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新冠之年，全球受虐，至今未解，不得安生。人与自然的关系失衡，人类理性与欲望的狂飙突进，在这个似乎“历史终结”的全球化“深度”时代，招致了自然的反向平衡与神秘调整。人类以意识形态画地为牢，以科学技术追捕毒踪，以疫苗竞赛安抚人心，以权力和资本的扭结控制市场与生命。真正改变人类历史走向的，竟然不是世界大战，而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瘟疫，一场自然与人类的持久战。
合作抗疫本为公益，但一波三折。“无问西东”的大同理想，敌不过异教、异族、异己之别异观念。古典轴心时代以来，东西文明各以观念与制度的固有传统内修外溢，彼有世界帝国，我有天下主义。近世以来，西方文明日趋巅峰，但终究未能超出敌我区分与异教意识，无法达于大同。疫情肆虐，人类世界的内在敌意与文明断层线赫然在前，列强谋划的逆全球化与民粹风暴骤起于后。全球化，一个趋于大同和团结的共同理想，面临结构崩解的极大风险。贸易战先于新冠，新冠激化冷战，权力博弈加剧，地缘冲突升级，一个“战国世界”破坏了无数个人、家庭、民族乃至于利益集团的扁平流畅之世界规范理想。
这是一个剧烈变迁的不安时代。2020年初武汉首发疫情，竟有人联想和期待一个政治的“切尔诺贝利时刻”，生灵涂炭不念，冷战旧梦常温，并夹杂历史幽怨和一厢情愿，于是只能前后矛盾，为天下笑。美国疫情泛滥，联邦制魅力顿挫，民主责任制消弭，人民健康安全不敌经济指标、连任预期和冷战利益。中美抗疫长线比较，增加了国人自信，刺破了崇美迷梦，也渐然拉平了中西沟壑。事实胜于雄辩，实践是最好的教师，中西方关系提前进入一个“准平等期”，东方主义的迷雾快速消散。这是不安时代的一个显著亮色。
中国在2020的改革进入快车道，这是综合前后三十年的体系性改革，是回到自身文明、历史与制度传统的定型化改革。十九大报告宣示了中国民族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远程理想，传递着中国作为世界历史民族的自我肯定与进取意志。
2020，中国以坚定的全球化立场及民族国家的利益自觉，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并展现了综合实力前所未有的高度及能量：
其一，“以人民为中心”的整体抗疫模式，是中国文明与体制比较优势的集中展现，文明不仅以最弱者的待遇为尺度，也以最危机状态的整体安全为尺度。
其二，“与世界合作”的全球化立场，包括与WHO的完全合作、对多国的疫情援助、RCEP/中欧投资协定的闯关成功以及坚定维护WTO多边贸易秩序的建设性实践，这些努力有效批判和对冲了美国的逆全球化与特朗普主义的新冷战，成为世界经济秩序的稳定性支柱。
其三，“一国两制”范畴的依法治理与持续开放，主要包括因应香港变乱而制定《香港国安法》以及因应两岸关系对抗现实而主动承担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治理责任，凸显“一国”在这一实验性宪制模式中的立法者与秩序保护者角色。港台依托西方背景和干预的“传统优势时代”就此终结，一个必须也必然适应于“一国两制”国家主场的新时代拉开帷幕。在香港，我称之为“一国两制”的下半场。在台湾，我称之为“一国两制”的主场统一进程。
其四，依法治国范畴更加坚定展现党的领导的法理正当性与制度公共性，统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构。新时代改革的最大特征即为党的领导的自我理性化和制度化，这不仅包含于2014年依法治国的决定之中，也体现于2018年的结构性修宪。党的领导是我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制度成果之一，也是既定宪法原则，但如何自我形塑为一种兼容于中国宪法秩序的内在要素和理性法权，长期挑战着中国宏观治理的规范性与稳定性。2020年岁末的“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提出，一定程度上回答了“全面依法治国”的理论根据与实践取向的重大问题，也为党的领导的理性法权塑造提供权威指南。宏观思路既定，分系统的制度细节将逐步调整适配。党是领导一切的，但一切需从实际出发。执政党的法治自觉既是权力自觉，更是规范与伦理的自觉，是“更大权力、更大责任、更大约束”的权力自我理性化进程。这无异于执政党的又一次自我革命，一次以法治原理进行的自我规范化与理性化的革命。
其五，积极培育“中式全球化”的结构增量，促进多中心的全球化机制发育，主要包括“一带一路”倡议的精细化实践、粤港澳大湾区的升级发展以及人民币国际化、数字人民币等金融安全设施的创发、跨国5G的通讯世界的建构。这些自我增量不是取代既有全球化，而是根据自身利益、能力与安全而采取的并轨全球化行为。任何增量发展均不是封闭操作及寻求新霸权，而是制衡既定霸权，寻求多元、公正、可持续的全球化基础设施框架。
纵然2020中国确定地站稳脚跟并有所进展，甚至世界格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利好条件，但我们绝不应低估2021年的历史风险性和全球化的冲突能量。在建党百年及新冠次年的系列挑战中，我们应保持清晰的战略判断与实践作为，与人民为为友，与世界为友。
其一，宏观上，中美关系与准冷战冲突仍然是主线，风险转移与叠加难以避免。特朗普已去，特朗普的核心遗产仍在，新冷战的朝野共识未解。拜登对特朗普遗产的继承面预期将超过修正面，这是由美国国家利益的本质及中美关系的冲突性质决定的。管控中美关系宏观风险，延缓美国极端行为的决断时间与执行力度，引导多方力量制衡美国的破坏性，创造中美更多利益交集，并以坚定的法律与政治行动传递中国国家意志信号，是处理中美关系的复调策略。
其二，国内制度风险与价值观冲突不容忽视。新时代具有不同于改革开放初期阶段的综合化与自主化性质，但调整转型太快，脑筋急转弯，政治决断频频超前于社会意识与学术判断，加之历史沟壑难平，利益、立场与改革愿景有别，观念与知识转型调整一时无法完成，其内在冲突性和对抗性不可能一朝消解，甚至局部激化。这些都是新时代改革之内部阻力与风险的来源。甚至新思想、新官僚、新智库、新体制也仍然未臻成熟。出路可虑者：法治优先，尊重国家法律已有规范和治理秩序，民主政治循序发展，内外循环有机整合，积极回应后疫情的经济顿挫与民生疾苦，建立更为公平的分配机制，以坚定有力而精准的系统改革回应和解决内部矛盾冲突。以中国的巨量影响，任何内政修为，万民系之，天下瞩目，从来就不是简单的内部事务，必然牵涉国民认同和国际认可，从而根本上决定了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可接受性与基本前景。
其三，中国整体发展的文明论根基仍需思虑和结构化。凝聚国族及协和万邦的，不只是一时的技术突破和经济繁荣，甚至不是专家式的政策与制度诊断，而是文明根基的重塑与共识化。中国的主导意识形态自然是马克思主义及其发展形态，但文明论根基却在五千年中华文化之历史与规范，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是在这一正确的文明论意识与方法论基础上得以不断取得思想创新与实践突破的。然而就中华文化内在构成而言，主次仍有不谐。以2020年岁末之历史巨制《大秦赋》为例，剧本、演员和演技是技术性层面，争执的关键乃在儒法之争。法家建构中国国家理性，在历史和学术上已有确证，但善治不止于国家理性，还需法度优良、人心教化、社会和谐等。此剧撕开的儒法之争，秦风与过秦风的精神冲突，古时已有，现今更烈。法家立定国家本位，儒家固守社会本位，批评者多为自由个人主义一脉，或引儒批法，或径直以现代性抨击中国传统，说的是《大秦赋》，诉的是今朝事。文明论根基之争，重现了近代以来的“中西古今”道统与合法性之争，由内而外，惨烈非常，从未有思想和理论上的真正解决方案。斗争或有结果，思想无法捏就。真正的民族复兴，必有真正的“中国思想”为之奠基，才可靠、可信与可持久。
总之，2020在新冷战与新冠疫情的全球风雨中飘忽而过，中国与世界均陷入更加不安和不确定的氛围之中。在不安的年代里，中国以和为贵，以发展为务，以自身文明的天下尺度为规范，以全球化的理性精神为引导，以民族复兴的长期事业为依归，逐步走出了一条自主现代化与全球化道路。就像西方的全球化泽被世界一样，中国的全球化因其文化原因更可能是人类的持久福音。我们乐见在2020/2021交替之际，亚洲范畴的RCEP与亚欧范畴的中欧投资协定尘埃落地，世界秩序进入麦金德所谓的“世界岛”的向心建构阶段。即便是最强者美国，也不能逆全球化潮流而动，不能否定和平发展的公益本质与共享法则，否则只能自我边缘化。至于美国选举争议和总统权力交接斗争，以及美国疫情的持续恶化，表征的乃是疲惫帝国的腐化与衰变，类同晚期罗马景象，如不能回归全球化与和平发展的人类理性轨道，其国际政治与发展的挫折还将持续。在不安的2021，中国将更加凸显为世界增长的中心，中欧或成为止刹“逆全球化”的制动机制与重新发展的关键动力。我们当振奋于这一不安的时代，不负文明，野蛮生长。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高端智库驻站研究员，法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