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在乌克兰危机持续的背景下，俄罗斯战略界学者再次抛出“俄罗斯堡垒”论，以剖析和反思俄文明和国家发展道路走向，将俄斯拉夫主义和新欧亚主义相关观念推向了讨论的高潮。“俄罗斯堡垒”论的提出反映了俄要加强国家的独立性和主权完整，同时也需要开放；突出俄内部发展的韧性及俄对外政策的调整。然而，该理论也存在悖论。

不是一个新词

在俄历史上，“俄罗斯堡垒”一词曾被用来形容俄罗斯与欧洲的关系，主要是指俄罗斯既要保持独立，又要学习欧洲文明。具体来说，在与欧洲列强争霸的年代，“俄罗斯堡垒”被用来比喻沙俄可攻可守。当沙俄战胜欧洲列强时（如1812年俄法战争），这个词被用来比喻沙俄向欧洲展示其独立和强大，同时又有权选择和决定与哪个国家发展关系。而当周围混乱动荡时，“堡垒”如同可靠的防御工事，俄可以在其中独善其身，自给自足。

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罗斯著名战略学者、莫斯科高等经济学院教授卡拉加诺夫在其《从非西方到世界的大多数》《“战争世纪？应该做什么”》一系列文章中使用“俄罗斯堡垒”来比喻俄内部发展与对外政策变化。这一理论受到俄学界和媒体的高度关注，俄学者对其进行了深入探讨和解读，俄罗斯和欧美媒体也进行了报道。

卡拉加诺夫自20世纪起就对俄外交政策产生着重要影响，此前他作为亲西方学者中的一员，其文章专著在欧洲广为流传。而随着国际局势的发展，他逐渐将视野转向东方。

有四层具体含义

卡拉加诺夫的“俄罗斯堡垒”论主要是指：一方面，俄需要生存与发展。从这一层面而言，俄首先应该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潜力，鼓励内部经济、技术、智力、精神发展。当然，这也会产生负面影响，但它刺激了俄寻找非常规方法解决问题，迫使俄有效地集中和引导资源促进发展。另一方面，俄不能被孤立和自我孤立。俄的生存之战及其向前发展亦离不开不同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如果把“俄罗斯堡垒”理解为自我孤立、自给自足是不对的，而是在西方制裁下俄拥有自给自足的能力。卡拉加诺夫还认为，“俄罗斯堡垒”理念应该是俄内外政策调整的基础。具体来看，“俄罗斯堡垒”论有以下几层含义：

首先，塑造俄罗斯文明的独特性。在欧洲文明最辉煌的时代，俄吸收了欧洲文化，俄精英深受欧洲文明的影响。欧洲文化不是俄文化的障碍，是俄文明发展的支撑和前提之一，为俄打开了新视野。鞑靼蒙古时期，俄继承了宗教宽容和文化开放。因此，俄罗斯是东西文化兼而有之，奉行欧亚主义。当前，俄罗斯要发展自己独有的文化。卡拉加诺夫指出,“一场关于俄罗斯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和一个独特文明的未来的战斗正在展开。俄罗斯正在远离现代形式的欧洲—大西洋文明。它给了俄罗斯很多，但在很多方面俄已经不再需要了，更何况它越来越违背俄国家历史传统、文化态度和价值观。而欧洲—大西洋文明本身也在迅速退化。”

其次，国际治理无效，需要重新构建新的国际秩序。在俄战略界看来，西方正在失去统治地位，世界力量的对比将发生根本变化，而针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讨论也具有了现实意义。卡拉加诺夫认为，目前的国际治理体系已经崩溃，北约的扩张破坏了欧洲安全体系，大国之间重新展开激烈竞争，联合国日渐式微。美国对于维护地区稳定失去兴趣，转而开始针对中国、印度、伊朗、土耳其等国挑起冲突，例如激化中印矛盾、破坏朝韩和解等。世界格局旧的领导者已经不具备领导能力，也无力应对目前气候变化、粮食安全等日益严峻的全球问题。他还指出，西方出于对自由民主制度的盲目自信“纵容”了中国的崛起，美国卷入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等一系列冲突，这些举动都大大削弱了西方阵营的力量。欧洲的领导人无意也无力成为世界格局的领导者，高层战略思维的丧失使西方政治战略呈现非理性特点。这些都表明世界需要制定新的规则，而俄罗斯、中国、印度理应承担新规则和新体系“书写者”的责任。

第三，俄罗斯文明应该兼收并蓄，故要重新定位外交优先方向。俄罗斯文明传承了欧洲文明，但当前条件下俄应当在多宗教、多文化的新世界中，学习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正在崛起的国家的文明和文化，更加坚决地转向亚洲。因此，俄应重新定位俄与各国的关系。

具体来说，对友好国家采取积极合作的战略。在俄看来，中国是俄发展的主要外部资源，是具有稳定前景的伙伴，而且中国的外交政策理念与俄接近。中俄还极大可能成为新的世界体系的决定因素。而在经济方面，俄罗斯不应对中国过度依赖，而应通过与土耳其、伊朗、印度、东盟国家、阿拉伯国家、朝韩两国等的合作，确保合作伙伴多元性。印度是俄天然盟友。俄将印度视为其发展西伯利亚的重要技术和劳动力来源，印也拥有庞大的市场。而针对印度的外交政策应集中在推动印参与欧亚事务、调解中印关系、缓解印巴矛盾等方面，以阻止印度倒向西方阵营。此外，东盟国家也颇具市场潜力，同时俄应预防美国挑起该区域的冲突。对于阿拉伯国家，俄应当继续保持与埃及、阿联酋、沙特及阿尔及利亚的友好关系。

对不友好国家采取更具进攻性的战略。身份政治（一种群体认同需求在政治上的反映）的崛起促使欧洲社会对于家庭、历史、祖国等概念否定，西方旧有的对于国际关系的理论也逐渐失灵。卡拉加诺夫认为，俄应当与欧洲彻底决裂。在经济、安全等方面俄则应审时度势，与欧洲持友好态度的国家建立合作。

第四，专注于内部发展。除了外交战略，“俄罗斯堡垒”论还着眼于俄内部发展。在精英培养问题上，卡拉加诺夫强调俄精英阶层民族化的重要性。他指出，当前俄精英思想上的西化问题十分严重。在很长一段时间，欧洲国家打压亚洲文明，并使俄以“亚洲性”为耻，但是现在非西方的国家和民族已经成为“世界大多数”，俄罗斯的“亚洲性”将是成功的前提。当下西方的国际影响力降低，它们并不是世界的全部，而俄的信息和知识却几乎不涉及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巴西、阿根廷、甚至中国和印度，有必要迅速加强和扩大与世界不同地区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联系，从国家层面重视针对东方、非洲、拉丁美洲的研究，推动这些学科的教学和发展。

在经济发展方面，卡拉加诺夫强调需要建立一个从上到下进行控制的经济体系，与此同时实现从下到上更加灵活的联系。俄应最大限度地确保经济的自给自足，同时在合作中避免产生对他国的依赖。因为国际局势在10～20年内将会持续混乱，为了在世界中为国家和社会的生存进行斗争，俄民众必须摒弃个人的主观愿望和野心。

在内部发展格局上，卡拉加诺夫认为，西伯利亚的广阔资源保证了俄国际地位，要加大对该地区发展的投入。如果说彼得大帝开启了通往欧洲的窗口，那么现在就是开启通往东方窗口的时机。应当在西伯利亚建立“第三首都”，莫斯科将依然作为政治首都，而新首都应当成为俄经济、军事甚至精神中心。在交通方面，应将南西伯利亚与北方海航道连接起来，通往中国、东南亚地区；在乌拉尔和西伯利亚西部地区建立铁路通往印度、南亚和中东国家。在文化发展方面，应当从国家层面重视针对东方的研究，推动东方语言、民族和文化等学科的发展。

“堡垒”还是“桥梁”？

“俄罗斯堡垒”论的再现与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与美欧关系出现的对抗性和零和性有关，俄学者看到这样的关系将会长期存在于东西方之间，也深刻说明了俄曾经对西方文明依赖，如今面对新形势，又要远离西方文明的矛盾心态。

俄罗斯的斯拉夫派发展了“俄罗斯堡垒”论中的“自我发展原则”，其希望将自身与欧洲隔离，以加强俄罗斯本身的精神原则。他们强调保护自己的精神根源，这种精神根源可以追溯到拜占庭帝国时期。

俄罗斯的欧亚派不反对继承和开放，但更加强调独立和自我发展。在这一学派看来，三百年的欧洲大航海时代让俄学到很多有用的东西，帮助塑造了俄罗斯文化。俄小心翼翼地保留其中的欧洲遗产。但是他们也认为，要解决内部问题，最终要摆脱思想上的西方中心主义，摆脱行政阶层的西方人、买办及其特色思维。2023年俄出台的新版“对外政策”构想取得了真正的突破，称“俄罗斯具有独特的文明”。俄要向北方和南方、西方和东方开放，但主要是东方和南方。

其实，在俄罗斯思想中就有用“堡垒”和“桥梁”来比喻俄罗斯文明历史的辩证发展。“堡垒”能够保护自己的精神根源，防御西方文明的扩张和入侵，是独特的社会政治关系体系和地缘政治利益。“桥梁”能够搭建本民族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发展本民族文化。“堡垒”和“桥梁”是俄思想中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只成为“堡垒”将会拒绝对话，必然导致文明民族主义走向极端，但只关注“桥梁”，使外部思想任意输入，将会侵蚀“堡垒”内部的基础。波兰历史学家瓦利茨基在其《俄国思想史》一书中指出，“俄罗斯的知识分子阶层总体而言是西化的产物”，俄知识分子的思想深深受到法国启蒙运动、德国黑格尔哲学、英国实证主义的影响。瓦利茨基还写到，虽然俄思想家对欧洲思想耳熟能详、奉若珍宝，但是正是这些在西欧思想影响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最早感受到了俄民族文化的自主性和独特性。

从现在的俄罗斯学者的思考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常陷入到二律背反的矛盾中，纠结于以“堡垒”还是“桥梁”作为文明和国家发展道路的方向。

（李勇慧为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吕贞蓉为莫斯科罗蒙诺索夫国立大学全球化进程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