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现改革开放以来首次全年消费负增长，应尽快稳消费
滕 泰
二季度以来投资和出口增长超预期，但是消费恢复速度仍然严重滞后。考虑到今年前八个月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速为-8.6%，即便后四个月增速超预期，恐怕全年的消费负增长也已成定局——这是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第一次出现消费负增长。预计2020中国经济能够保持1%~2%的正增长，但全部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其中投资拉动贡献80%以上，净出口拉动贡献20%以上，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从2019年的+57%变为负贡献。
疫情冲击下失衡的经济增长缺乏可持续性，预计基建投资增速明年难以持续，房地产投资增速今年四季度见顶回落，由于居民收入增长放缓和边际消费倾向持续降低，居民消费仅靠自身力量难以恢复，保持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必须尽快扭转失衡的增长结构，稳消费的相关政策推出宜早不宜迟。
经济数据背后的结构失衡
从前8个月的经济数据来看，中国经济处于疫情之后的快速恢复中，但是恢复带有明显的结构失衡特征，总体来看，需求的恢复滞后于供给；从供给侧看，主要是服务业的增长恢复也滞后于制造业；从需求侧，消费的增长滞后于投资和出口。
首先从供给侧看，工业增加值继续保持较高增长，当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增速比7月份加快0.8个百分点。1-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0.4%，疫情以来增速首次实现由负转正。8月份的工业增加值增速甚至已经超过了去年同期的增长速度，预计最后四个月仍将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工业全年增速有望达到3%左右。相比之下，8月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0%，仍慢于2019年同期6.4%的增速，随着9月大中小学开学、电影院开业，社会秩序的恢复正常，未来四个月服务业的增长速度也有望加快。
其次从需求侧看，投资和出口增长较快，消费增速明显滞后。
从投资看，8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9.3%，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同比增长12.1%，基建投资同比增长7.03%；制造业投资同比由-3.11%大幅上升到正增长5%。1-8月全国固定资产累计同比-0.3%，其中房地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长4.6%，基建投资累计同比-0.3%，制造业投资累计同比-8.1%。从投资增长的结构看，制造业的投资增长落后于房地产和基建投资；普通基础设施和传统制造业的投资落后于信息技术、铁路建设投资，以及高科技制造业投资。
从外贸数据看，8月份出口同比增长6%，进口下降0.5%；1-8月出口累计增长0.8%，进口累计下降2.3%，贸易顺差4166亿元，有所扩大。
从消费情况看，7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2203亿元，同比下降1.2%，剔除物价后同比后-2.7%；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0.5%，剔除物价影响后实际同比-1.1%。1-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8.6%。考虑到政府支出和居民服务消费后应该仍然是负增长。
由于需求的恢复滞后于供给，经济总体仍处于通缩状态。这一点从物价结构上也有所体现： 8月CPI为2.4%，但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的核心CPI上涨0.5%；从PPI来看，8月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2.0%，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下降2.5%，生产环节未走出通缩趋势。
从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看，前8个月总需求的恢复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拉动，消费恢复滞后依然是影响中国经济复苏的主要原因。
结构失衡影响经济增长可持续性
2019年，三大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最终消费支出57.8%，资本形成总额31.2%，货物和服务净出口11%。在上述增长结构中，虽然消费在GDP占比虽远低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但已经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消费主导、投资占比降低到1/3、净出口拉动经济增长10%左右的增长结构是比较符合当前中国发展阶段特征的。
2020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居民消费增长严重受挫、复苏乏力。从总量来看，1-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只有23.8万亿，同比增长为-8.6%。如果2020年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要达到2019年41.2万亿的水平，则后四个月累计要达到17.3万亿人民币，相比去年最后四个月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4.9万亿元，同比增速要达到16%——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当然，消费总额中除了商品实物消费，还包括居民服务消费支出、政府支出，但是疫情冲击下居民服务消费支出也是严重负增长，而政府支出在消费总额中占比只有30%左右，即便有所增长，也很难填补居民商品和服务消费支出减少造成的缺口。
也就是说，即便后四个月下决心出台一些刺激消费的措施，也为时已晚，2020年的全年消费负增长已成定局。
假定2020后四个月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速平均增长2~3%，则全年社销累计增长-5%左右；即便后四个月同比增长达到5%，全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累计增速也只能恢复到-4%左右，考虑到政府支出的增长，全年消费增长可能轻微负增长。按照中国经济2020年增长2%左右的一致预期，今年的经济增长基本上全部依靠投资和净出口拉动，其中投资拉动贡献80%以上，净出口拉动贡献20%以上，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从2019年的+57%变为负贡献。
这样的增长结构与2009年相比，其扭曲状况相差无几：2009年，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出台了以基本建设投资为主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使经济增长结构出现了一次剧烈扭曲：在大规模财政政策刺激的作用下，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高达85.3%；受降息等宽松货币政策影响，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也出现了13.6个百分点的增加，达到57.6%；而受出口严重负增长的影响，当年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42.9%%。
2020年，面对疫情冲击下国内消费的大幅萎缩，相关政策没有着眼于刺激消费，而是又一次主要通过扩大投资来稳增长。那么，这样主要靠投资和净出口拉动的扭曲增长结构，有多大程度的可持续性呢？
以基础设施投资为例，前8个月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主要得益于3.75万亿地方专项债以及配套信贷资金的支持，尽管7月份第三批专项债额度也已经下达，但是8月份基础设施投资比7月份环比还小幅回落。在经历过几十年的基础设施投资高增长以后，中国大部分地区的铁路、公路、机场已经基本饱和，虽然理论上东部地区的城市地下管网、西部地区的公路等设施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但是经过过去几年PPP一轮轮的筛选之后，能够有稳定现金流回报的项目已经不多。无论是从符合条件的可选项目，还是地方财政的偿还能力来看，类似于2020年这样靠扩大地方专项债推动的投资高增长是不可持续的，预计2021年中国的基本建设增速必将出现回落。
从房地产投资的增长来看，虽然房地产投资增速二季度以来连创新高，但是土地市场已经开始降温，1-8月份房企购置土地面积累计较前值同比回落1.32个百分点至-2.36%。随着新开工面积增速回落、施工面积增速回落，以及居民购房热情的逐步释放，预计中国房地产投资高增速难以持续到2021年，很可能在今年四季度就会见顶后增速逐步下行。
今年二季度以来的出口快速增长主要得益于中国率先控制了疫情、率先复工复产，从而填补了国外的消费品供应缺口。此外，欧美各国出台的大量刺激消费为主经济刺激计划，也有利于中国产品出口的增加。明年一旦疫情受控，国外供应缺口不再，欧美消费刺激政策退出，中国出口面临的形势将依然严峻。
前瞻性地认识到上述增长结构的阶段性扭曲程度和不可持续性，对于及时调整增长动力结构，尽快出台以稳消费为核心的具有重要意义。
尽快稳消费，推动可持续增长
面对疫情冲击，欧美等国家的经济扩张政策大部分都是围绕扩大消费展开，而我国却习惯性选择扩张投资作为主要政策工具。上述政策和决策差异，既有决策认识的原因，也有背后的体制惯性原因。
比如，欧美等国家经济增长动力结构中，消费占比占80%，自然会选择给居民发钱刺激消费这样的政策；此外，尽管欧美等国基础设施出现老化，但是无论是从其国家层面，还是地方层面，都没有以选项目、审批项目、上马项目为核心的投资机制。相比之下，我国虽然2019年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已经下降到31%，但是以报项目、选项目、上马项目为核心的预算和决策体制惯性还是很大的。
可以设想，在中国从宏观层面通过3.75万亿的地方专项债搞投资这样的决策是很顺理成章的；但若想通过3.75万亿的资金给中低收入者发钱、刺激消费提案，恐怕就很难；反之，欧美等过国家的决策体制下，虽然决策给居民发钱很容易，但要通过一个上万亿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恐怕也很难。
对此，我们一方面应要充分认识到我们在扩大投资方面有相对于欧美国家的决策体制优势，同时也应该结合中国经济新的发展阶段特征，认识到长期只有形成最终消费，让经济依靠市场自身的力量循环起来，才能真正实现稳增长等可持续的“六稳、六保”政策目标。
有学者和决策部门认为，只要疫情后社会秩序恢复正常，消费增长就能自然恢复。从二季度以来的近5个月的消费数据来看，貌似没有那么简单。疫情不仅减少了人们的收入，造成不少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经营困难，而且改变了人们对未来就业和收入预期，全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大幅降低，如果没有足够力度刺激消费的政策出台，消费靠自身的力量自然恢复还是有很大挑战的。因此，应下决心尽快推动以稳消费为主“六保”、“六稳”政策。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四季度乃至明年工作的重中之重都应该是稳消费。
首先，财政政策稳消费的重点应该放在增加居民收入或消费补贴上，既要稳定老消费，更要鼓励新消费。
用发钱、发消费券的方法可以稳定老消费。对老消费的刺激政策，应该着力于给中低收入者增加收入：假定给6亿月收入1000元左右的人群发钱或消费券，只需要今年地方专项债规模的1/3，既1.2万亿，就可以人均2000元，每个家庭6000到1万元，必然会极大地刺激国内消费的增长。
在刺激新消费方面，以5G手机、新能源汽车等代表的新消费，不仅符合未来经济结构升级的方向，而且上下游产业链长、乘数效应大，也可安排一定的消费补贴，同样可带动万亿以上的新消费增长。
其次，货币政策来看，应该把重点放在提高居民边际消费倾向、降低储蓄方面，应尽快推动全面降息。
毫无疑问，消费的下滑和恢复缓慢主要是因为疫情对人们收入、出行造成影响，但疫情冲击下没有及时降低存款利率、变相鼓励储蓄，也是造成消费恢复缓慢的主要原因。从储蓄情况看，上半年中国的居民储蓄连续几个月上升：央行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底全国住户居民存款总额达到了82.14万亿人民币，而截至2020年上半年住户存款总额已高达90.47万亿，半年时间增加高达8.33万亿元！这还不包括非金融企业存款增加的5.28万亿元——若再不大幅调低存款利率，居民储蓄偏好还会增加、消费倾向进一步降低，不但难以形成最终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而且消费将成为中国经济恢复的短板。
据了解，货币决策部门长期不愿意调低存贷款基准利率的原因是为了“保护存款者的收入”。存款者的利息收入对于类似于日本这样的老龄化富裕人口结构，是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对当前中国每月收入6亿月收入只有1000元的人口而言，其存款利息收入占比较小，用“保护存款者收入”这样的理由让货币政策作茧自缚，结果只是保护富裕阶层、鼓励储蓄、进而打击消费，并非适合当前中国经济情况的正确决策。
当然，降息是十分重要的总量政策，除了有利于稳消费，还要考虑其他受影响的各个方面。总体来看，在全社会平均利润率大幅下降、通货紧缩、人民币持续升值、资本市场相对低迷的大背景下，无论是为了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改善企业盈利，还是为了推动消费复苏、改变中国经济增长的结构性不平衡，全面降息都应该是中国货币政策首选和必选工具。
（作者为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万博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张海冰、李明昊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