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类似的事件塑造不同的历史路径
近日读到潘岳同志的奇文，比较五胡入华的三百年和日耳曼各部入主西罗马的三百年。文章说明，这两个类似的重大历史事件塑造了中西后来不同的历史路径和不同的政治结果：一个是族群的分散封建，迄今再未有罗马大一统；另一个是胡汉融为一家、一扫汉末至三国两晋到南朝的颓废，恢复了郡县大一统的勃勃生机。
这文章带着股“仙气”。其一，那段三百年极为血腥的中国史在他笔下变成了一部激动人心的浪漫史，“乱华”变成了胡汉文化大交融的“入华”。其二，华欧那各自三百年的历史纵横交错、非常混乱，但被他以诗词式的凝练文笔婉婉道来，居然变成了线索清晰的简史，只用了两万七千字。其三，他用一个个精心挑选的动人故事串联那些惊心动魄的混战，更串联对中西史家重要学术观点的评议，建构了一个能与西方史观比肩的、非常中国的“民族”史观。
在潘岳看来，就形成政治共同体而言，基督教的“普世教会”不起作用，不敌日耳曼族属分散的文化基因。强调分散族属的日耳曼制度基因塑造了欧洲乃至西方漫长的历史路径，从此再无罗马大一统。
然而，潘岳想说的显然不止于“罗马抛弃罗马”、“中华选择中华”的历史“路径依赖”。潘岳的文章旨在弘扬一种史观：中华政权的“正当性”来自族群大融合，来自继承秦汉以降的大一统制度。与此对照，西方到文艺复兴时才想到要“复兴”罗马式政治共同体，而且至今还以“分的自由”为“合法”，不承认政治共同体本身有“合法性”。
二、大型政治共同体
有个疑问长期萦绕在我脑海里：中华为什么在三千年前就形成了庞大的政治共同体，而在中华以外直到三百多年前才刚开始形成这种政治共同体？
潘岳此文探讨两地异族入侵形成的不同历史路径，并非为回答上述问题而作，但也不无关联。他的答案似乎是：特殊的历史文化塑造了特殊制度；日耳曼的文化基因与凝聚大型政治共同体有明显张力。
武王伐纣成功两年后就去世了。其幼子周成王在周公旦的辅佐下创立了中华封建大一统。成王于公元前1021年去世，迄今3042年。说中华大一统有三千年历史并非传说，而是信史。2240年前，秦皇开创了延续至今的中华郡县大一统，更是举世皆知的事。
“政治共同体”指的是“国土、国民、国民政权”的有机共同体，或用基督教的概念是“三位一体”。因为有垄断暴力和税收的统一政府管理国土上的国民，所以称为“政治”共同体。大一统是庞大的政治共同体。“大”指的是广土众民；“一统”指的是有统一管理国土与国民的政府。
“政治共同体”与“文化共同体”是完全不同性质的概念。中文把西文的“nation”既译为“国家”又译为“民族”，更有画蛇添足的“民族国家”，再加上“少数民族”而非“少数族裔”，导致了概念混乱和中文学术圈的长年乱战。西文“国家”内部的“文化共同体”指的是“ethnicity”或“ethnic group”，不与政治共同体“nation”并列。我们讲“多元一体”还是混乱。“元”指的是“文化共同体”，但“一体”指的是“政治共同体”。所有“国家”内，即所有政治共同体内，都存在多元文化。小到新加坡、大到美国，世界上从未有过单一文化共同体的政治共同体，哪怕日本和韩国也包含多个文化共同体。
什么是中国？从苦寒北地到酷热南疆，从海岸平原到地球屋脊，五湖四海的居民在统一政权下生产、生活和交流、交融，以至九州共贯、六和同风，形成“家国一体”的世界最大政治共同体，就是中国，即西人说的“Chinese Nation”。而今，中华政治共同体拥有14亿人口，占地近千万平方公里。
南亚面积不及中国之半(430万平方公里)，拥有近19亿人口。约与秦始皇同时的“阿育王”时期或许有过南亚大一统，但仅延续了几十年就消失无踪，直到英国殖民统治才催生了政治共同体意识，并在20世纪中期分别建构了几个独立的政治共同体。13.5亿人口的印度是当代世界的大型政治共同体，但只有300万平方公里国土。
罗马帝国延续400年以上，与汉朝几乎同期同寿，极盛时辖500万平方公里国土。但罗马帝国与其说是牢固的政治共同体，不如说是军事强权支撑的自治行省邦联。一度辉煌的波斯帝国和阿拉伯帝国只有名义上的持久，里子是混乱的封建和族群相互蹂躏的脆弱。
俄罗斯政治共同体意识由蒙古金帐汗国的240年统治缔造。莫斯科公国在15世纪末(1480年)靠击败蒙古统治而立，又用了240年从内陆小国变成了北冰洋、大西洋、太平洋的三洋大国。但俄国有广土却无众民。而今的俄罗斯占地1700万平方公里有余，却只有1.4亿多人口。日本在17世纪初的德川幕府时代实现了一统，但这个政治共同体的国土面积不到40万平方公里，而今人口不及1.3亿。
西方人自己认为，欧洲的政治共同体“nation”(基本含义是“国民”，并非国民/国土/政权的三位一体，西文迄今尚无这三者的统称)，最早只能上溯到17世纪中叶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648年)。此前只有王公“领地”(kingdom)，彼此经常把领地当嫁妆相互赠送，一并赠送的是附庸于领地的民众。
作为德意志政治共同体前身的“神圣罗马帝国”延续了约九百年，却不是政治共同体，而是数百块王公领地的含糊统称。而今欧洲最大的政治共同体是德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发表《共产党宣言》二十余年后才建立的。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无祖国”、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他没想到，先进欧洲的工人阶级居然紧密团结在各自的政治共同体里，彼此大打出手。马克思去世仅三十来年，欧洲各国围绕这新生国家连打了两次“世界大战”，打得血肉横飞。自德国建立，“德国问题”成为世界问题，延续了百年。
欧洲与中国面积大致相同，有7亿多人口，但“欧罗巴合众国”(the United States of Europe)，或者“欧罗巴斯坦”，还是梦想。
而今西方最大的政治共同体是美国。美国与俄罗斯一样是三洋大国，但国土面积与中国相同。美国有以欧洲移民为主体的3.3亿人口，不及中国四分之一。这个西方最大政治共同体出现于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大内战后(1864年)才稳定下来。
自西周以来，“大一统”本身就是中华政权“正当性”的来源。康熙年间选两千余年来传颂的佳文两百余篇，编成《古文观止》。其中包括先秦政论文《春王正月》。那是最早叙述政权正当性源于“大一统”的出色文章，千古传颂至今。
在西方，政治共同体本身至今不是政权“合法性”来源。神圣的是“个人”自由权利，即“人权”。那里以个人自由权利为基础构建了结社自由的社会权利，并以结党自由为基础构建了争夺政权的政治权利。政权(state)不过是统治集团的工具，或“必要之恶”。
潘岳文章写的是中华和欧洲非常血腥的那段历史，但究其实质却是首“大一统”赞美诗。
三、大型政治共同体的生命
大一统就是中国，中国就是大一统。何以中华政治共同体形成得那么早，而且韧性强大到延续三千年至今？潘岳的文章刺激笔者归纳出一种粗略答案，由下述四种原因构成。
第一是社会平等。社会高下分层越含混、越不稳定，大型政治共同体就越容易形成和稳固。社会分层越清晰、越稳定，大型政治共同体就越难形成和稳固。
五千年前，各雅利安游牧部落用了千年时间陆续离开欧亚大陆的核心地带，大部分在欧亚大陆边缘的农耕区定居。肤色较浅和有强烈神祇信仰的牧民征服了肤色较深和讲求实际的农民，形成了种姓制及奴隶制。奴隶制与征服战争的俘获有密切关联；而定居在非农耕区的雅利安人就基本没有奴隶可用，并无使用奴隶的习俗。南美洲印第安农耕社会从未以奴隶为耕作为主体；建造最早埃及金字塔的也不是奴隶。日耳曼征服罗马后，奴隶制变成了农奴制和等级制，在商业及其后的制造业时代变成了阶级制。但雅利安人在东亚农耕区遭遇到地理上的辽阔战略纵深和夏商时代人口众多的农耕部落及大型部落联盟。没有雅利安征服，也就没有种姓、奴隶、等级、阶级。中华有“四民分业”，但“百姓”平等，构成了“编户齐民”的基本条件，也是“大一统”的基本条件。既然“百姓”平等，编户齐民，就没有欧式的“阶级文化”。无论中华的建筑、还是文学、还是艺术，都无“贵族”专属之类。早年的“五胡”被这社会平等吸引，最后满清贵族入主中原，也被这社会平等吸引。纳兰性德随父亲纳兰明珠入关，是皇族贵胄，早逝于青年时代，居然就能以“纳兰词”闻名传世。自耕自食和牧童短笛的自由当然强于等级森严的军旅文化。满清贵族入关不久就与京城百姓一起撅着屁股在胡同里斗蛐蛐了；熬鹰狩猎的技艺也变成京城满汉百姓一道提笼架鸟的习惯。平等的社会生活非常有魅力，是“华夏无外”甚至“天下无外”的原因，是凝聚大型政治共同体的基础。
第二是官民相互依存。“民”不再分，甚至可以“编户齐民”，政治共同体里就只剩下了“官、民”两分。官民相互依存，则政治共同体稳固、兴旺，可以稳固支撑较大规模。官只“代表”某个部分的民，大型政治共同体就难以形成和稳固。小规模的“封建”排斥“大一统”，因为有压抑“自由”的强力才可能应对清晰划分和彼此矛盾的“民”。
围绕“为什么需要政府，政府何以兴衰”的重大疑问，政治学形成“元理论”。西方近代以来的答案是“契约”，民与民的“授权契约”衍生出民与官的“授权契约”。契约概念来自《圣经》记述，其重点之一是上帝在埃及的西奈山上与犹太部落领袖摩西订立“十诫”之约的记述。个人权利神圣，是从上帝给人“授权”概念来的。所谓政权的“合法性”即来自契约概念。中华没有“神圣契约”概念，所以用政权的“正当性”而非“合法性”。“契约论”充满了世俗农耕人难以理解的神秘：谁给谁、在何时何地，怎样“授权”，授了什么“权”？契约论显然不是大型政治共同体的逻辑，不是国土、国民、政权三位一体的逻辑。与近代西方创造的“契约论”形成鲜明对照，中华三千年亘古不变的因果答案是“民本”：政权因民之整体福祉需要而来；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民心”不是就一时一事民调而来的“民意”，而是百姓对政权的普遍“信任”。民心就是政权的“正当性”，所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科举考试是选官制度，考试内容是“四书五经”。开宗明义、四书五经的第一本、第一页、第一句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做官就要入心入脑地修习中华的家庭伦理道德，以百姓为自家至亲，直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此，民营私，官奉公；民传子，官传贤。于是，中华大一统是个同心圆状的政治共同体，只要官以民为中心，民就以官为圆心。一旦官营私，“民本”变成“官本”，就“失民心者失天下”了。同心圆治乱兴衰循环往复，“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取决于圆心的质量，取决于“官”的质量而非“民”的质量，就是中华史观。
第三是纽带的天然性。政治共同体越依赖人造意识形态凝聚，就越脆弱；而越依赖天然的民之所需凝聚，就越稳固、耐久。
人可以造意识形态，当然也会造与之矛盾的意识形态，导致宗教和主义派别林立。强调宗教和主义，统一是暂时和脆弱的，政治共同体就倾向分裂甚至彼此刀兵相向。“天然纽带”指的是育小养老的人类繁衍。家庭是为了育小养老，政治共同体的天然本质是育小养老的互助。无论古今中外，所有政治共同体都在育小养老上组织互助，即扶老携幼、扶危济困、守望相助。然而，世界上大多数政治共同体特别强调某种宗教和意识形态，也就普遍有脆弱和难以耐久的问题。与之对照，中华历朝历代都声称“本朝以孝治天下”。家庭伦理“孝悌”衍生出社会伦理“忠信”，社会伦理“忠信”又衍生出政治伦理“礼义廉耻”。中华农耕人向往遥远未来的“大同”，现实中却既患寡亦患不均，脚踏实地追求全体国民的“小康”。继承中华道统，中国共产党而今如此表达自己的史观：党的百年奋斗史就是领导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党的奋斗目标是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显然在强调政治共同体组织育小养老互助的天然责任，而且继承和延续了中华的治乱兴衰史观。
第四是生产方式的先进性。近代以来还出现了影响政治共同体大小强弱的第四大要素，即生产方式进步引发的财富形式变迁。
人类大约在七千年前开始有了“产业”，完成了驯化野生的牛羊猪和培育野生植物为小麦大麦和小米大米，还有中南美洲的玉米和薯类。种植和养殖财富就是“第一产业”。但仅在三百年前崛起了“第二产业”，制造的财富成为财富的主体。紧接着又在最近数十年崛起了“第三产业”，创造的无形财富变成财富的主体。财富主体是无形财富很可能长久不变，因为再无“第四产业”。这三百年的技术进步，从种植养殖财富到制造财富到创造无形财富，给了我们一个近代的新史观——在治乱兴衰的循环史观里加入进步史观成分。因为生产方式落后，中华大一统被挤压成“挨打、挨饿、挨骂”的落后中国。
而今，财富主要是大脑“创造”出来的。一般而言，大一统受制于“官”，鲜能出现遍地创新局面。官倾向给创新者和创新机构“戴帽子”，以示官的政绩。但少量帽子压抑“自古英雄出少年”的规律，就没有“人才辈出”。热衷官定项目，热衷评选“帽子人才”和教育科研机构的“评级”，创新人才和机构就越来越少，就不会有“遍地英雄下夕烟”，不会有创新型的中华民族。封建不如大一统，但稳固的大一统，建成“创新型国家”，最优逻辑是“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
四、关于史观的遐想
潘岳的文章赞美汉胡大融合，表达了他对中式大一统与西式封建的鲜明史观立场。为澄清身在何处，我在此概括世上的五类史观。
第一，历史是单一神的杰作。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是基督徒和穆斯林。除了中国的主体族裔，宗教命定论是世界上其他各人类群体的深厚文化背景。一神论还是“历史终结”论的源泉。
第二，历史是循环的。“循环”的主体是人类政治共同体的兴衰。西方自古希腊城邦开始有这种史观，因为城邦寿命很短。中国也自古就有大一统治乱兴衰“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循环史观。
第三，历史是进化的。七千年来只有第一产业，技术推动历史进步的观念是制造业时代的事，进步史观是近代才诞生的。
第四，历史是群体内部种姓、等级、阶级、上中下利益集团彼此斗争和重组的结果。这种进步史观也是近代才有的，是随生产方式进步而来的，却是而今西方的主流史观。
第五，历史是政治共同体从小到大凝聚的结果。从众多部落到城邦，从众多城邦到国家，从众多中小国到超级大国，或许还有从超级大国到未来的世界大同，体现为政治共同体之间优胜劣汰的生存竞争和交流交融。这种史观非常中国，秦汉时代就诞生了。
可以把上述五种史观合并简化为当今的两大类史观。
第一，人类历史主要由技术进步和群体内部利益集团的斗争推动。如此史观催生了如下的“自由”价值观：从群体中独立解放的“个人自由”，到集团之间进行利益斗争的“社会自由”，到集团争夺控制政府权力的“政治自由”。这史观强调“分”的社会价值，强调社会集团的强弱胜负是政治分析的基本单元。
第二，人类历史主要由技术进步和政治共同体的治乱兴衰竞争推动，比拼的是政治共同体的内聚力和适合先进技术创新发展的环境。如此史观催生了“大家庭”价值观：扶老携幼、扶危济困、守望相助、天下一家。这史观强调“合”的社会价值，强调能团结内部社会的政治共同体本身是政治分析的基本单元。
正是在第二种史观基础上，笔者对潘岳的文章产生了强烈共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