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温铁军教授于9月17日在全球大学南南大讲堂的演讲实录，经作者修订。
谢谢主持人。晓辉刚才这段话比较有高度，也有一定的理论色彩。但是我一开始说要讲这个题目的时候，就提醒咱们这个工作组的成员，我还是想给大家讲故事，这样便于每个人、不论是否有理论偏好，都能把这个客观的经验过程多多少少做一些了解。
我们常说，如果没有对客观经验过程的了解，恐怕即使很有逻辑性的理论，落地也是有很多障碍的。所以这次用一点时间，给大家讲讲“国际大循环、国内大循环”这两个大循环，它过去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地演变出来的。这样大家能了解背景，也能了解过程。
至于怎么总结，怎么形成大家自己的判断，我认为从这些对客观过程的经验描述中，每个不同偏好的人，都会从他自己的价值观出发会得出自己的分析。那也就是说我其实是刻意在回避对事物的对错好坏的判断。只是讲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来的、怎么去的。我希望大家有兴趣愿意了解一个提法的客观背景及提出过程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咱们再去做其他的分析。
大家应该知道，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两个循环”这个发展思路是遭遇“前所未有重大挑战”之后的提法，也就是2020年下半年才把这个方针调整明确下来。主要是因为我们既面对着全球化解体这样的一个客观趋势，又面对着在这个全球化解体的过程中，因任何一个具有历史大趋势的过程，都会使得原有的利益结构发生很大的改变。那些可能会在利益上不像过去那样占有优势的群体或者国家，就会做出维护自身利益的考虑和反应。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先得看清楚，中国提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其实不是一个从主观出发的决定，更不是“闭关锁国”。很大程度上是当你被动的被人家“硬脱钩”，并且被人家明确提出“去中国化”，当这些说法都已经摆在面前的时候，总得有个应对啊！
出于对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出于对中国自身利益的维护，我们在这个全球化趋于解体、被人家强迫硬脱钩的过程中，怎么才能够减损？且不说止损。因为过去是在所谓国际大循环之中运作，现在当人家不让你在国际大循环之中继续运作的时候，那肯定会是遭遇巨大损失。那好，我们怎么减损？因为止损的可能性不是太大。
1、国际大循环外向型经济的利弊反思
在这个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调整确定之前，中央先提出的政策是叫做“六保六稳”。“六保”中首当其冲的是保就业。这也和原来融入所谓全球化、国际大循环的外向型经济有关。
需知，整个沿海稍微发达地区基本上都是与那种典型的“加工贸易型”的外向型经济相对应。这种外向型经济就是“三来一补”——海外来料、来设备、来品牌设计的补偿贸易——利润也“两头在外”。并且，这三个都从海外进来，那就等于国内的“大骡子大马都歇了”。因为，只要是海外来设备，国内的上游重工业设备制造业就没有市场了；海外来料，国内的原材料也就没有下游市场了；海外来品牌来设计，国内的第三产业服务业包括研发等等也就都歇了。
90年代以来沿海大部分转向这种三来一补方式的“国际大循环”，海外投资人要的是什么呢？就是看中了国内劳动力价格低，地方的资源环境不计代价。
这种方式当然可以大量吸纳劳动力就业。于是乎，我们从进入新世纪开始，特别是2004年以后，出现了劳动力的卖方市场。也就是说劳动力短缺开始在沿海外向型经济地区发生了。因此，就出现了劳动者谈判地位的提高。为了适应这样的变化，2007年就出台了《劳动合同法》。很多人说因为出台《劳动合同法》导致国内的劳工工资上升了，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竞争力就下降了。但别忘了我们出台《公司法》可是80年代。《公司法》是保护资本利益的。《劳动合同法》在新世纪2007年才出台。然后真到落实的时候，还经过了2-3年的各省制定条例落实过程。所以实际上就是80年代就有了保护公司、保护资本利益的法律，而到20年以后才有保护劳动的法律。
应该说，这个过程本身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地方。其一，沿海外向型经济因出现了劳动力卖方市场，劳动者有了谈判地位，国家法律体系也有了调整。于是乎，中国加工贸易型的所谓低端外向型经济就越来越多的变成一种不断地向相对有一定层次的产业提升的过程。过去大家主要是卖衣服帽子鞋子。要用多少亿件衬衣才能换一架波音飞机。新世纪以来之所以在这个低端层次上逐渐有所提升，向电器、电子等方向变化，部分是因为劳动力价格上升了，人力资本整体上有所抬升。但并不意味着“加工贸易型”内在利益结构改变了。
所以，90年代以后的一段时期以来，我们提倡“国际大循环”融入全球化是一个客观的经验过程，问题是仍然处在全球产业分布的那个“微笑曲线”的底端。
所谓微笑曲线，就像一个人的脸上在笑着：一端是所谓的设计研发和品牌销售，另一端就是资本投入；两头都在海外。有人占有资本收益，有人占有技术收益，而加工的这波占有的收益最低，就像是在下巴颏，在最底下的层次，即使产业升级，留在国内的收益率仍然很低。同理，大家也都知道，大量的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获利水平一般在20%左右。后来有所降低，大约也在17%左右。而国内的企业只是赚点加工费。所谓三来一补留在当地的这部分收益大概低于百分之十。
于是也就有学者做过客观分析。张曙光和盛洪是10多年前吧？曾经做过一个分析：我们的沿海三来一补的低端外向型经济只有两个收益来源，一是应付未付的劳动力的社会租。也就是说流动打工者本来应该有劳动力再生产开支，比如说子女教育、员工培训、养老医疗等等，该付却没付。那就等于是沿海企业向这种低端外资让度了劳动力应得的福利。所以这叫做“社会租”。二是资源环境租。这类低端企业大量排污，造成的损害是千秋万代的，但却并没有支付排污所造成的巨大的环境成本，所以他们说这等于是吃了环境租。当年是张曙光和盛洪的文章给了我启发，应该从另一个侧面去看沿海加入国际大循环，变成三来一补的外向型经济，对沿海地方带来的收益实际上是怎么回事。
进一步分析发现，哦，沿海未支付的劳动力租是被谁垫付的呢？是被内地的那些欠发达地区垫付的，比如说贵州、四川、安徽、江西、湖南这些劳动力输出大省，当他们输出的劳动力在沿海的这种相对不那么完善的制度环境之中贡献了他们的劳动，甚至贡献了他们用于扩大再生产却未得到的劳动力剩余，演变成了那些三来一补的沿海地区的当地的收益，或者转移到海外去的收益，无论是养老医疗、孩子上学、社会保障开支等等，这些负担留在劳动力的输出地，在那些欠发达地区。也就意味着欠发达地区之所以相对地穷下去，因为他们的劳动力出去打工并没有让他们地方政府能够多多少少赚点财政返还，没有。贫困地区在很大程度上财政负担更重。就从这种所谓的国际分工的微笑曲线来看，应该说中国占有的收益率是相对比较低的。在有些沿海地区还有正向的收益，而在欠发达地区，这种发展模式可能未必真有正的收益。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这种加入国际大循环的经验过程，现在到了一定阶段了。什么阶段呢？到了不得不考虑如何再度建立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阶段了。为什么？因为刚才说到：是人家要你硬脱钩，是人家强迫你脱钩；是人家要搞去中国化。并非我们主动。
那为什么人家非要搞去中国化呢？其实这也是人家的无可奈何。
2、国际大循环起源的客观经验过程
大家也都知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早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已经发生了战后的生产过剩危机。严重危机条件下恶性竞争，就发生了西方国家内部的社会矛盾。所以，早在六、七十年代的时候西方发达国家内部的对抗性冲突直接表现为街头政治！
对此，很多年轻人不了解。因为教科书没有写。
我在国内做的很多研究比较另类，所以就被德国的社会组织请过去跟他们交流。开了几个座谈会之后，就带我去看看当年打街垒战的地方，沿着鲁尔波洪老工业区一带参观，就是都德的《最后一课》那个课文儿写的鲁尔地区、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当年法德之间争夺工业化主导地位的时候的战场。那一带有矿有煤，因此就上了很多工业企业。但当生产过剩爆发的时候，这些企业走向衰败，那一带就爆发了失业工人跟政府之间的冲突，很多表现为剧烈的街头抗争。老百姓当年不仅是上街示威，而且，那里老街道是石头块铺的街面，老百姓就把那些石头块起出来了去打警察，反抗政府。那个时候不光是中国有文化大革命（我们后来对这个事情有很多批判）。在西方，其实整体上也是这样一种左倾的群众运动风起云涌的现象。所以我老是提醒大家别忘了，当年法国红五月可是比今天的黄马甲厉害多了。意大利人家有红色旅，日本有赤军，美国也有黑豹党。那就是城市游击队，直接动枪的。六、七十年代再度发生战后生产过剩，西方开始把过剩的低端制造业对外转移的时候，内部发生过相当严重的社会冲突，大量劳动者失业，劳动与资本之间的那个对抗性矛盾越是在危机的时候越是直接表现为对抗性冲突，转型过程避免不了。
西方把低端制造业外移，甚至不是低端制造业而是生产力过剩的这种产业都开始向外转移。转到哪儿去呢？对拉丁美洲转到了那些军事政权的国家，当时像巴西、阿根廷、秘鲁、智利等等大都属于军人政权；对亚洲就转到了当时所谓四小龙、四小虎，也都是集中体制、军人政权，或者是警察国家等，比如泰国就是军事政变之后的军人政权，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包括韩国，这些都是将军们掌权的国家。只有在这些高度集权的地方才能镇压得住像他们红五月、赤军、红色旅等这种直接对抗性冲突。亦即，通过发展中国家的军人政权，接收西方这些劳动密集产业，才能保证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激烈的对抗性冲突在这些地方不至于再度爆发。那些个跨国资本转移出去产业才能获利。
不过，这个阶段很快就造成了这些接受产业转移的发展中国家形成了严重的对外负债，于是就全都变成了债务国，西方发达国家就变成债权国。接着从七、八十年代开始，债权债务矛盾又起来了，一直延续到90年代，甚至到新世纪才逐渐有所缓解。
为什么呢？到新世纪是发达国家变成了债务国。
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工业生产慢慢发展起来了，无论是原材料出口还是低端制造业产品出口，都变成贸易盈余了。而当西方这些主要发达国家把产业转移出去以后，就变成了生产不足。得大量吃进发展中国家向他们提供的商品，也就变成债务国，西方贸易的赤字就不断增加。那这些国家就得靠冷战意识形态加强“软实力”，支持所谓服务业出口，比如制度转轨、金融服务、法律服务、技术品牌等等。靠所谓第三产业，其中又主要是以金融为主。所以，也就有了支持金融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从七、八十年代开始，在发达国家，即原来的帝国主义国家，借助着那些战争中形成的世界格局，开始变成金融资本主导的国际贸易循环。
3、国际大循环背后的金融资本全球化
国际大循环是怎么回事？先不说中国国内的这些讨论，应该先说它本来客观上是怎么演变出来的。上文表明：当七、八十年代西方产业不断向外转移之后，就得有所谓的国际贸易结算货币。这个时候本来就占有世界结算货币主体地位的美元，当然还有英镑，那个年代还有德国马克、法国法郎、意大利里拉等等，就随着产业转移伴生的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其在发展中国家形成贸易盈余外汇收入。这些外汇若回流到发达国家，就被跨国公司投入金融资本主导的资本市场，这就使世界进入金融资本主导的发展阶段。
从原来产业资本主导发展的阶段，经过两次世界大战，战后生产过剩，生产过剩带动社会矛盾，社会矛盾带动产业转移，经历了这样一系列的矛盾斗争，甚至战争造成的人口的大规模死亡、国家为单位的大规模杀戮和犯罪，经历了这么复杂的、严酷的、流血的过程之后，才出现了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从产业资本升级到金融资本阶段。这时候，真正全球意义的国际大循环就因金融资本追求资本市场流动性获利而成为主导趋势了。
诚然，国际大循环确实是一个客观的经验过程，而不是谁主观上说要搞一个大循环就形成了。客观上看，主要是资本主义在产业资本阶段的矛盾越来越尖锐，演化成了新的结构性的格局变化——金融资本主导全球化的新阶段。
在金融资本主导的条件下，早年二战以后形成的金融资本核心国家率先转型，主要是美国和它最紧密的战略伙伴英国。因为，第二次大战期间美国储备了世界上60%的黄金，遂发行美元占世界货币总量的70%。其中的基本对应关系就是储备多少黄金，发行多少货币。所以美元就当然成了世界上最强势的硬通货。因为有最大的黄金储备，再加上它是战后的第一军事大国。由此，金融资本的真实后盾是强大的军事力量。条件具备，美元就成了美金，成了战后世界主要结算货币，当然也就成了世界主要储备货币。各国无论是买还是卖，要有美元才方便结算。当然，其他西方国家的货币也是硬通货，比如说，本来在欧洲生产能力最强的是德国，马克也是硬通货，但硬不过美元，是因为德国属于被美军占领的国家，没有军事实力，因此尽管有工业生产能力，德国货也是打遍天下几乎无敌手的，但毕竟没有那么多的黄金储备，也没有那么强大的军事力量，所以德国马克尽管是国际硬通货，但不能构成主要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
这种情况下，当金融资本以美元为主导，开始升级为金融资本主导的全球化，进入所谓国际金融资本大循环的时候，那就是以美元为主在世界上进行投资，带动了这些受援国的实体产业发展，而这些产业又是以出口导向为主，换来的是贸易结算美元货币，换来美元就成了这些国家的贸易盈余变成的外汇储备，那就也像中国这样把外汇储备回流到美国的国债市场，去买那个美国低收益率的国债，作为一个资本品回到美国，这就导致美元再回流，金融资本主导的全球化就构成所谓国际大循环，其中关键是美国占据了金融资本全球化的主导地位。
这就很清楚了，假如中国要真想变成国际大循环，就得参考西方在七、八十年代以后已经升级为金融资本主导的全球化竞争的经验过程。实际上，只有美元算是成功完成了国际大循环，形成了美国增发美元货币最后回到美国国债市场的循环过程。
从这个角度看，完成一个国际大循环过程是需要有足够条件的。
我们已经讲了，美元之能够在战后成为全球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在于他的必要条件：军事实力+黄金储备。当年的德国为什么不构成国际大循环呢，是因为没这些条件。所以国际大循环是一个资本主义从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演化过程中所发生的客观结果。
4、中国加入国际大循环之前的时代背景
由此带来另外一个问题也很有意思。
当资本主义从产业资本升级到金融资本的时候，这个世界发生了一个静悄悄的改变——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再是人们热议的话题。现在很少人关注什么时候再打第三次大战；但是二战之后，在西方产业没有转移之前，几乎是谈三战变色，很多人关注第三次世界大战什么时候打，尤其是60年代，当毛主席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时候，在台湾的蒋公提出要反攻大陆，其重要的宣传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要打响了，因此，潜伏在大陆的特务人员们要准备好，国军要反攻了，那表明他认为美国将会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主力，其实也就指出美国会发动第三次大战，中国疲于应付，于是，蒋介石在台湾的国军可以借着美军的力量重返中国大陆。
这只是一个小故事。其实我要说的是，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个静悄悄的改变，人们过去都高度关注，60年代还在关注第三次大战，怎么70年代就静悄悄的降温了，到80年代几乎就没谁再讲世界会发生第三次大战。如果问问现在的年轻人，尤其是80后们，谁还脑子里有这个概念，什么叫做第三次大战呢？人们可能对二战还有印象，因为大量西方的电影在描述二战，但对第一次世界大战都没啥印象，那对三战呢？静悄悄的就淡化掉了，什么道理？
为什么是金融资本阶段，西方资本主义的所谓国际大循环才成为一个客观的经验过程？是因为产业资本从它问世那天起，就是以国家为单位，西方国家完成他的资本原始积累，是到海外去掠夺原材料，或者在海外通过大种植园、矿场形成原材料，运输到国内为产业资本服务。所以那个时候争夺海上贸易通道，形成海上霸权是什么道理呢？就是因为谁在海上能多掠夺一点原材料，谁的工业发展就强大，殖民化的时候商船即战船，商人即海盗，打了多少年，争夺的就是对于原材料产地的控制。为了大规模获取原材料，就从非洲去掠夺黑人，把他们变成奴隶，就把西方古代希腊罗马的奴隶制，在近代又复制了一遍。对此，应该叫做“以国家为单位的反人类犯罪”，造成了西方产业资本的崛起，但由于产业资本是以国家为单位形成的，是典型的在地化，准确地说，应该是“产业资本在国化”。
正是因为欧洲各国早期工业化原始积累的完成，与对外大规模殖民扩张掠夺紧密相关，对外殖民又需要国家权力的保驾护航，所以欧洲人形成了在国化的产业资本，这是一种历史的过程，不论大国小国，都有重工业、钢铁工业、机械制造工业等。比如，国家不算大的比利时当年就是一个典型的工业化国家。甚至像卢森堡大公国，很多人都没听说过，说人家弹丸之地不好听，反正就是小到了跟中国一个县差不多的那么个国，他也搞钢铁工业啊，而且有相关的配套产业。所以在欧洲这么一个小小的半岛型大陆上，国国工业化，那当然这个工业化追求规模竞争，那就得更多的占有原材料市场，然后接着生产出产品来就得更多的去占有商品市场，因为得卖出去才获得利润啊。于是乎大家你工业化我也工业化，你结构完整，我结构也完整，那怎么办，打吧！所以工业化的“在国化”特色——以国家为单位形成工业化，就导致了战争的这种恶性竞争形式。可见，一战二战都是资本主义以国家为边界完成工业化的一个客观结果。也因此，当西方国家的产业资本继续在国化的时候，就会发生人们担心第三次大战什么时候打的问题；而当他产业大量外移到发展中国家了，西方演变成以金融资本来获取全球产业收益了，那当然资本主义工业化时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就逐渐淡化了。
在这个阶段上，当七十年代人们逐渐不再那么担心第三次大战的时候，应该注意一下，中国也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发生，值得大家关注。当时不是有个故事叫“小球带大球”吗？说的是美国乒乓球队来华带动了基辛格秘密访华为尼克松铺路……
尼克松要来中国的时候，毛主席组织了当时4位老帅，有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来研判国际形势，老帅们一致认为世界大战打不起来，20年之内中国周边无大仗。毛泽东就跟周恩来商量，既然中国周边无大仗，我们抓紧调结构吧。因为中国1960年代遭遇到的国际环境是相对比较严峻的，首先看60年代初期美军直接干涉东南亚，等于中国南方战火燃起来。那接着看东方蒋介石1960年提出要反攻大陆；那西边中印边境战争62年打起来了；60年苏联撤资之后开始跟中国政治上发生冲突，到60年代后期就已经在边境陈兵百万，120多个作战师被苏联当时的领袖勃列日涅夫安排在中苏中蒙边境上，并且核武已经完成了小型化，就给这些边境作战部队装备了小型核武器。对中国来说，整个60年代，他的周边地缘政治环境是非常险恶的。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共同来封锁，甚至军事威胁中国。这时候毛泽东就提出，哪怕穷到要饭，我手里也得有一根打狗棍！于是就集中力量发展两弹一星，形成战略威慑。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提出三线建设，防止战争把那点儿工业化家底打烂了，我们的工业就得从上海、天津、江苏这一带往内地迁，就有了中央大三线、地方小三线的国防建设。
60年代大家普遍穷困的原因是被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封锁，所以今天大家关注的那个“硬脱钩”，当年就发生过。
苏联1960年撤走专家、资本、技术，撤走所有一切对中国援助的时候跟你商量吗？你要不要跟你没有关系的，就是一声令下，全撤了，这就叫硬拖钩。
1950年6月朝鲜战争打起来，那时候中国并没有想参加朝鲜战争，但朝鲜战争打起来第二天美国就封锁中国，会先来跟我们商量吗？事实上新中国三次遭遇的硬脱钩都是被人家脱钩，否则就不叫硬脱钩。如果跟我们商量那也许应该叫软脱钩。所以，1950年美国对中国完成了一次让中国感到很被动的硬脱钩，1960年苏联人也搞了一次；再后来还有，就是1990（1989）年又有一次美国人带领整个西方对中国的硬脱钩。
超级大国对中国的硬脱钩会出现什么结果呢？那当然是中国要付出很大代价。
1950年美国封锁中国的硬脱钩，同时发生的是苏联向结成战略同盟关系的中国提供了工业化必须的资本与技术，使中国有一段几乎“全盘苏化”……尤其是1960年，当时中国正在靠苏联的援助进入工业化的军重工业发展阶段的时候，而且军重工业是资本极度增密的产业门类，苏联撤走全部援华资本和技术的硬脱钩，意味着中国突然遭遇到资本归零，恰在资本绝对需要增密的这个阶段突然资本归零，造成的损失能不巨大吗？
我们若愿意据此来看六十年代大危机爆发的对策，也只能转向国内循环。
从1959、1960、1961年这连续3年，当时经济工作的一位领导人的很多讲话和指示就很清楚地表述道：我们在得到大量投资的情况下动员了很多农民进城就业，每年增加数百万，但是投资突然停了，没有再吸纳就业的可能了，已经在城里就业的人还得回去，否则你就得支付两道成本！哪两道成本呢？首先，我们得从农民那儿去征粮是花了一道成本，然后再把这个征粮运到城市去分配给那些没有就业没有工资的人，保他们的生存这是又一道成本。与其这样，不如把这些在城里不能就业的人送回去参加农业生产，国家至少不用支付两道成本，直接就在农村通过参加劳动得到吃的，就不至于饿着。所以，60年代这个变化很多人都说是极左政策造成的，那是没有想到当时是什么样的经济状况，什么样的国际背景？人家硬脱钩之后，过去接受援助的时候没有支付过的成本，现在突然就暴露了，还得还债，所以从苏联撤走专家，撤走投资援助之后，那中国背负的债务就一半是用农产品还的，另外一半是用稀有矿产品还的。
这就是当年硬脱钩的一个实际过程。
我们曾经有过被美苏两个霸权国家硬脱钩的经验，代价是很大的。
为了要缓解这个矛盾，那还得应对这些挑战，于是60年代大家有一句话：“勒紧腰带过紧日子”，当然也是过苦日子了！注意，现在说到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时候，今天的领导同志也说要有过几年紧日子的准备。那么，到底紧几年？还有人提出，也许我们还得过苦日子……
这些大家有所了解是必要的，因为我们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教训：当被动硬脱钩发生的时候，就得把“依附”时期获取战略援助而没有支付的代价给人家还上。资本极度稀缺时还债，那当然就会出现紧日子。此外，又得去维持不产生任何市场收益的军重工业，所以就从紧日子变成了苦日子呗！这就是我们60年代的一个客观情况。我没有说谁对谁错，只是说作为发展中国家遭遇的国际背景，就是这样一个客观演化过程。希望大家把背景了解清楚了之后，如仍然认为这是谁对谁错造成的，那尽可以保持你的意见，我绝无参与争论的必要，所说的这些，只是补充一点情况供大家了解而已。
5、中国开放和加入国际大循环的动因
就在这个情况之下，注意啊，当时西方正开始对外产业转移，中国因为1969年中苏之间发生了军事冲突，美国人就认为“重新夺回中国”的时机到了，于是就有基辛格秘密访华，就有尼克松到中国来会见毛主席的这些安排，这同时又使得西方设想可以把中国纳入西方体制之下，尼克松放松了对中国的封锁和控制，除了“巴统”（巴黎统筹委员会）所规定的那些和军事有关的技术不能向中国转让之外，其他的一般民用技术，民用产品就可以放开中国进口了。
就在这个时候，开始有了所谓中国融入西方、纳入国际大循环的起点。
所谓的对外开放，也不是后来常说的1978年才推出的，如果从历史来看，其实清末就有，如果说完全开放，民国就是完全开放。那如果说对世界某一部分开放，从1950年开始就对苏联和对东欧国家开放。而到了70年代以后，特别是尼克松1972年访华给毛泽东送个大礼——解除对华封锁禁运，从这时候中国对西方开放的主要是双方之间互通有无的对外贸易。
那我们当时引进的是中国这种偏重少轻的工业结构必须、但却造不出的产品和国内需要的设备、生产线等。其中有很多经验教训。
比如我们从巴西引进了一条德国的桑塔纳生产线，是因为当年德国在70年代初期把桑塔纳生产线相对还算比较新就转移到了巴西，而中国引进的是人家巴西的二手设备，到了中国上海变成主打产品，那个时候谁能够有辆桑塔纳，真是挺风光的。当然现在淘汰了，但是你们想想经历了这样两道转移之后德国的产业资本的获利水平会有多高。还有那时候引进黑白电视机的生产线，人家很快就换代彩色电视了，于是乎我们70年代引进黑白电视机还没怎么大批生产，我记得好像70年代末期的时候，谁家有个黑白电视机，尽管那时候信号不好经常出现雪花那种影像，大家也高兴。但很快就升级到彩电了，于是还得引进多少条彩电的生产线。接着大量引进洗衣机、电冰箱等这些中国过去没有的家电生产线。因为我们在轻工电子产品和家用电器产品上是很差的，就不得不去海外引进完整的生产线来补充国内的生产不足。
我们从70年代开始大量引进，西方也恰是在70年代对外转移低端产业。
我们那时候引进国外设备技术，还是按自己的生产结构确定，哪些缺就补足哪项，所以这时候还不能说完全对外开放，也不能说是整体纳入了国际大循环，仍然是以国内的制造业所形成的结构为主体，部分的引入西方设备技术来做补充的；有一些完全没有生产能力的，才引进整个生产线来形成国内的更为完整的产业结构，以满足国内的消费需求。
所以，中国从原来1950年代纳入苏东体系的大循环，紧接着在60年代到70年代早期进入被美国和苏联都封锁的、自主的、以国内循环为主体的这种生产体系，然后再进入部分地引入西方的设备和技术来完善产业结构，进而加入全球化、融入了美国主导国际大循环。这是一步一步走下来的客观历史过程。大家应该多少对此有所了解。
那中国如何逐步发展并加入国际大循环的呢？是遵循谁主观设计的理论体系吗？
其实，上世纪70年代毛泽东已经和周恩来联手制定“四三方案”，引入43亿美元的西方设备技术改造中国过去偏重工业少轻工业、重军用少民用的工业结构。但达到部分地跟国际接轨的这个客观过程比较曲折。
一方面，在苏联中断投资并撤走技术人员时，面对整个苏联建制的军事重工业体系，我们几乎没有合格的专业技术人员能够运作，那个时候该怎么办？60年代就首先提出了“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让工人走上管理岗位”，这就是后来被总结成的“鞍钢宪法”。鞍钢十里钢城“以钢立市”，整个鞍山市几乎都是由鞍山钢铁的生产和后勤配套单位组成的。这么庞大的钢铁联合企业，苏联的厂长撤了，总工程师撤了，技术工人也都撤了，那我们怎么管呢？难道苏联专家走了以后，工厂就彻底歇菜了吗？于是就出现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应对方案。“两参”是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工人参加企业管理；“一改”是改革企业中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三结合”就是在技术改革中实行企业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三结合的原则。这个做法后来被毛泽东总结为“鞍钢宪法”。“宪法”是什么意思？就是工业基本大法，就是依靠“两参一改三结合”来完成苏联专家撤走之后工厂的管理，这是中国在60年代的重要制度创新。
但是另一方面，这个发动群众、以工人为中心的管理体系形成之后，当70年代中后期再度引进西方的成套技术设备和管理运作体系时，当年根据“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经验来维持工业运转的体系就不再高效了，我们过去那些没有接触过西方设备和技术、只接触过原来苏联那套体系的工人和技术人员，也需要有再适应的过程。
我印象里早年有一个案例，是说武汉钢铁花了6年时间（1972年-1978年）从西德和日本引进整套冷轧设备用于生产高端钢材，比如生产轿车时，需要用冷轧板把钢材轧到一定长度才能上冲床，去把它冲成轿车的外壳和底盘。当时这套西方设备叫做“一米七轧机工程”。但是，这个设备进来后，安装在我们的工厂里就是达不到投产标准，只是差那么几毫米。我记得当时报纸上就讨论，为什么我们就差那么点儿？后来还请了德国的一个厂长来加强管理，严格按照操作标准。最后，德国的洋厂长跟我们一线的干部职工队伍不合拍，有各种各样的矛盾和摩擦，比如管理上是不是要按照严格的规定来做、技术上是不是严格的按照技术流程来做，等等。这些都和过去发动群众的管理方式有很大差别，不是改个一天两天、找本教科书来给干部做个培训就能实现的。因为过去应对苏联撤资问题形成了一套制度体系，现在十几年过去了，却要重新形成一个应对新矛盾的制度体系，所以尽管引进国外设备和技术早在70年代初期就开始了，但是能够真正使用好这些设备和技术，并且让它“落地生根”、成为中国的工业生产能力还尚需时日，需要相当长的磨合过程。
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就知道了在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生产能力之前，这套引进西方设备技术带来了很多矛盾，甚至造成巨大成本。
于是，我们从1973年开始制定的“四三”方案甫一执行，还没有形成生产能力，先是大量外汇用出去了，也就是说还没有形成盈利能力就得增加负债（以“一米七轧机工程”为例，1972年引进费用是6亿美元，而后来为了达到产能设计标准而不得不配套的技术革新，截止1985年6月就达1021项，其中21项为重大攻关项目）。而内外负债在我们当时的财政体制之下就是赤字，当时国家是财政一本账“统收统支”，任何企事业单位都是在国家财政上立项走帐。所以，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1974年的累计财政赤字突破100亿，这可是个大数。因为当年的财政总规模才783亿，这就变成大事。
当时毛泽东曾经说过把邓小平请回来，因为他会搞经营管理，请他来加强管理，也许我们这个赤字能少一点。但是邓小平回来以后，他面对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结构体系，那也是矛盾重重，虽然他提出治理整顿的方针是正确的，但是跟各个地方、各个不同的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还是很严峻，随之发生了一系列政治运动，这些后来用政治话语解读历史的说法比如“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二起二落”等等。对此，我们没有任何评价，只说这是一个客观的过程。
接着，赤字危机没有化解，反而总赤字继续增加。毛泽东1976年去世，继任的华国锋同志和其他领导同志主导了82亿美元的引进方案（“八二方案”），比毛泽东、周恩来亲自制定43亿美元的引进方案差不多翻番。那当然，外债就更严重了，所转化成的财政压力也更严重了。仅1978年，就签订了78亿美元的合同，因此外债形成的财政压力就越来越大了。而当时的财政总规模仍然很小，外债的偿债压力非常大。因此，靠财政支出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就相对较弱，各种各样的矛盾就又暴露出来了。
在我们刚开始要融入所谓国际市场、要引进大量的西方设备和技术时，首先出现的是两套生产技术体系和管理制度转换所导致的制度成本问题、外债和赤字压力，这是非常复杂的现象，不能简单地用对错好坏判断，我们只说它是个复杂调整过程。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还外债就得赚外汇。但是，引进的设备技术都是人家淘汰换代的，你不可能拿着造出的这些东西去出口，只能用于国内市场。什么东西能换外汇？当时外汇的80%以上来源于农产品和以农业为原材料的产品出口。
我当年一个战友回北京以后分在外贸公司，他们很清楚地知道承担的任务压力有多大，就是尽可能地多用这些农产品和农村的手工艺品出口换汇，比如说挑花刺绣、丝绸茶叶等等，都是换汇的主力商品。于是，当时在79年外债压力之下，就倒逼出了“双轨制”，对农村相对放开。
为什么后来农村搞大包干？很多人都说是因为谁怎么“解放思想”了，其实也不全是。事实上，是债务压力倒逼出口创汇，农村创汇就得先把农村多业态的工副业放开，那就得搞“双轨制”，凡是属于能创汇的就可以发展社队企业（1984年以后改称乡镇企业），可以自主外汇留存，可以原材料和产品都走市场，不必按照国家计划来。于是就出现了城市企业属于计划“一轨”和农村企业走市场“一轨”。当然，后来有很多不了解政策制定过程的学者争“双轨制”的发明权，这个我们也看到了。其实，对那个年代的客观发展过程有所了解，就没有争的必要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央当时提出的“双轨制”政策，就是放开让农村去创汇，那也就出现了原材料和产品的价格等，国家不再用计划的方式控制。这使得农村社队企业就有了发展的条件，政府就把农村过去计划条件下控制集体经济大量占有农业剩余来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的这套制度体系渐次弱化了，所以，也就催生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
当时还是很谨慎的，政策上只是允许有一部分边远地区、贫困山区可以包产到组，个别的可以尝试包干到户。但是，“中央指示开一个针尖大的口，老百姓那就吹开碗大的风”，于是乎，还债压力下的双轨制在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后，就逐渐变成了农村放开搞活。农村一放开，可还得了？大量一代一代传下来的能工巧匠、各种各样的藏龙卧虎的技术人才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出来，进入到了工业和副业的兼业发展过程中，释放了巨大的生产力。于是，乡村的工业化就变成了当时很重要的经济增长动力，更何况它能创汇，替国家分了忧、解了难，那就允许它有特殊的发展条件，所以短期内得到了很大发展机会。
再比如说，当时我在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我印象里当年我们研究室领导就跟人民银行谈判，要求人民银行每年定向地给乡镇企业几千亿贷款额度，在几千亿范围内，允许以国家对城市企业的平价利息而不是高息得到计划内的贷款指标，专门来发展乡镇企业；我们还跟税务局谈判，要求的是乡镇企业实行包税制，因为它高度分散，很多都是户营经济，所以征税成本太高，干脆实行包税制（核定一个营业额，按最低税率1%到3%征收），什么目的呢？无外乎是初期要搞资本积累少交点税，鼓励它发展。所以，跟各个部门的谈判都创造了乡镇企业发展的条件，更何况乡镇企业在地化发展，低成本地使用本村劳动力和资源，进入资本积累的速度极快，很快就占了半壁江山。
比如，村里搞一个缝纫厂，那就大队部把门打开，各家把缝纫机都搬过来，这些半大的女孩儿们就过来踩缝纫机，一个乡镇缝纫厂就办成了；或者，那些土壤适合烧砖的村就办砖厂，挖自己本村的土，外边再拨点计划内的煤炭指标，这个砖场就办起来了，烧好的砖既可以外销也可以村里自己用来盖房子、改善居住条件。当年胡耀邦同志对此大为赞赏，说:“没想到农村改革一?头刨了个大金娃娃”。
很快，乡镇企业对中国工业增加值的贡献度就接近50%，并且带动了80年代9600万农民的非农就业；到了90年代，带动的非农就业人数就达到了1亿2000万，那个时候我们有7亿多农民，能有1亿多农民通过乡镇企业在非农领域就业，这是多么大就业量！与此同时，农民的收入大幅度提高，连续多年出现了农民收入增长速度快于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甚至那个时候知识分子都在抱怨“搞导弹的还不如那些卖茶叶蛋的”。
这个时候，中国开始因乡镇企业的发展在短期内新增了大量消费品供给。那些对海外“适销对路”的消费品换来了大量外汇，中国逐渐开始有了贸易盈余。从贸易赤字转变为贸易盈余，才有了80年代提出的加入国际大循环的客观条件。于是乎，就在1987年前后，当乡镇企业有了长足发展的时候，有学者提出中国应该加入国际大循环，并且主张既然乡镇企业很多都是“两头在外”的外向型经济，那就应该以乡镇企业为主来先进入国际大循环。
这个主张的背后体现了另外一层矛盾，是什么呢？当时全国大概接近80万个左右生产大队，如果都发展乡镇企业，一旦乡镇企业作为主体进入国际大循环，那得需要多少资金、多少原材料、多少能源呢？而这些要素的供给都是高度紧张的，为了不让乡镇企业跟城市企业争原材料、争市场、争能源、争资金，那么就必须鼓励这些企业用海外市场解决要素供给问题。所以，本来不宜采取的“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外向型经济在此时就得到了鼓励，进而在80年代末期，中国开始出现了经济格局的重大改变，出现了加入国际大循环这样的提法和做法。
以上介绍，表明我们一直的主张：要多关注客观的演变过程，而不要上来就说“对错好坏”。
6、中国加入国际大循环的曲折过程
在加入国际大循环初期的1970年代，我们就面临着国内的原材料、能源和资金供给的高度紧张。因此，从80年代中期大量引进海外生产线为主的外向型经济开始，中国外债压力增加、物价指数不断攀升。在这种情况下，又有学者提出“价格-财政-税收联动”和全面推进企业股份制等的深化改革的建议。当时老同志们在做最后拍板决策的时候考虑到情况的复杂性，所以主张“小步快走”。有领导同志当时就提出，不要一步到位地全面推开，而是分步试验。总设计师决策以“价格闯关”来作为突破口。当然，由于中央决策高度透明，所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要准备推进“价格闯关”的改革试验，这就等于向全民宣布要涨价了……如此一来，市场就有点乱了，因为那时大多数能够掌握原材物料和国家平价资金的基本上属于“官办”公司，当然内部消息官二代们早就掌握了，于是马上就开始囤积商品。这一囤积，市场立刻紧张起来，供需不平衡导致价格飞涨，老百姓一看，价格涨表明钱要“毛”了，赶快到银行去提款、到市场上去抢购，那时候连白米、白面、白布都被老百姓抢购，加剧了物价上涨，所以“价格闯关”的1988年就出现了物价指数增幅达到18.6左右。
这次“价格闯关”失败使中国没有遭遇前苏联请美国人指导“顶层设计”激进市场化导致的解体；但诱发的恶性通货膨胀如何化解?
当时负责经济工作方面的国务院领导人就赶紧做决策，为了防止群众挤兑，就大幅度提高银行存款利率，让老百姓把钱留在银行。但提高了存款利率，贷款利率却不能同步调整，因为企业受不了过高的贷款利率，如果资金成本一下子上去企业是要垮的，所以就压着贷款利率不提，那就导致存贷差过高，还催生了“资金掮客”，谁能够有本事从银行把官方的平价资金贷出来，谁就能坐地生财。当时有学者计算过银行的平价资金和社会上的通胀率之间的价差，这个对应着一年几千亿规模的资金“利得”，于是腐败对官员及其家属的吸引动力就更足了……接着1989年政府不得不提高贷款利率，因为银行亏损就会加剧财政赤字。然而，提高贷款利率，企业就承受不了过高的资金成本，大量企业生产停滞，很多连工资都发不出来……随之，发生了反官倒为名、汇集各种各样的复杂社会矛盾的激化……
这就是1980年代末期先通货膨胀、后生产停滞演化成的复杂社会矛盾，是由胀而滞的“胀滞”危机。
所以我们看到，当中国主动融入国际大循环时，恰恰先是遭遇到了国内的一次典型的通货膨胀和由于物价紊乱、官倒成风，和资金使用成本上涨导致的经济增长停滞，并激化了社会矛盾引发了社会危机和政治风波，然后就是美国带领西方国家大规模推进“硬脱钩”和对中国的所谓“制裁”，停掉西方对中国当时工业化高涨时期的所有投资，就像1960年苏联撤走，这次是西方撤走、外部资本归零。
上次苏联撤走外资引起了中国长达10年左右的、跌宕起伏的危机过程，这次美国带领西方制裁中国也开启了贯穿整个90年代的另一个跌宕起伏的发展过程。
据此可知：尽管我们1987年就提出要加入国际大循环，但两年后人家封锁了、硬脱钩了，怎么加入？
于是从1989年下半年就开始进入大萧条，1992开了十四大，还是难以走出萧条。
我们有些人愿意从政治和意识形态角度去理解，就把它变成了进步还是保守、改革还是不改革的问题。只要这套“对错好坏”的价值判断出来了，就使人们难以把握宏观经济形势的客观变化过程……
于是，1993-94年危机再度爆发，出现财政恶性赤字和外汇不足这样的严重危机，本来80年代已经开始有贸易盈余了，结果到1993-94年我们的外债还本付息的额度大大高于外汇储备。同时，银行资本金也已经被财政赤字吃光了。所以，中国在宣布进入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同时发生了典型的财政、金融、外汇三个宏观指标的严重赤字，这就是宏观经济危机。
对此，1994年政府一方面加强宏观紧缩型的顺周期调节，一方面推动深化改革。
这个时候，已经不再像1960年以后毛泽东时代的改革方式，比如推动“两参一改三结合”，而是顺周期地推动“国有企业关停并转”、职工实行“下岗分流”和“减员增效”。
这套符合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所谓顺周期的宏观紧缩政策演化到1996-97年，经济进一步到了更为严重的萧条、银行不良率高达三分之一以上的危困状态时，东亚金融风暴发生了。
尽管中国强调我们有强烈意愿加入国际市场、要入关（1994年以前中国要求加入GATT）入世等等，但是东亚金融风暴导致外需大幅度陡然下降，意味着正在转向加入全球市场过程中，突然遭遇到严重的市场打击，更何况这时我们还没有处理完要破产企业和金融机构债务，也还没有处理完已经下岗了的、嗷嗷待哺的职工“再就业”，所以雪上加霜。
幸亏，1998年发生了一个很有戏剧性的改变，当时分管外贸的领导人直接给一把手报告情况，说外贸不能再对中国经济增长做出贡献了，请中央抓紧采取措施，要么靠扩大内需，要么搞投资拉动。显然，扩大内需不可能，因为那时农民负担很重、工人下岗分流、干部发不出工资，各方面都没有内需扩张的可能！于是，只能依靠投资拉动。主要领导就批示给当时即将就任的经济工作负责人，要他组织力量加快研究、拿出办法。
应急的做法就是先把各部委的干部组织起来，抓紧出台投资拉动的措施。到1998年经济工作负责人一就任，就把此前的顺周期陡然改为“逆周期”，直接要求各个部长们大干快上，把经济搞上去，由国家作为投资主体搞大规模基本建设。
当时财经高官和地方大员们就提出了几纵几横的高速公路网的建设、天然林保护工程、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等等。尽管，从此中国依靠以投资拉动增长的数量型增长方式和制度路径依赖就慢慢形成，但这一系列的大规模投资项目，无论高速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是利于区域再平衡和维护生态平衡的。例如“天保工程”和退耕还林还草等，对中国来说，都极大地推动了内陆各地基础设施条件的大范围改善和产业软硬件条件的优化升级。
从1998年中国开始投资拉动增长到2001年基本建设全面铺开的时候，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改变。就像我说资本主义国家不打第三次大战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产业资本外移了；那同理，中国真正有条件加入所谓的“全球化”、融入国际大循环的时机，就发生在了世纪之交。
首先，大家都知道1999年欧元问世，成为可以和美元金融资本集团的竞争对手，所以，就在西方资本主义从产业资本阶段升级到金融资本阶段的时候，美元集团和欧元集团是成为金融资本阶段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并且，美元集团是金融资本阶段矛盾的主要方面，欧元集团是次要方面。
其次应该知道，这时的中国还不在主要矛盾框架内，无法参与资本主义在金融资本阶段的竞争，而主要是因为接受西方产业资本转移、弥补美欧产能不足，恰好满足了加入的国际大循环的条件，也由此出现了双方之间所谓的战略性互补关系——美欧进入金融资本阶段，靠金融资本的国际循环来获利。实际上，中国加入美欧主导的国际循环遵从其金融秩序——出口产品弥补西方产能不足的同时换回美元、欧元、日元，再把这个换回来的货币投资到它们的国债市场上去，帮人家完成金融资本的所谓“大循环”，让美欧日完成依靠金融资本牟利的资本运作。同期，中国也就不自觉地融入和被吸纳到了美欧主导的全球化国际大循环之中了。
所以，我们才说这不是中国如何主动，而是外部世界格局变化——1999年欧元问世后进入金融资本阶段美国和欧洲恰恰与尚处于产业资本阶段的中国差一个层次，因此，西方对中国是降维覆盖、而中国对其则是升维补充，这是中国在2001年相对而言不那么太多磕绊（当然也有磕磕绊绊）地加入了WTO的重要原因。
第三个是主导国家的双重危机。在金融资本主导全球化同时，2001年美国爆发了华尔街金融中心被摧毁的“9·11事件”，美国政治家转过头去打阿富汗，紧接着又祸不单行爆发了新经济泡沫崩溃的大危机。因此，美国的产业资本大量涌向基础设施条件最好、劳动力价格最便宜、但是素质最高的中国。
由此可见，就在西方产业大转移和资本主义发展形态转换的时候，中国恰恰作为要素价格低谷、同时也是基础设施最好的产业资本目的地迅速地接收了相对低端的产业转移并扩大了产能，进而迅速地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成为了产业门类最齐全、产能最高，但资源环境问题也最突出的全球头号工业大国。
7、金融资本主导国际大循环的"双输"格局
就在这个阶段，中国客观上成为美国维护金融霸主地位和金融资本增殖构成难以取代的角色，而且确实客观上“彼此需要”，于是美国就提出了G2（Chinamerica中美共治），意思就是不用再去关注G20，也不用再去考虑G7，有中美共治就能支撑它的金融资本国际大循环。我们那时候每年大量出口，几千亿美元的外汇顺差又投回到美国去，使美国一手增发货币、一手增发国债的模式能够完美地运转，就帮它完成了这个大循环。由此，客观上才达成我们从80年代后期就提出国际大循环。
对此，我们没有对错好坏的评价，只说中国这个融入全球化的过程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基本上算是完成。
中国加入WTO当年我对此做了个分析：其实对双方来说，既可以说是一个“双赢”的格局，也可以说是一个“双输”的格局。为什么说是“双输”呢？“双赢”我们刚才说了，中国帮美国补足的国际大循环，接受西方产业转移、贡献廉价工业品出口，有一段时期为了实现在地化的生产，我们是“不求所有、但求所在”——国外产业转移进来，但控制权仍然是跨国公司的，并且允许国际资本收购兼并本土企业，导致中国大类产业中近三分之二被跨国公司控制。当然也有人说，中国赚了很多外汇，外汇储备最高时能到4万亿美元左右，但要知道，其中三分之一的外汇储备不是你的，是外资尤其是美国为主的这些产业投资的外汇占款，1万多亿美元的产业资本是人家的，随时是可以抽走（现在特朗普所提出的政策就是要这些在中国落地的产业资本回到美国去）。剩下的，还有三分之一左右，也就是1万多亿美元，主要是美国国债，人家说不给你，你就拿不回来，真正能够中国自己能用于贸易的外汇储备所剩不多，只有三分之一不到。所以说，中国的外汇储备3万亿到4万亿美元，大体上是这三个“三分之一”。
大家都知道，美国暴发疫情后“甩锅”给中国，想要免除对中国的国债偿还义务，不仅如此，美国认为这1万多亿美债还不够，要让中国赔偿5万亿！当然，特朗普动员美国企业回流；但，美国企业基本上落地生根了，百分之七八十不愿意回去。所以，这一条他没实现得了。那有没有可能，把中国在美国国债市场的投资惩罚性没收？这恐怕不是说说而已吧？
所以，这个“双输”，首先是我们虽然靠破坏环境和生态的数量型增长赚到了外汇，但未必能真正使用这笔财富，同时受海外需求波动造成大量产能过剩和产业结构性失衡；而美国，因为实体产业移到中国来，造成产业空心化和大量失业，激化为严重的社会矛盾甚至社会撕裂，政府必须持续借债，以发国债的方式来维持这些失业人群的基本生存和社会高福利，这对美国来说也不是一个好现象，因此也并非“赢”。
所以我们说不要急于跟着某些人做判断，因此我是把多种说法都放在这儿供大家参考，请你们自己多看看再去做判断，并根据你们认为比较合理的理论形成分析。
在新世纪中国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大循环”的第一个十年，中美双方本来是战略合作关系，我印象里当年美国的国务卿鲍威尔（早年的军事将领、参联会主席）曾经说过，美中之间的战略合作关系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那怎么没过多少年就变了呢？
当然，这首先是因为美国自己遭遇到了严重的危机，2007年的次贷危机直接引爆了2008年的华尔街金融海啸，这使美国意识到这个所谓的“国际大循环”对美国来说也会造成“内伤”，所以奥巴马竞选时动员民众的口号就是：WE CAN MAKE CHANGE（我们可以改变）。如何改变？那就要重新吸纳实体经济回归美国。
从80年代开始，我多次去美国，至少去了十几次了。在很多美国学校都有合作伙伴，我们当时就指出美国的这种全面金融化和去产业化的虚拟经济模式对美国是不利的，它难以形成政府税源，会导致美国的财政债务依赖越来越严重。这个债务是雷，早晚要爆的，所以美国自己有“债务钟”。美国的领导人并不是傻子，大都是高素质，人家奥巴马是哈佛毕业。所以，自然就发现“我必须改变”。但是，当他要改变的时候，2008年就遭遇到华尔街金融海啸，他改不了——美国经济由金融资本主导，所谓的“服务业”占比高达80%以上，那当然得优先支撑占GDP比重最高的这部分，所以尽管想要改变，但是他推出超级量化宽松、大量增发的美元货币，最终还是便宜了那些大的跨国公司和金融集团。这些金融资本集团还是按照原来金融资本主导的全球化运作规律，把大量资本投向了石油和粮食期货市场、原材料市场等等，就造成了2008年以来一系列世界范围的通胀危机及其派生的动乱现象，极大地打击了世界经济，逐步演化成后来的全球化危机。这是全球化自身最终要走向解体的内部矛盾。
可能这么说，大家觉得太概括了。我们稍微多加点解释：
举个例子，大量救市投资进了这些跨国公司，会投到哪里？投向石油就是选择之一。原来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爆发之前只有38美元一桶，结果大量资本涌入，就把石油价格炒到140多美元一桶，翻了三四倍。石油价格过高就导致大量投资又开始涌入到生物能源领域，很多发展中国家在食物尚且不能保证安全的条件下，接受跨国公司投资转向生物质能源生产，大量种植可以产生替代化石能源的甘蔗、玉米或者棕榈之类的，大量的农地的种植结构就发生变化，甚至造成了很多雨林的破坏。就像巴西，把这个雨林资源破坏了来种这些可提取生物质能源的农作物；还有印度尼西亚，也出现类似的情况。那这些国家，就因为这个种植结构的改变，导致了出现粮荒和相当多的饥饿人口。
跨国公司和国际金融资本的这种向世界转嫁矛盾、转嫁危机、不顾一般民众死活的做法，当然会引起世界范围内的危机加剧和恶性循环——人口贫困和饥饿就没有购买力，总需求水平就恢复不了，产能就愈加过剩，经济就更难以走出低谷。到美国2013年提出要结束量化宽松之后，那些能源和原材料出口国的经济应声快速下滑，过去被叫做金砖五国的大部分（除了中国一国尚且维持增长之外）其他的四个国家GDP都掉下去了。于是，国际市场购买力进一步萎缩；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本来就是一个相对生产过剩的国家，世界范围内的市场需求不振，庞大制造业的产能过剩问题就更严重了。中国2014年政策上讨论“去产能”、“调结构”，我们的进口的铁矿石、铜矿石、能源和原材料等，也就大幅度减少，于是矿产品和原材料出口国家就进入严重萧条。
所以我们说，这个由金融资本主导的所谓“国际大循环”，其实有一系列的这种操作（甚至可以叫做“神操作”），客观结果是害了自身害他人。这个演进过程非常值得我们关注。要把每一个经验步骤都想透了才能对其做评价。
8、中国和美国在“去全球化”逆流中的不同做法
好了，那这个“国际大循环”走到今天，居于是占据主导地位的美国终于不想干了，它想要把自己重新变成制造业大国。尽管这个梦不符合西方的国际秩序，美国未必能够实现得了，但它总之会创造条件去努力。那我们也得理解其似乎非理性的做法。
美国还有没有优势？美国、日本都相继制定了引导产业回流本国的优惠政策。如果你去看美国，实际上除了劳动力成本比中国高之外，其他的各项要素成本，都并不一定比中国高到哪儿去。比如，美国税收就比中国要优惠，土地价格也便宜得多，技术在成本上也有优势，所以要想让实体经济重新建立起来，未必完全不可能。在多个要素的比较上，美国只有劳动力要素没有比较优势，而其资金价格的优势却尤为突出——想想，它以零利率甚至负利率向全球增发货币。
今天我做这场所谓“国际大循环”的讨论，应该重在把经验过程讲清楚。还有点时间，那我们抓紧再来说一下中国这个“国内大循环”有没有条件搞的起来。
先得说清，过去中国有过不靠国际大循环的客观经验，也有过被人家封锁、制裁的经验，刚才讲到的60年代被苏联封锁、90年代被美国主导的西方单方面封锁等等。只要我们认真地总结这些经验中的负面经验，那我们今天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应对策略应该是有一定实现条件的。这一点，应该点到为止。我在刚才介绍90年代的时候已经或多或少的涉及到了有哪些负面的经验。
再进一步看积极因素，中国自1998年来转向“逆周期”以来，实际上依靠投资拉动已经形成了千万亿级最大规模的设施资产，这是一个庞大的天文数字，只不过没有做制度性激活，而大量地表现为沉淀资产和沉没成本。人民币尽管是个独立主权货币，但过去在“国际大循环”主导的发展格局下，超过百分之七八十的货币是以外汇为依据、大量地靠着外汇储备来“对冲增发”的，也因此客观上导致了人民币的货币主权属性明显弱化。
那，我们怎么能够激活设施资产？怎么把人民币重新锚定回到国家资源主权可控的范围内，这就是国内大循环是否能够真正成立的最关键因素。假如，我们能够把金融工具嵌套，把国内资本市场手段用活，让它来激活我们长期形成的沉淀资产，把那些设施性的沉没成本激活，那我们很可能就有构筑“国内大循环”的基本条件了。
最后，当我们强调“国内大循环”为主的时候，不是说不要“国际大循环”或者主动退出“国际大循环”。先不要去用意识形态化的话语，比如是否要“闭关锁国”之类没有任何依据的说辞去“带节奏”、“往沟里引”。我们希望各界的朋友们，咱们客观点，别跟着那些“带节奏”的说法跑——当今世界，没有谁还能闭关锁国，没有谁还能走回到原来的那个体系之中去，我们只能在当前这个复杂的体系之中，尽量地把客观情况条分缕析地搞清楚，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然后才能走出一条最适合自身国情的自主发展的道路。而已罢了。
因此要请大家回归到客观实际。先从经验层次上来做归纳分析，然后再看怎么办。
在政策层面，必须要加强宏观政策的协调性，特别是财政和金融这两种必须配合使用的宏观调控手段，不要互相争，把两个手配套起来打“组合拳”，我们就有可能走出一条真正意义上“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发展之路。关于这一部分，我以前的讲座中，已经做了比较完整的阐述，今天就不再讲了。
今天的讲座就说到这儿，下面如果大家还有些什么要讨论的，你们可以提出问题。
好，谢谢大家！主持人我说完了。
互动环节
提问一：
国内大循环内需消费如何拉动。最近的数据显示，国内生产和需求已经基本恢复了，但是消费并没有完全恢复。小企业面临的经营困难的危机，大部分的民众消费能力还是被挤压。请问温老师，我们应该如何在国内提升民众的消费能力。
温铁军：
谢谢你的问题。大家都说经济增长靠三驾马车——消费为主同时还有外需和投资。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从1998年中国就是投资拉动为主的，投资拉动当然是因为消费上不去。但那还是一般说法。
客观上，因为投资拉动改善投资和营商环境带来了大量外资进入，形成了相当长时期的生产过剩。在生产过剩条件下，舆论界一般说法就是“现在民营经济或者中小企业受到不公正的对待”等等。但其实应该想想，在生产过剩这个宏观危机条件下，任何实体经济，从总量上说，能赚钱吗？生产过剩啊，大多数生产出来的东西卖不动。中小企业在生产过剩的压力之下，往往是首当其冲的受到影响，但不管是国营还是私有，不管是大企业还是小企业，只要遭遇到生产过剩，企业出现不景气就是普遍现象。只不过中小企业抗风险抗打击能力更差，显得似乎是制度上有哪些不合适的地方。但是，往往这样讨论问题的人，不会愿意说我们21世纪整个经济处于3次生产过剩压力下，而热衷于抛开这个宏观背景单纯谈所有制问题等等，其实不是很负责任的研究态度，因为研究中缺少必要的影响因素，不把这些因素综合起来考虑。
总之，世界任何体制下，每当生产过剩危机发生的时候，实体经济都受直接影响——特别是中小企业首当其冲受影响，而这个现象在中国发生过不止一次了，不是只有这一次啊。
也因此，完全指望着依靠消费拉动增长，也不是很客观。
我刚才已经提到，从东亚金融风暴促使98年宏观调控转向积极财政国债投资到现在，已经有22年的大规模投资形成了数以千万亿计的设施性资产，如果把它和生态文明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结合，将会带动山水田林湖草、带动大量新的生产力要素进入到经济运行过程中，会创造巨大的经济财富和增长空间。
所以，与其按照过去老的那个“三驾马车”的思路——那是西方在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过程中归纳的规律，不如我们先把教科书理论放在一边，看看现实到底存在着哪些可供我们施策的领域和办法，我们才有正确的经济决策。对企业家来说尤其如此，切不可简单地跟着这些“带节奏”的说法走。只有不跟着走、考虑到现实经济结构所存在的内涵性矛盾，那企业决策才有可能有效地规避风险进入到有开发潜力的领域。
好了，我的回答就是这样。谢谢你的问题。
提问二:
前两天针对十四五的经济会议中，提到要大力发展大城市，是不是意味着国家战略转向了，从之前的城镇化转向了大城市，这种逆转的利弊想请问老师分析一下。
温铁军：
是这样，我觉得大家看到的这个会议报道所反映的，只是到会学者的个人意见。我并没有看到在领导层有任何战略性的调整动作。
还想提醒在座的各位听友，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谈过：世界上有城镇化这个发展趋势，但也有逆城镇化的发展趋势。假如我们的城镇化是以乡村衰败为代价，那我看就要转向逆城镇化；但是他接着说，“城镇化、逆城镇化两个方面都要致力推动。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也不能衰落，要相得益彰、相辅相成。”自从2017年中共十九大确立了乡村振兴这个国家发展战略以后，在中央领导的有关谈话中几乎没有听到过任何有关发展大城市化这样的说法。所以还是不要对个别学者的建议太在意，他的发言总之是代表着此类学者的理论倾向。尤其希望他们没有什么利益背景，只是客观地在讨论问题。希望各位听友们不用对这些说法太过重视，那总之只是一种说法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