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研究》要讨论“史学论文的文字问题”，承高主编看得起，要我也写一篇。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个题目的确重要，不过敢在公开场合教人写论文的，可不是一般人，至少也要有足够的自信，觉得自己文字好。我没有这样的自定位（不是谦逊，实因我的文字本以不顺著称），但这事又不好拒绝，因为高老师前不久已约过一次（好像是要讨论学术史），而我居然因昏聩而忘记了（他并没忘）。现在弄得说也难不说也难，怎一个愁字了得！幸好第二期已经刊出几篇大作，我不敢“接着说”，却可以“照着说”（借用冯友兰语）。吴志军先生是从编辑角度说话，与我们作者的立场不同（他所说的投稿人缺点我多半都有），不宜置喙。下面就试试照着另外三位老师的高论说一说。
三篇高论中我最佩服王笛老师那篇，特别是第三节，可以说字字珠玑，不能赞一词。刚看第一遍的时候还有点兴奋，以为有此“路线图”，我也可以按图索骥，不久文字就变清通了。后来转念一想，王老师在进入史学领域之前可是文艺圈中人，学过画画，听说还尝试过文学方面的创作，所以那文字能力，恐怕非一日之功。就像沈志华兄在外国作报告，据说不会中文的洋人也乐得前仰后合，那感染力，又岂是从文字来！好在学术表述更多是“学而知之”，而不仅靠“生而知之”，所以我们只要困而知学，依照王老师所说的勤加练习，前途必然是光明的。
韩东育老师提到了文言，那也是我一开始就想到的。记得周作人说过，如果有什么不得不说而又不知怎么说的时候，文言就是最合适的表达工具。他是想挖苦文言中有些说了与没说差不多的套路，然而那样一种婉转，也更能让读者“做主”，甚或产生举一反三的解读，与不说还是不一样的。看到“史学论文的文字问题”这一题目，我的真实感觉就是周作人所描述的状态，故也立刻想到需要借助文言的写法。且昔人所谓文章义法，对我们年轻作者或也能有启发。
我想“照着说”的，首先是王笛老师和桑兵老师都提到的诵读。中文的写作，能上口是起码的要求，也是必遵的规矩。以前鲁迅谈写作，说要把可有可无的字都删去。这话一度相当流行，后来看到有的老师照本宣科的范本，那真是删得干净，可惜有时忘了上口的要求。盖对鲁迅那一代人（以及他们的学生一代）来说，许多人幼承庭训，从小背诵诗古文，文要能上口是不言而喻的。而在后来白话文革命影响下，上口诵读的标准与前大异，什么是“可有可无”的标准，也就不一样了。
其实白话和文言本是相通的。如白话也要讲平仄和对仗，不过没有文言那么强调而已。对今人言，不论朗读还是默诵，多少知道点平仄，是有大用的（自己试试便知）。有此意识，写出的文章自然不同。而较为宽松的对仗，最适合表现史学所不得不述的那种“既……，又……”的状态，用好了便能增强文字的说服力。
平仄和对仗之外，还有用字。所谓“表一意者不止一词，构一思者不止一式”。有些年轻人喜欢多用形容词，以为能使文字增色。然而前几天微信上有朱德熙先生谈写作的文章，便说到像“芳馨馥郁”这样的字眼，不见得“放到哪儿都是漂亮的”。因为“字本身没有漂亮不漂亮之分，用得是地方就漂亮，否则，就不漂亮”。这真是睿见。正如缪钺先生所说：“辞之达意，期于密合；如响应声，如影随形。意无恒姿，故辞无定检。俯仰丰约，因宜适变。
这就是文言的讲究，与胡适提倡的“不避俗字俗语”（《文学改良刍议》），可谓异曲同工（胡适要革文言的命，却仍延续着文言的思绪）。因为作者的所欲言并无恒姿，所以用字也无定检。字无所谓漂亮不漂亮，也不在乎雅与俗，用的是地方，俗也就成为雅。反之亦然。
雅俗之辨是文言特别考究的地方。用俗字俗语而能雅，是最高的境界。不过那不容易做到，所以有些人为了显得雅一点，就会尽量用些看起来“漂亮”的字眼，而忘了用字的要诀是因宜适变。过去赞扬人常说“工诗文”。诗文都要讲功力，能用俗字入诗文而不陋，才算得上“工”。由于那样的雅已到“太上”层次了，一般人只能循“其次”，就是避俗。后者逐渐演为趋势，终成胡适文学革命的对象。
要说雅俗，不妨以诗为例。作诗有意典雅，或是唐宋间的一大变局，尽管此所谓“雅”更多体现在器局而非词字上。从宋代起，读书人作诗可见明显雅化的趋势，甚至略带酸腐而显沉滞。到明末清初则典雅而能通达，或可以说达到雅化的高峰。白居易的《长恨歌》和吴梅村的《圆圆曲》是主题接近的长诗，颇可见宋代前后的变化。两诗的开头分别是：
白诗：“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
吴诗：“鼎湖当日弃人间，破敌收京下玉关。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
”两诗均以说君王起，前者真所谓“实话实说”，后者乃述崇祯皇帝因吴三桂降清入关而上吊自杀。在某种程度上，或可以说吴梅村是在摹仿白居易。然就器局言，吴诗显然宏阔许多；意思虽不那么直白，却也并不迂腐，最能体现诗的雅化。故若以典雅计，吴诗肯定胜过白诗。但直到今天，在一般人心目中，《长恨歌》的“知名度”还是远高于《圆圆曲》。这不仅因为白诗语更近俗，恐怕也因那直白的率真中带着自然。既不避俗，又无意于“提高”，自然更能普及。
说这么多，就是想告诉我们的年轻作者，正如《长恨歌》和《圆圆曲》皆为传世名作，诗文的好坏，其实没有标准答案。所谓环肥燕瘦，一时一世一人，皆各有评判的准绳。在写作上，心里要有读者，我们不必总思提高，而忘了普及。惟真志向远大者，也可以不仅考虑当世，而且兼顾后人的眼光。本来文无定法，你能写出好的文字，就可能文成法立。
史学论文不仅有专业的要求，也有文字的讲究。我想，能让读者明白作者之所欲言，就是成功（这方面我就特别不成功）。正如我们读史料，最好先弄清往昔作者之所欲言，然后才说得上下一步的解读、分析和使用。
附带说，我们今日做研究，不能不与既存论述接轨，但也要避免写出一个后之研究者颇有兴趣，而对当事人却可能什么也不是的作品。一篇文章如果回应了所有相关论著的看法，却对理解文章所论对象在历史上的行事并无增益，则虽因表现规范而容易通过刊物审查关，但与不写也差不多。例如汉代画像砖，在专家眼中或有“粗犷型”和“柔美型”一类“范式”，然对史家而言，恐怕做砖人和用砖人的意态会更重要。就史学言，只有在后一方面推进了我们对的认识，才是论文的贡献所在。
史学的一个基本点，即一切都建筑在史料基础之上。文字的表述，与我们所面对的史料有直接的关联。有些题目天生跌宕起伏，可以做得花团锦簇；有些就只能白描，于平淡中显功夫。
以前学院派写歌，一首歌是要高低快慢兼具的，既考验也展现歌者的功力。然而民歌就没那么多讲究，往往兴之所至，妙手天成。我们年轻时听过的《玛依拉》，就是一首旋律简单、没多少回旋起伏的歌曲，考验的只是歌者的音色和“表情”的能力。后来提倡创新的时候，有人便加上一大段彰显功力的花腔，特别受到喜欢评审的专家和电视台的欣赏。这种创新在音乐人眼中的成功与否且不论，从史学言，把一个只宜白描的题材写得天花乱坠，是典型的败笔。想要以浓淡疏密而曲折生姿的作者，就要选那种充满山川沟壑的题目。
史学表述的基本准则，或许就是章学诚所说的“传人适如其人，述事适如其事”。刘咸炘曾强调，“因史迹变动交互，必有变动交互之史体，乃能文如其事。”这方面中西史学是相通的，从文如其事的视角理解，兰克（L.Von Ranke）主张的“述史如史”，或许就是史学表述的最高标准。
写作一事，确有章法可循。孔夫子提出的“修辞立其诚”，就是一切表述的基本法；他所主张的“言有物”，则是史学论文的津梁。若能进而“辞达意”，并做到桐城派所提倡的“言有序”，似乎也就所差无几了。到目前为止，我不过基本做到前两步，后两步仍在努力之中。关于更具体的学术写作，我曾写过一篇介绍缪钺先生表述主张的小文，推荐年轻人都读一读。缪先生最看重要言不烦，我若再多说，必陷入烦而寡要之境，何异自寻烦恼，就此打住。
最后与年轻人分享一个百试不爽的学习窍门，就是临摹。广读与自己兴趣相关的论著之后，选一性之所近的名家，先看人家如何写，然后学着写；学得像了，再徐图超越。桐城派所谓“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就是这个意思，谨与青年读者共勉。
《抗日战争研究》2020年第4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