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不少媒体报道，国内一些大学或者是研究机构成立了国学院、国学课堂、企业家国学培训班。这几年，社会上很流行儿童读经，其内容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释、道。一些媒体称出现了又一轮国学热。我认为，不能说现在才出现这样的国学热，其实一百年间国学就没有中断过，虽然时高时低，时凉时热。为什么会这样？从这个现象中，我们能得到什么启示？这确实是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
国学的概念从诞生起就争论不断
■我认为国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传统文化。文化在整个历史中是非常重要的载体，而历史又是我们认同这个国家的最核心的东西。
什么是国学？虽说百年来不断在讨论，但是并没有大家都认同的说法，因为这是个新名词。近百年来，西方文化东渐，产生了西方文化和中国本土传统文化之间的差异。最初用新学和旧学、中学和西学这样不同的名字来区别。后来又提出国学的名词，其实也就是中学，也可以说是一种旧学，因为它是国产的。在一段时间内，把中国的文化都加上“国”字，比如说中国的绘画称国画，中国的武术称国术，中国的戏剧称国剧，中医称国医。
国学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现代的学科分得很细，有文学、历史、哲学、经济、法律、考古等等。哲学里面又分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伦理学、美学……但国学应该归哪一学科呢？国学包括了文、史、哲，政、经、法等许多内容，是个综合的学科。因此按照现代的学科分类，国学很难作为单独的学科确立它的“名分”。我先简要回顾一下历史：
国学这个概念刚出来的时候，可以称之为国学大师的就是章太炎（即章炳麟—编者注）。他以传统的小学作为国学的基础。小学是中国古代的文字、音韵、训诂的学问，也就是阅读古籍基本的方法。从这里入手，再学经、史、子、集四部，章太炎认为这就是国学。这样说有没有道理？当然有道理。中国文化的传统，如果我们追根求源，都在这里。这是比较传统的说法。梁启超的思想就更开放一些，他认为国学应该是中国历代学术的思想史。后来钱穆传承了梁启超的说法。他讲的国学讲义录和章太炎先生讲的不一样：钱穆先生主要讲国学思想的转变。到了胡适先生那里，国学的范围就更扩大了，他心目中的国学就是国故学，也就是说一切属于中国传统的学问都叫国学。
在那个时代，知名学者对国学的理解就是不同的。还有这些知名学者研究的路线、范围不一样，更重要的是研究的态度、目的也不一样。章太炎、梁启超、钱穆先生研究的目的是弘扬传统文化，把优秀的成分传承下来。胡适先生研究国学，他自己讲得很清楚，从故纸堆里刨垃圾，把它们扫除掉。
我觉得给国学定义很难。比如有人认为国学就是西方的汉学（以汉文字为载体的就是汉学），但中国自己也有研究所谓“汉学”的啊！所以我的理解是：国学就是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如果把中国所有的学问都叫作国学，那范围就太大了，应该要把国学的研究范围限制在传统文化里。
尽管这些传统文化里有“道”、“器”、“艺”的分别，但是每一种文化里面都凝聚着这个民族的、地区的、国家的一些最根本的东西。文化凝聚了这个民族的价值观念、思维方法、生活样式、信仰习俗等。一个民族的价值观、风俗习惯都通过文化传达出来。而文化又是历史的载体。我们有着悠久的历史，如果我们把这个文化抽掉了，大家都不认同，我们哪有历史？所以，文化在整个历史中是非常重要的载体，而历史又是我们认同这个国家的最核心的东西。鸦片战争前，著名思想家龚自珍，对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很有研究。他研究这段历史得出一个重要的教训：“欲灭人之国，必先灭其史。”也就是说，后人不知道他自己的历史，不知道历史就不认同这个民族、不了解这个国家。
认同历史就要认同文化
■鸦片战争使我们开始否定自己的传统文化，第一次世界大战又使我们反思这种否定。
为什么说认同历史就要认同文化呢？首先我们看看近代百年，我们是怎样开始怀疑否定自己的文化的。
鸦片战争前后，以魏源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接触西方文化的时候，看到西方列强船坚炮利，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所以，当时成立各种制造局和工厂拼命制造船、枪炮，以抵御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这以后形成了所谓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的重要人物张之洞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他的意思是说，我们主要是要学习西方船坚炮利的器物文化，而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不能动，即中体西用。
洋务运动一下子搞了30年，代表是建立了北洋水师，可是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北洋水师却战败了。1895年严复发表了文章，认为只学西方的器物是不行的，还要学习人家的政治制度，所以要改革，并批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举例子说：牛和马，牛可以负重，马跑得快，不能要求牛体马用，马体牛用。意思是说，要有西用，就一定要有西体。
这个说法在当时看来非常有道理，可是现在看来这话不一定全面。而且，如果参照我们的邻国来看，当我们提出中体西用这样口号的时候，日本也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和魂洋才”，以他们本土文化为载体，来吸收西方的文化。日本后来没有改变这样的口号，一直延续下来。他们坚持本民族的传统，吸收了西方的文化，其中也包括了精神文化的方面。但是中国从这之后开始全盘否定自己的传统，去吸收西方的文化。
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后来又发生了旨在“改变政治制度文化”的戊戌变法。但戊戌变法同样失败了，这时人们考虑到不仅仅是器物文化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政治制度文化的问题，而是在器物文化、政治制度文化的背后更深层次的精神层面的东西，所以才有后来开始的新文化运动。
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试图在整个的精神层面，也就是价值观、社会观念这个层面上进行改革，大量引进西方的东西，彻底地批判中国的传统。中国的传统，在当时来讲，跟中国的传统政治结合得最紧密的是儒家。所以要“打倒孔家店”，因此新文化运动是要彻底否定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
到了“五四”的时候，欧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欧洲整个的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冲击。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中国有很多人去那里考察，发现欧洲的文化也不是十全十美的，特别是它那种以物质文明为主体的文化也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当时像梁启超去了欧洲考察以后，在1920年初就发表了一篇很大的文章，后来成了一个小册子，叫做《欧游心影录》。他反思了当年他们这一批人要完全否定自己传统的想法是不是对头，觉得中国传统文化中间也还是有很多值得我们自己来反思的东西。到了1921年，梁漱溟先生发表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也讲到了东西的文化其实是各有优缺点，而且是不同类型的文化。这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一时期里其实有很多人都在反思：完全抛弃中国的传统文化行不行？
因为这种反思，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就不断出现了探讨国学问题的学会和组织。比如说，1905年就出现了国学保存会和国学扶轮社；章太炎举办了国学讲习会，曾经三次举办讲习会讲他对国学的理解等等；1915年成立了国学昌明社；1919年在四川还成立了成都国学院；1920年，在无锡成立了国学专修馆，培养了一大批讲授国学的导师。除了这些学会和组织，这个时期也出版了许多和国学有关的杂志，像北京大学的《国学季刊》，南京东南大学的《学衡》杂志等等。在这次反思中出现的国学热潮，一直延续到1936年左右。
现代化不是全盘西化，中国传统文化也不能“一统天下”
■从历史上看，中国在近代化、现代化的进程中落后了，于是大家就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作怪，把责任推到传统文化上面去。一个民族失去了自主性，盲目追求别人的东西，最终的结果就是成为别人的附庸。
到了上世纪30年代的中期，中西文化的争论就更激烈了。有一批学者公开举起了全盘西化的旗，影响很大。他们认为中国要发展，要走向现代化只有彻底否定自己的传统文化，要全盘西化才有可能。
这一口号提出的时候是1933年，中山大学的一位教授陈序经，在《中国文化之出路》中提出中国的学术界一共有三派：第一派是复古派，主张保存中国固有的文化；第二派是折衷派，提倡调和的办法使中西文化融合在一起；第三派是西洋派，也就是全盘接受西方文化。他自己则是主张第三派，他认为，在当时的形势下，中国文化唯有彻底西化才有出路。那时他的思想和很多人有共鸣。他认为西方文化无论在思想上、科技上、政治上、教育上、宗教上、哲学上、文学上都比中国好，就是在衣食住行等生活上，我们也没有西方人那么讲究。在西方文化里面，可以找到中国的好处；反过来，在中国的文化里面，就找不出任何西洋的好处。这是非常极端的说法，但是恐怕现在也有不少中国人是这样的一种看法。
公开西化的文化主张出来之后，1935年，有10位著名的教授发表了《中国本位文化的建设宣言》，可以说是针锋相对。所谓本位文化，也就是国学的问题。这个宣言里面开头的第一句话非常惊人。“从文化的领域去展望现代世界里面固然已经没有了中国，就是在中国的领土里面，也几乎没有了中国人。”这和全盘的西化一样，也有些绝对。宣言中说到：“中国要有自我的意识，要有世界的眼光，既不要闭关自守，也不要盲目的模仿。”他们认为，不守旧、不盲从，根据中国的本位，采取批评态度，应用科学方法来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将来。我想这提得非常切实。
中国本位建设的主张提出之后，坚持全盘西化的人就批评说它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新版本。当然，这种主张同时也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和赞同。尤其是一些学者认为：没有本位意识的话，是绝对不可以与外来文化接触的；一个民族失去了自主性，绝对不可以采取他族的文明，而只能是让他族文明征服。如果你失去了本位，盲目追求别的东西，最终的结果就是成为别人的附庸，被其他文化征服。
当时的讨论非常深入，而且还提出了这样的命题：科学化与近代化并不与欧化同义。我们要科学化、近代化，而不必欧化。当时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现在我们也反思，提出了这个问题。
这个争论从上世纪30年代一直延续到新中国建立。在上世纪60年代初，港台的几位学者，主要有四位：牟宗三、张君劢、唐君毅、徐复观，他们当时发表了一个宣言，感叹中国文化“花果飘零”，呼吁要来复兴中国的传统文化。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当代新儒家的思潮。这个思潮一直到现在对港台还有影响，在内地也有相当的影响，尤其对学界（特别是研究传统文化、儒家思想的学者）有很大的影响。
我觉得，当代新儒家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那就是他们的思想观念里面还保留着一种儒家一统天下的观念。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牟宗三先生提出要“三统并建”，意思就是儒家的道统、政统和学统这三统并建，即把“道”、“政”、“学”都统一到儒家里面，儒家一统天下。新儒家思想有不少支持者，看起来红红火火，但是意义恐怕并不深远，因为让所有的思想都统一到儒家里面是不可能的。后来有人强调儒学应该和政治剥离开来，因为儒家本身是学术流派，到了汉代独尊儒术之后才和政治结合的。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儒家的思想可以在伦理道德的建设和个人修养方面发挥作用，所以现代人在精神需求方面看到了传统文化意义的思潮。
从历史上看，中国在近代化、现代化的进程中落后了，于是大家就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作怪，把责任推到传统文化上面去。很多人就认为中国现在还需要继续批判传统、继续否定传统，要不然中国就没有走向现代化的可能和希望。但是另外一个事实却是：我们反复进行着彻底的否定传统的运动。我刚才讲到的新文化运动要从我们的价值观念、思想方式等方面来否定传统，但在生活样式和风俗习惯上并没有根本的改变，人们在日常的生活习俗、家庭观念等还保存着传统的概念。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又破除了“旧思想、旧观念、旧风俗、旧习惯”。文化最后的根子就扎在风俗习惯里面，融在风俗习惯里面的文化才有生命力。如果我们的风俗习惯都改变了，就不会认同这个文化了。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已经损失了许多。不过传统文化也很怪，你一定要把他搬到现在来运用是不可能的，但是要完完全全地把它彻底斩断也同样不可能。虽然我们挖断的根已经很深，但是里面有很多的须，还是未曾斩断。毕竟传统文化里面不仅有糟粕，还有很多的精华。
中国文化的核心特点是“和而不同”
■我们现在传统文化里面很多内容都是吸收了外国文化而融入本土形成的，这样中国传统文化才会不断发展。“人文立本，成人之道；科技利用，强国之器”。我觉得教育要把培养人放在第一位，而掌握知识技能是其次的。本和用要分清楚，道和器要摆正。
时间到了上世纪末，又出现了一次文化热潮。
首先是上世纪80年代，出现了新一轮的西方文化热，主要对象是尼采、萨特等人的思想。当然，在这样的情势下必然会涉及国学和西学的讨论。于是一种彻底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的思潮又重新出现了。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黄土文化、封闭的文化，没有自我更新的机制。西方的文化是海洋的文化、蓝色的文化、开放的文化、不断进取的文化。我想大家对这些印象都会很深。
这时候也有许多反对意见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这个样子的，从中国的历史就可以看出来，中国传统文化有包容性、开放性。我们现在传统文化里面很多内容都是吸收了外国文化而融入本土形成的，这样中国传统文化才会不断发展。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佛教。佛教从印度传进来，开始和传统文化发生了很大的冲突，而且冲突还很尖锐——你出家就不能顾家，不顾家就不能尽孝道，不孝则不会忠君。中国的因果观念也和印度的因果观念不一样：印度的因果观念是自作自受；但是中国父母造的孽，子女还要承担，就是父债子还，这种观念在西方和印度没有。在中国，父母的生命在子女身上延续着，父母死了之后，有子女就行了，所以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从礼仪到观念上，印度的佛教和中国的都有不同，但是我们就把它化进来了。有的我们接受它的，有的他们接受我们的，这样就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分都分不出来。此外，我们现在很多传统的东西包括器物、艺术等都是外来的，像琵琶、胡琴都是当时从西域传来的。
因此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有核心特点——和而不同，所以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说法。先秦的诸子百家到战国中期就开始互相的融通，到后来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的儒释道三教也是这样，但是又都保持了各自的特性，你是你，他是他，我是我。所以中国传统文化才在不断发展、不断前进。
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为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我写了专门的文章《论传统文化》，希望我们不要在吸收外国文化的时候，忘记自己的传统文化。也是在这个时候，北京大学成立了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当时《人民日报》专门进行采访，载了一大版，说国学热在燕园悄然兴起。
后来到了上世纪 90 年代，大家都在思考：新世纪我们的文化应该怎么走向？怎么发展？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亚洲一些国家的经济崛起，引起了世界的瞩目，他们的成功经验，也引起了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高度关注。于是就有所谓“儒家资本主义”的提法。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引起了东西方政界、经济界、学术界的关注和讨论。与此同时，随着全球范围内环保等问题受到关注，我们中国道家“道法自然”的思想、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在西方也引起了重视。这个时候大家都觉得中国的文化可能是有一个复兴的过程。但也有人认为那是西方文化已经进入了“后现代”时期，所以在东方寻找他们想要的东西；而东方，特别是中国，还没有进入到现代化，所以我们还是要抛弃那些传统文化的东西，以后进入“后现代”阶段再找回来也不迟。
那时，我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就是《对于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建构的思考》。这里我提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发展中有两个偏差，一个是自然科学的比重和人文科学的比重的偏差；另外一个偏差就是西方文化占了主导地位，中国传统文化只占次要地位，甚至是极微的。当时我也在设想，新世纪的情况会不会改变，如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至少可以平起平坐，好一点的愿望是人文科学应该比自然科学的地位更高些。另外，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至少也能各占50%，如果好一点的话，中国的文化应该占更大的比重。当时就有这样的愿望。但是说实在的，现在进入21世纪已经6年，情况没有多大改变，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最近中国科学院要编一套书介绍中国学术情况的书，他们打电话给我，说能不能给他们题个词。当时我提了两句话：“人文立本，成人之道；科技利用，强国之器”。我觉得教育要把培养人放在第一位，而掌握知识技能是其次的。本和用要分清楚，道和器要摆正。
国学是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保护我们的传统文化
■文化是精神产物，是几百年乃至上千年的积累。一开始我们否定自己的传统，决定要走向现代化必须要吸收西方的东西。现在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程度了，就开始文化的反思。
我们知道，亚洲地区在近代史上除了日本之外，都先后沦为了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或者是半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些国家都纷纷进行了民族解放运动，在政治上开始独立。政治上独立以后，又开始在经济上发展。到了上世纪70年代，亚洲的一些国家在经济上开始发展起来，特别是上世纪70年代后期，又出现了亚洲四小龙这样的经济奇迹。政治、经济的变化出现之后，人们就开始在文化上检讨。一开始我们都是否定自己的传统，决定要走向现代化必须要吸收西方的东西。当政治上独立了，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程度了，就开始文化的反思。这就是上个世纪末的国际环境。
上个世纪末世界经济开始了全球化的趋势，随之文化也面临着全球化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西方的文化成为一种强势，并且借着媒体、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传播异乎寻常地迅速和强大。这就引起了人们的思考：经济上的全球化尚且有很多人不认同，文化如果再全球化了，那多样的文化就会渐渐成为单一的强势文化。所以在文化领域出现了一种反思、一种寻根的意识。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到多元文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所以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如果你的文化消失了特点，大家都一样，那还有什么价值呢？因此，民族文化的保存问题成了很尖锐的问题。
世界文化遗产，物质形态文化的保护早就设立了，但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才开始酝酿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而一直到1998年时才开始实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际上就是对各个地区、各个民族、对人类作出贡献的、有价值的文化的保护。另外非物质遗产的消失比物质文化遗产的消失要快，而且一旦消失就很难找回来。到2001年开始遴选第一批世界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名录。现在每隔一年做一次，已经做了三次了。中国已经有三项半进入了非物质遗产的名录了。2001年入选的是中国的昆曲；2003年入选的是古琴；2005年是新疆的姆卡木，以及中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一起申请的蒙古长调。今年中国也启动了国内非物质遗产的保护进程，第一次征集就有500多项迫切需要保护的非物质遗产。
非物质遗产是随着人的死亡而会丢失的。我过去给人家讲佛教、讲伦理，常常讲要看得开一点，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有什么可以留恋的？现在看来这种说法要纠正。这实际上说的只是物质文化或者是外在的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但是精神产物随着人的死亡而消失，有的精神产物是几百年、甚至是上千年的积累，现在只在某个人的头脑里存储着，如果没有传承下去的话，他一死，这个文化就中断了。因为非物质文化是口传心授的，一旦人去世，就没有了。当然我们可以重新再整理，但是你想，几百年、几千年积累下来的东西你再要恢复，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像我们讲的国学，可以说其中绝大多数的内容都是非物质遗产，是思想的东西。虽然有一种物质的载体流传下来的，但是看不懂，或者是拿现代的观点、方法去理解它，就会有错误。
国学百年争论的启示：在现代化交流中间保持自己文化主体意识
■国学讨论，归根到底都是东西文化的交流，是现代化的进程当中来思考如何正确对待本国已有的文化传统。文化交流是不可阻挡的，真正的交流并不是你吃掉我，我吃掉你，而是双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个对国家、民族的传统文化没有了解的人，对自己国家的文化传统没有自信心和尊重的人，很难让他生起爱国心。
国学的问题近代百年一直在讨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样提出来不断地讨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关注呢？其实我认为，所有的国学讨论，归根到底都是东西文化的交流，是现代化的进程当中来思考如何正确对待本国已有的文化传统，如何继承和发扬本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如何建设具有本国、本民族特色的现代化国家？我觉得主要是围绕着这些问题。
要解决这些问题，关键是在现代化交流中怎么样保持自己文化主体意识的问题。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怎么样保持、树立自己文化主体意识。因为现在的文化交流是不可阻挡的，而且也很方便，人们的选择很多。但是在这个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应该让大家有一种主体意识，我想这一点最根本。就像上面讲的，没有主体意识，一交流你就变成了别人，还有什么可交流的？真正的交流并不是你吃掉我，我吃掉你，真正意义上的交流是双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要做到我有一颗中国心，洋装是可以穿的，但是我们要认识到我们是在什么样的文化土壤上成长起来的。这就是主体意识的问题。有了这样的主体意识，我们对其他的文化就有鉴别，才懂得要吸收什么，把它吸收进来之后融合在自己的主体里面，让它变成营养，使自己身体长得更健壮，而不是吃了以后消化不良。所以我想这就是主体意识重要的问题。
所谓主体意识指的是什么？所谓文化的主体意识就是对本国文化的认同，包括对它的尊重、保护、继承、鉴别和发展等。在这个过程中，既不要盲目自尊自大，也不要妄自菲薄，只有坚持自己的主体性，才能有效地、有针对性地吸收外国文化的养料，来滋润本国的文化、发展本国的文化。
这里必须澄清一个观念，即现代化不等于西化。近百年来的近代史，尤其是近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现象，已经催促我们重新审视我们的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是有联系、也有区别的。传统文化是指文化的内容和样式，如文学、艺术、医学、哲学这些就属于传统文化的范畴。文化传统则是指凝聚这些文化里面形成我们民族的一种价值观念、思想方法、生活样式等等。文化传统凝聚着一种精神，也可以说文化传统是民族精神的体现。
所以，我们应该重新认识传统文化的价值及其在现代的意义。我们常常讲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换句话说，我们要建设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中国。这个特色在什么地方？离开了我们的文化传统，我想这个特色就表现不出来、体现不出来。所以只有在认同我们的文化传统，把我们的文化传统继承下来、发展起来，才可能有我们的特色。
我常常讲，中国在世界上最有希望取得领先的那就是中国的医学。因为中国的医学有那么丰富的传统、丰富的理论。而近百年来，我们又积极地学习西方的医学，如果我们能够在中医的主体下面去学习西方的医学文化，我想我们现在的医学一定是世界上最棒的。但是，现在可以说让人最失望的就是医学。中医已经不中了，这是大家的感叹。我们到中医院去就诊，有几个大夫能够通过诊脉来诊病？中医的手段也是化验、透视、CT，完全西化了。我们有很大的误区，认为中医就是中国的医学，西医就是西方的医学。但是中医核心的内容不是说中国的医，是讲的道理。一讲中医就麻烦了，有人说像巫术一样，梁启超、鲁迅都这样说，认为中医要消亡，但是现在中医依旧存在，我们还要发展它！
如果不按国别来分析，那么中医的内涵是什么呢？首先，中医是中道之医。什么是中道？就是探讨阴阳平衡的问题，阴阳平衡了身体就健壮了，失衡了就有病了。所以要平衡，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阳盛了会上火，阴盛了也会上火。这主要是一种中道之语，和西方不同，西方攻其一不计其余；第二，中国有句流传的话，说：“上医治国，中医治人，下医治病。”中医是治人的，不是治病的；病是局部的，人是整体的，有关联的。中医和西医是两种类型的医学，如果我们能真正意识到这一点，把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我想我们的医学肯定会在世界上领先。可是，我们现在是拿整个西医的理论来解构中医。包括有一些中医学院的博士生都跟我讲，我们现在的中医教学是埋葬中医的，因为它完全按照西医的理论。而且让我很惊讶的就是那种传统的中国医术在中医学院竟然是选修课，不是必读课！
中医和整个的中国文化联系在一起，应该说它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精神。抛弃了中医，我们的医学还会有什么特点呢？可以说没有了，我们的医学没有特点了，中医不中了，只有西医跟着人家来发展。我这样讲，并不否定在西医的领域中国人也作出了一些杰出的贡献。与中医类似，在学术领域都有这样的问题。
我是搞哲学的，在十多年前有一位瑞典人来我们这里学中医，他说我到这里来听到的都是用西医的理论来诠释中医，我能不能听一下你们是怎么讲中国哲学的？我说中国的哲学同样是用西方的理论去诠释它。这个情况到现在还没有改变，用这种方法来讲中国哲学，就使我们对原来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不能理解了。
举个例子吧。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了解中国哲学的，我们讲阳明学，是主观的唯心主义，是心外无物，心外无理。有一个典型的例子：王阳明有一天带着学生去郊游，到南镇这个地方，百花齐放。学生开始问：老师，这个花开得那么好，是在你的心里面还是心外面啊？王阳明回答得非常好，他说：当我们看到这个花的时候，此花与你的心一起开起来；当我们没有看这个花的时候，我的心和此花同归于寂。这里，他并没有讨论花与心那个先存在的问题，而是说当我们看这个花的时候，这个花就显现出来；而当我们没有看这个花的时候，这个花则没有显现。这是说这个花只有和你发生联系才有存在的意义。如果没有和你发生联系，他的存在就没有实际的意义。他讨论的是事物之间的关系和价值的问题，而不是说谁是第一性、谁是第二性，谁产生谁、谁决定谁的问题。也就是说事物之间只有发生联系的时候才有意义，不发生联系的时候就没有意义。
所以中国哲学讨论的问题是心物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不是说心第一还是物第一的问题。对于这种基本的理念、基本的思维方式我们现在许多人已经不能理解了。我们的理解就是心第一性还是物第一性的问题。这就是思维的方式已经改变了。我们应当明白意识到，我们的思维曾经是那样的，和西方的思维方式不一样，它也取代不了我，我也取代不了它，可以互相并存、可以互相理解。我们也可以用它们的想法分析具体的问题，可以把它变得更加的清晰，清晰之中有模糊，模糊当中有清晰，这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如果我们丧失了这种思维方式，我们的主体性没有了，我想就会有问题。
目前，尽管有不少的“仁人志士”都在为继承和培育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努力奋斗，默默耕耘。然而，我的一个直接感觉，就是中华文化的整体根基越来越浅薄了。从基础教育到大学教育，传统文化的内容十分稀少，而我们广大的传媒中间，西方文化的内容可以说是铺天盖地。人们对传统文化的了解越来越少，并且一代一代地递减。递减的意思不是看古书的人越来越少了，而是他们不能领会我们文化的底蕴。形式上都能继承传统，而在继承传统的过程当中，现在的人是否还能把它吃透，进而去创造？创造出来的新文化是不是原来的样子？或者一创造就完全改变了？我们几项文化遗产被选入联合国的保护名单之后，就变成了热门，大家趋之若鹜，都来做这方面的工作。这是好事，但是我看到很多越做越离传统远。变成了一种市场，变成了一种时尚，变了味了。
一个对国家、民族的传统文化没有了解的人，对自己国家的文化传统没有自信心和尊重的人，是很难让他生起爱国心的。我想在全社会特别是青少年当中要加强传统文化的教育，提倡民族文化的主体意识，是十分重要、十分必要的，也是十分迫切的。
（原载《光明日报》2007年1月11日第10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