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中美关系的大背景下，不仅科技合作，两国人文交流估计也会放缓乃至暂停。面对美国大幅收紧签证的政策调整，我们每年六七十万走出去的留学生该何去何从？在我看来，中国高等教育须因应这一变局，做出若干适当的调整，套用经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说法，那就是重新构建高等教育内循环与外循环协调发展的格局与机制。
1991年冷战结束，至今刚好三十年。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今天的中国与世界，到底何去何从，存在很多变数。学者不是算命先生，无法预测未来，但能敏感于时局变化，并及时调整应对策略。年轻一辈会觉得全球化乃理所当然，而像我这样从冷战走出来的，却清楚地记得，良好的国际交往与精诚合作，并非天经地义，而是无数先贤努力的结果。一不小心，就可能走回头路。无论从哪个角度看，2020年都将是人类经济生活与文化建设的分水岭。中美某种程度上的“脱钩”，我看很难避免；接下来的日子，逆全球化或去全球化，将是大概率的问题。本文所说的“重新构建高等教育内循环与外循环协调发展的格局与机制”，是一种“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具体对策，而不是最佳方案或理想境界。
学者治学，强调“学以救弊”，往最坏处着想，朝最好处努力。具体说来，就是希望国家继续保持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改革”与“开放”并重、乃至借“开放”促“改革”的大趋势，防止因意气用事而产生过激反应。以教育为例，最近二三十年中国大学之所以进步神速，在我看来，很大程度得益于以下三因素：国家加大经费投入、投身国际化大潮，还有就是举国办教育的体制。这三者的奇妙组合，如今出现某种裂痕，需要重新定位。
十多年前，我撰写《全球化时代的“大学之道”》（2009年3月14日《文汇报》），谈及一百多年来现代中国大学的发展路径：“其实，从晚清开始，中国人办现代大学，就是从模仿起步的。一开始学的是日本和德国，二十年代转而学美国，五十年代学苏联，八十年代以后，又回过头来学美国。现在，谈大学制度及大学理念的，几乎言必称哈佛、耶鲁。连牛津、剑桥都懒得提了，更不要说别的名校。俨然，大学办得好不好，就看与哈佛、耶鲁的差距有多大。在我看来，这已经成为一种新的‘迷思’。过去，强调东西方大学性质不同，拒绝比较，必定趋于固步自封；现在，反过来，一切惟哈佛、耶鲁马首是瞻，忽略养育你的这一方水土，这同样有问题。我常说，中国大学不是‘办在中国’，而是‘长在中国’。各国大学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是历史形成的，不是想改就能改，你只能在历史提供的舞台上表演。而就目前中国大学的现状而言，首先是明白自己脚下的历史舞台，寻找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而不是忙着制订进入‘世界一流’的时间表。”十多年前的论述，强调的是中国学者及中国学术“需要国际视野，同样需要本土情怀——作为整体的大学如此，作为个体的学者也不例外——起码人文及社会科学是这样”（参见《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三联生活周刊》248期，2003年7月14日），这都是有感于过去二三十年“国际化”成为中国学界随意挥舞的大旗，以至出现若干偏差与弊端。
现在形势变了，我的担忧也开始发生转移。以前我批评中国大学不够自信，一切以美国为标准；现在我担心中国大学过分自得，以为可以关起门来称老大。经过2020年的大折腾，美国不再像以前呈现的或大众想象的那么强大，那个一家独大的单极世界确实正在被侵蚀、融化乃至瓦解，世界有可能日趋多元化，中国的崛起不可阻挡，这些我都承认；但请记得，这是个缓慢且漫长的过程。即便看到某种大趋势，若操之过急，效果不好。因为，下滑者未必愿意坐以待毙，上升时也可能一失足成千古恨。还是小心翼翼，艰难前行，少说多做为佳。落实到教育层面，那就是，承认直至今日，美国大学还是比我们办得好，我们还得虚心学习。只要有可能，照样多派/送留学生及访问学者。
问题在于，你想学习，人家不见得愿意开门纳客，尤其是在关键性的研究领域。若中美关系继续恶化，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打击其实是很大的。这也促使我们反省近年走过来的道路，重新理解那个变幻莫测的世界。因此，我才会提议积极开拓高等教育更加广阔的国际交流空间，建立更富有活力的外循环发展机制。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接触并推崇的国外大学是五花八门的，以我较为熟悉的人文学为例，有英美，有法德，有苏联，也有日本、韩国、捷克等等。可受经济水平及大学排名牵引，这么多年，我们的教育理念越来越倾向于对标美国（甚至只是哈佛等常春藤大学），这其实是很偏颇的。美国大学确实了不起，但我们对高等教育的宗旨、内涵及路径的理解，必须从美国向全世界扩展开去。
具体说来，重新理解世界大学发展路径及基本格局，摆脱各种大学排行榜的羁绊，不以争取排行榜上的好名次为办学宗旨及目标。近日曲阜师大利用排名规则而让自家数学排名超越北大，不仅没有得到褒奖，还被国人普遍嘲笑。但这只是用力过度，出了纰漏而已，很多中国大学其实都有这种心态。我在好多文章中批评如今热闹非凡的“大学排名”，认定其对于中国大学的发展弊大于利。另外，大学排行榜注重的是整体形象而非单科实力，既然排名靠前的美国大学可能对中国留学生关门，那么教育部及专家学者应提供更为详细且务实的名单，建议留学生及访问学者转投那些综合实力并非一流但单科发展其实很不错的欧洲或亚洲大学。也就是说，不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或因认死理而吊死在某棵树上。这既是对学生负责，也更有利于国家日后的发展。多年后回望，这个被逼出来的留学对象国的“多元化”，或许反而是好事，起码有更多腾挪趋避的空间与想象力。
这里转入问题的另一面，即如何优化高等教育的内循环格局。改革开放之初，国内各大学之间有差距，但差距远没有现在这么大。经由211、985、2011及“双一流”等一系列工程，中国大学的处境变得天差地别。北大、清华等第一梯队大学的硬件设施、经费保障、师资水平及薪金等，其实已和国外好大学没多少差别。但与此同时，好多地方院校经费拮据，办学状态很不理想。值此中国大学大规模国际化受阻的紧要关头，适当调整发展方向，补上一些短板，提升地方院校办学水平，未始不是好机缘。
我的文章读者一般不会很多，在网络上广泛流传的，大概就属初刊《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9期的《内地/香港互参：中国大学的独立与自信》，因其中谈及“当我们观赏北大、清华高歌猛进的时候，必须回过头来考虑这些非211大学的艰难”，让很多人心有戚戚焉。尤其是下面这段话：“目前中国的高等教育，采取的也是‘举国办奥运’的思路。换句话说，既然暂时没办法让全民都热爱体育且身体康健，那就先把一小部分人集中起来加强训练，目标是奥运会金牌。但不能忽视的是，就像中国足球一样，底层的水平上不来，顶端肯定也会出问题。如果没有很好的教育规划，单靠几所名牌大学，内地的高等教育恐怕也是无力承担‘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的。”有著名学者很不服气，认定我误导舆论。理由是，同样投钱，当然是投在基础好的大学，那样投入/产出比高，效果更佳。若学校原先水平不够，很多钱都用在打地基上，进度慢且效应差。我不想参与此类辩论，因在我看来，教育学不同于经济学，不能只讲效率高低。为什么我坚持高等教育必须相对均衡发展（并非主张有钱大家平分），除了公平原则，还有国家发展的大战略。
三年前，我在《人民日报》发表《“双一流”建设应兼顾效率与公平》（2017年6月1日），提及“中国大学两极分化”以及“孔雀东南飞”的现象早就存在，但“双一流建设”很可能进一步加剧这一趋势。如何帮助西部大学培育、引进、留住人才，在我看来，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一样，也应该成为国家战略。理由是：“大学不是研究院，单计算科研成果，不足以完全评价其高低、得失与成败。大学出成果，但大学更出人才，而人才是有适应度的——人文及社会科学尤其如此。想象全国各地各行各业都需要某‘一流大学’或‘一流学科’的毕业生，那是不对的。办教育，国际视野之外，还得添上本土情怀。对于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来说，人才的在地化，是个更迫切的大问题。”
最近这些年，我不断呼吁国家从“人才在地化”的角度，加大对西部大学的扶持力度。我去西部大学调研，新疆教育厅长称，这么多年，新疆各大学培养的博士92%留在本地工作，而北大、清华博士很少愿意入疆。西藏更是如此，我曾五次进藏，对此深有感触。这些年，国家对西部大学的投入大为增加，但在培养及挽留人才方面，依旧碰到一些棘手难题。
有感于此，我不只一次向有关方面建议：为更好体现高层次人才称号向西部倾斜的政策，设立专门的西部长江学者（或长江学者西部项目）。理由是，目前的评选制度讲的是公平，拼的是科研成果，只在终审阶段略为提及西部因素。因各地区科研环境及人才储备悬殊，西部大学若没有名额设定，无法起保护作用。此前教育部鼓励东部大学教授到西部大学申请长江学者，有明显的政策倾斜，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申请到西部大学工作的长江学者，不见得全力以赴（因生活及科研条件限制）；即便到任且发挥很好作用，三五年后回归，也留下对方如何衔接的难题。若能设立西部长江学者，即便略为降低标准，也无大碍，因主要起提振士气、培育人才的作用。拟想中的西部长江学者，名额可分配到各省市区，但与长江学者统一评审，以保持较高的学术标准。也就是俗称的“戴帽子”或“地方粮票”——只针对工作在西部大学的教授（离开西部无效），待遇等同于长江学者。领导说设想不错，但很难落实。
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力图破除“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症痼疾。具体实施方案中，有这么一条：“鼓励中西部、东北地区高校‘长江学者’等人才称号入选者与学校签订长期服务合同，为实施国家和区域发展战略贡献力量。”如果只是“鼓励”，且牵涉的面这么广——“中西部、东北地区”，估计还是很难落到实处。只要你愿意到西部走走，不难了解那里的办学条件，以及长期坚守西部的学者们的努力及工作意义。所以我才会再三呼吁，就在他们中间选拔，给予等同于“长江学者”的荣誉及待遇。若担心冲击原有的奖励计划，只要国家承认这个头衔，完全可以通过筹集民间资金，来解决相关费用问题。
经由多年努力，2019年中国大学生毛入学率已达51%，这是了不起的成绩。虽然这些年我们的高等教育有点杂乱，但步子其实迈得很大，且生气勃勃。值此关键时刻，若能通过区域教育资源的合理调配，改善中国高等教育内循环，则很可能转“危”为“机”，让中国大学继续保持开放、健康、快速的发展势头，为中华民族复兴提供必要的智慧及人才支撑。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本文根据作者2020年11月1日在北大教育学院主办的“世界变局与教育未来”学术论坛及12月12日在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第七届年会的主旨演讲修订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