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纽约，在远离曼哈顿的白石镇。那是一个美丽的绿色的社区。安静极了。我踏着满地飘落的枯叶，如同踩着飘零的岁月，细数过去、现在、未来，思量社会、人生、命运。那感觉，自以为就象1776年在巴黎西郊漫步的卢梭；那思绪，也视同卢梭在他《漫步遐想录》中的自语。突然，我赧颜自嘲，翻悔一笑，我怎会攀附古人，夤缘大师？实在自命不凡得可笑。想我这个在万丈红尘、十里洋场的上海混迹多年、身心污染的俗人，怎能比同思想巨人那样严肃起来、深刻起来、高大起来、圣洁起来？时代和环境的异样，同是知识分子，一方是造就勇士，一方是生产懦夫；一方是培植思想者，一方是养成应声虫。

我是凡夫俗子，是落伍文人，没有那种大胸襟，怎能遐想天下？没有那种大智慧，岂可思辨哲理？我在异乡的散步，我在枯叶上的沉思，仅能琢磨自身的忧患，只宜思忖个人的哀乐；倘若在面对自己、解剖灵魂时，有那么一点勇敢，有那么一点真情，就算是比较诚实和有所收获了。

那天，又行走在枯叶上，脚下发出簌簌的响声。漫无边际的思绪，如同满地金黄的枯叶。于是，思接千载，想到希腊，忆起苏格拉底，遥念哲人之死。那是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以不信奉城邦所尊崇的神祗以及腐蚀青年的罪名而被处以毒死。在毒性发作，他的肢体发硬、变凉时，他突然掀起头上的尸衣斗篷，对为他收尸的弟子说：“克利图，我们还欠埃斯库拉庇奥斯一只公鸡，别忘了把这笔债还了。”这是他最后的遗言。

每忆及此，总让我怦然心动。可是这一次想到它，却使我大为震撼。也许自己不再年轻，也许当时正临世纪之末，在样的年龄、在这样的异域、在这样的世纪交替前夕，苏格拉底这位大哲学家以自己行为所喻示的“死前一定要还债”这样一个严肃的人生命题，是足以引起我和一切还活得浑浑噩噩的人深思的。

还债？对，还债！

任何人初降人世时，都不欠任何人的任何什么。可是，随着年岁的增长，在他创造和贡献的同时，也欠下了各种债务，这除了应该归还而没归还的，还包括应该奉献而没奉献的、应该给予而没给予的、应该尽职而没尽职的，都是一种债务，有物质的、金钱的、感情的、道德的、精神的、责任的等等。但遗憾的是，很多人还来不及偿还或者根本就不愿意偿还就离开了人世，当然也有不少人不但不愿意偿还，甚至还赖账，宣称他对这个世界从不欠什么，只有别人欠他的。

我呢？我欠债吗？这一问，问得我心惊肉跳，坐立不安。我虽然在物质和金钱上好象还没欠过什么债，可是我对父亲母亲、对兄弟姐妹、对妻子儿女、对朋友同事，在感情上、在道德上、在精神上、在责任上，我欠债吗？

我欠，负债累累，至今也还没有全部偿还！

我应该加倍地与他们沟通，加倍地对他们理解，加倍地呵护他们，加倍地关心他们。不但给予他们力所能及的金钱和物质上的帮助，更重要的是要以精神和感情关爱他们。这些债务，我应该加倍的偿还，尽我所能，尽量献出我的爱。

我还欠社会职责的债，这是作家的债，是知识分子的债，是更让我不安的债，是灵魂的债。

我想作家虽已不被称作“灵魂的工程师”，但作家仍应有心灵，作品仍应有魂魄。

我想知识分子尽管已经边缘化，但仍应有使命，仍应有立场，仍应有义务，仍应有天职。

作家绝不能堕落为传声筒，堕落为软骨头，堕落为墙头草，堕落为说谎者。

真正的知识分子从来就是思想者，是批判者，是叛逆者，是敢于说“不”的人。

可如今的一些作家和知识分子，他们的写作已异化为自慰，为手淫，为当众做爱，为集体性交；已媚俗为大小报纸的吵作，为T字台上的作秀，为闪闪发亮的霓虹灯，为黄金时段的电视广告！

作家一旦成为明星，势必俗不可耐。

知识分子一旦依附权势，势必奴颜媚骨。

作家和知识分子，应是人类基本准则：和平、正义、民主、自由、公正、道德的捍卫者。他们应该有这样的社会责任，应该有这样博大人类之爱。

如果，我还没达到这个标准；如果，我还没有尽到应尽之责，不也是欠债吗？

如此一想，总让我脸红，让我心慌，让我一身虚汗；总使我心怀畏惧，竭力想重振作家的精神立场，坚守知识分子的使命……

2001、7、9 上海善作剧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