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权利和国家认同是一个日久弥新的话题。从比较历史的角度看，西欧民族国家体系普遍强力推行单一语言制度，倾向“单一”“一元”；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国家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同时保障各族民众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重在“通用”和“多元一体”，后者是个人权利、前者则是国家责任和公民义务。

西欧民族国家体系下的一元语言政策

语言是人类的沟通工具，人类在地表分布的广泛性，导致了语言的多样性。在历史和当代的现实生活中，不同语言之间的接触和由之产生的多语现象一直是生活的常态，当今世界的大多数人都能说一种以上的语言或方言。单语现象通常只存在于小型岛屿，不列颠岛这种规模的岛屿，直到15世纪都还有5种语言并存。

中世纪晚期，西欧各国开始把统一的语言至少是统一的行政语言，看作是对国家的支持。17世纪后期，步入民族国家化道路的西欧和北欧诸国，开始在学校推行单一语言教学。单一语言政策加速了西欧中世纪国家转型为“Nation-state（民族国家）”的进程。从18世纪中期开始，语言与国家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密，西欧国家事实上奠定了“一个国家、一种信仰、一部法律、一种语言”的观念。18世纪末的法国革命已经诉诸以“语言革命”为重要内容的政治革命，试图建立法语在法国境内的唯一合法地位。

“民族国家”型态的普及，使得“一个国家、一种语言”的观念被西欧视为理所当然，并同步影响到美洲。新兴的美国，将英语定为“法定的”和国民教育应用的唯一语言。1789年之后，在西欧和北美国家，全民教育和公共媒体体系的不断强化，学校、文学作品、交通和传播设施的进步，进一步强化了单一语言的绝对优势。20世纪后半期西欧、北美国家才有条件、有限度地实施文化多样性和濒危语言保护政策。所谓“条件、限度”，主要指的是这些国家的国民教育体系当中，单一的国家语言依旧是唯一的学科知识教育语言。今天，整个西欧、北欧和美洲大洋洲新兴国家在生活层面接受语言多样、文化多元的现实，但在国民教育中依旧坚持一元的语言政策。

西欧民族国家体系以外的语言状态

19世纪到20世纪初期，“一个国家、一种语言”的观念影响到尚未进入西欧民族国家体系的中欧和东欧，中欧和东欧在政治上包括语言政策上纷纷效法西欧民族国家。到了20世纪，“单语制”或单一的“国家语言”制度成为“主权—民族国家”体系中普遍接受的制度。整体而言，西欧版本的“单语制”隐含着针对少数族群语言的压制，它成为西欧版本民族主义、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文化侧翼。

20世纪初叶，苏联开始针对欧美民族国家“单语制”的政治文化现象作出反思。列宁指出，“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最喜欢谈‘民族文化’，强调一个民族同另一个民族的差异,从而把不同民族的工人分开，用‘民族的口号’来愚弄他们”“我们旗帜上写的不是‘民族文化’，而是各民族共同的文化”“所有居住在俄国的被压迫阶级，不分民族，都应当尽可能地建立更密切的联系，达到兄弟般的统一。我们当然赞成每个俄国居民都有机会学习伟大的俄罗斯语言。”但纵观苏联各个时期的宪法，都没有关于国家语言的条款，即苏联始终没有规定国家语言。在1924年颁布的第一部苏联宪法中，俄语、乌克兰语、白俄罗斯语、格鲁吉亚语、亚美尼亚语和“突厥—鞑靼语”（现在的阿塞拜疆语）六种语言被确定为通用语言，之后随着各加盟共和国的陆续加入，这个通用语言目录也变得越来越长。斯大林于1930年代中后期，先是曾试图创立并推广一种“融合语言”，即包括英语、法语、俄语甚至世界语的混合语言，但很快即告失败，后将俄语定位为国家通用语言并展开推广。20世纪50年代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关于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州以及自治共和国的学校中改进俄语教学的措施”法令中规定将民族学校的俄语学习时间从549个小时增加到1590个小时；在所有民族师范和教师学院中设立部门，以备在学校中培训俄语教师；提高了民族学校中1-7年级的专门俄语版儿童文学出版物的发行量。这样的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各族学生的俄语水平迅速上升。但与之并行的，是政治上强调民族差异和联邦制下的民族自决。苏联境内各族群的差别反而较之沙皇时期扩大，并呈现固化的趋势，追求建构“苏联人民”认同的理想遭到阻碍。

近代之前，东亚各国（政治体、文化群体）一方面多推崇吸纳“华夏”文化，另一方面也都以各自的方式对“华夏”文化进行适合自身的改造。其中最明显的例证，就是对汉语书写系统的利用。东亚各传统国家和族群的母语，包括语言学上的汉藏、阿尔泰、印欧、南岛、南亚五大语系的众多语言和若干语系不明的独立语言，使用人数最多的汉语内部也存在数量可观的方言、次方言，在口语沟通上，存在不少难以逾越的障碍。主要由“指事”“会意”原理创制的汉字，是一种视觉化的符号系统，上述很多政权和族群纷纷借用汉语的书面形式即汉字作为本族母语的书写工具。使用不同汉语方言的人以及非汉语使用者都得以摆脱自身母语与汉语（中心方言）语音、语法不同的障碍，使用这套相对成熟的表意符号，从事复杂政治活动所需的记录、沟通和传播。这样，既达成了在区域内大范围沟通的目标，又保留了语言多样性，这一模式的原理，成为现代中国语言生态效仿的原型。

历史发展显示，国家整合和经济发展的程度与民众交流的需求正相关，而这三者也与普及通用语言的需求正相关。

中国语言政策趋向“重在通用”和“多元一体”

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历史上，不少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少数民族对中国史、区域史乃至世界史产生过重大影响，这些民族也积极以自身的方式广泛介入中华大地的政治和文化，这些民族的语言文化也融入并丰富了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化。如蒙古族建立元朝，既广泛接受中华文化，对现代中国文化的形成也有不可忽略的影响。元攻灭南宋后，理学被尊崇、传播，蒙古、色目人及北方汉人“循利南趋”，任职、旅寓江南的色目人习儒者众。蒙古、色目人成为杰出诗人、词人、画家者，数以百计，且主动使用中原姓名，并非在明代被迫改名。色目人在中华文化方面取得巨大的成就，是极普遍而非鲜见的现象。由于不是母语，蒙古人、色目人接触和学习中原语言文字，反倒是从与汉人基层社会的接触开始，以“自然学习法”从民间口语直觉、直接习得。元朝的官方文书，其汉文版往往使用口语体，即“白话”。元代白话文体绘本（全相本）经、史、俗文学著作开创近代文化白话文学传统。元代的白话文也会夹杂蒙古语语法，这一现象呈现出辽代以来北方汉语口语的现实状况。这样的现象，第一次造成中古以来的“言文一致”，在秦始皇时代开始文字统一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了国家共同语的形成。

现代中国文化，从衣、食、住、行开始，到语言文字，再到某些深层文化，都与日本、朝鲜、韩国等汉字文化圈的国家有所歧异。日、韩等国文化当中保留了较多的中国中古以前的习俗，语言文字当中则保留了较多中古以前的词汇及用法。中国现代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则因各民族密切的语言接触，吸收了相当数量的契丹语、女真语、蒙古语及满语词汇。当然，各个历史时期，尤其是元以后的中国范围内，各少数民族语言也吸收了很大数量的汉语词汇和语法影响。元以后中国的服饰、餐饮习俗、建筑、家庭、宗族制度，都与汉字文化圈其他国家有了比较明显的分别，现代中国所继承的包括语言在内的文化遗产，正是来自各民族文化间广泛交流、共同参与后所留下的“中国文化”“中华民族文化”。中国文化、中华民族文化是各族人民共创的，各民族文化也是多民族长期共同创造的。而所谓“纯”的汉族和少数民族文化，仅仅存在于少数人的想象之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文化上保障各民族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保护公民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相应实行扶持各民族语言文化的政策，同时积极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观察1990年代以来中国各民族的语言生活，可以看到两种现象：其一，伴随中国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的提升，对掌握国家通用语言的需求大幅上升；其二，伴随群众生活水平及教育程度的提升，对保护少数民族语言和方言的文化生活需求和心理需求也有所提升。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重要定位，在于是中华民族使用各民族语言及各方言人们的共同交际语，着重强调“通用”，而非“单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华民族建构的方法和内容里，强调“多元一体”与各民族一律平等的精神。出于维护和促进中华民族共同利益的需求，国家有必要推广国家通用语言，国家内部的非通用语言使用者（不论其为少数民族还是汉族）也有学习掌握通用语言文字，以满足人际交流与个人发展的需要。

当今世界上有约200个国家或政治体，却依旧存在大约6,000种语言，这说明，大多数国家内部还是存在多种语言，因而大多数语言仍然会与其他语言密切接触。出于保护文化多样性的目标，国家有必要统筹保护国家通用语言以外的其他语言和方言。人们也必须面对语言会随时间演化、分化乃至消失的历史规律，寻找工作上的平衡点。西欧、北美国家“单语制”实践的缺失，凸显出西欧民族国家模式下的文化政策的盲点。而当代中国在尊重语言多样化现象的基础上制订和推行语言政策，保护“多样”、鼓励“通用”的语言政策，更适合中国国情，也更适合各族民众的利益。

作者：吴启讷，台湾“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员，台湾大学副教授。原载《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