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正式宣布要搞市场经济后，人们对中国经济市场化前景与经济改革得失的讨论又热闹起来。中国经济是否过热？是否有通货膨胀？高速的经济增长是否会引起经济崩溃？这些问题大家都很关心。我今年夏天回中国大陆跑了不少地方，接触了各方面的人士，总的印象是：最近几年中国大陆的变化大得惊人；市场上物资丰富，沿海地区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市场繁荣的景象给人的感觉真有点象身在香港；可是，社会治安、风气、文明和公德却非常糟糕。回到美国，谈起中国大陆，说好的有，说坏的有，乐观的有，悲观的也有。那么，究竟如何评价大陆的改革？怎么解决当前所面临的问题呢？ 在本文中，我将从一个经济学家的角度谈谈个人对中国经济市场化前景的看法，然后再谈中国现在及将来所面临的问题。总的说来，我的看法是：中国市场化的前景光明，但问题也不少，需要尽快加以解决。
一. 中国经济市场化的前景
对于中国大陆整体经济和中国经济市场化的前景，我一直比较乐观。这次大陆考察更增强了我的信心。我的乐观态度是基于下面几点理由。
首先，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绩让人乐观。1978年以来的中国经济改革，给中国带来了高速经济增长和人们生活水准的大幅度提高。1979-1992年，中国经济平均增长率为9％，居同时期世界各国经济发展速度之首，在中国历史上也许是前所未有的。最近，世界银行运用购买力评估法计算出中国的人均国民产值已达到1,500到2,400美元之间。我的感觉是，中国人的平均生活水平接近这个购买力估计的下限（只要想想每月100美元能在美国过什么日子，人们就会相信这一判断）。如果中国大陆能继续按现在这个速度增长，估计在二十年左右能达到台湾现有水平，也就是人均收入八千到一万美金。
这些成就是与实行市场化经济改革分不开的。在这一时期里，中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很大变化，已从一个以公有制为主的中央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一个非公有制总产值占50％多的计划和市场混合的经济体制。这种向市场机制转换的过程显然会越来越快。去年中共十四大宣布中国要搞市场经济，这说明中国已在意识形态上很大程度地解决了走市场经济的障碍。特别重要的是，通过这十几年的改革，市场经济良好运行所需要的一些基本假设和前提条件在中国已基本具备。如承认人的自利性，允许经济上的自由选择，实行分散化决策（即中国所说的放权），引进激励相容（即，调动人的积极性）和竞争市场机制等。
市场经济学在论证竞争市场经济机制导致最优资源配置时，一个最基本的假设是：每个人都是自利的（理性的），每个人、每个企业都会在给定的法规、政策条令、预算约束、生产技术水平和价格等约束条件下争取自身的最大利益。通过改革，中国老百姓的价值观念、思维方法和行为方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变得更加理性了。人们都在根据自己的特长和门路想尽办法用或者正当、或者不正当的手段赚钱。这就是价值观的变化。这个根本性变化是在最近几年发生的。1986年我回国探亲时，大多数人还一心想到国营单位去找一份铁饭碗。现在，大多数人都在担心铁饭碗端不长久，赚钱也不多。于是有的“下海”做生意，有的要找一份能赚更多钱的工作，都在为如何发家致富、为个人的利益和前途而绞尽脑汁。中国政府也已基本上承认（至少是默认）人的自利性和个人利益。其实，承认人的自利性，是解决人类社会问题的一种现实的、负责的态度。“自利”是经济发展、社会前进的动力。中国农村生产承包制就是承认了农民的个人利益后才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
中国经济改革中所取得的另一个巨大成就是中国老百姓有了很大程度上的经济自由。中国经济改革者做了很多事，但最重要的是：放宽政策。形像地说，就是“松绑”，即给生产者和消费者较多的选择自由。在农村，农民获得了土地的使用权（尽管没有拥有权），基本上可以决定种哪种农产品。在城市，人们可以选择继续呆在国营企业吃大锅饭，也可以辞职到非国营企业去工作并承受随时可能失业的风险。经济上的自由选择、自由交换和自愿合作在分散化决策的市场机制中起着根本性的作用，是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先决条件，也是保证竞争市场经济机制导致资源最优配置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
市场经济有别于其他经济制度的最显著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两条：信息利用的有效性及市场机制的激励相容性。竞争市场机制利用价格体系有效迅速地传递经济信息，使资源达到有效配置。分散化决策方式大大地降低了信息处理和传递的成本，所以更有效地利用了经济信息。正是由于信息不可能完全被掌握，人们才希望分散化决策。指令性经济机制主要是用集中化决策方式，而市场机制则主要是用分散化决策方式。通过这十几年的经济改革，分散化决策方式在中国已取得了很大进步。这包括权力下放、岗位制、取消各种计划、让个人和企业作出消费和生产的决策。
一个经济制度要解决的另一大问题就是如何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即如何通过某种制度安排来促使人们努力工作。一个经济制度如果不能激发其成员的积极性，反而压抑成员的创造力，制造出一批批的懒人、闲人，这个制度就不可能长期存在下去。市场机制成功地解决这个问题，它所提供的激励，使自利的个人和人们之间的互利统一起来了，这也就是经济学中所说的激励相容。能否实现激励相容，关系到任何一个经济体制的存亡。可喜的是，中国现在已建立了许多激励机制，它们大大地调动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这就是为什么这十几年的经济改革给中国带来了高速度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上述角度看，我对中国市场化的前景保持乐观、具有信心。
二. 中国经济市场化所面临的问题
从整体和长远的角度看，中国经济市场化的前景不错。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在转型期间不存在许多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有些是改革前就存在的，有些则是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例如：市场机制仍处在初始阶段，价格在很大程度上仍脱离市场均衡价格，国营企业的经济效益仍很低；国家面临着比较严重的财政赤字问题；许多领导干部思想僵化，还是用搞计划经济的方式来搞市场经济，甚至对向市场机制的转型有抵触情绪；老百姓不能承受失业和通货膨胀所带来的痛苦，经济、社会秩序混乱，法规、条例、劳工市场、金融市场、土地市场（房地产）、产权和社会安全福利制度等都还不完善，有的甚至还没有建立。许多人利用市场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新老制度交接的空隙阶段进行不公平竞争。例如，利用权力或关系化公为私、贪污，等等，这使得向市场机制的转轨更为困难。这些问题不解决，就会阻碍或放慢中国经济市场化的进程。但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仍然是一个新课题，并没有现成的理论可用。
当然，对经济机制转换的要求并不是基于什么理论，而是基于指令性经济所带来的令人难以接受的低效率。指令性经济下无法解决的许多问题，市场机制能够较好地解决。但是，我们需要特别指出，在向市场均衡转变的过程中，不能期望市场机制会马上导致很高的经济效益。必须认识到，象失业、财政赤字、通货膨胀和企业的效率等许多问题是转型期间不可避免的。反过来，根据动态过程的稳定性理论，如果初始状态离均衡状态太远，资源的配置也可能不会向均衡状态收敛，从而使得转型失败。因此，一方面，人们需要为机制转轨创造良好的初始条件，使得转轨更为顺利；另一方面，人们必需充份认识到，转轨的代价也许仍是高昂的，转轨的过程是充满痛苦的，不是短时期可以完成的。
下面，我想从农村改革、城市经济改革和中国的教育危机三个方面进行讨论。
（1）农村经济改革
我这次回国到湖北和湖南农村一些地方转了转，发现从经济制度和所有制改革的角度看，农村的情况要比城市好得多。这主要是土地的特性所决定的：土地的拥有权和使用权可以较好地分开。在中国当局坚持公有制的情况下，这是很重要的。我们知道，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它经历了包产到组、包产到户，最后是包干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包干到户的做法是：生产队把耕地按人口或人劳比例承包到户，耕畜和农具固定到户使用，国家的征购任务和集体的提留部份分别落实到户，通过经济合同来保证承包任务的完成。这实质上是一种土地租赁制度，它使原有集体财产的存在形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集体的不动产（主要是几乎全部耕地以及相当一部份水面、草场、山林和荒滩等），都已承包给农户独立经营，收益的一部份以提留的形式上交集体。这种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得中国的农业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但是，联产责任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承包期过短，从而导致农民不愿意对土地进行长期投资，进行掠夺式生产，使土地的肥力下降。最近几年政府注意到这一问题，延长了承包期，情况已有改善。我所走访的村队，由于承包没有期限，也由于农民有土地的使用权（尽管没有拥有权）、产品的收益权及土地使用的转让（承包）权（必须得到村政府的批准），因此土地所有和土地承包已没有什么差别。我曾问湖南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农1949年前和现在他对土地肥力的投资和生产积极性方面有什么不同。他说，由于土地长期承包到户，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另外，在我走访的地区，由于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许多农民弃农经商，对土地需求的压力在下降，农田开始向专业户转移。农村中以村为单位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也进行得不错。有意思的是，农村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与计划生育有机地结合起来了。农村五保户的待遇是按村里中等平均收入决定的。我所走访的村中，五保户每年每人可分得800到1,000斤粮食和200元左右的现金。我问农民为什么会有动力负担五保户。他们说，一是由于村里是这么规定的，不得不交；二是由于一胎化政策，农民担心自己老了以后可能会变成五保户，也愿意分担供养五保户的费用。
当然，农村的问题也不少，有些还相当严重。不过，这些问题都是政策性或税制方面的，而不是所有制方面的。从短期看，主要表现在农民负担过重，各种苛捐杂税太多。由于税收太高而农产品价格过低，农民种地不划算，有的土地收入还不能支付生产的必要开支和税收。因此，有些地方地荒着农民也不愿意种。以前农民说：“国民党的税多，共产党的会多”。现在变为：“国民党的税多，共产党的税更多”。甚至更有人说：“共产党万‘税’”。这些税是从村政府起层层加上去的。由于基层政府没有其他方面的收入，国家又不给足够的行政开支，只好要农民去负担。要解决这个问题，国家要为基层政府提供全部的行政开支，并制定保护农业的优惠政策。保护农业的政策甚至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如美国，也是必要的。台湾也有类似政策。另外，要根据农民的收入制定税率，对收入太低的农民要减免税收。农村中存在的另一个主要问题是打白条。这引起农民极大反感和不满，有些地方出现了农民上访、告状、甚至与政府对抗的局面。此外，农村社会治安也是一大问题，偷抢拐骗妇女儿童、赌博和封建帮派迷信都比较严重。
从长期看，农村存在两大问题。一个是如何提高农业生产科学技术的问题。实行承包责任制之后，尽管农村生产技术水平可能下降了（为了减少成本，许多农民不用机器种田，我曾听说有些地方甚至把机器拆成零件分掉了!），但是由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发挥，农产量比改革前大大提高，大部份地区农民的温饱基本上得到了解决。现在，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已经得到了极大的发挥之后，如果生产科学技术还不能提高，农民的教育水准不能提高，经济的规模效益得不到发挥，农业产量要再上一个大的台阶是相当困难的。这就是为什么最近几年农村经济增长速度减慢的原因之一。第二个是水利建设问题。农民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不愿意出钱出力搞公共水利建设。如何设计出一个分担水利设施成本的激励机制，是要尽快解决的一个问题。
城乡就业转移是九十年代的农村发展趋势。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正在发生着一场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变革。这就是最近几年来不断高涨的“民工潮”，即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我认为这是九十年代和下世纪初农村变革和发展最重要的历史性事件，它对中国尽快实现市场化和工业化起着关键性作用。
最近几年来，中国的民工流动大潮不断高涨。今年的民工潮来势比以往又更加凶猛，遍及几乎所有的大中城市。往年潮头主要涌向岭南，而今年潮势所向涉及西南、中南、华东和京津地区等大半个中国的城市，包括南京、上海、武昌、广州、成都、重庆、贵阳、南昌、蚌埠。这种流动有三个基本流向：1.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大中都市流动，2.中西部落后地区劳动力向沿海发达地区流动，3.不愿出远门的农民向所在地区的县镇、乡镇流动。据不完全统计，1992年城市流动人口近7千万。广州、上海的流入民工已达百万以上，成为许多行业的主力军。尽管国内外许多人对这种“民工潮”持否定态度，把它视为一种非正常秩序、不安定的因素，说它带来许多社会问题，但我却认为它为提高农民的收入、缓解对土地的压力、改变城乡人口比例、加速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尽管它造成了一些棘手的社会问题，但这是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急速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这种现象在上两世纪西方发生的工业革命时也发生过。如何用市场经济的办法组织这支千万人的劳动大军，是中国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2）城市经济改革
□ 不公平竞争问题
不公平竞争是中国大陆目前存在的严重问题之一，也是老百姓对现实最不满意的地方。我在国内访问期间，许多人都说能容忍在公平竞争下由于能力的大小、机运的好坏和风险的高低所带来的收入结果的不平等及贫富差别，但不能容忍由于竞争不公平所带来的收入结果的不平等及贫富差别。
不公平竞争表现在许多方面，不过人们最有意见的是干部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有权力或有关系，就有可能买到未上市的原始股票。由于中国股票市场的不完善，这种股票一旦上市就成几倍、甚至几十倍地上升。有权力就可能搞到批文或指标。有权力就可买到计划价格商品，然后再转手高价卖出。有权力就可以贷到款搞房地产买卖。总之，只要有权力，就可以用权力做许多金钱交易，得到许多好处。这种好处的大小是由权力的大小和职位的重要程度来决定的。权力越大，职位越重要，你可能赚到的钱就越多。在现有体制下，许多以权谋私利的人比那些凭正当手段赚钱的人要赚得多的多，这导致了中国老百姓的强烈不满。
不过，话讲回来，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这种不公平竞争是不可避免的。它并不是由于现行市场化政策造成的，而是一种计划和市场都占有相当成份的体制造成的。它只不过是钻了转轨期间市场分散化决策已经被引进但是法规不完善、产权没有界定清楚的空子。从减少转轨阻力的策略来考虑，它所带来的积极作用要大于它的消极作用。它为那些既得利益的干部支持改革、支持经济机制的转轨提供了很大的动力。如果有权力的人在改革中得不到好处，他们就可能不支持改革，甚至反对改革。况且，这些化公为私的财产，产权得到了比较清楚的界定，会增加经济效率。人们虽然不满，但是承受能力已大大增强，许多几年前不可想象的事现在却习以为常。相信一旦市场化过程完成后，不公平竞争问题就会大大地改善。
□ 所有制改革问题
我认为，中国的所有制改革是以两种非常不同的方式进行的：一种是间接的、自发的、不知不觉的；另一种是直接的、人为的、公开的和有步骤的。
间接方式是一种让非国营企业（包括集体企业、私人企业、乡镇企业、外资企业和合资企业）生存，通过竞争发展壮大的所有制改革过程。这种方式是由于人们有了经济上的一些自由选择后而导致的。通过各种所有制企业的竞争，非国营企业发展壮大了，国营企业的经济效率相对于改革前也相应提高了。十四年前，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八十左右是由国营企业生产的。到1992年，国民总产值的百分之五十多却是由非国营企业生产的。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呢？难道在这十四年中有百分之三十左右的国营企业被私有化了或破产了吗？不是的。在这期间，几乎没有什么国营企业被分掉或破产，而是大量的非国营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诞生了。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成为国民总产值急速上升的重要因素，导致了国营企业与非国营企业总产值比例的根本性变化。目前，中国非城市人口占总人数的百分之八十左右。将来中国发展为现代工业化社会，只需要百分之十左右的人进行农业生产。这样，剩余的百分之六、七十的人口还会进入工业。可以想象，到那时，即使现有的国营企业不倒闭，只要允许多种经济体制存在和自由竞争，非国营企业的产值及非农业人口会达到很高的比重。
相对于直接所有制改革的方式，这种间接式的渐进改革具有较小的风险和阻力。除了对国营企业造成竞争的压力外，不对国营企业采取任何措施。唯一需要的就是给人们经济上的选择自由，让各种所有制自由竞争。此外，为了这种方式的所有制改革的顺利进行，要尽快开放劳动市场，使人们有自由选择工作和就业的机会。同时还要给人们经营和独立创业的自由。当个人想转换工作时，个人与原单位的经济财物等关系应通过协商解决，不要一味地阻拦或设立重重关卡。人才的流动只会有利于劳动的有效配置。
间接式所有制改革方法的缺点是：转型的时间可能会拖得比较长，同时还必需容忍国营企业的低效率和亏损。1991年明亏和暗损的国营企业就占了国营企业总数的三分之二，只有三分之一的企业略有盈余。因此，对国营企业的改革已迫在眉睫。解决的办法就是明确界定产权，国营企业民营化。随着改革的深入，人们对公有制企业特别是对中小型公有制企业进行私有化改革的要求会越来越强烈。这就需要直接对国营企业进行所有制改革。这又有两种主要的改革方式：企业承包制和企业股份制。在所有制改革的早期阶段，大陆的一些领导和经济学家鉴于农村改革的成功，想把将拥有权和使用权分开的承包制的改革方式用到企业、商业及其他行业中去，既保持企业或生产资料的国有，又调动生产积极性。但是，效果不是那么如意。于是人们的兴趣转到了股份制改革上来，认为股份制是所有制改革的唯一出路。但是，我认为，现有的股份制还是有问题。由于中共要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就要国家持有很大的股份。由于国家持有的股份大，企业效率还不是很好。以前规定国家最少要持有51％的股份，最近据说已改为国家只要持有30％的股份就可以了。但是，即使只持有30％的股份，国家很可能还是最大的股东，拥有最大的股份，政府仍掌握着企业的经营权和人事任命权，其他小股东仍是不能参与企业的决策。这样，产权并没有完全地界定清楚，公有制企业的生产效率还是比完全私有制的企业要低。我在这里给出一个既简单又有效的办法：政府只掌握一种特别股，比如说它有优先分红的权利；但企业的厂长、经理、或董事会则应由法人股和个人股东选举产生。这样，既可保证公有制占主体（政府是最大的股东），又能让企业有效地进行生产。
另外，即使解决了股份化或民营化方面的意识形态问题，也要认识到具体实施起来的困难和艰巨性。台湾的经历告诉我们，国营企业成立容易，要民营化、股份化却很难。台湾的国营企业只有六十家（包括三十四家省营企业），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0％左右。尽管台湾已进行了几年的国营企业民营化（台湾国营企业民营化的定义是国家占有的股份少于百分之五十），但到现在为此还没有一家国营企业被民营化。国营企业上市的股票量一大，整个股票市场的价格就下掉很多（上海股市也出现同样情况）。由于国家的股份还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企业的决策权还是被政府（委派的人）掌握，人们担心这些企业的效率不高，风险比较大，因而不太愿意买国营企业的股票。中国大陆的国营企业占国民总产值的近一半，数目要比台湾不知多出多少倍，实行股份化、民营化的困难可想而知。
□ 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和金融体制改革
我认为，中国现有金融体系是中国经济市场化最大的障碍，也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关键。金融系统已到了不改不行的地步。否则，企业的所有制改革就不能很好地进行下去，资金市场就不能顺利建立，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问题就不能很好解决，公平竞争得不到实现，国家财政和赤字问题也得不到很好的解决。
首先，现有金融银行系统中，政府的货币政策没有对整个经济的宏观调控发挥重要作用。为了讨论方便，我们把由于对生产要素的过度需求从而导致要素价格大幅度的上升、导致通货膨胀的现象称为投资过热或经济过热。本来政府应根据经济过热的程度调控货币的发行和信贷利率的高低，监督银行根据企业的信用和经营情况发放贷款，避免大放大缩的局面。经济一旦开始高速增长，社会对原材料、生产要素的需求必定上升，这时过热的可能性就会大为增加。产品的价格在一段时期后（通常半年左右）也必定会跟着上升，从而导致通货膨胀。这时，政府（通过中央银行）应收紧贷款的条件，控制货币的发行。如果等经济过热或通货膨胀已发生时再一刀切，停发贷款或控制货币的发行，则为时太晚，会导致资源的很大浪费。早在去年下半年，笔者和海外一些学者就提出了中国当时经济中通货膨胀的危险，认为如不及时采取有力措施，情况会更为严重。今年（93年）头几个月以来，中国已有明显的经济过热迹象：上半年工业总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25.1％，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去年同期增长61％，其中国有单位增长高达70.7％。与去年相比，原材料价格上升40％左右，有些（如钢铁和水泥）甚至上升100％到200％。上半年全国居民生活费用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12.5％，其中城镇上涨13％，三十五个大中城市上涨17.4％。如不采取应急措施，到年底通货膨胀率将达到20％以上。可是，国内有些经济学家至今认为中国经济不存在过热现象，不承认有通货膨胀或有发生通货膨胀的危险。今年七月初，我在海南参加由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中国留英经济学会和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联合举办的“中国走向市场经济过程中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国际讨论会”上，就听到国内著名经济学家童大林、北大教授肖灼基、中央党校王珏教授持有此种观点。他们认为经济过热没有定义，因而否认经济过热。我猜想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也许是怕中央象以往一样采取严厉的收紧政策。但是，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问题如得不到正视，不及早采取措施，等问题很严重时，他们不想看到的事情可能真要发生。
对于以上情况，银行系统开始就没有及时采取措施，而其后采取的措施不是不得力，就是错误的。国内一些中基层银行工作人员告诉我，银行系统为收紧贷款条件而采取的措施是：只贷款给国营企业而不贷款给非国营企业。这就违背了公平竞争的原则，没有按资金应流向最有效的企业的原则行事。银行贷款给国营企业的规定是要贷给经济效益高的国营企业。这规定本身没有错，但问题是：银行如何知道、怎样确定一个企业效率的高低？银行办事人员有什么动力按照这个效率标准去做而不是凭面子，看关系，为个人的好处来发放贷款？另外，当地银行是双重领导，既受当地政府管辖，又得听命于上级银行，这给他们在执行指示时造成困难。当上级银行要当地银行限制贷款时，当地政府官员则希望他们给当地的企业多贷款，这给当地银行在工作上造成很大压力。这些银行人员告诉我，贷出去的款往往有三分之一是死款，收不回来，最后由国家作为财政开支抵消了。从今年元月到五月，他们所在县的银行已亏损了5千多万。另外，经济已经开始过热，对资金的需求非常旺盛，通货膨胀已经开始，银行本来应该大大提高信贷利率。但他们没有这样做，也不让下面所属银行做，否则要进行严厉处份。五月我在国内时，黑市利率已达到20％至25％，而银行的利率却只有百分之十点几。我问他们为什么不提高利率，这样一方面可减少银行亏损，另外一方面也可能减轻对贷款的需求从而减轻经济过热的压力。他们告诉我，中央银行有严格规定，不能动利率，否则要进行严厉处份。
金融体系改革的根本出路在于引进市场机制，主要由市场来调节利率，使资金能用于最适当之处。政府要做的是根据经济过热的程度来控制货币的发行。现在大陆金融业和金融市场的发展不适应现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应尽快发展和完善资金市场。此外，还要完善和发展包括外汇市场、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在内的金融市场，过度地限制会加剧资金供求关系的紧张。资金市场的建立与完善对资金有效配置起着重要的作用。现在国内闲散资金和储蓄已达到一万多亿人民币，在这种计划和市场混合在一起的经济机制转轨期间，黑市利率、黑市贷款、民间和单位间资金信贷地下交易普遍存在，政府利用以往行政手段来控制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能力已经大大下降。在此种情况下，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尽快建立一个运行良好的金融市场（包括股票市场），引导和消化闲散资金。否则，万一有什么风吹草动（象1988年夏季那样发生抢购风），后果不堪设想。当然，目前这种可能性还比较小。这是由于中共今年处理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与1988年比已有了很大进步，不是象以往那样等问题已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才采取措施，特别是中央银行换了领导人之后，采取了一些市场与行政相结合的有效措施。
□ 金融体制和所有制的配套改革
在现有状况下，国营企业仍然占国民生产中很大比重，并且国家对国营企业进行保护（主要通过政策性贷款）。这种情况下只进行单方面的金融体制或所有制改革是很难成功的。如果不同时进行所有制（股份制）改革，银行体制的改革很难进行下去。大陆及海外的一些学者建议，将专业银行的商业贷款和政策性贷款分开，即另外独建一个发展银行，统筹所有的政策性贷款，专门对国有企业及落后地区贷款，使得现有的专业银行变为真正的商业银行。我认为这个办法可能会起些作用，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理由有几点。其一，这对减轻经济过热、投资规模过大没有什么用处。因为经济过热、投资规模过大本来主要就是由于国营企业盲目追求投资、对政策性贷款有巨大需求而引起的。即使建立另外一个发展银行而不采取其他措施，国家对国营企业的政策性贷款还是不能减少。非国营企业的贷款现在主要是通过非金融机构，象民间和单位间资金信贷、信托公司得到的，所付利率属黑市利率，已经非常高。如今后从真正的商业银行贷款，所付利率不会比黑市利率高。因此，总投资不会减少。其二，如前所说，只给国营企业优惠贷款而不给非国营企业贷款，违背了公平竞争的原则。同样，发展银行也有一个激励相容的问题，即贷款银行办事人员有什么动力按照所制定的标准去做而不是凭面子、看关系及是否个人能得到好处来决定贷款。另外，由于地理条件，所在地发展银行不可能不受当地政府的牵制或管辖，从而会影响银行的贷款决策。所以，所有制不改革，国营企业软约束问题不解决，金融问题也不能很好地解决。另外一方面，如果不同时对金融体制进行改革，不取消银行对大部份国营企业（主要指生产私人商品而不是指生产公共商品的国营企业）的优惠贷款政策，不解决国营企业的软约束问题，所有制改革也很难进行下去。由于有国家的贷款和资助的保证，国营企业并不会由于经营不善而倒闭，企业没有动力提高经济效益。
总之，在金融体制改革的同时，要对所有制进行改革。金融体系的改革的根本出路在于引进市场机制，尽快建立一个运行良好的金融市场，使利率主要由市场来调节。中央银行要做的主要是根据经济过热的程度来控制货币的发行，通过控制给其他商业银行的贴现率来间接控制市场利率。政府专业银行要成为自主经营、自担风险和自我结算的专业金融机构。
（3）中国的教育危机
中国长远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我认为是教育危机。忽视国民基本教育问题是最大的隐患，必须尽快弥补这项缺憾。中国对教育的投资还应大大增加。
可惜，人们（包括大多数经济学家和各级官员），还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一般来说，人们总是只考虑短期或当前的利益，一些经济学家也许认为中国经济最近十四年的高速增长说明了对教育的投资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并不是那么重要，各级官员也只想显示出自己任职期间做出的成绩，没有激励考虑教育这种“百年树人”长期投资的问题。但经济改革的成败应以长期增长率为重要标准。从未来社会经济的发展角度来看，国力的强大不是靠拼“劳力”而是靠拼“脑力”，要提高国民大众的基本教育素质和知识水准。最近几年出现的新发展经济学以及各国经济资料的统计分析显示，人力资本（国民的知识水准）是决定一个国家经济能否长期持续增长的最重要最根本的因素，它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迅速成为工业化国家的必要条件。要知道，后期工业化国家（如台湾、南韩、新加坡）与早期工业化国家（如英、美、法等国家）相比，在经济发展上和工业化的过程中有一个很大的优越性，那就是：早期工业化国家在工业革命时是依靠其本身的技术与发明的创新来提高其生产力，而后期工业化国家在发展经济之初已有先进国家留下的新知识和技术，它们不必靠本身的发明，只要吸收已有的技术和知识就可提高生产力。这就是为什么早期工业化国家要花100年左右的时间而后期工业化国家却只花了三、四十年的时间就完成工业化革命的根本原因。但是，一个后期工业化国家如要成功地吸收先进国家创造的知识和技术，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必须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工人口。这就需要提高国民的基本教育水平。据统计，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文盲率都在10％以下，国民受正规教育的年数都在8年以上。台湾对教育一直都非常重视，即使五六十年代，当时的巨大的国防开支及经济还没有起飞之前，也是如此。台湾的经济起飞是与从五十年代起实行九年义务国民教育分不开的。南韩的经济成长也说明了此点。
我认为，过去十几年中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主要是通过提高经济效率而达到的。这样的增长速度还会保持一些年。但要再上一个台阶，要赶上或超过世界工业化先进国家，在经济上称雄世界，就要大大提高科学技术和一般大众的劳动生产力，否则是不可能的。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劳动生产力的提高都是以人力资本（国民的知识水准）的提高作为先决条件的。提高国民的知识水准必须加强对教育的投资。现在中国的教育危机日益严重。教育经费不足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三（比体育经费还要低!），只有三、四百亿人民币。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教育经费达国民收入的百分之六到七。以1990年为例，中国人均教育经费只有五十二元人民币，列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倒数第九；而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目前的人均教育费用已以上千美元计。目前中国有25％左右的文盲，全世界每四个文盲中就有一个中国人。并且，文盲和半文盲队伍都还在扩大。据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十二岁儿童在校的只有24.95％。许多适龄儿童由于交不起一年才几十元、甚至十来元人民币的学杂费而辍学。全国教师的平均工资在十二个行业中是第十位。大学教授的实际工资不足抗日战争前的十分之一，不到现在一个出租汽车司机的七分之一。中小学教师工资与其他行业比是最低的。现在愿意当教师的人不多，许多教师转行了，各地都出现了缺乏中小学教师的情况，因此导致学生失学越来越严重。现在真有点是“万般皆上品，唯有读书低”。
要解决这些问题，一定要提高教师的待遇，尽快增加教育经费，至少是基本教育的经费。谈到增加教育经费，许多人总是说没有钱。但现在用于吃喝的公款在大陆却达到一年1,200亿元人民币左右，是国家对教育的拨款的三倍，相当于建设两个三峡水电站的费用。最后，即使没有钱，办教育的钱也应当从其他方面省出来，宁愿把当前的经济速度放慢一点也是值得的。解决教育危机不要完全指望民间和个人捐款。“国民基础教育”具有公共商品的属性，主要应由政府来解决。可以先从六年义务国民小学教育做起（是要真正实施的六年义务国民教育，比如说所有学杂费一律免交，有教舍和教师，而不是象中国有名而无实的所谓的九年义务国民教育）。如六年义务国民小学教育也做不起的话，可对一定低收入的家庭的小孩实行减免学杂费，对达到一定收入的家庭，制定法律，要求家长有义务让小孩至少完成小学教育。此外，还应允许私人办学。可喜的是，曾一度在中国消声匿迹的私立学校又开始在许多地方出现。由于高水平的教学质量、高规格的师资队伍和高标准收费互为因果，令私立学校的发展势头强劲。据有关部门统计，到今年年初已注册的私立全日制大学有17所、中学54所及小学655所。仅在浙江温州，私立高中学校就有8所，占全市在学中学生总数的四分之一以上。之所以有高水准的师资队伍，靠得就是高薪吸引。
三. 结束语
我在本文中谈了回国的观感，讨论了中国经济市场化的前景与经济改革所面临的问题，其中包括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中国城市经济改革和中国教育危机问题。中国经济市场化的前景从整体的角度看是不错的。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在转型期间不存在严重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不公平竞争、所有制改革、金融制度改革、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此外，市场机制仍处在很初始的阶段，很大程度上价格仍脱离市场均衡价格，国营企业的经济效益仍很低，国家面临着严重的财政赤字，经济、社会秩序混乱，法规、条例、劳工市场和金融市场、产权、土地市场、社会安全福利制度等都有待于完善。其中大多数问题是转型期间和经济早期发展阶段不可避免的。但是，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就会阻碍或放慢中国经济市场化的进程。
最后需要提到的是，大陆许多领导干部思想僵化，用搞计划经济的方式来搞市场经济。本来有许多事可以让市场机制去做而不需要政府去做的，政府却要去做；另一方面，有些事（象上面提到的国民基础教育）市场机制不能做或做不好而政府可以去做的，政府却又不愿意做。我希望任何国家政府官员记住这么一条已被经济学理论和实践检验的规则：凡是市场能够做的事，应让市场去做，政府不要去做或管；只有市场不能或做不好的事，政府才应该要去做、去管。
不管怎样，中国人民正在创造中国大陆经济奇迹，已走上了市场经济的不归路，中国经济市场化的前景是非常光明的。
（本研究得到当代中国研究中心资助，特此感谢。作者授权天益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