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2020总统大选，举世瞩目，一波三折。因选情胶着及特朗普拒绝承认败选的全面挽救措施，导致选战从投票箱转向“法律战”。拜登初步“胜选”是民意胜利还是选举作弊，特朗普一定要讨个说法，这种不认输及穷尽维权的诉求，在美国法律程序范畴内，是特朗普选举权利及美国民主秩序的一部分。
特朗普不必有选举的高风亮节，他本就为利益和权力而生而沉醉，为了“权力”而斗争对政治家而言也无可厚非。但选举缠讼、夸大证据及无视疫情危机等，确实给特朗普之道德人设进一步带来污名化效应。
这一场选举不是普通的美国总统换届，而深刻涉及到2017年以来的“特朗普主义”能否延续以及拜登时代对中美关系、广泛的盟友关系以及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复苏的一系列复杂而结构性的影响，最终当选结果将是美国政治及世界历史的重大事件。
特朗普当政的4年是美国战略性执行“帝国撤退与巩固”战略的4年，通过退群、贸易战、新冷战与制造业复兴等关联动作，追求美国的“本土重建”和帝国再出发。特朗普较为准确地判断出美国帝国责任与实力的不相称以及本土选民的全球化绝望情绪，采取针对性的回应措施，甚至不惜挑动族群对立、种族主义、冷战主义与身份政治的极化，呈现出一种右翼极端主义的取向。这是特朗普的政治敏锐和投机性格使然。
特朗普的一系列内政外交的重大调整已经形成了一种“特朗普主义”，改变了美国处理中美关系、盟友关系及全球化的基本战略框架和立场，开启了美国通过帝国撤退以自我巩固的理性自救进程。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放弃全球霸权，而是要更加理性、公正及有效地重构对世界的支配体系，更有效地管理和协调美国内外的利益失衡与政治对立。
与特朗普相反，拜登是一个“奥巴马主义者”，奉行民主党传统下的“自由帝国主义”及其全球化战略，以全球经贸关系和全球民主事业为己任，以全球化、多元化、少数群体权利保护、福利主义公共政策以及相对激进的社会道德主张为治理哲学，是中国、盟友圈以及世界所习惯和熟悉了的美帝国路线。
2020总统大选因而具有美国政治和全球化路线斗争的重大意义，特朗普连任意味着美国撤退及孤立主义路线的深化以及转型过程对整个世界体系和平稳定的重大风险和威胁，但回应的是美国自身的政治重建、本土选民利益补偿以及内外失衡的矫正问题，而拜登胜选及其相应的政策回调意味着美国固有的以全球化和民主化为基调的自由帝国主义路线的适度回归。
但由于特朗普主义已经塑造了一种新的美国政治话语和共识，特朗普的基础选民所受利益和政治补偿的进程并未结束，因而拜登的政策回调将受到结构性限制。
在此多重张力下，中美关系的回调与缓和仍充满不确定性，特朗普主义的政治遗产和拜登时代的政策回调将共同作用于后选举的中美关系与世界体系。中美关系将产生一种“差异再平衡”效应，在经贸领域延续全球化的适度合作关系，但在意识形态和人权、民主等价值观领域的斗争将更加激烈。
中国应当以坚定的内部市场经济、民主法治改革及外部更高水平的开放与创新，包括对“一国两制”与“一带一路”的战略定力及其制度性推进，来应对特朗普主义遗产和拜登新政策的交叉影响，走向民族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历史新阶段。
特朗普是一个非典型政治家，多头怪兽，其理念上的“白人美国”观念与操作上的极端实用主义奇特地扭结在了一起，政治迷惑行为迭出，令许多观察家作出误判。作为肉身的特朗普可能将告别美国政坛，其选举诉讼不过是其不认输性格的延续，但难以逆转选举最终结果。
以美国选举法治及其操作程序的基本规范性，特别是选举双方的相互监督及反复计票的交叉检验，选举舞弊、欺诈或系统性造假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如果真的存在系统性造假，那就不是这一届选举的个别问题，而是整个美国选举民主制度和程序的根本性危机了。
选票箱里失去的总统权力，不可能期待由司法权力找回，否则美国的司法僭越及对民主政治的反噬性同样是美国作为规范性宪制国家无法承受的。选举争议及其诉讼化，表面是选举诚信及其技术问题，实则牵涉到美国民主与法治的规范正当性与社会认同问题。司法能够做的并非逆转选举结果，而是澄清民主运行的法律规范条件和程序。
尽管特朗普有着“好运气”任命了3位保守派大法官，但这些大法官更重大的制度使命不是“保守”一位具体的总统之权位，而是“保守”美国宪法的制度信仰和权威。他们不会拿美国法治和司法信誉开玩笑。与美国宪法的根基巩固相比，特朗普个人的政治命运并不重要。但特朗普依法缠讼的政治斗争连续剧，却也可以作为美国宪法自我证明的另类契机。
但我们更需要关注的不是特朗普的去留，而是特朗普主义的固化和长远影响力。如何理解特朗普主义的核心遗产呢？笔者试着从美国宪法及特朗普政治个性的角度加以整合性分析。
特朗普主义是不以特朗普是否连任为条件的美国政治的新元素，是拜登政府必须回应和处理的重要政治遗产和挑战性的政治压力来源。需要注意的是，特朗普此次选举所获普选票达到7000万，且多数来自现场投票的支持者，从不同的投票画面及支持者狂热迹象来看，特朗普的选举行为与政治人格影响力甚至超出了共和党的政党政治范畴，而活化为美国政治体系内与特定群体选民直接而持续的对话互动结构。
也因此，特朗普除了将选举官司打到底之外，还间接表达出2024年再选总统的意向。这是一种高度个人化甚至责任化的政治意志，其强烈程度与震撼性在沟通选民方面要显著超过拜登。特朗普的高支持率及强烈的政治生存意志，既对拜登政府的4年执政及其政策回调构成直接的制约，也对共和党2024人选布局造成强大的政治压力。这些信号都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什么是特朗普主义。
特朗普主义，就其政治思想渊源及政策核心来看，具有如下显著特征或取向：
第一，“反联邦党人”的政治底色与本土情结。
特朗普是地产商，其所涉及的产业范畴与高科技、全球化甚至金融体系交涉程度不高，其所理解的美国的利益根基偏重于本土而不是全球。他是带有“反联邦党人”底色的政治商人和本土主义者。
1787年美国费城立宪时刻，联邦党人打破独立革命有关各州高度自治与自由的所谓“初心”，锐意建立更加强大的民主联邦并作为世界政治文明的最高典范。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第1篇中豪迈宣布了联邦党人主义的政治雄心和远期帝国化的宪制蓝图。
但与之论辩和斗争的则是信守独立革命初衷及州权至上原则的反联邦党人，他们以各州的高度自治与自由为最高价值，对新联邦及新世界缺乏理解和兴趣，甚至始终抱有对更高权力建构的专制恐惧症。
今天的美国政治版图显然已经放大，美国本土成为特朗普的“州界”与“州权”，美国的全球霸权成了特朗普怀疑和削弱的“外生”事物或权力与责任的负累。在反联邦党人的政治心智下，特朗普严厉批判了民主党人的所谓帝国责任和美国对外义务，包括全球义务和盟友义务，而将美国政治重建的根本点放在类似200多年前之“州权”范畴的美国本土基础之上，是一种“民族国家”范式对“自由帝国”范式的批判性回归。
第二，右翼民粹主义的极化政治定位。
特朗普主义是特朗普政治个性与共和党政治传统的奇特结合。共和党是美国的保守党，偏向于美国传统价值观和本土精英利益。在民主化时代，保守党存在特定的政治困境，即在保守传统及精英利益的同时必须要面向日益大众化和多元化的选民群体不断寻求妥协与整合，从而逐步丧失保守主义的价值稳定性和严格的政治规范边界。
作为美国政治的右翼，共和党与其他国家保守党一样，被迫采取了适度向多元选民群体倾斜的政治生存策略，由此出现了与民粹主义结合的政治通道与实践。特朗普契合了这一右翼民粹主义的演变趋势：一方面，特朗普代表了本土精英利益，与共和党存在基本道德谱系与核心利益上的一致性；另一方面，特朗普打破传统政治规范及精英修辞的方式有助于沟通选民，挑动民粹，利用美国的身份政治和种族认同激发中下层白人选民的政治忠诚，造成一种通常的共和党政治领袖无法营造的民粹化激情和政治狂热。
这种右翼民粹主义是民主政治条件下的右翼极端主义，存在“法西斯化”的高度政治风险，若缺乏有效的民主程序规范和法治约束，很可能造成美国的“法西斯化”。但美国社会有着强大的民主规范传统和法治权威性，特朗普主义在刺激民粹情绪而取得政治斩获的同时，也在激发包括民主党在内的美国知识精英、中产有教养阶层、有色人种以及广泛的公民团体的危机感和政治反制意识。
这次选举翻转及特朗普的优势受挫，代表了美国民主政治对特朗普主义的警惕、节制和反弹能力，从而基本排除了美国的“法西斯化”，重建了美国民主政治的内在规范与平衡性。但特朗普的政治蛊惑力、反弹力与破坏力不容忽视。
保守化的最高法院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宪制保障机制，大法官们的职业操守和对宪法的根本忠诚是抵制这一右翼民粹主义的规范基石，因而最高法院将经受前所未有的宪制考验。
第三，白人种族主义、逆向身份政治与美国民族特性论。
特朗普主义拒绝民主党的自由多元主义，对移民持有排斥立场，尤其对有色人种的美国化及其对美国民族特性和身份认同的挑战保持严格的警惕。特朗普理想的美国是“白人至上”的美国，是保持美国建国之初的白人种族主义（1787宪法保留了奴隶制）及美国根深蒂固的新教伦理的保守主义框架。
今年9月17日美国宪法日，特朗普提出要启动美国的“爱国主义教育计划”，将其命名为“1776计划”，以针对和削弱美国某些州推行的可能损害美国历史认同和白人中心地位的“1619计划”。特朗普采取了逆向身份认同，不是更加凸显少数族群的身份识别与平等化的权利保护，而是回归一种白人种族主义，强调白人至上和白人认同对美国价值观与身份认同的根本重要性。
挑动身份政治和种族仇恨，利用白人对有色人种的“生育恐惧”和“选票恐惧”来扩大白人选民的支持率，是一种“剑走偏锋”的选举政治策略，在选举得分的同时也必然加大美国社会的种族裂痕和深度分裂。这与美国的“大熔炉”政策及自由多元主义传统存在严重的规范性对立。
以种族政治和身份政治为基轴，特朗普主义要唤醒的正是美国民族特性，即白人新教徒的高贵而纯净的美国，拒绝其他种族与宗教成分的过度“污染”和侵蚀。这种种族政治同时激活了美国受世俗主义和多元主义压抑已久的基督教原旨主义道德热情、保守理念和重建严谨的“基督教美国”的政治冲动。
种族策略是饮鸩止渴的政治权术，也是特朗普主义风险性和破坏性的重要来源，势必不断挑动和揭开美国历史和政治体系的既往疮疤，制造更多撕裂、对立和严重政治冲突。在绵延日久的“黑命贵运动”中，我们已见证特朗普主义留下来的政治社会严重冲突和撕裂的后遗症。
第四，“美国优先”的独霸主义和民族主义经济政策及新霸权构想。
特朗普主义的帝国撤退本质上并非放弃全球霸权，而是霸权的自我理性调整与巩固。“美国优先”是一种全球化和全球和平霸权精神的倒退，一种独霸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合流。美国优先意味着美国不再接受全球义务、盟友义务与共同安全的传统价值观和制度规范的约束，而是以美国作为唯一中心、以实力作为唯一基础、以霸权的制裁能力作为行动手段、以重构国际组织体系与国际治理秩序作为远景目标，建立一个新式的全球霸权。
特朗普主义背离了二战后美国建立的自由帝国主义霸权传统，这是一种有着内在规范性和一定程度公平性的全球治理体系。而新霸权则意味着全面的不公平治理体系的建立，无论是美墨加贸易协议还是中美贸易协议，抑或印太战略联盟，美国优先造成了美国结盟政策的非道德化和严重的不公平性，因而不可能建立起可予信赖和可持续的新霸权体系。
新霸权是以更加本土化的民族主义为基础，而不是以普遍化的全球主义为基础，从而结构性偏离了美国作为全球立法者的道德基础和责任规范。特朗普主义的出现有着客观的美国衰变背景，即美国的全球治理责任与美国实际国力（全球GDP占比持续下降）之间长期发生的错位与失衡。特朗普发现了这一根本弱点并提出了自身的补救方案，这是其长期深刻影响和塑造美国政治体系的理性基础所在。
新霸权是一种缺乏内在规范力量和互信基础的纯粹民族主义霸权，对美国精神和力量的实际损害要远超过徒有其表和暂时性的制裁或胁迫收益。特朗普主义的理性霸权共识就如同其反复破产的商业人生实践一样，是充满冒险、狡诈、功利及内在矛盾性的。
这就是拜登政府将要面对的特朗普主义政治遗产，也是拜登回调与回归奥巴马民主党路线所面临的结构性挑战和压力。这也是美国选民心目中“没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义”。
特朗普的出现，是美国政坛黑旋风，是美国立国传统中“非主流”的反联邦党人心智的回潮，也是美国政治光谱中右翼民粹主义的极端化发展，是白人种族主义与身份政治的逆向翻转与冒险操作，更是美国重建新帝国霸权的断臂求生式的道德与政治再造。
拜登时代的回调治理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安抚和治疗特朗普主义背后的保守极端化趋势、特定选民群体的政治愤怒以及帝国霸权的内外失衡与道德空心化？这是需要严肃思考和判断的重大问题。
二、拜登时代：民主党自由多元主义的内外处境
特朗普的不认输性格与缠讼策略并不能从根本上影响一个“拜登时代”的到来。在美国总统大选各州计票结果大致公布之后，尽管仍存在一定的法律争议及个别摇摆州的重新计票，但西方主要盟友均已确信拜登当选并发布正式承认的贺信。
西方盟友的“集体承认”行为并非是对所谓特朗普的个人背弃，而是建立在如下两个关键性的认同基础之上：
其一，民主价值观及对美国民主程序的规范性信任，不认为存在系统性选举欺诈或作弊的可能性，否则就不是一届美国选举或一个美国的事情了，而是整个西方民主信心是否可以维系的重大问题了，西方盟友不相信特朗普的肆意指控；
其二，特朗普主义推崇的逆全球化、美国优先及对盟友关系的欺诈与敲诈策略，带来了盟友普遍的不安全感与信任危机，拜登的基本路线是盟友熟悉、习惯与可接受的帝国霸权路线，是盟友体系稳定的规范依据，故拜登当选是盟友们的“政治心愿”。但盟友的心愿不能改变特朗普主义在美国既定的影响力和破坏性，而拜登时代的自由多元主义回调努力也将面临复杂和艰难的内外处境。
拜登的民主党路线，从规范性层面而言可概括为一种自由多元主义，主要的政治原则和政策要点包括但限于：
其一，相对彻底的世俗理性主义，对宗教信仰和热情相比共和党更加节制，承认启蒙基本价值观和科学精神；
其二，多元主义和包容性伦理，对不同的移民群体、宗教信仰、文化类型与生活方式持平等包容立场，尤其对黑人权利、同性恋权利、堕胎权利及一系列福利权利持正面肯定和积极保障的政策立场；
其三，全球战略与外交政策上强调道义责任、民主价值观及普适主义，倾向于建构一种偏向公平和共享的盟友体系及帝国霸权架构，将美国国家利益巧妙融入全球化与盟友联合体系之中；
其四，在利益代表和关键政策立场上，民主党倾向于代表美国本土中产阶级及全球化精英集团的利益，以普遍性的价值观和政策组合影响和团结美国中产人士及全球化精英的支持；
其五，民主党的自由多元主义吸收与整合了二战后历次平权运动与宪法权利运动的基本理论成果和制度成果，但在平等化层面存在激进倾向，出现了对美国传统身份认同、价值观及国家特性一定程度的消解与威胁，从而引起了美国保守派力量的警惕和反制；
其六，民主党追求的全球霸权是一种以民主和全球化为核心支点的规范性霸权，以盟友内部的安全与政治团结及对外的颜色革命与文化输出为系统政策的基准面，确保美国在全球体系中的道德至尊地位与文化领导权。
拜登的民主党路线与奥巴马相似，且拜登做过奥巴马的副总统，相信在基本的理念与政策立场上会高度趋同，但也会有拜登本人的政治个性与侧重点。但拜登的执政之路显然不可能是坦途，因为特朗普主义据以产生和回应的那些疑难的内外治理问题并未得到解决，甚至存在进一步激化，而自由多元主义的系统方案似乎并不能安抚美国愤怒的失败者群体和美国霸权快速收缩的自然理性节律。
拜登时代的系统回调治理，即朝向“奥巴马主义”的某种结构性回归，将面临如下具有较大影响和限制效应的内外处境：
其一，美国霸权体系与国家实力的不相称效应进一步凸显，民主党理想的自由国际主义秩序对应的庞大治理成本超出了美国可持续的支付和平衡能力，如果民主党继续不加节制地进行全球化扩张和包揽治理成本，将会进一步加剧美国本土利益与全球化利益的结构性张力，加速美国的实力耗竭和系统性衰退；
其二，国际体系实质“多极化”及中美关系结构性对抗的态势逐步形成，这是21世纪全球秩序的基本事实和趋势，是不以美国单方面帝国意志为转移的全球性共识，如果美国抱残守缺，不能及时转型为多极化世界的“健康领导力量”，就会逐步遭到真正致力于多极秩序建构与全球和平发展之主体力量尤其是中国与欧洲力量的挤压，包括在国际组织治理与全球风险应对等层面存在边缘化风险；
其三，美国国内种族不平等、财阀政治以及制造业空心化带来的“失败家庭”问题，以民主党的自由多元主义包容政策难以捕捉实质性问题及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其四，特朗普与特朗普主义的监视、干扰和阻挠，包括在涉及内政外交一系列政策回调的具体决策程序中，拜登政府一定会遭遇体制内（如国会和法院）的制度性挤压和来自社会层面的抗争和压制，政策闯关调整能否成功没有确定的保障性机制；
其五，中美关系回调与中美经贸谈判的接力议程，对拜登是最大的政治考验，中美蜜月期不再，但拜登又不准备继续特朗普的新冷战路线，而中国早已战略警醒并制定了系统完备的安全战略和发展规划，不以美国总统及外交政策的具体变动为转移，这就可能导致拜登政府难以从中美关系上获得为国内民众及盟友认可的突破性进展，反而可能因其妥协性取向而遭受广泛的批评；
其六，拜登的路线回调涉及非常复杂的利益重组和政治、外交规范的重构，有些是利益交换和安抚，有些是选举回报，有些是理念回溯，有些是结合当下的国内外形势与战略需求的保留，这些都需要精细辨析和重新研究，民主党是否有足够的战略平衡能力、执行人才及处理应对内外复杂风险的控局机制，以及拜登自身的精力和能力是否提供了超过特朗普的领导力支撑，都属于未知数。
总之，我们观察特朗普主义向拜登时代的转型调整，不能简单地看双方的竞选纲领差异，而需要立足美国与世界的大格局与大战略，准确判断出特朗普主义提出和回应的问题性质及其沉淀下来的理念和政策，这些是拜登难以简单回调和消解的。
同时，我们也需要看到拜登政府仍有基于民主党执政理念和全球化路线的调整空间，这一回调动作不仅能够回应和安抚美国的跨国公司、全球化精英与金融集团的利益，更可以得到盟友体系及包括中国在内的一系列博弈相关方的理解和一定程度的合作。
经由拜登的回调治理，美国被特朗普极限煽动起来的种族主义、逆全球化、冷战主义及瓦解破坏既定多边治理秩序和自由贸易秩序的危险风潮及其破坏性预期将得到一定程度的克服和治理，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将迎来一个短暂但关键的调整喘息期。
拜登时代，由特朗普开启的中美贸易战仍将在一定范围和强度内持续下去，但极端升级的风险性可以得到管控。这是中国塑造新世界秩序的历史契机：
其一，通过与美国的正当对抗，给全世界一个正面印象，即中国坚持自由贸易、WTO规则及共享性发展伦理，破坏规则及造成各国利益损失的麻烦制造者是美国；
其二，借助贸易战契机重新布局国内产业及充实“一带一路”经济合作，加快推进“非美经济共同体”的新全球化体系建构；
其三，以中国经验为基础，真正探索出一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路，真正解决康德提出的“永久和平”难题，逐步超越1500年以来西方主导的“地理大发现秩序”，塑造一种陆海统筹、南北贯通、内外协调的新世界秩序；
其四，贸易战及相关的后续危机应对，正好是对2018修宪新体制正当性的一种间接证明，也是对其实际的制度效能的一种历史检验。
从形象比拟的角度，中美关系在贸易战格局下呈现出四种有所差异又相互关联的隐喻模式：
其一，修昔底德陷阱模式。艾利森的这一隐喻具有非常形象化和历史化的冲击力，在学界和舆论场域成功制造了“热点”效应，吸引了众多无论具体立场如何的知识分子甚至政治家来蹭热点，竞相表达立场和存在感。
但这一隐喻似是而非，并不确切，因为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描述的是雅典和斯巴达对抗这样的希腊文明的“内战”现象，而中美对抗则不能简单归于同一文明的内战，而更像是塞缪尔•亨廷顿所谓的“文明冲突”。艾利森的模型只是简单移用西方自身历史经验，缺乏文明间的横向比较和互动理解，因而只具有形式化和比拟性的表面分析意义。
其二，G2与中美国（Chimerica）共治模式。这也是一种关于未来中美关系的想象结构，基于对中美实力接近后如何和平相处的创造性设计，有点类似美国为“主”，中国为“副”，中国越来越多承担美国卸载的全球治理责任和沉重的秩序负担，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中国民族复兴和参与全球治理的国家虚荣心。
但这一隐喻模式一方面很难为美国所和平接受，因为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另一方面也不容易说服中国接受，因为中国不愿意在自身未充分发展及权利未充分得到肯定的条件下就以虚荣名义承担过重的全球治理责任，过大消耗国力，并可能与美国一起成为众矢之的。中国希望以自身的道路和节奏走一条独立自主的全球化道路，可以慢一点，但需要稳健和安全。
其三，藤树关系模式。这是中国战略学界某些学者提出的隐喻模式，以自然生态的共存演化模式推演中美的可能关系结构，以美国为全球化的树干，坚挺而有序，是周边元素的坐标和成长依托，恰似一个全球共同体中的“霸主”，而中国属于后发的攀附者，是一种缠绕在树干上的“藤”。
在通常情况下的藤树共生是双赢的，但随着树干的营养枯竭和生命力衰退，以及藤的自我成长和自我挺拔之生命意志的展现，藤树关系开始产生紧张，树感到安全威胁而急切希望甩掉藤，但藤却以柔性缠绕方式不断延迟双方的脱钩，争取最大化的发展机遇。
藤树关系通常会经历“攀附”、“竞争”和“超越”三个阶段，目前的中美关系处于从“攀附”向“竞争”的转型发展阶段，因而充满高风险和不确定性。这种关系模式非常形象和生动，也包含了中国应对美国刚性脱钩的理性智慧。
其四，半脱钩模式。这是美国战略学者在其分析报告中提出的模式，中国部分学者加以改造使用，应用于描述和分析中美逐步脱钩与对抗的过程状态。这一模式具有较强的描述功能，且有助于中美双方理解彼此的动态关系和风险状态。
在这一进程中可能发生的风险点包括但不限于“一国两制”香港平台的半塌陷状态、台湾牌与两岸关系的“僵尸”状态、高科技领域的严格封锁、美国盟友体系的两面派立场及金融安全危机与系统化风险等等。笔者在进一步的思考中将使用“软脱钩”的概念以确立中国为主体和主场的战略思维架构。
这四种关于中美关系的隐喻模式并非完全成熟的理论模型和分析框架，而是一个大致具有一定解释力和理论化前景的思考方向，值得我们在深入研究中美关系时借用来激发理论想象力和作为成熟理论的可参考起点。
总之，贸易战是对中国改革40年全体系成就与发展潜力的客观肯定，也是一种关键性的能力检验与历史考验。这是民族复兴必须要爬过的坎和坡，每一个中国人都不可能置身事外。
贸易战还意味着被压抑数百年的“东方秩序”开始实质性复兴及引领新全球化进程，而中国正处于这一历史大转型的枢纽位置。“新时代”是一个“大时代”，一个民族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并轨推进的“新轴心时代”。贸易战是这一大时代秩序形成中无可回避的“分娩之痛”，却也是“新生之啼”。
接续贸易战的，是中美新冷战更加严格的战略和制度斗争的考验，美国具体的大选结果不能改变这一日益斗争化的大国关系模式及其不确定性的发展前景。
特朗普败选，特朗普主义在整体上无法“连任”及体系化，但其核心遗产将对共和党未来议程及美国政治与外交走向产生重要的结构性塑造作用。在特朗普执政四年中，涉及中美关系的一系列法案与政策制定中的“全票通过”现象表明了两党对华认知与战略上存在相当程度的重叠共识。因此，2020年之后的中美关系与世界秩序，固然有了拜登时代作为短暂的过渡与缓和，但绝不可能彻底回到奥巴马时代及传统民主党的规范框架之内。
美国已变，这是其帝国霸权高蹈与国家实力下降、全球化扩张与本土利益受损、全球普适主义与民族民粹主义等结构性张力和斗争造成的必然结果，特朗普捕捉和利用了这一变化趋势，但其煽动民粹、种族及冷战对抗的走钢丝行为却对美国和世界造成了更加严重的动荡和不安，由此引发美国内部民主政治和外部盟友体系及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多层次反弹，美国2020大选结果就是其民主政治对特朗普主义的规范性批判。但普选票如此接近以及选举诉讼的纠缠不清，显示了经过特朗普四年，美国的结构性矛盾和分裂态势不是缓和了，而是加深了。
不能简单批评特朗普带来了美国与世界的多重分裂，他只是既定分裂的发现者和解决方案的提供者，然而他的“商业心智政治化”与保守主义道德激情，未能浇灭分裂之火，反而是煽风点火，火上浇油，导致美国利益和民主规范都不能再允许特朗普按照特朗普主义极端运作下去。
那么，“特朗普大法官们”（他提名任命及影响下的联邦最高法院保守派多数法官）会使出宪法杀手锏帮助特朗普逆转选举结果以延续100%的特朗普主义吗？可能性极低，因为大法官们不可能是特朗普的简单政治工具，理念上的某些重叠共识不可能成为大法官背弃宪法信仰和职业声誉的决定性理由。
未来十年之全球秩序，将面临真正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判断理据在于：
其一，二战以来建立的“美国治下的和平”已出现道德和制度的崩解，美国的逆全球化和民主民粹化破坏了全球制度的规范根基和可依赖性，全球化进入一个新的秩序建构周期；
其二，中美关系的“和平红利”基本结束，“新冷战”及西方的重新封锁政策严重挑战中国政治安全和发展利益，中国必须走出一条自主现代化和国际化道路；
其三，中国的“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文明与经验基础上的全球化构想，遭遇到来自西方及周边的严重地缘政治和利益挑战，需要中国反思调整，稳健管控风险和有序推进；
其四，全球秩序出现了伴随“新冷战”的重新结盟化、帝国化和局部战争风险，中国应当加强多风险整合分析和应对能力；
其五，中国内部的经济内循环、治理现代化、社会创新发展与个人自由保护应当形成一个观念和制度的协调体系，以此作为国民认同、斗争和进取的可靠基础；
其六，从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来看，2020—2030年是中国决定性打破西方封锁并形成初步的内外秩序布局的关键时间段，中国2049总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十年的结构转型与自主发展。
因此，中国必须始终保持自身的战略定力、国家治理观和全球化路线，在与美国“斗争为主，斗而不破”的持久博弈过程中，走出一条内循环为主、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民族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性整合的历史发展道路。
面对拜登时代的特朗普主义遗产及民主党“自由帝国主义”的有限回调，中国应当具有斗争与合作的两方面经验与之进行精准的复杂互动，有缓和，有斗争，以自身利益和清醒的战略为根据，对国家民族负责，对全球和平发展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