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明”是欧洲人创始于18世纪启蒙时代的一个概念，用来指代一个文雅、有教养、举止得当、具有美德的社会群体。随着现代欧洲的社会演进和思潮流变，“文明”的内涵变得越来越复杂多样。学术界围绕“文明”建构出文明等级论、文明形态论、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文明互动论等各种理论，多数理论持种族和文化优越性、“文明与野蛮”二元叙事的意识形态。不过文明互动论等，也为我们更全面认识人类文明多元发展及其规律，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现代化是指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历史发生的一次深刻变革，是先进的技术、产业、思想、制度等文明要素渗透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思想等领域并产生重大影响，推动人类文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现代化是一个不断升级演进的过程，没有统一标准，也并非“现代化=西方化”这一固定的模式。总之，西方资本主义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贡献。但西方文明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却表现出两副面孔：文明与野蛮、“普世价值”与帝国霸权的吊诡。
关键词：文明与野蛮；欧洲文明；西方现代化模式；文明标准；文明悖论
当今世界正面临着政治极化、民粹主义、俄乌战争、巴以冲突、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等各类风险不断加剧，全球治理面临严重挑战。过去两三百年间形成的工业文明发展趋势或方向正在发生重大转变，表现为多极重构的世界政治格局、工业化发展范式危机和资本主义文明由盛转衰等体系性、深刻性和综合性的特征。2019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参加外交使节闭门会议时则指出：“我们正经历西方世界霸权的终结。从18世纪起，我们就适应了建立在西方霸权基础上的国际秩序。西方霸权体现为18世纪经历启蒙运动的法国霸权、19世纪经历工业革命的英国霸权和20世纪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后拥有经济和政治统治地位的美国霸权。但是，现在一切都变了，一切都被西方所犯的错误和美国政府近些年来的选择颠覆。”马克龙的感叹令西方世界一片哗然，使“文明”成为近年来国际政治中引人瞩目的话题之一，也成为中国国内思想学术领域最值得研究的一个课题。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文明”应成为我们观察和认识世界的重要视角，这无疑对构建和平发展的世界新型文明和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文明”概念及其内涵变迁
“文明”一词在中国古已有之,如《周易·大有》卦辞：“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易传·乾·文言》中有“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尚书·尧典》有“睿哲文明”，都是指光明、有文采的意思，但与现代意义文明的含义相去甚远。
“文明”是“Civilization”的汉译，主要指公民脱离野蛮、有礼貌、有教养的行为和社会井然有序的进步状态。中外学术界对西方文明起源时间的研究，可以简要划分为四种解释范式，一是教科书范式，一般都从古希腊古罗马讲起；二是传统范式，认为西方文明兴起于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三是亨利·皮朗范式，认为西方文明起源于查理曼时代；四是伯尔曼范式，认为西方文明起源于公元11世纪后期和12世纪前期。不过文明作为一个现代概念，一般的流行说法认为出现于18世纪中叶的欧洲,最先被两个重要的启蒙运动学者使用，他们是法国人米拉波和英国人弗格森。也正是从这时起，欧洲思想家开始构建西方文明谱系并与东方文明形态对比，从而把人分为“‘我们’(西方人)和‘他们’(东方人)”。
(一)“文明”概念的起源
据美国历史学家帕特里克·曼宁考证，“文明”概念最早由法国思想家维克多·雷克蒂·米拉波在1756年《人类之友，或人口论》的著作中提出，意在表达一种“秩序井然的制度，鼓励社交和限制贪婪”。他把“文明”“财富”“自由”与“野蛮”“堕落”“压制”相对应，目的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殖民相遇”及其带来的社会秩序和人口改变。1768年米拉波在一份手稿中，对当时宫廷贵族所理解的文明进行了批评，认为文明不是表面的“文雅、礼貌”，更不是贵族们引以为荣的“美德的面具”，而是要为社会提供“美德”的实质和形式。在米拉波看来，“文明是人类这样一种生活状态：既非贫穷而野蛮(缺乏教养)，亦非富裕而堕落(讲求奢华和虚伪礼节)，而是介于其间的一种繁荣和具有真正道德的生活状态”。
1767年,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亚当·弗格森在《文明社会史论》中，阐述了人类从“野蛮民族”“未开化社会”到“文明社会”的演进过程。书名中的“文明社会”，也可以译为市民社会和公民社会。因为英文“civil”(文明)来源于从希腊文转化来的拉丁文词根“civis”，意指公民。中古英文中并没有“civilization”这个词，该词作为法律术语出现在英文中是18世纪早期,而且与1707年苏格兰并入英格兰组成大不列颠联合王国这个事件有关。它最普通的含义是指“将英格兰习惯法纳入苏格兰市民法(公民法)”的过程。18世纪后半期，随着苏格兰社会向现代商业社会转化，“文明” 获得了与“野蛮”“不开化” 相对的含义。在弗格森看来，不断进步乃是文明的本质，从civil到Civilization就是一个文明化的过程。他“不是从民风习俗、诗文歌赋的层面来讨论社会文化的变迁，而是力图从制度文明的角度考察人类社会的变迁，尤其从政治制度的演变来考察西方社会的变迁，揭示其文明史的意义。”弗格森不仅对“市民社会”与“文明社会”有明确的区分，而且历史地揭示了市民社会与国家的起源关系；他不仅热情讴歌了市民社会之自利、竞争、奋斗、协作等新风尚，而且敏锐地意识到其分工的异化、德性的腐化、公共精神的缺失与政治奴役等潜在的问题与危机。弗格森提出的文明演进论的历史社会观，对于后来的历史学和政治学影响巨大。正是《文明社会史论》的德译本，促进了“市民社会”概念在德国学术界的流行。
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费希特等都对文明做过思辨研究，特别是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提供了一种特殊的“伦理文明观”。伦理、教化、道德这三种精神世界，分别展现为三种文明形态：古希腊罗马文明—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文明—德国的日耳曼文明。“它们并不仅是意识的种种形态，而且是一个世界的种种形态。”伦理文明观的精髓，就是以伦理道德看待文明、看待历史，而世界历史进程就是文明进程。“精神—伦理道德—时代精神、民族精神—文明形态”是伦理文明观的现象学历程。在黑格尔的法哲学体系中，市民社会与法治的内在关系构成其重要的研究主线。1817—1825年，黑格尔在《自然法和国家学》讲义、《法哲学原理》《法哲学讲义》中，提出了一个新的市民社会概念。他把市民社会纳入伦理文明的环节加以考察，冲破了传统的“家庭—国家”二元结构，呈现出“家庭—市民社会—国家”三元结构，对市民与公民做了明显的区分，两者不再混同。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概念，“改变了把市民社会理解为政治共同体的传统,使它由一个政治学范畴转变为一个经济学范畴。转变的后果,就是使广义国家分裂为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两个领域,人也随之分裂为市民与公民两种身份。这两个分裂构成了黑格尔分析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理论框架。”而这一理论框架，被后来的马克思、罗森克兰茨、卢卡奇等众多思想家广泛运用。对“市民社会”这个全新的概念，德国当代哲学家曼弗雷德·里德给予很高的评价，是否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共识：“在黑格尔以前,甚至在他1820年以前的著作中,都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概念。”
(二)文明内涵的复杂
“文明”是什么?它包含哪些内容？如何对它进行界定和运用？学术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尤其在“文明”与“国家”的关系问题上长期未能取得共识。这既反映了文明是个多维度、深层次的概念范畴，也体现了文明在不同的历史语境和背景下内涵的复杂性。学术界围绕“文明”建构出各式各样的理论，归纳起来有文明等级论、文明形态论、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文明互动论、单数文明论、复数文明论等不同的说法，也凸显了“文明”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包含着价值、道德和意识形态的意涵,已经成为评价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指标。“‘发展’意味着向前或向上的变化，因之往往成为‘进步’的代名词。于是，文明的概念便直接指向线性的进步观。”
“文明”概念在18世纪50年代被创造出来之后，不少思想家和学者对文明发展、演进、更新的动力、模式和趋向以及各文明形态之间的碰撞、交融、互鉴，提出了诸多不同的理论和观点。
1.文明等级论
英国地理学家亚当斯是最先提出文明三等级论者。1803年，巴黎出版的多卷本《数学、自然和政治地理学》书中，刊登了亚当斯用法文写的论文《普通地理学的历史政治导论》，文中将世界上所有为人所知的国家分别划分为“野性民族”“蛮族或半野性民族”和 “文明民族”三个层级。1819年，美国学者约瑟夫·埃默森·伍斯特在出版的《古今地理学基础》中，提出人类存在蒙昧国家、野蛮国家、半文明国家和文明国家四等级论模式。1821年，美国学者伍德布里奇在编写出版的《地理学入门》中，认为人类存在五种不同的社会状态：蒙昧、野蛮、半文明、文明和开化五等级论模式。实际上，“在整个19世纪，‘一种从蒙昧到文明的单线进步观念’不仅是美国中等教育标准的一部分，而且是英国乃至整个欧洲中等教育标准的一部分”。随着文明等级论的不断传播，很快溢出了地理学教育领域。1877年，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就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划分为蒙昧、野蛮和文明三个层级，认为文明的基础是建立在铁这种金属之上的，文明社会“始于标音字母的发明和文字的使用”。《古代社会》是西方人类学早期经典著作之一，作为“一个时代的丰碑”，其理论对后世的影响极大，“也曾成为我国民族学(社会人类学)、史学和考古学遵循的‘原理’”。究其源头，18世纪英国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亚当·斯密、约翰·弥勒、大卫·休谟等人关于历史发展和人类进步的思考，或许是近代西方文明等级论建构的思想源泉。在几乎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种从蒙昧到文明的单线进步观念广泛流传，而“欧洲文明”一直处于文明等级体系的顶端。
2.文明形态论
文明形态史因主张以文明为单位研究历史而独树一帜，迄今仍在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研究领域占有重要地位。文明形态史的正式问世，以德国学者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出版的《西方的没落》为标志。这部历史和文化著作见解深刻，它通过对西方历史和文化的解读和分析，揭示了一战前后西方文明发展的困境。但事实上在《西方的没落》之前，俄国学者尼古拉·丹尼列夫斯基就已经提出了按照文化·历史类型研究人类历史的构想。因此他被彼得利姆·索罗金誉为：“斯宾格勒和汤因比文明形态论的先驱者 ”。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继承并发展了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首先明确文明作为历史研究的单位，其次注意到非西方文明的存在,再次主张不同文明价值等同论。不过在汤因比看来，维持文明延续与走出困境的关键在于宗教，神正论成为文明共生发展的归宿。他系统梳理了世界历史上先后出现的26种文明，将其划分为21种成熟的文明形态和5种“发育不全”的文明形态。在此基础上，汤因比提出了“挑战—应战”理论来解释人类文明起源、生长、衰落、解体的变化历程和历史规律。文明生长的法则是“退隐与复出”，文明衰落的原因是“丧失了自决的能力”。在汤因比看来，衡量一种文明成长的最主要标准，就在于看他能否对挑战作出成功的应战。“挑战”和“应战”的不同力度，决定了文明发展的快慢速度和兴盛衰落。“汤因比的文明论，要求从长时段考察历史的演变，要重点考察在历史当中比较稳定并长期发挥作用的那些因素，包括政治与经济制度、社会结构、民族文化习俗与社会心理等。”《历史研究》前6卷出版15年之后，1954年第7—10卷出版，标志着汤因比宏大体系构建的基本完成。然而第7—10卷，却受到了猛烈的质疑与批评，批评者包括彼得·盖尔、菲利普·巴格比、特雷弗-罗珀等人。美国当代人类文化史家巴格比进行了言辞激烈的批判：“由于汤因比以毫无区别的、不科学的方法着手他的研究，因此对文明形态史研究造成了极大损害。他这么做是为降低整个文明形态研究的信誉推波助澜。和斯宾格勒相比，汤因比朝着科学以前的道德论的历史哲学方向又倒退了一步。如《历史研究》以后各卷(第7—10卷)的默示录情景所示，他实际上是一个预言家，而且是戴着‘近代欧洲历史学徒’假面具的预言家。”在遭到批判后，汤因比在《历史研究 》第 11卷 《历史地图》、第12卷 《再考察》两部著作中，对自己以往的学说进行了大幅度修正。
3.历史终结论
1989年东欧发生剧变，继而促使苏联走向了瓦解。这一年日裔美国政治学者福山在美国《国民利益》夏季号上发表《历史的终结》文章，并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作了论证。福山认为：“在过去几年里全世界都认识到自由民主制度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它不仅战胜了世袭的君主制、法西斯主义而且在最近还战胜了敌对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他推断: “历史终结意味着自由民主制将成为人类社会演化的终点，是人类政体的最终形式。”文章发表之后，马上招致社会主义国家学者的批评，同时也遭到西方左翼和右翼知识分子的攻击。法国思想家、西方结构主义代表人物德里达，驳斥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带有独断论特征，既缺少理性的培育，又缺少悲悯的情愫，终将变成自欺欺人的笑料。9·11事件之后，有人问福山的导师亨廷顿：你是不是相信福山的结论，“西方文明将传布到全世界”？亨廷顿断然回答：我当然宁愿相信如此，但这不会发生。作为美国当代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历史终结论”是不符合当前世界部分国家出现政治衰败事实的，冷战结束后的意识形态集中体现在文明的冲突上。为了更清楚地阐明其理论观点，福山将文章中的思想进一步扩充为《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又译《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著作。1992年这部著作出版之后，更是引起广泛关注，被译成十几种文字推向世界。
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至今30多年过去了，历史的发展不是“证实”而是“证伪”了福山的这一理论。第一，资本主义世界经历了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现有的自由民主国家正在丧失其吸引力，民粹主义正威胁着其政治体制的自由主义支柱。面对气候、移民、不平等、枪支、债务和赤字等各种巨大且具有挑战性的问题，美国两党互相扯皮似乎无法达成共识。乱象与分裂正在加速美国民主的衰败，也“无情地驳倒了福山‘自由民主的理念已无可匹敌，历史的演进进程业已完成’的基本判断”。第二，事实证明西方价值观并非所有国家现代化的必然。几十年来，西方意识形态极力宣扬现代化只能在西方价值观的基础上才能发生，但是东亚国家的崛起和中国式现代化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已经驳斥了这种观点。第三，福山在后来出版的《政治秩序的起源》《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两部著作中，调整了早年的历史终结于民主制度的盲目乐观性，其思想也有所发展。福山坦言,“真正变得糟糕的是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因此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中，他以“政治衰败”为题讨论了美国政治制度的困境,并认为美国的民主制度实际上已失去了对中国等第三世界国家的“示范作用”。福山还在《中国模式：高增长与双刃的威权主义》文中，评价中国模式有一大优点，那就是能够迅速地决定大规模的经济政策并果断地加以实施。不过深入考察福山的思想轨迹，还不能得出其政治观点发生了转向，他的“自由民主的理论核心没有变，变的只是论述的方式、对象和态度”。
4.文明冲突论
1993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在《外交》季刊夏季号发表《文明的冲突？》，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很大的争议。《外交》杂志秋季号，随之发表了6篇批判亨廷顿的文章。不久，亨廷顿又在《外交》杂志发表《不是文明，又是什么？——后冷战世界的范式》，进行了反驳。1996年，亨廷顿出版《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专著，内容涉及文明的概念、文明的结构、文明之间的均势及其转移、文明与权力之间的关系、普世文明及西方普世主义的问题、非西方社会的文化本土化问题、西方及世界的未来等，力图对冷战之后全球政治的演变做出新的解释，并“提出一个对于学者有意义的和对于决策者有用的看待全球政治的框架或范式”。
“文明冲突论”以“文明”作为世界组成的基本单位，根据地缘与宗教将全球分为七个文明，即西方文明、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日本文明，指出未来世界冲突的根源，将主要是文化的冲突而不是意识形态或经济的冲突，文明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文明冲突论”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藩篱，并构想未来将是一个人类文明多元发展、不同文化相互并存的世界。但“文明冲突论”又认为文明之间，由宗教因素和文化传统主导的差异性不可能消除，进而放大了不同文明之间的排斥、冲突与竞争。总之，“文明冲突论”“一方面承认文明的多元性，似乎走出了西方中心主义怪圈，另一方面又竭力维护西方对世界的控制权，又在为西方中心主义招魂”。这就使亨廷顿理智向着未来，而情感滞后过去，陷入二律背反，其观点具有极强的保守主义色彩。
5.文明互动论
1963年，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在出版的《文明史纲》中率先提出文明互动论。布罗代尔认为，虽然基于地理环境的文化带是比较稳定的，但也是相互传播和相互渗透的，没有一种文化的边界是一成不变和完全封闭的。不过，这种观点在《文明史纲》中并没有得到深入阐释。同在1963年，美国全球史鼻祖麦克尼尔酝酿多年的著作《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终于出版。和过往的历史学家不同，麦克尼尔着眼于文明间的互动，“不断书写文明间的冲击与反冲击、征服与反征服，其中包括主体文明之间的联系，也包括草原民族与文明中心的互动”，其核心主题是把世界历史上不同社会群体和文化传统的互动当作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主要力量。麦克尼尔用全球史视角和方法来书写文明史，实现了历史叙事的轴心从历时性谱系向共时性关系的转变，打破了“欧洲中心论”思想。尽管这本书忽略了对各文明自身发展动力与机制的研究，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对欧洲文明的影响，但“全球史观的‘文明互动说’为化解近代以来西方文明观的内在矛盾、廓清人类文明的统一性与差异性问题，开启了一个新的思路”。
(三)“文明与野蛮”二元叙事
18世纪常被称为“启蒙时代”，随着蒙昧教权的衰落与理性精神之兴起，民族君主国逐渐过渡到资产阶级的民族国家。随着“文明”在法国乃至欧洲的迅速流传，成为启蒙思想家们的常用新词。法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泰斗伏尔泰，开创了理性主义史学，认为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只有希腊时代、罗马时代、文艺复兴时期和路易十四时代是理性彰显和值得赞美的时代。至于其他时代，世界呻吟在愚昧、野蛮和迷信的统治之下。他“否认中国有发展的能力，这个思想后来竟成为一个固定的观念，它在欧洲人对于中国的思考中占有重要位置。于是，中国的落后成了18世纪文学的一个主题，在德国、法国和英国都是如此”。德国启蒙运动时期的历史学家约翰·赫尔德在《人类历史哲学的观念》书中，认为由于地理与气候的原因，欧洲是人类有机体中的更高类型，“唯有在欧洲，人类的生命才是真正历史性的，而在中国或印度或美洲的土人中间，就没有真正的历史进展，而只有一种静止不变的文明，但并没有成其为历史前进的特点的那种稳定的积累的发展”。德国历史学家穆勒，更宣称“我关注的是人类种族的欧洲部分”。在穆勒的带动和影响下，从18世纪末开始，西方与东方、“文明与野蛮”对立观念在哥廷根派历史学家中逐渐流行开来。
“文明”构成了启蒙运动的中心元素，其蕴含的进步观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因此，19世纪出版了不少有关文明史的著作，主要有基佐的《欧洲文明史》《法国文明史》、库克·泰勒的《野蛮与文明国家的自然史》、威廉·麦金农的《文明史》、巴克尔的《英格兰文明史》、亚历山大·艾利森的《哲学与文明史》、阿摩斯·迪恩的《文明史》、威廉·斯温顿的《世界史纲：暨文明史和人类进步的特殊关系》、利奥波德·冯·兰克的《世界史》等。20世纪出版的重要著作，有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伯恩斯的《西方文明史》、埃利亚斯的《文明的进程》、布罗代尔的《文明史》、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斯特恩斯等的《全球文明史》等。
法国历史学家基佐在其《欧洲文明史》中认为，文明包含社会的进步、个体的进步和社会制度的完善，而“欧洲文明是世界的忠实的映像：正像世上一切事物的进展那样，它既不狭隘、排外，也不停滞不动。……可以说，欧洲文明已进入了永恒的天意的轨道，按照上帝的意图前进。这是理性对它的优越性作出的解释”。显然，基佐将欧洲文明视为人类发展与进步的代表，具有强烈的优越感和欧洲中心主义的色彩。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是法国人戈比诺，他在《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 1853—1855年) 中，把人类分为黑种人、黄种人和白种人，与其他族群相比，白人族群不仅在生物特征、智力方面都优于其他族群，而且在文明演进、社会发展，乃至道德情操方面都领先于有色族裔。戈比诺认为，不同人种之间的混血会造成种族的退化和文明的衰落。“这就是历史的教训，它表明一切文明都源于白种人，没有白种人的帮助，什么都不可能存在。而且，假如一个群体属于人类最杰出的分支，只要保持这个群体的高贵血统，他们所建立的社会就会繁荣昌盛。”及至19世纪中后期，德国历史学家兰克更认为世界上的伟大民族，唯有拉丁和条顿民族堪当其名，毫不掩饰对欧洲以外民族的轻蔑态度。可以看出，这种“文明与野蛮”二元对立叙事,充斥着傲慢和偏见，白人优越论更是丑恶和野蛮的代名词。究其实质，“欧洲中心主义”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意识形态附生物，白人种族主义更是西方殖民主义的理论基础。
二、西方现代化模式与“文明标准”的确立
现代化是指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文明发生的一次深刻变革，是先进的技术、产业、思想、制度等文明要素渗透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思想等领域并产生重大影响，推动人类文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在地理大发现及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等多种历史文化因素的影响下，特别是在蒸汽机、电气化技术的推动下， 西方的工业革命蓬勃发展，标志着西方式现代化道路的确立。西方学者将现代化概括为若干指标，例如政治的民主化、经济的工业化、社会的世俗化、行政管理的科层化和学科的专业化、行为指向的业绩化，等等。广义的西方现代化理论，将现代化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英国、法国为主导的经济、政治变革；第二阶段是以德国为主导的快速工业化；第三阶段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为主导。西方现代化基本实现的进程在时间跨度上大体是在1750—1950年,这200年也是欧洲现代经济史中的决定性阶段。
(一)西方现代化模式
1688年的“光荣革命”，确立了英国君主立宪制，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18世纪60年代由英国发起的技术革命，催生了珍妮纺纱机、瓦特蒸汽机等科学发明，引领英国率先采用大机器生产取代手工业生产，资本主义生产力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历史上把这一过程称之为“工业革命”。以英国近代史上三次著名的议会改革完成为标志，英国两党制度的形成、议会民主制的确立和文官制度日臻完善，使资产阶级实现了对社会的全面统治。英国政治现代化的基本完成，进而改变了英国的阶级结构、上层建筑、生活方式、科学思想和价值观念。这种渐进性的变革，给后世其他国家的现代化起了一个借鉴的作用。
从1789年的大革命起，法国君主立宪、共和制和帝制各种政体交替演变，出现了一个“革命—复辟—革命”的怪圈。《人权宣言》作为法国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阐明了18世纪启蒙思想家的政治思想和主张，“在法律面前，所有的公民都是平等的”“主权在民”“各个公民都有言论、注述和出版的自由”等，为政治现代化奠定了基本原则。在宣布“人人平等”的同时，又宣布私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这就从根本上把资产阶级宣扬的所谓‘人权’完全变成了维护资本主义的私有权，维护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权利”。之后, 法国相继颁布了《法国民法典》《民事诉讼法》《商法典》《刑法典》 等法律，为法国建立资产阶级现代国家奠定了法制条件和制度基础。法国的工业化时间长、速度慢，没有明显的“起飞”标志，最终在20世纪中期才完成了工业化现代化历程。
德国直到1871年，才通过战争得以统一并形成德意志帝国。帝国皇帝由普鲁士国王世袭，容客贵族居于统治阶层，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处于从属地位。通过“自上而下”改革促成的政治现代化深深地打上了普鲁士的印记，即“一个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混杂着封建残余、已经受到资产阶级影响、按官僚制度组织起来、并以警察来保卫的、军事专制制度的国家”。德国的工业化起步较晚，但另辟蹊径，直接以大规模铁路建设拉动煤炭、冶炼和机械制造业发展，使工业革命重心迅速从轻纺工业转移到与军工生产有关的重工业领域。为了加强对经济的保护，国家推行保护关税政策，设立铁路基金，确立铁路法案和建立以中央银行为首的银行体系，扶持德国工业仅用30年时间就迅速崛起，一举超越法国。以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走上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新旧势力携手制定并推行侵略扩张政策，这是一条既不同于英国，也不同于法国的现代化之路。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历史是一个从蒙昧时代发展到野蛮时代，再进入文明时代的动态发展过程。“文明”是一个表征人类进步状态的历史性范畴，不仅包含社会制度和礼仪、习俗体系，而且包含人类精神生活记录体系，如语言、文字、文学、哲学、宗教、艺术等与人类精神生活和心智感受相关的文化系统。因此，他们在阐述社会发展时，用“文明时代”“文明社会”“文明国家”“资产阶级文明”等来指已经完成或者正在完成现代化的英国、法国、德国。这些不同文明的国家，虽然形式纷繁，却有一个共同点: 它们都建立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只是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不同罢了。在1884年《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提出“文明时代是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文明时代”概念的提出，既是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又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超越。这集中体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充满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精神，从中可以得出一些启示。
第一，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具有重要的历史贡献。随着资本主义大工厂制度的形成,火车、轮船的行驶，电报通信的畅通，商业交往的繁荣，资本主义文明的建立，使整个世界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资产阶级统治不到一百年的时间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因此，马克思才直接将文明的果实等同于生产力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这是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历史地位的充分肯定。
第二，“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资本不仅克服了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而且摧毁了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的限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资本主义对剩余劳动的榨取是以商品生产的形式来实现的,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资产阶级为了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相继采取了简单协作、分工与工场手工业、机器生产与大工业等几种组织形式与技术手段，从而使社会生产力达到了人类当时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其次，劳动对资本的从属关系是在以机器为基础的大工业中完成的。生产过程的智力同体力劳动相分离，智力变成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通过不断扩大再生产，不仅是资本主义物质财富的增加，而且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扩大，即既扩大了“被剥削的人身材料的数量”，“也扩大了资本家直接和间接的统治”。再次，资产阶级对剩余价值的狂热追求以及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运用。
第三，“文明过度”的破坏性。工业革命在给英国、法国、德国带来丰硕的现代化成果的同时，也给人类社会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的破坏，如煤炭、矿产、石油等资源的大规模开采、森林锐减、江河干涸、环境污染、稀有动物濒临灭绝和生物链失衡危机。在世界现代化的进程中，英国形成了典型的“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文明过度”不仅发生在农业产区, 也蔓延到城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 就针对纺织业和金属加工业聚集区的工业污水问题，告诫城市里的居民不要过分陶醉于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 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将资本家为达到资本积累的目的而疯狂追逐剩余价值、盲目扩大生产规模，导致商品积压、企业减产、生产衰退、收入锐减,最终使整个社会生活陷入混乱。每次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对文明社会都是一种威胁,它不但把无产者抛入贫困的深渊, 也使许多资本家破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
第四，资本主义文明“流俗的伪善”。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工业化的文明形态, 生产不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是为了以追逐剩余价值为目的的资本增殖和扩张。资本通过“文明的和精巧的剥削手段”，始终占有和控制着绝大部分社会财富。在“文明时代”，科学、发明、劳动的分工和结合、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场的开辟都不会使工人致富，而只会使资本致富，资本主义文明的本质就是建立在对无产阶级剥削的基础之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淋漓尽致地揭露了资本的残酷和野蛮，资本带着血和火来到世间，只要还有一块肉、一根筋、一滴血可供榨取，吸血鬼就绝不罢休。资本主义文明高喊人类解放的口号，但它只解放了资产阶级自己，“所以文明时代越是向前进展，它就越是不得不给它所必然产生的种种坏事披上爱的外衣，不得不粉饰它们，或者否认它们——一句话，即实行流俗的伪善”。
(二)美国文明的特征
从英国殖民地发展成为世界超级大国，美国的现代化历程具有独特的发展路径和鲜明特色。美国通过对英国及欧洲政治体制进行移植和改造，建立起了美国式民主政体。1787年宪法，确立了一套复合分权与参众两院、行政权与立法权之间多重制衡的政治体制。对公民权利的种族限制、性别限制被彻底从体制中清除，公民政治参与不断扩大，公民权利保障机制逐渐完善，美国工业中产阶级肩负起改革的重要历史使命，从而形成了一条具有美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1790年斯莱特将英国的阿克莱特棉纺织技术成功引进到美国，成为了美国工业化的开端。1791年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部长汉密尔顿向国会提交《关于制造业问题的报告》，充分显示出美国政府对制造业发展的高度重视。随着沃尔瑟姆制在美国其他行业的应用，手工生产终于开始向着现代意义上的工厂制转变，标志着美国终于从模仿走向了创新，从而引起整个北美经济发展的巨大变革。美国农业现代化大体经历了机械革命、化学革命、生物革命和管理革命四个阶段，自1948年至2019年的70年时间美国农业产出平均增长速度为1.42%,显著高于投入增长速度，极大地促进了美国农业的跃升式发展，奠定了美国农业在世界范围的领先地位。第二次工业革命是美国的镀金时代，也是美国梦时代。美国在电力技术、交通运输、通信技术和航空领域取得的重要发明，推动经济超越英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同时美国钢铁公司、杜邦化学公司、福特汽车公司、洛克菲勒石油公司、波音公司等一大批世界性公司诞生，使美国得到迅猛发展开始走向世界舞台中心。
美国现代化道路“经历了工业化、去工业化和再工业化等不同的工业化阶段，其贸易与产业政策也经历了由贸易保护主义到倡导自由贸易、再到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的历史演变过程”，也反映了美国文明具有鲜明的优长和弊端两方面的特征。第一，美国现代化虽然受到了英国和欧洲的强烈影响，但并不是其翻版，开拓进取、国家利益、弘扬自由、公民契约、宗教神学、科技创新等思想文化推动了美国社会的深刻转型，使其逐渐成为世界上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国家。第二，美国自诩为“自由”“民主”“平等”的“文明典范”，可是美国的政治极化与社会分裂、种族歧视与贫富分化、枪支文化与暴力问题、军事干涉与文化侵略、滥用制裁和脱钩断链等所作所为，却似乎与美国的“文明”全然相悖。因此，美国式现代化的推广、复制局限性极为明显。发展中国家不能盲目照搬、复制，不能失去发展的自主性，更要防止落入赶超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和“修昔底德陷阱”。
(三)“文明标准”的塑造
19世纪90年代起，欧洲列强通过军事实力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把亚洲、非洲和美洲等地区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在控制经济命脉、榨取大量财富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一个全球性的国际体系。为了保护欧洲人在殖民地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并对国际社会的成员资格进行把关，欧洲列强的外交官、律师和知识分子从“欧洲文明”和“欧洲文化”的角度重新界定国际法。正是在这样的特定历史背景之下，亨利·惠顿《国际法要素》、格贝尔《德意志国家法体系的基本特征》、伯伦知理《文明国家的现代国际法》、威廉·爱德华·霍尔《论国际法》、詹姆士·洛里默《国际法概要》、托马斯·厄斯金·霍兰德《法学原理》、约翰·韦斯特累克《论国际法诸原理》、托马斯·约瑟夫·劳伦斯《国际法原理》等著作相继问世，“文明”“国家”“主权”“国际社会”等概念被编入国际法原理, 被写进政治地理教科书,被嵌入欧洲国家与其他国家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成为支撑起19世纪末实证国际法的正当性和思想基础。
近代主权国家产生于欧洲，随着欧洲列强成为主权国家社会的主导者，“文明标准”的使用更加普遍。不过判断的具体标准从未被明文规定下来，普遍的做法是由欧洲的“文明国家”来定义。通过对“文明”“国家”和“主权”的不断解释和再定义，“文明标准”已经明确地用来区分文明国家和野蛮国家的行为和国际权利，从而在国际法框架下塑造了一套不平等的国际秩序。1984年英国学派学者江文汉出版的《国际社会的“文明”标准》，将“文明标准”概括为五个方面:(1)“文明”国家保障基本的权利，即生命、尊严、财产、旅行、经商和宗教信仰的自由，尤其是外国侨民的权利。(2)“文明”国家作为有组织的政治机构而存在，它具有维持国家机器运转的效能，具有组织自卫的能力。(3)“文明”国家全面遵守国际法,包括战争法；同时也维持国内法庭与法规体系，颁布法令以保障司法公正，外国人和本国公民同等对待。(4)“文明”国家通过维持长期有效的对外交流和沟通的渠道，履行国际社会的义务。(5)“文明”国家遵守已经认可的“文明”国际社会准则，殉夫习俗、多妻制、奴隶制等都是“不文明的”。可以说，欧洲列强是“文明标准”(通常学术界视为“旧文明标准”)的制定者、解释者和裁定者，基本是把欧洲国家作为文明国家、非欧洲国家是“未开化”和“野蛮”国家区分的，以此作为阻止“他者”进入到欧洲和后来国际社会的一个门槛。所以，这套“文明标准”，散发着“文明等级”、种族傲慢以及西方中心主义的气味。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欧洲列强为重新瓜分世界而爆发的一场帝国主义战争，西方人之间“野蛮”的相互厮杀，暴露了“文明标准”的欺骗性。斯宾格勒面对动荡不安的欧洲社会和文明危机，悲观地写下了《西方的没落》。“但一战的惨剧并没有改变西方列强主导世界的决心,‘文明标准’被与战后秩序的制度化建设联系在一起,并在《国际联盟盟约》中得到集中体现。”国际联盟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欧洲再次陷入战祸，但仅仅过了20年，便迅速滑向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促成了欧洲列强世界主导地位的终结和殖民帝国体系的崩塌，而且导致一大批过去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成为主权国家或者国际社会成员，由此“文明标准”也失去了合法性。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成为单极霸权，欧洲中心论被美国中心论取代，“文明标准”的讨论也从蛰伏走向复兴，英国学派学者开始使用“新文明标准”概念。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张小明教授将其主要内容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主权的界定。主权依然是重要的国际规范，但被重新加以定义，产生了“有限主权”“负责任主权”等概念。第二，人权规范。在“新文明标准”语境中，人权被认为是国家合法性的重要来源。第三，民主规范。国家是否为民主国家，也被视为“新文明标准”中的重要内容 。第四，环境主义规范。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环境，已经成为“普世性”的国际规范，它也是“新文明标准”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尽管“新文明标准”也依据全球化环境的变迁调整了国际社会的规范与价值判断，但美西方国家的意图是要重新开始按照自己的愿望规制这个世界，驱使非西方国家接受西方宣扬的自由、民主、人权的所谓“普世价值”。
三、文明与强权：西方的两副面孔
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后，许多殖民者引用《圣经》为他们大肆掠夺土地、屠杀当地印第安人进行辩护。达尔文提出生物进化论学说，白人种族主义者主张按照种族高低建立社会等级秩序。法兰西殖民帝国是在高调宣示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治国理念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将文明与强权的两面性发展到极致。西方文明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表现出两副面孔：文明与野蛮、“普世价值”与帝国霸权的吊诡。
(一)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
英国的工业革命和法国的政治革命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彻底颠覆了19世纪东西方的力量对比，成为人类历史上现代化时代的起点。皮特·斯特恩斯等人的《全球文明史》就借用了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的“漫长十九世纪”概念，时间大约从1776—1914年，从中我们看到19世纪的全球史就是工业革命和欧洲秩序向全球扩张的历史。
美国全球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在《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著作中，就明确将1789—1914年称为“西方的扩张”年代。
早期殖民扩张是血与火的征服与掠夺，西方殖民主义者用自己的战马和剑矛对印第安人进行血腥屠杀，表现极端残酷。伴随着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地土著居民的残酷掠夺和屠杀，造成了许多古代民族文化的湮没和摧毁。第一次工业革命促进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快速发展，欧洲各国对海外市场以及廉价原料的需求大幅度加强，导致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19世纪90年代起，欧洲列强竞相掀起殖民扩张的高潮，帝国主义的触角深入到世界各个角落。垄断资产阶级推动国家对外扩张瓜分世界，他们不但对亚非拉地区输出商品、掠夺原料，还进行资本输出。英国是新殖民帝国的典型代表，它最有价值的殖民地是印度，而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等白人移民殖民地则被视为殖民帝国的核心。据统计，各殖民主义国家在1876年共占领非洲10.8%的领土，而英国就占其中的41%，大大超出占28%第二位的法国。法国抓住19世纪晚期在全球范围展开海外扩张的有利时机，在殖民地开疆拓土上远走在德国前面，巩固与提升了其世界第二大殖民帝国的地位。从1870年到1914年，法国所占有的殖民地面积从最初的100万平方千米扩展到了1100万平方千米，殖民地人口也由500万增加到5000万。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扩张中，德国是最后加入殖民行列的。从1884年开始，30年时间德国先后将西南非、多哥、喀麦隆、东非、新几内亚等地纳入帝国的保护之下，一跃成为仅次于英国和法国的世界第三大殖民帝国。俾斯麦也一反往常厌恶殖民扩张的腔调，转而宣布：“殖民地将意味着为德国工商业的扩张赢得新市场，为德国人的活动、文化和资本赢得新场所。”
在军事征服和政治统治之外，西方殖民主义者在全球扩张过程中，还大肆宣扬殖民理论，构建政治话语和意识形态，为殖民统治的合法性寻求理论辩护。第一，“文明—野蛮”二元对立。随着殖民扩张殃及世界各地，西方通过建立殖民者与原住民、白人与黑人、种植园主与契约劳工等之间的文明与野蛮、高贵与低贱的话语体系，殖民者将对被殖民者的奴役与剥夺合法化了。英国功利主义思想家詹姆斯·密尔的《英属印度史》,就借用“文明”的尺度和等级将西方与印度等非西方放在一个“差异”甚至对立的话语秩序当中，其实质就是赋予殖民统治以正义性、崇高性和道德性。西方所主导的“文明—野蛮”话语贯穿于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殖民过程中，成为一套根深蒂固的文明征服野蛮的殖民逻辑。第二，白人至上“种族优越论”。白人至上“种族优越论”的核心，在于维持白人对非白人的剥削和压迫，捍卫白人财富、权力和特权。西方列强在殖民扩张的过程中，热衷于制造和传播种族主义理论，如“人类的历史就是种族进步的历史，就是白种人的影响力不断扩大的历史，就是政治自由按照欧洲的种族模式向所有白种人普及的历史”，为白人殖民者的征服和扩张提供合法性依据。美国建国后，白人至上主义成为美国身份认同的一种表达，成千上万的土著印第安人被屠杀，大量的黑奴、华工等被残酷奴役。为延续白人主导权，种族主义者主张按照种族高低建立社会等级秩序，甚至将种族主义理论逐步纳入国家体制构建之中，出台了影响深远的《奴隶法典》。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对外奉行门罗主义，实行扩张政策，曾为美国占领菲律宾辩护：“我们对生活在野蛮状态的人们的责任，要确保将他们从枷锁中解放出来”，“我们只能通过摧毁野蛮状态本身来解放他们。”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英美国家“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政策最盛行的时期，“种族优越论”成为对外殖民扩张的精神遮羞布。第三，“文明使命”话语的建构。在1885年前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开始了向全面殖民扩张的转向。时任法国总理、殖民派代表朱尔·费里在议会辩论会上，公开宣称：“我们应该开诚布公地说: 事实上，高级种族对低级种族具有某种权利……我再重复一遍，高级种族对低级种族拥有一种权利，这是因为他们对低级种族负有一种义务——文明开化的义务”，“我坚持认为欧洲国家具有慷慨、伟大和诚实这一文明的崇高责任。”以“高级种族”“开化者”自居，对“低级种族”“野蛮者”负有“文明开化”的义务，因而也就拥有了对后者进行殖民的正当权利。在“文明使命”话语的包装下，建构了一套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它为法国此后在全球范围内一路高歌猛进的殖民扩张，提供了另一种思想武器和控制手段，对被殖民者进行思想奴役、文化控制和文化身份再造更具欺骗性。
(二)“新帝国主义”的霸权特征
1902年英国学者约翰·霍布森出版《帝国主义》，他认为帝国主义意味着对外的扩张，而这种扩张的主要动因是金融资本的扩张。1916年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著作中，明确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具有五个基本特征：(1)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2)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融合起来，在这个“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3)和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4)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5)最大资本主义大国已把世界上的领土瓜分完毕。列宁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观点已经过去100多年，但“列宁基于唯物史观对帝国主义研究的方法论和一般原则没有过时，列宁以垄断研究为基石的帝国主义理论命题没有过时”。到了20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出现了巨大波动。1971年美国单方面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式解体，欧美资本主义强国取消了对国际资本流动和管理的限制，帝国主义进入新帝国主义阶段。
２0世纪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美国迎来了渴望已久的 “单极时刻”。布热津斯基指出：“苏联的失败和崩溃是一个西半球大国美国迅速上升为唯一的而且的确也是第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大国的进程中的最后一步。”冷战结束后，美国完成了全球霸权秩序的初步构建，帝国野心开始恶性膨胀。新帝国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在当代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特殊历史发展阶段，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政治霸权。美国独霸天下，拥有世界上占绝对支配性地位的军事力量，在其操纵下构成了以七国集团为主体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同盟和以北约国家为主体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军事和政治同盟。美国还通过双边联盟条约形成如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军事同盟，在全球各地区形成军事威胁和挑衅，加剧了新的军备竞赛。第二，经济霸权。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美国绑定石油用美元结算、建立美元回流机制、创造美元大幅度贬值或者升值周期；对于敢与美元分庭抗礼或者发行与美元存在潜在抗衡能力货币的其他经济体，通过军事打击进行削弱。“近十几年，美国利用SWIFT体系作为长臂管辖的工具，并与美联储的转移大额付款系统两者叠加，形成了由美国牢牢操控的，以美元为主体的全球结算体系，成为支撑美元霸权的重要工具。美国想对谁制裁，想对谁围堵，就把这两个体系作为工具。”美国正是凭借美元霸权、经济霸权，不断地瓦解民族国家的经济主权与经济社会结构。第三，文化霸权。自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就确立“和平演变”的策略,不遗余力地以各种方式策动颜色革命,宣传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普世价值”和意识形态。强大的文化工业与发达的传播媒介，一直是美国新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全球扩张的主要途径。美国建立了涵盖图书、影视、互联网、学术研究等全球传播媒介的文化霸权，其思想、知识、观点、话语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以电影为例，诺文·明根特教授在《好莱坞如何征服全世界: 市场、战略与影响》书中，就指出美国意识形态在美国电影中的种种表现: (1)展现美国制度的优越性，如 《天命》 《独立日》 《世界末日》；(2)爱国主义的重要性，如 《爱国者》 《风语者》；(3)总统占据中央广场，如 《惊爆内幕》 《天地大冲撞》；(4)革命意识形态的失信，如 《斯大林格勒》以挑战苏联的意识形态作为结束；(5)美国梦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 “爱”与 “家” 主题的内容，如 《后天》虽然表达了对美国政府的不满，但该片最终赞颂的仍是被渲染了的美国价值观；(6)令人欣慰的世界愿景，如《爱国者》表达美国人民追求自由和民主的反抗精神，以及由此引申出来的对世界美好愿景的期待。美国文化的渗透路线，首先打通欧洲，获取欧洲市场，夺取欧洲(法国巴黎)的艺术中心地位；再渗入拉美、亚洲等区域，扩大其艺术市场和自身影响力。“这种文化霸权既是通过对他国文化艺术的同化和侵占来凸显自己的艺术价值，转过来又使其为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目的服务”，更为复杂、隐秘并且极具欺骗性。第四，军事霸权。美国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成为全球头号强国后，更加肆无忌惮地粗暴干涉别国内政。美国先后发动或参与了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和叙利亚战争，推翻了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民选政府，酿成难以计数的人道惨剧。美国在其240多年历史中，仅有不到20年没有打仗，通过一场场战争，美国铺设了覆盖全球的军事基地作为控制世界的战略锚点。美国依靠众多的海外军事基地以及先进的航母舰队群控制着全球的石油资源,掌握着全球主要的海上运输通道和欧亚大陆地缘政治咽喉。在战争中扩张，在战争中称霸，美国是世界动荡不安的主要根源，是威胁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最大挑战。
(三)“普世价值”的现实悖论
“普世”一词源于西方基督教，表面有“全世界范围”的意思，背后隐藏着的却是对基督教教义和规则的无条件接受。以1789年的法国《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为标志，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人权等价值观就成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和神权统治的口号和工具。资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之后，“普世价值”观念开始进入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实践，为其披上所谓客观真理的外衣，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有普遍意义的思想。2010年5月，奥巴马政府向国会提交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更是将“普世价值”提到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这份报告强调：美国坚信“普世价值”，致力于在世界范围内推广“普世价值”。坚定支持“普世价值”，这是美国区别敌人、敌对政府和潜在对手的原因。基辛格在《论中国》中就指出: “美国自建国以来笃信自己的理想具有普世价值，声称自己有义务传播这些理想。这一信念常常成为美国的驱动力。”以自由、民主、人权为核心内容的所谓“普世价值”，已经成为21世纪美国牟取全球霸权的意识形态工具。为了达到自己的战略目的，美国通过强大的科技、经济和军事实力作为保障，在全球推广自由主义和文化霸权，迫使各国采用美国式的民主制度。其推行的途径有：“利用现代传媒进行长期的、全球规模的广播宣传，宣传美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通过非政府组织、民间基金会的推广，以文化交流为掩饰进行文化渗透；通过国际贸易中对文化商品的输出，并通过全球贸易的文化‘配售’传播美国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通过有线电视网和计算机互联网建立全球各种媒体网络，进行媒体外交；通过大众消费文化进行公共传播等政治社会化渠道，对外推行其民主制度和政治价值。”甚至不惜诉诸武力，造成了世界上许多新的动荡。
21世纪以来，美国推动的“普世价值”已面临多重困境，出现了自我否定的现实悖论。第一，口头上倡导自由，行动上却限制自由。美国把经济自由、贸易自由一直视作最基本的价值观，但近年来却不时挥舞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棒，依据美国国内“301条款”等法规对世界各国征收高额关税，打贸易战。美国强调信仰自由，却故意夸大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对立和冲突，甚至限制一些国家穆斯林赴美出入境的自由。美国宣扬言论自由、信息自由，但却赤裸裸地对大量普通民众实施监听，肆意侵犯公民的隐私权和通信自由。2013年斯诺登曝光的美国“棱镜”项目，就是证明。第二，美式民主陷入代表性困境。美式民主向来被西方政客标榜为“民主样板”“民主灯塔”，为世界上最好的民主制度。但“美国的选举已经逐渐从一种授权和问责的手段，沦为空洞的授权仪式，选举民主更是蜕变成‘选主’民主”。无论全国性还是地方性选举，持续走低的投票率，造成选民选举的代表性严重不足。美国的民主、共和两党，制定的公共政策民意基础薄弱，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和党派色彩。美国的民主选举受金钱、媒体、利益集团等影响和操纵，已经变成垄断资产阶级控制普通大众的寡头政治，充分暴露了美国民主的虚伪本质。第三，美国人权的“灯下黑”。美国始终以“人权的卫道士”自居，不仅对自身严重的人权状况视而不见，还往往打着“保卫人权”的旗号，以西方的人权标准来衡量、评判和制裁别国的人权状况。2022年美国政府大幅放松枪支管制，有超过5800名18岁以下的儿童因枪击受伤或死亡，校园枪击事件数量高达302起，创1970年以来的最高值。种族主义愈演愈烈，少数族裔遭受广泛歧视。美国政府历史上对印第安等原住民采取种族灭绝、文化同化措施，造成的苦难至今仍在延续。妇女堕胎失去宪法保护，儿童生存环境令人担忧。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推翻“罗伊诉韦德案”的裁决终结了近50年来受宪法保护的堕胎权，是对妇女人权和性别平等的巨大打击。滥用武力和单边制裁，制造人道主义灾难。21世纪以来，美国以“反恐”为名在85个国家开展军事行动，直接导致至少92.9万平民死亡，3800万人流离失所。美国人权的“灯下黑”，实际上是对西方所谓自由、民主、人权“普世价值”的最有力的自我否定。
四、结语
“文明”是欧洲人创始于18世纪启蒙时代的一个概念，用来指代一个文雅、有教养、举止得当、具有美德的社会群体。随着现代欧洲的社会演进和思潮流变，“文明”的内涵变得越来越复杂多样。学术界围绕“文明”建构出各式各样的理论，归纳起来有文明等级论、文明形态论、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文明互动论、单数文明论、复数文明论等，多数理论持种族和文化优越性、“欧洲中心主义”叙事的意识形态，“文明”逐渐沦为西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所利用的工具。不过文明互动论、文化多元论，反对西方人把本种族、本民族自身的文化视为绝对性的和中心性的存在。德国思想家斯宾格勒就批评“西方中心论”的错误，在于制造了一个文化和历史上的“托勒密体系”。西方人眼中的“古代、中古、近代”的历史是以希腊人、罗马人、文艺复兴和当代欧洲作为奠基的，这种“线性进步”历史观持有一种排他性的思考,对其他民族和文化“走马观花和一知半解”,因此西方人应该放弃以自我为中心的单一化诉求。这为我们更全面地认识人类文明多样性及其发展规律，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
现代化发端于18世纪60年代的英国工业革命，很快席卷欧洲，突出的特征为工业化与城市化、教育普及与社会分工、市场经济与自由贸易、民主法治与个人主义、资本主宰与世界市场等，从而引发西方社会结构、经济模式和文化的深刻变化。现代化运动作为一种世界潮流，开创了把科技运用于生产力发展的新实践形式，推动了社会和人在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开化和进步，提高了经济全球化的速度和范围，使世界由封闭走向开放。现代化发展到今天，是一个不断升级演进的过程，没有统一标准，也并非“现代化=西方化”这一固定的模式。由于历史、制度和文化的差异性，不同国家和民族选择了不同的现代化道路和方式，产生了多种现代文明或文化模式，都应受到尊重。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和布莱克的《比较现代化》，均明确反对现代化即西化、现代性与传统性截然对立的观点。他们认为“完全照搬西方模式、全盘抛弃自己的传统，多数是不能成功的”。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的现代化实践，既广泛学习既往现代化的成功经验，又紧密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过，“应防止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误判”。因此，我们在强调现代化的 “中国式” 特点或中国的特殊性的同时，不能忽视“现代化” 本身的研究，“应当防止将‘中国式’与‘现代化’分割开来”。
西方文明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建构了一套“文明与野蛮”二元对立叙事的话语模式，反映了西方文明征服东方文明的世界秩序想象。以英美等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率先走出了一条现代化道路，实现了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巨大转变。但是建立在暴力剥夺和殖民扩张之上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为全世界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和影响，反而显现出“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某种不可复制性。冷战结束之后，人类文明日益被狭隘化为“资本主义化”，甚至被简单化为“美国化”。美国一直声称有权对世界上任何“失败的国家”实施干预、制裁甚至入侵，有权重塑和改造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向全球强制输出“普世价值”的美式民主制度。但美国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以及藐视《联合国宪章》《日内瓦公约》《京都议定书》等国际法则的做法，引发全球性的反对和质疑，也预示着“普世价值”并不普适，美国霸权衰落是历史的必然。因此，“文明与野蛮”二元对立成为广受诟病和批判的宏大叙事。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多次呼吁跳出西方“文明等级论” “文明冲突论”和“历史终结论”的陷阱，大力倡导“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这一开创性的人类文明交往新范式，打开了不同文明之间和谐共处的历史空间，推动世界文明交往秩序朝着多样、平等、包容、互利、共赢的方向变革，为实现人类文明永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我们“要有拿来主义的勇气，要有扬弃主义的态度”，深入研究阐释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理论，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
张耀铭，男，山西吕梁人，《新华文摘》原总编辑，二级编审，主要从事社会科学理论研究
来源：《学术探索》2024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