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即有修治学术史的传统，有关学术史的著述种类繁多、体例不一。近人梁启超著《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章太炎著《国故论衡》，钱穆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胡适撰《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对象均为学术史，然对何谓学术史似无定见。近人的学术史研究与思想史、文化史研究常常混用，并无严格界限。从平原兄的“学术史三部曲”中可以看出，他大致已形成自己的一套学术史研究思路，对学术史别有见解：“学术史的主要功用，还不在于对具体学人或著作的褒贬抑扬，而是通过‘分源别流’，让后学了解一代学术发展的脉络和走向；通过描述学术进程的连续性，让后来者尽快进入某一学术传统，免去许多暗中摸索的工夫。”“这既是一项研究计划，更是一种自我训练，在探讨前辈学人的学术足迹及功过得失时，其实也是在选择某种学术传统和学术规范，并确定自己的学术路向。能不能写出像样的学术史著作，这无关紧要；关键是在这一研究过程中，亲手‘触摸’到那个被称为‘学术传统’的东西。有这种感觉和没这种感觉大不一样。所谓‘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不是指了解某一学科某一课题的研究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向，而是指获得一种学术境界。具体的知识和技能可以讲授，而这种境界只能自己去感受去触摸。对真正的学者来说，治学不只是求知或职业，更体现一种人生选择，一种价值追求。” 按照这一看法，他的著作不是取平铺直叙式的通史写法，也不是一个个人物的“学案”估衡，而主要是以问题为中心。其所设置的问题，举凡求是与致用，官学与私学，学术与政治，专家与通人等，都是关系到现代学术之建立及其走向的关键问题，也关系着他所关心的学术传统这条血脉。这种看法比起仅仅从技术上把握学术规范、学术技艺似更具深层意义。实际上，我们这一代之所以学术规范意识薄弱，很大程度上不仅是学力不够，更是缺乏学术上的“师承”关系，也就是无学术传统可言，缺乏学术的“根柢”。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之所以从反省“文化大革命”，到反思50年代以来建造的意识形态，再回到五四启蒙传统；从反省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流选择，到重新认识非主流的思路，再到开掘中国传统人文资源——为的就是寻找中国学术的“根”，发掘和构建民族文化的伟大传统。

平原兄的这三部著作（也可能包括他的所有著作）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文字畅达、才情横溢，他的导师王瑶先生当年即有此见。我不能不承认，相对于历史学专业的学人来说，中文专业的学人在文字表达上占有天然的优势。历史学者长于材料搜集，史料梳理，但在文字表达上可能就比较“拙”。中国学人自古就讲求“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讲究文字的修炼。而在中文专业，平原兄的文字功夫又非一般人所能及，他的确是“最能写、最会写”的文章高手。这一点甚至影响到他的学生，我读过他的几位学生，如王风、秦燕春、彭春凌的论文，发现他的学生在文字表达方面也有同龄人所不及的优长，文章给人以精致之感。能写得一手好文字，这是一种本事，这是长久有心训练得来的功夫。平原兄有一句名言在网上流传甚广：人生一辈子的发展取决于语文。他还说：你的阅读、写作和表达能力，必定影响着你的发展。这应是他的心得，也是他的座右铭。

平原兄学力深厚，打通文史，贯通古今，这是他能进入学术史研究领域的基础，也是从事这项研究的必备功夫。因为学术史研究，相对单一的文学史或史学史来说，它的边界要相对模糊，近代的一些学术大家，如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陈寅恪，都是纵横捭阖、有张有弛、文史皆通的大家，研究这些人物可从单纯的文学史、史学史角度进入，但有些问题，如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为学与撰文的关系、求是与致用的关系，似乎又不限于此。学术史研究可以泛用，也可能走向专深，但对研究者的“博学”要求却又似乎高于专门之学，从平原兄三著所列参考书目和他著中引述的论著，可以看出他的阅读兴趣广泛，阅读量很大，他的引征，大多不是靠检索工具所获，而是通过自己的阅读所得，正因为如此，他的著作渗透了人文情怀，有着依靠科学工具检索不曾有的那种人文情趣。

我与平原兄在学术上有着一些共同爱好，我们都从事五四新文化运动史研究，都对胡适有着相当的偏爱，都对学术史研究有探求的浓烈兴趣，在京城虽为异乡人，但都喜好玩“京味”“京派”的北京学研究。但与他相比，我感到自己动作要慢，著作的速度相对迟缓，好在两人处在不同的专业，研究视角因而不致重合。

《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初版后，我曾写过一篇书评发表在香港《二十一世纪》予以推介。当时进入学术史这一领域的学人，多关注的还是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学术规范的建立这方面的问题。《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一著的前六章都与此有关。研究学术史研究可从两方面入手：一是研究学术内部的问题，如老（子）学史、经学史、红学史、小学史等专门的学术问题；该书的第五章“作为新范式的文学史研究”、第六章“关于经学、子学方法之争”大概可归于这类问题。平原兄比较关注发掘传统人文资源的现代意义，对西学霸权保持相当的警惕，对现代性维度似乎给人保持距离之感。二是研究学术与其他层面的关系，如学术与社会、学术与政治、学术与市场等，这或可称为学术社会学、学术政治学、学术经济学。20世纪中国学术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学术的外部矛盾极为激烈，因此，学术与政治、学术与社会、学术与经济等外部关系也就比较复杂。如何处理学术与这些层面的关系也就成为人文学者特别敏感而又十分棘手的问题。此书花了相当篇幅来讨论这些问题，其意在凸显学术独立的品格、弘扬学术独立的精神。《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出版已有二十余年，所涉两个主角章太炎、胡适的研究已有长足发展，中国现代学术史研究的许多问题，如学术体制、学术机构、学术评价机制、学术个案研究等都有了新的大量研究，回头来看，此书之倡导、初创之功尤不可没。

《作为学科的文学史》非我所长，在此我就不加以评论。《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是一个富有价值且有一定空间的题材，在我看来更具创新意义。此书八章，第一章“以引经据典”为中心讨论现代中国述学文体，讨论引语诸例：明引与暗引、正引与反引、全引与略引。第二、三章讨论作为著述体的“演讲”及其与白话文的关系。后五章分别以蔡元培、章太炎、梁启超、鲁迅、胡适为个案，这五位大师级名家文字功底深厚，表现风格各异，他们不仅以思想引领一个时代，转移时代之风气，而且以文章影响千万追随者。梁启超是典型的范例，少年胡适、青年毛泽东读了《新民说》之后，都被梁氏文章那“魔力一般的文字”所感染，深受其影响。章太炎先生对鲁迅的影响也不小，从文体到文风、到遣词造句，鲁迅都遗留有乃师影响的痕迹。展现这些大师丰富多彩、风格多元的文体表达方式，似乎对时下日益单一化的学术文体和被规训、体制化的论文写作程式是一个严重的提醒——要谋求学术创新，离不开新颖、多元的表达形式，单一的学术制作势必窒息学术的生机，人文研究领域尤其如此。作者论述这些问题，引经据典，随手拈来，不少自己的发见，给人以启迪和解惑之快。

平原兄对章太炎似有所偏好。从《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一书即可窥见这一点，该书第二章讨论章太炎关于官学与私学的关系，他认为，章太炎终其一生基本上是一个在野的思想家，对官场始终没有好感，对朝廷兴学的诚意及效果抱怀疑态度，对“暴政”与“利禄”给予学术的双重摧残有深刻的体会，故对康、梁将振兴学术的希望完全系于朝廷的自新很不以为然。章氏对两千年来的私学传统十分推崇，以为就学术贡献而言，私学的贡献在官学之上。章太炎的“学在民间”要求不仅仅是出于反清的考虑，而是总结中外历史所得的一个结论，是对“学术独立”的一种诉求。这些看法自有其依存的理据。但我总觉得，章太炎对近代大学成见太深，他拒绝北京大学、清华国学院的聘请，这是他的失策，也是他的损失。大学并非“官学”，在野也不一定就是“私学”，近代意义的官与私之分与传统意义上的官私之别，还是有一定区隔。近代大学有其制度的规定和限度，近代大学有国立、公立、私立、教会大学之别，其属性并不单一，即使在国立大学，像蔡元培、胡适这样的教育家，对“教育独立”有执着的追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的教师也保有学术自由的空间。私立学校如上海的中国公学、北京的中国大学，背后反而有党派的支撑。因此所谓“公”“私”之分不可简单以名定性，而要究其实质。章太炎不愿接受大学制度的约束，对他的学术视野和创造动力都是一个极大的限制。梁启超、王国维在晚年，学术追求步入新的境界，与他们晚年在北大、清华的经历密切相关，章太炎“自我放逐”于现代大学体制之外，对他的学术进境当然构成极大的制约。20世纪二三十年代，章氏给人落伍之感，鲁迅先生甚至讽刺他晚年“拉倒车”，与这一选择多少有些关系。平原兄在最近十多年间，一度投身研究中国大学或中国大学史，我想他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可能会有新的体认。惜我还未及通读他后来研究大学方面的著作，只能据前面的文本表达自己的一得之见。

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评及章太炎时说：“章炳麟是清代学术史的押阵大将，但他又是一个文学家。他的《国故论衡》，《检论》，都是古文学的上等作品。这五十年中著书的人没有一个像他那样精心结构的；不但这五十年，其实我们可以说这两千年中只有七八部精心结构，可以称做‘著作’的书，如《文心雕龙》，《史通》，《文史通义》等——其余的只是结集，只是语录，只是稿本，但不是著作。章炳麟的《国故论衡》要算是这七八部之中的一部了。他的古文学工夫很深，他又是很富于思想与组织力的，故他的著作在内容与形式两方面都能‘成一家言’。”在长达两千年的历史中“只有七八部精心结构，可以称做‘著作’的书”，可见胡适对“著作”的要求悬得甚高，在文字表达之外，他似乎特别看重“精心结构”“成一家之言”。今天我们受自然科学研究风气的影响，似乎更看重论文，而对专著，尤其是那些通论性的著作并不怎么看好。论文以深究问题见长，只求深入，不在乎系统、全面，平原兄三著的每一章都曾以论文的形式发表，这样做自然有助于探讨的深入。著作讲究结构严谨、逻辑严密、系统呈现，在结构、逻辑、系统的背后往往还要求有理论支撑或理论建构，胡适之所谓“精心结构”的意旨大体如此。如果在成书时，再作一些加工，使其内在结构更为紧密，更具系统性，自然就更上一层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