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见到耀邦同志是在1957年初团中央机关举行的春节联欢会上。当时，我还不满18岁，是北京市101中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有幸被邀请参加了那次联欢活动。以后再见到他就是时隔9年多之后在“文革”刚开始的时候，那时他已经成了我所在的团中央机关的头号“走资派”。
“文革”刚开始每天被揪斗
我是1964年夏经过7年的大学本科学习后，考取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理论核物理专业研究生的。从事学习活动才几个月，1964年底，学校就派我带着十几个工物系的学生，跟着中央党校一批同志到北京四季青公社香山大队搞了半年“四清”。这期间，我当选为第18届全国学联主席，所以“四清”结束后，1965年5月就被调到团中央机关工作了。我到团中央机关时，耀邦同志已经调到陕西省委任第二书记。不久，原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同志去世，他就接任第一书记，同时任西北局第二书记。我到陕西省出差，听到了很多关于他的故事，如挖水沟，种桑树等等。当时在陕西省“四清”搞得比较“左”，他很反对，提出了四个“一律”，如农村干部一律“下楼”(就是不再隔离起来审查)，还有其他三个“一律”，我记不清了，总之是对农村干部比较宽松。他的这些行为，与当时的大环境不太一样，在陕西省不好呆下去了，1966年初他就回京“养病”。
1966年6月17日，团中央机关燃起了“文革”大火。到8月17日，团中央书记处就被党中央改组了，原来书记处的“三胡一王”(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和王伟，胡启立是候补书记)每天被揪去示众。我调到团中央机关后，第一次见到耀邦同志正是他在被示众的时候。那是9月上旬的一天，我刚陪外宾从外地访问回来，见他踩着我的办公桌从窗户出去，被几个人押着，在窗外的一个水泥做的遮雨用的棚子上坐“喷气式飞机”。当时我所在的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国际组织科办公室在二楼南北走廊的东侧，正对着团中央机关的院子。我看到这个情景，心里很不是滋味，就对当时的群众组织负责人说：“怎么能对老同志这样？我们团中央机关是领导机关，不能引导群众干这样不雅的事！”那时，他们还能听进一些意见，也觉得不合适，加之来批斗的人大多是外面来的学生“红卫兵”，不能常来团中央机关，这种在团中央机关大院的揪斗活动很快就取消了。那次见他，我没有机会和他说话，只能是远远地看着他。记得红卫兵让他坐“喷气式飞机”，逼他说：“我是胡耀邦，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胡耀邦，我对党、对人民、对青年犯下了罪行。我的出身是下中农。”其实他的出身不是“下中农”，而是贫农，这是后来审查他时才搞清楚的。对这些事，耀邦同志确实非常糊里糊涂，因为他认为是“小事”，从来不放在心上。比如，那时要他交待财产状况，他说苏联团中央第一书记谢列平送他一辆吉斯汽车。其实他坐的是苏联的吉姆车，是正部长级干部坐的，吉斯车是政治局委员一级才能坐的，他没有搞明白。
痛心“倒刘决定”举了手
直到1967年6月我才与他有第一次面对面的直接接触。那是夏收时节，团中央机关组织干部去昌平县劳动，当时是仿照军队建制，我们国际联络部算一个排，耀邦同志就编在我们排里。记得耀邦同志对我讲的第一句话是“你小心点，否则摔一个跟头多难看”。这是在我提着一个桶跳一条沟时他开玩笑说的，当时旁边听见的人都笑了。耀邦同志劳动很认真，一点也没有垂头丧气、精神萎靡的样子，他是团中央的“头号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毛主席点了名的，“问题”严重得很。可我发现他很镇定，在被批判时，还与批判他的人辩论，试图说明情况，讲清是非。那时有很多批判他的大字报，耀邦同志也写出检查张贴出来。我记得有一篇他写到：1964年12月毛主席过生日，请他和其他一些同志吃饭。在吃饭时毛主席说，我们很多同志总是自以为是，为什么不能“自以为非”呢？因此他自我批评道，毛主席这样谆谆教导我，我却自以为是……1968年10月的一天，中央要驻团中央军代表把耀邦同志送到人民大会堂东门口去，大家猜可能他出了什么大事，要去被批判了。军代表早上把他送去后，在门口等了一天也没见他出来，就担心他是不是逃跑了，这可是担待不起的重大责任。于是去东门口问，警卫人员告诉他：“你们不要等了，回去吧！”直到八届十二中全会结束后，才知道耀邦同志是参加中央全会去了。后来耀邦同志在五七干校对我说，他那次参加中央全会是因为在活着的87个中央委员中，没有什么大“问题”可以参加会的人已经很少了。所以才又从已经被打倒的中央委员中挑出几个历史上没有问题的，再加上从19个候补中委中挑出10个变为中委，凑成超过半数，才能合法地开会。他对这次会议很不满意，因为会上强行通过了把刘少奇同志定为“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的决定。他非常痛心地对我说，他也举了手。同时也表示，他特别敬佩陈少敏同志，全场只有她趴在桌子上就是不举手。参加完八届十二中全会后，他被中央保护起来没有回团中央机关。直到“九大”后一段时间，团中央机关那时已“一锅端”到河南省潢川县的黄湖五七干校了，大概是1969年夏季，他才直接从中央安排的驻地到了团中央机关的五七干校。
工资结余全部交党费
我与耀邦同志的亲密接触就是在五七干校。1969年夏末，团中央机关在初到黄湖整党大体结束后，整个干校进行了编组，我所在的国际联络部与机关行政处编为第一连。这时耀邦同志来到干校，与我同分在一个班。这个班一共十几个人，有党小组，我虽然没有恢复组织生活，但我鼓动班里的党员选举耀邦同志为党小组长，这可能是当时对他落实的最大政策了。在一个班里，我们两人就有机会每天在吃饭的时候天南海北、广泛而深入地交谈。耀邦同志思想非常活跃，知识面很广，记忆力极强，而我头脑里的问题又比较多，我就成了他非常忠实的“听众”。我们俩像一对师生一样，主要是他说，我就是提问题，讲一些情况，连接谈话的内容。这样的长谈、深谈延续了两年多，直到他1972年初离开干校。由此我对耀邦同志的为人、见识、特点、水平有了一定的了解，我们两人真的成了忘年之交。
由于我与耀邦同志在同一个班里，平时又联系密切，所以耀邦同志有一段时间就把他个人的“经济事务”交给我管理了。他那时是五级干部，每个月的工资是300多元(我那时还没定级，一个月领46元)，他交伙食费15元，买烟三四十元，其他就是帮助同志，还有就是大家打他的秋风，比如夏天买西瓜，有时买一些解馋的东西大家吃。记得有一次只剩下120多元了，他就全交了党费。然后再去领工资，再去花，再去交党费，这样持续了好几个月。那时，我们班主要任务是搞基建，耀邦同志就是当小工，提泥兜，运砖头。农忙时节去干各种农活，他也是干得非常认真。那时他身体不太好，据他自己说患有“阿米巴肝炎”。有一次劳动时他突然昏厥过去，是我帮着他原来的警卫员把他背着送到干校的医务室。我那时虽然还在受审查之中，党的组织生活还没有恢复，但我受他的影响，也从来不消极，积极劳动和学习，并且主动担任我们连队的“赤脚医生”(经过简单培训)，有权开一些简单的处方和营养补品。那时耀邦同志为了治疗肝病，要打一种B12的药针，是在臀部肌肉注射，有的就是我打的。我这一辈子，只给耀邦同志打过针。
熟悉矛盾论赞赏“猫论”
耀邦同志对毛主席是极其崇拜和敬仰的，他把毛主席看成是自己的长辈和老师。他说，他15岁参加革命，一直在毛主席的教导下成长起来，他对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所开创的事业的理解，是在他跟着毛主席亲身参加革命事业而树立起来又不断加深的，这就是要解放全中国的苦难人民，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为此，可以抛弃自己的一切，甚至自己的生命。他也要求我无论何时何地一定要无限忠诚于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所开创的事业。他非常自豪地对我讲，毛主席的《反对自由主义》一文就是在他的鼓动下写出来的。那是1937年秋天，耀邦同志正在抗日军政大学担任政治部主任。在学校里办了一个油印小报《抗大》。毛主席看了几期后说：“你们办报的也要写一些文章呀！”此时耀邦同志就向毛主席讲，是否也请毛主席写一篇。毛主席说：“你倒将我一军。好，我也写一篇。”过不多久，毛主席就送来了《反对自由主义》这篇文章，登在《抗大》上，成了抗大难得的一份好教材。正是由于他与党、与毛主席、与革命事业这份深厚的情谊，所以造反派们说他反对毛主席时，他胸有成竹，没有丝毫惊慌。耀邦同志对毛主席的文章、讲话是非常熟悉的。有一次我们谈到毛主席的《矛盾论》，我说，一个事物矛盾着的双方是“相辅相成”，他立即说，不对，是“相反相成”。我马上去查原著，结果是他说对了。耀邦同志也非常注意马恩列著作的学习，他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把四卷本《马恩选集》和四卷本《列宁选集》又再仔细读了一遍。在干校时白天劳动，他就把晚上和休息日几乎全部用上了。夏天就是光着膀子、扇着扇子在灯下苦读。那时整个干校其他连队休息时，许多人都在打扑克、下象棋，只有我们一连在他的带动下，都在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我也是在这种气氛下才真正读了一些马列和毛主席的书。其实耀邦同志不是不会打扑克、下象棋。1972年他回北京后，我去他家里看他，常遇见他在家里与一些同志打桥牌，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扑克还有一种叫“桥牌”的玩法。
大概在1971年，中央“邓小平专案组”要耀邦同志写一份揭发邓小平的材料。他对此事非常重视，与我谈过好几次。当时批判刘邓路线，打倒刘邓似乎是板上钉钉的事，但他却给我讲了一个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的看法，即虽然邓小平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但他不擅权、工作努力、尊重毛主席，他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应该解放他，给他工作的机会。后来他就按这个调子写出了专案组要求写的材料。我对此事特别佩服，他在那种政治气氛下居然敢于拿出这样独特的见解。我感到耀邦同志对小平同志是像对老大哥一样尊重的。他对我讲，19 60年小平同志到团中央机关谈到怎么看事情的正确与否，提出了“不管是花猫还是白猫，抓住了老鼠才是好猫”，他对此非常赞赏，说“这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他完全是赞同小平同志的。那个时候我有时到他家里去，他对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解放老干部、为绝大部分右派分子平反、重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等，都是全身心投入地支持和具体落实的。我记得1985年夏天我陪他从北戴河到当时国防科工委所属的酒泉卫星发射基地和罗布泊核试验基地去视察，一路上谈了很多问题，表现出了他对邓小平同志十分尊敬。其中谈到长江的治理，他当时是主张修建三峡高坝的，说毛主席说“高峡出平湖”，我们要实现这个理想，还说小平同志也是积极主张要建的。我列出了十来个不宜建设的理由，虽然他都听我讲了，但都没有表示赞成。
对林彪的印象多为负面
对待林彪，他却不很尊重。刚到干校不久，他就对我说过，毛主席曾多次批评过林彪，如说林彪不懂得中国的历史，连“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的次序都说不出来，要林彪好好学习一下中国历史。这当时对我刺激也很大，因为我就不怎么熟悉中国历史，这也促使我好好背了一下中国历朝历代的顺序。再如，耀邦同志说，毛选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就是批评林彪的。我知道1928年湘南年关暴动时，林彪作为朱德、陈毅部队中第二连连长率部与我父亲伍云甫参与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一起打下了京耒县城，在延安王家坪(中央军委驻地)也是邻居，他们关系不错，我对林彪也是比较尊重的，但听了耀邦同志讲毛主席的这个批评后，我对林彪也不是看得那样神圣了。特别是当听到在井冈山时的“朱德扁担”变成了“林彪扁担”，朱毛在井冈山会师变成了“毛主席与林彪会师”，耀邦同志对此很不满意，认为历史是不能篡改的。1971年9月中旬以后一段日子，当他与我都从不同渠道听到“9·13”事件消息时(那时此事还没有公开)，我们两个人私下里议论了很多，如说到毛主席是不会忘记跟着他出生入死的老同志的，说到“文革”很难再进行下去了，说到林彪的“有权就有了一切”是错误的，这和资产阶级是一样的，路线正确才是第一位的，等等。由于出了“9·13”事件，我们又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寄予了很大希望。耀邦同志认为，“文革”已经耽误了5年多时间了，现在应该起用一批经过“洗礼”的老干部中的“少壮派”了。他当时向我念叨了好多人，其中还有一些当年被错划的右派分子或右倾分子，据说他回到北京后还议论了一个名单，可能有一二百人，准备向中央建议解放他们、使用他们。但后来在“四人帮”的操纵下，1973年又搞了一个“反右倾”，起用“少壮派”的事并没有搞成，幸亏名单也可能没有暴露，否则这些人日子也就不好过了。
(原载：《中华儿女》杂志2005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