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全球化是资本主义自我调节市场的万物商品化逻辑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并已造成全球规模的生态危机、频发的金融危机和各国的社会危机。鉴于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国际经济一体化最终带来的灾难性后果，重申波拉尼的经济社会学思想对当代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唯有将全球化的市场逻辑重新“嵌入”社会整体的组织原则之中，才有可能避免重蹈历史覆辙。为此，必须“找回国家”，重建国内社会并在国际体系以及区域层面加强国家间公正的和开放性的合作以建立稳定的政治经济秩序。对于在全球化背景下寻求“崛起”的中国来说，外部区域合作以及内部制度型福利国家建设的社会民主主义方向应当成为未来发展模式的理性选择。

［关键词］ 全球化 商品化 市场逻辑 社会逻辑 发展模式

“全球化”已经成为当代国际体系最大的现实背景。它推动了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极大地提高了资本积累的规模与效率； 但同时也给人的生存环境、给身处其中的民族国家及其国内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冲击和侵蚀。“全球化究竟是什么？”“如何应对全球化？”已经成为这个时代不得不认真思考的问题。对于民族国家而言，至关重要的是如何在这一背景下寻求正确的国家方向或曰发展模式，以获得外部的安全环境、内部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安定。本文旨在阐释全球化的真正意涵，在此基础上指出卡尔·波拉尼(Karl Polanyi) 思想对当代所具有的启示作用和现实意义，并在最后部分以欧洲和日本分别作为正反参照，浅论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发展模式的选择。

一、全球化的实质： 自我调节市场逻辑的全球扩张

全球化是一个体系性现象，因此，对于现代世界体系本质的认知是真正理解全球化的前提。而借助“世界体系论( world system theory)”这一认知框架，我们可以更透彻地把握现代世界体系的本质。作为理论代表人物，沃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将现代世界体系的实质恰当地定义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既然这个体系究其根本是经济的且是资本主义的，它就必然遵循资本积累的逻辑，换言之，就是“万物商品化”和“利润至上”的市场逻辑，这也是推动该体系不断向外扩张的根本动力所在。“积累啊，积累，这就是摩西和先知们！”表达的即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这种本性的洞悉和讽刺。

沃勒斯坦认为，这一体系起源于15 世纪后期的欧洲，它在空间上不断扩张，到19 世纪后期囊括了整个地球。 西蒙·克拉克( Simon Clarke) 亦指出：从重商资本主义以来，资本主义就是一个全球性现象，它依靠从中国和印度至大西洋沿岸的欧洲国家的贸易网络，突破了国家和地方政权的限制，不断发展壮大。资本向生产的渗透进一步加强了资本在各个王国内部的统治，并指向世界市场。17世纪和18世纪的商业扩张，为英国的工业革命铺平了道路。工业革命的动力来自于英国资本对于世界市场的控制，把世界市场作为不断扩大的产品销售地点，并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支付的自由化，把资本积累扩大到世界范围。19世纪成为资本主义自由扩张的时代，并在那个世纪末将地理范围扩大至近乎整个地球———当然是通过掠夺殖民地的帝国主义手段。列宁论断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而对我们这些身处当今全球化时代的人来说，19世纪末的帝国主义却并非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虽然资本主义体系生来就带有国际性的胎记，但它从广度和深度上真正成为全球性的体系却经过了漫长的历史演变。因此，沃勒斯坦称它为一个“历史体系”(当然，沃勒斯坦用“历史体系”来指称现代世界体系也表达出其终将消亡的意涵) 。实际上，也只有在这样的历史视野之中，才可以真正理解作为体系资本积累最新阶段的全球化的实质及其所带来的影响。说“万物商品化”和“无休止的利润追逐”是资本主义体系扩张的原动力，仍只是一个静态的概念式表述，若要分析其具体的动态的扩张过程，就必须谈到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简言之，资本主义经济会出现周期性的生产过剩－一般利润率下降危机，马克思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先天痼疾。危机导致的停滞与萧条阻碍着资本通过增殖来实现其自身，因而必然要寻求各种方法来突破危机。正是这种内部张力推动着资本积累逐步扩张直至全球规模，所以，全球化虽不是自动的，但却是资本积累动力机制不可避免的表现。沃勒斯坦用“等级式商品链的经常性调整”来解说这一过程，认为资本主义体系解决生产过剩的方法向来是调整生产体系，使资本主义有机体吸进新鲜氧气以实现自我维系。新鲜氧气是更有效的资源配置，它通过商品链的经常性调整而实现，即“下放”商品链等级结构中的一部分业务，从而把资金和努力集中到利润率较高的商品链的创造性环节上去。把等级中某些特定过程“下放”，经常导致生产在地理位置上的重新配置，也就是将生产转移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地区。这种解说是和它的体系经济空间三区域划分( 中心－ 半边缘－ 边缘)相对应的，也就是说，国家和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为资本的这种积累创造了可能条件。如此，资本主义体系在克服生产过剩危机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中心－ 半边缘－边缘结构的全球性商品生产链和市场； 另外，经济停滞也势必导致过剩资本通过向欠发达地区借款和各种金融投资( 包括投机)的形式来实现其自身。总之，扫除一切障碍，实现最大程度的自由流动是资本积累的内在需求，而这一过程同时也是一个逐步扩大的将自然、货币和人不断“商品化”的过程，是一个市场逻辑不断伸张的过程，当代的全球化即是迄今为止资本主义这一过程所达到的最高阶段。

二、全球化的后果

威廉·格雷德( William Greider)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疯狂逻辑》一书中，形象地将全球化比作一部强壮、庞大而可怕的机器。它“穿过开阔的地带，置熟悉的边界于不顾；……在向前挪动中，这部机器抛出大量的财富和施舍物，而与此同时，却留下巨大灾难的沟壑”。的确，全球化代表着市场逻辑的全球性扩张，它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物质财富，但同时也将自然环境、货币与人抛进了由买与卖的逻辑所主宰的市场之中。一方面，市场的经济逻辑以资本积累为最高原则，要求资本畅通无阻地自由流动，全球性资本积累则要求资本跨越民族国家疆界的流动，要求自然、货币以及人的完全商品化。而这必然会给自然生态环境和民族国家的国内社会带来巨大的破坏性冲击；另一方面，跨国资本集团主导的商品生产链的全球再配置所形成的中心－ 半边缘－边缘结构，使处于商品链下游的国家或变成粮食、原料和能源的供应地，或变成廉价劳动力的供应地，而财富却大量流向上游国家，在体系层面造成“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严重失衡，并大大激化了民族国家之间为力争上游而进行的竞争。

跨国公司为逃避母国的各种工业规制而将重污染生产向边缘和半边缘国家的转移，造成全球范围内的环境恶化； 为获取廉价原料而进行的过度开发，导致自然资源的快速耗竭(自然生态环境的“商品化”) ； 为获取廉价劳动力而采取的转包、外包生产，在边缘和半边缘乃至中心国家内部重新复活了19世纪式的“血汗工厂”。这些国家既有的社会结构在市场的冲击下逐步解体，大量失去旧有生存根基的人被抛入市场的洪流，其实无非是在复制如今的中心国家曾经走过的“野蛮”道路，也就是将人彻底变成可以自由买卖的商品(人的“商品化”)。另外，虽说大量财富流入中心国家，但并不意味着财富向中心国家所有阶层的均等扩散，准确地说，是更多地流向了少数的所谓精英阶层和食利者，而普通劳动者阶层面对的却是愈来愈严酷的失业危机。全球化在非中心国家造成了人的“商品化”，同时亦在中心国家社会内部导致了人的“再商品化”。

二战后的欧美国家在社会民主主义原则下建设福利国家，将劳工工资水平与资本利润挂钩并积极扩大和完善公共福利，致力于通过社会政策实现人的“脱商品化”，从而形成中产阶级占多数的“热气球”型社会。20 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跨国公司为突破资本积累危机而实施的生产跨国化以及在国内采取所谓“弹性积累”方式，致使中心国家普遍出现了“产业空洞化”现象并引发国内劳动市场的一次大重构。据许多美国和英国公司的报告，到20世纪90 年代中期，其生产率和利润的提高主要是通过降低( 劳动) 成本和加大劳动强度来实现的，而不是通过革新、研究和开发来实现的。 戴维·哈维( David Harvey)认为，这次重构将劳动力划分为“核心”与“外围”。“核心”是指“具有全日工作时间、永久身份”的并且“对于机构的长久未来而言是主要的”雇员。这个群体享有更大的工作保障，良好的晋级与技能再培训的前景，相对丰厚的养老金、保险和其他附加权益。“外围”包含了两个不同的亚群体：第一个亚群体由“具有技艺的全日工作的雇员”构成，“他们很容易在劳动力市场上找到工作，如办事员、秘书、日常的和次要的熟练手工工作”，这个群体大多以极高的劳动力周转为特征。第二个边缘群体包括“全日的、不定期的、固定条件的合同工作人员，临时的、转包合同的和公共津贴资助的受训人员，它比第一个边缘群体的工作保障更少”，而这后一种边缘群体在近些年显著增加。换言之，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变成了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力储备大军”中的一员。虽然也有人鼓吹服务业将会代替制造业吸收“剩余劳动力”，但正如菲利普·布朗( Phillip Brown) 和休·劳德( Hugh Lauder)的研究所发现的那样，大部分“剩余劳动力”只能被低端服务业所吸收，其职业模式的特点就是无法保证收入的不断增加，同时缺乏内在的安全保障。

毕竟，诸如会计、审计、律师和金融等高薪服务业只属于少数精英而已。如此一来，中产阶级受到挤压逐步缩小，少数人向上流动，收入显著增加，而绝大多数人却向下沉沦，收入急剧降低，社会的收入分配从“热气球”型变为“沙漏”型。甚至曾以收入分配平等而著称的日本，自20 世纪90 年代初以来，社会结构也出现了相同性质的巨变，以至于2005年出版了一本名为《下流社会》的书，作者三浦展在书中用翔实的调查数据表明了日本社会的中产阶级正在全面地向下流动，曾经的“一亿中产阶级”的平等社会正在慢慢变成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更严重的是，贫富的两极分化(量变)正慢慢演变成为心理的两极分化( 质变) ，威胁着社会安定。有识之士指出，长此以往，堕入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的绝望感将撕裂日本社会。另一方面，金融化同时是“沙漏”型社会的结果和加速器，而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则加剧了金融化的进程。在我们这个被称为“赌场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时代，金融性资本的全球流动达到了耸人听闻的规模，跨国金融集团和金融投机家们操纵着货币经济( 货币“商品化”的极端表现)，达到一定程度时，赌博式经济就会跌落，并从根本上造成实体经济的不稳定，使整个世界一片恐慌。

全球化是市场逻辑在全球范围内的空前扩张，它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美国政治学家谢尔登·S·沃林( Sheldon S． Wolin)所说的“颠倒的极权主义”，即经济力量—市场逻辑—成为支配性的力量，它加剧了体系层面国家和地区之间财富分配的巨大失衡，同时在全球范围导致了自然、货币以及人的“商品化”。当代所面临的深重的生态危机、国家以及民族或种族之间的冲突、各国的国内社会危机以及频发的金融危机就是其外在表征。关于市场逻辑肆虐将会带来的社会恶果，波拉尼早在60多年前就曾深刻地认识到自我调节市场是一个“撒旦的磨坊”，是一个“乌托邦”。他指出，劳动力、土地( 人的自然环境)和货币三者之中没有一个是为了出售而生产出来的，他( 它) 们的商品形象完全是虚构的。将他( 它)们囊括进市场机制就意味着社会生存本身屈从于市场的法则。如果允许市场机制成为人的命运，人的自然环境，乃至他的购买力的数量和用途的唯一主宰，那么它就会导致社会的毁灭。面对全球化已经带来的种种危机，波拉尼警示性的语句不能不让人深思。当代学者罗伯特·阿尔布里坦( Ｒobert Albritton) 对于全球化亦如此评价道：……资本主义的利润如果主要建立在对劳动力和土地的过度使用之上，还要借助金融的推动作用，这种资本主义就在走下坡路了。

三、历史教训： 波拉尼的启示

如果说当代的全球化在广度与深度上都达到了空前的规模，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如果把它作为当代所特有的新鲜事物来看待的话，就不免显得缺乏历史意识。实际上， 19世纪最后30 年以及20 世纪前30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国际一体化的尝试，构成了今天经济全球化的“前史”。金本位制乃是其中的核心机制。在英国霸权的主导下，到1879 年大多数工业国都加入了金本位制。波拉尼指出：金本位制的源泉和基体是自我调节的市场，正是这个创新制度引起了一种特殊的文明，金本位制仅仅是想把国内市场体系扩大到国际领域的一种尝试。从工业革命开始，直至1834年，英国在国内社会实现了土地、货币以及人的商品化，建立起自我调节的市场， 其后在资本积累动力的作用下，逐步将这种市场的商品化逻辑向世界范围扩张。到1913年资本主义自由市场涵盖了地球上大部分国家和地区。从全球的角度来看，金本位制促进了资本不受阻碍的流动，推动了国际贸易、国际投资以及国际分工，加速了财富创造。然而，它一方面在体系层面形成了中心－半边缘－ 边缘的等级式商品生产链，加剧了国家和地区之间发展的失衡； 另一方面，它也时时冲击着各国的国内社会。金本位制的运行规则在于：当一国的国内价格结构与国际价格水平不符时，该国应对黄金储备枯竭的唯一合法手段在于货币贬值。这意味着，允许其经济不断收缩，直到下跌的工资把消费削减到重获外贸平衡的水平。这意味着工资和农业收入的大幅下降、失业增加、企业和银行的大量破产。换言之，在金本位制下，社会逻辑必须从属于市场逻辑。另外，如杰弗里·弗里登(Jeffry A． Frieden) 所言： 即使在经济增长的国家，还存在着环绕本国生存的必要条件和经济一体化特权问题发生的社会和政治冲突后遗症，即金本位制主导的自由市场逻辑必然与社会的组织逻辑发生对抗，在国内社会激化阶级对立，并在国际体系层面引发各国之间的帝国主义竞争。因为，从殖民地流入的资源可能会把一国从突然的黄金外流所造成的绞痛中拯救出来，而对海外人口的剥削可能避免国内阶级关系的继续恶化。当金本位制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而崩溃时，政治家们依然将其视为当然而致力于恢复它。1929～ 1939 年大萧条期间，各国被迫在保护汇率和保护自己的社会之间作出抉择。正是在这个僵局中，法西斯主义浮出水面。 19 世纪70年代以后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最终结局是催生了给世界带来巨大灾难的法西斯主义。究其原因，波拉尼认为是自由市场逻辑的全球扩张致使各国面临着社会遭到毁灭的危险，而社会自我保护的反向运动则催生了这种变异的形式。

简单的类比无疑是危险的，然而如果想要更透彻地理解现时代的状况以避免悲剧的重演，重温先哲们深刻的思想理念并从历史中汲取教训，也许是最好的办法。今天，经济全球化还在不断深化并已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了巨大危机。市场化向社会公共领域的入侵在各国造成的社会团结的瓦解、财富分配不均所引起的民众抗议、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饥荒与内战、种族与民族冲突、右翼势力的兴起、恐怖主义等等，实际上都是社会失序的外在反映。弗雷德·布洛克(Fred Block) 的批判可谓准确，他写道：新自由主义者们所信奉的乌托邦与激发了金本位制的信念如出一辙，那就是：只要个人和企业有了追求自己经济利益的最大自由，全球市场就会给每个人带来好处，所有国家必须做的不过是信任自发调节市场的功效，因此，必须拆除资本流动的障碍，消除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而如此一来，最终只能是社会的毁灭。

因此，波拉尼思想对于全球化的当代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重申它即是重申对市场加以规制以使其从属于整体社会逻辑的原则。市场可以有效创造财富，但它只是社会整体的一部分而不能凌驾于社会的组织原则之上，否则将会招致社会灾难。所以，必须将市场重新“嵌入”社会。也许波拉尼带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在于社会逻辑的发现，这也是为什么波拉尼一直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原因—尽管不同于马克思所主张的社会主义。事实上，早在19世纪，马克思就已经洞察到资本主义经济原则凌驾于其他原则之上将会带来的“异化”灾难，并看到那个时代的自由资本主义国家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管理委员会”而已，因此他激进地主张用社会取代市场和国家，实现彻底的社会主义。波拉尼同样批判19世纪的自由主义国家，认为它不过是自我调节市场的产物，同时自由主义国家之间的势力均衡体系也只是建立在金本位基础上的上层建筑，并部分地通过金本位制来运转。但不同于马克思的是，波拉尼并没有否定自由市场的经济价值以及权力和强制力，而是主张用权力去规制自由市场，换言之，就是在利用市场的同时，通过国家政治权力将其“嵌入”整体社会的组织原则之中。笔者认为，对于当代而言，或许波拉尼的主张显得更具有现实意义。因为，今天能够在全球自由市场与国内社会之间充当调节者和保护层的只有国家。

重申波拉尼思想亦是在重申国家间政治经济合作的必要性。对国内社会的有效保护有赖于体系或区域层面规制结构的形成，这种结构将对市场力量的肆意发挥施加限制。这种要求在全球化时代显得尤为迫切。原因正如威廉·罗宾逊的分析所表明的，19世纪后期的经济一体化建立在各国国内生产的基础之上，通过贸易和金融将各个国家联系在一起。而当代的全球化不仅是贸易和金融的一体化，甚至生产环节也跨出了国家疆界(跨国生产、转包、外包) 形成一体化，国家间的“相互依存( interdependence) ”前所未有地加深了。如果20 世纪70年代一些学者所说的“相互依存”更多是指涉发达国家之间关系的事实的话，那么，尽管存在着巨大的不平衡，如今跨国生产的深化已经将中心国家和非中心国家前所未有地绑定在一起，“相互依存”也几乎成为全球性的了。其所蕴含的意义在于，如果说19世纪末和20 世纪早期，各个国家在面临危机时可以关起门来保护自身的话，当代的全球化已经极大地缩小了这种可能，即使可能，也将是灾难性的结果。

面对19世纪自由市场逻辑肆虐所带来的社会破坏，作为国家解决社会矛盾的途径，波拉尼指出了三种不同模式，并认为从市场经济的观点来看，这些通常看起来根本不同的变体，其实只不过代表了被给定的几种选择罢了。其一是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它以极端的方式暂时冻结了市场经济所引发的阶级矛盾，并试图通过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军事扩张来解决之。波拉尼认为，它提供了一种逃脱制度死结的办法，然而其在本质上是“退化的”，将导致文明的消亡；其二是苏维埃俄国代表的社会主义，它选择脱离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否定自由市场，转而走上自给自足的道路；

其三是美国的“新政”模式，它并不否定市场的功能，而是通过国家权力将市场“嵌入”社会之中。在经济全球化已经带来巨大社会危机的今天，面对市场经济“给定”的这样几种选择，国家又该如何抉择呢？如前所述，全球化已经极大地加深了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发生于一个国家的事件对其它国家可能造成深刻影响。应该说，脱离体系自给自足的模式已不再能成为一种理性的选择了。除此之外，如果不想重蹈历史覆辙的话，余下的选择看来只有一条，即社会民主主义的改良之路，这也正是波拉尼所主张的道路。波拉尼在书的结尾处这样写道：“……顺应，一直都是人类的力量和新希望的泉源。……在我们的时代，人类让自己顺应了社会的现实，这意味着以往那种自由的终结。但是，再一次地，生命从这种终极的顺应中生发出来。”言下之意，社会逻辑虽然会对市场自由施加某种程度的限制，但得到的将会是整个社会生活的重生。也正是对这种社会逻辑的发现和尊重，战后的西方国家开始普遍重视国家对社会的保护作用，把社会权利视为社会政策的核心，将福利国家的建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调和起来，开创了长期的繁荣时代。政治学家约翰·鲁杰(John G． Ｒuggie) 将这种自由主义称为“嵌入式自由主义( embedded liberalism)”。在经济全球化已经给各国—包括中心国家和非中心国家-社会带来失序危机的今天，重申社会原则以重建福利国家的要求更加凸显。

而当代的难题在于，在金融、贸易、尤其是生产环节已经全球化，国家间相互依存关系极大深化的情形下，“一国中心主义”式的社会保护已经很难获得令人满意的效果，而是有必要将国内问题与区域甚至体系层面的问题连接起来，综合地加以解决。首先，国家必须在国际体系层面或区域层面进行协作，以建立稳定的经济秩序，尤其是货币秩序，减少经济成果分配的严重失衡；经济合作又必然要求政治层面的合作与统筹。而现时代的状况是，“经济全球化超过了政治全球化”，国家间政治合作的滞后导致在体系或区域层次上无法形成对跨国资本的有效规制力。其实，这也表明了单一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和分散的民族国家体系并存之间的固有矛盾，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扩张史同时也是一部民族国家之间的斗争史。然而，在经济已然全球化的今天，要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国家之间必须在体系和区域层面竭力建构“国际机制(international regime) ”以实现冲突之下的合作，除此恐怕别无他途。此外，资本的跨国自由流动，尤其是跨国生产的深化使得单个国家很难对资本加以有效规制。因此，国家间的合作与协调已愈来愈有必要涵盖各国国内宏观经济政策以及社会政策的内容。唯有如此，才有可能对资本实施有效规制，并从而对各国国内社会施以有效保护。波拉尼通过深刻剖析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本质和导致上世纪20、30年代大萧条，以及战争灾难的原因，其实无非是想阐明一个重要的经济社会组织原理，简言之就是：伴随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扩大，社会保护网的构筑亦必须相应扩大，如此方可实现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安定。或者说，实现二者的均衡发展，而能够承担这一功能的只有国家。日本早稻田大学的金子胜教授则依据波拉尼所阐明的这一原理进一步认为，经济全球化时代，社会保护网的构筑亦必须从家庭和地方共同体向国家、区域乃至全球层次递进。事实上，欧盟的建设所遵循的也正是上述原理。随着区域内统一大市场的逐步形成，各种区域内统一标准体系亦相应构建起来，譬如为促进劳动力流动而实行的加盟国之间职业资格的相互承认(资本自由流动而劳动力相对固定，即沃勒斯坦所谓的“生产要素的部分流动”的结果。一方面是在跨国公司母国引发“产业空洞化”和大量失业，另一方面则有可能在东道国导致“血汗工厂”的复兴，因此，这种国家间职业资格相互承认的措施，实际上是旨在减少资本流动所带来的负面社会效应)、为对区域内投资资本形成约束而设定的各种对于生产以及商品的统一规制和标准等等。这些原属于民族国家内部的事物，都随着欧洲统一市场的扩大而成为必须在区域层面加以解决的问题，其目的无非是在促进资本自由流动的同时，减少其与各国国内社会组织之间所发生的矛盾，在经济发展与社会安定之间寻求平衡。我们进而也会明白，为什么欧洲统一市场的发展最终必然带来国家间的政治合作，寻求外交以及内政方面的统筹，其实在波拉尼所阐释的原理框架中，这很容易得到理解。当然，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经济周期的作用下，欧洲市场亦必然要发生波动，在以民族国家作为主要构成单位的国际体系中，超越“一国中心主义”窠臼的政治合作也必然遭遇重重波折，但其坚持的却是符合波拉尼原理的正确方向。

鉴于国际体系中世界政府的缺失，萨米尔·阿明以及大卫·M·科兹( David M．Kotz)等学者认为，在全球层面开展政治合作以建立稳定的经济秩序，以及协调各国国内政策的可能性很小，因此主张作为替代方案的区域合作。针对区域合作方案，虽然亦有担忧的声音出现，即认为区域化可能导致类似上世纪30年代的区域性集团之间的纷争，但作者认为，上世纪30年代的所谓“区域性集团”，乃是西方各“宗主国”统领其附属殖民地形成的“各立山头”式的封闭性国家集团，对内存在着“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政治经济的高度不平等，对外则因其封闭性而导致各国家集团之间的对立。因此，这种担忧，其价值在于告诫当代的区域合作有必要吸取历史教训，对内对外都需秉持平等与开放的理念，但却并不能否定区域合作本身的可行性。如果能够贯彻平等与开放的理念，区域化就不失为一种全球合作的替代性方案或者辅助性方案。总之，如果全球化是这个时代不可逆转的事实的话，我们能做的也许就是学会如何去驯服它和驾驭它，而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重建民族国家已经被侵蚀的政治权威，因为只有“找回国家”并实现国家间的有效合作，才可以重建社会———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

四、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发展模式的选择： 以欧洲和日本为参照

前文阐释了全球化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为克服资本积累危机而产生的必然结果，它推动了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极大提高了资本积累的规模与效率，但同时亦给人的生存环境带来严重的破坏，激化了民族国家之间为争夺资源与市场而进行的竞争，并给各民族国家的政治权威以及国内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冲击和侵蚀。基于这种全球化的体系背景，前文强调了波拉尼思想对于当代世界的启示作用，以及在应对目前内外危机中国家层面政治运营，换言之，也就是国家政治层面对国家整体发展方向，或曰发展模式的设定与把握的重要性。单就中国而言，来自国际体系的全球化冲击自不待言，而经过三十余年高速工业化发展后所产生的来自社会内部的转型需求亦开始大量喷发。可以说，中国正站在一个国家发展的历史转折点上，内外的冲击都要求国家在政治层面审时度势，完成国家转型。而如何转型？这便涉及到国家整体发展方向或曰发展模式的选择问题。幸运的是，在此方面，欧洲国家提供了诸多可资借鉴的积极经验与模式，而同时作为邻国的日本则提供了更多的负面教训。“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依据上述波拉尼所阐明的原理，对照欧日的发展方向以及结果，二者之间优劣立显。从结论上说，作者认为，中国的国家转型应当更多地借鉴欧洲模式，而日本模式则不足效法。

二战后的欧洲国家遵循波拉尼的理念，对外推动区域合作，对内则致力于制度主义式的福利国家建设，从而获得了相对和平的外部环境、经济的繁荣以及国内社会整体的安定团结。虽然20世纪70 年代末以英国撒切尔首相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旨在“拆散福利国家”，但正如英国学者保罗． 皮尔逊( Paul Pierson)的研究所表明的，福利国家的制度框架依然坚固。 自90 年代中后期开始，福利国家纷纷回归，并开始探索全球化背景下的“第三条道路”。同时，欧盟的建设虽则困难重重(譬如目前的债务危机) ，但方向坚定，其进程亦是步步深入。比对欧洲，日本则展现出令人唏嘘的另一番景象。日本在60 年代末70年代初完成工业化赶超成为第二经济大国之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进入下行区间，民族国家间的资本积累竞争日益加剧；而国内大规模革新自治运动和市民运动的相继爆发亦体现出国内社会对修正GDP至上的经济发展主义、转向“以人为本”的欧洲制度型福利国家建设的自然要求。然而在这一历史转折点上，日本却最终未能正确设定国家的未来发展模式并及时实施转型，而是延续了经济赶超时期的做法，即一方面对外坚持并扩大出口攻势(日本学者称之为“疾风暴雨式出口”)，从而在体系经济下行、资本积累竞争加剧时期，进一步激化了与美国及欧洲之间的经济冲突与摩擦，最终招致霸权国美国的金融打击以及1990年《美日结构性障碍协定II》中美国对其国内社会结构的进一步干涉。另一方面，对内延续了高速经济发展时期以来的、以田中角荣“列岛改造论”为代表的大搞公共工程的“土建国家”路线，最终在金融自由化的催化作用下，导致巨大经济泡沫的滋生，而泡沫的崩溃给日本带来沉重打击，其经济与社会遗患至今仍无法消除。

20 世纪90年代以来面对冷战结束、全球化加速发展的体系变迁，以及国内经济泡沫的崩溃，日本选择的道路与欧洲国家亦是截然相反。尽管程度稍有差异，但从小泽一郎到小泉纯一郎，再到野田佳彦以及目前的安倍晋三，他们的对外政策均可归结为日本政治学家山口二郎所称作的“美国依附(寄生) 式的民族主义” ( 另一些诸如渡边治、后藤道夫等学者称日本的这种对外政策方向为“军事大国化”或者“帝国主义化”)。这种方向选择恶化了日本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周边国家的关系，不仅招致自身在亚洲地区的孤立，更严重影响了亚洲区域合作的发展。在国内社会统合层面，学者渡边治认为，日本在中曾根时代已经开始滑向新自由主义，但还只是“早熟的新自由主义”，其在日本社会的全面展开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经济泡沫崩溃之后，而顶峰便是小泉纯一郎时代的“结构改革”。主张“小政府”、“放松管制”和“自我责任”的新自由主义市场化社会统合路线的全面实施，导致曾经以平等著称的“一亿中产阶级”的日本社会向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沙漏型”社会转变(日本学者橘木俊昭的研究表明， 90 年代以来日本的基尼系数在不断加大) 。 而物质层面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又慢慢演化成为精神层面差距的扩大，即社会弱势群体对个人生活和整个社会前景的绝望感与日俱增，社会整体陷入了停滞与低迷( 年超过3万人的自杀者以及暴力犯罪事件的急剧增加，都说明了日本“社会失范”现象的严重，而“社会失范”现象的增加反映出的则是经济社会问题的严重) 。从曾经“失去的10年”论再到今天的“平成萧条”论，无需赘言，用市场逻辑统合国内社会的新自由主义路线难辞其咎。

如果说欧洲经验为我们提供了较好的范例或马克斯·韦伯( Max Weber) 所谓的“理想类型( ideal type)”的话，那么，同为后发展国家的日本的历史教训对于今天的中国则更显意义重大。作者认为，总结日本教训需要分两个时期来说： 其一是20 世纪60 年代末70年代初在其完成赶超成为经济大国之后。此时的日本未能及时调整出口导向的对外依存型的经济结构，尤其是对美国的依存，而这种经济上的依存又与日本对美国的政治军事依附息息相关，从而招致激烈的经济冲突与摩擦。用学者内桥克人的话来说，日本对出口导向的偏执是在“自己勒自己的脖颈”。对内则未能从GDP至上的经济发展主义转向“以人为本”的经济与社会保持均衡的内生式发展方向，利用高速发展时期积累起来的雄厚经济实力，在国家制度层面构筑坚实的社会保障与福利安全网(关于此点，日本研究福利问题的专家二宫厚美对比欧洲，将日本定义为“未成熟的半福利国家”)，而是坚持“土建国家”式的非制度型利益诱导路线，用学者山口二郎的话来说，就是以自民党族议员和各省厅官僚为主体的“官僚裁量”型。不仅滋生了大量的腐败，亦最终导致经济泡沫的生成。其二是1990年代初经济泡沫崩溃以来。在冷战终结、全球化加速发展的体系背景下，日本对外政策逐步滑向美国追随式的民族主义—军事大国化方向，对内政策则全面倒向以市场逻辑统合社会的新自由主义。由此可见，曾经的经济大国日本之所以能够催生巨大的经济泡沫以及泡沫崩溃之后至今无法取得实质性复苏，反而逐步演化成如今的“平成萧条”，社会危机也在悄然累积和深化的结果，都与其在历史节点上对于国家内外方向或曰发展模式的错误选择紧密相关。外部区域合作和内部制度型福利国家这一社会民主主义发展模式在日本的国家发展史上始终是缺失的。回过头来，我们审视今天中国所面临的国际体系以及国内社会情势，不禁会为其与20世纪60 年代末70年代初日本处境的相似性感到惊讶，而笔者认为，在这一历史转折点上，日本国家社会转型的失败是导致其后经济泡沫崩溃后延续至今的经济与社会萧条的根本原因。因此，汲取欧洲经验，同时记取日本教训对中国有益无害。

在目前的历史转折点上，以长期的结构性视野审视内外环境，设定国家的转型方向至关重要。未来虽无法预知，但毫无疑问的是，今天的不同选择将导致未来不同的内外结果。具体而言，调整自身出口导向型的经济结构，减少外部经济摩擦，同时抑制自我膨胀式的极端民族主义，竭力改善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并积极推动亚洲区域合作，应该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理念；对内则需要避免日本式的依靠大搞土建工程创造虚假内需的发展路线及其20 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市场化路线，而是应当着力于创造以民生为本的“真正”内需，在国家以及地方层面构筑完善的社会安全网，建设制度型福利国家，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均衡发展。这其实也就是波拉尼所主张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国家发展模式。正如罗伯特·考克斯(Ｒobert． W． Cox) 所言，国家体制或曰国家性质将最终取决于能够获得政治霸权的“历史集团”的性质。因此，国家政治中社会民主主义力量及其理念能否得到有力的伸张，将是决定中国能否走上正确国家方向的关键性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