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马克思在科学认识族性问题的基础上，从族性的维度阐述了民族主义的表现形式，揭示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本质属性。资产阶级主观上优化族性，宣扬的民族主义具有极大的伪善性，其实质是殖民扩张政策下的沙文主义。无产阶级只有自觉地形成阶级意识，展开国际联合的现实行动，以阶级性来扬弃族性，以国际主义来消解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才能真正地退出历史的舞台。马克思族性维度下的民族主义批判对当今世界纷繁复杂的民族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启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含了族性平等共存前提下的世界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思想，是历史唯物主义族性观的在新时代的创新。
关 键 词：族性 民族主义批判 阶级 国际主义
一、引言
当今时代仍然处于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从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时代。在这样一个大时代中，国际社会民族问题风云变幻。如何看待当今国际舞台中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如何发现“人类命运共同体”背景下世界各民族和谐共荣构想的伟大意义?要回答这些问题，有必要重新研读《论犹太人问题》《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一系列经典著作。可以发现，马克思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从“族性”维度对当时流行的各式各样的民族主义思潮做了深入的批判，建构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马克思把自由平等作为民族关系的基本价值准则，主张各民族的无产阶级要联合起来，以国际主义来消解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通过共产主义运动，以“自由人联合体”来取代民族共同体，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对“民族”“阶级”“民族主义”等诸多问题的思考，尤其是他在“族性”维度下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深刻批判，对谋求民族解放、实现全人类幸福的深入思考，为我们深入考察民族问题和辩证看待当今“民族主义”思潮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二、马克思族性维度下民族主义批判的逻辑基点
美国学者内森·格拉泽(Nathan Glazer)和莫伊尼汉(D.P.Moynihan)于1962年共同出版了一部研究多元文化背景下美国族裔问题的著作——《远离熔炉》。在该书中，“他们第一次在学术意义上提出并使用ethnicity这个词，用来描述‘族裔集团的性质和特点’。”[1]将ethnicity一词译作“族性”，为国内学者所普遍接受，但在关于“族性”概念的具体理解上仍然存在着争议。比如对于“族性”的概念，国内著名民族学专家王希恩就提出了与《远离熔炉》作者不同的理解。王希恩并未把“族性”看作“族裔集团的性质和特点”，而是将之理解为“能够构成各种族类群体的基本要素，包括血统、语言、传统文化、祖籍地、宗教、种族等”[2]。虽然族体“内在构成要素”与族体“性质和特点”讲的是一件事物的两个方面，但是，结合对马克思民族理论的考察可以发现，马克思基本上是从总体性质和特点来理解和阐释族性的。因此，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中，把“族性”理解为“族体的性质和特点”更为适当。
事实上，在马克思民族理论经典著作中，并没有一个专业术语被用于表示族群的性质和特征，使用较多地是“民族特性、民族个性、民族独特性”等概念。有不少学者把“民族特性”作为统摄其他概念的基本概念来表示族群的性质和特征。然而，在马克思的民族理论中，“民族”概念有三层义涵：nation(国族)；ethnic(族群)；people(人民)。因此，相对于“民族特性”而言，“族性”既涵盖了国族、族群和人民的概念范畴，又清晰地表达了“族裔集团的性质和特点”这个原旨意涵。综上所述，完全可以把民族概念中所蕴含的民族学和政治学义涵综合起来，用“族性”概念来诠释马克思民族理论中的相关概念范畴。
马克思在理论批判和革命实践中，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围绕族性问题进行阐释，从而建构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族性观，而这构成了他对民族主义批判的逻辑基点。
(一)族性是民族存在的基本形式
按照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民族是由共同地域、经济、语言和文化的族类群体组成的具有可识别性的稳定的共同体，具有与其他族群不同的性质和特点，是民族认同和民族识别的前提条件。由于自然条件、人口要素、生产力水平等不同，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民族内部结构的差异，各民族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各自的性质和特点。因此，族性是民族存在的基本形式，承认族性的客观存在是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基本前提。在致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批评了在国际工人协会中弥漫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潮。“民族虚无主义”否认民族及其特性存在的客观性和必要性，认为“一切民族特性和民族本身都是‘陈腐的偏见’”[3]，它主张以“团体”或“公社”来取代民族，以团体、公社的“联合会”来取代国家。马克思追溯了民族虚无主义思潮的历史根源，指出人类的这种“个体化”及其“相互性”的发展，经过傅立叶等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社区实验”早就被证明是乌托邦的理想主义，[3]而民族虚无主义必然会使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落入“蒲鲁东派的施蒂纳思想”[3]的圈套，从而有遭遇失败的危险。
(二)族性随族体的变化而变化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民族及其特性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民族作为历史范畴，有其形成、发展和消亡的历史过程。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大大小小的民族，他们历经分化和整合才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各个民族，随着民族外部条件和内在结构的变化，族体族性也会随之变化。由于人口数量的增减、族体间交往程度的发展、民族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等因素，一个民族可能会分化成多个民族，新的民族在传承原先民族内在结构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形成了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新的结构模式，从而产生了新的族体特征；由于同样的原因，多个民族可能会整合成一个新民族，其族体特征则是整合了原有民族特征的结果。民族同化是族体特征变化的主要形式，在通常情况下，文明程度高的民族同化文明程度低的民族：“相继征服过印度的阿拉伯人、土耳人、鞑靼人和莫卧儿人，不久就被当地居民同化了。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4]经过民族同化，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族性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三)族体共通性随着族体间交往的增加而增加
在大工业时代，民族交往打破了地域的局限，“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5]此时，各民族的内在构成要素在民族交往和融合中发生冲突碰撞，其结果是族体独特性逐渐变少，族体共通性逐渐变多，而族体间交往程度愈高，参与世界民族交往的族体共通性愈多。当时的智识阶层对欧洲各民族的普遍认识是：英国是工业民族，法国是政治民族，德国是哲学民族。然而，在民族交往日益频繁的大工业时代，英、法、德之间的族性并非泾渭分明。正如恩格斯在《英国状况(十八世纪)》里指出的，英国的政治革命其实是法国大革命的先导，英国的怀疑论哲学和法国的唯物主义有直接的渊源，而英国的民族构成和语言就直接包含着德意志的因素。[6]
(四)族性没有优劣之分
马克思从平等观念出发，认为族性平等是民族平等的本质内涵，民族不论大小强弱，其族性只有质和量上的区别，而没有优劣之分。鲍威尔(Bruno Baller)在《犹太人问题的最新论文》(该文是鲍威尔针对人们对其论著《犹太人问题》一书的批评所做的回应)中讲道，“古往今来还没有一个民族在某些方面优越于其他民族……假如有一个能够在精神上优越于其他民族的民族，那么这只是那个能够批判自己和其他民族并能认识普遍颓废的原因的民族。”[7]这里，鲍威尔所谓的“能够在精神上优越于其他民族的民族”指的显然是德意志民族。对此，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引用了鲍威尔的这一段话，并反驳道：“古往今来每个民族都在某些方面优越于其他民族。”[7]如果将这句话作逻辑延伸的话，不妨理解为：没有哪个民族比其他民族更优越，也没有哪个民族的族性比其他民族的族性更优越。马克思认为，族性作为民族存在的基本形式，伴随着民族的形成、发展和消亡的整个过程。因此，民族平等本身就蕴含着族性的平等。虽然马克思也承认每个民族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会有所不同，但他认为，相较而言，文明程度高的民族比文明程度低的民族的贡献要大，但这并不意味着，文明程度高的民族的族性就优于其他民族的族性。
三、马克思族性维度下的民族主义批判及其历史进路
在历史唯物主义族性观建构的基础上，马克思从族性的维度对当时流行的形形色色民族主义作了深刻的批判。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主观上优化本民族的族性，用“民族荣耀和民族利益”的口号来蛊惑无产阶级，并且试图还原历史上早已消失的族体的族性，幻想着恢复民族荣誉。这种主观意识和现实行动必然导致民族主义的泛滥。为此，马克思号召无产阶级要肩负起历史使命，自觉地形成阶级意识，结成广泛的国际联盟，以阶级性来扬弃族性，以国际主义来消解民族主义。
(一)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族性优化”的批判
鲍威尔在《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一文中认为，宗教改革后的基督新教在与现代公民生活的契合度上明显地高于犹太教，因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明显地高于犹太人。从这种观点出发，鲍威尔认为，“犹太人问题”主要表现为宗教问题，犹太人解放主要在于宗教解放，只有实现了宗教的解放才能实现政治的解放，从而使犹太人在基督教国家中获得与基督徒同等的权利。对此，马克思针锋相对地指出，犹太教不仅仅是一种宗教，它还代表着犹太人的世俗精神，因此让犹太人放弃自己的宗教是不切实际的；再者，政治的解放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消灭宗教。进而，马克思指出，犹太人的彻底解放不是宗教解放和政治解放的问题，而是社会解放进而实现人的解放的问题，这是因为“犹太人的解放，就其终极意义来说，就是人类从犹太中获得解放”[8]。这里的“犹太”(德文Jude)指的是金钱、做生意，也就是说，犹太人的解放其实不在于宗教、意识形态上的解放，而在于世俗生活基础上的社会解放和人的解放。
从马克思与鲍威尔的论战中，我们不难看出，鲍威尔把德意志民族摆在其他民族之上，将其看作能认识普遍真理的、具有批判性的民族。这种主观优化族性的傲慢和偏见必然导致他在民族和民族问题上坚持“日耳曼中心主义”的原则和立场。因此，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指出，鲍威尔从“自我意识”这一唯心主义的思辨逻辑出发，在对待民族和民族问题上，寄希望于精英统治阶层的理论批判和精神性改造，“踌躇满志地把自己摆在各民族之上并期待着各民族匍匐于自己脚下乞求指点迷津的批判，正是通过这种漫画般的、基督教德意志的唯心主义，证明它依然深深地陷在德国民族性的泥坑里[7]。”
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思辨哲学家把人类历史发展看作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和完成的过程。他们认为德意志民族(其实主要是指德国的精英统治阶层)是这个“精神”的化身，德意志国家是“全世界历史的完成和目的”[8]。这些德国的“先知”们甚至预言，人类历史的发展是由少数几个文明民族来推动的，德意志民族在所有文明民族中起着主导作用，而“其他民族只是扮演执行它的指令的角色”[9]。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彻底揭穿了“自由人”和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建立在思辨王国中云雾般的幻想，指出这种把思辨理性视为德国的民族性、把“批判”作为解决德国一切问题的做法是荒谬可笑的。马克思进而指出，德国“先知”们肆意歪曲客观事实，主观优化德国民族性，他们在思想和行动中展现出来的傲慢和无知，其实质是民族局限性和偏见的表现，因而必将成为德意志民族发展的障碍。
(二)马克思对泛斯拉夫主义“族性还原”的批判
近代以来，族群逐渐打破了活动与交往的自然边界。基于共同经济生活、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和共同文化，一些族群与其他族群缔结成了以政治国家为形式的共同体，“民族国家”(nation-state)由此出现。随着欧洲民族国家的率先形成，国族(nationality)认同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族群(ethnic group)认同。历经几百年的民族国家运动后，欧洲境内诞生了众多的“国家民族”，虽然在构成这些国家民族的族体或族群当中，有的跟古代斯拉夫民族存在着一定的渊源，但在民族国家的建构中，这些多民族的国家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族性，而斯拉夫民族的历史、血统和文化早就在历史的变迁中所剩无几。在此背景下，主观臆造或人为恢复一种早已消亡的族性，幻想着将这些在本质上毫无关系、发展情况各异的各类族体凑合成一个所谓的利益和文化共同体，并试图谋划一个统一的“斯拉夫联邦”是不现实的。事实上，资产阶级优化和恢复族性的真正目的不是为了维护整个民族的利益，而是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利益和实现本阶级的统治。马克思指出，由资产阶级掀起的民族主义浪潮，实质上是殖民扩张和对外侵略的沙文主义。通过对资产阶级族性观背后本质的揭示，马克思戳穿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伪善面目。
马克思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上，既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宣扬的民族主义，又坚决反对充斥在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阻碍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民族主义。巴枯宁幻想着斯拉夫民族的“兄弟同盟”，他召集斯拉夫人代表大会，鼓吹建立有共同的历史和血统关系的斯拉夫联邦国家，由于他否定民族问题和阶级问题的本质联系，否定阶级对立的现实存在和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因而在无产阶级队伍中具有很强的蛊惑性和很大的危害性。对此，马克思指出，巴枯宁所宣扬的民主泛斯拉夫主义无疑是历史的倒退。
(三)“阶级民族”的形成是“族性扬弃”的历史前提
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民族的形成，为族性扬弃和民族主义的退场奠定了阶级基础和组织基础。在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对立的阵营，共同利益和共同命运铸就了两种截然相反的阶级族性，催生了无产阶级民族和资产阶级民族的形成。“当每一民族的资产阶级还保持着它的特殊的民族利益的时候，大工业却创造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在所有的民族中都具有同样的利益，在它那里民族独特性已经消灭，这是一个真正同整个旧世界脱离并与之对立的阶级。”[5]马克思指出，由于丧失了生产资料，无产阶级除了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外毫无出路，激烈的竞争、非人的劳动和微薄的工资，使他们沦为厂房里一台终日运转的机器，成为异化状态下的人。工人没有尊严和权利，因而资产阶级所谓的“民族的荣誉和利益”与他们无关；他们没有休闲和娱乐，因而失去了民族文化生活的全部内容；由于机器生产代替了劳动协作，他们连语言的功能也逐渐退化了，从而丧失了族性的基本特征。共同的劳动条件、共同的生活状况和共同的利益诉求，铸造了无产阶级的族性，诞生了“无产阶级民族”。
在《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的族性做了生动而又形象的描述：
工人的民族性不是法国的、不是英国的、不是德国的民族性，而是劳动、自由的奴隶制、自我售卖。他的政府不是法国、不是英国的、不是德国的政府，而是资本。他的领空不是法国的、不是德国的、不是英国的领空，而是工厂的天空。他的领土不是法国的、不是英国的、不是德国的领土，而是地下若干英尺。[10]
“劳动”是无产阶级民族的基本族性，而共同“政府”的管辖(指工人受资本力量的共同掌控)和共同的“领空”“领土”(指工人生产活动的空间)，使得无产阶级联合成为民族。此外，由于世界市场的开拓和世界历史的形成，资产阶级之间形成了相互合作和竞争的关系，为了共同对付无产阶级的斗争，他们结成了稳固的利益共同体，形成了与无产阶级相对应的族性，由此诞生了“资产阶级民族”。对此，马克思指出：“不管单个资产者同其他资产者进行多么激烈的斗争，资产者作为阶级是有共同利益的；这种共同性，正如它在国内是针对无产阶级的一样，在国外是针对其他国家的资产者的。这就是资产者所谓的他的民族性。”[10]
(四)马克思主张要以“阶级性”来扬弃“族性”
“无产阶级民族”和“资产阶级民族”的指称显然不是马克思对现存某个族体的抽象命名，而是出于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建构和对人类命运图景的终极眷注。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本身就是异化劳动下的产物，因此，无产阶级民族的形成最初绝不是出于工人阶级自身的意识和行动，而是在一定的劳动条件和生活状况下工人社会境遇命中注定的必然结果。也就是说，“无产阶级民族”其实是各民族的资产者强加于无产者身上的异化的产物。由此也说明，阶级民族的形成并不意味着各民族的无产阶级否定了本民族的族性(尽管他们身上的族性正在逐渐丧失)，实际上，他们否定的只是资产阶级所宣扬的那种虚假的族性。
阶级视角是马克思分析和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视角。有学者精辟地总结了马克思认识和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立场和方法，认为“马克思在论述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问题时，始终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关照的是包括无产阶级在内、以无产阶级为主的最广泛群众的利益，阶级是其主要思路，民族问题的解决必须依赖于阶级问题的解决”[11]。很显然，阶级立场和阶级分析法也是马克思民族主义批判的基本立场和方法，马克思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上，运用阶级分析法，指出阶级民族及其族性的形成，不论对无产者还是对资产者来说，都是一种异化现象，它是对族体内部成员乃至族体本身的自由自觉活动本质的否定。如果说阶级民族及其族性的形成对无产者和资产者来说是不自觉的历史产物的话，那么，根据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原则，历史的重担和使命必将落在无产阶级的身上。无产阶级要从异化的自发状态中觉醒起来，坚持国际主义的基本原则和立场，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自觉地形成阶级意识，展开国际联合的行动。在此基础上，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和人民民主，进而实现社会解放和人的解放，以阶级性来扬弃族性，以国际主义来消解民族主义，从而使民族主义真正地退出历史的舞台。
四、马克思族性维度下民族主义批判的当代启示
马克思民族主义批判理论对近代以来的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其指导思想和基本方法及马克思在理论批判和现实斗争过程中所坚持的原则、立场和精神品质，对无产阶级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在国际格局加快演变的历史进程中，世界民族问题显得更加错综复杂，马克思的族性观及在此基础上建构的民族主义批判理论具有重要的当代启示。
(一)要认清民族主义的历史性与阶级性
“民族主义”一词具有丰富的内涵，其定性也极具争议。美国学者汉斯·科恩(Hans Khon)在《民族主义的观念》一书中指出：“民族主义首先并且最重要的一个被认为是一种思想状态……在这一状态中，体现了个人对民族国家的高度的忠诚。”[12]民族主义宣扬民族利益至高无上，强调民族内部成员要维护本民族的利益和尊严，并认为在必要时可以牺牲个人的利益来维护民族的利益。民族主义具有多种形态，“大致可以划分成‘国家的’‘社会的’和‘种族的’”[13]。除此之外，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基于对当代世界文明和秩序的判断，在文明冲突论和秩序重构论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化的”民族主义概念。
在近代意义上，民族主义作为维护民族利益、谋划民族前途的一种思想意识和现实行动，其历史作用极为复杂。在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和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中，民族主义曾经发挥过积极的作用。随着民族国家运动的兴起，由“民族分离主义”思潮所掀起的民族解放运动成为被压迫民族建构民族国家的主要形式。加拿大学者威尔·金里卡(Will Kymlicka)认为，民族主义具有正、反两方面的功能，其中，“少数群体民族主义”是具有建设性功能的一种民族主义，这是由于“少数群体民族主义是一种极为有效的手段，民族群体可以借此实现自己社会的现代化，并更加积极地加入全球经济中来，加入日益密切的国际法和公民社会的网络中来”[14]。
其实，马克思并未一味否认民族主义的建设性功能，“在马克思看来，民族主义的具体作用是依具体的社会结构的变化而定的[15]。”王希恩分析总结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主义论述中的三个共同点：“其一，民族主义是剥削阶级，尤其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思想倾向；其二，民族主义把本民族的要求放在第一位，实质上维护的是本民族资产阶级的特权和利益；其三，分离、隔绝和发展特殊性是民族主义的共有特征。”[16]因此，我们必须要注意到，在马克思的大多数文本中，民族主义一般是指资产阶级所宣扬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运动，其主要表现形式是以日耳曼中心主义为代表的“大民族主义”和以泛斯拉夫主义为代表的“泛民族主义”，因而具有鲜明的资产阶级性质。“事实上，马克思的民族主义理论是一种‘经济—财产—阶级—民族国家’的逻辑实现路径。”[17]阶级视角是马克思民族主义批判的基本视角，阶级立场和阶级分析法是马克思民族主义批判的基本立场和方法，历史唯物主义族性观的形成及族性维度下的民族主义批判，实质上是马克思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上，运用阶级分析法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和对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探索。
(二)要十分警惕世界范围内民族主义的泛滥
当代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往往超乎人们的想象，它常常与历史问题、宗教问题、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纠缠在一起。民族主义的历史意义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推动着民族国家的建构和世界历史的转向；另一方面它催生了一股民族分离主义的反向思潮，进而成为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障碍。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两极格局的终结，在“第三波”民族主义浪潮的推动下，诞生了一二十个独立的民族国家。民族主义作为推动民族独立统一的思想状态和现实运动，在历史上对于民族国家构建和民族运动曾经发挥过积极的作用。然而，鉴于民族主义激进与非理性的特点，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民族主义常常被少数资本主义国家所利用，成为一个为少数群体谋求政治博弈与现实利益的工具，成为引发国际社会不安定、不和谐的诱因。在一些极端势力和别有用心政治势力的鼓动下，当今世界范围内的民族主义一度活跃了起来。他们利用“民族原则”蛊惑少数族裔，蓄意挑起民族间的仇恨情绪，破坏民族团结和统一，最终使得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民族主义演变为极端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分离主义，由此引发了新一轮的民族矛盾和社会危机。
近年来世界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状况令人担忧：由于全球环境气候的恶化，人类面临着重大的生存危机；民族领土争端不断，由此引发的局部战争此起彼伏；恐怖主义、霸权主义仍然是国际社会不稳定的主要因素；由政局动荡和经济衰退所导致的跨国难民现象，引发了新一轮的人道主义危机和民族纠纷；西方国家的逆全球化现象在新冠肺炎疫情下愈演愈烈；极端民族主义浪潮也在暗流涌动。“十年来，民族主义在欧美发达工业国家兴盛，并成为当前国际政治中的主要潮流。2019年，国际社会民族主义出现新发展趋势，政治力量进一步凸显。”[18]在此背景下，如何实现世界各民族的和平稳定和繁荣发展，是需要当今国际社会共同思考的一个重大议题。
在此背景与形势之下，国际社会要十分警惕民族主义的泛滥，要认清当今世界范围内流行的民族主义的实质，认识到它对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危害，同时要认识到它给经济全球化发展和构建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带来的挑战；国际社会要共同提出有益于解决民族问题的方案，共同制定相关的公约，联手打击恐怖组织和极端宗教组织，严厉制裁鼓动极端民族主义的各种组织和势力；主权国家要加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对民族主义现象给予积极的引导，加强民族认同和共同体意识，把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紧密结合起来，加强和完善关于解决民族问题的体制和机制建设。
(三)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实现“族性共存”
中国作为开放的、有担当、负责任的大国，自改革开放40多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的发展为世界和平稳定和繁荣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2015年9月，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上，习近平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指出要“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19]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重要的外交理念，提出要构建“共商、共建、共享”的新型国际合作关系。2018年3月，在第十三届全国人大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上，将“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交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我国的基本外交思想和国际关系战略，并以根本法的形式确定下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它就新时代如何实现政党治理、国家治理等问题提出了新的战略方向和新的思路，同时也为新时代全球治理体系提出了新的发展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立足于世界历史的行进规律，针对全球治理体系所产生的种种负面效应，提出了更加符合生产力普遍发展欲求的全球化新构想”。[20]
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视角上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共产党在全球战略布局和国际关系实践中形成的关于世界民族发展问题的理论升华，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当代世界民族关系实践和民族发展问题上的运用与发展，包含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格局下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蕴含着族体和族性平等共存的理念和丰富的民族发展思想。它既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万物一体、协和万邦”等思想智慧，又遵从历史唯物主义关于民族发展的客观规律；既立足于解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及在此基础上带动世界民族发展的现实问题，又展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世界民族共同发展的美好未来。这一思想既承认世界各民族的族体和族性存在着客观差异，主张世界各民族作为具有独立主权的民族其族体和族性都是平等的，坚决反对任何在种族、族群和民族问题上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种族主义和极端的民族主义，支持被压迫民族和发展中国家为了民族独立和经济发展的正义事业；同时，它也坚决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强调各国家民族在国际关系、经济贸易往来和文化交往等方面具有不可分割的依存关系，强调加强世界各族人民的团结和合作，并且强调各国家民族求同存异、和平共处和互利共赢，并把这些视为现代国际社会和各国家民族之间交往的基本准则。
随着“一带一路”等全球合作理念被国际社会所广泛认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关于世界各民族前途与命运的构想与愿景，为世界营造了一种积极向上、和谐健康的国际政治生态和人类现实生存环境，为世界各民族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提出了新的战略高度和新的历史要求，同时，也为世界民族未来发展的美好前景提出了新的发展理念和新的发展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