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义和团运动的各种历史评价，表面上看，许多观点针锋相对。不过，在史学家看来，所有这些观点，不但不对立，反而相辅相成、浑然一系，雕琢出了义和团运动确切的历史性。

大致上，观点对立的两极，一极把义和团看做愚昧的代表、暴民运动，另一极看做革命运动、人民翻身做主的前奏。还有观点指出义和团运动是上下合谋，理由是显而易见的，义和团运动的口号便是“扶清灭洋”。这些人们熟悉的观点，我们不再列举，而是返回到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尝试重新理解。

一方面，在中国历史上，从有文字记载的第一天起，反抗权威的运动就开始了。公元前770年，西周内乱后，平王被迫东迁，王室权威大减。“王命不行”，“政由方伯”，诸侯纷纷争霸，在诸侯们一次又一次失败后，齐桓公采用管仲之策，因势利导，以“尊王攘夷”的战略稳住了大局，得以称霸。管仲深知争霸不是为了反抗权威，而是为了参与公共事务，甚至使自身成为公共事务中权威。从那以后，“尊王攘夷”就成了中国传统中，新社会阶层得以成功参与公共事务的不二心法。当然，从现代社会理论上看，这并不难理解，正如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所揭示的，新人要进入一个陌生场域，“尊王攘夷”往往是最佳选择。

另一方面，“扶清灭洋”只是“尊王攘夷”的近代版，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盗版”技术，古代有，近代有，当代也有。义和团，是以“扶清灭洋”的方式复制“尊王攘夷”、参与公共事务；而1970年代末，当中国决定加入到西方世界秩序中去的时候，首先是“尊王”，即尊重美国的权威，如在联合国层面支持美国，从不投反对票，对内说这是“韬光养晦”，等等；其次，通过中越战争“攘夷”。原因并不复杂，中国要以这种最有利自己的方式，加入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中去。

因此，我们说，义和团“扶清灭洋”的历史性内涵是新阶层——平民阶层——要求参与公共事务，加入到国家内政外交的博弈中来。当然，平民的这一要求并非无中生有的，而是在传统文化的进程中生发出来的：从孔子时代“天下有道，庶民不议”——平民完全被排除在公共事务之外——，到宋代士大夫“先天下之忧而忧”——知识人参与公共事务，与天子共担天下——，一直到始于清初成熟于民初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儒家实现观念大逆转，强调平民甚至有义务参与公共事务——，在中国三千年历史进程中，平民要求参与公共事务的运动从来不曾停止过。

然而，正像托克维尔所观察到的：

在统治人类社会的法则中，有一条最明确清晰的法则：如果人们想保持其文明或希望变得文明的话，那么，他们必须提高并改善处理相互关系的艺术，而这种提高和改善的速度必须和提高地位平等的速度相同[1]。

平民参与公共事务，意味着要在公共空间与他人实现“相互结合”，这是一种有着相当难度的艺术。而之前，平民之所以被排斥在公共事务之外，一个重要原因也是被看做不具备这种能力，没有掌握这门艺术，属于“愚昧”、“乱匪”、“暴民”，一旦进入公共空间，必然天下大乱。托克维尔给出的办法是：发展人们“相互结合的艺术”，使之与人们要求“地位平等”的进程相匹配。托克维尔在整个欧洲历史中看到，人们要求“地位平等”的运动，是一个无法阻挡的历史进程，它一个世纪接着一个世纪地推进，碾碎任何试图阻挡它的势力。在这种情况下，要做的是发展人们相互结合的艺术，而非阻止人们进入公共空间、参与公共事务。在这个意义上，把义和团运动看作民主运动不得要领的先声，并无不妥。只是，如果不改善人们相互结合的艺术，这种不得要领就必然失控，带来真正的政治混乱。

前述托克维尔法则中，透露了两种政治混乱，一种是“相互结合的艺术”落后于“地位平等”的进程，另一种是超前。前者表现出来是愚昧，后者表现出来是虚伪。

因此，在历史的对照下，义和团类运动所揭示出的社会转型问题在于：“相互结合的艺术”落后于“地位平等”的进程。人们必须尽快找到在公共空间共同处理公共事务的方法、规则乃至制度，且要赶在公共空间涌进越来越多“不懂规矩”的陌生人之前！问题在于，原本约束精英的那些规矩，真的能有效约束平民吗？约束平民的规矩，叫做“民主制度” 。

[1] 托克维尔原文出自：Alexis de Tocqueville, De la démocratie en Amérique II, Paris, Gallimard, 1961, p. 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