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全球治理危机频现和大国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国家中心主义”回归引发了人们对经济全球化走势的担忧。本轮国家中心主义回归的逻辑是：此前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过度发展导致国家功能隐退；而当全球治理状况恶化时，国家的重要性再度凸现，成为各国社会谋求自我体系安全的唯一“阀门”，民族主义、保护主义思潮亦大行其道。从中期看，未来的全球体系重建过程将充满国家中心主义与自由主义两种理性的持续角力，国家与市场的作用都将在“拉锯战”相互影响与重塑。从远期看，新型全球化将是国家与市场关系再平衡的产物，国家仍是兼具服务本民族发展及其外部性的主要工具。国家处理内外发展与治理多重挑战的“灵活度”即为评判其核心竞争力的最终标准。
关键词：国家中心主义；经济全球化；全球治理；国家作用
2020年爆发的COVID-19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深刻地改变了世界，它不仅让几乎所有国家先后遭受疫情的重击，使此前数十年建立的国际产业链、供应链、人员流通链瞬间断裂和瘫痪，更重要的是，它还全面暴露出全球治理体系的致命短板。在前所未见的巨大灾难之下，国际和地区组织未能充分主导这场全球性的抗疫斗争，跨国公司和各类非国家行为体也没有形成统一且有效的行动联盟。无论其交出的答卷如何，主权国家皆为“王者归来”，并再度成为这一“历史性大考”的主角。
在国家角色兴衰的背后，是经济全球化的潮起潮落。历史一再表明，自由主义经济的国际扩张带有鲜明的周期性特征，而每一轮扩张之后的收缩又必然是以国家为中心的经济、社会政策以及对外关系调整。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执世界经济牛耳的西方发达国家数次度过经济危机和安全危机，顽强地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其基本动因就是让商品、技术、资本、产能和人力等生产要素冲破国别的“牢笼”，在全球范围实现充分自由流动与最佳配置，创造最大化的财富效应。20世纪末期是经济全球化大发展的黄金时期，西方携赢得冷战胜利之威，全面推行以“去国家，放管制”为核心的制度观念与规则体系，将一大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卷入“新自由主义”大潮。
2008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转折点。以美、欧为“震中”的全球金融和债务危机终结了“新自由主义”经济范式的神话，也开启了世界经济增长动能和范式转换的新时代。自那时起，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不仅用更快的增速和更多的占比为全球经济企稳回升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奋力开拓更具自主创新特征的发展动能和治理路径，成为推动新型全球化发展的突出角色。以“开放、包容、多元、普惠、平衡”为核心理念的新型经济全球化，较于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其进步之处在于兼顾了“发展”和“治理”的辩证关系，顺应了21世纪人类发展、安全再平衡与可持续的理性要求，尊重各国主体地位并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相形之下，西方社会面对全球经济发展失衡和国际恐怖主义、难民危机的总体认知滞后，恐惧情绪和失落感加重，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保护主义思潮再度抬头，甚至导致某些国家发生严重的政治“保守化”转向，国家中心主义强势回归。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并推行“美国优先”国策和2019年末英国议会通过“脱欧”议案是其显著标志。美国全面推行贸易战的政策转向与其市场资本主义传统价值观不相吻合，是面对日趋严峻的国际竞争和国内政治压力的不得已之举，却造成2017年以来全球经济体系遭遇一股国家强烈干预市场的“飓风”，世界主要经济体无不承受其严重冲击。
2020年或许开启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鉴于前所未有的公共卫生危机仍在世界各地反复上演，新冠疫情最终得控或彻底消失的前景尚难预测，恐将无限期地延宕人们生产和生活秩序的完全恢复，也会进一步加大本已日趋严重的全球“发展赤字、和平赤字、信任赤字、治理赤字”。正因如此，世界范围内有关“全球化何去何从”的各类辩论之声不绝于耳，而全球治理效能的滞后和各国经济复苏的暗淡前景使得这一争论充满更大的不确定性。人们不得不将“浴火重生”的希望再度投射到国家的意愿与能力上，同时又对重构全球治理秩序所需要的新型国际合作观念缺乏信心。国家的“强势回归”会否必然带来产业和市场“民族化”的再度复兴？是否仍应对国家作用保持合理的限制，以便为下一轮经济全球化留下足够的空间？说到底，应该如何准确定位国家在顺应全球化发展和全球治理两大议程中的双重权利和不同责任？本文试图通过解析近期国际政治的“国家中心主义回归”现象逻辑，对上述问题给出相应思考和初步回答。
一、全球治理赤字与国家危机
（一）国家的本质与角色定位
这里所称的“国家”，主要指涉1648年之后首先出现于欧洲，而后推广于世界的民族国家。它承载着对内至高无上、对外独立自主、不可分割、不可转让的主权，以区别于内外主从关系鲜明，且可被分裂和割让的古代文明国家。民族国家在本质上拥有三种主体身份：首先，国家是相应地理空间的治理者。领土是国家最基本的物理载体，也是其法理、权力的基础范畴。它规定了国家主权管辖和治理的边界，也为与此之外的其他行为主体制造了身份区隔与同化障碍。就学术研究而言，“社会科学的最重要的标准已经长期受困于国家中心主义的‘地域性陷阱’——国家被视为是社会经济与政治文化关系的地理的‘自我闭合’的容器”。在这一地理“容器”内，人们所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语言、生活习惯等综合共同体，映照的是形诸其上的“民族特性”。其次，国家是合法垄断暴力的集权者。“国家应该被视为一个维持特殊、自治状态的组织，它所具有的利益、权力与制度足以使自身与其他社会组织相分离，构成一个相对自主的场域”。追本溯源，“以政府形式合法垄断暴力使用权”是国家得以区别于其他一切组织的最核心特征。暴力既是国家行使主权的根本保证，也是国家维护、管理乃至改造其他社会组织的终极权力。因此，无论存在何种制度差异，政府作为国家暴力垄断者的性质都是相同的。最后，国家是社会与市场运行结果的终极责任人。“尽管人们对于国家应该做什么以及如何做各执一词，但是国家在生产和分配社会产品与服务中的积极角色却是普遍共识。”这种“积极角色”并不以国家对社会与市场运行采取具体干预或放任的政策而转移，而是以其社会契约属性为基础，在本质上要求其在行使权力的同时承担最后的治理责任。一旦社会与市场陷入失灵、混乱，国家作为对复杂社会系统的终极责任人，将无法逃避其作为“契约乙方”的角色担当而被“问责”。
正因如此，尽管国家与社会和市场之间具有天然的利益共生关系，但其“集权者”与“监管者”的身份定位要求它必须对社会和市场的自主运行保持必要的干预压力。在“正常”状态下，国家与社会、市场的互动处于某种合理的平衡区间，而不致发生“全部国有化”或“完全自由化”一类的极端情形。而本文开头所述的所谓“国家中心主义的强势回归”种种迹象，显示的是以上三种国家身份与政府功能在近期全面凸显，标明一种介乎极端之间的“灰色地带”向“干预与管制”一端偏移的趋势。对此，自由主义者忧心忡忡，以为国家会阻碍国际与国内的组织、个人继续按其趋利本能自由运行，而民族主义者则深以为是，强调国家政策壁垒是前一轮全球化“输家”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二）全球治理赤字与国家的危机
人们对于晚近世界经济发展历史所得出的一个较为乐观的观察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持续推进，国家的经济边界和政治制度发生了“开放性”与“趋同性”的变化，进而造成民族国家权力的“退行”与“收缩”。相比于冷战及更早的历史时期，人类首次无死角、高强度的经济全球化经历不仅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效应，而且也形成了一整套有利于资本盈利的制度体系与合作文化。概因其“亲资本”属性，长达40年的经济全球化也不断打破原有的体系平衡，造成发达国家内部阶层之间、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收益、分配、转移的加速变化。国际调节机制的作用越来越无法适应普遍需要，在原有国际制度框架内解决各方分歧和矛盾的难度也越来越大，也必然演化为体系性治理危机。在并无世界政府的国际社会中，一俟发生这类系统性危机，民族国家的基础性作用便毕现无遗。
事实上，当代全球治理困境主要存在于三个维度，一是国际公共产品的严重短缺，无法覆盖日益宽泛和不断新生的问题领域。例如，北极、南极、南亚次大陆都已出现重大自然灾难的前兆，但“气候变暖引发的全球治理困境已经成为当代全球多边治理领域中最难达成共识的一个‘奥革阿斯的牛圈’”，原因在于，不少国家基于对本国经济发展与社会控制的预期尽量规避或减少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相对于国际社会的公益而言，国家优先考虑事项仍是本国的“私益”。二是既有治理机制功能退化，而新的机制迟滞未现。例如，大规模难民危机的发生背景十分复杂，在治表的同时更应从全球减贫、化解地区冲突、抑制外部强权干涉等多重角度治本。然而，联合国等国际多边机制在这方面并未取得重大突破。尽管“欧洲在治理难民问题上采取的一系列举措，总体上来讲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流入欧洲的难民近年来已明显减少。但难民流入数量的减少并不意味着难民问题的解决，也不意味着难民危机已经过去。因为难民危机的来源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只要东南欧与西亚北非地区的脆弱现状不得到扭转，欧盟就长期无法摆脱因安置难民而引起法律、资金、文化上的内外关系纠纷，使本已出现的欧洲一体化危机“雪上加霜”。三是前两者（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和治理机制创新）的进展均需要以各国内部实现有效治理为前提，如此才能获得相对充分的供给和创新动能。令人悲观的是，众多国家的改革发生不同程度的困顿。那些曾经扮演制度创新“领头羊”的国家因内部利益结构日益固化，改革空间大为压缩，对外合作的意愿和能力也严重下降。在美国，产业和财富分配结构失调，中低阶层收入不增反降等问题成为经济和社会顽疾，也进一步加剧其国内政治治理的张力。从2019年开始，美国政府借“国家安全”为由，一再对中美之间的产业链、供应链进行粗暴干预、人为扭曲，严重扰乱了国际市场稳定和区域合作秩序。在2020年新冠疫情冲击下，美国政治斗争和社会分裂呈白热化发展之势，其结果是特朗普政府先是用嫁祸于中国的办法推诿其抗疫不力之责，其后又一再开罪于世界卫生组织并停止对其资助，给全球公共卫生治理这一重大而紧迫的议程蒙上厚重的阴影。
综上所述，全球治理系统性危机的“溢出”效应直接殃及各国/地区的发展和稳定，从而要求国家发挥“终极责任人”的角色功能予以应对。此时，危机经过传导后改变了责任主体，也再度放大了全球体系与国家体系之间的互通性、矛盾性，全球危机由此转化为一定意义上的国家危机。一方面，为了谋求自保或自身体系的修复，国家不仅成为众望所归，而且确实获得由外部危机带来的“额外”赋权，“办好自己的事”似乎就是对缓解全球治理困境的贡献。另一方面，如果一味地“向内看”，实行危机之下的“关门主义”，则可能强化“国家中心主义”的思维定式和话语优势，造成权力的滥用，反而对国际合作格局产生促退作用。
（三）国家中心主义回归的两种路径
本轮国家中心主义回归主要体现为国家力量凸现，或寻求自我保护，或谋求挽救体系。
1. 以终极责任人和权力集中者的身份寻求自我保护
全球治理缺位势必引发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失衡，公共问题频发，甚至局部冲突与大国竞争加剧。如此混乱的情境最易激发某些大国的自我保护本能，对内强调文化的独特性与整体性，对外加强政策的趋利性与自主性。一是因为国家有作为民族命运终极责任人的一面，必须为国家的生存争取更大的内部动员能力和外部发展空间。二是因为国家有作为社会的终极保护人的一面，必须“履职尽责”才能体现其执政（政治）的合法性。在相对失序状态下，政府通常会更加极端地动用甚至滥用其权力，并借机对所有显性或隐性的、直接或间接的政治利益作扩大化、合法化处理，以获得更多的民意支持。
特朗普政府提出“美国优先”口号即为此类国家中心主义之典型。“从退出多个多边国际机制到向全世界挥舞贸易制裁大棒，从强调美国军事实力到施压盟友分担安全义务，从深度介入中东事务到以印太战略承接美国强化亚太地区主导地位的需求”，整体来看，“特朗普政府在全球治理的各个领域无论是战略上还是具体政策上都发生了重要变化，特别是在政治取向上发生了新的转向，即从多边主义取向转向了单边利益优先，从大国合作走向大国竞争，从相对包容走向强调捍卫美国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这一方面是美国在全球治理缺位的国际环境中保持战略独立性，迎合国内民粹主义倾向的选择；另一方面又反向加剧了全球治理赤字。
2. 以地区治理者的身份谋求挽救体系
在本能性自救的基础上，另一些国家也会试图通过地区乃至地区间合作，减少本国所处的“小生态”中的治理赤字。此类国家通常具有更深厚的人文精神，且具备一定的地区合作基础，有能力运行多边合作机制以部分缓解全球治理赤字压力。在地区经济、文化与地理边界限制下，此类国家更倾向于从提升地区内确定性着手，逐渐减少全球治理赤字中的不确定性要素。
欧洲的区域一体化战略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即为此类国家中心主义之典型。欧盟以地区治理为依托，在解决全球各类冲突和危机中做出了一定的示范，尽管其主要行动能力仍然局限于一定的地理范围内，但是，“欧盟的这种话语权和影响力主要来自其市场、资本、技术及其生活方式的吸引力，来自它对其他行为体的直接影响或潜移默化的引导”。欧盟作为超主权实体，将大量资源投入解决各类全球治理议题，尤其致力于在环境保护和全球公益中推广欧盟标准，并已初步形成了“由地方而全球”的涟漪传播。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则涵盖了器物、技术、制度、观念等多个维度，从东亚至欧亚大陆沿线国家，再到非洲甚至拉丁美洲国家，推动全球贸易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互联互通，与全球治理的初始理念相契合，而非与之形成“平行制度”。同时，中国也通过东盟“10+6”机制积极推进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谋取东亚、东南亚地区的长久和平和持续繁荣。即使以寻求自我保护为主的美国也选择通过签订USMCA（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三方贸易协定），优先建设周边合作小生态。当然，美国是通过威逼利诱的强势，完全主导其谈判进程。
二、全球治理赤字背后的“自由主义危机”
全球治理与全球化本质上都是自由主义思想的衍生品。在理想状态下，全球治理与全球化相辅相成，而非相互对立——全球化为全球合作减少障碍，全球治理为全球化解决相应的失衡与“赤字”难题。然而，“现实总是很骨感”。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终究难以同步推进，前者至少能在一定时段内“一路高歌”并派生出新的“治理难题”，而后者却只能远远地落在后面，捡拾“一地鸡毛”。此种错配既是自由主义全球化模式的内在逻辑所决定的，也突出地反映出当下人类社会发展与合作的局限性。
（一）全球治理思想的自由主义根源
1. 自由主义的三个面向
自由主义理念起源于英国，但其具体落地的发展模式却由美国在一战、二战、冷战之后，逐步探索成型，并推广至全世界。尽管至今为止学术界对于自由主义的定义未能形成统一意见，但是对于“平等是自由主义的灵魂”却早已达成共识。自由主义强调人际关系平等的理念，主张以此使普通人获得权力并和历史发生联系。自由主义思想的内核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自由主义的终极追求是个体的解放和发展。在历史上，自由主义一度是“爱国主义”和“爱神主义”的对立面。当平民被从贵族权力和宗教权力之下解放出来，现代自由主义就成为反对任何专制和垄断性权力的代名词，反对外力的强制与干预是自由主义思想的主要标志。
其次，自由主义的经济追求是发展个体利益，进而在客观上促进一切经济资源最大限度的流通。从古典自由主义，经新古典自由主义，再到新自由主义，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底层代码”从未改变。它坚持自由人的理性假设，反对任何外力对市场的“非理性”干预，确信政府只须为竞争提供制度保障，市场就可以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经济全球化正是按照这一逻辑不断在世界范围内开创和扩张其生产、供应和销售网络，因为自由主义教旨未曾把地理边界和国家权威放在眼里。相反，经济全球主义者坚信“一个完全的国际化市场可以增进每个人的福利，政府阻力是需要被移除的障碍之一”。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自由主义的政治诉求是建立一套与自由经济相匹配的民主政治管理体系。在自由主义者看来，民主必须以绝对尊重个人权利和充分妥协的政治流程加以体现。换言之，只要允许个人利益的充分张扬，各类相互竞争的诉求就可以通过代议制民主得到展现，某种绝对性的干预力量就可以被避免或牵制，进而保证个人发展权利不受侵犯，整体上自由经济不致被颠覆。自由主义者认为，实行民主制度的主权国家必然对内保护私有权利，对外尊重平等竞争并维护国际和平，民主国家之间不会打仗，是促进和平、自由国际秩序的中坚力量。在此前提之下，产品、资本、技术和信息的自由流通将面对最小政治阻力。
2. 全球治理的自由主义本质
“全球治理是超越民族国家及民族国家组成的地区一体化机制，以诸如联合国等全球性公共产品为平台，以国际规范、规则和制度为基础，解决或克服全球挑战、问题和危机的集体行动或者国际合作过程。”以追求个体解放、互通互联与民主和平的自由主义思想为参考系，全球治理在本质上是自由主义在全球化实践中的自然衍生品。
首先，以个体解放为参照，全球治理不仅需要主权国家参与，也需要非国家行为体积极加入。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单纯以主权国家为中心的治理，在以经济、气候、移民、卫生等为代表的低政治领域的治理已经无法客观反映全球治理的现实，也在治理实践中无法有效应对各类问题，因此需要真正推动非国家行为体的有效参与并发挥作用”。冷战后，全球治理经历了从霸权国主导，到趋向主权国家共同治理，再到非国家行为体参与治理的发展态势。尤其在低级政治领域，全球治理主体越来越细小化，与个体逐渐解放的自由主义伦理要求相一致。
其次，以互联互通为参照，全球治理需要社会之间的多维开放。其中，最重要的是商品、资本、服务自由流通的经济开放，信息、文化、人员自由流动的社会开放，以及非政府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密布交融的政治开放。因此，自由主义实现经济资源互联互通的全球化过程，也为全球治理提出层出不穷的议题，迫使参与全球化的各类行为体或早或迟、或深或浅地作出相应反应，从而在客观上催生了由利益、资源和观念驱动的合作过程。当然，这一反应过程相对于全球化进程的滞后性不仅会体现在时间意义上，也必然表现为不同领域或议题下治理机制发育度和效能的差异上。一个基本观察是，全球治理面临的挑战越是具有广泛的地域覆盖性和生存关联度，其紧迫性、优先地位才能得到各类行为体的普遍接受。时下，人们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治理等议题的共识已变得更为刚性，特别对国家对外政策的“正确性”产生了极大的塑造力。如果某些全球治理议题确具潜在的挑战性，但仅对部分国家或其他行为体具有现实影响，其被关注度和治理资源的可获度就相对有限。全球共域治理、人工智能技术管控等“前沿性”挑战似乎仍属于那些先行者的话语专利，令他人难以置喙。
最后，全球治理既需要在多边主义框架下推动全球共识，制定相关规则，也需要在实践中依靠多边协议和条约提供国际信誉担保以及具体行动的法律基础，克服主权界限造成的合作障碍。多边主义并不必然意味着国家间的平等合作，但作为一种相对进步的路径依赖，在客观上有利于造成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氛围，促进各国参与全球治理所需的有效分工。
（二）自由主义危机与全球治理赤字
全球治理与经济全球化的共生关系说明，全球治理是以自由主义全球化为前提的。如果全球化发展不充分，或者相对平衡，则不会出现普遍的治理赤字和体系性风险，那么全球治理也不会成为一种普遍性需求。只有当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过度发展，造成人类社会的系统性危机时，全球治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才能充分展现出来，迫使各类行为体，特别是国家采取干预行动，达成广泛的合作。这样一条“先发展，后治理”的规律之所以颠扑不破，根本上源于自由主义的国际发展与生俱来的内在矛盾。
首先，自由主义全球化在本质上要求个性、个体和私权的最大化。跨国企业一方面对贸易和投资目的地国家不断提出更高的“便利化”标准，侵蚀其经济主权，另一方面也对企业所在国的治理环境与条件造成压力。因此，活跃于全球各处的“市场主体”的民族性背景和主权身份愈加模糊，相对于“国家”（无论是“母国”还是“他国”）而言，其政治地位和实际影响力都不可小觑。如今，亚马逊、苹果、脸书和谷歌已经聚敛了超过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经济实体的财富与市场影响力，其市值加在一起达到2.8万亿美元，相当于法国的GDP、标准普尔500指数前50名公司总市值的24%，或者2001年时的纳斯达克总市值，美国各级政府对其都要低三下四。
高度全球化导致主权被过度让渡，使国家难以对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消极后果进行有效管控。在统一全球市场的形成过程之中，与之配套的全球金融链、生产链、信息链等网络化空间也在逐渐建立。这些“化零为整”的全球资源整合使每个国家都很难独立地制定相关政策和调节国内生产、生活节奏。高度全球化既导致某些重要国家的一国之难有可能很快扩散为全球危机，也在削弱了主权地位、主权权威和主权能力的情况下，使国家无力按照符合理性的最优选择缓解危机的破坏作用——国家陷入了“根除危机则能力不足”，而“封闭自保却已无可能”的窘境。以国际金融为例，稳定币值、独立的货币政策与资本流动性构成了“不可能三角”，跨境流动资本长期弱化了美国控制通货膨胀和稳定币值的努力，而其他金融能力低下的国家更无力维护本国金融主权，甚至在本国金融市场相对稳定的情况下，也会受到来自金融大国的经济震荡的影响，被迫卷入全球金融危机。
其次，自由主义在寻求全球范围经济便利的同时，并未寻求创造同等的社会价值，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全球治理的滞后性与复杂性。
不可否认，越来越多的国际行为体参与国际政治与全球治理有助于限制主权国家的权力滥用。但是，全球治理主体越碎片化，所有参与者囿于自身局限，越无法对全球性危机进行全貌式观察和前瞻性预防。因此，在危机充分暴露之前，国际社会往往无法形成严密、系统、高效的预防方案，全球治理相对于全球危机必将出现严重滞后。同时，治理主体碎片化也加剧了国际社会的系统复杂性。在因果并非线性对称的复杂系统中，不确定性和脆弱性将呈几何倍数增加，这不仅会使系统经常涌现全新现象，且会造成以变迁增速为特征的“变奏效应”，进而极大增加系统治理的难度。在前瞻与预防危机的可行性降低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非国家行为体为求自保，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全球治理之中，有能力进行信息与组织整合的国家很难将其地位和能力维持在很高的水平。当全球治理格局的复杂性突破一定阈值，便有可能形成“主体碎片化”和“治理滞后性”之间的恶性循环。
最后，基于民族国家的本质，主权却往往能够严格限制自由主义的多边合作理想。主权与其他类型权力的分水岭在于是否“对国家集体承有全面且永久的责任”。“如果要建立这样一种能抵御外来侵略和制止相互侵害的共同体，以便保障大家能通过自己的辛劳和土地的丰产为生并生活得很满意，那就只有一条道路：把大家所有的权力和力量托付给某一个人或一个能通过多数的意见把大家的意志化为一个意志的多人组成的集体。”因此，基于“集体”同意而形成的主权国家必将天然地把本国利益置于一切外部利益之前。尽管实现本国利益的方式有高明、低劣之分，但“本国利益至高无上”却必然是所有主权国家的座右铭。在现实中，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具有二重性，两者的目标并不总是相互契合，甚至在多数情况下相互抵触。比如，国内经济发展目标与全球减少碳排放量的治理目标冲突，国内渔业发展目标与保护区域海洋生态平衡目标冲突。当此之时，国家通常难以说服国内民众牺牲本国福利和安全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换言之，国家的个体理性极易导致“集体行动的逻辑”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消极作用，即与人人相关之事无人关心，“一般来说，集体物品的供给远没有达到最优水平，对负担的分配也是十分专断的……集团中的个体数量越大，离最优水平就越远”。
（三）全球“脱钩”的可能性探讨
尽管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过度和扭曲发展导致全球治理赤字严重，但是通过反对乃至通过消灭全球化的方式彻底结束“全球治理”这一命题，却并无现实可行性。
首先，世界经济地理的形成与解构皆非朝夕之功。目前，全球价值链、生产链、基础设施和消费市场已经完成世界范围的分布，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完整拥有全产业链并完全依赖内部市场。尽管“各大国在尚未充分了解全球化后果的情况下便陷入了金融、贸易和信息等诸多网络，这无疑将增加盲动和冲突的风险”，但在相互依赖和深度分工成为既成事实的情况下，“国家既不可能彼此脱钩，也不可能愉快地融合，这是国家必须接受的事实”。“ 除非爆发全面战争，各国政府都必须承认，在全球化大势中谋求重塑一个彼此分裂的世界经济地理，几无可能……即使强如美国，以对待军事问题的态度对待经济问题也必将遭遇大范围反对，并引起经济灾难。”
其次，资本的逐利本性不会止步于国境线。资本主义最本质的对立面不是社会主义，而是“需求主义”。传统经济也可以被称为“需求经济”，它仅以满足生活和再生产需求为最高目标；而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增加资本”本身就是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只要还有更多的提高生产效率的分工方式，以及更广阔的具有高消费能力的海外市场，资本力量便会一方面尽力开拓更大的利润空间，另一方面尽力阻止政治力量选择“愚蠢的”、出于“意气之争”的政治逻辑。
最后，主要大国的政治与安全经验都指向了融入而非自绝于全球化。以最具未来制度引导力且经济总量最大的美国、中国、欧盟为例，各方实现安全的历史经验都不支持当局站在参与全球化与全球事务的对立面。美国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安全观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新的安全观要求美国必须通过参与国际事务以塑造有利的国际环境来保障美国的国家安全”。美国的国家安全已从目标型安全转为环境型安全，这在客观上要求美国寻求主导而非对抗全球化。中国已将改革开放视为其建设成功的基本经验，中国决策层认识到，融入全球化进程使中国更加强大和安全，任何闭关锁国式的回摆都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欧洲作为以地区一体化推动全球一体化的先驱，实行“多元开放主义”已成为立身之本，不可能主动放弃其欧陆大市场向外延展、联结的基本方略及其国际软实力引领者的政治地位。
三、自由主义与国家中心主义的博弈
虽然自由主义全球化难以消失，但过度自由的经济全球化所引发的治理危机已使人类疲于应对，其密集程度和紧迫性也远超既往。在超常的外部压力和环境压力下，国家的保护伞和平衡器作用容易回归现实，即便是鼓吹自由主义的声音也会暂时消退。国家与市场，民族与世界，原本就是在动态平衡中对应地存在，相傍而生的事物。一种成熟的缓解全球治理赤字之道并非是谋求激进的、一步到位的世界大团结，而只能通过由大国带动区域性，再由区域与区域之间的联动，还包括某些跨地域但具有相当鲜明发展共性特征的治理联合体（如金砖国家、二十国集团等）建设，逐步且扎实地推进公共产品的多样化供给。当国家及国家集团通过各种途径的协作和努力，使全球性危机在各地区被大体缓解之后，又会出现人们对“全球治理盈余”的乐观判断和对国家过度干预警觉的再度回升，世界又将出现新一轮自由主义全球化回归。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自由扩张和政府管制相对立而存在，相博弈而发展。二者循环往复，此消彼长，构成历史演进的基本逻辑。
从近期来看，国家的回归将是国际政治的主流趋势。原因有三：第一，美国仍然处于国家强势回归的进程之中。作为霸权国家，美国始终根据自身需求塑造国家间关系而持续调整其全球战略，客观上处于引领全球性趋势的有利地位，而其他国家在多数情况下仍将处于被动反应的从属性地位。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正是冷战结束后美国大力推行自由主义全球化，造成了各国普遍开放的政策时尚及此后自由主义全球化过度发展的后果。在特朗普政府出台保护主义甚至重商主义色彩浓重的对外经济政策后，其他国家也被迫作出消极性对应，致使乐观和开放的国际合作势头遭受明显的逆转。第二，在此背景下，欧洲、日本、中国等主要经济体被迫转向市场、产业与合作网络的多元化调整，呈现出区域主义兴起的时势，其背后则是地区大国所主导的地区秩序恢复与公共产品的供给。无论是CPTPP或RCEP谈判进程的加速推进，还是新冠疫情冲击下欧盟复苏基金计划的出台，日、中、德、法等大国作出的关键性贡献无不凸显其危机判断和战略自主意识。然而，这也使在地区和国家层次上围绕“核心国家”的战略疑虑死灰复燃，不仅让中日之争浮出水面，而且可能会让“欧洲的德国”退隐，让“德国的欧洲”再度变成“显学”。第三，后疫情时代全球多边治理的紧迫性再度将“国家”的行动意愿和能力推向第一线。社会纾困、经济恢复、产业链重构、跨国宏观政策协调等紧迫任务，以及应对热点冲突、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气候变化、难民危机等长期治理难题，都更加仰赖国家层面政治权力的担当，而无法寄希望于个人、企业或非政府组织的分散化力量。当前最紧要的全球议题聚焦于防止新冠病毒疫情的反复和失控，这也极大地提升了全球公共卫生治理议题和世界卫生组织本身的现实意义与地位。然而，随着特朗普政府的反向操作引起“大国政治悲剧”凸显，其民族主义取向似乎给构建“全球公共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前途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尽管某些国际观察家将更大的希望放在民主党候选人获胜，美国对外政策发生重要转向上，但无论是经济全球化还是全球治理的未来走向仍将严重系于霸权国家以及其他大国的战略选择，这一点在短期内是可以确定的。
从中期来看，国家中心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拉锯战”在所难免。事实上，“国际政治始终在民族国家中心主义与现代全球主义之间来回摇摆”。这一现象的深刻成因来自人类对于“秩序”和“自由”两种看似矛盾状态的基本需求，却始终无法对此达成认知和践行上的最佳平衡。从生存需求讲，人类需要强化国家以维持秩序，保障民众在相对稳定的生产和生活环境下享有正常且有质量的生存状态，后者不仅意味着相对均等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更是对外交往的集体身份与民族尊严。因此，从古至今，无论采用何种国体、政体、意识形态，有国家的地方必然比没有国家的地方更显稳定，国家治下的民众大多赞成维持国家对内治理和对外交往的合法地位。类似“一个没有强悍的政府集权的国家，是无法存活的，特别是无法繁荣昌盛”的古典政治学认知迄今仍不失其现实解释力。但是，人们通过现代国家建设的实践也不断发现，高度强化国家权威，政府过多地干预市场活动和社会生活会导致秩序僵化，限制和压缩个人意志与创造力，反而有可能削弱维护秩序所需要的物质与道义基础，最终危及秩序本身。这就导出人类的下一个需求，即自由发展需求。西方学者重视个体自由的“元政治”因素，将其与国家之间的持续冲突作为研究的“元点”，强调弱化国家以实现个体自由的必要性。以洛克为代表的启蒙时期思想家将“天赋人权”、“个人生而自由”等观念设定为人的机能与能力，将自由个体身份确立为“人”的核心内涵。在此基础上，亚当·斯密等主张“放任”的市场流通，其自由主义经济理念的内核既非对政治的失望，亦非对道德的崇拜，而是对人“独立”于政府的追求。此后几个世纪以来，个体自由、独立同“看得见的手”之间的争论构成了西方自由意识形态的主旋律，越到晚近越激烈，“大政府”的影子也越来越重。当发达经济体的发展之累更多地来自其自身的“自由”时，西方政治中反对自由主义观念的政治力量就大量涌现，进而导致“基本保障均等化”“社会权利多样化”和对外关系“政治化”等反向运作的强烈倾向。“尽管赋予自由的理由比相反的设定义务的理由更重要，但它不能致使其无效或者完全没有实际意义。”
由此可见，国家中心主义与自由主义之争在表面上是“秩序”与“自由”之争，在本质上则是“生存”与“发展”之争。由于矛盾的两个方面都反映出人性的基本需求，缺一不可，且每一方在极端膨胀的条件下都反过来对实现自身造成障碍，就不得不转向另一方缓解自身的天然缺陷带来的冲突与问题。国家中心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不断呈现相互制衡、交替上升的现象便成为必然——问题不可能由导致了这种问题的思维方式解决。
从远期来看，自由主义作为发展的“源动力”仍将在与国家中心主义的长期“拉锯战”中渐占上风，是为三个根本性因素所决定：第一，第四次工业革命为自由主义注入了长期活力。前次信息工业革命奠定的全球化基础将使得下一轮世界范围的要素配置具有更强的地域和产业间突破能力，而网络化、数字化和智能化等新兴技术群或为第四次工业革命提供全新的增长动力，开创前所未有的产业生态和生产组织方式，将全球科研、生产、运输、消费进一步融为一体。传统的政治组织会面对更为强劲和多变，且国家背景和国际身份日趋复杂的经济和技术联合体，却难以将其强行拆散。更重要的是，新技术革命或可在一定程度上为解决全球治理的某些问题提供未来选项。“绿色能源”从技术概念到产业转型和市场化实施，有望缓解全球能源短缺。跨境电子商务有助于缩短原产地市场和外部需求之间的距离，提升各经济体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水平。这些都为全球治理赤字提供了“国家中心主义回归”以外的解决方案。第二，“个体自愿”仍然是国家一切政治经济措施合法性的基石。国家合法性的来源包括资质合法性、成就合法性与制度合法性，因此国家的一切政治经济措施必须能够体现政府执政能力，包括国家整体竞争力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有效改善，以及维护法制和社会公平等内外治理行为的合理性、可见度。国家治理能力之强弱还体现在政府通过制定政策和战略主动影响个体行为的实际效能，它往往不在于国家制度的语汇表达和意识形态的标榜，而取决于国家意愿与“个体自愿”在实际结合上达成多大程度的有机统一。正因如此，个体独立、个体权利、自由意志等自由主义的概念内涵在国家中心主义回归的过程中并非完全退却，而是处于同“市场的守夜人”时而冲突，时而耦合甚至共进退的复杂互动之中。第三，具有新秩序塑造潜力的国家尚未提出超越自由主义的发展理念，或并无反自由主义倾向。从中短期来看，国家中心主义回归更大程度上是为了平衡过度自由主义造成的恶果，而非彻底消灭自由主义和退出经济全球化。美国等大国只是向自由主义全球秩序提供公共产品的意愿下降，但并未提出更加务实可行的替代观念和制度方案。中国等新兴国家在依靠自由主义全球化获得后发优势之后，是现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建设者。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直面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历史潮流，注重以多边合作的建设性方式处理全球发展失衡，进而推动全球治理的新国际主义正当性、可行性实践。这一理念无疑来自近几十年中国处理自身发展矛盾的经验和教训，其基本思想逻辑是发展中的问题终究还要通过发展来解决，既不能一蹴而就，也不能改弦易辙，而要持续探索和突破，协调各方，久久为功。
四、民族国家的角色定位
民族国家作为西方特定历史时期与特殊地理环境的产物，是17世纪西方文明有效组织大规模生产合作的历史工具。它顺应历史需求产生，也必将在历史的不断发展中弱化、消亡。就国家的公共性与阶级性的二重属性而言，“公共性是目的，是全人类孜孜以求的崇高理想和目标，阶级性则是手段，是人类为实现更完美、更高级的公共性不得已而使用的方法和途径，也是一种必要的痛苦选择”。历史昭示未来。当“国家”因其内因而越发沦为生产资料公平分配、生产力高速发展、全球治理有效合作的障碍而非助力时，“国家”的衰落甚或解体就难以避免。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生产力日新月异的发展，与此同时各类安全和治理危机的频繁爆发，这说明经济全球化和各利益攸关方的关系进入向更高阶段转型的深水区，各种矛盾更加突出且棘手。主要经济体之间竞争更加激烈，安全上却需达成某种结构性制衡和相互依存；多元文明主体在社会层面上前所未有地密集互动，政治上却仍然是“山头林立”。面对转向全球化发展新阶段的历史大潮，每个国家都处于多重性竞争之下的两难境地——开放则暴露矛盾与失衡，封闭则导致落伍与失败。自由主义全球化在客观上代表着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市场诉求，但它既要摆脱国家对要素流通的过度干预和管制，又不得不依靠国家在削减全球治理赤字过程中的主体作用。就国家属性而论，阶级性决定了国家干预会不时发生，以维护其自身的合法地位，而公共性又决定着它在干预过程中必须兼顾内外复杂利益关系的动态平衡。因此，国家既有其绝对作用的一面，也存在其相对受限的一面。它并不总是积极或消极的，其行为甚至总是出现过犹不及的状况，以至于国家作用的强、弱走向不一定与其影响全球化发展的实际效果发生正向关系。国家作用趋弱未必总是有利于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国家作用趋强也会因带有明显的副作用而饱受诟病。从本轮国家中心主义回归现象来观察，一些国家受经济民族主义与政治民粹主义思想驱动，在经济、社会和安全领域加强了“垂直化”“中心化”的内外政策管控，不仅未能缓解其自身发展和治理方面的赤字，反而激化了某些潜在矛盾，造成对外关系的整体紧张。初期抗疫过后，欧盟出台大规模经济复苏基金计划，显示出成员国基于长远利益捐弃前嫌，选择合作治理的共同意愿，再次为世界提供了实现超国家多层治理的有益启示。与此相反，美国的国家属性越来越向消极面摆荡。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下，美国政治再度出现对集权和“强政府”的转向，公权力对于社会和市场干预力度的加大，尤其是对产业发展次序的引导整合和对商业竞争对手的打压限制。这可以说是预示其国际角色历史性崩坏的开始。
在当下经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历史阶段，人类已不必简单地选择“强势”或者“弱势”的国家，而应寻求更为“灵活”的国家。国家的正常功能和角色必须是展现驾驭内部意志和外部大势的高超艺术，善于主动化解复杂矛盾，始终如一地保持各类利益的动态平衡，有效地完成对内治理和对外合作这一根本使命。因此，国家必须尽量避免四种错误：第一，简单地维护国家的强势定位而排拒全球化潮流。严格的或变相的“闭关锁国”战略仅适用于传统意义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但绝不适用于工业化、信息化和智能化的全球发展总趋势，而自绝于这一历史进程的国家必然会发展效率低下，文明落伍，最终其生存安全也难以持续。第二，过度自保，特立独行而排斥与国际组织、其他利益攸关方合作应对全球性危机。在现代物质和技术条件下，任何具备普遍性影响的局域性危机和灾难都会借助于各国经济与社会的高度联动性迅速扩散，使地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信息链和信用体系任何节点的国家都深受其害。尽管因传导波次所引起的影响在时段、深度上有所差异，但任何国家都终究难以幸免。正因如此，国家之间早已存在荣枯与共的命运联系，任何一国靠一己之力来应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治理难题不仅根本办不到，而且更非明智之举。第三，一味寻求弱化国家的作用而导致“劣治”“惰治”。国家是为要素流通扫除障碍的不可或缺的政治力量。无数事实表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并非纯粹由跨国公司和私人所驱动，它从不乏国家的强势引导或推波助澜。在全球化前期，西方国家曾以政治、军事和宗教方式打开世界各地的门户，为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和分割全球市场而争斗，也给世界留下了诸多历史性治理难题。在未来的全球治理中，国家的历史责任需要强化而非弱化，同时其现实责任亦难以替代，在兴建各类基础设施、跨境制度联通和多边安全合作中，国家仍居于核心担当者之位。虚弱、惰政的国家显然无法确保自身治理体系和能力的更新换代，而且也将直接拖累新型全球化的加速进行。第四，放弃国家的必要干预，任由内部治理赤字向外部转移。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新自由主义在一些国家盛行，曾造成政府过度放任市场和对外让渡经济主权的时尚。然而，国家作用一味受到压缩和弱化，导致这些国家的国民经济、产业结构长期失调，社会治理水平大幅降低，这些消极后果最终成为某种带有区域发展共性的治理难题。当它们外溢于全球治理体系之中，就会成为全球发展体系的痼疾之一并不时发作。正因如此，近年来大批发展中国家摆脱新自由主义教条束缚的趋向愈加明显，再度重视国家在内外治理中的关键性作用。这一动向标志着发展中国家自主性政治意识的普遍兴起，同时也构成了当下“国家中心主义”回归的另一理性来源。
总之，国家具有顺应、推动经济全球化和处理好发展与治理关系的双重责任。透视国家中心主义的“隐去”与“再现”的关键，在于科学地认识在漫长历史进程中国家发挥双重责任的必然性，以及双重角色之间的冲突性和统一性。鉴于其作用的不可回避、或缺，判定国家竞争力表现的最高标准将不再是一般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指标，而是其随时调整和介入经济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的能力、实效。先进者必然是那些总能“不畏浮云遮望眼”，坚定追求全球合作发展“大势”，理性顺遂自由主义与国家中心主义此消彼长的“中势”，适度把握国家“回归”“小势”的明智国家。
五、结 语
过往世界经济融汇交流的历史中从不乏国家的推动作用。20世纪末期的经济全球化，则以跨国公司为主导性力量，在世界范围内确立起“开放主义”的新型国际意识，极大地遮蔽了国家的作用。但是，国家仍然是现实世界体系中的核心单位。国家政策的开放性、保守性往往随势而动，恰如“水无常形”而令人难以捉摸。21世纪以来全球性危机频发，各国均面临着外部形势的高度不确定性、不稳定性，这不仅显示经济全球化发展长期失序所累积的尖锐矛盾正在集中爆发，而且必将引起一场前所未有的、格局和系统性的“变革”（transformation）。自由主义的拥趸们总是缅怀那些自在、宽松的市场中心主义的旧日，甚至会指责国家权力的拥有者们失策，导致大国政治竞争的“红鬃烈马”踏破了资本逻辑主导世界的美梦。然而，历史唯物主义早已告诉我们，直接受生产力所推动的经济基础相对于上层建筑来说是易变的，上层建筑相对于经济基础是比较稳定的，往往暂时落后于经济基础的变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构成它们之间既相适应又不适应的矛盾运动。这一矛盾运动贯穿了社会发展过程的始终。当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生产关系已经变成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时，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要求根本变革的客观趋势之间就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与冲突。当下国际政治中的一系列悖论都在向人们传达着一个明确的信号，当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人际交流网络已然成势，严重冲击原有的国际利益格局和生产关系，习惯于独统天下的某些大国则倒行逆施，推出全方位的利己主义举措，站到历史潮流的对立面。这是一种消极应对全球化后果的表现，其根源则来自民粹主义在当代世界政治中的逆势兴起。1843年，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指出，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纵观此轮国家中心主义强势回归现象，部分发达经济体内部结构长期失调，导致社会危机加重，最终引发“去全球化”思潮泛滥，导致极端民族主义政治人物上台，这一因果逻辑线索令人似曾相识，表明百年之后人类在又一次对旧体系扬弃之余，对于国家之强权仍难解心头之忧。“国家已死，国家犹生。”对于存乎灾难之下的人们，现实总是将之推向国家这叶“方舟”，迫其自愿“蹲守”在国家的庇护之下。然而，人类毕竟总要走出危机。当一国的经济再度需要通过越出国界实现要素流动和价值交换时，便有一部分成员出于对安全状态的厌倦而选择“冒险”，自由主义的冲动会由此再获“新生”。因此，国际政治在国家中心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来回摆荡是具有鲜明周期性特征的。眼下“国家归来”之现象当然不是简单的历史性重复。概因此前自由主义所打下的物质基础、观念基础和利益基础还相当雄厚，全球化的市场韧性犹在，造成那些一味追求单方面利己之举，甚至不惜采用极端性干预手段迫使全球化各链条“脱钩”的用意均遭遇到持续的抵抗。同时，全球化进程所发生的挫折和风险也昭示我们，本应与之匹配的全球治理体系现代化严重落后于形势发展的需要，但又面临着国际信任与合作“赤字”凸显的困境。本文对国家角色的近、中、远期变迁作出的仅是粗浅的分析与推论，至于其转变的契机和标准为何，亦需随实证时间和条件的更替再行探讨和验证。无论如何，国家已不再轻易地“隐去”，这标志着更加剧烈的甚或颠覆性的秩序变动将持续发生。国家与市场，治理与发展之间的紧张关系会否实现“软着陆”，是当下所有不确定性中的核心之问。如果说人类的理性终将获胜的话，那就应该辩证地认识和赋予国家的正确定位和功能，以确保国家“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换言之，当下和未来的人们还不必回答“要不要国家”这样太过久远的问题，但必须运用理智做好“要怎样的国家”的重大选择。
注释略。请参见原文。
吴白乙，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732）；张一飞，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 100720）。
来源：《学术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