独立需要、及汉民族的生存威胁纠缠在一起时，自由主义将何以自处？--前车之鉴是：“对于转轨国家（指苏联、东欧）的现实经验来说，民族分裂几乎是一个既成事实。”（温铁军语）
五，民主也受资源的“紧约束”
杭州对话提出的最重要警示是：中国继续按照目前这种粗放式增长、制造业扩张的模式是肯定走不长久的，因为各种资源都是“紧约束”的，不管是油资源、矿资源，还是水资源--必须未雨绸缪。
对此，秦晖先生的回答是：“正是因为这个理由才可能导致自由主义的结论，因为自由主义恰恰认为不能为了经济发展就牺牲一切，比如人权。自由主义可能认为单纯追求经济水平像美国那样，既不可能，甚至也不可求，但是人权、自由、民主理念是独立并且高于经济价值的”。
这种割裂现实的说法，把历史当成了观念的演绎史，是秦先生在对话中的一大失误。正象温铁军先生所提出的：“经济上不可能（走美国式的高资源消耗的道路——笔者注），政治上就可能（走美国式民主道路--笔者注）吗？”
当然，对话最后并未得出结论“中国未来应当怎么走”。或者，仅凭现有现象和资料，尚不足以导出有效结论。但是，杭州之会的三位至少应该厘清：资源意义上的不可持续究竟意味着什么？
似乎出于某种原因，三位大师都有意回避了这种梳理。让我们自己来看看，当资源经济外延扩张的路子走不下去时，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1，除非技术条件发生重大变化（例如能源或资源利用技术的重大突破），中国经济总量的增长将有其上限，最终人均收入水平不可能赶超西方、达到普遍富裕程度。
2，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在相当长时期内在整体上既不可能走资金或技术密集型道路，又不能走资源密集型道路，只能持续劳动力密集型道路，经济发展必须长期依托劳动力成本优势。这同时要求，社会剩余劳动力足够多、劳动力成本足够低。
3，这也意味着中国经济在相当长时期内将停滞在某一水平区间内，与之相对应的是分配格局的相对固化：少数人富裕、多数人贫困，社会整体的贫富差距将无可避免继续扩大，外部（政府、民间社会、舆论）介入只能起到救济极端、改变个例的作用，即只能使居于贫富两极终端的数量减少。如果改而奉行“可持续”战略，至少短期内经济增长将受到严重影响，收入分配的矛盾将更加突出。
4，针对这种贫富分化，社会/国家可采取两种态度：一是如秦晖先生所说的通过强有力的“二次分配”来进行事后矫正（当然，秦先生的“矫正”是针对不公正的私有化而言；如果是“公平竞争”下的两极分化，秦先生说“一般来说自由主义者反对国家采取力度很大的二次分配”。但是，难道社会就应该任其分化，无动于衷吗？）。但这种矫正，无疑在顾及公平时会损及效率，损及中国经济的劳动力资源优势，缩小经济总量和分配总量的蛋糕。因此，必须选择适当时机才能推出。
另一种态度是任其分化，不作大的调整，只是尽可能控制分化的力度、速度和程度。这样做对经济损伤较小，符合既得利益集团利益，但对贫困阶层不公。
5，无论是“二次分配”还是维持分化，都将遭遇强大反弹。因此，都需要依托一个强有力政府，都需要政府具有强大的经济干预和社会控制能力。
6，在上述背景下，我们再来考察自由主义理念（自由、人权、民主）的适用性。自由和人权，在国际大环境和文明进步趋势下，会自然呈现一定的自发演进。但是民主呢？此时启动民主，一方面会释放民间力量，尤其是反秩序力量，使形势发展增加不可测变数；另一方面，将削弱政府的干预和控制能力，使上述两种应对都增加难度。
虽然民主政治更符合现代人价值理念，但在特定情势下，它有可能使形势陷入困难和危险之中。局面一旦形成，很多时候就是形势比人强，人力难以回天。因此，社会不应该轻易自陷于不利形势中；更不能明知危险，还主动将社会推导向这种形势。否则，当困局已成时，后悔莫及。历史上，以纯粹理念直接指导社会实践所导致的灾难，已经太多太多。
具体说，在民主已启动的情况下，按第一种方式进行矫正，围绕“二次分配”的利益博弈将更为激烈。在没有足够的物质积累以摆平相关各方时，民主式的利益博弈难道有可能达成有序妥协？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秦先生提倡的“低调社会民主”事后矫正方案，或许就只有在非民主条件下才行得通。否则，有可能酝酿成社会积聚矛盾的总爆发，引发整体性危机。
无疑，上述第二种方式（即“任其分化”），更不可能在民主体制下有序维持--除非由既得利益集团组成强大的高压政权垄断“民主”，就象拉美诸国那样。
7，因此，结论是资源对经济增长的“紧约束”，同时也造成对社会其它方面发展进步的“紧约束”。资源和经济，本来就与社会其它方面息息相关、互为因果，不能相互割裂。即便是西方现代政治文明，也是建基在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之上。如果美国够穷、人口够多，或许就会是又一个印度。因此，秦晖先生所认为的两个问题（西方足以支撑高消费的经济和类似西方的社会民主制度），在中国现实条件下有可能已重叠为一个问题；在低经济水平（主要以人均收入指标为参照）下实现高度民主，有可能只是幻想，至少至今世界上还没有成功先例。反之，在国家强力控制下，将分配导向相对平等，倒具有一定现实可能；只是这样，中国可能又必须回到毛泽东时代了。
这么一分析，就不难明白三位大师级人物为什么没有就此话题深入下去：如果峰会的结论竟然是“民主暂不可行”，那么不但秦晖先生将陷入理念尴尬；即便汪温二位，也不会全无顾忌，就象秦晖先生无法坦言赞成国家分裂一样。
可见，所谓思想无禁忌，从来就不曾有过。成就如秦汪温之士，更易受盛名之累。
笔者不存在这种顾忌，因此从不讳言对民主可行性的怀疑，一早即提出“民主缓行，宪政先行”的主张。笔者与某些主张“自由高于民主”的自由派高论不同的是，他们讲的是“应不应该”的价值问题，笔者考虑的是“可不可能”的可行性问题。“应不应该”，意味着“不应该”的事绝不能做，一做就是错，而且大逆不道；“可不可能”讲的是：客观上存在一种局限性，但主观上还可以努力争取，多走一步是一步，走到哪里算哪里。民主首先是一种个人需要，其必要性不证自明。因为纵然科学能够证明某人一旦死去，即可免百人之死、使万人得福，此人仍然有权利偏不去死--民主的正当性正与此类似。但是，对于“民主可行性”的考量，仍然是必要的。
六，是“先民主后发展”，还是“先发展后民主”?
此次对话中，秦晖先生最难以保持与其一贯理念逻辑贯通的，是他自己颇为得意、近来频频谈及的关于国家“通过铁腕手段极大的降低了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的相关论证。按此论述，国家铁腕的存在，不论对于制度变迁、还是经济发展，都效果显著。那么秦先生为什么还要强力排斥，还主张“国家退出”呢？
秦先生的理由是，没有经过民主博弈、缺乏民主监督，国家铁腕下的私有化将导致严重社会不公，将来算起账来不得了。因此，他反对“先发展后民主”，认为“民主滞后”是当今万恶之源。
问题是，如果中国民主不滞后，民主过程与经济发展、制度变迁同时展开，那么在制度变迁中，可以降低交易成本的优势不复存在。按照秦先生本人的说法，这种低成本正是中国1990年代经济高速发展的主要原因；这样，经济的高速发展也将不再，制度变迁更加困难重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制度变迁还进行得下去吗？在低经济水平下，人民的处境又将如何？难道这样反倒能保障社会公正？秦先生自己所列举的东欧例子，对上述疑问都明确给出了否定答案。
社会转型本来就没有十全十美的道路可走。现行模式虽然制造了社会不公，积累了诸多矛盾，但毕竟制度变迁在顺利进行、经济发展成就斐然。在此基础上，中国才有可能赢得解决其它问题的机会和基础。如按苏东那种在制度变迁同时启动民主的转型模式，不但制度变迁举步维艰、经济水平一落千丈，而且社会公平也同样受创深重。既无效率、又不公平，独独赢得一副民主虚壳,这样的游戏规则得之何益?况且,苏东教训已清楚表明，这不是今天中国人消费得起的游戏。
综合中国、苏东各自经验推断，在向私有制转轨（即秦晖先生所说的“制度变迁”）过程中，在中国现有人均收入水平条件下，很可能客观上并不存在完全兼顾公平的可能性。既要高速度的资本积累、又要高水平的社会公平，等于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古往今来，没有成功先例。即便是今天号称成熟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其资本原始积累阶段，也并没有多少社会公平可言，最多不过多一块自由主义的遮羞布而已。
既然发展（包括制度进步）和公平不可能完全兼顾，中国目前的选择实际上是先完成经济转轨、发展经济，然后再顾及公平、再考虑民主。秦晖先生的顾忌是现在造成的不公会构成将来启动民主时不可调和的矛盾、成为不可逾越的障碍，因此此路不通，转轨和发展必须在民主的观照下公平进行。
这是一种丝毫不顾及可操作性的理想主义思路。首先，中国现在看起来“不可调和”的矛盾还少吗？不过是被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强行压制着罢了。现在启动民主，难道不会引爆这些矛盾？经济转轨确实会制造新矛盾，那么是现在就引发矛盾使转轨进行不下去好，还是在转轨完成后、经济发展后，在既成事实和相对较充裕的物质基础、较稳定的制度环境（制度变迁已完成）下再来调节矛盾（即秦晖先生所说的实行“二次分配”矫正）更好？哪一种更具备可行性？答案不言而喻。
更重要的是，这个问题并非可以关起门来解决的问题。中国始终处在国际竞争压力之下，如果因为民主公平之类今天显然还无法兑现的价值原则磨蹭蹉跎，致使经济转轨无法到位、经济体系无法理顺、经济运转竞争乏力，那么中国将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更不利地位，并逐渐丧失自己在国际体系中的资源份额和发展空间，被竞争者挤出原来位置。这对于国内的影响是，蛋糕将越做越小、可用于支持整体发展和支付内部调节的资源将越来越少、实现公正和民主将越来越难以得到物质支持，社会将无力为改革买单。
反之，首先搁置民主、以铁腕完成转轨、促进经济发展，则可以从世界体系中争得更多份额，既有利于整体发展、也有利于内部调节。西方资本主义实际上也是沿着这条道路走过来的：先不强求社会的全面发展，以残酷过程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在国家全力支持下对外扩展，从外部攫取资源提升内部发展的可能性，缓解内部矛盾。因此，中国没有理由不借鉴西方成功的历史经验，却听从他们关于理想状态的堂皇说教。
秦晖先生试图自圆其说，他首先说“即使先发展后民主是有理由的，但先发展后民主和先私有化后民主也是两回事”--秦先生似乎不知道，这么一说，他自己就更加不能自圆其说了：难道秦先生竟认为，在公有制下也能很好地发展经济？那还要“制度变迁”干什么？既利于公平、又利于效率的公有制，那简直已是人间天堂了。
讨论至此，秦晖先生实际上已陷入两难困境：在明确西方模式相对于中国国情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难以复制后,对于中国自1979年以来所走的政府主导型渐进改革道路,要么否定它,得出“改还不如不改”的结论;要么肯定它--因为在现实境况中，并没有第三条更好的路可走。
继而,秦晖先生承认“非国有化当然应该是国家行为。假如要在非国有化问题上自由放任，就等于是所谓的自发私有化，后果将会非常严重”--这等于已经肯定了国家主导型改革路径，那么，秦晖先生还批评什么呢?秦先生的说法是：没有“公众的授权和监督”、在“民主滞后”条件下的“非国有化”,导致了管理者的“监守自盗”和分配不公。秦先生提出据称是“从逻辑上无非就是两种办法”的解决方案,其实质是主张在国家主导的同时实现“公众的授权和监督”,亦即启动民主--于是问题又绕回到前面分析所得的结论：民主在今天并不具备可行性；它不但不能解决当前问题,反而有可能引爆潜在危机,使问题的解决成为不可能。
秦先生现在终于明白了一件事：在既成事实和历史惯性面前,改革的国家主导性是必须的（实际上，全球化进程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强化了国家的竞争主体地位。近年来西欧福利水平下降，就是全球竞争加剧下效率方面压力增加使然。西欧的应对方略是增加区域内的统一和合作，这是以一种类似于增强国家权力[在这里是欧盟]和提高组织化程度的方式来应对竞争压力、兼顾福利）；但他似乎还没明白：在“制度变迁”过程中,一定程度的社会不公也是必然的、是无可避免的。社会只能尽力建立一道保障底线(如“社会保障体系”)，对突出现象及时调节(反腐济贫)。公正问题的全面有效解决,只能寄望于转轨完成后的事后调节(如“二次分配”)。
因此,除非有更好选择,未来“二次分配”不可避免,谁也无法否定其必要性正当性。但是,这种“事后矫正”有一点与“制度变迁”相似：在民主条件下进行,交易成本将极大增加,并可能引爆其它潜在危机。
至此,中国改革所应该遵循的路径序列就已经比较清晰了。按由始到终的次序,它可以这样排列：1、发展经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2、经济转轨(向市场化私有化的“制度变迁”)-3、社会公正(二次分配)-4、政治改革(民主化为其核心)。
中国现在正是走在这条道路上，目前正处在第二即经济转轨阶段。在此阶段上，已可开始尝试“宪政先行”的政治改革。令秦晖先生耿耿于怀的“民主滞后”,正是这种路径选择之逻辑必然,这也是中国至今社会基本稳定、经济高速发展的根本前提。
但是，效率和公平既难以高标准兼顾，又彼此如影随形。二者之间虽然可以有一定的先后之别，但不能倾斜过甚，失去基本平衡。正是因为忽视了此种平衡，中国的转型之路，遭致国内外各阶层广泛质疑。除开那些参照西方标准的教条主义者外，批评者主要聚焦在社会不公及贫富分化问题上。确实，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所衍生的社会不公和两极分化问题至今已十分严重。虽然中国已选择一条“发展为主，公平次之”的转型路径，虽然许多弊端都可视为转型期阵痛；但是，对于痛苦的承受者来说，他们的牺牲既非合理（为什么承担改革成本的偏偏是他们？），亦非自愿，甚且难以忍受。从社会全体角度而言，虽然良药苦口利于病，但药剂的副作用必须绝对控制在社会可承受范围内，不能引发整体性崩溃。
因此，在中国社会现阶段已明显表现出在既定道路上走得过激、损伤了社会肌体的基本和谐、其副作用直逼社会承受底线之时，对既定的操作方案作出调整，更多地关注人道、倾向公平，是完全必要的。但同时，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不能因此即否定“发展优先”战略。关键在于，中国今天已没有更好的路可走；针对眼前弊端的过度调整，往往只会制造出更多弊端、导致更深灾难。
七,民主化的死结
对话三方忧虑于中国社会的内部分化和矛盾积累、民族矛盾的难以调和，形成了“从逻辑角度出发，不管从汉族内部还是从民族关系分析都会得出一个天下必将大乱的结论”（秦晖语）的悲观共识。对于这样的悲惨前景，三位大师似乎都无可奈何、束手无策，只能将未来寄望于“历史的发展很多环节都还有选择的余地”（秦晖语）这样一种缥缈的或然之中。
其实，这种悲观宿命是与他们共同的理念执着联系在一起的。换言之，是与他们共同坚持的民主价值、共同设想的民主方向联系在一起的。只要放下对民主的执着、暂时搁置民主化进程，至少在可预见的时间跨度内，无论内部矛盾还是民族问题，都不足以酿成“天下必将大乱”的危机。
既然明知民主化必然导致“天下大乱”，为什么还要死抱住民主制度不放？既然明知前面是陷阱，为什么还非得要往里面跳？这或许又是因为三位负清望之重、受盛名之累。回头看，历史是无情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只有勇于一时付出，才能收获长久成功。
八，自由主义的衰落与中、左派的崛起
此次对话中一个颇有意思的细节是，秦晖先生花费很大力气论证：“如果把社会主义理解为我可以用某种道德优势去强制别人，使他们依附于我，这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了”，似乎自以为已完成某种对社会主义的解构；结果汪晖先生轻轻一挡：“我完全同意这一点。同样，把自由主义理解为用某种道德优势或历史必然性去强制别人，使他们依附于我，这也不是什么自由主义了”--这么一来，被解构的反而成了自由主义自己：谁都知道，社会主义的“强制依附”已是几十年前的陈迹，而自由主义的“强制依附”，则近在眼前、且日渐浓重--这就是自由主义在今天的尴尬。
综言之，此次对话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自由主义在中国正在走向衰落。这并非仅仅是关于此次杭州对话的特征描述，同时也是近年思想界左中右不断碰撞和交锋过程中陆续呈现出的整体镜象。
秦晖先生是中国自由主义阵营中较能融通左右的通达之士，但在此次对话中，他也表现出自由主义者思想空洞化、教条化、脱离实际的特征，与汪温二位相形见绌。当然，很多人认为秦晖先生此次表现大失水准；也有人私下嘀咕：自己出马，一定比秦强。其实，这只是一厢情愿的事后诸葛。秦晖先生的困窘源于自由主义理论体系本身，换谁都难有例外。
自由主义走到今天，一些方面已与它的老对手马克思主义颇相一致。它同样成为一种理论高度彻底、同时也高度依赖于这种彻底的思想体系。自由主义理论，关起门来自说自话是不会有多大问题的，足以圆通自洽。但一旦面对实际问题，当它需要根据现实的已然性作出某种变通折衷时，或者在为了与外界沟通而必须在前提上与对方谋求靠近时，自由主义本身几近完美的体表就会绽开缺口和裂痕；在体系内部高度相关自洽下，这种缺口和裂痕有可能导致系统内部的大面积崩溃坍塌，从而外现出难以自圆其说的困境。换言之，自由主义在今天已过于“成熟和完满”，它的结论和逻辑都过于刚硬，致使它丧失了面对现实问题所必须的弹性。
从这个意义上说，秦晖先生的表现难能可贵、令人敬佩。换一个人来，最大的可能就是对话根本进行不下去；没有对话、只有鸡同鸭讲。
实际上，当对话得出中国不能照搬西方模式、必须“寻找一条不同道路”的结论时，自由主义的地盘和优势就已经丧失大半--因为他们失去了他们一直津津乐道的理论和经验的最重要支撑，自由主义的弱势化就成为必然。如果没有大的、今天无法预见的社会变故或外部干预，预计至少在未来3-5年内，思想界自由主义的衰退将无法遏止。3-5年后，中国的意识形态地貌将大不一样：自由主义将成为边缘、成为书斋中的摆设和少数人坚持的价值理念；今天的中左两派有可能占据主流，担负起思想资源的本土化原创重任，即面对实际问题、探讨现实道路，为大多数中国人提供精神养料。
不难看出，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与经验世界的某种变化正相一致。如果说自由主义在1980年代的酝酿、1990年代的勃兴，与冷战后期中国亲美抗苏的战略选择、与中国急于从传统模式和困境中脱身而出的改革开放进程有某种契合；那么今天自由主义在中国开始衰落，也自然与冷战后美国单边主义扩张对中国形成的不可避免战略挑衅，以及市场化、私有化“制度变迁”进程中所呈现的种种局限性和弊端正相呼应。马克思“物质第一、意识第二”的唯物主义原理至少在这里还能表现为颠扑不破：不但思想来源于经验、是对经验世界的一种观照；而且，思想的命运也最终取决于经验世界的变化。
理论的优劣高下，不在于观念圣洁、逻辑自洽，而在于对经验世界的解释能力。被很多人有意无意忘记的一个事实是：只要历史没有终结,
经验世界的变化就无有穷时,并且今天正呈现节奏越来越快的趋势。因此,任何一种理论都不可能长青不败;意识形态方面的主流更替，更只会越来越频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