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竟是书生》一书是作为北京大学历史教授的周一良先生撰写的自传和回忆录。书名源自一句挽联。１９８０年，语言学家魏建功先生逝世，有人挽曰：“五十年风云变幻，老友毕竟是书生。”周一良先生在自传中说：“‘毕竟是书生’五个字深深触动了我。……因而用这五个字刻了一方图章。现用这五个字来概括自传中‘文化大革命’一节。实际上，也可用以概括我的一生。”
魏建功先生在“文革”后期被吸收加入“梁效”（ “清华北大两校大批判组”的笔名），因注释梁效《孔丘其人》的引文“趋进，翼如也”，有影射周恩来之嫌，为清议所不容。死后，挽联上说魏建功先生“毕竟是书生”，多少有些为他开脱，对他表示谅解；况且这是别人对他的宽绰，并非魏建功本人的夫子自道。周一良先生也同在“梁效”效劳过，同样为清议所不容，不过周一良先生尚健在，并自称其“健康状况……还算是被人艳羡的”，未盖棺便论定，便自我评价“毕竟是书生 ”，这显然有些匆忙。
我一向认为历史学家最具洞察力，最能知人论世。但历史学家对自己的历史是否也能洞若观火，是否也能有知己之明呢？宋人吕祖谦说：“明于观人，暗于观己，此天下之公患也。见秋毫之末者，不能自见其睫；举千斤之重者，不能自举其身。甚矣，己之难观也。”周一良先生如何呢？他对自己“毕竟是书生”的论定是否也属“己之难观也”呢？
所谓书生，中性的解释是“学者”，是“读书人” 。周一良先生出生于官宦书香之家，受业于名宿巨儒之门，进过私塾，读过哈佛，先后在清华、北大任教，是名校的名教授。从出生、经历、学养、师承来看，周绝对是“学者”，是“读书人”，是典型的“书生”。但这类“书生”大都有个共同的症候，即但求学问，不问政治。正如周一良先生在自传中所坦言的：“轰轰烈烈的‘一二·九’学生运动，我都置身于事外。”真是“ 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了。即便在“政治挂帅”的解放之后，也有一些“书生”如被周一良称之为“我所最敬仰的伟大学人、一代宗师”的陈寅恪先生也厌弃政治，他曾明确表示不信奉马列，不就任官职，处身于不夷不惠之间，超然于党派之外，醉心于学问之中，始终保持书生本色。但是也曾是“书生”的周一良先生却在解放以后成色有变，与他所敬仰的陈寅恪先生异趣异逵。
解放初期，几乎所有的高知大儒、学者专家都自觉或被迫地洗心革面，洗脑索瘢，这便是在知识界引起极大震动的“思想改造”运动。运动过后，大部分知识分子也都自觉或被迫地转换了立场，更新了观点。周一良先生当是其中移宫换羽得甚是自觉的一个。他在自传中说：“经过学习、讨论、检查，终于树立起服从需要、任何地方任何工作都是干革命的思想。这样想通之后，我坚决信奉不变，始终如一。实际上指导我以后几十年的行动：服从需要，不讲价钱，作驯服工具。”１９５６年周一良先生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被擢升为北大历史系副主任。１９５７年反右，周一良先生说：“鸣放期间确没有什么不满，运动开展后则诚心实意努力紧跟，以后历次政治运动无不如此。”期间他曾主持过批判右派分子的大会。１９６１年，周一良先生“在自己所用的年表上留下几句‘书以自勉’的话，可见当时真心跟着党走，努力工作的心情”，其中有两句是：“一心向上（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百倍努力（……惟有依靠群众，贯彻领导意图，黾勉从事）。”文革初期，周一良挨斗，当时他“想：自己一向兢兢业业，努力改造思想；从来循规蹈矩，按照党的指示办事，何罪之有？因而不肯低头。”后又想：“过去几十年远离革命，如今不应再失时机，而应积极投身革命，接受锻炼和考验。”于是卷入派性斗争，当上了“井冈山”（当时北大的一个造反派组织的名称）的头头之一……
周一良先生如此能够“服从政治需要”、“贯彻领导意图”、甘当“驯服工具”，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 努力紧跟”、“积极投身革命”，这样一个好党员、好干部自称“书生”，未免过谦，评价过低了。
如果周一良先生坚称自己是“书生”，那“书生” 的本行即他的学术研究成果又如何呢？１９６１年他主编了四卷本的《世界通史》教材，该教材他自认为“采用一般接受的观点，虽然尚未彻底摆脱苏联教材窠臼，但较为适用。”不过尔尔。此外，周一良先生还写过两篇关于明治维新的论文，另有一篇“仅开了个头，‘文革’一来就夭折了”。周一良先生不无感慨，他说：“ 中华书局为我出了一本《魏晋南北朝史论集》，所收都是解放以前的论文，我戏称它为《我的前半生》，解放以后，我写过一些中国与某国友好关系的文章，大多是奉命或应邀之作。……多数不足以言研究也。”也许正是因为在学术上已少书生本色，所以蒋天枢先生在编陈寅恪先生全集时，将陈先生在文章中提到周一良先生的某一节删去。周一良先生说：“这当然不可能是蒋先生自作主张，定是本陈先生意旨。……删去此节，正是目我‘曲学阿世’，因而不愿存此痕迹。”
中国的书生亦即古之“士”，孔子说：“士志于道 ”。“道”即人生理想、社会责任。士的天职便是以自己所拥护的道统来批判礼崩乐坏的政统。士，重道义，轻王侯；说大人，则藐之；威武不屈，贫贱不移；以天下为己任，从道不从君；不曲学阿世，不奉命而作，不惜以生命捍卫真理；正如邓拓诗云：“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这才是有“士气”的真名士，有 “书香”的真书生。
西方的书生则被称为知识分子，是时代的代言人，是公众的眼睛，是社会的良心。他们常常发表和权威相抵牾的议论，习惯将任何结论都当做问题。而在大学里的知识分子更具批判精神，正如一校长所言：“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只有一个理由，即它们必须是批判的中心。”因而西方知识分子也无法理解本应是最具有自由之思想、最具有独立之精神的像周一良先生这样的中国大学教授如何竟成了“服从政治需要的驯服工具”。
当然，“书生”还另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书呆子，是迂夫子，不通达事理，不顺应世故。周一良先生在叙述他在梁效的经历时，就特别地显得书生气十足；单纯得像孩子，天真得冒傻气。
周一良先生在梁效工作两年，他曾反对将孔老二描绘成身村矮小的人，以免影射某领导人，他还建议将林彪读《资治通鉴》的《魏纪》和《隋纪》加以圈点的段落写成批判文章，“可惜未被采纳”。这是他所作的两件好事，在自传里当然值得一记。他也不讳言曾写过一篇《诸葛亮与法家路线》的文章，并承认该文“配合甚嚣尘上的儒法斗争，……客观上也构成‘四人帮’反革命舆论组成部分，而我自己还以为是为毛主席革命路线出力。”但这样的自白无非要表明他的主观动机甚好，只是客观效果不佳。他甚至还天真地认为批林批孔使得自己“几十年前古典文献的训练，今天居然服务于革命路线，总算派了用场，不免欣然自得，忘却疲劳”。并且“由研究法家著作而引起群众对古典文献的兴趣，这些倾向都与我的思想合拍，因而心安理得。”这就如有人拿刀杀人，周一良先生视而不见，感兴趣的只是刀的锋利和制作精良。这真的是周一良先生的书生之见，还是以装傻表天真，以糊涂示单纯？对日后的审查，周一良先生也颇有怨言，并非如自己所说的“平静自若”，曾表示：“组织上调我进梁效，并非个人报名，谈不到经验教训。”
我相信周一良先生在梁效里并无大恶，更非“一个老朋友”谴责他的“无耻之尤”；我也同意他说的不应 “以‘四人帮’之道，还治梁效之身。”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他被领导派往梁效，也确实不能完全由个人负责。如果我在当时也有这样的机会，我也很难保证自己不会应命。但是周一良先生是个史学家，史学家不但应有史才、史学，还更应有史识、史德，因而史学家在回顾历史、在考察梁效这样一个“四人帮”重要的舆论工具时，最好能摆脱个人恩怨，立于历史高度，以秉笔直书之史德、以洞见症结之史识，给自己、给梁效有个科学的、理性的评估。同是北大教授的冯友兰先生也曾陷入梁效，他在《三松堂自序》一书中也有过反省，他说他那些批林批孔文章“有哗众取宠之心，不是立其诚而是立其伪”，这和“曲学阿世”是同一个意思。能有这样的自谴，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很是言重了。可周一良先生对自己在梁效两年的历史只是以“毕竟是书生”来交代，就显得过于轻松，因而少有深刻的自省，多有委屈的自辩，甚至还有些隐约的自得，比如他说： “后来《红旗》重新登载了我关于《封建论》的文章，我又当了党的十大代表。毛主席逝世，我列名治丧委员会，参加守灵。所以直到‘四人帮’被打倒，我作为梁效成员始终处于顺境。”这段话不知是夸耀还是忏悔，情态之暧昧令人不解。
如今重提梁效，并非追究个人责任。作为个人而言，他们之中的成员并非个个皆是丑类，其中有些人也确实是上当受骗，俗话说“还是好同志”；还有些人也确实才气横溢，只是当时聪明过头以致一时昏头罢了。如今重提梁效，实在是因为梁效这样一个不是帮闲而是帮凶的写作班子太值得研究了，它们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也是中国自古未有的御用的“书生”群体。类似梁效这样的政治怪物，北京还有初澜，上海还有石一歌、丁学雷、罗思鼎等等，可惜至今都无个案的剖析和群体的考究。其中的障碍之一是文革史学者对此项研究的意义远远认识不足，尚未认识到深入研究梁效、石一歌等等文革遗产，对中华文化品格的重建，对知识分子精魂的重塑，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历史教训是巨大的精神财富。二是有些当事者在落水后或者悲观厌世，皈依佛门，不愿重提红尘往事；或者忙于云游，著书讲学，无暇打开历史黑箱；或者讳莫如深，巧言掩饰，绝口否认个中干系——这些都给史料的搜集整理及深入研究带来很大的困难。但我想只要是历史，任谁都掩盖不了的。
1999年01月29日
来源:《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