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香港、北京和上海之间穿梭来往，这一年身心俱疲，也少读了很多书，因此，当《中华读书报》要我写这篇类似年终盘点式的文稿时，自己就觉得很没有底气。好在我有看书记录的习惯，翻开日记，也能够子丑寅卯地说出这一年读的书，只是觉得开列书单记流水账，似乎很没有意思。

不消说，专业的阅读总是占据了我最多的时间，不过，正如有人说的，职业球员享受不到业余运动的愉快，当阅读完完全全成为职业，这阅读几乎是一种智力考校，就像学生，知识学习遭遇考官检验，就成为针尖麦芒的彼此算计，在这种“智斗”里面哪里还有什么乐趣？在这一年，至少八成读书时间，我是在各处看文献，不过，披沙拣金的搜索有时很苦，有时也乐，如果看到一两则有趣又有用的资料，也能高兴上好一阵。比如当我读《申报》时，看到1900年8月25日《江西萍乡县顾大令家相课士略说（下）》说“古埃及古碑与古篆籀相似，可见中国声教曾及非洲，近日南美洲复掘出华字碑，尤足徵中国早通美洲，而西人目为新出世界，乃一偏之论也”，不觉莞尔，对于现在甚嚣尘上的“中国人发现美洲”说，更有了“同情的理解”；而在看韩国人编的百册《燕行录》时，看到朝鲜人对清代中国的怀疑和偏见，也觉得很有趣，像他们固执地相信清朝皇帝祭堂子不是祭天而是祭祀明代邓将军，像他们怀着鄙夷对蓟州城外祭祀杨贵妃和安禄山的奇怪议论，读来也觉得有趣，于是，在写严肃的学术论文外，也写了几则随笔，写随笔的心情毕竟比写论文要轻松和愉快。

为了研究，也读各种各样的学术著作，我的日记中记录了很多书名，也摘录了一些内容，同样是中外都有，看上去很杂。也有感觉有趣的时候，比如看到一本《唐人杀しの世界》，说到日本宝历十四年（1764）朝鲜通信使崔天宗在大阪被杀死的事情，这一事件在日本人的重重记录、传说和加工后，被写成小说和歌舞伎、净琉璃等剧本反复上演，故事演变成崔天宗与日本游女恋爱生子，回朝鲜后，其甥勾结崔妻杀害崔氏，并以崔天宗之名顶替为官，出使日本，被铃木传藏即崔氏之遗腹子在大阪杀死。据日本学者池内敏说，这个故事和讲郑成功的《国性爷合战》一样，之所以会受到日本人的喜欢，是因为报仇雪恨的主角，母亲都是日本人。这是想像的偏见，但是这种偏见的想像，不是更令人深思吗？的确，读学术著作的时候更多的是沉思。比如读余英时论胡适，就想到现在的“国学热”，国学究竟是“国故学”还是“国粹学”？这很要分别，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里面说，国故学是研究中国文化和历史的学问，因为是“研究”，便不是捍卫或固守，所以，胡适觉得要一方面“整理国故”，一方面“输入新知”。可是，“国粹学”却是有立场的，它先设定了传统是独特的，而独特的是需要捍卫的，而且儒家是中心的，这不是学院和学者的立场。

与职业研究无关的书，读得越来越少了，这很让我悲哀，其实，读书是自己的事情，清茗侧卧读闲书，和书中的人隔着时空交谈，永远是雅事和乐事，可是现代社会把人都逼“急”了，在这个就像长程马拉松比赛式的社会变化中，因为害怕落后而导致的心理压力，把所有的人都逼得气喘吁吁地拼老命，跑在前面的人紧张，回头生怕别人赶上，跑在后面的人焦虑，跌跌爬爬向前奔，前前后后拉开的距离，又让人心理失衡而怨怼，在这个“为物所役”的时代，人哪有时间看什么“无用”的书！清点日记，只是在年初仔细地看了《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为了撰写评论，仔细拜读了何兆武先生的《上学记》，在三四月间翻过查建英编的《八十年代访谈录》，在五六月间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十册《吴宓日记续编》，原本在书中密密麻麻地夹了几百张签条，可是，到了现在也没有把承诺的书评写出来。

时代变化太快，人被抛掷在这种时间加速的潮流中，现代也罢，后现代也罢，都是以快速为追求的，新鲜、进步、发达、变化，一切在无休止的喧哗和跳荡之中，我曾经说过，现在是流言多于知识，花絮多于思想的时代，眼花缭乱的世界把欲望刺激到最大值，读书所需要的那种闲适、深思和沉潜，大概是很不合时宜的。我常常想，读书最认真的时代，是“抄书时代”，需要一字一字地抄写，不得不仔细校阅；到了“印刷”时代，很多书来得容易，就不必认真读了，只要有钱就可以“坐拥书城”；而如今呢？当很多书都上了网，只要一按键盘就可以“收入囊中”，那些拥有若干光碟的人，感觉就仿佛“腹中有书五车矣”，那么，还有人会认真地手捧纸卷，一字一字地读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