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根据葛兆光2011年7月30日在中央国家机关“强素质、作表率”读书活动2011年第7期主题讲坛上的讲座内容整理。

我要先说明一点，也许有很多人是禅宗或者禅文化的爱好者，甚至是信仰者，但我是一名历史学的研究者，所以我的立场可能是一个历史学家的立场。我经常有一个比喻，就是爱好者和信仰者就好像是一个在前台看戏的观众，他是把戏当做真，然后跟台上的演员同悲共喜，跟他们一起投入感情。另一个是历史学家，他常常到后台去看，看到的肯定不是青春靓丽的演员，也不是感人肺腑的剧情，他看到的是一个卸妆后的真实状况。所以，历史学家讲禅宗，可能略略有一点扫兴。但是我希望大家明白，这可能是比较接近真实的历史的。

首先，我讲一个简单的引言，就是禅宗的世界性，现在禅宗已经不再仅仅是中国的，甚至不仅仅是东亚的，而是世界性的一个文化现象。不管现在你怎么看，100多年以来，禅宗其实已经传播到世界的各个地方。在英文里面，禅宗的“禅”曾经不叫做“Chan”，叫做“Zen”，这是因为最早把禅宗的思想和文化传到西方世界的是日本人，日语的“禅”念“Zen”，所以，英文里面很大的比例都是写“Zen”，而不是“Chan”。20世纪初，由日本的铃木大拙把禅宗带到了西方，他用英文写了很多禅宗的书，引起了西方人对于禅宗的重视。但是，禅宗真正在世界范围内流行开来跟1960年代整个世界出现的文化变迁有关。大家都知道，1960年代是一个现代西方世界受到文化冲击的时代。那个时候有所谓的“垮掉的一代”、嬉皮士运动，还有新潮流电影，还有反战，就是反对越南战争。那个时候出现了强烈的对自身，也就是对西方文化质疑、挑战和反叛的这么一个运动，禅宗的很多思想都借助这个契机，在西方开始流行，以至于成为很多人信奉的文化和研究的题目。

我举两个例子，大家可能都听说过，在中国1966年的文革以后，法国曾经出现过1968年的学生运动，而1968年的学生运动里面，写在巴黎的一面墙上很著名的一个标语，就是禅宗语录，叫做“指月”，就是指月亮。这个故事可能很多人都听过，就是讲一个老和尚对小和尚讲，什么是月亮?他拿手指头指那个就是月亮，这个小和尚就只看他手指头，不看月亮。老和尚很恼火，说你看的是手指头，那不是月亮。法国当时激进的大学生用这个故事来讲西方文化已经不能够认清事物的本质。这个故事，说明禅宗在1960年代在西方开始流行。

另外一个大家可能也听说过，有一个“垮掉的一代”的著名诗人，叫金斯伯格，美国的。他的诗里面提到佛教，提到禅宗。他的一首诗里面，有一句话说，在一座石山下寻求佛学的境界，冥想、顿悟。这说明“垮掉的一代”挑战西方主流文化的时候，禅宗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很多人认为，禅宗是能够给生活在所谓现代化的城市当中的那些现代理性人缓解焦虑、紧张，可以改变生活的一种新资源。很多人也承认，禅宗作为一种思想资源，已经不再仅仅是中国的，也不再仅仅是东亚的，而有可能是世界的。

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讨论“禅宗与中国文化”，希望大家注意：第一，我要告诉大家禅宗在历史学家看来，它是什么样的东西?第二，它在中国文化里有什么影响?第三，进一步讨论在现代世界禅宗有什么新的意义，它可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新资源?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中心问题。

一、禅分了南北：一个关于六祖的著名传说故事

我们先从两首禅宗史上最著名的偈语说起。大家可能都听说过这个故事，我把它讲得尽量简单一点。据说，在唐高宗的时代，岭南有一个砍柴人，有一天在城里卖柴的时候，听到有人念《金刚经》，心中有点感受，于是就问念《金刚经》的人说，你是从哪儿学来的?这个人就告诉他，在湖北黄梅有一个叫做弘忍的禅师，这个弘忍就是禅宗历史上所说的第五代祖师，他会教人念《金刚经》。于是这个砍柴的人就到了湖北黄梅。黄梅是湖北靠近安徽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有两座山，叫双峰山。其中东边的一座叫东山，东山上有一个禅师，就是弘忍，他门下有很多的学生。这个砍柴的人到那儿以后，就成为一个行者，他姓卢，就叫卢行者。这个卢行者在那儿，被派了去舂米。

这个时候五祖弘忍禅师年纪大了，要挑选接班人，他就跟众弟子说，你们都写一首诗，表达你们对佛教道理的理解。虽然弟子很多，但是这些弟子都想，我们都别写了，因为有一个最杰出的弟子在那儿。这个杰出的弟子年龄还很大，叫做“神秀”，他当仁不让，挺身而出，写了一首偈语：“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这个话很精炼，20个字非常凝炼地浓缩了佛教的根本道理。因为传统的佛教认为，人的内心是有佛性的，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成佛的可能性。但外在世界那种虚幻的、肮脏的、让人上当的灰尘，是会污染你这个心灵的。也就像我们说的，狂风暴雨黑云能够遮蔽青天白日，所以你一定要经常打扫。用过去我们熟悉的话来讲，就是要“灵魂深处闹革命”。你要经常打扫，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就像一个镜子，有灰尘来，你不把它擦干净不行。这样才能够保持你的心灵宁静、清静，然后进入到一个超越的、澄明的世界。这是佛教最基本的一个道理。

大家都认为这已经写得非常好了，可是据说，卢行者听了以后却说：好则好矣，了则未了。就是说，好是很好，但是不够彻底。他不会写字，就求别人代笔，也在墙上写了两首诗。现在我们看其中的一首：“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惹尘埃?”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按照佛教“空”的道理，菩提原本是智慧的意思，可智慧本来就不是树，心灵也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镜子，人心中的佛性永远都是清净的，哪里会有什么尘埃?按照佛教的说法，一切都是虚幻的假相，没有永恒不变的、本质的东西，连尘埃也是虚幻。既然尘埃是虚幻的，你擦它干什么呢?所以不用擦，心灵根本就是澄明的。两首诗都是20个字，但里面差别非常深刻，以至于后来形成了中国禅宗的最有代表性的两个对立流派，就是北宗和南宗。为什么是北和南呢?因为神秀的根据地在现在的荆州和洛阳一带，而后来卢行者，就是禅宗六祖惠能则到了广东。

二、心如明镜台?关于神秀与惠能偈语的佛理分析

为什么说这两首诗代表了差异特别大的两种思想?首先我们来看刚才神秀的那一首诗。按照他的说法，每一个人的人心是佛性，清净的佛性像明镜一样，但明镜避免不了外在的污染。如果有这样的前提的话，佛教修行就是必须的，必须苦苦地修行。要按照禅宗的方法，非常认真地修行，达到“凝心入定”，就是凝聚你的心力，去进入禅的状态。要非常注意反身自省，去寻找一个清净的自己。如果是这样，苦苦修行、戒律的遵守、禅宗祖师的开导和经典的阅读就都是必要的。而这个从人到佛的修行过程，就是一个从此岸到彼岸的漫长过程，所以，它叫做“渐修”，就是要渐渐地、缓慢地进入一个心灵的超越状态。

可是，惠能写的这首诗就不一样了。惠能说，智慧不是树，心灵也不是镜台，佛性本来就是清净的，根本没有什么尘埃不尘埃。依他的说法，人心本来就是佛性，本来就是清净的，此岸就是彼岸，关键就是你在一瞬间能不能领悟到这个道理。如果你能领悟到这个道理，你一下子就能够从此岸到彼岸，从人心到佛性。在这个时候，修行不需要了，经典的研读不需要了，苦苦遵循戒律也不需要了，一切变得非常轻松。所以惠能门下，经常讲在一切地方，行、住、坐、卧都是凭你自己的内心，叫做“于一切处，行住坐卧，皆一直心”，这就是《维摩诘经》曾经讲到的“宴坐”。这个是传说中的维摩诘居士像，他不出家，但是很放松很自然，在家里坐也能达到“空”的境界，使得中国士大夫非常仰慕。《维摩诘经》影响了禅宗，也影响了很多士大夫。因为他可以非常潇洒，非常轻松，不必修行，不必入定，也不必苦苦坐禅，说悟一下子就悟了，此岸就变成了彼岸。这对于人的诱惑力是很大的。

这个变化太大了，要按照北宗神秀的说法，佛教各式各样的清规、戒律、修行、入定都是必须的。据说，神秀在100多岁去世的时候，给他的学生留下三个字叫“屈、曲、直”。他的意思是人在修行过程中，首先要委屈自己，像一条蛇一样，委屈自己伸直。第二个，要像一条蛇进入竹筒一样，原本弯弯曲曲，但是为了修行，要钻进一个直的竹筒里面，大家都知道，蛇钻进竹筒里面，身子就被拉直了，那是很痛苦的过程。按照北宗的说法，修行就是痛苦的过程。

但按照南宗惠能的说法，就不需要了。我经常用一个比喻，在他们的想象里，整个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就像一块放电影的白布，白布上本来无一物，什么也没有，但是放电影的时候，由声光化电在白布上幻化了情节和画面。你以为那个白布上面真的有这样的东西，你就会跟它同悲共喜，付出你的感情，付出你的精神，耗尽你的气力，情绪起落。但是，声光化电一结束，还是一块白布，本来这都是梦一样的虚幻。所以，按照惠能的想法，这个世界就是声光化电，就是所谓五音五色构成的虚幻世界。既然是虚幻的，你为什么要为这虚幻的白布，去付出你的心力，没有必要。所以禅宗有一句很有名的话，“水无沾月之心，月无分照之意”。意思就是月亮投影在水上，水面映出了月亮，但是月亮并没有心思把自己放在水里面，水也并不是有意要映照出月亮，这只是一个因缘凑合，因缘凑合的这个世界，大家还会以为它是真的吗?所以在这个时候，修行也好，戒律也好，坐禅也好，都是没有必要的。这两首诗就代表了北宗和南宗，印度禅跟中国禅之间非常大的一个分别，因为印度禅是一个需要苦苦打坐修行的方法，而中国禅是教人迅速进入超越境界的人生哲理。

所以大家再重复看一遍，这就是我要讲的，明镜说法的不同意味。按照北宗的说法，明镜就是内在人心，它是可能的清净佛性，但是它避免不了外在灰尘的污染，“五阴黑云”的遮蔽，所以要“凝心入定，住心看净”，常常擦拭，让它保持永远的明亮和干净;所以仍然需要经典指导、祖师引路、团体监督、戒律维护。这是传统的来自印度的佛教的修行观念，也是北宗禅的基本思想，是神秀的思想。用佛教的说法，就是“法有我空”，外在的世界是真实的，但是，我内心要做到澄净。

但按照惠能的思想，明镜就是内在人心，它就是永远清净的佛性，至于灰尘黑云，那是镜子里映出来的虚假幻象，无论你擦还是不擦，佛性永远是清净的，就像明镜始终是明镜，灰尘始终只是灰尘一样。所以，可以自己觉悟，甚至顿悟。这是惠能的思想，“法我皆空”。当然到了南宗禅真正形成的中唐时代，那就走得更远了。

现在我们回到历史。到底惠能和神秀产生这样的分歧以后，会发生什么呢?据说，五祖弘忍是非常开明的，他认为惠能的说法更加彻底，所以他半夜三更悄悄地把惠能召到房间里来，给他讲解《金刚经》，然后把象征传授佛法的袈裟和钵盂传给了惠能，这个衣钵就象征着真正佛法的正宗继承人。然后，弘忍又跟他讲了一段话，说自古传法，命如悬丝，斗争很激烈，所以你赶快跑，到你的老家去。传说，惠能得到衣钵，就连夜渡过九江，往广东走，一路上经历了很多的风险，曾经遭人追杀，当然这是传说。他一直跑到岭南，在五岭一带一直住了16年。那时他还没有出家，他还是没有受具足戒的行者，但他自己很自觉地遵守佛教的戒律。他不吃荤，他跟猎人混在一起，猎人打猎都是吃荤的，他是只吃边上的菜，一直过了16年。

三、风动还是幡动?从惠能、神会到马祖建立的中国禅

仪凤元年，也就是公元676年，惠能到了广州。传说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就是正月初八，广州有一个佛教法师，叫做印宗，他在法性寺讲《涅槃经》。《涅槃经》是佛教很重要的经典。惠能就混在人群中听。这个时候，风吹得寺庙的幡飘动，印宗法师突然想起来问弟子说，是风在动，还是幡在动?因为佛教说法常常暗含着深奥道理，所以下面的弟子都不敢乱说，有的说风在动，有的说幡在动。这时惠能挺身而出说了一段话，说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是人心自动。印宗法师大吃一惊，觉得这个说法包含着非常深奥的道理，就马上下座来，请惠能上堂说法。这时，惠能才正式出山。后来法性寺在广州改名叫光孝寺。

这个时候，惠能出家正式成为禅师，后来又到了韶州南华寺去进行说法，有很多的官员和民众来听，其中包括当地的刺史。在那个地方说的道理后来被记录下来，就是我们现在还能看到的，中国佛教解经说法唯一命名为经的《坛经》。后来，六祖圆寂以后，建了六祖塔，六祖塔后来重修过。这就是传说中的禅宗第三十三祖，就是西天二十八祖排下来，东土的第六代祖师惠能。

可能刚才我讲的都是传说，在历史学家看来，这都是为了证明惠能禅师的伟大而撰写的历史，实际上，禅宗历史上很多事情充满着谜团。整个禅宗史就是个谜团。为什么呢?因为后来的禅宗南宗，就是惠能这一派胜利了，为了构造他们的光荣历史，编造了很多故事，而这些故事真真假假，需要我们重新来梳理。在历史学家这里，这些禅宗的故事里面，真是复杂得不得了，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都要一步一步重新来。从胡适先生以后，一直到现在，历史学家都在试图探索禅宗历史的真相。我在这里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达摩，达摩老祖是西天第二十八祖，就是禅宗传说中在印度传的第二十八代，也是到中国来的第一代祖师。他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就是他跟梁武帝的对话，梁武帝问他，站在我面前的是谁呀，他回答说我不认识。梁武帝又问他说，你看我做了这么多好事有没有功德呀，他说没有功德。梁武帝被他搞得稀里糊涂，觉得他没意思。达摩也觉得梁武帝不是有慧根的人，所以就摘下一片叶子，化为一条船，渡江北上，到了北边少林寺旁边的达摩洞里打坐，面壁九年，把那个影子留在墙壁上，这都是传说，根本就不可能有的事。因为达摩到中国比梁武帝时代要早得多，是在刘宋时代。而且后来传说中，达摩圆寂后留下一只鞋，真身回到印度去了，这也是传说。而历史学家考察的结果是，达摩有可能在北方，因为他的声势影响比较大，就被菩提流支和光统法师下毒害死。所以禅宗早期历史，也是充满了血和火的。

第二个，大家都知道二祖慧可有这样一个故事，就是立雪达摩之门。说他为了求达摩教他伟大的佛法，下雪天站在达摩的门口，等达摩睡觉起来，结果雪都没到他的膝盖，他仍然站在那里不动，使达摩很感动。这是很有名的故事。这个故事是不是真的，我们不知道。另外一个故事说，惠可为了求达摩相信他，宁愿斩断自己的手臂，显示自己学佛法的决心。后来鲁迅先生也曾经说，中国曾经有很多有真诚信仰的人，像惠可断臂求法。这故事我们也不敢相信。但是我们可以相信的是什么呢?慧可也是在血和火的传法过程当中，后来被北方佛教的另外一个法师，背信弃义的辩和法师和当时的一个县令翟仲品联合迫害致死的，甚至还留下了审讯他的一些记录。这个故事也说明禅宗史上有很多东西是非常复杂的。他的学生三祖僧粲，有可能就是个患麻风病的人，因为他有风疾，风疾这个词在古代的书籍里面就是指麻风病。

第三，我要跟大家讲的是，历史上真正的六祖，被弘忍认可而且被大众选择的接班人，可能既不是神秀，也不是惠能，而是少林寺一个叫法如的和尚，因为现在还留下来一块当年的碑，公元689年立的碑，里面明明白白有记载。因为少林寺是禅门重镇，只有在少林寺这个地方做主持的人，才有可能成为禅门真正的传人。而且在少林寺才能够得到官方，也就是当时武则天的认可，从而才可以成为佛教禅宗在北方的正宗接班人。大家都知道，历史往往是胜利者书写的，由于后来惠能成为胜利者，所以他的弟子一次又一次地重新改写历史。

第四，我再跟大家讲一个例子，在惠能的学生里，可能有青原行思和南岳怀让这两个人，现在的禅宗史都把这两个人说成是惠能之后开出两派的重要角色，但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如果从当时的历史资料来讲，这两个学生都不是最重要的学生。历史上有一个必然规律，叫做“师以徒显”，老师的伟大常常要靠伟大的学生，当学生一旦伟大起来以后，他就会把老师说得很伟大。这两个人就是因为他们的学生太伟大，太厉害了，所以他们写的禅宗历史，就把他们的师父说成是惠能之后最重要的学生，实际上不是，实际上最重要的可能是神会。这个是胡适当年考证得出来的结果，可以相信。

第五个例子，历史上都把百丈怀海当做中唐最重要的禅师，这是因为一方面，他开创了禅宗里面“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传统，而另一方面，他有几个学生，比如说沩山灵佑 、黄檗希运，还有北方、南方的一些重要人物都是他的学生。但事实上，百丈怀海在他的那个时代并没有那么重要，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禅师。所以说禅宗的历史是非常复杂的。我今天跟大家讲了很多象征性的故事，最重要的是象征，告诉大家一些道理，但不是历史。研究历史的人，总是让信仰者很讨厌，就像皇帝新衣故事里面说出皇帝没穿衣服真相的那个人。

四、禅思想与禅文化在中国的基本问题：静坐、空与无、顿悟、不立文字

第一个问题，静坐。禅宗最重要的是习禅，习禅很多人都会联想起“静坐”。东汉以后佛教传入中国，有两大传统，一个传统叫做大乘般若学，一个传统叫做小乘禅学。这就涉及到一个文化接受和文化传播的问题，这里面有选择也有偶然，传到中国来的大乘般若学，主要讨论的就是“空”，认为宇宙本来是一个没有自性的虚幻、变动的现象世界。而小乘禅学是教你怎么样静坐调心的，小乘禅学继承的是印度早期瑜伽的方法。瑜伽很重要的方法是八支实修法。它的内容第一个叫禁制，要求谨记五戒，即戒杀、戒盗、戒淫、戒妄语、戒贪欲，这些都是外在对人的约束，要小心，不要触犯。第二个叫劝制，就是勤修五种方法：清净、满足、苦行、学诵、念神。第三个是坐法，这个就跟禅有关系了，有各种坐法，包括莲坐、勇士坐、贤坐、幸坐、杖坐、狮子坐、牛口坐、龟坐、弓坐、孔雀坐、自在坐等等。这个“坐”不是一个随意的东西，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学一学。简单地说，挺直脊梁，颈部微微向前，保持呼吸和你的脉搏跳动一致，然后两腿交叉叠坐，两个脚的脚背放在大腿的内侧，这个双腿莲花坐不是那么好坐的，你必须得练，所以，它是跟瑜伽有关系的。第四个是调息，就是调整呼吸，吸入时为满相，呼出时为虚相，在三时调节气息，气满时人在气中为瓶相，就进入了所谓三味状态。第五个叫制感，就是控制自己的感觉器官，使眼耳鼻舌身意保持一种跟外部世界分离的状态。第六个是执持，指心灵和精神凝聚于一境。第七个叫做禅那，要你进入四禅阶段，最开始是可以听得见声音，慢慢到听不见声音看不见东西，逐渐进入物我合一、身心俱忘的状态。第八个是三味，这是瑜伽修炼最高级最纯真的解脱境界。这本来是一些方法，在印度无论是在瑜伽派还是在佛教，甚至在婆罗门教都使用的一些方法，是使一个人身心清净、进入安宁状态的一些方法。这个方法在佛教里面就是戒、定、慧之一。佛教三学，第一个叫戒，就是戒律;第二个就是定，入定;第三个叫慧，就是智慧，通过经典的学习得到大智慧。戒、定、慧发展出佛教的律师、禅师和法师。在唐代这个分得很清楚：律师就是戒学，禅师就是定学，法师就是慧学。全部精通的人，叫做三藏法师，是最高级的。三藏法师意思就是说，他已经到了三学都精通的地步。

我们要讨论的是，本来在印度只是一种修行方法的禅，在中国怎么变成了禅宗?这在中国禅宗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本来是一种方法，怎么会变成一个包罗万象的佛教思想文化的大体系，甚至发展成一个流派，变成一门大学问，这在印度是没有的。

所以，我们讲的第一个基本问题就是静坐，因为学习禅学，入门工夫就是静坐，但是静坐并不等于禅宗，禅宗有一个非常庞大的理论、方法和实践的体系。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空”和“无”。刚才我们讲禅宗是一个大的理论体系，这就要回到我们刚才讲的问题。佛教进入中国，首先传播的成为后来主流的一支是小乘禅学，另外一支是大乘般若学，般若之学主要讨论的就是“空”和“佛性”。什么是“空”?什么是“佛性”?这涉及到整个中国佛教史上最大的理论问题。佛性，简单地说就是一个人能够从人提升为佛的本来潜质。“空”是什么呢?“空”非常复杂。佛教的藏经中有六百卷《大般若经》，这六百卷全部说一个字，就是“空”。这个“空”在中国佛教史上成为一个核心又核心的观念，在这里，我实在没有办法跟大家讨论什么是“空”。简单地说，第一，现象世界中的一切都没有“自性”，没有“自性”就是没有真实永恒的本质，所以都是变幻不定的幻相。就像《金刚经》里面说的“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电、如如”。空空如也，“空”是非常复杂的一个东西，它指的是万事万物，现象世界上的一切，都是流转变迁没有实在本性和永恒存在的，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似乎真实的现象世界，是没有自性的幻相，是各种因缘和合的，它本身就是“空”，但“空”又表现为五彩缤纷的“色”，所以“色”就是本来虚妄的“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空和色是互相依存的，色和空本来就是同样一个东西，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千万记住不能仅仅简单地说“空”是没有，这跟中国的“无”是不一样的，中国的“无”更多讲的是没有，一切皆无，那是没有，但是这个“空”比中国的“无”复杂很多。第三，在佛教尤其是禅宗的观念里，“空”不仅仅是现象世界一种无自性的状态，还是修行者应当达到的、最终的意识圆满状态，是人排除对于现象世界的一切虚妄认识以后，所产生的一种清净而超越的心灵状态。也就是说，要使得你的意识没有充满欲望的杂七杂八的东西，要让你的心灵变得非常干净，但是这个干净不是绝对的无，而是一个“胡来胡现、汉来汉现”的自然境界，因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你心里面有什么，只要不变成一个执着和固执的念头，不变成一个实在的东西，你就变得非常自然和放松。它是一个随意流转、变化多端、来去都很自然的状态，这样才能使你的心灵处在一种超越和自然的状态。所以，这个“空”在佛教禅宗里面又意味着是一个心灵境界。从东汉翻译出《道行般若经》以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般若系统的经典翻译了一次又一次，一直到唐代的玄奘，还在翻译《大般若经》600卷。而小的《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只有256个字，它们都在讲这个“空”。但问题是，“空”如果只是在理论的境界上，它始终不能成为艺术化人生的道路，而正是禅宗把禅学方法和“空”的理论结合了起来。

要注意的是，佛教禅宗的核心观念和终极追求，从寻求自心寂静转向了寻求空灵境界，这种理论把佛教的“空”和中国老庄的“无”又怎么结合在一起，变成了中国禅宗的富有特色的理论体系，这是第二个关于禅宗需要讨论的重要问题，涉及到禅宗怎样把印度佛教转化为中国佛教的一个关键东西。

第三个问题，以南宗为代表的中国禅宗的核心观念之一是“顿悟”。怎么样才能“顿悟”?按照佛教的说法，顿悟就是理解到内心本来就是空，而外在世界也是一个空幻假相，所以，在心里面可以做到“无念、无住、无相”。什么叫“无念”呢?无念不是心里面没有念头，而是念也不念，所有念头都不停留在内心。这就是“雁无遗踪之意，水无留影之心”，大雁飞过水面，它并没有心思把自己的影子留在水面上，但是无意中留下了;水也并没有要有意留住大雁的影子，但是它也呈现了大雁。所有念头都处在一种无意之中，这就是一种无念。我记得苏东坡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说，他跟人爬山，爬到半山腰的时候，看到山那么高，很是沮丧，但是他坐在地上，突然就想明白了“有什么歇不得处”，就是说，我为什么固执地要爬到山顶上呢?我有什么歇不得的呢?于是他心里面就放松了，这就是念念不住，这个念头不是固执地留在心里面，成为驱动你甚至控制你的一种力量。

什么叫“无相”?外在的各种纷乱复杂的相，都会经过你的眼耳鼻舌身意投到你的心里面，成为诱惑你心灵的东西。“无相”说的就是，所有的这些相，你都不把它当做真的相，所有的声光化电、五光十色的东西，你都把它当做风过耳、影过眼的东西，这个时候你就能够彻底地解脱束缚。

什么叫“无住”?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吾心安处是故乡”。你本来固执地寻求故乡，你却到不了故乡，怎么办?苏东坡说“吾心安处是故乡”，有什么不能住的地方呢?所以说，“无住”不是说不去住，而是说一切的“住”，你都不要把它当做固定的“停留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够理解后来禅宗为什么要强调“平常心是道”。我们知道，后来禅宗逐渐地从刻苦、艰难的修行、入定，转向了轻松、自然、超越这样一个路子上。这个“顿悟”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它不需要艰难修行，不需要苦守戒律，不需要苦学经典，而是当下就能够悟到真理所在，悟到原来这个真理就是你的内心。所以，禅宗最早强调的是“即心即佛”，你回到内心你就是佛了。但再走一步，禅宗在中唐也就是公元九世纪的时候，逐渐走向“非心非佛”，心也不要了佛也不要了，我就是我，砍柴、烧饭、喝水、困觉都是修行都是禅，走到完全自然主义的方向上了，这种转变的过程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第四个禅宗的基本问题就是“不立文字”。佛教本来是很相信文字的，佛经前面的开卷语常常是“如是我闻”，佛教留下了很多经典，它怎么会不相信文字呢?可是，佛教有一个最根本的东西，就是要把信仰的终极的地方回归到自己的内心。如果你不把这些东西回归到自己的内心，启发自己内心自觉，所有的道理都是白讲的。佛教重视内心的思想传到中国以后，它又跟“老庄”思想结合起来。老庄讲“道可道，非常道”，认为文字都是没有用的，用文字表达出来的，都不是最深刻的真理。所以，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和老庄思想的结合，禅宗就越来越强调回到内心。正是因为过分强调内心，它逐渐地走上“以心传心、不立文字”的道路。它认为，你苦苦学习经典反而被教条、道理所束缚，在禅宗看来，苦读经典那叫“文字障”。

没有文字会有很多道理不能传播，可是靠了文字道理又会传播走歪，念歪了经，又会被文字束缚。怎么办?所以，后来禅宗就发明出很多扭曲的、矛盾的、误读的方法，用一些非常奇怪的、违背逻辑和理性的话来启发你，不是来教导你而是来启发你。所以就产生出机锋、棒喝，用文字来破坏文字，用语言来瓦解语言这种方法。这是影响到后来禅宗走向士大夫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大家看，传说中的“空手把锄头，步行骑水牛”，这个空手怎么拿锄头呢?步行又怎么骑水牛呢?下面讲“人在桥上过，桥流水不流”。这是什么话?这都不通的。不通正好，就怕你通，一通你就顺着文字语言理性走下去了。我说红的你就停车，我说绿的你就开车，我说苹果是甜的，你咬一口就说跟糖差不多。可是，他偏不跟你这么说，赵州和尚的“庭前柏树子”，什么意思?想不通，一直要想到放弃语言，放弃文字，放弃理解，原来他就是要你不相信语言，不相信文字，逃脱理性，回到自己的内心。宋代有一个黄龙禅师，他有三关，你来一个人，他就问你三句话：“人人尽有个生缘处，上座生缘在何处?”就是问你的来历在哪里?如果你说你来自哪里，那就完了，你是按照语言来回答，说明你没有按照内心来回答。“我手何似佛手”，就是问我的手像不像佛手呢?又伸出脚来问“我脚何似驴脚”，如果你说像就完了，你说不像也不对，他的目的就是打破对语言的习惯性执着。

正是因为到了禅宗手里，它对于真理的表达、对于内心感悟的表达不是通过经典，不是通过逻辑的语言，而是通过矛盾、诗歌、误读、模糊表达这样一些非逻辑的方式，瓦解了人们对语言的信任，它就形成了一个新的传统。这种传统，禅宗是最明显的，中世纪欧洲天主教曾经也有过矛盾语的传统，但并不强烈，它还基本上是一个具有逻辑性的角度，无论是论证上帝还是论证天堂，都是用一种逻辑的方法，唯有禅宗是非常特殊的。

我们刚才讲的静坐、空、顿悟、不立文字这四个方面是禅宗思想里面最重要的，它涉及到禅宗历史的几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是它怎样从实践方法转化为一个庞大的理论和实践体系，涵盖了整个禅宗对于人生和宇宙的理解和解释。也就是说，它是怎样从印度的禅、禅学、禅方法，转变到中国的禅宗、禅思想，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变化，也是中国创造性地改造印度佛教的最典型的一个例子。第二个重点是它怎样从一个佛教人人都要遵循的修行方法，演变成了禅宗，成了一个庞大的佛教流派。第三个重点是它怎样使得这种佛教的修行方法和道理，从草根阶层转向精英阶层，并且使它从南方到了北方，从山林到了庙堂。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要知道早期的像惠能以前的禅宗，很大程度上是在乡村边缘流行的，比如说五祖弘忍是在很偏远的湖北黄梅。过去像南宗禅主要是在南方，后来逐渐走向北方，进入长安和洛阳。唐代的长安和洛阳是当时中国的中心，文化辐射力和影响力的中心，也是政治的中心，禅宗必须到那个地方去，才有可能成为一个笼罩性的佛教宗派。

刚才我们讲的这些都是禅宗史研究的重心，这里面涉及到历史、思想、知识、信仰，甚至还涉及到整个中国的文化转型。唐代到宋代是中国文化转型最重要的关节点，我们现在的中国文化基本上是在宋代文化笼罩下的，而汉唐文化，其实离我们现在已经很遥远。这一文化转型和禅宗也有关系。

五、禅宗影响中国：文化、艺术与思想

大家可能都知道，中国5到6世纪之间有一个伟大的诗人叫谢灵运，他是一个精通佛教的人。他曾经写了一篇文章，在我看来这是第一篇对中外文化进行比较的文章，这篇文章叫做《辩宗论》。文章里面讲的一句话很有趣，他说，印度人容易受宗教性的约束，而不太能够理解里面包含的道理，中国人不一样，中国人“易于见理，难于受教”，所以中国人一定要“悟”。谢灵运已经讲到要顿悟，他所处的时代比中国禅宗形成的时代要早，其实他已经看到了中国佛教的前景。

所以，唐代形成的禅宗，对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士大夫影响确实很大，这大概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

第一，这是最重要的，从中国宗教信仰的角度讲，禅宗的形成对于佛教的意义是“非宗教化”，是使得佛教越来越不像宗教，所以世界上很多学者都指出，禅宗是一个最不像宗教的宗教。这表现在：第一它破除偶像崇拜;第二它瓦解仪式制度;第三它去除修行之苦;第四它把宗教信仰者生活艺术化。这一点不仅影响了佛教自身，而且还影响了中国的精英阶层。因为一切都是虚幻，仿佛过眼烟云，包括所有的外在约束，包括修行，都是虚幻的，完全要由自我本心来顿悟，所以他们对修行、对戒律、对经典的阅读、对偶像的崇拜是非常反感的。有一个故事，可能很多人都听说过，关于南岳怀让和他的弟子马祖道一的，马祖道一是后来推进中国禅宗最重要的僧人，他曾在江西洪州这个地方说法，开创洪州宗。马祖道一曾在南岳衡山学习，在那里他苦苦坐禅，南岳怀让看到他打坐，就拿了块砖跑到他身边，在石头上磨，把他磨得心烦意乱，就问师傅磨砖做什么，怀让就说，磨砖做镜子。古代的铜镜都是要磨的，磨了才亮。马祖道一很不解，就问磨砖怎么能成镜子呢?怀让就反问他，磨砖既然不能成镜，那打坐就能成佛?成佛是靠你内心自觉，不是靠打坐的。

还有一个丹霞天然禅师，冬天看见佛像就把它拆了烧来取暖，这就是“丹霞烧木佛”。怎么能把佛烧了呢?他反问说，这里面有舍利吗?没有舍利怎么是佛?大家都知道，佛陀火化之后是有舍利子出来的，没有舍利子说明那是木头。另外，还有一个德山宣鉴禅师，说得更难听，他说，这里面没有什么祖也没有佛，达摩就是有狐臭的老男人，文殊菩萨就是担粪的汉子，达到佛教的高级境界的，都是一些笨蛋，他说菩提、智慧、涅槃都是拴驴的桩子，剩下的那些菩萨、罗汉都是守坟的鬼，不能自救。

那个时候，他们鼓吹不要修行。所以，有一个人去修行，天天给禅师端茶、倒水、送饭，做了三年，禅师也不给他讲真理，他就急了，说我来你门下三年，你一句道理都不给我讲，禅师就说，你端饭来我就吃，你端茶来我就喝，你给我行礼我就给你回礼，你还要什么。所以，后来禅宗走向了“平常心是道”，就是人处在一个放松、自然、没有负担、不会固执、没有让欲望约束住自己心灵的一种状态。这种生活取向影响了中国很多士大夫，使得很多中国士大夫走上了寻求自然放松的道路。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它如果走到极端，就会走向放荡，走向放任自流。这是从宋代到明代的禅宗史上可以看得出来的，有这个趋向。但从根本上来说，它是瓦解了佛教的宗教性。我经常讲，南宗禅宗实际上是瓦解佛教的急先锋。因为一个宗教如果没有戒律，没有组织，没有仪式，没有崇拜对象，没有经典理论，这个宗教就瓦解了。

第二，在传统士大夫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上，禅宗实际上对于儒家的精神世界是一种补充，也是一种补救，使得士大夫可以在责任和放任，入世和出世之间找到一种自我协调、自我放松的方式。儒家的传统是入世，是对社会负责任。比如孔子，他一定要恢复周礼，恢复西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秩序，他主要的贡献以及他的成就感，基本体现在社会上。“达则兼济天下”，这是儒家的理想。儒家首先要“立德”，其次要“立功”，最不行你还要“立言”，所以，你的成功与否，要靠社会的承认，你的价值都要在社会上体现。虽然在先秦已经有老子和庄子对其进行批判，试图给士大夫提供另外一种东西，但显然是不够的。

庄子曾经说过一个故事，楚国国君邀请庄子到楚国做宰相，庄子就问来的使者，听说你们楚国庙堂上有被祭祀的千年乌龟，是不是呀?使者说是。庄子就说，你如果愿意当在庙堂上被祭祀的千年乌龟就去当，我只愿意当在泥地里面慢慢爬的活乌龟。这就是庄子的想法。庄子认为，他需要从社会责任和世俗政治中逃离。庄子的这些思想到了禅宗被发扬光大，因为禅宗有一套追求自然和放松的道理。禅宗说“本自无缚，不用求解”，你只要放下一切，你就是自由的，所以说没有人捆绑你，你要放松，佛法就是平常无事，“屙屎送尿，著衣吃饭，困来即眠”。

这对士大夫影响是很深的，士大夫受影响以后，他们就会有一个自我解脱的方法，在沉重的社会责任之外，能够找到一个自我解脱和自我放松的空间。比如在杜甫那里，理想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你需要做很多事情，但是在王维那里可能就不一样。所以在禅宗这里，就是给你提供另外一个空间，中国士大夫调适心理很重要的方面，就在于他一方面有入世的儒家精神，另一方面又必须要有一个自我放松的禅宗和老庄的思想。

第三，禅宗对中国文学和艺术影响很深。中国古代艺术比如讲琴、棋、书、画。琴是指音乐，古代的音乐就已经有一种理论，叫“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丝就是弦，丝不如竹，因为丝还是经过人加工的，而竹是直接敲上去的。“竹不如肉”，肉就是人的声音。这里的道理就是渐近自然，越来越接近自然。到了禅宗，就更把它发挥到一个极致，所有的东西都不需要刻意地追求技巧，技巧是二等的，境界是一等的，所以你要弹无弦琴，这是它的最高境界。我们再来看棋，下围棋最高的境界是“流水不争先”，但是实际上，下棋就是步步争先，落了后手就完了，可是棋的理论上，最高境界却是“流水不争先”。大家看日本、中国的棋手，他们手中往往有一把扇子，上面写着“流水不争先”或者“平常心是道”。下棋都是争输赢的，可是它却叫你不要争，要顺其自然，这个有没有道理呢?也有一定的道理。下棋我们都知道要计算，计算是一个理性的行为，是一个充满了剑与火的互相杀戮的理性行为，可是，受到禅宗影响的中国人也好，日本人也好，下棋的人都知道，最高境界是感觉，不是那个计算，这个跟禅宗的道理是相通的。书法和绘画同样如此，如果书法里面永远都是刻意于“永字八法”，间架结构如何整齐，画的线条如何好，那永远成不了大师，大师经常是眼忘手、心忘眼，运笔自然挥洒。我曾听启功先生说，启先生写的字是非常规整的，但是他却说，什么间架结构都不重要，只要自然就好，一定要自然。中国的绘画，也走向没有色彩，只是靠墨色浓淡，表现一种心境，典型的中国的山水画和花鸟画，比如八大山人的画，画得都不像，如果你画得很像，大家都贬低你，说这只不过是照相机而已。真正追求的，是一个自然的意境，是超出理性和文字之外的东西。当然，它也在追求一种清远的、幽深的意境，大家可以看到，宋代以后中国的山水画，基本上都是一种幽静境界。像范宽的《雪景寒林图》，北宋王诜的《渔村小雪图》，所谓“烟岚古树”，“寒江独钓”，这里常常没有烟火，没有人迹，这些都是禅宗所追求的“空”、“静”的境界，所以山水画里面人都非常小，而且不占重要的位置。就连武侠小说中，武术最高的境界也是无招胜有招。大家都看过金庸的小说，张无忌向张三丰学剑法，张三丰问他剑法忘了吗?他说忘了三、四成了，张三丰继续让他练，然后再问他忘了多少?他说全忘了，全忘了就是最高境界了。所以，禅宗一定是说，第一你要去除你具体的技术;第二你要进入一种空灵的状态;第三是要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这就是追求的空、幽、深、远的境界。

后来很多人推崇的中国艺术的最高境界，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比如王维的诗，“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空山没有人，但远远的好像听到有人声，“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夕阳重新照到深林里面，照到了青苔上，好像是一个没有人的境界，但是并不是绝对的死一样的寂静。大家可以体会，“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这几声鸟的叫声，才能够反衬幽深和安静的山林，如果都是绝对的静是不行的，一定是一个很放松，但又很自然的安静状态。钱钟书先生当年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中国诗与中国画》，中国诗以杜甫为最高，那是因为诗歌承担着社会责任，杜甫是儒家的代表。中国画是超越的，追求一种空灵境界，所以它以王维为最高。中国绘画史上有一种南宗画，南宗画成了后来中国文人绘画的主流。

最后一个禅宗对于中国文化，对世界现代文化的影响，是思维方式。对于现代思维世界来说，禅宗对于理性思维方法是一个补救。千奇百怪的禅宗语录，成为非常另类的、特别的思考方式，它对于今天的思维世界，尤其是西方传过来的科学和理性，也许会有特别的冲击和启发。西方的理性思维是以形式逻辑为基础的，它必须合乎逻辑，中国古代是按照道德理性来思考问题，它也要合乎道德逻辑，可是，禅宗思维要你回归到内心，体验到一个更加超越的境界，所以它不希望你被理性和语言所束缚。我经常开玩笑说，听见“酱肘子”这三个字的时候，马上就会觉得那是北京很有名的小吃，就跟曹操当年讲前面是梅林，使得士兵迅速流口水，解决了口渴一样，会让人联想起好吃的。但有人认为，望梅止渴过度地相信语言给你带来的世界，其实是落入了语言的圈套，落入了理性的圈套。所以，禅宗那种千奇百怪不合逻辑的东西是冲击常规的，是以非常对正常。但是，谁能说正常就永远是正常?大家也知道西方的理性、科学，大家也都看出有一些问题，都希望有补救的方法，从100多年前开始，日本的学者到了美国，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铃木大拙等人，他们用英文来描述禅宗的思想，给了西方一种另外的资源。从铃木大拙开始，日本京都学派的另外一个学者叫西田几多郎，后来还有一个比他们两个稍晚一点的叫做久松真一，都在努力向西方传播禅宗的思想。同时，在西方也有一批人，觉得要拯救西方思维的缺点，所以，从他们的角度努力引进和解释禅宗，比如德国存在主义哲学最重要的学者之一雅斯贝尔斯，他曾经研究佛教，对禅宗也很有兴趣，还专门写了一本关于佛陀的书。另外，心理学家弗洛姆跟铃木大拙合作，写过一本书叫《禅与心理分析》，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也对禅宗很有兴趣，他有一篇讲《什么是无》的文章，提出要“诗意地栖居”等等。由此看来，也许是他们的一些思想借用了禅宗的一些非逻辑和非理性的思维，也许是禅宗确实是现代一种别样的思维资源。

我给大家念一些禅宗语录，有人问禅师说：什么是佛教的最根本的道理，他回答是这样的，“仰面看波斯，向南看北斗”。波斯在西边，为什么要仰面看?北斗在北边，为什么要向南看?他就是要打破你对语言和理性的执着，因为南、北、上、下只不过是一个词，是一个约定俗成的符号，并没有那么永恒的规定性。

最后我要和大家讲一下禅宗的现代意义，尤其是1980年代以来，中国为什么出现禅宗热?这和我本人的研究经历有关系。刚才主持人介绍说在25年以前我写过一本书，叫做《禅宗与中国文化》。那是在1980年代中国文化思潮的大趋势下写的，整个1980年代，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文化热”。这个“文化热”其实是在一种非常矛盾的心态之下展开的。打倒“四人帮”改革开放以后，当时重新回到一个正确的道路上，人们从理智上都向往现代化，大家都觉得现代化是我们追求的大方向，所以，“五四”以来批判传统文化的大潮在1980年代重新开始，鲁迅的“批判国民性”是那个时代的文化主旋律，对于影响到中国人国民性，造成我们落后的东西都要批判，包括对孔子和儒家、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借助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来讨论我们是否应该重新回到追求现代化的道路上，这是在晚清以来“追求富强”的延长线上，追求民主、科学、自由是当时的理想。当时，我们很多人都在讨论，是什么原因造成中国落后，当时对于文化心理的研究常常带有批判性，禅宗、道教、儒家常常会被当做批判的对象。对于追求现代化来说，要脱掉过去的那件衣裳，要把自己身上的枷锁解除，所以禅宗在那个时候是被当成一个负面的文化传统发掘出来的。

这是一个方面，还有另一方面。毕竟大家都是中国人，尤其中国的文化人，对于自己的传统和历史又有很依恋的地方。而且传统中国有一种中国是天下文化大国的心态，中国人也不怎么甘心仅仅追随西方，觉得自己的传统里面还是有好的文化资源，所以，又想发掘一点自己的文化资源作为解脱、超越的动力，也不完全相信西方文化，觉得自己的传统也有好的地方，这个时候非主流的禅宗、道教就被发掘出来了。

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就刺激了那个时候对于禅宗的兴趣，但是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出口转内销。如果经历过八十年代的人，大家应该都会知道有一套书叫做《走向未来》，其中有一本书是卡普拉的《物理学之道》，卡普拉是一个很有反叛性的人，他学了一点东方的思想，老觉得西方物理学有问题，就借用东方的禅宗思想来讲西方科学的问题。这本书当时翻译到中国来，给大家带来了很大的刺激，觉得原来我们自己家里也有好东西，都受到西方人的追捧，这时加上铃木大拙的书也翻译成中文，大家就觉得不得了，于是对禅宗就产生了非常大的兴趣。但请注意，在这个时候，对于禅宗的理解大概都有些郢书燕说，就是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借了禅宗来说事儿，包括我自己。我当时写的那本书，其实就是借了禅宗来说事，是表达自己对社会、文化和传统的看法，但我今天是从研究历史的角度来讨论禅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