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我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4538元，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下降0.2%，远低于3%的GDP增速。同年，我国新增住户存款达到17万亿元以上，这引起人们关于消费不足的热烈讨论和担忧。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消费占GDP比重确实不高，但这与我国特殊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方式有关，且长期来看具有符合经济效率的一面，不能简单地通过国际比较而认为我国消费占比偏低就完全不合理。那么，我国消费占GDP比重一直不高的主要原因有哪些？消费不足是因为老百姓有钱不消费吗？是否还有其他更深层次的原因？本文将对这些问题进行简要剖析，并据此提出若干政策建议。
一、我国消费占GDP比重偏低的基本事实及辨析
消费占GDP比重应该达到多少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绝对的标准，而是通过与其他经济体的比较所得出，但需要结合一国的发展阶段以及短期和长期的收益来进行综合考量。从国际比较看，当前我国消费占GDP比重仍偏低，但并不能就此判定为不合理，这一比重偏低与我国特殊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方式相关，且长期来看具有符合经济效率的一面。
第一，从国际比较看，我国消费占GDP比重确实偏低。2021年，我国的最终消费占GDP比重为54.3%，其中政府和居民消费分别为15.9%和38.4%；远低于OECD经济体77.3%的平均值，其中政府和居民消费分别为18.3%和59.0%；也远低于72.0%的世界平均水平，其中政府和居民消费分别为17.1%和54.9%。就具体国家的消费支出占GDP比重来看，美国和英国的最终消费支出占比达到82%以上，其中居民消费支出占比达到60%以上；日本的最终消费支出占比达到75.3%，德国为71.4%；发展中国家的墨西哥、俄罗斯、印度的最终消费支出占比也达到77.9%，67.8%和70.7%。不难看出，与世界主要经济体相比，我国消费占GDP比重确实偏低，特别是居民消费支出比重偏低。
第二，需要结合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来辩证看待我国消费占GDP比重偏低的事实。一方面，简单的国际比较忽略了我国当前发展阶段和发展方式与其他国家的差异。我国近几十年处在由传统农业国向现代化工业国快速转型的时期，目前仍处在全面实现工业化的阶段，在这个过程中，投资和出口增速相对更快，导致消费占比偏低。这与欧美等发达经济体不同，它们早已进入工业化和后工业化阶段，资本存量已经很高，投资增速缓慢，经济增长主要靠消费来维持。我国与俄罗斯、墨西哥、印度以及拉美等国家也不同，它们虽然也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程度也相对较低，但是它们或者进入了中等收入陷阱阶段，或者各种体制机制因素使得投资增速较低，阻碍投资快速增长。
另一方面，从发展阶段看，我国消费占GDP比重偏低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经济发展规律，或者至少没有违背经济规律。许多国家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消费占GDP比重也比较低。例如，日本在1970年时最终消费占GDP比重仅为58%，70年代之后才逐步上升。从相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来看，我国最终消费占GDP比重并不算太低。而且，我国消费支出的增长速度是比较快的，近十年来都高于GDP增速，基本能够达到10%左右，2021年居民消费增速达到11.4%，反映人民的消费热情和消费意愿较高。只是同期我国投资增速更快，从而导致消费占GDP比重没有显著提高。未来随着我国资本存量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投资增速将逐步放缓，消费支出有望维持现有增速，其占GDP的比重有望快速上升。
第三，从短期和长期的成本收益考量，以往将当期消费转化为未来消费（主要通过储蓄和资本积累）是具有经济效率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资本存量非常低，投资回报率很高，将当期收入转化为投资可以极大提高经济增长速度，提高我国的工业化水平和生产率，从而获得更高的未来期收入和消费。近年来，我国消费绝对增速开始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过去几十年来持续不断的投资和资本积累。当前，我国农产品、肉蛋奶、电子产品、服装等产品的供给量质齐升，人均消费量也不断提高，正是几十年来储蓄和投资的结果，否则很可能仍一直处于人民收入和消费停滞不前的状态。即使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也使得我们的出行更加舒适和便捷，具有极大的正外部性，同样可认为是一种隐性的消费水平的提高。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后工业化时期以及经济发展动力机制的转变，消费需要在经济增长中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占GDP比重需要不断提高，否则可能会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是降低人们对经济发展的获得感。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人们放弃当期消费的储蓄和投资活动其最终目的是获得未来更多的消费。如果消费一直不能提高，那么储蓄和投资也就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其意义和持续增加的动力。人们在经济发展中获得感极低，那么其努力工作、积极创新的动机也将不断减弱，甚至逐渐躺平、摆烂，从而不利于社会稳定和经济的长远发展。二是消费不足将迫使我们只能依托出口和投资特别是政府投资来获得一定的经济增速，使得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一直处于不平衡之中，对经济的长远发展会造成不利影响。消费不足情况下的大量出口和较低进口使得贸易顺差太大，可能引起其他国家的不满和各种贸易摩擦，也对我国经济的内外平衡有负面影响。我国资本积累已经达到一定程度，投资回报率已经较低，继续加大投资已经弊大于利，甚至会加重各级政府和企业的债务负担。三是影响国内大循环的有效构建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不管是国内大循环还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都需要国内大市场的支撑。这一国内大市场主要依托于我国强大的消费能力。在国内强大消费能力刺激下，企业将更多立足于国内市场，不断扩大规模、开发新产品，促进就业和劳动者收入增长，反过来又给予消费以足够支撑，形成一个正反馈循环。强大的国内消费市场也会吸引大量外资企业投资于我国市场，带来国际前沿的产品、技术和管理方式，并对国内企业形成各种正向外溢。
二、我国消费占GDP比重偏低的主要原因
需要澄清的是，高储蓄并不是消费偏低的原因，而更多是消费偏低的结果。虽然我国的总储蓄和储蓄率比较高，但是人均储蓄仍比较低，而且大多数中低收入群体并没有多少储蓄。一定程度的储蓄对经济发展是有益的，是支持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稳定消费信心的重要支撑。那么为什么中国消费偏低？
第一，与人们的可支配收入水平不高，特别是劳动者收入占GDP比重较低有关。根据相关研究，在资本、劳动和土地等各类要素中，我国劳动者工资收入占GDP比重仅在30%-50%，而资本收入比重更高，这与许多经济体形成强烈的反差。2022年，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6883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2.9%，低于经济增长速度，与人均GDP（85698元）的比值仅为43%，远低于美国80%左右的水平以及全球60%左右的水平。
第二，与发展不平衡问题有关。我国仍是发展中国家，收入差距、地区差距、城乡差距仍较大。2021年我国的基尼系数仍高达0.47，高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表明收入差距过大。而且，近年来我国的财产差距也在显著拉大。研究表明，我国居民财产净值的基尼系数2002年为0.495，2013年攀升到0.617。202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9283元，但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20133元，差距非常大；东部与西部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达1.61。发展不平衡限制了全社会边际消费率的提高，使得全社会消费水平无法得到充分释放。
第三，与我国特定的发展阶段有关。到目前为止，我国仍处于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阶段，这个过程最大的特征就是需要进行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固定资产和房地产投资，从而为大规模工业化生产奠定基础，经济发展更加侧重于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因此，我们也需要通过大量出口赚取外汇来购买国外先进的资本品和技术。所以，在工业化过程中，投资和出口的增速相对更快，消费的增长相对较慢，使得消费占GDP比重偏低。即使我国近几年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基本实现工业化，但是仍处于全面实现工业化的关键阶段，经济发展主要由投资驱动向主要由消费驱动仍需要一段过渡时期。
第四，与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有关。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也会使得居民储蓄过高，抑制了本应有的消费水平。工业化推动城市化，形成了若干都市圈和城市圈。2000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仅为35.39%，2021年达到64.72%。但是伴随城市化，基本公共服务特别是医疗卫生、子女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供给存在短板，使得城市居民各种预防性储蓄过高。而在广大农村地区，医疗、教育和养老更是供给不足，虽然新农合能够解决一些感冒发烧等小疾病，但是面对大型手术，自费比重仍太高。农村新农保的养老金过低，基本还不足以对农民养老提供保障。此外，大量农民工不愿或者无法进城，农村普遍依靠进城务工农民工的汇款来维持，这也使得农村储蓄率偏高，制约了农村消费潜力的释放。
第五，与资本市场不完善有关。我国的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不完善，使得人们在资本市场无法获得合理的投资回报，甚至经常是负回报，使得大部分中低收入群体的投资回报率普遍偏低，财产性收入较少。2022年，我国人均财产净收入3227元，仅占可支配收入比重的8.7%。大部分人只能被动将钱存在银行，但是利率较低，如果考虑不断上升的通胀问题，其回报率基本为0。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财产保值增值，大部分人只能去买房，而不断上涨的房价以及由此推动的普遍的买房需求挤压了其他消费支出。短则10年、长则30年的住房抵押贷款更像是一座大山，压得广大工薪阶层只能缩衣节食。
第六，近年来消费偏低则主要受疫情影响。经济和收入增长的不确定性使得人们消费更加谨慎。一是疫情使得失业率和失业风险上升，阻断了之前的收入增长路径，人们对未来收入增长的预期普遍下降，从而消费更加谨慎，预防性储蓄倾向上升。2022年上半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为5.7%，6月份16-24岁人口调查失业率高达19.3%，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0.2%，消费市场受疫情短期扰动比较明显。二是无法找到消费场景。疫情使得人们缺乏足够的消费场景，消费潜力没有得到充分释放。受消费场景制约，2022年全国居民人均衣着和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分别同比下降3.8%和5.0%。疫情也使得餐饮、旅游、住宿、交通、文化、体育等类型的消费大幅度下降。2022年，餐饮收入下降6.3%，国内旅游总人次比上年减少7.16亿，同比下降22.1%，旅游收入同比下降30.0%。
三、促进消费增长的若干建议
随着中国平稳进入“乙类乙管”常态化疫情防控阶段，此前疫情对消费的负面影响将逐步降低直至消除，同时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大规模的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也将逐年降低，由此造成的投资和消费失衡也将逐渐趋于平衡。因此，未来促进消费的政策重点在于切实提高劳动者收入，改善收入分配格局，促进城乡区域平衡发展，同时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强化消费体验。
第一，切实提高人们收入水平。一是促进可支配收入的逐年稳步增长，稳定收入增长预期。这需要进一步稳就业，特别是使得广大低收入群体有足够就业机会。二是稳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提高劳动者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者收入占GDP比重。三是完善资本市场，增加财产性收入。要增加投资渠道，使得中低收入群体能够获得更多投资回报和财产性收入，但是要遏制财产差距的快速扩大。由于财产的累积效应，财产差距一般大于收入差距，财产越多者，财产收益率越高，需要采取一定措施调节财产性收入。其中遗产税和赠与税是发达国家解决财产性收入的重要手段，可适当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降低财产的代际传递带来的财产差距扩大。
第二，进一步完善基本公共服务，消除消费的后顾之忧。要进一步完善医疗卫生、子女教育、婴幼儿抚养、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各地要因地制宜找准短板，并针对性补短板。在城市地区，主要短板可能是子女教育、婴幼儿抚养成本过高，因此要大力发展普惠性的社区托育机构、减轻多孩家庭的婴幼儿抚养成本。此外，还要促进城市内部的教育均等化发展，减轻购买学区房的高额支出对消费的挤压。在农村地区，主要问题可能在于医疗和养老。要进一步完善新农合各项制度，如完善新农合直接结算制度、提高新农合在市级以上医院的报销比例、完善新农合异地报销政策、推进新农合门诊报销。新农合参保费用不宜过快上涨，防止其打消农民参保的积极性甚至断缴。此外，可适当提高新农保养老金待遇，目前每月养老金仅50-100元左右，农村老年人感受到的保障度较低。
第三，进一步降低人均收入差距、城乡和地区收入差距。一是对于人均收入差距，要提高再分配政策的调节力度。发达国家的再分配政策起到了有效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2019年，通过再分配政策，OECD国家将初次分配收入的基尼系数降低至少27%。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再分配政策对收入差距的调节力度依然较弱，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要加大税收调节力度，特别是逐步提高个人所得税、消费税等直接税对过高收入者的调节力度。二是对于城乡收入差距问题，要破除农民工进城的各种阻碍因素、消除其顾虑，可考虑保留农民工在农村基本权益和保障的同时允许其落户城市，享受城市公共服务待遇；通过乡村产业发展来推动乡村振兴，根据农村禀赋条件培育相应的特色产业；促进城乡融合发展，通过城市资本、技术要素来促进乡村产业发展；对于一些偏远地区的农村，要加大基本生活保障力度，鼓励通过易地搬迁等方式解决贫困问题。三是对于区域发展差距问题，要引导东部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地区有序转移，补足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短板，优化中西部地区人才发展环境和营商环境、补足中西部地区在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短板。此外，西部地区要加快培育发展一批特色产业特别是特色旅游业、特色绿色产业、大数据产业等。
第四，扩大消费场景，提高消费品质量，改善国内消费环境。一是各地和各级政府在疫情稳定后，要着力消除疫情对本地区消费场景和消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二是千方百计扩大消费场景，如举办各种消费节、消费博览会等方式。三是完善消费环境，增加消费体验，要打造从购买、使用到售后服务全流程的消费服务体系。四是提高消费品质量，打造更多国内消费品牌，将更多消费留在国内，缓解消费大量转移国外的现象。五是围绕新的消费品进行积极开发，形成成熟产品，特别是在新能源汽车、智能家居产品、数字化消费产品、绿色消费产品、健康消费、新型文化产品等方面。六是完善国内旅游环境，包括出行、住宿、餐饮、景区价格和服务等各方面，使得人们更多在国内旅游和消费。七是完善线上消费环境和体验，打击“二选一”、大数据杀熟、退货难、退款难等现象，同时促进线上线下消费融合发展。
刘洪愧（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来源：《中国经济评论》2023年第3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