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以来, 军功集团在王朝政治中具有重要地位, 并发挥了极大的政治影响力。然而, 至宋代这一现象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宋初军功集团迅速瓦解, 丧失了对朝政的传统影响。这一变化与宋朝“崇文抑武”思想方略的推动, 以及统治者推行的路线方针有关, 也与当时复杂的社会背景有着内在联系。它的出现, 形成了宋朝时代特征的重要方面, 影响深远。

关键词：宋代; 军功集团; 传统地位; 政治影响;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 长期存在着军功贵族, 或军功阶层及军功集团, 其地位显赫, 并在政治上发挥重要的影响力。而到宋朝, 军功贵族或军功阶层没有形成, 军功集团也迅速在政治上瓦解。这一历史现象的出现, 无疑值得关注, 它不仅反映了宋代统治结构的重要变化, 而且对其政治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目前, 学界对这一问题尚未有专门、深入的研究1, 本文特就此加以考察, 以探究其形成的动因及影响。

一、先秦以来军功贵族在政治上的传统地位及影响

如所周知, 先秦时期, 源于早期氏族血缘巨大影响的三代, 大致实行了分封的政治模式, 各级世袭贵族成为政权的主要支柱和统治力量, 所谓“世卿世禄”。与此同时, 由于早期国家的职能主要体现在祭祀与征伐方面, 所谓“国之大事, 在祀与戎”2, 即注重血缘祭祀维系宗法统治的作用, 同时依赖武力手段征伐和压制周边邦国, 因此各级贵族成为军事的主角, 出征将帅由公卿贵族承担, 战士通常由下级贵族的士等组成。周天子左右的大臣, 除了在内执政外, 其对外的主要职责就是统军出征, 如姜尚、周公东征等典型例证。《周礼》反映:西周时期, 设置大司马一名, 由卿大夫出任, 小司马二名, 由中大夫担任;军司马四名, 由下大夫出任;舆司马八名, 由上士担任;行司马十六名, 由中士担任;旅三十二名, 由下士承担。3即使“礼崩乐坏”的春秋之时, 贵族从军与崇尚军功的传统依旧, 如齐国仍设21乡, 其中士乡15, “公帅五乡焉, 国子帅五乡焉, 高子帅五乡焉”4, 即齐国军队由15乡士构成, 分别由国君与国子、高子统帅。而秦国则在原有与西戎融合的基础上, 又部分地继承了周代的制度, 尚武的贵族继续在军事活动中保持主体地位。因此, 这一时期, 贵族从军不仅是义务, 而且也是特权和荣誉。所以, 当时贵族教育的内容——“六艺”, 就有“射”、“御”等军事性科目。孟子即云:“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 养也。校者, 教也。序者, 射也。”5以后王安石指出:古代士人习“文武之道”, 以射术和御乘为先, 其他技能倒在其后, “于礼乐之事, 未尝不寓以射”, “居则以是习礼乐, 出则以是从战伐”6。由此可见, 贵族与军功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这其实也是人类文明社会早期阶段的共性, 即所谓人类“英雄”时代的特点。

春秋战国之际, 在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的同时, 诸侯、列国之间的战争更加激烈。随着战国时代战争规模的扩大与时间的延长、战争方式及兵种的变化, 特别是各国围绕争霸图强的目的不断实施变法, 使旧有的军事制度逐渐发生演变, 下层民众更多地被征发从军, 军功的开放又撕裂了旧贵族的专属特权, 并造就出一批批的新兴贵族及阶层, 其中以秦国的商鞅变法最为突出。秦国走“农战”的强国之路, 其军事实力迅速崛起, 终于用武力手段灭亡六国。其中二十等军功爵制度的推行, 引导国民发展, 大批新兴军功阶层从而成为秦国主要的统治力量。

秦汉时期, 因为国家统一形势的需要, 尤其是北抗匈奴、南拓岭越, 因此军功依然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事实上, 由于军功贵族、军功阶层在秦汉帝国的创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遂长期占据统治集团的核心地位。如现代学者研究指出:“秦之国家和社会由此完全由秦之军功受益阶层所支配和主导。”而汉初军功受益阶层也完全主导了西汉建国后五十多年, 历经汉高帝、惠帝、吕后与文帝。此后其影响力逐渐衰减, 但仍持续了五十余年, “直到武帝末年从历史舞台上消失”, 前后影响西汉王朝超过一百多年。7还值得关注的是, 西汉时期将军的地位极为突出, 如当时大臣列名时, 大将军及诸将军便在副宰相的御史大夫之前。8宋代陈傅良云:汉朝“太尉相国列为三公, 城门领兵得如五府”, “武帝留意边功, 增设营校, 卒置大司马官, 尊宠将帅, 以冠诸军, 大臣之权尤偏重于将矣”9。由此可窥见当时将军显赫地位之一斑。

东汉及其以后, 在以往传统政治深刻的影响下, 开国军功集团在各王朝建国后都拜官授爵, 并长期占据显赫的位置, 在统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如东汉的南阳豪强军功集团、隋唐的关陇军功集团, 都在东汉与隋唐国家前期的统治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而在三国、十六国、北朝及五代时期, 由于战争频仍, 大小政权对军事力量的依赖更为强烈, 一时武力因素在国家政治生态中占据突出的位置, 军功贵族、军功集团更扮演了主导政治的角色。

先秦以来, 军功贵族或军功阶层、集团长期拥有传统的重要地位, 于是对当时的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即使随着政权的不断演进, 其特权地位逐渐衰减, 但其影响力仍能惯性地延续相当时间。就这一阶层、集团的角色而言, 无疑具有鲜明的尚武特性。因此, 在国家发展的路线设计上, 他们倡导走强军强国之路, 施政上强调军事手段的重要性, 特别是对外通常采取积极进取、开疆拓土的态度, 如汉唐时代对塞外强大游牧势力的积极战略及其活动。在极端化的情况下, 甚至有“穷兵黩武”的倾向, 如十六国、隋炀帝及五代时期。而理性的统治者则强调武功与文治之间的配合, 如深谙此道的唐太宗便概括了文武之间的关系:“斯二者递为国用。至若长气亘地, 成败定乎锋端, 巨浪滔天, 兴亡决乎一阵, 当此之际, 则贵干戈, 而贱庠序。及乎海岳既晏, 波尘已清, 偃七德之余威, 敷九功之大化, 当此之际则轻甲胄, 而重诗书。是知文武二途, 舍一不可。与时优劣各有其宜, 武士、儒人焉可废也。”10即:战时军事手段和武将发挥重要作用, 平时文治与建设中, 文臣则居于主导地位。

官僚体制自战国、秦朝形成后, 虽然出现了文、武分工, 但彼此并无绝对的鸿沟, 因统治需要而常有“出将入相”之说。所谓“汉初诸将所领官多为丞相, 如韩信初拜大将军, 后为左丞相击魏, 又拜相国击齐。周勃以将军迁太尉, 后以相国代樊哙击燕, 樊哙以将军攻韩王信, 迁为左丞相, 以相国击燕。郦商为将军, 以右丞相击陈”, 其余如尹恢、陈涓皆以丞相出师。11再如隋朝杨素, 唐朝李靖、徐世绩、刘仁轨、娄师德及郭元振等人, 也先后因军功而入朝为相。据唐人记载:“高宗朝, 姜恪以边将立功为左相, 阎立本为右相。”于是世称:“左相宣威沙漠, 右相驰誉丹青。”唐玄宗时, 郭元振、薛讷、李适之等“咸以立功边陲, 入参钧轴”12。这同样说明军功集团在政坛上的重要影响。

上述军功贵族、军功集团长期的传统影响, 还对当时社会风尚产生了广泛的导向作用。三代时期, 贵族因垄断军戎而造成的崇高社会荣誉自不待言。战国、秦汉时代, 军功及军功爵对国人的发展无疑具有巨大的感召力, 获得军功爵不仅可以得到相应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 而且还可以入仕为官。如秦有所谓“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13之说, 即指秦之官职爵位的高低与军功的多寡存在直接联系。汉代虽然对低爵授官加以限制, 但官职对高爵者则仍然开放。14因此, 投身沙场搏取功名受到世人的追逐, 从而在社会上营造了强烈的崇尚军功的意识。这种军功爵制度一直延续到曹魏时期, 其对社会价值观的影响, 则更为深远。即使是世族门阀盛行的两晋南北朝之时, 士族中统兵者仍不少见, 军功也成为世人向往的重要目标。当时影响颇大的《颜氏家训》指出:“必有天才, 拔群出类, 为将则暗与孙武、吴起同术, 执政则悬得管仲、子产之教。”15又谆谆告诫道:“习五兵, 便乘骑, 正可称武夫尔。今世士大夫, 但不读书, 即称武夫儿, 乃饭囊酒瓮也。”16如名士阮籍之谋求步兵校尉, 谢石、谢玄之热衷带兵。现代学者因此指出:将军在汉代已出现“用为优崇之衔”的情况, 可以加给并不带兵的文官等。到魏晋南北朝时, 诸“将军”逐渐演变成由众多军号构成的军阶, 授予的对象“并不限于军官而已, 也包括文职官员”17。这种原本武事性的将军称号, 授于武臣之外文官的现象, 也折射出军功在当时社会上依然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唐代时期, 文人投笔从戎的现象屡见不鲜, 反映出世人的价值取向。如李白勉励外甥从军:“六博争雄好彩来, 金盘一掷万人开。丈夫赌命报天子, 当斩胡头衣锦还。”18一时“宁为百夫长, 胜作一书生”、“功名只向马上取, 真是英雄一丈夫”之类诗句唱响南北。中唐以后, 文人还常常以投身藩镇幕府为晋身要途, 自愿效力于武夫悍将, 所谓“大凡才能之士, 名位未达, 多在方镇”19。五代乱世, 学子弃文从武的记载更不少见, 更折射出武风甚烈的社会意识。

二、宋初以来抑制军功集团的举措及其效应

宋朝创建之后, 在施政理念、制度建设、社会变易的推动下, 传统军功贵族、军功集团的命运遂发生了重要转变, 其政治影响力也与以往大不相同。

宋太祖建国伊始, 如同以往王朝一样存在着开国功臣, 特别是协助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的一批高级将领, 以及追随宋太祖的部下将官, 如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张令铎、张光翰、赵彦徽、韩重贇、罗彦瓌、王彦升及张琼等等。于是, 在宋开国仅几天后, 就公布了第一批奖赏的功臣名单:石守信由殿前都指挥使迁为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 高怀德由侍卫马军都指挥使迁为殿前副都点检, 张令铎自侍卫步军都指挥使迁为侍卫马步军都虞候, 他们同时获迁更大的节镇;王审琦则从殿前都虞候迁殿前都指挥使, 张光翰和赵彦徽也分别由禁军厢都指挥使升任侍卫马军、步军都指挥使, 并都由防御使升为节度使。20不久, 韩重贇等人也先后得到提拔。与此同时, 还有一些禁军宿将对新朝采取合作的态度, 对稳定时局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特别是原后周侍卫马步军都虞候韩令坤、殿前副都点检慕容延钊, 都手握重兵在外, 但因与赵匡胤关系密切, 主动称臣, 因此分别被提拔为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殿前都点检21, 获任禁军两司最高军职。这样, 在宋朝建国初就形成了一批武人组成的军功集团, 他们还代表了唐末、五代以来在社会、政治上具有强大影响的军人力量。如果依照传统习惯, 他们将自然成为宋朝统治的骨干力量, 并在政治上占据显赫的地位与影响。

然而, 唐朝后期、五代经历了长达百余年的藩镇割据、武人跋扈。当此之时, 盘根错节的各种藩镇武装势力控制了各地, 不仅社会经济遭到破坏, 而且国家秩序混乱, 文官集团受到压制, 皇权也走向式微。事实上, 五代十国的大小帝王也大都为藩镇出身的武君。后晋时, 军阀安重荣便敢于发出“天子, 兵强马壮者当为之, 宁有种耶!”22的呼声。体现出社会观念对传统君权神圣法统的挑战。这种强烈的时代背景, 必然对宋初政治产生莫大的影响。

因此, 宋初统治者一方面急于统一天下, 另一方面也不能不思考如何恢复统治秩序和长治久安的重大问题。宋太祖君臣探讨以往长期动乱的核心症结时, 一致认为便是臣强君弱所致, 其祸根则是武力因素超强干预政治的结果。23如宋人总结:“大抵五代之所以取天下者, 皆以兵。兵权所在, 则随以兴;兵权所去, 则随以亡。”24于是, 在剿灭割据政权的同时, 采取一系列收兵权举措, 并消弭武臣武力取天下的观念, 以结束动乱、维护中央集权和专制皇权的统治, 这正是物极必反的事物发展的逻辑结果。

在上述背景下, 宋太祖首先要解决的是功高震主的功臣问题, 以消除来自身边禁军高层的直接威胁。建隆二年 (公元961年) , 宋太祖先罢免了慕容延钊和韩令坤的两司最高军职。不久, 又通过著名的“杯酒释兵权”之举, 剥夺了殿前副都点检高怀德、侍卫马步军都虞候张令铎和殿前都指挥使王审琦等人的禁军帅职, 令诸将各归本镇。而殿前都点检、副都点检两职不再除授。石守信同样被责令出镇, 虽仍兼任马步军都指挥使一年左右, “其实兵权不在也”25。而马步军都虞候一职, 在张令铎罢任后“凡二十五年不以除授”26。此举其实只是通过经济赎买的办法, 剥夺一批开国功臣统帅禁军的权力, 与以往汉高祖杀戮功臣的精神一致, 仅仅是手法不同而已。

其次, 宋太祖统治集团在完成以上举措的前后, 又对藩镇势力逐步加以压制。最初, 除了对反抗的李筠和李重进两大藩镇镇压外, 对其余节度使则采取包容默认的态度, 并不断提拔有功的将领进入节度使行列。在控制兵权之后, 便采取一系列削藩举措, 如利用一些旧藩镇年老、生病、故去以及犯法等机会, 解除他们的节度使之衔, 并终止其后嗣继任, 从而结束了藩镇世袭的陋习。开宝二年 (公元969年) , 再通过“后苑之宴”, 集中解除了一批旧藩镇的节钺, “召前朝慢令恃功藩镇大臣, 一日而列于环卫, 皆俯伏骇汗”27。与此同时, 实施“稍夺其权, 制其钱谷, 收其精兵”28的措施, 对各地节度使的地方实权予以剥夺, 在制度上逐渐形成文臣知州、知县管理地方的体制, 取代了旧有藩镇属下的武臣刺史、县令, 节度使遂演变为位高而无权的官衔。

大致来说, 在宋太祖的压制下, 军功将帅及其家族享受到优厚的经济待遇, 在“杯酒释兵权”过程中, 赵匡胤还鼓励他们置买歌儿舞女、良田美宅, 为其发财致富打开便利之门。同时, 其子弟也享有恩荫入仕的权利, 但却失去了以往世代把持政治大权的机会。其实就其恩荫的特权而言, 与文臣高官并无多大差别。所以, 他们也不能成为政坛上的垄断势力集团。

最后, 宋太祖君臣还动手解决长期存在的文、武关系严重失衡的问题, 禁止将帅干预中央和地方政治, 强调文臣与武将的角色与分工29, 并采取各种措施逐步提高文官及士大夫的社会地位, 在体制上牵制武将势力, 以便从根本上杜绝来自武力因素对国家秩序的危害。宋初以来, 统治集团更在意识形态上予以配合, 竭力恢复并强化儒家的纲常伦理观念, 以维持社会稳定。在此基础上矫正以往风气, 在社会意识中消弭重武轻文的观念, 以更大限度地稳定新生的政权秩序。宋太祖朝的一系列崇儒举动, 旨在向天下传递尊儒重文的信息。可以说, “崇文抑武”的治国思想、方略就此初步萌发。30

经过宋太祖朝治国思想方略的启动、一系列制度建设和举措的推行, 武人不仅远离了朝政的中心, 而且军功集团也趋于瓦解, 逐渐退出了中央和地方行政机构, 其政治影响力大为减弱。

宋太宗即位后, 继续了以往的施政路线, 尤其是随着二次北伐的失败, 宋统治集团将注意力转向内部, 采取“守内虚外”之策31, 从此彻底放弃武力收复燕云的目标, 也停止了开疆拓土的活动, 其军事思想转为保守, 积极防御的战略被消极防御的战略所取代。据记载, 当第二次北伐失败后, 以重臣赵普为首的执政群体便激烈批评北伐行动。赵普还告诫道:小人 (指武将) 好战, “事成则获利于身, 不成则贻忧于国”;又从维护皇帝个人利益出发, 特别提出“兵久则生变”的劝诫, 深得宋太宗的认同。32基于第一次北伐期间有将领谋立宋太祖之子事件的教训, 因此, 宋太宗加剧了对武将的猜忌心。王船山即敏锐地指出:“宋所忌者, 宣力之武臣耳, 非偷生邀宠之文士也。”33于是追求专制皇权统治稳定和“文治”功业成为施政的重心, 边防则退为次要问题。因此, “崇文抑武”的治国方略遂得到确立, 即:侧重于以儒家道德思想治国, 推崇文治而排斥武功, 有意抑制武力因素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影响, 以求长治久安。表现出的国家发展路线便是:强调文治, 重心在内, 回避、放弃武功。为了防止军事将领群体干扰其主导方针, 又实施“将从中御”之法, 对武将处处设防, 不断钳制打压。

通过宋太祖、太宗两朝的上述举措及活动, 开国军功集团作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在政坛上失去了发展的空间, 很快被瓦解和边缘化了, 军事将领仅仅成为官僚队伍的一部分而存在, 而唐末五代以来强大的武人社会力量也迅速消解。到宋太宗朝, 武将群体不仅地位下降, 而且精神状态也呈现一派颓势, 受到士大夫的轻蔑。以至于文臣王禹偁为此不平, 提出了“望减儒冠之赐, 以均战士之恩”、“抑儒臣而激武臣”34的激进主张。位居枢密使的大将曹彬, 在街市上与士大夫相遇, 也要做出退避让路的姿态。35曹彬此举颇具有象征性和示范性。

宋人张演指出:“宋朝之待武臣也, 厚其禄而薄其礼。”36也就是说宋廷对武将在经济上给予优待, 但在权威、礼仪上却予以压制和歧视。此语极为深刻地道出了宋朝压制武人及军功集团的精神要点。这种以钳制、打压为根本, 以优容、宽纵为表象的做法, 实非偶然或一时权宜, 而是出于当时“崇文抑武”思想方略与现实统治的需要。

事实上, 宋初军功集团在政治上的消亡, 除了统治者的主动举措外, 其实还存在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即:唐宋之际社会发生重大变迁, 中古时代的特权门阀世族至宋已经消亡, 士庶区隔消失后, 地主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此, 军功贵族失去了生存的社会环境。同时, 宋朝在以往的基础上, 大规模实行了募兵制度, 特别是实施“荒年募兵”的举措。37而在租佃经济发展起来的背景下, 募兵队伍主要由被土地排挤出来的破产农民组成, 另外还包括充军的罪犯, 因此其社会地位便低于以往征兵制下的军人, 这从士兵面部刺字这一与罪犯共有的标记可以说明。如宋代人指出:“往往天下奸悍无赖之人, 苟其才行足以自托于乡里者, 未有肯去亲戚而从召募者也。”38士兵被视作“贱隶”的结果, 也极大地削弱了军人的社会地位和尊严。而极端化地加强皇权和收兵权的结果, 自然进一步抑制了军功集团的社会影响。

三、宋朝军功集团消失的影响

宋朝开国以来, 在前述一系列方针、举措的推动下, 军功集团迅速退出政治舞台的中心, 以往长期存在的军功影响政治的传统因此发生变化。而这一结果的出现, 对宋朝政治及社会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总的说来,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 加速了科举出身的官僚士大夫在政坛的崛起。如上所述, 在唐宋之际社会巨变的过程中, 宋统治者代表以地主为主的有产阶级的利益, 认为“富室连我阡陌, 为国守财, 缓急盗贼窃发, 边境骚动, 兼并之财乐于输纳, 皆我之物”39。自然也要依靠他们的支持。而人数众多、分散各地的地主, 是无法像以往对待少数贵族、世族那样都给予政治特权, 只能通过选拔或流动的办法, 由他们中的代表人物组成国家的政治中坚力量。于是科举制度迅速发展, 必然成为选官制度的主体。

随着宋初抑制军功集团的措施和“崇文抑武”方略不断发挥效用, 大致到宋太宗朝后期, 武将势力在政治上已逐渐处于配角的地位, 科举官僚则居于统治集团的核心, 随后其影响力日益扩大, 至宋真宗朝以后则完全成为统治集团的主体。通过《宋史·宰辅年表》, 可以清楚地看到宋朝宰执大臣基本由科举出身构成的事实, 如北宋宰相共有71人, 其中64人出身进士。其余非科举出身的7人中, 其中仅有3人为开国功臣, 而在所有的宰相中, 竟无一人出身武臣。40南宋时期的情况也大体如此, 共有宰相62人, 其中51人出身科举, 6人出身太学生, 其他4人出身恩荫, 1人出身武臣。41

不仅如此, 为了防止军权旁落、武人干政, 宋朝设置枢密院掌管最高军事决策和机要。随着形势的发展, 这一机关中科举出身的文官逐渐在人数上占据优势。宋真宗朝“澶渊之盟”后, 文官基本上控制了枢密院。到宋仁宗朝, 武臣很快就从枢密院退出, 直到北宋灭亡, 枢密院都几乎是文臣掌管。42南宋时期, 由宰相兼任枢密使往往成为定制。再从各地军事统率组织来看, 大约在“澶渊之盟”后出现了文臣参与统军的现象, 到宋仁宗时代遂形成了文臣担任主帅、武将充当副将的制度, 如宋哲宗朝人所说:“臣窃闻祖宗之法, 不以武人为大帅专制一道, 必以文臣为经略以总制之。武人为总管, 领兵马, 号将官, 受节制, 出入战守, 唯所指麾。”43因此, 就宋代文官士大夫在政坛的位置而言, 确已达到前所未有的地位。44北宋中叶人即指出:“今世用人, 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 近侍之臣文士也, 钱谷之司文士也, 边防大帅文士也, 天下转运使文士也, 知州郡文士也, 虽有武臣, 盖仅有也。”45南宋时期, 大致延续了这一格局。

如此一来, 宋朝科举文官集团长期执政, 武将群体受到压制, 文官武将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新的失衡, 并产生巨大的鸿沟, 使得宋朝以前盛行的“出将入相”现象消失, 从而极大地改变了统治集团的构成, 形成了典型的文官士大夫政治。

其次, 对宋朝国家发展走向产生重要影响。军功集团在宋朝政治上的消退, 制约了尚武力量对王朝施政的影响, 文官大臣的主张更容易付诸实施, 特别是体现在对外政策与边防方面, 积极进取、开疆拓土的活动遂受到遏制。宋太宗第一次北伐失败后, 文臣张齐贤便上疏反对用兵:“臣闻家六合者以天下为心, 岂止争尺寸之事, 角强弱之势而已乎?”46到第二次北伐失败后, 文臣执政群体便激烈批评用兵行动。赵普认为:“岂必穷边极武, 与契丹较胜负哉?”47端拱 (公元988—989年) 初, 宋太宗诏文武群臣“各进策备御”。宰相李昉“引汉、唐故事, 深以屈己修好、弭兵息民为言, 时论称之”48。淳化四年 (公元993年) , 宋太宗与宰臣吕蒙正讨论到战争议题, 吕氏以隋、唐动武之害为例, 认为隋唐两朝数十年间, 四次讨伐辽东, 人不堪命。因此“治国之要, 在内修政事, 则远人来归, 自致安静”。文臣的这些意见, 最终都影响到宋太宗的态度。如宋太宗接受了宰相吕蒙正的意见, 表示:“且治国在乎修德尔, 四夷当置之度外。”49“守内虚外”遂成为重要的治国之策, 并被作为祖宗之法为后世所沿袭。如:大中祥符三年 (公元1010年) , 当有将领反映西夏“颇不遵守誓约”时, 宋真宗询问宰相王旦道:“方今四海无虞, 而言事者谓和戎之利, 不若克定之武也。”王旦则说服道:“止戈为武。佳兵者, 不祥之器。祖宗平一宇内, 每谓兴师动众, 皆非获已。先帝时, 颇已厌兵。今柔服异域, 守在四夷, 帝王之盛德也。”宋真宗深以为然。50

由此历史上高度重视和依赖军事武力的传统发生了转变, 强军强国的发展路线逐渐被追求文治和稳定的思想取代。就政治理想而言, 宋儒们追求的是“圣王”之道, 而不是秦汉以降的“霸道”。如力主改革的王安石也劝告宋神宗不必效仿汉唐盛世, 而应当直追三代、“法先王”51。宋朝主流意识从理论上否定汉、唐“盛世”, 便意味着反对追求“霸道”和武功, 对开疆拓土从价值上予以否定, 文治昌盛成为国家追求的发展目标。

第三, 对社会价值观与风尚的深远影响。宋初以来, 随着军功集团在政治上的消退, 以及“崇文抑武”方略的推行, 科举制度与文官士大夫的政治影响力持续高涨, 逐渐形成了文尊武卑的价值观。北宋中叶人田况引用当时人的话说:“状元登第, 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 逐强敌于穷漠, 凯歌劳还, 献捷太庙, 其荣亦不可及也。”52从“文”遂成为宋代世人追求的目标, 所谓:“今也举天下之人总角而学之, 力足以勉强于三日课试之文, 则嚣嚣乎青紫之望盈其前, 父兄以此督责, 朋友以此劝励。”53所谓“满朝朱紫贵, 尽是读书人”54。投军则很难受到世人的赞许, 如著名理学家张载年轻时, 面对爆发的对夏战争, “慨然以功名自许, 上书谒范文正公。公一见知其远器, 欲成就之, 乃责之曰:‘儒者自有名教, 何事于兵!’因劝读《中庸》”55。南宋初, 抗金形势异常紧张, 还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时议者以为自兵兴以来, 士大夫一入军中, 便窃议而鄙笑之, 指为浊流。”56可见即使在国家用兵之际, 这种观念仍然在产生影响。

与以往相比, 宋代社会风尚发生重要的变化, 军功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大为削弱, 士人、文臣通常不愿投笔从戎, 政坛还形成突出的“文不换武”现象, 即文官不愿转换为武职。57而作为领风气之先的文臣学子的这一行为, 又无疑对当时社会风尚产生重大的影响, 造成以从军为耻的观念, 社会精英遂远离军伍, 从而使传统的“尚武”精神显著衰减。

最后, 对边防产生直接的影响。如前所述, 由于传统的军功集团及其政治倾向在宋代受到遏制, 宋太宗以来又奉行“守内虚外”之策, 被动、消极防御的战略主导了国防, 并为其嗣君所继承, 将帅对军队的指挥受到各种钳制。因此, 虽然宋朝军队数量庞大, 但边防却不免长期陷于被动挨打的境地。

通览宋朝历史, 不难发现自宋太宗北伐失败之后, 统治集团便实施全面防御的军事部署, 积极主动的军事主张及活动通常受到压制, 将领往往处于束手束脚、无所作为的境况。所谓“图阵形, 规庙胜, 尽授纪律, 遥制便宜, 主帅遵行, 贵臣督视”58, 致使边防出现被动挨打的状况。史称:“及乎贼众南驰, 长驱深入, 咸婴城自固, 莫敢出战, 是汉家郡县, 据坚壁, 囚天兵, 待敌寇之至也。所以犬羊丑类, 莞然自得。”59宋真宗登基后, 在消极防御的祖宗之法影响下, 北方和西部战线频频告急。“澶渊之盟”订立后, 宋统治集团又进一步视议和为解决边患的“良药”, 边防建设更得不到足够重视, 军队少有积极行动。如宋人所说:“澶渊之盟”后, 宋真宗君臣安于现状, 回避边患问题, “则知兵革不用, 乃圣人本心, 自是绝口不谈兵矣”60。到宋仁宗时代, 由于统治者对边防缺乏远见, 依旧固守原有的部署, 于是在数十年的和平环境之下, 军队士气和战斗力低下的情况更为严重, 至宋夏冲突爆发后, 脆弱的防御体系立即暴露无遗。所谓:“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 无意于兵。将士惰偷, 兵革朽钝, 元昊乘间窃发, 西鄙延安、泾原、麟府之间, 败者三四, 所丧动以万计。”61以后, 宋朝虽然在个别阶段对军事部署有所调整, 但其主体宗旨却从未改变, 可以说, 宋统治集团继续了排斥武功的传统, 满足于维持内部的稳定, 重大边防战争不到不得已通常不为之。诚如朱熹所指出:“本朝全盛之时, 如庆历、元祐间, 只是相共扶持这个天下, 不敢做事, 不敢动。被夷狄侮, 也只忍受, 不敢与较。”62南宋时期, 大致延续了北宋的做法, 虽然长期处于外患的巨大压力下, 要求抗金的呼声不断, 但在长期惯性思维与制度的推动下, 主和仍然成为朝廷的主流意识, 不敢也不愿主动用军事方式收复北方失地, 而满足于偏安江南。宋高宗君臣甚至不惜借杀害岳飞之举, 实施第二次“收兵权”, 压制主战派和一度抬头的军功集团力量。

综上所述, 中国古代政坛上长期存在的军功贵族或军功集团, 至宋代迅速瓦解, 传统的军功的重要政治影响力也随之衰亡。这一现象的出现, 不仅改变了宋代的统治结构, 而且对其政治、军事以及社会风尚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注释

1 目前, 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刘子健:《略论宋代武官群在统治阶级中的地位》 (载《两宋史研究汇编》,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版) 、黄宽重:《中国历史上武人地位的转变:以宋代为例》 (载《南宋军政与文献探索》,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0年版) 、陈峰:《北宋武将群体与相关问题研究》 (中华书局2004年版) 等, 主要从武官的地位变迁及构成等方面论述。在本文关注的主旨问题上, 还缺乏进行全面、深入的探究。

2 《左传》成公十三年, 《春秋左传集解》,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第722页。

3 《周礼》卷四《夏官司马第四》, 四部丛刊初编本。

4 《国语》卷六《齐语第六》, 四部丛刊初编本。

5 《孟子》卷五《滕文公上》, 四部丛刊初编本。

6 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一《上皇帝万言书》,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第7页。

7 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 三联出版社2000年版, 第240—243页。

8 《汉书》卷六八《霍光传》, 中华书局1962年版, 第2939页。

9 陈傅良:《历代兵制》卷二《东汉》,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 (齐鲁书社1984年版) 第三章第一节《大将军 (附各种武官) 》, 在对秦汉时期武将的设置情况进行叙述的同时, 充分肯定了高级武将在当时的重要地位, 其中特别是大将军至前后左右将军的地位相当高, 而大将军、骠骑将军的权威甚至在宰相之上, 车骑将军、卫将军等也位比三公, 在九卿之上。

10 李世民:《帝范》卷四,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 洪迈:《容斋续笔》卷一○《汉初诸将官》, 四部丛刊续编本。

12 刘肃:《大唐新语》卷一一, 中华书局1984年版, 第167页。

13 《韩非子》卷一七《定法第四十三》, 四部丛刊初编本。

14 这方面的研究已有相当多成果, 参见漆侠《二十等爵与封建制度》, 《求实集》, 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第40—59页。

15 《颜氏家训》卷上《勉学第八》, 四部丛刊初编本。

16 《颜氏家训》卷下《诫兵第十四》。

17 参见阎步克《品位与职位》, 中华书局2002年版, 第34—35页。

18 《李太白文集》卷一四《送外甥郑灌从军三首》 (之一) ,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9 《旧唐书》卷一三八《赵憬传》, 中华书局1975年版, 第3778页。并参见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 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第26页。

20 《续资治通鉴长编》 (以下简称《长编》) 卷一, 建隆元年正月辛亥, 中华书局2004年版, 第6页。另, 张、赵二氏无传, 其事迹略见于《宋史》卷二五○《韩重■传》, 中华书局1977年版, 第8823—8829页。另《宋史》卷二五○将韩、罗及王氏传与石守信等并列, 亦为佐证。

21 《宋史》卷二五一《韩令坤传》、《慕容延钊传》, 第8833、8834页。

22 《旧五代史》卷九八《安重荣传》, 中华书局1976年版, 第1302页。

23 《长编》卷二, 建隆二年七月戊辰条 (第49页) 记载宋太祖云:“天下自唐季以来, 数十年间, 帝王凡易八姓, 战斗不息, 生民涂地, 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 为国家长久计, 其道何如?”赵普答道:“此非它故, 方镇太重, 君弱臣强而已。”

24 范浚:《香溪集》卷八《五代论》,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5 《长编》卷二, 建隆二年七月庚午, 第50页。

26 《长编》卷二七, 雍熙三年七月甲戌, 第620页。

27 陈傅良:《历代兵制》卷八《宋》,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8 《长编》卷二, 建隆二年七月, 第50页。

29 参见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 三联书店2006年版, 第176页。

30 参见陈峰《试论宋朝“崇文抑武”治国思想与方略的形成》, 载《10—13世纪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第350—370页。

31 参见漆侠《宋太宗与守内虚外》, 载《宋史研究论丛》第3辑, 河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第1—17页。

32 赵普的议论, 见于《宋史》卷二五六《赵普传》, 第8934—8936页、《长编》卷二七, 雍熙三年五月丙子, 第614—617页。第一次北伐期间, 曾发生了部分将领试图拥戴宋太祖之子称帝的事件, 宋太宗对此一直耿耿于怀。此事见于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二, 中华书局1989年版, 第36页。

33 王夫之:《宋论》卷二《太宗》, 中华书局1964年版, 第37页。

34 《长编》卷三○, 端拱二年正月癸巳, 第673页。

35 《宋史》卷二五八《曹彬传》, 第8982页。

36 章如愚:《群书考索》后集卷二一《官门》,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7 参见邓广铭《北宋募兵制度及其与当时积弱积贫和农业生产的关系》, 《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4期。

38 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一《上皇帝万言书》, 第7页。

39 王明清:《挥麈后录·余话》卷一引《枢廷备检》, 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 第221页。

40 《宋史》卷二一○至二一二《宰辅年表》, 第5416—5531页。

41 据《宋史》卷二一三、二一四《宰辅年表》 (第5543—5655页) 记载, 可知57人出身情况。其余沈该、曾怀、钱象祖、留梦炎和吴坚等5人出身背景, 则考诸其他史籍获知, 见陈■《南宋馆阁录》卷七《官联上》, 中华书局1998年版, 第77页;《宋史》卷三四《孝宗纪二》, 第653页;陈耆卿:《赤城志》卷三三《人物门·本朝》,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宋史》卷四三《理宗纪三》, 第830页;陈■:《南宋馆阁录·续录》卷八《官联二》, 第308页。

42 陈峰:《从枢密院长贰出身变化看北宋“以文驭武”方针的影响》, 《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

43 刘挚:《上哲宗论祖宗不任武人为大帅用意深远》卷六五《百官门》, 《宋朝诸臣奏议》,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第724页。

44 参见陈峰《宋朝的治国方略与文臣士大夫地位的提升》, 《史学集刊》2006年第1期。

45 蔡襄:《端明集》卷二二《国论要目》,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6 《宋史》卷二六五《张齐贤传》, 第9151—9156页。并见《长编》卷二一, 太平兴国五年十二月辛卯, 第484—485页。

47 赵普的议论, 见于《宋史》卷二五六《赵普传》, 第8934—8936页;《长编》卷二七, 雍熙三年五月丙子, 第614—617页。第一次北伐期间, 曾发生了部分将领试图拥戴宋太祖之子称帝的事件, 宋太宗对此一直耿耿于怀。此事见于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二, 中华书局1989年版, 第36页。

48 《宋史》卷二六五《李■传》, 第9137页。

49 《宋史》卷二六五《吕蒙正传》, 第9147页;《长编》卷三四, 淳化四年十一月甲寅, 第758—759页。

50 《长编》卷七三, 大中祥符三年五月癸卯, 第1672页。

51 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一《上皇帝万言书》, 第2页。

52 田况:《儒林公议》,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3 叶适:《水心别集》卷一三《科举》, 《叶适集》, 中华书局1961年版, 第799页。

54 张端义:《贵耳集》卷下, 丛书集成初编本。

55 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 载于朱熹《伊洛渊源录》卷六,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6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 绍兴六年十一月戊寅,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7 参见陈峰《从“文不换武”现象看北宋社会的崇文抑武风气》, 《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2期。

58 杨亿:《武夷新集》卷一○《李继隆墓志铭》,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9 《长编》卷三○, 端拱二年正月癸巳, 第667页。

60 曹彦约:《经幄管见》卷一,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1 《苏轼文集》卷三七《代张方平谏用兵书》, 中华书局1996年版, 第1050页。

62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二七《本朝一》, 中华书局1986年版, 第3051页。