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习近平国际战略思想内涵丰富，外交实践富于创新，科学看待当今时代、推动实现和平与发展，精准定位中国角色、让中国与世界互为机遇，全面发展对外关系、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构成其核心内容。习近平外交新思想、新论断、新理念系统继承、创建性发展中国历代领导人有关国际战略与中国外交的重要理论和方针政策，并在中国对日外交实践中得以充分展现：高度重视发展对日关系，从世界和平稳定与中国外交战略全局定位中日关系；坚持“两分论”，团结争取广大日本民众；坚持发展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原则问题绝不让步。时代背景、世界潮流特别是中国自身根本利益，决定了朝着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家关系”方向引领推动中日关系发展的总体导向，而中日关系的特殊复杂性又决定了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选择与方案设计需要“量身打造”。

关 键 词：习近平  国际战略思想  中日关系  中国外交战略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代表的新一代中国领导人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顺应时代潮流，依据世界大势，与时俱进，奋发进取，不断开创外交理论与实践创新的新境界。面对国际体系转型、世界格局演变的新形势，习近平从中国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快速增强而和平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错综复杂这一基本现实出发，以“中国梦”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面向“两个一百年”，展开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外交实践，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打造良好外部发展环境。作为中国大国外交、周边外交的重要一环，中国对日外交成为体现习近平国际战略新思想、新理念、新实践的重要方面，并因其顺应时代潮流而必将立于不败之地。

一、开拓创新——习近平国际战略思想基本内涵

习近平国际战略思想内涵丰富，博大精深，外交实践勇于开拓，富于创新。科学看待当今时代、推动实现和平与发展，精准定位中国的国际角色、让中国与世界互为机遇，全面发展对外关系、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构成其核心内容。

(一)科学判断时代主题，推动实现和平发展

对时代主题的研判历来是最高层次的战略决断，是国家领导人制定和实施外交战略的基础与前提。①相对于毛泽东“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不断加大”的战略判断②，邓小平根据对国际形势相对趋缓的观察，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重要论断③。此后，中国历代领导人不断丰富“和平与发展”的内容，明确宣示中国要走和平发展道路。2011年9月，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再次确认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并详细阐释了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目标、路径与特征。④随着中国持续加速发展，世界主要力量开始以中国崛起为前提展开战略调整。尤其是近年来，在美国“重返亚太”、加紧全面争控地区主导权的背景下，日本加速迈向“正常国家”，积极参与对华多边制衡。同时，世界非传统安全威胁突出，各类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中国发展、世界和平面临空前复杂环境。有鉴于此，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在继承和平发展理念的前提下，进一步发扬光大、开拓创新、不断完善新时期国际战略思想体系。

首先，确认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同时赋予其更丰富内涵。2015年9月，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共计18次提及“和平”一词，指出“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呼吁世界各国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坚定和平信心，“共同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⑤此后不久，习近平在出席联合国发展峰会期间发表题为《谋共同永续发展做合作共赢伙伴》的重要讲话，重申“环顾世界，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两大主题。要解决好各种全球性挑战，包括最近发生在欧洲的难民危机，根本出路在于谋求和平、实现发展”⑥。在确认“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不变的同时，习近平指出，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和平与发展被赋予了更多新内涵，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依然任重道远；应对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以及贩毒等跨国组织犯罪等地区新威胁、新挑战和切实保护中国的海外利益成为我们维护和平的新关注点。而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注重经济质量、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平衡发展的同时，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向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则可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⑦

其次，倡导“新型国际关系”，视“合作共赢”为其核心理念及实现和平发展的基本途径。习近平多次强调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这是中国就推动和平与发展提出的创新性概念，旨在实现国家之间相互尊重、平等对待、和平发展与共同繁荣。2013年3月，习近平在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题为《顺应时代前进潮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演讲，呼吁各国共同推动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强调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习近平提出，各国人民应一起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各国和各国人民应共同享受尊严、发展成果与安全保障；今天的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条件朝和平与发展的目标迈进，而合作共赢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现实途径。⑧此后，在联合国发展峰会、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亚非会议、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庆典等多个国际场合，习近平不断向世界阐释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新思路。2016年9月，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上，习近平发表主旨演讲，向全球呼吁共同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指出“我们应该以伙伴关系为依托，秉持共赢理念，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扩大合作内涵和外延，推动取得符合人民期待的合作成果”⑨。在这次演讲中，“合作”一词共出现16次，“共赢”出现10次。正如习近平所言：“和平而不是战争，合作而不是对抗，共赢而不是零和，才是人类社会和平、进步、发展的永恒主题。”⑩

(二)精准定位中国角色，让中国与世界互为机遇

2010年，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标志着中国国际地位发生历史性变化。但正如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一书中所指出的：“作为众多国家中的一个重要国家在21世纪秩序中如何发挥作用，中国没有先例可循。”(11)如何准确定位中国的国际角色，引导国内国际正确认知我国的发展，成为摆在中国领导人面前的一个现实课题。2013年1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做和平发展的实践者、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多边贸易体制的维护者、全球经济治理的参与者”(12)。此后，习近平亲身致力于中国特色外交实践，利用各种国际场合，向世界充分展示中国在维护并促进世界和平、推动全球发展事业中作出的重要贡献。习近平多次向世界表明：“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13)“世界繁荣稳定是中国的机遇，中国发展也是世界的机遇。和平发展道路能不能走得通，很大程度上要看我们能不能把世界的机遇转变为中国的机遇，把中国的机遇转变为世界的机遇，在中国与世界各国良性互动互利共赢中开拓前进。”(14)由此，中国对自身国际角色的定位愈发清晰、系统、完整。

首先，中国要做现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世界和平的建设者。习近平多次强调，中国人民顽强抗击日本侵略者，不仅为国际社会战胜法西斯和军国主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也为联合国的创立奠定了重要基础。中国始终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倡导和平解决争端，摒弃强权政治与零和博弈，发挥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重要作用，广泛参与全球热点问题的解决，并积极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重要贡献。

其次，中国要做国际合作的倡导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积极倡导国际合作，不辍理念创新与实践探索，努力促进世界发展。2012年12月，习近平与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座谈时强调：“中国不仅是合作共赢的积极倡导者，更是合作共赢的切实践行者。”(15)2015年9月，习近平在联合国发展峰会演讲，向世界提出推动合作共赢、力促共同发展的“中国方案”，强调国际社会要以《2015年后发展议程》为新起点，共同走出一条公平、开放、全面、创新的发展之路，努力实现各国共同发展。为达到此目标，习近平提出四点倡议：增强各国发展能力、改善国际发展环境、优化发展伙伴关系和健全发展协调机制，为加强国际合作发展描绘出新蓝图。(16)事实上，尽管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呈现放缓趋势，步入“新常态”，但中国仍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者。

再次，中国要做国际多边主义与全球治理的建设性参与者。习近平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以来，高度重视多边外交，变“被动加入”为“主动参与”，积极推动新型多边机制的构建。当前，中国不仅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联合国发挥重要作用，还积极参与全球范围内不同层级的多边组织。在诸如二十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亚太经合组织、博鳌亚洲论坛、金砖国家机制以及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等多边机制中，中国积极提出自己的理念和构想，致力于协调不同国家的利益诉求，力促合作平台发挥实际效用。例如，在中方积极推动下，2016年9月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提出共同构建包容联动的全球发展治理格局，以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目标。这次峰会首次将发展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首次就落实“议程”制定出行动计划。(17)习近平在此次会议上提出的“放眼长远、综合施策、扩大开放、包容发展”方针、根据中国发展经验提出的“中国方案”，为世界经济增长描绘出新蓝图，集中体现了中国参与国际治理的积极意愿与重大贡献。

(三)全面发展对外关系，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在长期外交实践中，中国外交形成了“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全方位布局。在此基础上，习近平进一步提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等新思路、新举措。

首先，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指导中国国际交往的重要理念。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此后，习近平在各种双边或多边外交场合，多次阐释这一理念，提出共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国巴基斯坦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中拉命运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多项倡议，向全世界表明中国要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18)从国与国的命运共同体、区域内命运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多次深入阐述中国新一代领导人认识世界、促进世界共同发展的新理念。这一超越民族国家与意识形态的“全球观”，表达了中国追求和平发展的愿望，体现了中国与各国合作共赢的理念，堪称规划人类未来的“中国方略”。(19)

其次，将推动与各方关系全面发展作为中国外交工作的重要目标。习近平强调要切实运筹好大国关系、构建健康稳定的大国关系框架；深化与周边国家的互利合作和互联互通，共同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坚持正确义利观，切实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把中国发展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紧密联系起来；积极倡导和践行多边主义。(20)在推动与各方关系发展的目标中，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与开展周边外交又是重中之重。习近平将开展周边外交置于外交全局的首要位置，将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视为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处理冲突和矛盾的新方式，将“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发展周边关系、推动大国外交、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抓手。

与此同时，强调在国际交往中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是实现和平发展的基本保障。习近平多次强调：“我们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21)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中的大国，“崛起国越强大，所面临的国际体系压力就越大”；中国所面临的安全威胁并不因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而减少，相反，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会日益增加，特别是安全利益和政治利益所面临的威胁会越来越大。(22)习近平指出：“中国的和平发展不会一帆风顺，我们不惹事，但也不怕事。在涉及我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要敢于划出红线，亮明底线。随着我国和平发展进程的不断深入，维护国家利益的资源和手段将会越来越多，维护国家利益的地位也会越来越主动。”(23)

二、继承发展——习近平对日外交理念与实践

中国历代领导人就国际战略提出过一系列重要理论和方针政策，以习近平为代表的新一代领导人对此既有继承，更有发展。习近平国际战略思想与外交理念具有鲜明的实践性特点，“不仅是立场和信念的昭示，而且是带有具体实现路径和手段的一种实践”(24)，这在中国对日外交中得以充分展现。

(一)高度重视发展对日关系，从世界和平稳定与中国战略全局定位中日关系

中国历代领导人一贯重视发展对日关系。1975年邓小平在会见日本自民党众议员保利茂一行时指出，同日本友好的方针是毛主席定下来的，是周总理领导实行的，我们要贯彻这个方针。1982年他再次指出，中日关系有很多话要说，但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我们党的十二大强调这一点，说明是中国的长期国策。(25)

面对中日关系中出现的“光华寮”、历史教科书、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邓小平继承毛泽东对日方针，坚持发展对日关系。1987年，邓小平在会见矢野绚也率领的日本公明党代表团时指出，总的前提是两国没有任何理由不友好下去。我可以肯定地说，在日本，主张同中国友好的人占99%以上。中日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会世世代代发展下去。(26)针对日本保守右倾势力给两国关系设置的障碍，邓小平指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日本应该为中国发展做更多的事情，坦率地说，日本是世界上欠中国的账最多的国家。……从两国人民长远利益考虑，我们作出了不要赔偿的决策。战后日本一部分人中一直存在着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倾向，这些人为数不多，能量不小。邓小平对日本右翼势力及其言行，始终保持高度警惕，进行既针锋相对又有理、有力、有节的斗争。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中日关系既讲友好，也讲斗争。(27)

中日关系近年来处于复杂调整的过渡时期，习近平自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以来，先后共30次就中日关系作出重要公开论述。这些论述不仅充分显示出习近平对发展中日关系的高度重视，更“蕴含着对如何发展中日关系的科学认识和理性判断，是习近平同志外交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理论体系”(28)。

2008年，习近平在会见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时表示，发展长期稳定的中日睦邻友好合作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2009年，习近平在访日前夕和访日过程中多次指出，中国政府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将中日关系放在外交战略全局的重要位置，坚持奉行中日友好政策。2010年习近平在会见日本公明党代表团时明确指出，中日两国长期交往的历史证明，互利合作符合双方根本利益，长期友好是唯一正确选择。2011年习近平在会见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代表团时指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中日关系，愿与日方一道，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加强各领域交流与合作，改善两国国民感情，妥善处理敏感问题，推动中日关系进一步改善发展。2012年，习近平在会见日本民主党代表团时指出，40年的发展历程给我们重要启示：一是要加强对话沟通，增进战略互信；二是要与时俱进，加强互利合作；三是要扩大人文交流，实现世代友好；四是要着眼共同利益，共同应对地区及全球性挑战。(29)

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是习近平思考中日关系的重要视角。2007年11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自民党政调会长谷垣祯一、公明党政调会长齐藤铁夫率领的日本执政党代表团时指出，中日关系的改善和发展不仅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对推动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也具有重要作用。2009年12月，习近平在东京会见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表示中日关系的改善和发展，给双方带来重要利益，也促进了亚洲与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2010年4月，习近平在海南省博鳌会见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表示在当前国际地区格局出现重要变革调整的大背景下，中日关系面临新的发展机遇。2011年7月，习近平在北京会见来访的日本外相松本刚明时表示，中日关系发展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两国战略互惠关系前景广阔。中日间有着两千年的友好交往历史，两国民间友好根基深厚。目前两国已互为主要经贸伙伴，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合作空间不断扩大。两国在维护和促进亚洲乃至世界和平与发展方面肩负重要责任，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30)

2012年9月日本非法“购岛”，中日关系急剧恶化。同年底安倍晋三再度上台执政，其右翼保守思想和民族主义情绪以及加速推动“正常国家”化、摆脱战后体制的政治意愿，在战后历任首相中最为强烈和突出。安倍在对外争端中表现出示硬逞强的鹰派姿态，并在2013年底以内阁总理大臣身份悍然参拜供奉着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致使中日关系降到1972年邦交正常化以来最低点。面对严峻复杂局面，中方坚持从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出发，维护中日关系大局。要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维护中日关系大局，需要妥善处理好合作与斗争两方面，做到两手都要硬。2014年11月，习近平应约会见来华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时指出，中日互为近邻，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发展，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符合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希望日本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采取审慎的军事安全政策，多做有利于增进同邻国互信的事，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2015年4月，习近平在雅加达应约会见安倍时再次强调，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已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希望日本同中国一道沿着和平发展的道路走下去，共同为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两国领导人要为此承担起应尽的责任。习近平同时指出，历史问题是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重大原则问题，希望日方认真对待亚洲邻国的关切，对外发出正视历史的积极信息。(31)

2015年5月，习近平在中日友好交流大会上发表讲话，强调中国高度重视发展中日关系，尽管中日关系历经风雨，但中方这一基本方针始终没有改变，今后也不会改变。“我们愿同日方一道，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基础上，推进两国睦邻友好合作。”(32)2016年9月，习近平在杭州会见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指出中日互为重要近邻，两国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也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中日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双方可以加强宏观经济政策沟通，提高各领域务实合作水平，弘扬民间友好传统，推进地方交流；双方应该按照合作共赢的新理念，共同推进区域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33)

(二)坚持“两分论”，团结争取广大日本民众

毛泽东、周恩来认为，中日两国人民没有根本利益冲突，渴望中日友好，即使在日本政府和自民党内部，也有主张中日友好的力量，要充分借助日本人民的力量改善中日关系。1961年毛泽东在接见日本社会党国会议员黑田寿南时指出，我们“同日本政府的关系也有不同，有所谓主流派和反主流派，他们不完全一致。松村、三木、高碕、河野、石桥，这些人是我们的间接同盟军。日本人民是我们的直接同盟军，中国人民也是日本人民的直接同盟军。自由民主党内部有矛盾，反主流派是我们的间接同盟军”(34)。

近年来，日本政治右倾化加速发展，右倾保守势力试图借口“中国威胁论”整军经武，企图将两国领土、历史争端扩大转化为中日两个民族、两个社会的全面对立。面对严峻复杂局面，习近平亲力亲为，致力于推动中日两国民间友好交流。2015年5月，日本自民党总务会长二阶俊博率领国会议员、地方议员、经济团体代表3000人访华，习近平出席中日友好交流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德不孤，必有邻”，只要中日两国人民真诚友好、以德为邻，就一定能实现世代友好。中日和平、友好、合作，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中日友好的根基在民间，中日关系前途掌握在两国人民手里。越是两国关系发展不顺时，越需要两国各界人士积极作为，越需要双方加强民间交流，为两国关系改善发展创造条件和环境。“青年兴则国家兴。”中国政府支持两国民间交流，鼓励两国各界人士特别是年轻一代踊跃投身中日友好事业，在交流合作中增进理解、建立互信、发展友谊。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中日一衣带水，两千多年来，和平友好是两国人民心中的主旋律，两国人民互学互鉴，促进了各自发展，也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日本人民也是那场战争的受害者。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人民以德报怨，帮助百万日侨重返家园，把数千名日本战争遗孤抚养成人，显示了中国人民的博大胸怀和无疆大爱。(35)

2014年9月，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指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是日本军国主义造成的。中国政府和人民从来没有把那场战争的罪责归咎于日本人民。2014年12月，习近平在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我们不应因一个民族中有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发起侵略战争就仇视这个民族，战争的罪责在少数军国主义分子而不在人民，但人们任何时候都不应忘记侵略者所犯下的严重罪行。一切罔顾侵略战争历史的态度，一切美化侵略战争性质的言论，不论说了多少遍，不论说得多么冠冕堂皇，都是对人类和平和正义的危害。对这些错误言行，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们必须高度警惕、坚决反对。(36)

(三)坚持发展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原则问题绝不让步

在中日领导人会晤场合，习近平一贯强调中日四个政治文件是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指导中日关系发展。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历程反复证明，只有维护好这一政治基础，两国关系才能健康顺畅发展。2013年1月，习近平在会见日本公明党代表山口那津男时强调，四个政治文件是中日关系的压舱石，应坚持遵守。新形势下，两国领导人要像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那样，体现出国家责任、政治智慧和历史担当，推动中日关系克服困难，继续向前发展。2013年9月，习近平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与安倍晋三简短交谈，指出近来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这是我们不愿看到的，中方愿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基础上，继续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2014年9月，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指出，中国政府和人民将一如既往致力于发展中日关系，愿意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基础上推动中日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37)

2014年11月习近平在会见安倍晋三时郑重指出，中国政府一贯重视对日关系，主张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基础上，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推动中日关系向前发展。历史问题事关13亿多中国人民感情，关系到本地区和平、稳定、发展大局，日本只有信守中日双边政治文件和“村山谈话”等历届政府做出的承诺，才能同亚洲邻国发展面向未来的友好关系。2015年4月，习近平在雅加达会见安倍时提出，处理中日关系的大原则，就是要严格遵循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精神，确保两国关系沿着正确方向发展。历史问题是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重大原则问题。希望日方认真对待亚洲邻国的关切，对外发出正视历史的积极信息。习近平强调，中日双方要彼此奉行积极的政策。中方愿意同日方加强对话沟通，增信释疑，努力将中日第四个政治文件中关于“中日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共识转化为广泛的社会共识。(38)

针对安倍再度执政后抛出“侵略定义未定论”、篡改历史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等一系列美化殖民侵略历史的错误言行与严重挑衅，中方坚持原则、坚决斗争、坚守底线、有力反制。2014年2月27日，中国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经表决，决定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将12月13日确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每年国家举行纪念活动。这标志着抗战胜利和国家公祭日被提升至国家立法的最高规格，抗战胜利纪念活动和国家公祭日纪念活动成为制度化、规范化的国家行为。2014年，中国正式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遗产秘书处提交《南京大屠杀档案》列入《世界记忆名录》的申请。(39)2015年10月9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定把《南京大屠杀档案》收录《世界记忆名录》。

三、顺应时代潮流，立于不败之地

习近平对日外交理念与实践，高度继承毛泽东、邓小平相关思想理念与路径，并在此基础上有发展、有开拓、有创新，体现潮流，依据大势，极具时代特色与现实引领意义，并因此而具有生命力、战斗力。

(一)新历史条件下的相互依存，为中日合作提供了新的战略基础

冷战结束以来，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以美日为代表的传统大国国际影响力相对下降，力量对比触发的“结构性矛盾”有所上升。与此同时，伴随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发展，各国相互依存也达到新的历史高度，在管控全球经济危机、塑造国际金融秩序、打击恐怖主义、促进可持续发展等诸多领域都拥有日益增加的共同利益和广阔的合作空间。面对这一新形势，习近平倡导大国之间携手走出一条和谐相处、良性竞争、合作共赢的新型道路。习近平强调“切实运筹好大国关系，构建健康稳定的大国关系至关重要”，呼吁中俄应成为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典范，中美应实现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关系，中欧应打造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40)2016年9月，中美领导人共同向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交存参加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的批准文书，为推动该协定的尽早生效做出重大贡献。气候变化合作已成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一大亮点。

中国与世界日益相互融合、中国与其他大国日益相互融合，融合推升相互依存。中日之间也是如此。一战爆发百年之际，安倍2014年1月出席达沃斯会议期间，曾将2014年的东亚局势与一战前欧洲进行比较，提出当时欧洲国家之间贸易量非常之大，但仍未能阻止战争的爆发。言下之意，是将中国类比挑战国际秩序的一战前德国来渲染“中国威胁论”。这种对历史经验的简单套用过于机械，说法明显站不住脚。回顾一战，反观当今，假设国家之间特别是相邻大国之间失去相互依存，更不消说从相互依存转向“相互摧毁”，后果将是一战时欧洲那样量级的打击所难以比拟的，打击将不仅是结构性的，而且是系统性的，是任何当事一方都很难承受的。经过自邦交正常化以来40余年的长足发展，中日合作目前已经深深嵌入了国际分工体系之中，彼此相互依存已发展到了几无替代的程度。而这种相互依存对国家的发展、人民的福祉、社会的稳定都是重大而不可或缺的。相互依存、合作共赢，斗则双输、战则两伤，构成新的时代条件下中日合作的战略基础。

中日关系的重要性，对于中日两国来说都是毋庸置疑的客观事实。这种重要性首先体现在经贸投资等发展意义上。在20世纪80年代，中日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比重一度高达27%，接近“三分天下有其一”。这一比重目前滑落到7%、8%。两国贸易总量在上升，而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占比在下降。但这一变化说明的是中国对外经贸关系的盘子在迅速做大，并不能就此断言日本对中国发展的重要性已无关紧要。中日关系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地缘战略环境上。对中国来说，日本作为东亚地区的大国和中国的近邻，始终是中国国家安全与发展的重要影响因子。两国关系友好时如此，两国关系恶化时更是如此。(41)其原因之一，在于日本对中国的战略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建设性价值”上，还体现在“破坏性价值”上——它对中国周边战略安全环境的负面影响不可小觑，中日交恶将有可能在中国整体战略安全环境中引发连锁反应。

唯其如此，习近平一贯强调中国“致力于改善发展中日关系”的基本方针。中日关系发展相对平稳时如此，中日关系风高浪急、面临严重困难时更是如此。2016年9月，他在会见安倍时强调，中日互为重要近邻，两国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也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当前，中日关系仍然不时受到复杂因素干扰。双方应该排除干扰，推动中日关系早日回到正常发展轨道。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改善发展中日关系的基本立场没有改变。两国关系现在正处于爬坡过坎、不进则退的关键阶段，双方应该增强责任感和危机意识，努力扩大两国关系积极面，抑制消极面，确保两国关系稳定改善。要把握2017年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201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40周年等重要契机，推动中日关系向前发展。在谈到中日合作时，习近平指出，中日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双方可以加强宏观经济政策沟通，提高各领域务实合作水平，弘扬民间友好传统，推进地方交流。双方应该按照合作共赢的新理念，共同推进区域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42)

(二)实力地位的变化，要求中国对日外交更为积极主动，锐意进取

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曾提出“三个世界”(43)理论，它既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决定了建立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的基本外交路线。9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多极化”论断，这显示出中国对自身在国际体系中所扮演角色的自我认知的转变，表明中国开始转换成为在国际体系内追求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参与性、建设性角色，开始将自己视为国际体系大国关系中的一支重要制衡力量。进入21世纪，随着自身实力加速上升，中国开始“前所未有地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正如上述习近平所指出的：“随着我国和平发展进程的不断深入，维护国家利益的资源和手段将会越来越多，维护国家利益的地位也会越来越主动。”(44)

习近平对日外交思想理念与实践，更注重把握全局、积极主动，更突出坚持原则，斗而不破，收放有据，留有余地。习近平关于中日关系的30次论述生动体现了这一点。面对具有特殊复杂性的中日关系，习近平对日外交实践体现了原则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

以2014年11月应约会见安倍为开端，习近平在2015年、2016年连续会见安倍，体现了在习近平国际战略思想与外交理念下，中国外交在展开方式与操作艺术上的重大进步，体现了“积极平衡”“扩大平衡”的进取型思维模式。问题绝不回避，而会面绝不意味妥协。正如海外学者所评论的那样，“习近平外交攻略的精髓”就是“该团结的，一定做好工作。该牵引的，一定牵引。该不客气的，绝不忍让。只有不怕战争，能够战争，才能避免战争。只有不怕安全威胁，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期安全”。(45)习近平几次会见安倍，讲话内容都极具针对性，象征着中国外交前线的前置。2016年9月习近平会见安倍时强调，中日双方应该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2014年末达成的四点原则共识，确保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不动摇。两国要管好老问题，防止新问题，减少“绊脚石”。(46)这里所说“新问题”，无疑是指安倍内阁恶意炒作、强势介入南海争端，人为地给中日关系制造出新麻烦。

中国对日外交主动作为、锐意进取，还体现在团结争取广大日本民众，防止右翼保守势力将对华挑衅引向中日两个民族、两个社会的对抗。毛泽东时代国际统一战线思想在对日战略上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在国际层面上，日本是第二世界，它具有两面性，是第三世界在反霸斗争中可以争取或联合的力量。二是在日本国内层面，团结日本左翼，争取日本人民，推动中日关系改善。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是在当时的国际战略背景下，由两国政府主导实现的。

44年来，中日两国社会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日本社会呈现多样化发展，右翼保守势力加速推动“正常国家”化，而普通民众中和平主义底蕴犹存。各种舆论调查结果表明，尽管日本民众对华“好感度”屡创新低，但多数人仍高度重视对华关系、不支持以非和平方式解决两国争端。同样，日本主流媒体舆论调查结果显示，侵略战争责任“两分论”在日本社会仍是主流意识(47)，这为新形势下中国坚持、发展“两分论”提供了现实基础。在信息化时代背景下，民众、民意对外交政策的影响空前上升，两国社会之间“草根”层次的深入交往、相互理解对国家关系的改善不仅至关重要，而且时不我待。中日两国亟须大力促进民众之间的往来，推动两国关系从“国交正常化”走向“社交正常化”，即以两国社会之间的联系纽带与民意基础为支撑。唯其如此，习近平多次强调中日友好的重要意义，强调“国之交，在于民之亲”，并身体力行引领促进中日民间交流。

(三)中日关系呈现“两面性”走势，矛盾摩擦与共同利益同步上升，其改善与发展需以“双轮驱动下的合作共赢”为目标

习近平国际战略思想与外交理念的提出，是基于对当前时代潮流的深刻认知。如果说“和平与发展”是对世界大势的基本判断，那么“合作共赢”则是在此“世界观”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实现和平与发展的方法论。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理想、目标，更强调“构建”过程，重在为实现目标而配套的制度和机制创新、战略与路径选择。“合作共赢”是习近平倡导的“新型国际关系”的核心理念，是实现和平发展的现实途径，也是中日“新型国家关系”的总体导向。同时，鉴于中日关系的特殊复杂性，又需要特别强调“双轮驱动”，即在恪守四个政治文件的基础上实现“合作共赢”。(48)

现阶段中日关系呈现出历史周期作用下的“新常态”，基本特征是两面性凸显，作为消极的一面，矛盾摩擦在不断加剧和扩散。就中日双边关系而言，这是一个发展战略与地缘战略碰撞的问题，而从日本方面来看，这是它战后发展历程中内在形成的一系列基本矛盾导致的必然结果，短期内很难彻底改观。所以，一方面，时代背景、世界潮流特别是中国自身根本利益，决定了朝着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家关系”方向引领推动中日关系发展的总体导向。同时，中日关系的特殊复杂性又决定了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选择与方案设计要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需要“量身打造”。

①参见门洪华：《中国国际战略导论》，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11页。

②20世纪60年代，随着国际形势日趋严峻，中国安全面临严重威胁，毛泽东逐渐改变“战争可以避免或推迟”的观点，在认为世界战争存在着“可以避免和不可避免”两种可能性的同时，认为局部战争难以避免。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15、268、394—397页。

③邓小平多次强调，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是带有全球性、战略性和关系全局意义的。他形象地说，这两大问题就是东西问题和南北问题。参见张华林主编：《〈邓小平文选〉若干主要论点阐释》，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74页。

④参见《〈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人民日报》2011年9月7日。

⑤参见《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9月4日。

⑥《习近平出席联合国发展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9月27日。

⑦参见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61、274页。

⑧参见《顺应时代前进潮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人民日报》2013年3月24日。

⑨《中国发展新起点 全球增长新蓝图》，《人民日报》2016年9月4日。

⑩《习近平在俄罗斯媒体发表署名文章：铭记历史，开创未来》，《人民日报》2015年5月8日。

(11)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胡利平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293页。

(12)《绝不做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事情》，《人民日报(海外版)》2013年1月30日。

(13)《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7月2日。

(14)《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夯实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础》，《人民日报》2013年1月30日。

(15)《中国是合作共赢倡导者践行者》，《光明日报》2012年12月6日。

(16)参见《习近平出席联合国发展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9月27日。

(17)参见《杭州峰会引领全球经济治理转型》，《光明日报》2016年9月7日。

(18)参见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第265页。

(19)参见《为世界许诺一个更好的未来——论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2015年5月18日。

(20)参见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第268—271页。

(21)同上书，第272页。

(22)参见阎学通：《历史的惯性》，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第188页。

(23)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第273页。

(24)武寅：《中国国际关系新理念与中日关系》，《日本学刊》2016年第4期。

(25)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9、856页。

(26)同上书，第1192—1193页。

(27)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第1192页。林昶：《从“年谱”看邓小平对日外交思想》，《日本学刊》2007年第5期。

(28)张晓磊：《从习近平同志的涉日公开论述看中日关系的时代特征》，《东北亚学刊》2016年第5期。

(29)参见《习近平8年来关于中日关系的27次重要论述》，人民网，http://world.people.com.cn/n/2015/0813/c1002-27452834.html[2016-09-01]。

(30)参见《习近平8年来关于中日关系的27次重要论述》，人民网，http://world.people.com.cn/n/2015/0813/c1002-27452834.html[2016-09-01]。

(31)同上。

(32)《习近平出席中日友好交流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5月24日。

(33)参见《习近平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6-09/05/c_1119515029.htm[2016-09-06]。

(34)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456—457页。

(35)参见《习近平出席中日友好交流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5月24日。

(36)参见《习近平8年来关于中日关系的27次重要论述》，人民网，http://world.people.com.cn/n/2015/0813/c1002-27452834.html[2016-09-06]。

(37)参见《习近平8年来关于中日关系的27次重要论述》，人民网，http://world.people.com.cn/n/2015/0813/c1002-27452834.html[2016-09-06]。

(38)同上。

(39)《南京大屠杀档案》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关于大屠杀事件(1937年至1938年)，第二部分关于中华民国政府军事法庭在战后调查和审判战犯的文件(1945年至1947年)，第三部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机构的文件(1952年至1956年)。

(40)参见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第268—269页。

(41)参见武寅：《中国国际关系新理念与中日关系》，《日本学刊》2016年第4期。

(42)参见《习近平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6-09/05/c_1119515029.htm[2016-09-06]。

(43)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8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41页。

(44)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第273页。

(45)姚树洁：《告别“好好外交”，一位海外学者眼中的习式外交攻略》，《人民论坛》2014年第2期(下)。

(46)参见《习近平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6-09/05/c_1119515029.htm[2016-09-06]。

(47)2005年日本《读卖新闻》围绕“日本发动战争并战败的责任应由谁来负”主题实施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的67.3%认为是“陆海军的领导”，33%认为是“首相”，27.2%认为是“政治家”，19.3%认为是“天皇”，仅5%认为“民众负有责任”。参见：http://www.yomiuri.co.jp/special/70yrs/[2016-09-01]。

(48)杨伯江：《构建中日“新型国家关系”：双轮驱动下的合作共赢》，《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