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贾康先生在《母基金周刊》2021论坛上的发言（2021.03）

谢谢主持人。尊敬的沈主任、张总和到会的各位领导，尊敬的各位市场人士、金融界的朋友们：很荣幸今天能得到这样一个交流机会，我作为研究人员定位，谈一谈怎样结合着中央现在给出的面对“十四五”和2035远景目标的通盘战略部署指导精神，在推进现代化的创新中间开拓新局。

想谈三个层面。我想这三个层面和中国人一向就推崇的六个字有关，就是“取势、明道、精术”。第一个层面首先是看大势，从我们所说的宏观视角，要胸怀全局，认清总体的发展趋势。这个层面上勾画一下，自己特别愿意强调整个中国现代化推进过程中，在当下我们所处的这个新起点如何“取势”而对接未来。第二层面我要展开一些说说“明道”，就是在认识客观发展规律这方面，抓住创新这个中央所强调的“核心”，我们要进一步深化认识。再对接到金融的改革和发展，那么有些具体内容，就要落到第三个层面，就是所谓“精术”——在具体操作这个层面上，其实我的发言权很有限，是做了几十年的研究，但过去的实践经验还主要是社会底层，在农村、工厂、军队，我都有过体验，但是到做研究工作以后就是主要“纸上谈兵”了。要把各个“细节决定成败”的事情做到极致，各位其实最有发言权，但是我作为研究者，观察之下也想在这个层面涉及一些自己感受到的操作层面觉得应提出的要点。下面我先从第一个层面说起。

要说现在胸怀整个全局看大势，中央已对国际上有一个判断，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此开始大家主要是从中国发展过程中的中美关系进入新阶段、国际方面的不确定性明显增加等等来理解，后来知道，领导人的讲话其实还讲了一条，就是东升西降、东强西弱，总体大的趋势，是在种种考验过程中，中国在继续崛起。这是按照百年眼界所观察的大变局里面，我们自己的一个基本趋势，需要把它把握好，简而言之是这样一个指导精神。当然，这就还要准备应对可能出现的、中央专门会议所说的“意料不到的惊涛骇浪”。近些年全球化发展中逆流涌动，给我们造成很多新的困扰。美国已经全面遏制中国，而且还在努力拉它的盟友来阻碍我们和平崛起，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怎么做好自己的事情？在中国现代化的路径上，还是要回到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所勾画的“三步走”框架来理解。这个“三步走”发展的战略构想，被实践证明具有极高的战略谋划水准，前两步是提前实现的，超出了大多数人的预料。提前实现之后，千年之交后中央提出有一个面对下面半个世纪的中间节点目标，就是刚过去的2020年，我们要实现全面小康。总书记已经说了，要经过正式评估之后，宣布这个全面小康的目标实现。

再往前呢，中央已经提出了“新的两步走”，在2035年要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2049-2050年，即现在说的“第二个百年”之时，我们要建成现代化强国——也就是邓小平“三步走”的第三步见眉目，实现伟大民族复兴。这个从当下到2049-2050年的30年时间段，里面其实还可以做进一步的细分。

我们现在面对的“十四五”，是五年为期，而中央做“十四五”规划的特点，是实际上异乎寻常地一下放到15年眼界，有了通盘的远景目标规划这样一个战略部署。过去的五年规划还没有出现过这样特别扩延到15年眼界的先例。

前几年领导人已经讲，我们“从未如此接近伟大民族复兴的愿景”，但是后来又特别强调了“行百里者半九十”，一二百年中华民族的奋斗，到了现在这最后三十年，所面对的挑战，要经受的考验，至少要跟前面一百多年等量齐观。按照学者的说法，这叫做“冲过历史三峡”的冲关期，我们能不能如愿地在这个三十年过程中和平崛起为现代化强国？这里面，第一步“十四五”期间要解决什么问题呢？按照五中全会给出建议以后总书记的说明，我有这么一个观察：其实十四五时段内就要解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在2007年和2008年由亚行、世行的专家团队先后使用的概念，在中国，领导人过去也专门提到过，到后来由于学术界有争议，领导人不便再直接做这个表述，但可以感知，始终是盯着这个事情的。我个人的观点很鲜明：我认为不要计较“中等收入陷阱”表述字眼里面的严谨度如何——有人说讲陷阱好像是说有人故意给你挖个坑，客观性如何？它其实反映的就是一个全球统计现象：前面70年左右时间段，全球有达到世界银行标准口径的中等收入水平的113个经济体，而走下来能够如愿继续往上成为高收入经济体的，是其中的绝对少数，只有12个经济体，而且主要发生在前面四、五十年，最近二十多年，再没有出现一个成功者。换句话说，绝大多数的中等收入经济体，到了这道门槛之前会出现一个“门槛效应”，就是想上去而上不去，经济的矛盾加上社会的矛盾、政治的问题，加上局势动荡等等，搅在一起，一蹶不振可以好几十年。最典型的，是一群拉美国家；而跟我们最近的典型，则是“亚洲四小龙”之后看着要崛起、但到现在也还在陷阱里挣扎的“亚洲四小虎”。中国在这方面，怎样经受住就这样一个统计现象而言“防止重蹈覆辙”的考验？我们自己应力争成为“绝对少数”里新加入的成功者，而且是作为全球最大人口规模的发展中新兴经济体而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这方面中央早已经在强调“稳”中取胜：从2010年提出“稳”字当头、稳中求进以后，中央文件中曾用八个字对我们必须解决的“矛盾累积，隐患叠加”问题，加以充分重视，提出在化解一系列我们受到的制约而寻求继续发展的过程中，必须要完成一个“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转变，实现高质量发展中的可持续性。在这个轨道上，又特别强调了矛盾主要方面是结构问题，必须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我们才可能实现高质量的可持续发展。

贾康：贯彻现代化战略开新局

在这样一个指导思想之下，新近又特别强调了：面对“十四五”，我们要有内循环为主体、内外循环互相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也就是早已经有的“双循环”里，现在要更多依仗我们可以控制其确定性的内循环，更多掌握主动权去抗御不确定性。当然，同时我们绝不放弃外循环的继续发展。合在一起，在面对“十四五”和2035规划的时候，总书记在后来公布的关于五中全会建议的说明里，专门讲了一段话，就是中央在编制建议纲要这个过程中间，许多地方和部门向写作组反映，希望在规划里写入从当下的全面小康以后的新起点到2035年，我国整个经济总量再翻一番这样的规划性目标。此“翻番”目标在建议文本里没有直接体现，但是在说明里，总书记非常清晰地说，写作组经过认真的研讨和测算，认为我们很有希望在“十四五”末期，达到世界银行现行标准的高收入经济体水平。跟着的一句话：到2035年，我们整个经济总量，或折为人均的国民收入，可以再翻一番。前面这个铺垫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看得出来，十四五的五年就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最后的关键阶段了。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已经达到一万美元左右水平，再往上要冲到一万三至一万四之间，我们就可以坐稳高收入经济体的门槛。面对的这个“门槛效应”，就是“中等收入陷阱”的考验。

“十四五”期间如果测算下来，粗粗地说，我们的年均增长速度在人口变化不太大的情况下，如果能达到年均增长5%，就可以使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冲关而跃上一个新台阶（当然，也要注意到世界银行每隔几年会调高一下门槛）。所以，总书记用了比较谨慎的话，是“现行标准”的高收入经济体。这样上一个台阶的意义，当然是非常重大的。在这样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后，我们再有十年左右，要达到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

当下取势、看大势，我觉得还要在实际背景下，看清楚今年两会上所重新提出的规划性年度增速指标为“6%以上”，这“以上”二字意味深长。因为各位都知道，早已经有普遍的预计，因为去年新冠冲击之下我们的基数异乎寻常地低，几十年没有的一季度-6.8%，全年只有+2.3%（但是去年全球放眼看去，有一定规模的经济体里，我国还是唯一的正增长经济体）。有了这个2.3%，中国一方面体现了我们在抗疫、复工复产这方面的亮点，另外一方面又是一个明显的同比低基数特征。由于有这样一个前期低基数，今年全年的增长速度，IMF、世界银行都预计在8%左右。有些学者认为，可以更摸高到8.5%左右，而总理政府工作报告里，只直观地表述了6%，后面紧跟着的是“以上”二字，换句话说，“上”去多少没有具体化。我们现在只在表达上看到这个6%是一个直观量化指标，其实这个6%的实现可说没有什么悬念，但关键是要考虑再往后怎么走：从2022年，一直到整个“十四五”，我们心目中实际上这个底线是5-6%的增长区间，以保证我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且一定还要伴随着高质量发展。所以，总理政府工作报告这个表述，是以6%在社会上形成这种直观感觉，有意去平滑衔接2022年和以后的那个“6%左右”或者“略低于6%”的更务实的、承前启后的速度状态，而且继续引导各方面把注意力更多聚焦到提高增长质量上。实际上今年有8%也不算多么成功，因为就是恢复性的，关键是我们能不能够使今后的发展在高质量特征之下能够有保障速度之上的可持续性，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以后，再经过十年左右，于2035年基本建成现代化。

中央已经有一个表述，2035年那时候，在高收入经济体、发达经济体里，我们的人均指标希望能够达到中等水平——这是一个较模糊的说法，按现在一般的看法，那时候更可能是达到发达国家里的中等偏下水平：中国现在人均国民收入一万美元，过了五年如果一万三到一万四，过了十年能冲到多高呢？再翻一番的话，不到三万。美国现在就已经是六万多了，而且它还在继续向上走，更高的（代表性不足，但是人家的量值摆在那里），挪威、卢森堡，是接近12万，比美国还要高约一倍。所以，我们由于人口规模上全球第一，虽然总量上看着现在已经是老二，而且不断缩小跟美国的差距，但是人均指标，相比之下中国确实还是跟发达经济体有明显差异。在发展过程中，到了2035年，如果能够在人均指标上大致是在发达经济体的中间水平，或者偏下一点的中等水平，我们的综合国力，再加上其他方面的发展，那时候一定是和美国可以大体上拉平，而且相比总量应早已超出。现在一般人预计，这在2028年左右会实现，这也不是太关键的事，到底早一点晚一点，不是关键，还是要追求升级版的高质量发展。

这是一个看大势，我们已经看清的奋斗目标。它的实现，除了我们自己主观上要尽量避免犯低级错误而坚定不移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抓住经济建设为中心，把改革开放继续往前推，还要从客观视角专门领会一下领导人和有关管理部门多次说的“中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变”。这样一个话语，并不简单是宣传用语，从研究来说，它的客观基础是什么？就是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还有相当可观的推进空间，伴随着改革体现的市场化，开放体现的国际化，以及我们现在一定要抓住的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的这个高科技化或者信息化，合在一起，中国发展的成长性，会表现为我们异乎寻常之高的韧性、回旋余地和继续增长的空间。

贾康：贯彻现代化战略开新局

关于中国的工业化，我不赞成有的学者所说现在到了后期，这是不对的。在沿海的一些高地，可以看到有些工业化后期的特征，但只是高地如此，沿海的一些洼地，到不了工业化后期，广袤的中部、西部，一般看去也就是工业化的中期，或中期向中后期转变，甚至有的地方只是初期，整个中国工业化，也就是走到了中期向中后期转变这样一个发展阶段。所以，我们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这是中央十九大再次明确认定的——这个国际地位没有变，如果到了工业化后期，怎么还是发展中经济体呢？这个发展中经济体的判断是实事求是认定中国现在的真实发展水平。我们已经是“世界工厂”，但是工业化的这个发展水平，在全世界以制造业为代表来衡量，只是中等水平，大而不强，全而欠优，上面最能引领潮流的美国，高高在上，跟着的欧洲、日本，又是明显比我们高出一个台阶，我们是在前面两大阵营的后面。对这样一个工业化实际发展的水平做一个确认，一方面是看到我们的不足，另外一方面是看到后面还有相当可观的成长空间，这个推进空间如果我们掌握得好，就是不断成长。与之伴随着的，还有另外一个指标可作印证，即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全球都是城镇化和工业化水平要结合着互相作用往上提升。当下真实的中国城镇化水平，不是那个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60%出头，更能反映没有水分的城镇化合格指标，是前面那个低得多的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只有44%出头。换句话说，14亿中国人里的大多数现在还没有城市户口呢，像北上广深这样的地方，如想表态稍微松动一点儿户籍控制，外面马上会有潮水一般的人要涌进来，地方政府是完全招架不了的，这是我们的短板。前面几十年，三亿人进城里了，大多数不给人家市民待遇，对人家的基本公共服务是歧视性的——不是我们愿意这样，是不得已，是我们的发展没到相应的供给水平。一方面是短板，另外一方面表现的是什么？就是还要努力把这个水分挤掉，把我们的新型城镇化、乡村的振兴合在一起，进一步去弥合二元经济。这个工业化、城镇化合在一起，再加上改革开放和信息化，会表现为在中国，只能以经济学中前所未有的所谓“巨国模型”，才能分析描述这样一个经济体的发展过程：一轮一轮在各地城乡结合部外推扩大建成区，还不断出现新区，要有一轮一轮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基础设施升级换代，一轮一轮的产业互动和产业升级，一轮一轮的人力资本培育，都是不断地释放需求。这种巨量需求的释放，得到的供给回应，首先是我们本土已经雄厚起来的统一市场可提供的有效供给——内循环为主体，指的就是这个事儿。同时，我们还会继续以内外循环相互促进过程，和全球做生意得到全世界可以争取到的有效供给一起来回应——就是这样一个客观动态。这种供需之间的互动，就是支撑着中国还有相当可观的延续中高速发展平台状的客观基础，这种中高速发展（比如5-6%区间的发展、或者5%左右的发展，都是中高速），在大国经济、发达经济体相比之下，其实就是高速。美国它最理想的速度是2.5%再往上一点儿，不可能到3%，到了3%，它的通货膨胀压力一定会让美联储往下抽紧银根，压制经济热度。我们的速度，至少是比美国高出一倍，与欧洲和日本相比，我们可能是它们的三倍。如果能延续这个态势，在“取势”上，我们就可以说应该有一个基本的信心，主客观因素加在一起，我们的市场人士，我们的金融发展，要顺应这个大势有所作为。这是第一层我的基本看法。

接着就要说到“取势”之后“明道”，讲的是认识规律。这个规律相关因素千头万绪，中央现在给出的最浓缩的表述是什么？就是我们现代意义上新的发展观，第一条就是以创新作为第一动力，并以创新这个第一动力带出创新发展后面跟着的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落在使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真正变成现实、变为老百姓不断提高获得感、幸福感的共享发展。这个发展理念，到了现在五中全会以后，中央特别强调的我们抓住机遇的发展中间，有一个升级的表述：创新发展作为第一动力的这个“创新”二字，是打造现代化经济体的“核心”。已经讲到第一动力了，还意犹未尽，还讲它是核心，那么可想而知，这就是我们认识规律里现在要抓住的新旧动能转换认识的进一步升华。支持我们达到现代化愿景，这个纲举目张是最重要的龙头因素：如果说核心，在政治生活里大家都体会到了，说了这么多年“讲政治”，讲的什么呢？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这个创新既然是核心，那我们就一定要深刻领会深改组会议上再次表述的“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化，工作更抓实”，结合开放还要有“开放高水平”。这个指导性用语到实际生活中要贯彻，可是谈何容易——咱们都体会到了，中央这几年的文件反复强调允许改革犯错误，但不允许不改革，实际生活中怎么落实？到各个具体场景里，改革者是非常容易被人抓住辫子的，有瑕疵，他可能就吃不了兜着走，甚至可能就翻车了。这么多的约谈组、审计组、巡视组，各种各样的检查团，挑了毛病以后都不说是你改革中间有试错、有瑕疵，而都是说你心术不正，这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式一人干事多人挑毛病，带来的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种局面怎么破解？我观察中央在这方面高度重视，2019年，2020年都在上半年先后发出同样指导精神的文件，就是要求地方一线上，要通过破除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敢担当，办实事，有作为，这是一个导向性说法——当然，实际生活中还得在改革深水区攻坚克难；推进过程中，还必须处理各个区域、各个部门、各个领域，特别是包括咱们金融界，怎么样“稳中求进”的问题，一定要抓好“六稳”、“六保”这个托底的事情，在创新中间，一定要使社会可接受，防止出现系统性风险，这就是很复杂的一个系统工程了。

贾康：贯彻现代化战略开新局

再往下，结合着这个“明道”和“精术”的结合，我想也展开谈谈自己作为研究者，怎么看待金融改革发展的一些要点。我在前些年自己研究工作中虽然以财税作为主要领域，但是反复思考“跳出财政看财政”，以把握全局，当然也一定要特别关注金融领域，这方面一些基本的认识，我想谈七个要点。

第一，要做好金融服务全局的改革创新。首先在金融出发点和归宿上，要深刻领会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和历次政治局会议与全会所强调的，金融怎样更好为实体经济服务。非常明确的，是要改变脱实向虚自我循环这种金融界的偏向。换句话说，前些年出现了这种偏向，必须纠正。这也合乎一般情况，你看金融创新走到最前沿的美国，它是不是有这种脱实向虚的倾向呢？非常明显。他们过去自鸣得意的金融创新走到一定的时候，泡沫化了，世界金融危机怎么来的？就是看起来给老百姓办实事的、买房借钱不要抵押的次贷，不断在那里膨胀，又进一步的证券化，证券化以后又衍生工具化，搞得越来越眼花缭乱，越来越脱离实际运行的约束，结果引发金融危机，不仅是严重冲击了美国自己的发展过程，更带来了全球灾难性的危机结果（但是又得回过头来看，不能因此否定金融创新概念，而且美国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就有这个实力：闹得全球风雨飘摇以后，它还实行量化宽松政策，给全球美元资产掺水，而大家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还是在有危机压力的情况下，首选美元资产作为避险资产。这是它的底气。中国的伟大民族复兴，慢慢要接近的目标，是以后什么时候，我们人民币也在一定程度上有这种底气，这离我们现在的情况还比较遥远，但是要看到这样一个比较）。我们现在强调中国自己的金融发展里为实体经济服务，是在强调金融这个“现代经济的核心”它不能空心，它再重要，作为心血管系统，也是服务整个国民经济生命机体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它的出发点和归宿，都要落在支持实体经济升级换代的创新发展上，特别是支持中国制造业为主干的整个实体经济新的升级发展。

第二点，要说到怎样达到这种金融功能的发挥，那么一定要有“金融多样化”的改革——这是我愿意用的一个概念。金融的改革一定要使金融的机构和金融的产品多样化，这个多样化达到什么境界呢？就是所有市场上的融资需要，各种类型、各个层次，都应该能够得到相对应的有效供给形式的这样一种供需对接。不是说有求必应，但各种类型的“求”，都应该有这种类型最合适的“供”，无缝对接成为一个全覆盖的有效融资供给的系统。那么最极端地说，从政府这边开始，看起来财政资金它过去主体来说都是无偿的，其实是早已经开始作有偿运用，就对接这个系统了，比如财政的公债，从国债到地方债，都跟融资对接在一起了，但是它的后盾是什么？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公共资源，是把税收为主筹集的财政资金用来服务全局。财政还要在税收上做个税递延的优惠处理，去支持我们的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商业性养老保险这样的发展，支持和这种养老二、三支柱体系化结合在一起的共同基金的发展、机构投资者的发展，这也是财政介入的一种融资供给。财政当然还要有进一步的对接政策性融资这方面很多的机制建设（后面还会专门点到），而且我觉得在这个体系里，财政的公债所形成的收益率曲线，中央非常重视，直接写进了“60条”。为什么？在整个金融市场上，这种可以穿透货币市场、信贷市场、资本市场的无风险收益的基准，要靠国债收益率曲线来形成，它的可信赖度高，会形成一个基准，这是国际经验，中国也必须往这方面发展。跟着来看，政策性融资机制要对接的各种形式，是带有政策色彩的普惠金融、绿色金融、草根金融等等，还要以财政贴息、政策性信用担保对接到一般的商业性金融，而商业性金融的间接融资之外，还要发展出我们今天各位朋友们主要所从事的直接融资领域里的各种各样的金融产品，还要对接到最有风险特征的以风投、创投、天使投来准备承担风险、但必须寻求的“颠覆性”创新突破：一旦突破，极小的成功率可以使全局皆活，在这个极端方面，我们的融资有效供给决不可少。这样的供给体系里，自然还要有这些年已蓬勃发展的保险、财富管理领域的产品。构建这个全体系的链条或称融资供给的全谱系，没有多样化的改革便无法想象。中国在这方面还有很大的差距，但是一定要往这方面努力。这里面隐含着一个理念，就是我们的金融系统，现在存在着过度垄断因素：金融是一定有特殊性的，金融机构要持牌，要有特别严格的风控，它不可能是一般竞争领域，里面的这种特殊性、特许权等等，就带有垄断的意味，但是不能就此说这种垄断可以搞得过高。我国的金融界还存在着明显的过度垄断，所以，使我们很多的融资，在现实生活中说了多年就是不能适应需要，融资难、融资贵这些问题背后，制度性的原因首先在于过度垄断。怎么消除它？应该是啃金融改革攻坚克难的硬骨头。

接下来第三点，简单勾画一下，在中国一定要看到，整个金融系统里直接融资的比重必须提高。美国直接融资已经达到80%了，我们不能简单比照美国的量值，但是我们自己的20%，可是太低了。从一开始，中国金融改革以发展间接金融为主切入，这是在渐进路径上必然的选择，但到了现在，间接融资的局限性非常明显，马云所说的银行就是当铺思维其实是必然的——银行用的是所谓老百姓的血汗钱，吸储以后这些钱怎么用，战战兢兢，在那个风控环节签字以后，责任要终身追索，那么这方面大家想想，这个字敢签下的时候，得先要抵押物，这不是很自然的一个约束嘛。这种约束有利于银行控制风险，但是限制了企业家精神和创新行为在融资领域里得到有效供给。企业家的特长，不是跟你银行去反复拉关系、处关系，千方百计去凑一点抵押物，他应该在创新这方面有自己独出心裁的一套东西，直接金融就给了他们一个新天地：通过路演，通过自己对方方面面信息的沟通，让一些“金主”动心，跟他们产生共鸣，风投、创投、天使投觉得对其可以支持，而人家那个风投、天使投的特点，是我支持100家，不要求成功10家，成功了3家、5家，全局皆活。这种直接融资，才能最适应企业家精神的弘扬。直接融资的好处非常明显，但是怎么让它发展起来，确实现在有一系列的难题。我们从资本市场的股市多个板块，到现在实际上还要发展的债市，还有更多样性的各种公募、私募、机构投资者在里面更好发挥作用的共同基金、我们现在地方政府也要介入的产业引导基金等等，都是直接融资这个领域里应进一步更好发展的创新事项。

第四点，要强调我们一定要跟上新经济大潮、数字经济日新月异的发展。要积极发展数字化的科技金融，这个科技金融应该讲已是金融创新作为龙头的技术性支持。当然首先需要以制度创新打开科技创新的空间，再提升管理创新的水平。央行在谋略和布局上，很早就注意到了数字货币，在全世界是走在前沿的，另外不论是管理部门还是金融市场主体自身，依靠大数据的风控势在必行。这种科技金融的一些创新手段，已经把商业性金融的边界往前推了，比如并不要求政策性因素介入的小额贷款（阿里小贷等），很多平台公司的小额贷款已经以过去难以想象的渗透性，落到了草根层面，全中国现在已经有几万个淘宝村，几千个淘宝镇，穷乡僻壤的这些人，过去无望得到金融服务阳光普照的地方，现在可以渗透进去，支持草根层面的双创。诸如此类，我们当然要高度重视。

第五点，是政策性金融的发展。早就有的贴息，政策性信用担保，都是财政为后盾的，再进一步发展到现在的产业引导基金，这方面的要领当然就包含有它特定的专业化要求。比如几年前湖北那边就组建了长江产业基金，要支持贯彻长江中游发展战略，“中部崛起”中以长江中游带上整个长江经济带。这个产业基金有非常清晰的政策色彩，是由财政出资建立600到800亿的母基金，后面又要依靠给出一系列规则上很清晰的优先、劣后、入股但不求分红等等“加一把劲儿的机制”，带出以体制外资金来形成的一群子基金，整个规模要达到两千亿以上，放大差不多三倍或者再高一些。子基金的投资决策是什么机制呢？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技术经济政策，但是具体项目由你这个团队定，母基金不干预，子基金团队在承担风险的时候，还一定要配上团队人用自己钱的“跟投”，无非都是些“激励+约束”的创新。这些创新处理得好，就可能使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有一个超常规的守正出奇（中央文件里现在说的守正创新）这样一个支持我们继续追赶发达经济的动力源。

我国在政策性金融这方面已经探讨了多年，实话实说，指导方针上中央也有反复和变化，但要注意到十八大以后，新的领导集体是把政策性金融明确写入了各轮金融创新发展文件的。这方面，一定要把金融的双轨制，看作在中国可预见的历史时期内未来要长期并行的一个基本格局，这才能作好战略层面的理解与把握，守正出奇地使我们以分配公共资源的财政后盾资金，产生乘数放大效应，“四两拨千斤”式地支持和实现超常规发展。

第六点，是要和“两新一重”这种有效投资结合在一起。整个金融体系对投资重点的支持，这里面有一个重要创新点，就是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PPP。社会上各种各样的风凉话大家不要太在意，这个创新方向是无可回避的，是一定要继续抓好的。在2014年以后有高潮，有调整，现在要求以“两新一重”这么繁重的投资有效支撑中国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通过PPP拉动商业性的银行贷款，以及拉动直接融资领域的各种基金的进入，这肯定是一种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有所作为者的创新舞台。

最后一点，是创新和防风险的有机结合。我觉得这是一个不断讨论而常讨论又常带新意的重大问题。最新的一轮风控不必讳言，看着头部企业背景的蚂蚁金服马上要上市又突然叫停，然后管理上明确的是先要整改。在中国的舆论场里，非常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后面跟着有铺天盖地的指责。垄断、资本无序扩张等，这些概念都要用，但是一下子列出十宗罪，一股脑什么都不对头，这就缺乏理性了。实际上大家要注意，最近中央的文件，金融管理部门的信息，特别是总书记新近的讲话，第一条就是首先肯定对数字化平台发展的创新，要继续给予支持，这是大方向，跟着的是要解决出现的问题，创新和规范的有机结合，以后一定是中国金融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常态。数字化平台衍生出的金融功能中，到底有些什么不合理垄断，要在认识具体化以后，修改相关的规则来限制它。比如说平台经济里的“二选一”是不是垄断因素？有的学者不同意，但管理部门讨论了以后，规则里如果明确了不许“二选一”，那就是以后需遵守的新规则。在实际发展过程中间，资本扩张概念本身，其实没有什么贬义，我们有国有资本，有民营资本，还有混合所有制，发展起来都会扩张，关键是什么叫“无序”。这方面，一定要在创新的过程中给出试错空间又力求及时控制风险，这当然是一篇大文章。

已经到了时间限制，就此打住。这些不成熟想法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