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不是说大家都变王石，还有一个办法，团结起来变王石；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让学者帮你喊，政府内部改革力量也是积极的，很在意民声。
我对中国改革的3点认识
改革首先是有个问题，中国为什么改这么长时间？问题哪来的？吴敬琏老师第一次提出这个问题是1978年，当时就冒出个问题，计划经济在中国搞了几年？真正上轨道是61年之后，满打满算，到78年不到20年，到现在已经30多年过去了。形成一个体制没花那么长时间，改一个体制，时间比他长，而且留下很大一块没改完。
当时摸着石头过河，哪件事情有力治了，我们就改一把，哪些事情有较大难度就先搁一搁。这个策略让中国改革起步阶段，头十来年，或者头20年确实取得了让世界瞩目的成就。但是这个成功背后也带来了麻烦，有些难的问题往后放。更大的麻烦是，已经改的领域的成功会帮助掩盖没有改革的部分。这是一条。
第二条，中国由于改革持续非常长，人口统计学规律就会发生作用。年轻一代人的参照性不一样。80、90后，他们的参照性是在信息开放的情况下形成的。你不把这个国家的改革跟这些人的要求期望相一致，现在没麻烦，将来也会有麻烦。这是第二个道理。
最后一个道理，不改不成。我们这个体制，有些窟窿已经不小了，社会矛盾世界第二大，增长速度第一。城管跟老百姓的冲突可以出人命，他是为大家维持秩序，怎么会动不动就是（这样）。说明我们这个社会有些环节，你要引起注意，加以补救。所以，所谓改革的逻辑，认识上，就是这么几条。
什么叫中国改革？只要有过不去的坎儿，总有人想办法越过去，但这仅仅是改革的一小部分，改革要真正变成制度变迁有另外一部分。能不能得到承认？合法不合法？你不合法，这个体制预期就不稳定。你看中国农业，仔细到农村看（你会）发现，还是半拉子工程。（比如）承包长期不变写进文件，一直到2008年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到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长久不变。但是你到底下看，有些问题没有解决，有的家老人过世了，包产到户按人口分的地，过几年家庭之间就不均了，这个事情怎么解决？很多地方又要求重新调地，一调地还能长期不变吗？
不要小看土地问题，农民是活生生的，农村也是有党组织的，也是有经济组织、政府机构的，他跟你是承诺配套的。我们很多地方的小产权房，部委发文说打击，为什么打击这么多年还有那么多？打不动？背后有个利益平衡。我的看法是，这个现在还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所以这次三中全会在这个问题上做了大文章。农民土地到底怎么样？总要审慎把这个问题列出来。
市场逻辑与官场逻辑
十一届三中全会最早部署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进来了，港资进来了，大概到2002年前后，发现有部分国企不改了，资不抵债，改革任务没有完成。盈利的企业还要不要改？最后像联想，保留科学院的股权，成立全球化公司，当年改出来是很不容易的。规范分红权，再把分红权改成股权，个人的要求不能离谱，实际上他们最后得到的股权，在我看来低于他们实际的。财政部也批了，今天非常成功。但是多数国企，只要当时不是亏损的就没有改善，因为一改就涉及国资流失和腐败交易，你去看超大型国企、央企利润，实际上权力根本不在全国人民手里，也不在国家手里，就在几个特权人手里，（你不改就）会变成这个社会上的不公。但国企还是有很多人有能耐，有判断力，有些潜力是体制限制住的。国企管理，到点就退出，这么多的资产，这么重大的投资决定，光领一个薪水，对称吗？股东们，投资者们放心吗？这是市场逻辑。我们还有官场逻辑，这个级别干部比同级干部已经待遇不错了，下一步要解决这个问题。
要进一步放开国有企业的潜在市场。财税改革93年改的很好，当年中央财政已经岌岌可危，通过那一波改革，财政推进一大步。但远远没有完成，（到）今天为止唯一的办法是通过转移支付分到各个地方去。这个模式有点问题，因为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有很多功能应该完成的，为什么异地上学变成这么大问题，社保不可携带？如果改革不跟上去，地方和地方之间的矛盾，地方和中央之间的矛盾都很难解决。可是这些东西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一动就涉及到很深的利益调整。要参照发达国家的经验，逐步把这些变成国家的功能。
人民币向下是否放开？放开到什么程度？汇率改革都有关系。所以现在大家寄希望于上海自贸区，要在这里试行另外一套，看看能不能冲出一条路。这都说明改到一半不改下去，麻烦是非常大的。
改革构架要分两层
政治体制改革不能说它完全没有改，也在很多方面有了变化，但是离“把老虎苍蝇都关进笼子”还是蛮远。一方面，现在从风气抓起，但是官场风气已经那样，如果你不那样，怎么跟其他人共事？大家都那样。没有制度氛围，好人也变成坏人。
去行政化。我在大学工作，这些年，我看（大学）来越不像学校了。今天大学拥有的资源比过去好得多，可是你看做学问的风气，追求真理的风气，探索科学的风气是倒退的。你要不改，怎么交代？你能不能有适合于大学发展所需要的体制？改不改这个官本位？改不改这个行政？
最近去新加坡开会很受触动。教育部2000多人，我说你们官员派的不少，他说除了教务部部长和常务秘书是政治官，总司司长以下全部是老师。还有一个文化，每年是每一个学生配四万新加坡币，精心组织设计课程，不是浮皮潦草，这是他们国家战略，是制度决定的。（反观国内）很多告诉你怎么教书的人，自己从来没教过书，他教你怎么开会，怎么做研究，这能搞上去？这种东西不改，最后竞争是知识的竞争，得有体制机制跟他配合。
改革有巨大成就，但半拉子工程一关键部位没有改掉，如果不通过改革，进一步把这个体制架构形成完善，我们已有的成果很难保持，没结果的麻烦会往上冒。所以改革30年以后，还要发动一波深化改革，要把过去没有解决的关键难题、重要领域的关键环节争取突破。我的看法，过去的经验可能对这场大战有帮助。顶层设计跟摸石头过河结合，这句话讲得好，不要认为所有改革都是高层设计出来的，设计要有信息，要在社会底层认真看。有问题总有人难受，他只要难受，他就会想办法。中国社会天天在进行各种探索，这个过程中，观念交锋，观念讨论，观念修订就非常重要。
我心目中改革的架构始终两层，一层就是第一线，尽可能多的探索，但是这种在很多底层发生的变革，能不能系统集中起来，能不能被合法化的承认，能不能把他变得更加规范和完善？取决于上层建筑。最后是要上下互动上下结合形成一个更现代化国家的，比较理想的体制。
不走“搞定”路线的三个办法
问：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混合所有制的说法，这可能成为改革的保障吗？
周其仁：我刚才讲上一波改革是亏损的国企改革，问题是盈利企业怎么改革？这一步提出的混合经济很重要（的一点），是在这个认识上开了个口子，不要以为赢利了就可以自己关起门来玩，这点意义是非常重大的。至于混合当中国资都不要控股，这个能做到我肯定赞成。但是我看第一步，经过混合经济，有一批企业可以做到国资国控。因为他们会告诉社会，如果不是控股，对国家对员工到底带来什么？这个事业范围就扩大了，有了这一步扩大才有下一步改革。你先把这批放出来，我觉得对下一阶段中国经济增长起很大支撑作用。
我没想到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一个冲出来的是中石化、格力、上海绿地。刚才休息的时候一个朋友问，说好像（混合所有制）没什么动静，我说等你看到动静就晚了，很多人现在忙着呢。底下这个冲动，有很多老总到点了，国有企业，不改就下班了。不要指望中央文件写得那么清楚，那不是中央职能。什么叫中央？中央就叫站在中央，能讲出混合经济就不得了了，底下一定会拱出一片天地来。
问：刚才说到无论是产权界定还是行政权力约束，周教授书里都讲到一个问题，需要一个强制力去保证执行。但是强制力本身谁去监督呢？一些经济学家说，人不可能拎着自己头发离开地面，这是不是当前改革最大难点？
周其仁：这是现代化的难点。权力界定必须有权威的第三方，要足够合法，麻烦就在这里。市场离不开权威的第三方合法强制力，但是这个一旦出来，所有公司、企业手里都没有，很小一个税收所他要跟你胡闹你没办法。所以为什么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一定要配套，道理就在这里。政治改革的重要任务就是习近平讲的，（把）老虎关进笼子。李克强讲的对政府部门是“法无授权不可为”。
中国的情况补一条，还有改法问题，要按程序把一批法修（改）掉。三中全会有一句话，一些法律沦落为部门利益的表达保护伞。所以我们同意法律授权政府不可为。你不改，很多钉子埋在里头。政治改革最重要问题就是把不可获取的活法强制力要公开、透明可见度，多种手段监督政府活动。
不光是政府问题，企业家也有很大改变。一出问题，就（等）政府去出政策出文件，很少有人出来说捍卫自己（权利）。我们很多企业受到行政上的，或者一些部门官员的不当勒索，多数人宁愿去买通搞定，这样做是恶性循环。
问：他们不是不愿意，而是没有这个能力。
周其仁：王石有这个能力，王石说我就不行贿。我们助拥贪腐，最后给自己造成更大麻烦。这跟女同胞穿高跟鞋一个道理，第一个穿挺好，第二个穿，你不穿不行，穿了也不高一块。对王石有尊敬的（原因）就在这里，他是搞房地产的，他公开讲，就等于把全世界矛盾对准他，他敢这么讲，讲了几十年。
我觉得要有些声音，可以见法官，可以民告官。凭什么你出一个文件，有时候一句话，我们市场乱作一团，企业乱作一团，凭什么？客观上的社会氛围，助长了行政权滥用。为什么（官员）贪污数目越来越大？这就是“搞定”定理。每个人搞定政府官员，最后是整个祸害产业界，最后当官的也进去了。
当然不是说大家都变王石，还有一个办法，团结起来变王石；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让学者帮你喊，政府内部改革力量也是积极的，很在意民声。把积极力量拢到一起，一起来推，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再来一次。我前段去（派出所）办一个户籍上很小的事，深受感动，两分钟全部办完，态度极好，不收费。我几十年前去过，内行人给你点个道，几点到哪儿，看谁开完会的时候（办），那是首都的派出所。但是确实肯下决心抓下去，各方共同努力，一定让环境至少可以净化。
口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