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给世界经济带来巨大冲击。中美两国在抗击疫情和经济发展上出现明显反差，进一步加快世界大变局的进程，中国迎来重大机遇和新的挑战。其中，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已经成为事关重大的战略课题，需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准确把握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因素以及世界格局深刻变化的机遇挑战，实事求是地确定未来10到30年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目标与实施方案，确保稳慎有效地推进。
人民币国际化的现有水平
目前，在国际投资与经贸往来和金融交易（统称国际交易）计价清算中的份额，基本上是美元40%以上，欧元30%上下，日元和英镑8.5%左右，其他国家货币均在4%以内；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份额，基本上美元60%以上，欧元20%上下，日元约5.5%，其他国家货币均在4.5%以内。美元在国际交易计价清算以及全球外汇储备中的份额尽管比高峰时下降了不少，但仍保持其国际中心货币高高在上的霸主地位。
人民币国际化从2009推动人民币跨境结算开始，已经走过了10年多的历程，尽管取得不少成果，包括在2015年10月已经确定人民币将于一年后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并获得较高份额系数（10.92%），但却一直没有明确的国际化目标和实施目标的战略规划。目前人民币在国际交易计价清算以及全球外汇储备中的份额基本上都不足2%，与中国对外贸易、投资、金融交易的份额差距很大，仍有很大提升空间。
一国货币国际化的影响因素
一国货币要成为主要国际货币，需要具备很多重要条件。其中至少包括：
（一）国际领先的综合国力与国际影响力
国际交易中，首先需要确定运用的计价清算货币。选择本国货币更有利于避免汇率风险、降低清算成本，所以，交易双方都会优先选择本国货币，但这可能加大另一方的风险和成本，最后往往由更有影响力的一方做出决定。为了广泛开展国际交易，一般都会在综合考虑流动性、安全性、收益性的基础上，选择国际上更具影响力国家的货币（国际硬通货）作为计价清算和储备货币。
这样，各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就成为其货币国际地位的决定性因素，最强大国家的货币就成为国际中心货币。
需要指出的是，综合国力不仅体现在经济实力上，更不是仅仅体现在当年GDP的国际排名上，还包括历史累积财富规模以及公民教育水平、科技研发能力、经济发展活力、社会法制环境、持续发展潜力、军事力量对比等多种因素。仅仅GDP排名领先，并不代表其综合国力就一定领先、其货币就一定能成为国际中心货币，甚至其货币的国际排名还会大大低于其GDP的国际排名。
同时，即使综合国力强大，但如果闭关锁国而非对外开放，其国际影响力并不一定同样强大。只有扩大对外开放，拥有广泛而雄厚的世界投资和贸易往来基础，以及严格规范的货币兑换与金融交易监管体系作为保障，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为支撑，其货币才能得到世界范围内的广泛认可并成为重要的国际货币。
正因如此，美国GDP在1890年已经超过英国，但美元并没有同时取代英镑的国际中心货币地位，而是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英美两国国际影响力发生根本变化后，到1944年布雷顿森林协议才确立了美元作为新的国际中心货币的地位。中国自2010年即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GDP排名），但目前人民币的国际地位还是很弱，是有客观原因的。
（二）很大的货币净流出（国际收支逆差）
一国货币要成为重要的国际货币，还需要有合法途径实现货币对外净流出，更多地为境外所拥有。这主要包括：
扩大本币支付结算的净进口；
扩大本币对外净投资；
以本币对外援助或提供贷款及购买债券；
央行与外国央行进行货币互换等。
（三）配套的国际收付清算体系与金融交易市场
为便于货币的跨境支付清算，需要建立起与世界各国广泛连接高效便捷的国际支付清算体系（如SWIFT）与严密的监管体系，确保货币流动过程中的安全，防止其被盗窃、挪用、无故扣押或被用于非法途径等。
同时，“记账清算”方式的运用，使得一国货币的流出、流入，实际上是指货币所有权的流出、流入，而货币则主要滞留在货币发行国的清算机构（银行），即以货币所有权的流动以及债权债务关系的调整替代了货币本身的流动与收付。货币的境外所有者不得不将货币存放在发行国，相应增加货币发行国的外债与资金实力，为该国发展国际金融中心提供重要条件。而发展包括股票、债券、外汇、大宗商品等在内的、主要以本国货币计价清算的各种金融交易市场，并允许境外货币所有者平等地参与市场交易，不仅有利于保护境外货币所有者的利益，而且又反过来能够更好地促进本国货币的国际化（金融交易市场的交易规模远远大于国际贸易与投资的规模，不能成为金融交易市场最主要的计价清算货币，其国际化就会受到很大束缚）。
当然，一国货币成为国际中心货币并大量为境外所拥有，其金融市场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并吸引大量国际投资者参与，既有利于增强其货币金融的国际影响力，同时也需要其为国际货币金融稳定承担更多义务和责任，很容易导致其货币总量大幅波动和严重超发，推动其进入零利率、负利率和量化宽松状态，对其货币金融管理带来巨大挑战。这需要该国中央银行和金融监管部门能够更好地坚持国际准则，很好地控制货币投放与流动性调节，满足货币的国际需求，确保金融市场流动性的合理充裕与健康稳定，增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乃至金融危机的能力。
所以，从根本上讲，一国货币的国际化，本质上是整个国家国际化的一个部分、一种表现，离开国家的国际化，单独讲货币的国际化是不切实际的。
人民币国际化的阶段性目标
在人民币国际化已经走过10年历程之后，有基础也有必要尽快明确人民币国际化接下来的阶段性目标，据以制定实施方案，推动目标成功实现。
人民币国际化的未来目标可分为长期目标与10年目标分别确定。
（一）长期目标：国际清算份额20%以上、储备份额30%上下
苏联解体后形成的美国一极独大的世界格局，伴随全球化发展与中国的崛起，其存在的问题不断暴露。进入21世纪，网络泡沫破灭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推动世界格局开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大暴发更是加快了这一进程，单极世界难以为继，未来的世界只能是多极化的世界。
可以预计，中国即使未来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也很难再拥有二战后美国那样一极独大、高高在上的国际地位。相应的，人民币也很难再像美元一样，在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交易以及全球外汇储备中占有远超国际排名第二货币的份额。实际上，未来主要国际货币的清算份额能维持在20%以上、储备份额在30%上下就不错了，这也不会对现有国际中心货币产生完全替代，可以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长远目标。
按照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到本世纪中页要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国家的战略目标，到2050年前，人民币的国际清算份额也应该维持在20%以上，储备份额在30%上下，成为最主要的国际货币之一。
（二）十年目标：国际储备份额超过10%，达到11%上下
中国从2009年开启人民币跨境结算，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币国际化随之启动，经过第一个10年的发展，到2019年人民币在国际交易计价清算以及全球外汇储备中的份额均从几乎空白发展到接近2%，实现了良好的起步。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爆发，给世界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冲击，也进一步加快世界格局的深刻变化。中国成为2020年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国家，为世界抗击疫情冲击与经济衰退作出了巨大贡献，大大拉近与美国的距离，且仍具备巨大的改革开放发展潜力。中国有望在2030年前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基于上述考虑，如果把2020-2029年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第二个10年，到2029年，人民币在国际储备中的份额应该超过10%，达到11%上下，成为仅次于美元、欧元的第三大国际货币。这一点，也是与2016年人民币正式纳入SDR的货币篮子并被赋予10.92%的权重（纳入后SDR货币篮子的组成为：美元41.73%、欧元30.93%、人民币10.92%、日元8.33%、英镑8.09%）相吻合的。
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要积极而稳慎
2020年3月份，美联储出人意料地大幅降息至零利率水平，并宣布实施无限量化宽松等货币政策，我国不少人严厉指责其“疯狂大放水”、是“运用货币霸权掠夺国际财富”，甚至认为美联储这种无限量宽的实施，必然导致美元极端贬值，终将摧毁美元体系，恶化中美关系，必须做好中美完全脱钩的准备，因此，中国应该尽快将美元储备（在美资产）转换成黄金并搬回国内，或者实施“21世纪马歇尔计划”，将外汇储备投资或借贷给“一带一路”需要加强同盟关系的发展中国家。同时，要加快建设人民币国际支付清算体系，加快数字货币的研发推广，争取数字货币的国际领先地位，做好美国封锁中国使用由其主导的国际支付清算体系（SWIFT）的准备。
这些看法很有影响力，但却存在很多误解和偏差。
实际上，美元作为国际中心货币，美国金融市场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美联储就成为隐形的世界中央银行，要维持美元的全球流动性和金融市场稳定，会受到全球范围更广泛的冲击，也会对全球货币金融稳定产生重要影响。面对新冠疫情在全球爆发带来的巨大冲击，美联储迅速采取超乎想象的强力举措，是非常必要的，事实证明，效果也是明显的，美国经济增速下滑的程度远低于欧洲、日本等主要国家。目前，美国总统选举危机已经过去，美国疫苗注射速度世界最高，有可能率先实现全面普及，进而加快经济发展。在疫情危机过去、市场稳定下来之后，美联储还可以进行逆向调节，收回多余的流动性，届时势必国际资本流动产生深刻影响。
所以，对2020年3月以来美国快速推出一系列强力宏观调控举措，需要客观理性看待，特别是要换位思考，设身处地地考虑，如果人民币成为国际中心货币，中国成为国际金融中心，遇到这种重大疫情冲击，我们又该怎么办？
从现实条件看，目前既无急于抛售美国国债或将美元储备兑换成黄金并搬回国内的必要，也不存在短时间内高达上万亿美元的美债抛售市场（最后，只能由美联储兜底）和黄金交易市场，此时如果贸然采取这样的行动，不仅将激化中美矛盾，而且将带来巨大经济损失。当前，要推行“21世纪马歇尔计划”也并非易事，因为外汇储备投放到发达国家国债或存放在主要国际金融机构中，其安全性、流动性较好，一旦大量投放或借贷给发展中国家，其安全性、流动性将面临巨大挑战，面对美国及其盟友的竞争，其实际价值存在很大风险，条件并不成熟。
长时间以来，很多人对中国持有巨额外汇储备倍加指责，认为中国依靠优惠政策（高回报率）吸引投资以及廉价出口赚得外汇，却又不得把外汇不存放境外或购买境外债券，获取非常低的收益，实际上是在帮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忙。同时，在境内又不得不在商品出口、减少国内供应的同时，由银行把外汇换成人民币，造成人民币被动投放和货币超发，削弱货币政策自主权。因此，一直有人强烈呼吁应该压缩国家外汇储备。但这种看法完全漠视了扩大开放、招商引资、扩大进出口对促进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根本没有看到我国能够积累超过三万亿美元外汇储备，是中国改革开放充分融入国际社会的巨大成果，成为中国密切国际关系、增强国际影响力、抵御国际资本冲击、保持人民币汇率和金融市场稳定的巨大力量（可谓“金融核弹”）。实际上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合理外汇储备规模”，只要不是通过扩大外债形成的，外汇储备实际上越多越好，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可急于花掉。
有人担心，如果中国跟美国关系破裂甚至爆发战争，美国及其盟友完全可能把我们的外汇储备冻结或没收掉。这确实是一个必须高度警惕的问题。但考虑到中国已经吸引了大量美国及其盟国的投资（包括股权和债权），中国又是一个潜力巨大的市场，中美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利益关系，对全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都有着重要影响，这完全不同于当年的美苏关系，美国及其盟友要彻底断绝与中国的往来甚至采取极端行动，中国同样可以采取反制行动。这就意味着中美两国将彻底脱钩乃至相互封锁，国际社会将随之分裂，甚至退回到上世纪美苏冷战时期的状况，使全球经济和世界和平面临极大考验，美元的全球流通与美国的国际影响力势必大大削弱。这种情况下，相信相关各方一定会非常谨慎，不会轻易采取这种极端行动。
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世界迎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时期，中国必须保持定力，高举“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大旗，注重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继续深化改革开放，保持高质量健康发展，不断增强综合国力。
在人民币国际化方面，要纳入国家战略高度重视、认真研究、积极推动，但仍要坚持顺应潮流、少说多做、趋利避害，不能盲目冲动，不能急于公开挑战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
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具体行动上，必须扎实做好自己的事情：
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推动技术创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以更快的速度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增强人民币在安全性、流动性、收益性方面的综合比较优势；不应再把重点放在离岸中心建设或者急于让人民币加入SDR等外部工作上，而是把重心放在强化内功，切实深化金融体制（特别是金融监管体系）改革，注重消除社会不良债务损失，努力提升货币内在质量；切实加强对外援助、政府优惠贷款以及投资等方面的人民币使用，减少外汇使用；切实加强人民币在岸交易与清算中心及相应的清算体系（如CIPS）建设，加强与SWIFT组织的沟通协调配合；切实加强规则完善、监管严格、公平公正的国际化金融交易中心建设，包括股市、债市、外汇、贵金属、大宗商品等市场；切实增强国家驾驭国际金融体系、防范和解系统性金融危机的能力。同时，应致力于准确把握货币的本质、演变的逻辑、发展的规律，认真反思现有信用货币体系，特别是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根本问题，努力做到趋利避害、维持和延长正常货币政策运行空间；不应简单模仿美元作为国际中心货币下美国过于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做法，而是要建设更加公平合理、安全高效的新型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推动世界治理体系和秩序的深刻变革。
切实加快数字人民币推广使用
摆脱实物货币（包括金本位制下的纸币）下货币供应受制于其原材料供应的束缚，在保证货币充分供应的同时，加强物价水平监控和货币总量调控，努力维持货币总量与可交易财富规模相对应，维护货币币值（价值尺度）基本稳定，这是信用货币产生的初衷和本源，是货币政策的基本目标，为此需要保持货币政策中性和中央银行独立性。
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由于可交易财富种类繁多、分布极广，其存在形态和拥有者又会不断变化，要对可交易财富的价格变化（反映货币币值变化）进行全面准确的监控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而只能选择其中一部分内容作为参照物（如CPI），这就必然存在很多不准确因素：CPI的变化，不仅受到货币总量变化的影响，更会直接受到其本身供求关系变化的影响；信用货币体系下，货币主要是由社会主体以其已经拥有或将会拥有足够的可交易财富作为保证向货币投放机构借取货币的方式投放出来的，这就使货币投放具有很强的经济顺周期性，在经济向好、投资消费需求旺盛情况下，资产价格会上涨，货币需求随之增大。在经济衰退、投资消费需求低迷情况下，资产价格会下跌，货币需求随之收缩。在货币需求扩张或萎缩时，尽管可以实施逆周期调节防止变化过头，但实际上很难控制到位，特别是在经济下行时，政府为维持经济社会稳定，更容易推行刺激性宏观政策，这就使货币“投易收难”；随着社会财富交易频率的提高、社会财富金融属性（资产证券化）的增强和金融交易市场的发展，大量非CPI样本组成部分的房地产、金融资产等会吸引更多的货币投入并推动其价格不断上涨，越来越多的货币会作为保证金滞留在金融市场而未进入实体经济，此时，如果货币政策仅盯住CPI变化，势必需要投入更多货币；信用货币是以整个国家可交易财富作为支撑、由国家主权和法律保护的，是国家信用，而不再是中央银行自身的信用或负债，是国家将货币印制与管理的特权赋予中央银行，这种情况下，要保持中央银行独立性是很难做到的。
由于种种原因，信用货币实际运行越来越偏离保持货币币值稳定的初衷与本源，货币总量的增长越来越超越可交易财富的增长，货币总体上呈现加快贬值的态势。这使货币性资产拥有者因货币贬值而无形之中被剥夺价值，并使非货币性资产拥有者无形之中获得更多价值，不断扩大贫富差距，很多人深感不公平，并开始寻找新的货币体系。由此催生出去中心的网络加密数字货币（如比照黄金原理，采用区块链和加密技术打造的比特币等），以及与单一主权货币等值挂钩的网络数字稳定币（如USDT、USDC等）、与一揽子主权货币结构性挂钩的“超主权数字稳定币”（如设想中的Libra）等，对主权货币带来很大冲击。
在国家主权依然存在，世界尚未实现一体化治理情况下，要推出和运行超主权货币是非常不容易的：比特币等网络“加密货币”，可以成为一种全新的网络资产，但其实际供应无法与可交易社会财富的规模相对应，难以成为真正的流通货币；Libra等设想与一揽子货币结构性挂钩的超主权货币，与SDR相比没有任何新意，更是难以落地运行（欧元是区域主权货币，而非超主权货币）；与单一主权货币等值挂钩的网络稳定币，实际上就是其挂钩货币在一定区间内使用的代币，容易推出，但必须接受严格的金融监管，难以取代主权货币。
尽管非主权的“数字货币”很难颠覆或取代主权货币，但它们的出现也推动主权货币加快数字化转化步伐，以便更好地适应网络世界与数字经济发展的要求。正因如此，近年来“央行数字货币”（CBDC）迅速升温，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其中，甚至成为货币竞争的重要领域。
在这方面，中国已经走在了前面，数字人民币（DCEP或eCNY）已经开始大规模社会公测，有望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之前正式推出全面运行。
数字人民币依然是人民币，本质上没有变化，而且仍然需要坚持货币金融的基本规则，面向社会公众的各类金融业务仍然由金融机构办理，不会对中央银行与金融机构的职责分工以及金融运行体系产生重大冲击，但货币运行的体系机制将深刻变革，央行将运用新的技术全面掌握数字人民币所有的用户信息与交易数据，并将其作为公共资源和基础设施加以开发和利用，将大大增强央行对数字人民币全流程全方位的监控以及货币政策的正确性有效性，有利于从根本上破除大型商业性组织在用户和大数据方面形成垄断优势并威胁市场公平和国家安全的局面。这在网络世界快速发展，形成与用户粘性更强且跨越主权边界，对现实世界渗透和影响越来越强烈的情况下，对维护货币金融和经济社会稳定，保障国家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当然，数字人民币尚处于起步阶段，仍需不断改进和完善。其中，不能简单地将“数字人民币定位于M0”并将其理解为只能替代流通中现金且一律无息免费，最多只能是将央行直接投放（兑换）的数字人民币定位于M0，但要允许数字人民币可以运用到所有金融业务上，包括存款机构用于发放贷款或购买债券等，相应派生数字人民币以保证数字人民币的充分供应，并按照商业原则和双方约定计息收费。
数字人民币仍是人民币，其能否很快实现国际化，最根本的仍是决定于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并不会因为中国率先推出数字人民币，就能占领全球数字货币的制高点并决定数字货币的标准或规则，就能使数字人民币成为国际主要货币。但数字人民币的推出，需要央行利用互联网实现与境外运营机构和用户的直接链接，突破现有国际支付清算体系的束缚，其率先推出和成功运行，一定会增强数字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所以，应将数字人民币的推广使用纳入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统筹规划、协调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