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外资走”，现在已经成了不少股民的经验之谈。每当外资大举撤资时，就说明股市的寒冬将至；而每当外资大举入市，则说明股市的底部已现。为什么以高盛为代表的外资，每次都能瞅得中国股市的先机？为什么外资总能做到“伟光正”？究其原因，当然不是如某些崇洋派所说外资代表了“世界水平”，他们的投资更专业、更理性；而恰恰是因为这些外资的做法比内资更“中国化”，更谙熟中国资本市场“政策市”、“消息市”的奥秘，同时能够更早得到内幕消息，不管是政策动向，还是经济情报。

外资能比内资更早获得内幕信息，这在其他国家或许是天方夜谈，但在中国却一点都不奇怪。看看在高盛等著名投资公司内任职的，都有哪些人的亲属，答案就清晰了。有人说，如果美国的哈佛大学开家长会必须家长到场，恐怕中国的一些高层会议就没人开了；其实不仅如此，如果高盛等美国大投资公司搞员工家属联谊活动，恐怕中国高层的一些“组织生活会”、“理论务虚会”，就可以直接在同时同地举行了。这些高官们，为了亲属子女的职位前途，毫不担心大量的国家情报和国家利益流失；为了家族的利益，毫不犹豫就可以牺牲更多得多的国家利益和国民利益。就像在铁矿石的交易中，中方“内鬼”为了自己几亿、几十亿的利益，不惜赠送外方数千亿的国家利益。在这个问题上，笔者素来敬重的朱容基难辞其咎。因其名望与权位，他对家属问题的处理，起到了恶劣的示范效果，有辱清名，而且使其一些豪言壮语因此难以自圆其说。一个对比是，在民声鼎沸后，邓小平果断关闭了康华公司；而物议纷起至今，朱云来仍然执掌着中金公司。时至今日，这类事似乎已经法不责众，就连铁矿石这么大的已曝光案子，也只是处理了几个“经理助理”级别的官员。这正像因为现在“裸官”太多，越往上“裸”得越普遍，所以当局对匪夷所思的“裸官”现象也匪夷所思的没有办法。不但没有处理的办法，还要想保护的办法。于是，在一份迫于民愤姗姗来迟的《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中，竟然出现了要“注重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保护他们的工作积极性”等文字。

既然卖国受保护了，爱国当然就危险了。当今中国的两大怪现状，一是反腐很危险，不但要承受各种压力，而且安全没有保障。这还可以理解，毕竟谁都知道，腐败分子腐败得越多，能量越大。但不可思议的是，爱国、维护国家利益在中国竟然也很危险，可能受到跟踪、骚扰和威胁，安全同样无保障。“解放前”，共产党讽刺执政的国民党，枉顾和出卖国家利益，与买办沆瀣一气，观其例，也无非就是如此。既然大家的做法都差不多，真想不明白当时为什么要打一场死那么多人的战争搞“革命”。有人说，现在的中国是在补市场经济的课，等经济发展了，国家富裕了，自然会重新走向公平——这话在十几年前说还会有人信，如果只是民间发生了贫富分化，以中国现在的社会结构，在更强大的国家机器主导下，确实有可能由“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向“共同富裕”，但问题是，现在中国最有权力的那部分人已经与最富有的那部分人在很大程度上重合了，会师了，他们还可能剥夺自己的利益，将中国导向公平吗？

此时此刻，此情此景，恐怕已没有人能再否认，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在今天可以大派用场。早在1975年，毛泽东曾批评邓小平说：做了大官，就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此话用在当年的邓小平身上，可能不当；但用在今天的一些人身上，却已经是轻不止痒，更遑言痛？阶级论在今日中国所提出的问题是：当权力已经利益化后，政府还能够保持“中立”吗？哪些拥有了巨大财富的“大官”们，他们代表的，又会是哪些人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