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为苇草智酷沙龙第96期讲座的讲稿。扫描文末二维码可以回放百度直播视频。
一、2020中美关系变局：从经贸之争到制度之争
§1.中美关系及其裂痕：中美夫妻论的尴尬
今年以来，中美关系急剧变化。尽管我们不难看出，问题由来已久，但还是出乎许多人事先所料。因为一种惯常的看法，正如2013年7月10日，在华盛顿的一次中美经济对话会议上，中国副总理汪洋以“夫妻关系”来形容中美之间彼此深度互补依赖、难舍难分的关系，这也代表着中国市场派人士的一般看法。在他们看来，中美关系一方面争吵不断，另一方面谁也离不了谁，这不但不矛盾，反而是一种正常状态：两国关系会这样持续下去，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某种程度上，当时美国也有一批相当有影响的人持类似的看法。
可是，2018年贸易战以来，中美关系每况愈下，2020年更是出现了难以逆转的恶化。那么，中美经贸的深度依赖互补关系能否挽救这种恶化？在美国创造加中国制度这一曾经如夫妻关系般看似完美的组合中，中国人拼命工作，任劳任怨，美国人躺着赚钱，何乐而不为？可是，在发起贸易战的美国总统川普看来，中美经贸关系最引人注目的特征倒不是互补依赖，而是美国对中国每年数千亿美元的巨额逆差，在中国制造业日益繁荣的映衬之下，美国制造业衰落萧条，失业严重，在这个背景下，纳瓦罗指责中国深深伤害了美国的《致命中国》论调赢得了市场，甚至获得美国总统川普的欣赏和推荐。
至少在美国政府看来，中美之间经贸关系，已经严重失衡，不再是互补互利了。要理解两国间从合作到失衡的这种局面，我们需要简单回顾一下中美经贸合作。
§2.从90年代市场改革谈起：经济改革还是社会改革？
大家都知道，1992年在中共党内出现了市场化的政策转向，随后启动了政府主导的市场化改革。当时，副总理朱镕基具体实施市场化改革，他分为财税、金融、投资、外贸、企业五大改革，先后进行。
92市场转向的一个重要背景，就是当时中央财政发生严重的困难，所以，财税改革被列为最优先的改革，这个改革目标在于调整中央地方关系，强化中央的财税汲取能力，过程虽然艰难，但经过朱镕基的努力，可以说成功达到了预期目标。而金融、投资、外贸三大改革，并不像财税改革那样需要面对强大的地方政府阻力，最终在充分准备下有惊无险地完成了。最难的，其实是被朱镕基留在最后的“企业改革”。
1994年4月，朱镕基在视察大庆的时候表示，国企改革将是1995年的工作重点。其实国企改革，对朱镕基来说，不是新课题，三年前，1991年4月，朱镕基被邓小平调入北京，任职主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首先面对的问题，就是解决国企的困境。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在于国企一直是中国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
1980年代，企业改革的主题是“放权让利”，受农村改革“一包就灵”的启发，热衷承包制，但效果不彰。当时，西方经济学家不断指出，解决问题在于明晰产权界限，党内改革派也接受了这种观点。但意识形态坚持公有制的限制，让产权界定难以真正实行。到1991年6月的时候，朱镕基认为“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要强调内因为主”，原因是“目前管理实在不像话了”，朱镕基的药方是“工厂的领导干部要振奋精神、要抓党风，抓领导班子的作风，要讲廉政、要讲与群众同甘共苦”。显然，这些措施与其说是要经营企业，不如说要管理好群众运动、动员好群众。这其实还是毛式群众运动的套路。到了10月，朱镕基强调“技术进步”，总算与企业的业务沾了点边，但他要求的“技术进步”，除了后来被西方国家指责为技术剽窃的“重大技术装备国产化”，并无其他实质性内容。直到这个时候，这些企业的官方称谓还是“国营企业”，就是在经营上，还不是自主的，是受国家控制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朱镕基把“国产化”看作“最重要的质量”，毕竟站到国家立场上看问题，国家利益远远重于企业的成本算计。
§3.国企单位与多余的人：社会结构转型的开启
随着92市场转向，中国政府接受了西方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国营企业，也改称国有企业，体现的是国家拥有产权，而不再是经营权。如果说，此前受到各种政治因素的限制，朱镕基发挥的空间很有限。那么，92之后，市场化的方向已经明确，道路已经铺平，朱镕基是否就可以放手展开他的国企市场化改革呢？
我们从三十年后的今天看，所有人都低估了国企改革的复杂程度。在决定开启95年国企改革的时候，朱镕基已经抓住了要害，这就是他在大庆说的，要 把“多余的人转出去”。
那么，谁是“多余的人”？国企改革的目标，是要把作为社会基本单元的企业单位，当时还是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群众运动的单位”，转变成盈利的企业。所以，说一句绕口但准确的话：作为单位的企业单位，比作为企业的企业单位，所多出来的人，就是“多余的人”。
这样的一个转变，事实上大大超出了国企改革的范围，甚至超出了官方的所有理论体系，直接和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剧变衔接起来，可以说是一种社会结构的超级大变革。
为什么这么说？我们知道，在古代中国，平民被排除在公共事务之外，就像孔子说的，“天下有道，庶人不议”，平民不议论公共事务，被看作是政治成功完美的标志。但是到了近代，儒家却实现了一个大反转，反而敦促平民参与公共事务，这就是顾炎武提出，后来为梁启超所总结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平民有责任参与公共事务。
近代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平民责任先行，权利观念却没有相应完善起来，于是，匹夫有责无权的状态下，如何参与公共事务，就成了一个社会结构性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是毛泽东发明了群众运动，使得有责无权的平民有了一种独特的组织形式：通过领导号召，群众响应，追随先进和榜样等等一系列措施，使一盘散沙的群众得以组织起来，成为一种有组织的政治力量。中共建政之后，尤其是50年代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这种群众运动的单位，就成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单元。所以，国有企业，不仅是企业，它是有着领导、群众和先进榜样的“群众运动的单位”，还有着社会基本结构单元所需要的伴随着人们生老病死的社会功能。
国企改革之后，这些社会功能怎么办？可以说，从那时起，中国的社会危机就接踵而至。首先是原本由单位承担的医疗保障等，转而由社会保障，但直到今天都仍然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群众运动的单位通过解体、转型等方式适应市场的同时，有责无权的群众，并没有因为保护权利而成为责权对等的公民，但也不是没有变化。从80年代的“放权让利”到90年代的“防水养鱼”，政权承认了个体的逐利行为。逐利的个体得以进入市场。
那么，逐利的个体，如何组织，才能成为良性循环的社会凝聚力量，而不是社会的互害或解体力量？
§4.以政治危机的手段处理社会结构转型危机
一方面，90年代为应对这些社会、经济与政治压力，中国政府选择了“与国际接轨”，并于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通过接受国际市场成熟的规则，将逐利的个体引导到规范的市场秩序中去，很快形成符合国际制造标准的“世界工厂”。
另一方面，市场化转向的五大改革一部署完毕，95年9月下旬在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上，对于今后可能出现的难以预料的新问题，中央要求党员干部“同中央保持一致”。从那之后，如果说有什么社会危机没有解决好，就是因为干部没有“同中央保持一致”。正是沿着这条道路，政权此后不断以解决政治危机的方式，来应对社会危机。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中美经贸合作的形成。对美国来说，是要把中国纳入美国价值主导的世界秩序中。而中国，面对社会结构转型中出现的“逐利的个体”，除了美国提供的市场秩序，是没有其他管控手段的，部分接受美国提供的秩序，是不得已的事情。而在国家政治和法律层面，则是严加防备、坚决拒绝西方秩序的。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政府逐渐形成了以“固定资产投资”为特点的“项目制”管理体制，也就是所谓的“跑部钱进”的国家投资模式。“固定资产投资”本来是个会计术语，但在中国发展成一个具有经济学含义的词汇，并以它为核心形成了所谓的中国模式。
这样的中国模式，是以“制造”为核心的。中国政府也意识到，除了制造，还需要创新与创造。但是如何创造？当时的中国，创新还只能靠引进技术，所谓的自主创新，更多还是国产化程度问题。为了突破创新瓶颈，2008年，中国政府制定了“千人计划”，目标对准了海外华人群体，希望通过兼职雇佣国外创新机构的人才来引进和掌握新技术。2015年，中国政府更是推出了雄心勃勃的10年计划“中国制造2025”?。
我们很容易看出，面对创新危机，中国是以应对政治危机的方式，推出由政府主导的多层次的“自主创新政策”，一方面，这体现了所谓的制度优势；另一方面，这种政府介入所带来的竞争优势，又正是西方要求的纯市场运作的经贸规则所不能接受的。
§5.社会转型危机走向中美贸易战
2018年春天，美国宣称“中国偷窃美国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征收关税，向中国发起贸易战，希望迫使中国缩小贸易顺差、放弃强迫技术转让等所谓的“不公平贸易行为”。
以提高关税的方式发起贸易战，本身就说明，对美国来说，中美之间的问题还是一个经贸问题。不过，对中国来说，从市场改革以来，中美之间的问题就不是一个经贸问题，而是一个制度问题。
二、聚焦“创新”：从制度之争到秩序之争
§6.“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在的运动历史观
中国92年的市场转向，是以“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经济”的说法为前提的。转向市场经济，不等于放弃自身的制度。在近代中国的民族建构过程中，中华民族被建构成一个匹夫有责的民族。但是如同乌合之众般的“匹夫”平民如何可能承担天下责任？无论是太平天国还是义和团，这些典型的平民运动都在混乱无序中告终，但没有谁能阻挡从“帝国”到“民国”的转变，且任何试图“民国”倒退到“帝国”的努力也绝不被国人容忍。在这一全体国民彷徨迷惑、新的民国政权还在混乱中摸索的紧要历史关头，一套看似有着完整的从理论到方法的、关于平民如何参与公共事务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进入了这个真空地带，击中了历史的要害。这就是说毛泽东所说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我们带来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以后，经过三十多年与中国传统的磨合，在1940年代初，由毛泽东调和了中国传统中的“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世历史观与斯大林五阶段社会论的马列主义线性历史观，形成了被称作“毛泽东思想”的毛主义意识形态。根据这套官方意识形态，资本主义社会对应了乱世；社会主义社会则升平世，也称小康；共产主义社会就是最终的太平世，所谓大同。所以，无论是邓小平追求的“小康”，还是2020年要全面建成的“小康”，都是在这套历史观中运行的结果。
2020年要全面建成的“小康”，意味着社会主义制度不仅超越了资本主义制度，还将其远远甩在了身后，今后将专注追求实现共产主义的大同世界。
§7.美国的创新秩序
而美国，自1970年代在全球确立知识产权合法性以来，“创新”就成为美国经济新一轮的发动机，并催生了堪称超越工业革命的信息革命。
正是“创新”对美国如此重要，以至于在美国看来，最不能容忍的，就是美国说的中国大规模有组织地盗窃美国创造的知识产权，这个做法破坏了美国赖以生存发展的“创新秩序”。
在全球范围内，冷战后以美国价值主导的世界秩序，也随着一带一路的发展，正在被挤压为地区性秩序。冷战后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反而在中国制造崛起的同时，让美国人失去了全球性的影响力。美国把这一切看作是中国不遵守国际贸易规则导致的不公平竞争带来的后果。
§8.西方意识到制度之争
在这种将中美之间出现的摩擦看作是一个是否遵守市场规则的经贸问题的认知之下，美国于2020年1月15日与中国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从市场规则之争来看，美国似乎是胜利了。但从中国政府认定的制度之争看，中国付出一点儿经济代价，自身的政治制度毫发无伤，当然也是值得的。
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签署不到一周，武汉新冠病毒疫情公开，1月23日武汉采取严厉措施封城。但仍然阻挡不住新冠病毒成为全球性的大流行病。
在西方社会，防疫措施遭遇了文化困境。一方面，“个体”是现代性的标志，从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开始就相继进入现代的西方社会，人们早已经达到了在“个体”意义上看待自身的文明高度；另一方面，“个体”不是“个人”。1930年代以来，随着个人主义运动兴起，西方社会的人们不再满足于在抽象又模糊、且每个人都一样的“个体”意义上看待自身，转而要求把自己看成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具有丰富社会内涵的“个人”。后者强调个性，乐于展现与众不同之处。可以说，个人主义运动的每一步进展，都来之不易。但是，戴上口罩、遮住面部，瞬间让主要个人特征消失大半，对西方社会中许多人来说，简直就如要把“个人”打回“个体”一样难以忍受，整个社会都缺乏支持戴口罩的文化和氛围。更进一步，比中国封城措施松散温和得多的禁足令，都在人们担心限制自由的抵制之下，效果大打折扣。
结果，在中国防疫取得明显效果的情况下，欧美却出现了失控局面。中国政府抓住了这个机会，在全世界范围内宣传自己的制度优势。随后带来了一个不可逆转的后果。在此之前，西方国家几乎一致认为中美贸易战是贸易摩擦，即便不同情中国，也通常保持中立。即便在西方国家新冠疫情大爆发，口罩生产因为几乎全数转移到中国，西方国家口罩严重短缺的情况下，美国公司在中国生产的口罩被禁止出口美国的情况下，西方国家仍然认为中美的争执是贸易摩擦，即便需要采取措施降低对中国制造的依赖，仍然是基于经济问题考量。但是，中国利用捐赠口罩等机会，强势出击，反复在西方宣传中国的制度优势，使得西方国家突然意识到了中美之间是制度之争。因为担心自身的民主制度收到损害，原本中立的欧洲国家，相继站到了中国的对立面。
此前，尽管2018年美国副总统彭斯讲话，2019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讲话，都意在定性中美之争为制度之争，但其真正成为美国社会、甚至西方社会压倒性的共识，是2020年新冠疫情中。在这种情势下，贸易战显得已经过时，或是没有什么必要了。一旦定性为制度之争，美国对付中国所使用的手段，随即就超出了经济范围。
§9.制度之争中的共同点
在中国看来，中国经济的成功，是具有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制度优势带来的，因此中美之争，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制度之争。在欧美国家看来，市场之争已经升级演变成民主与专制之争。尽管制度之争的内容理解各不相同。但正像中国的亲美派和美国的亲中派所提醒的，不应该忽略中美庞大的共同利益，应该看到中美经济中巨大的共同点。
正像我们前面涉及到的，以93年“放水养鱼”取代80年代“放权让利”为标志，“逐利的个体”已经在社会中变为现实，最终被政权无可选择地承认和确认了。中华民族“匹夫有责”的民族性已经不可逆转地升级为“匹夫有利”。财产权具有排他性，承认平民财产权，实际上就把个体从集体中区分了出来。出现独立的个体，这是现代性的标志。
同样，欧美今天的市场经济，也是这同一个源头，就是以洛克的排他性的财产权概念来奠基。这种逐利的个体，也是自私的人，也就是卢梭说的布尔乔亚，也就是所谓的小资，或小资产阶级，他们在追求个人幸福中参与市场竞争与合作，推动了经济的发展。所以无论中国人还是美国人，在市场面前，都是逐利的个体，他们只有政治和法律意义上的国籍不同，而没有经济学意义上的不同。这一点正是中美两国最大的共同点，也是支撑美国在世贸框架下向中国开放市场的基本出发点。
不同的是，逐利的个体要参与市场、获得成功，需要有人为他们维护市场秩序。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其含意就是接受西方主导的市场秩序。中国加入世贸之后，出口持续高速增长，拉动国内制造业崛起，是逐利的个体参与全球市场的结果。
中国将这一成果阐释成制度优势，意味着将本来没有参与全球市场秩序维护的本国政治和法律制度，反看作经济成功的前提。而西方一直以来向中国施压，正是要求中国改变原有的政治和法律制度，转而接受以尊重公民权利为基础的西方政治和法律制度。西方的权利观念来自基督教传统，上帝的律法进入人的心中，是为“权利”。因此权利本质上就是整体秩序在个体心中的映射。所以，换句话说，一直以来，西方要求中国接受其以“公民权利”观念为载体的一整套的宇宙观。问题是，难道如今中国官方的宇宙观不是从西方来的吗？
显而易见，宇宙观之争，将牵扯出更加深入复杂的问题。但是制度之争，已经在中国政府的大力对外宣传之下，唤醒了整个西方世界，带来持续不断的升级。
§10.旨趣迥异的秩序观
中国近年在世界上的一切作为，都来自一个战略判断。这就是，从把中美关系看作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到把中国的对外关系看作中美关系、把世界秩序理解成中美的制度之争。
即便是美国的中国通，也不乏持类似看法者，这反过来进一步加强这种战略自信。如果世界秩序就是中美的制度或秩序之争的问题。那么，一带一路就是为了突破美国的秩序，南海军事化就是为了赶走美国的航空母舰，无论威慑还是海战，只要美国的军事存在在南海消失了，这一战略就成功了，意味着美国统治的秩序被颠覆了，中国将可以和美国分庭抗礼，此消彼长之间，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只是迟早的事情。
但是美国的反应，是完全在这套战略思维的预料之外的。美国面对中国的公开挑战，无意竞争，而只有意脱钩。我们知道，即便是冷战，也还是一种争战，所有争战都追求同一性，即在一套秩序体系中争同一个目标，说逐鹿中原，说一争高下，都具有同一个目标的特性。
而美国的策略，从新冠疫情恶化以来，已经趋于清晰，这就是脱钩，而不是贸易战，既不是冷战也不是热战。如果中美双方在脱钩过程中擦枪走火，发生局部战争，更可能是一时泄愤，而非双方的长期战略。
那么，该如何理解美国的这种反应？
三、制造者秩序与创造者秩序：共存还是冲突？
§11.中国制造的全球扩张：制造者秩序与创造者秩序的冲突
2013年前后，中国制造就出现了产能的严重过剩。到那个时候，寻找新的市场与自主技术创新就双双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但是，进入2020年，美国对中国的自主技术创新战略展开了直接的打击，加速逮捕参与“千人计划”的华裔学者，限制科技人员留学和交流，扩大制裁华为高科技企业，甚至还罕见地关闭了中国驻休斯顿领事馆，据媒体报道，理由是那里主导了对美国创新技术的窃取。应该注意到，美国所有这些行动，都针对“创新”、“创造”的争夺。
那么，创新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吗？或是一个制度问题？还是一个更根本的与前述一切都相伴相生的秩序问题？
§12.制造者秩序与创造者秩序的不同
我们前面提到过，中国官方的历史观，是所谓马列主义中国化之后的线性历史观，它指向一个终点，过去叫共产主义，现在很少提了，也可以叫大同世界。古典中国的历史观不是线性的，而是如五行生克一般周而复始的。在清代经过今文经学的廖平、康有为在吸收西方进化论观点的基础上的先后阐释，才有了小康大同的线性历史观，才为后来经过俄罗斯十月革命进入中国的所谓马列主义做了观念上的准备。
这种历史哲学，最早是在黑格尔那里出现的，尽管马克思批评黑格尔从观念到现实的历史哲学，将其逆转为从现实到观念，用马克思自己的术语说，是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这一点直到今天都是马克思的思想中最为精髓的部分之一。但马克思保留了黑格尔历史哲学中，把历史看作一种运动的观点。也就是说，无论是黑格尔，还是马克思，都把历史，看作一种人类由本质自然到本质自由的运动。这是一种源自希腊的思想方式。今天也是中国官方看待自身历史的思想方式。
希腊文明和希伯来文明，是哺育现代文明的两大源泉，尽管中国学界很多人习惯以“两希”简称这一文明源头。但实际上，希腊与希伯来的差异无处不在。
中世纪神父奥古斯丁在深深的内省中发现，过去与未来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有现在。所谓的过去，不过是现在的回忆，所谓的未来，不过是现在的期望。如此一来，历史就不再是从过去到未来的直线运动，而是对现在的不断发现与创造。在古希腊，柏拉图的神是只设计、不创造的。而希伯来的神则是创造世界的神。在源自希伯来的基督教文明发展进程中，整个中世纪一千年的思想，都可以在“创世秩序”的这一宇宙观之下理解。这是一套基督徒在为自己的信仰辩护过程中，日臻完善起来的宇宙观。基督教的神，是自有永有和绝对完善的唯一真神。世界是神创造的，但如果神是自足的，他就没有必要创造世界，他创世的目的是什么？在对这个问题的深究当中，一种最为合理的解释，就是神只能为了自身的荣耀，如果不给人拒绝的自由，那么人人都按神的旨意称颂神，就是事先设计好的，就没有意义。只有给人充分的自由，人们使用这个自由，将神给人的恩典，通过自己的参与、个人的有所作为，把神的旨意在人间成就为现实，此时再真心真意的称颂神，神才不仅自己是完美和至善的，且能让自己的造物分享完美与至善。在类似这样深究与论证中，个人自由成了创世秩序中，人作为造物所唯一可以仰赖的。
因此，在运动型的宇宙观中，人只是“制造人”，像没有自主性的奴隶；而在创造型的宇宙观中，人参与了神不断创造世界的进程，成为“创造人”，自由是他的标志。在这种创世观念中，自由相对于人的其他特性，是具有绝对优先性的。
自然科学发源于古希腊，工业革命直接源于自然科学的发展，制造业也是作为现代化重要内容的工业化成功与否的标志。在某种意义上，中国人的百年现代化之梦，很大程度上是以“中国制造”为指标衡量的。五四运动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也就是民主与科学，都源于古希腊；小康大同的运动历史观，甚至当代中国史上历次政治运动，都体现了这种以“运动”为特征的制造秩序。
有适合制造的秩序，也有适合创新的秩序。中美之争，根本上，还是谁能建立起一套适合创新的秩序，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创造者秩序”，以和只设计不创造的“制造者秩序”区分。
显然，中国在试图从制造大国走向制造强国的进程中，早就意识到了创新的决定性作用，所以才将其提高到国家战略高度。但是即便如此，中国政府仍然大大低估了“创新”的分量。
§13.中国制造的胜利，不是中国创造的胜利
中国政府主导了那么多包括“千人计划”在内、力图解决自主创新瓶颈的计划，投入巨资，尝试建设一套适合创新的机制，不仅一直在发展完善中，而且还有着长远的战略规划。这就是，在“强国梦”之类的总战略框架之下，打造一套有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机制。
中国不但制造，也不断地出现创新，不仅与欧美竞争，也越来越多得在个别领域开始领先欧美。但是，就像中国需要去美国的大学引进创新人才的“千人计划”那样，一直以来萦绕在中国人心头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中国自己的大学培养不出这些创新人才？
如果当前的世界经济秩序不变，那么，这个问题就不是个问题。在这种机制下，中国制造在全世界范围内攻城略地，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正因此，中国的专家们已经敢于理直气壮地说，“世界离不开中国”了，因为“世界离不开中国制造”。
§14.是井水不犯河水，还是断奶：中国制造和美国创造脱钩？
那么，中国能离开世界吗？目前在美国的带动下，借助新冠疫情中出现的制度对抗，西方主要国家都日益趋向于与中国脱钩，就像中国政府也在讨论“内循环”那样，中国离开世界已经不再是一个离奇的说法。
如果中国离开世界，是否能在中国模式的“自主创新机制”下继续发展繁荣？
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中国的“自主创新机制”，仅仅是一种鼓励性政策，针对少数人特殊情况，以举国之力，包括政权的强制力，来优先解决某些问题。这种自主创新机制，不是一种全民参与的社会运行机制。后者是不可能被其他国家几个政策性措施就遏制住的。
现在我们要问，难道美国的创新机制，是一种社会运行机制吗？
§15.创新机制不是政策，而是社会秩序
我们前面提到，现代经济发展的一个起点，可以追溯到洛克的财产权观念，在洛克以前，财产可以通过战争合法取得，洛克以后，财产只能通过劳动合法取得，这就产生了劳动价值论。中国一度在马克思理论框架下的计划经济，就是基于劳动价值论。洛克引用圣经旧约上的话，指出上帝把土地给了众人。剩下的事情，人怎么分土地，分配财产，上帝就不管了，而完全靠着人类的理性。这就是古希腊凭理性运行的制造者秩序衔接了起来。
在实际历史中，西方社会在个体方面承认这种逐利的个体。逐利的个体们在利益分配上，是需要共同体提供整体性的社会秩序来保障的。西方社会，即使进入现代，也长期有着基督教传统做秩序保障。这其中包括源自犹太-基督教传统的契约观念、信用观念、罪责观念等。所以，西方社会中的布尔乔亚，不是单凭其个体性参与市场经济运行的，而是有着整体秩序的制约和保障。在中国，与之对应的，当前叫做三观。前两观，是传统中国的人生观与所谓马列主义的世界观，因1940年代毛泽东在延安的调和，而称毛泽东思想，西方则称之为毛主义。毛主义是两观论。至于第三观，则是冷战后，借西方社会多元文化主义兴起，开始承认不同文化价值的时机，中国政府适时推出的“价值观”，但这作为第三观的价值观，不是为了与西方普世价值接轨的价值观，而是为了抵御西方价值侵蚀的“社会主义价值观”。
基督教的秩序观，是一种不断创世的秩序观，上帝创造完世界，并没有离开隐而不现，而是在不停创造。这种秩序观认为，上帝从虚无中创造世界，人却不能无中生有。因此所有的创造，都是从上帝那里来的，对人来说，都是早已经具有可能性的，人们需要的，是要通过自己有所作为的行动，把已经可能的，变成现实的，进而以此称颂和荣耀上帝。近代以来，即便西方国家的人们不再用宗教语言直接称颂神，基督教所留给他们的秩序，也早已经通过习俗保留了下来。
相比希腊和希伯来，如果说中华文明对世界有过什么启发甚至贡献，那很可能就是“结构”。结构主义奠基人列维斯特劳斯二战期间读到涂尔干的学生葛兰言（Marcel Granet）关于中国古代昭穆制的研究，深受启发，战后在其结构主义开山之作《血亲关系的基本结构》中，用了近百页的篇幅讨论中国的“血亲结构”，说结构主义思维有着很深的中国渊源，并不过分。
结构体现了一种来自人们相互关系所构成的社会秩序的权威。就像阿伦特说的，在使用强力的地方，权威就失效了，在使用说服的地方，权威也失效了。权威就是这样一种既特殊又处处可见的、有着高效率的命令服从模式，它和结构性的秩序相伴相生。
不难理解，一种最好的创新秩序，正是既不需要强力，也不需要说服，就凭着社会本身的结构，人们就乐意遵守它，只要人们在这套秩序下生活，无论做什么，都是在参与创新，就像市场秩序下人们只要遵守它，无论做什么都会促进市场发展一样。
§16.中美冲突实质：创造与制造的秩序之争
中国90年代改革开启的社会结构大转型，正是需要找到一种新的适合逐利的个体的社会结构，以在单位制结构崩溃后所留下的断裂社会中重建凝聚力，使之成为一个良好有序运行的创新社会。
中国承认了个体可以有利益，但利益是需要个体权利和整体秩序来保障的。由于权利来自上帝的律法，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因此基督教传统的创世创世秩序，是一种权利平等的整体秩序。
中国尚未充分现代化的整体秩序，是携带着传统中国等级权威的结构化秩序。既然权利概念的由来，是整体社会秩序在个体心中的映射，于是在中国，人们的实际权利就与等级社会结构相对应。与政治权力的远近亲疏，决定了人们实际权利的大小。这种结构性对应，体现在中国独有的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就是人们所痛恨的权钱结合。很明显，权钱结合，不是反腐败运动能解决的问题，而只能诉诸完善权利观念，更根本的是整体秩序的建构。
如私人发展航空事业的马斯科那样，如果没有整体性的创世秩序，一个个讲着匪夷所思的发射卫星、回收火箭的夸夸其谈的年轻人，就只是一个骗子，不可能融到大规模的风险资金，让他去冒险试错，成为时代的创新英雄。同样，中国流亡富豪贾跃亭在美国获得资产重组的机会，有了东山再起的机会，可以说，有了创世秩序，骗子都能成为企业家。
结语 危局中的机遇：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
尽管美国在创世秩序抢有先机，但我们仍然需要需要特别说明，不断创世的秩序，是人类历史迄今为止最高的文明成果之一，并不属于哪个文化、哪个民族或哪个国家所独有。任何共同体，都可以借鉴、消化和继承这些财富。
在基督教内部的长期争论中，最重大，当属启蒙时代以后被称作本体论论证的问题，也就是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用学术语言来说，就是论证存在本身的存在。古希腊人做梦也不会去想，存在本身还需要论证存在不存在，正是在基督教的深化中，这个问题才会被提出来。因为基督教认为只有上帝是绝对的存在，不受时间空间限制，其他的存在都在时空的变迁中生生灭灭，其实只是生存，算不上存在，这和希腊的诸存在在观念上是截然不同的。正是在证明上帝存在的这条艰难道路上，诸如“凡是可能的，皆是必然的”等等一系列命题被提出来了。
但必然的，未必是现实的。要成为现实，还要通过人们的有所作为，使得他们从观念变成现实，也就是不再停留在个别人的头脑中，而在人与人之间的世界中实现它们。
我们说起历史人物，尤其是那些伟大的思想家，只要一个人达到了某种精神高度，我们就把它作为人类文明成长的标志。比如说康德哲学是启蒙哲学，标志着启蒙的完成，于是人类社会摆脱了蒙昧。这样的一种大家习以为常的历史叙述，正是基于“凡是可能的，皆是必然的”，一个人达到了，这种精神高度的可能性就被验证了，必然性也就确立了。
所有的创新，起初都只是一种可能性。于是，通过人的有所作为，在未来实现它，就是用实证的方式，验证了其必然性。这样，就又一次确认了“凡是可能的，就是必然的”。而人的有所作为，取决于人的自由，这也是人唯一的凭借。所以整个创世秩序中，在人而言，唯有自由。
在当代中国的改革中，尤其是90年代的市场改革，以“多余的人”为标志，开启了社会结构大变革。如何完成这一变革，涉及到的是将崩溃的旧结构中释放出来的逐利的个体，重新纳入一个具有凝聚力的新的社会秩序中。逐利的个体，已经是拥有极端个人自由的人，没有与这种极端个人自由相适应的整体秩序，他们就只是任性的人，只能造就互害的社会。而我们说的“创造者秩序”，是唯一的以极端个人自由为起点的，将每个人的极端个人自由与任性引导到不断创新的社会秩序中。于是，在运动型的“制造者秩序”中可能危害总体秩序的力量，在这里反而成为社会凝聚力之所在。这也是为什么西方追求“创造者秩序”的国家，如此得强调个人自由的原因。
只有在追求“创造者秩序”的道路上，90年代所开启的市场改革，才能最终完成，逐利的个体才不至于在无序的社会中变成互害的人，反会在创造者秩序中成为参与创造创新的拥有完整公民权利的现代人，完成中华民族从匹夫有责，到匹夫有利，进一步匹夫有权的现代进程。中西之间的制度之争，也将在从“制造者秩序”升华到“创造者秩序”的过程中，因着运动历史观的淘汰，而化为无形。
如果中美脱钩，中国就只有在追求“创造者秩序”中才能克服“中国制造”的市场与创新瓶颈；如果中国拥有了“创造者秩序”，那么，也就不需要从他国的“创造者秩序”中引进创新，相同秩序间就不再存在脱钩的问题；如果中国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创造者秩序”，成为这一秩序的领先和输出国，那么，因着对人类文明做出的创造性贡献，将必然赢得世界的尊重与尊崇。这一切，只有在个人自由的张扬与保障之中，才可能变为现实。
邓晓芒教授曾撰文呼吁中国的第三次启蒙。一百年前，是民主与科学的启蒙，为中国留下了百年梦想，提供了希腊传统的奠基。80年代的所谓第二次启蒙，或许说思想运动更恰当，为90年代从匹夫有责到匹夫有利的转变做了准备。
如今，中国的发展再次面对高度不确定的外部环境，说危局可能也不过分。王俊秀老师提出一个说法，要寻找20年代的时代精神。我的提议是，回顾过去一千五百年人类文明史，会看到“创造者秩序”是主导整个人类文明的总框架，可以说代表了千年尺度的“时代精神”。在这个意义上，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创造者秩序”作为人类文明中持续争论时间最长、同时也最深刻彻底的精神成果，将是一个总体性的制高点。相比百年大计强国梦，“创造者秩序”称得上是一个千年大计，涉及到民族甚至人类文明的长远未来。
（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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