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本土化需要特别重视四个问题:第一, 要破除“欧洲中心论”的思维方式。“欧洲中心论”或称“西方中心主义”曾经在西方学术界相当流行, 把欧洲 (主要是西欧) 的历史看作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主轴和主要动力, “欧洲的一切都是普遍的”;“把自己看成是若干文明之中最卓越的文明, 认为自己是文明世界, 并把这种长期积淀的文明优越论、价值观和偏见“强加于人”, 形成“话语霸权”。“欧洲中心论”的思维方式, 就是把西方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和发展道路普遍化的思维模式。中国学术界在上个世纪相当长的时段内, 对西方理论就是盲目信从和生搬硬套, 从而产生一味模仿的“汉学心态”和唯汉学是尊的“汉学主义”风气。“资本主义萌芽”理论就是一种典型的“西方中心论”, 它将近代英国走过的经济变迁道路视为普适性的经验, 因此将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定位在寻找这种“普遍道路”发生发展的蛛丝马迹, 或者拷问它为什么没能在中国发生的原因上。即便在今天的学术研究中, 我们仍大量使用来自西方的知识体系, 用西方的逻辑、观点解释中国与世界。学术主体性的严重丧失, 导致我们在观察中国和世界的理论中处于“双重失语危机”。

第二, 要提升中国的学术话语权。这里包含三层意思:一是批判性地反思西方话语、解构种种学术神话, 这是“中国学”本土化的前提。这就需要对原有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检验或修正。二是重新回顾中国的文化传统, 重视中国原始经典的研究, 发掘具有新的普遍世界意义、代表未来人类发展方向的思想资源, 这是“中国学”本土化的重心。这就要求我们要以自信的姿态积极与西方学者对话, 力争以我们自己独特的方式参与, 赋予原有理论和方法以新的内涵。三是聚焦“中国问题”, 坚守“中国立场”, 创新“中国视域”, 总结“中国经验”, 诠释“中国道路”, 善于“在中国发现历史”, 这是“中国学”本土化的目标。这就要求我们重新建构更为切合本土实际问题的理论和方法。

第三, 要加强对当代中国的“历史叙事”研究。在后现代史学的冲击下, 曾几何时, 对史学研究中宏大叙事的摈弃成为新旧史学分离的标志, 取而代之的则是“碎片化”的微观史研究。然而面对中国崛起的“大历史”、“大变革”、“大脉络”、“大趋势”, 一味求窄、求细、求小的微观史研究显得极不相称, 它没有足够的能力来理解和诠释当今中国正在发生的重大转型。要回答中国是什么?已经或正在“发生”什么?以及为什么“会发生”?这就必须以真实的中国为研究对象, 必须从宏观入手, 通过公正、客观、科学的分析、论证, 尽可能地“重现”与“还原”历史事实。“一个整体的中国, 绝不是由一块块碎片缀补而成的, 它需要宏大的结构作为支撑。”克服“碎片化”的途径就是回归总体史, 而要实现总体史追求, 研究者至少需要把握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有鲜明的问题意识, 二是重视长时段, 三是以历史学为本位的多学科交叉。

第四, 要提高“中国话语”的吸引力。文化的魅力不在于宣传, 而在于吸引力。面对中国崛起产生的影响, 世界不同声音的反馈, 我们必须直面所有问题, 以理性、生动的声音和朴实、有效的学术话语做出回应和解释。这种回应和解释, 不仅中国人可以理解, 外国人也可以理解。本土化的中国学必须关注学术的大众化。今天的大众不仅需要了解经典, 了解历史, 更需要从中国社会转型的视角去阅读世界。所以, 学者的一项重要任务是让一流的学术走进大众的视野, 成为经世致用的显学。只有大众接受, 观点才会有张力;只有大众接受, 思想才会站起来。本土化的中国学必须关注学术的国际化。简单地说, 就是要加强中国话语的对外传播, 通过内容和形式一定程度地转换, 用外国人能够听得懂、听得进的语言, 讲述中国故事, 介绍中国现实, 解释中国原因, 展示中国形象, 从而使他们增加对中国的了解、理解和赞同, 使中国理念在世界上得到更大传播, 使中国形象在世界上更加亲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